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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发展到政治转型

——当代民主化进程研究的范式转移

王金红 黄振辉

【内容提要】 在当代民主化进程研究中,从政治发展到政治转型的范式转移趋势日益明显。由于政治发展范式在基本假设上存在先天性缺陷,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与对未来的预测能力逐渐枯竭,导致了这一范式的衰落。政治转型理论因其在研究主题、理论假设、理论期待、理论资源、研究方法等方面比政治发展范式更具优势,逐步成为新主流范式。中国政治学在当代民主化进程的研究中要想在理论上取得新突破,在实践上产生新影响,必须积极面对这场新的范式转移,借鉴和吸收政治转型理论范式,实现民主化进程研究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与研究策略的总体性转变。

  在当代民主化进程研究中,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发展范式长期以来都是研究的主导范式。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拉美以及东欧的许多国家与地区先后出现国家政体大转型的政治变迁,这使得原有的主导范式无法有力地解释在这些国家与地区发生的政治变迁。为了应对来自于现实的挑战,比较政治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转型政治学”(politics of transition)在20世纪80年代应运而生。国内敏锐的学者意识到,这是民主化进程研究的最新变化,并认为这是政治学研究的新兴领域。{1}随着转型政治学的不断升温,“政治转型”一词频繁地出现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之中,曾是民主化进程研究主导范式的政治发展理论逐渐为主流政治学者所离弃。种种迹象表明,政治发展范式已经走向衰落,政治转型范式已经兴起。在当代民主化进程研究之中,为什么政治发展范式会走向衰落?为什么政治转型理论能够成为新主流范式?中国政治学界应如何面对这场范式转移?这些问题值得关心世界民主化进程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学者认真思考。本文试图从学术范式演进的角度分析当代民主化进程研究范式转移的趋势及原因,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出新的期待。

一、政治发展理论范式的衰落

  政治发展范式的兴起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 ~ 60年代的酝酿阶段;60 ~ 70年代是政治发展理论的活跃期,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70年代之后政治发展理论进入衰落期。{2}要理解为什么政治发展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衰落期,必须首先了解政治发展研究的缘起。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非拉地区出现了大量新独立国家,这些新独立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建立现代国家。同时,在冷战时期,发展中国家是美苏之间重要的争夺对象。在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西方国家迫切需要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其目的是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依据,于是区域发展研究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迅速走红。最早介入发展中国家研究的是经济学家,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罗斯托(Rostow)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毋庸讳言,发展理论具有强烈的“经济中心主义”色彩。后来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介入到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代表性的学者是米德、福特基金会的萨顿(Donald S.Sutton)以及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发展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建构了一套宏观的理论架构,为政治学家介入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理论资源。来自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资源造就了政治发展范式天生的混血特质。这不仅体现在理论框架上,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从政治发展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伊斯顿(David Easton)、阿尔蒙德(Almond)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发现上述理论特质。{3}

  政治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早期的发展理论将政治发展等同于政治民主化,后期的发展理论家认为民主化只是政治发展的众多面向之一。长期以来,政治发展的研究者对政治发展的内涵尚没有取得共识。阿尔蒙德强调政治角色分化、次级体系的自主性和政治文化世俗化,路辛·派伊则从十个方面强调政治发展诸面向。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政治秩序的稳定。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比政治民主化具有更高的价值。{4}作为政治发展理论阵营中最具自我反思性的学者,亨廷顿曾对政治发展范式的假设提出严厉的批评,但这种批评没有彻底破坏政治发展范式的理论“硬核”,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政治发展理论范式进行了修复。从此,后来的研究者一部分在政治发展的理路上继续前进,一部分转向了政治转型理论。

  政治发展范式的基本假设主要有三个。一是“分类假设”,政治发展范式将全世界的国家与地区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指西方发达国家;第二世界指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则指刚刚取得独立的欠发达的亚非拉国家。二是“条件假设”,在政治发展理论中,经济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李普塞特(Lipset)认为,“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关系。{5}三是“单线进化假设”,进化假设最早可以溯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后来社会学家斯宾塞等人将这个理论引入到社会学研究中。在社会学家看来,人类社会存在传统与现代之分。当这个框架被移植到政治发展范式之后,政治学家们也普遍认为政治发展的层次同样存在“传统 / 现代”的二元之分,政治发展就是伴随着都市化、教育水平提高、大众传媒的发达、社会阶层分化、政治体系分化而导致传统社会逐渐消逝的过程。{6}简言之,社会就是不断地从“传统”向“现代”单线演进。为此,政治发展的理论家们构建了政治发展“单线进化”的理想演进路径。阿尔蒙德认为,任何政治体系都具备政治社会化、利益表达、利益凝聚和政治交往四个方面的功能;借鉴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资源,阿尔蒙德发展出比较政治的分析框架。发展理论认为发达的工业国家是欠发达国家的最终归宿。{7}

  政治发展首先是一个区域性范畴,其特指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但问题在于,这种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对全球进行三个世界划分的分类方法并不准确。美国学者威亚尔达(Howard J. Wiarda)对这种分类方法提出了质疑,在《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一书中,他认为,文莱、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经济非常富裕,但社会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却非常滞后。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如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取得了经济发展,按照这个标准又能否划入第一世界?而中亚五国、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国事实上和第三世界的国家并无多大区别。{8}显然,按照原来的划分标准无法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号入座”。其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政治层面的“三个世界”不等于经济层面的“三个世界”。更本质地说,这个粗糙的分类假设的提出是其与政治发展范式的另一假设——“条件假设”相嵌套的结果。

  政治发展范式的“条件假设”认为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决定性条件,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民主化进程同步推进,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现实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事实上,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民主与经济的关系先是被修正为:民主不一定促进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可能促进民主的发展。“只要人民富足起来,民主是他们可能要求的东西之一。”{9}后来又有学者认为,“关于经济对于民主化过程的影响,常常难以或者不可能提出系统性的论断。”{10}亨廷顿的研究结论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研究表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带来的往往不是稳定和民主,社会的现代化使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增加了,但是实际的生活水平却不能适时满足这种渴望,这引发社会颓丧不满;同时,发展中国家社会流动水平偏低,政治制度化水平有限,其结果是导致整个社会的政治动乱。{11}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忠实捍卫者,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提出了“政治过渡带”理论,{12}试图对已经破损的政治发展理论“硬核”进行修复。然而,以实证与规范交互研究见长的普沃斯基(Przeworski)通过对141个国家从1950年到1990年的经济数据分析证明,经济现代化并不是民主化的原因。他认为,“我们只能说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似是而非。”{13}西方学者发现,来自当代中国的经验同样不支持经济发展是民主政治决定性因素的假设。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幕珍(Jean Oi)在中国农村的调查中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村民自治的实施有一种反比关系;而欧博文(O’Brien)却发现,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比较容易提倡村民自治;苏珊(Susan Lawrence)则注意到,比较贫穷的地方反而能更好地实行村民自治。{14}这说明具有强烈的条件决定论色彩的政治发展范式,其最为基本的“条件假设”通不过经验事实的检验。

  政治发展范式的“单线进化假设”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对“单线进化假设”中“传统 / 现代”二元划分最严厉的批评者认为,“传统 / 现代”划分方法过于极端化。在经验世界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发展理论家所认为的传统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并没有逐渐消逝。在现代化舞台上,传统社会各种非正式制度,如裙带关系、庇护制等并没有被瓦解与被破坏,只不过是改头换面,潜藏在发展中国家政治体系底部。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于拉美国家的苏丹化。我国学者萧功秦也认为,在中国地方政府中也存在庇护网政治。{15}在经验层面,更多的国家处在“传统 / 现代”的中间状态,现代与传统的元素相互并存。从传统观念向更加现代化观念的转变并不是普适的和必然的。{16}另一方面,“单线进化假设”所认为的制度普适性事实上也并不存在。政治发展范式的“单线进化假设”让一部分学者相信,亚非拉地区需要西方式的民主。这导致政治发展理论家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勇敢地承担起民主布道者的角色,向亚非拉地区输出西方民主。事实上,他们向亚非拉地区输出的民主是一种西方已经摒弃的民主形式——以多数人名义的精英统治,同时他们输出的经济制度也是西方业已摒弃的市场形式——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言: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为一片荒野。{17}市场和民主的输入,并没有给这些国家与地区带来福祉,“在非西方世界中,市场和民主在全球扩展是集体仇恨与种族暴乱的一个首要的,使之恶化的原因。”{18}随着 “后现代主义”的提出,以进化论为理论底色的现代化理论旧枝新发,重获新生。这恰恰表明理论家开始反思单线进化假设: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是否能为全球社会所复制?现代化是否只能以西方国家为参照?人类迈向现代化是否只能单线式推进?现代化是否等于现代性?这些反思同时也证明了进化假设越来越站不住脚,无论是现代化还是现代性都有多种可能性。

  政治发展范式的衰落跟它的理论预见能力枯竭有关。亨廷顿认为,自19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三次民主化浪潮,其中,对政治发展范式的衰落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19}这场席卷南欧、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东欧国家的民主化浪潮不但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的政治格局,而且也对政治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遗憾的是,政治发展理论不但没有预测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且也不能准确地预测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是否会紧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后尘。{20}面对突变的现实世界,政治发展范式解释能力与预测能力的苍白性显露无遗。理论的困窘促使研究者对原有的理论框架进行反思。有人认为,政治发展理论之所以会崩溃,主要原因是其理论本身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单线发展理论和狭隘经验主义等内在局限性;{21}还有人认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渊源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内在冲突所致。{22}然而,政治发展理论范式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被普遍接受是因为有来自于逻辑与经验两方面的支撑。为什么这套有自己的逻辑与经验支撑的理论范式会走向衰落?是否它建构的逻辑同它所依赖的经验发生了内在冲突?以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为支撑的政治发展范式一直追求科学化,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具备了相当多的科学成分。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强调,“为了可靠,一项认识应当由经验反复检验过的观点组成,所有的证据都必须以观察为基础,”{23}即运用经验事实和数据对特定的逻辑进行实证。然而,它却无法穷尽所有的经验事实,只要发现相反的经验事实,被证实的逻辑可能会遭遇被相反的经验事实证伪的困境。政治发展范式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无法避免经验对逻辑的证伪,这一先天性缺陷决定了它的理论寿命不可能长久。

  政治发展范式不但在基本假设方面受到了经验的否定,而且由于其理论的局限性,越来越难以有力地解释不断涌现的鲜活政治现象。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亚非拉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军事政变,出现了威权主义以及与其相伴随的国家主义和统合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的兴起使得民主的前途变得黯淡。这些威权主义国家和地区,如巴西、新加坡、墨西哥、台湾在经济上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这些“官僚—威权主义”国家与地区既不属于完全的民主政体,也不属于经典意义上的专制政体,而是一种有可能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渡型政体。为什么这些国家与地区在经济上发展起来但在政治上并没有如政治发展理论所期待的一样实现民主化?这些国家与地区是否会走向民主化?如果会,又是怎样一种进程?军事威权主义是否是现代化的另一种途径?军事威权主义、统合主义会长期存在吗?对于这些问题,政治发展范式既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也无法对未来的政治变迁提出有效的预测,更无法开出丰富的“处方”。随后,全球化浪潮以及恐怖主义的出现(尤其是911事件),使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化浪潮以及超国家(supranational)与次国家(sub-national)治理层次的出现开始挑战政治发展范式中原有的区域性概念。正如甘布尔所言:“民族国家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24}而恐怖主义的出现也使西方社会开始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总之,在上述的背景之下,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威权主义国家向民主过渡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了政治转型,更为关注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问题。伴随着政治发展范式日渐衰落,新的范式正在蛹变,其中,政治转型理论首先破茧而出。

  尽管政治发展范式的颓局已现,但在当代政治学的理论建设中,它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美国圣母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哈葛扁(Frances Hagopian)在《重访发展政治学》一文中,对发展政治学(即政治发展理论)的学术贡献做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她认为,发展政治学所建立的政治参与、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结构与功能、政治腐败、政治秩序等分析概念为当代政治学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为战后新兴国家的民主化建设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视野。同时,哈葛扁也承认,1960年代建立的发展政治学今天看来的确是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可能跟这个理论范式所依赖的现代化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以及有目的的政治进化论的局限有关,但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年轻一辈的政治学者没有着力去推动这一范式的发展。因此,只要扩大这一理论的研究对象,拓展它的研究主题,确立新的研究重点,这一理论范式的复兴是大有希望的,“发展政治学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也许并非已经过去,而是尚未真正到来”。{25}然而,值得商榷的是,哈葛扁在展望发展政治学复兴前景的时候,所列举的一些可能开创这一理论范式新局面的代表人物,例如林茨(Juan J Linz)、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海哥德(Stephen haggard)、考夫曼(Robert R.Kaufman)、李普哈特(Lijphart)等,与其说是政治发展理论范式的继承人与创新者,不如说是政治发展范式的叛逆者与政治转型理论范式的奠基人。哈葛扁的观点在为政治发展理论范式树碑立传的同时,也变相地贬低了这一理论范式过去近40年的学术贡献。她一方面认为政治发展理论失败的关键原因是年轻一代政治学者没有推动这一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列举众多早已不属于政治发展理论阵营的重量级新生代政治学者在民主化进程研究领域所做的探索与创新;一方面承认20世纪60年代是政治发展理论的全盛时期,20世纪80年代晚期这一理论已经日薄西山,另一方面又预言这一理论“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尚未真正到来”,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本身就暴露了复兴政治发展理论的底气不足。

二、政治转型理论范式的兴起

  

  如亨廷顿所言,“(20世纪)60年代初,源于区域研究和源于行为主义革命的两股潮流汇合在一起,结果有意识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发展的问题上来。”{26}政治发展研究的主题是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准确地说是关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以及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冷战时期的美国制定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提供依据,这注定其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政治发展研究具有相对比较明确的研究范畴,其空间范围一般是指第三世界,或者说发展中国家;而其时序范围则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转型的研究范畴与政治发展的研究范畴不同,政治转型关注的对象不仅仅有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关注南欧国家、俄罗斯、东欧等“新兴国家”。这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政治发展范式的“条件假设”相左,这些国家并没有进入民主化的“快车道”,而是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反复的转型。政治转型论更加侧重于关注这些国家在完成经济体制转型之后,能否出现政治转型、如何出现政治转型、转型之后能否出现巩固的民主。普沃斯基指出,“民主过渡的核心问题就是这种过渡是否会导致一种巩固的民主体系,在这样的政治体系内,相关的政治力量把其利益与价值托付于不确定的民主制度博弈,并服从民主过程的结果。”“过渡就是从旧政权走向新共和国。”{27}

  政治发展范式的基本假设之一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只要经济发展了政治发展就会同步跟进。而政治转型论则不接受这个核心假设。政治转型论者认为,经济发展仅仅只是民主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但绝非充要条件,“发展水平与民主可能性之间关系并没有告诉我们民主转型会何时发生,如何发生,如果民主转型发生,是否会成功完成转型。”{28}转型论者更像是过程论者,其核心假设可以概括为转型过程是复杂、曲折、难以预期的。如林茨(Juan J Linz)就将民主转型置于公民社会、政治社会、结社生活、官僚体系以及经济社会等五个场域构成的框架之下进行过程的动态分析。

  由于基本假设不同,政治转型论者与政治发展论者的理论期待也不一样。发展论者按照罗斯托、帕森斯,李普赛特和阿尔蒙德等人提出的理论,到欠发达地区去考察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阶段”,去期待帕森斯的“模式变量”、阿尔蒙德的“利益凝聚”、“政治结构—功能分化”。但是,发展理论的理论期待与现实经验往往完全不符。在发展中国家充斥的是大量的任人唯亲、暴力与腐败现象。正如威亚尔达所言,发展论的信奉者“提出了错误的问题,期待着错误的事情发生。”转型论者对这种理论期待进行了修正。在转型论者的理论期待中,民主化转型过程是不确定的且具复杂性;即使发生了民主转型,民主巩固也是长期而艰难的;同时,民主化的“路径”也具有多种可能性。普沃斯基认为,在专制体制崩溃,民主提上日程的转型时期内,有可能出现各种变数。普沃斯基分析了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五种结果,具体包括:民主制度无法持续,政治力量为建立新专制而搏斗;民主制度无法持续,政治力量赞成过渡(transition)后建立民主;某些民主制度若被采纳就坚持下来,但是冲突的政治力量拼力建立专制;民主制度若被采纳就能持续下来,但是冲突的政治力量建立一个不能持续的制度框架;民主制度若被采用就能坚持下来,而且真的被采用和坚持下来。{29}除此之外,与发展论者不同,转型论者认为经济体制转型与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都是根本性的转变,并且两者之间相互依赖。政治转型理论并不期待民主化转型一蹴而就,他们更关心是否出现巩固的民主,因为“巩固的民主只是威权体制崩溃后众多可能性结果之一”{30}。而林茨则用“完整的民主转型”(completed democratic transition)和“巩固的民主”(consolidated democracy)分析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的不同政体类型的民主化转型。总之,政治转型的理论期待与政治发展决定论的理论期待存在巨大差异。政治转型理论强调民主化进程不是具有约束性的必然,民主化转型具有选择性。同时,经济与政治(市场与民主)多种组合的可能性存在,意味着各种可能的转型路径都存在。{31}

  分析表明,政治转型范式与政治发展范式在研究主题、理论假设以及理论期待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从这些差异可以看出,政治转型理论更加具有新颖性和适应性,已经初步具备成为新主流范式的可能性。根据范式理论,判断范式革命是否出现更重要的标志在于理论资源、研究方法与技术方面的创新,在这些方面,政治转型范式比政治发展范式更具优势。

  政治转型范式第一个方面的理论资源是“转型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经济发展的泥沼,各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也开始不断涌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转型经济学”应运而生。研究经济转型的专家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根据对转型国家的经验研究认为,发展理论框架内的“华盛顿共识”存在对“总体不确定性”假设忽视的重大不足;在经济转型中,政治约束具有重要意义,渐进改革有助于集结改革的支持者,加强政治上的可行性;即使事先的政治约束不太重要,休克式改革也只会增加改革的不可逆转性,而对经济效率的改善无所助益。{32}与其说“转型经济学”是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因为其将经济学分析工具与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严密论证结合起来。对经济改革的研究难以绕过对政治改革的研究,经济学的理论资源被逐渐引入到政治学的研究之中。比较典型的是斯迪芬·海哥德与罗伯特·R·考夫曼(Stephen Haggard & Robert R..Kaufman )的著作《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政治转型范式第二个方面的理论资源是新制度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一批学者开始尝试性地运用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当今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政治转型现象。{33}尽管新制度主义与政治发展理论都关注民主化问题,但新制度主义采取更为新颖的研究策略。其最常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的“后韦伯主义”的阶级与国家构建框架,基于历史的事件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比较典型的著作是斯科克波尔(Skocpol,亦译为“斯考切波尔”)的《国家与社会革命》等著作。{34}这些著作采用宏观的历史比较方法,解释了民主与权威体制形成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新制度主义还将理性选择理论引入到民主化研究之中,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普沃斯基的《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这本出色的著作将博弈论引入到民主化进程的研究之中,给出了宏观政治变迁的微观解释机制。新制度主义不但关注正式的制度,而且也关注非正式制度,这种研究取向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帕特南(Robert Putnam)一举成名的代表作《使民主运行起来》,就对影响民主运行的文化、习俗以及社会资本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考察。新制度主义关注的另一兴趣点是制度变迁,这被引入到政治变迁研究之中。如研究政党应该如何转型;新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联盟对国家有多大的影响。{35}新制度主义是政治转型范式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它的贡献在于提供了新的语境。新制度主义对政治转型范式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一个整合宏观、中观与微观的分析框架,使三个层面之间的互动分析成为可能,恢复了政治体系研究的生命力,给民主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整体性的观察视野。

  政治转型范式第三方面的理论资源来自于自然科学。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自然科学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是被称为“3C理论”的突变理论、混沌理论与复杂性理论。其中对政治转型理论最具影响的是复杂性理论。复杂性表现为一种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是“交织在一起的东西”;复杂性表达了一种不可还原的特征,是一种将区分和关联相结合的思维。{36}复杂性理论是相当前沿的理论,其所研究的核心是在大量的元体(agent)按照不多的几条简单规则进行相互作用时,如何从中产生秩序与稳定。{37}复杂性理论这一基本思想成为政治转型理论新的理论资源。整体性与交互性是复杂性理论基本的思维方式,它厌恶还原论。而政治发展范式中武断的决定论具有非常强烈的还原论色彩,这恰恰成为政治发展范式的致命伤。复杂性理论还强调整体性,按照这种思想,转型必然是整体转型。从林茨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其对民主化分析的五个场域的条件,以及融合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的分析与复杂性理论的思想基本一致。政治转型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民主转型后,脆弱的民主如何巩固,这涉及到民主化的时间维度,复杂性理论能够为民主化过程中的秩序与稳定如何产生提供理论启示。在借鉴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之上,自然科学实验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出现在政治转型的研究之中。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研究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提出的“囚徒困境重复博弈奥林匹克竞赛”模式阐释了人类的合作如何产生及其复杂性。他指出,“合作的基础不是真正的信任,而是关系的持续性。双方建立稳定的合作模式的条件是否成熟比双方是否信任来得重要。在合适的条件下,合作甚至可以在敌对者之间产生。”{38}这一理论发现否定了霍布斯视“利维坦”以及卢梭视“人民公意”为必然的思想。换言之,无论专制还是民主都并非必要,也并非必然,民主自治的秩序完全可能在一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中自发生成。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成为民主化进程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因为民主化进程研究同样关注秩序、稳定与复杂性。合作复杂性的基本结论则可为民主转型中精英群体内部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如何达成妥协,实现“协调性转型”提供借鉴。总之,复杂性理论引入的重要意义不止于其所体现的重要思想,更重要在于其带来了自然科学的人工模拟、受控实验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这些都为民主化进程的微观发生机制的揭示提供了可能性,也有助于提高政治转型理论的预测能力。

  政治转型范式成为新主流范式也得益于研究方法的优势。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作为政治发展范式的主流分析方法,其基本的分析单位是个体(准确地说是个体行为),这种分析单位难免具有局限性。政治转型理论注重打通分析单位之间的壁垒,进行交互性的分析是其典型特征。因此,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政治转型研究中已经显得过时。首先,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发展的研究方法,其前提在于作为政治行动者的个体在政治变迁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事实上,个体对整个国家政治变迁的影响十分微弱。普沃斯基指出:“只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才有能力削弱民主体制的基石。”{39}因此,将分析单位设置在个体层次所得出的结论,势必面临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其次,行为主义分析方法在政治发展分析中得以可能的支撑性假设是“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发展,经济和政治和谐共进”。只有得到这个假设的支撑,才能用个体的表征性指标如人均收入、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等表示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去推断政治发展的状况,预测政治发展的未来。但是,如前所述,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相当微妙和复杂。“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带来的往往不是稳定和民主,而是对传统方式的严重破坏,从而导致骚乱和崩溃。”{40}行为主义企图通过对个体特征的测量,进而对政治发展的未来进行预测的功能由于其支撑性前提的崩溃而消失了。最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主要技术是定量分析,所采集的数据缺乏丰满性。按照政治发展的“单线进化假设”,随着现代化的演进,传统社会的各种因素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假设下,这些必将消失的“传统因素”没有必要当成自变量置入行为主义的数理模型之中,用以解释和预测政治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学术偷懒”成为可能。但经验事实却显示,一些传统因素,诸如部落、种姓、庇护关系并没有消失。作为一种无奈的替代性选择,上述传统因素被抽象为政治文化、政治习俗等概念,并当成自变量重新置入模型之中;当这些本适宜于用定性技术处理的概念不得不采用定量技术时,在化简过程中,概念的丰富内涵也被粗暴的技术所榨干,理论的生命力被消解。总之,定量技术或许非常“精确”但不一定“准确”,定量技术遭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有鉴于此,政治转型范式采用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摆脱行为主义的束缚,走向了后行为主义。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民主化进程的理论研究中,政治发展范式的理论优势已经丧失,政治转型理论作为新的主流范式之所以可能,主要是其在研究主题、理论假设、理论期待、理论资源、研究方法等方面与政治发展理论相比更具优势。

三、中国政治学如何面对民主化进程研究的范式转移?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在关于民主化进程的研究中,政治发展理论也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政治发展理论代表人物的著作被奉为当代经典;同时,政治发展理论几乎被写进了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这一范式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成长起来的政治学者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学者。今天,要承认政治发展理论范式的衰落、接受政治转型这个新的理论范式,许多人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学术情感。然而,就学术本身而言,学术要有超越,就会有过时,这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命运,这也正是学术工作的意义。{41}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社会科学中即使新范式已经出现,旧范式也不会即刻消失,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科学的进步不依赖于范式之间的竞争;而且,社会科学的范式革命可能是悄然来临,从涓涓小溪汇聚成滔滔洪流。社会科学研究者只有敏锐地觉察到范式转变的气息并且迅速适应新的范式,才能推进科学研究的发展。政治发展理论的衰落景象与政治转型理论蓬勃生机之间的反差向我们表明,民主化进程研究的范式革命的确已经来临。{42}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之上,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学如何面对民主化进程研究的范式转移?又应做何种准备?毕竟中国关怀是多数中国政治学者难以割舍的情结。就当下的要求而言,我们认为至少要着手去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去面对这一范式转移的挑战,参与民主化进程研究的国际对话。

  第一,分析框架转换:从学科壁垒到深度整合。尽管政治发展的分析框架主要缘于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但是,在分析框架的建构上,政治发展的理论框架显得非常僵硬粗糙,缺乏有机的深度整合。在我国,尽管一直强调社会科学要进行学科整合,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深度的学科之间对话,分析框架的整合非常缺乏。毋庸置疑,社会科学团体内部与同行之间的学术竞争一直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机制,但是这种竞争的另一面也造成了形形色色的学科壁垒与门户之见。平心而论,在民主化进程研究上,我们不能断定它是属于政治学或者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的学术专利,其实它更需要多学科的融合。早在1998年,国内政治学界就有人发出了通过跨学科整合促进政治学发展的呼吁。{43}因此,我们期待社会科学的学术团体之间打破学科壁垒,更多地进行对话与交流,发展出民主化进程研究深度整合的分析框架。

  第二,研究方法转换:从行为主义到后行为主义。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与政治发展范式相配套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政治发展范式的衰落,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也逐渐过时。目前,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成为国际上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重要特征是“规范性的观点开始恢复其魅力……普通的政治科学家(特别是政治理论家)不再毫无选择地认可事实与价值的分离”。{44}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并没有出现行为主义的研究高峰。在过去的20年里,国内主流政治学杂志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规范性研究的论文占大多数,实证研究的论文不到三分之一。{45}这种状况表明,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其实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尚未真正普及,更难以说熟练运用。因此,中国民主化进程研究者只有在掌握了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之后才能更好地运用后行为主义方法。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解:既然国际主流政治学已经进入后行为主义时代,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就变得毫不重要。其实,后行为主义所强调的是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交互性,如果连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都没有掌握,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结合又何从谈起?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先掌握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再踏入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转型阶段。{46}

  第三,研究策略转换:从静态描述到动态分析。在当代民主化研究中,最适合的研究策略是动态分析。1970年,丹克沃特·拉斯托(Dankwart .A. Rustow)在动态分析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引入了“动态模型”(dynamic model)的概念,指出民主转型的萌发与随后的巩固在条件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动态模型在当前的民主化研究中非常前沿,它最突出的地方在于民主的前提性和社会关联性,研究的重点从政治发展范式可疑的条件假设转向民主过程启动之后的动态过程。{47}动态分析的理念之一是强调因素与因素之间的互动性。{48}按照这种研究策略,“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政治—社会”“精英—大众”等等的分析框架将获得新生命力。阅读已有的政治转型研究文献,也可以发现,韦伯倡导的类型学重新复活。大量的学术著作强调民主转型的政体类型对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影响。类型学之所以能够复活,其中重要原因在于将动态分析结合进民主化进程研究。类型学与动态分析的结合可能是民主化进程研究最为新颖的研究策略。从静态描述到动态分析的转换不仅是一种研究策略的转换,也更应该成为一种研究态度的转换。

四、结语

  1998年,国内政治学界有人以“从革命理论到建设理论”的范式转换为学术期待,对21世纪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路向提出了初步构想,其中最核心的主张是中国政治学应向政治科学转变,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作为重点,以理论视野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为基础。{49}1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也逐渐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中国政治学也基本完成“从革命理论向建设理论”的转变。面对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学的状况,我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已经不再是“二战”结束初期亚非拉国家的那一番景象,源于那个特殊时代的政治发展理论范式同样对当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逐渐失去了适用性和解释力。因此,我们接着以“从政治发展到政治转型”的范式转移为学术期待,继续关注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路向问题。

  中国政治学要想在民主化进程研究中有新的突破,必须实现范式转移。范式转移意味着在研究旨趣、基本假设、理论框架、理论期待、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革命性变化。同样,中国政治学要想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上有新的影响,必须以积极的姿态适应和促进理论范式的转换,催生更多关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研究的理论成果,更好地发挥发现问题、解释问题、启迪实践的作用,更为清晰、准确地观察、解释与预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与未来走向。

  从上述两方面的要求来看,中国政治学关于民主化进程的研究必须在实现“从革命理论向建设理论”转变之后,进一步实现“从政治发展向政治转型”的范式转移,进而实现政治学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与研究策略的总体性转变。应当承认,中国政治学已经开始进入科学化阶段,因此,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研究应该大胆地借鉴当今世界政治学界主流的理论范式。这样的努力不仅对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有积极的意义,而且有助于中国政治学者在同一个理论平台上开展国际学术对话,使中国政治学更多地赢得国际社会同行的信任与尊重。


【注释】

{1}吴清:《转型政治学:理论方法和问题》,载《政治学研究》1995年第1期;郭定平:《论当代政治转型理论的背景与逻辑》,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3期。 {2}姚建宗:《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载《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哈葛扁:《重访发展政治学》,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4期。 {3}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刘青、牛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4}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储复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1 ~ 153页。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 ~ 162页。 {5}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3页;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第153页。 {6}Lerner, Daniel: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7}戴维·E·阿普特:《比较政治学:旧与新》,载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卷,钟开斌、王洛忠、任丙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37页。 {8}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第19页。 {9}乔·萨托利:《自由民主可以移植吗?》,载刘军宁(主编):《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1 页。 {10}胡安·J·林茨、 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11}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0 ~ 51页。 {12}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0页。 {13}David D. Lait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tate of the subdiscipline”, Comparative politics. ASPA, 2000. P. 7 {14}转引自郑永年:《地方民主、国家建设与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现实估计》,载《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2期。 {15}萧功秦:《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地方庇荫网政治》,载《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 {16}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第121页。 {17}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8}蔡爱眉:《起火的世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11页。 {19}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14页。 {20}劳伦斯·怀特海德:《比较政治学:民主化研究》,载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第502页。 {21}郭定平:《论当代政治转型理论的背景与逻辑》,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3期。 {22}许和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内在矛盾与转型社会政治发展的图式转换》,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有关政治发展范式研究方法的局限,本文将在第二部分做详细的分析。 {23}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24}安德鲁·甘布尔:《政治与命运》,胡晓进、罗珊珍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25}哈葛扁:《重访发展政治学》。 {26}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第149页。 {27}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美的政治经济改革》,包雅钧、胡元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1页。 {28}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82页 {29}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美的政治经济改革》,第34页。 {30}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美的政治经济改革》,第23页。 {31}斯迪芬·海哥德、罗伯特·R·考夫曼:《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张大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28页。 {32}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张帆、潘佐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33}许开轶、李晶:《当代政治转型研究的理论范式评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 {34}戴维·E·阿普特:《比较政治学:旧与新》,载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第543页。 {35}戴维·E·阿普特:《比较政治学:旧与新》,载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第546页。 {36}吴彤:《复杂性范式的兴起》,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6期。 {37}菲利普·鲍尔:《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暴永宁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38}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复杂性:基于参与者竞争与合作的模型》,梁捷、高秀梅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4月版,第12页。 {39}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美的政治经济改革》,第16页。 {40}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第52 ~ 53页。 {41}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载《韦伯作品集》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42}从政治发展到政治转型的范式转移是“应然”还是“必然”?我们认为,这一转移是必然而非应然。政治发展范式的衰落不是政治转型范式兴起的决定性原因,政治发展范式衰落之后有多种可能的路径,但这并不否认其变异的存在。本文旨趣在于去发现一组“典型变异”,并从范式的角度进行整合,捕捉政治发展范式衰落之后可辨认的主流趋势。 {43}陈振明:《科学化、现实性与跨学科研究——走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必须着重解决的三大问题》,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44}阿尔蒙德:《政治科学:学科历史》,载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第111页。 {45}肖唐镖、陈洪生:《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 {46}林尚立:《科学的政治学与政治学的科学化》,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任剑涛:《论政治学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载《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 {47}劳伦斯·怀特海德:《比较政治学:民主化研究》,载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第513 ~ 514页。 {48}玛丽亚·乔纳蒂:《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李陈华、许敏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49}王金红、郭正林:《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总体性转换——从革命理论到建设理论》,载《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1期;桑玉成:《注重“建设政治学”的研究》,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