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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社区网络与行动

古学斌 任 焰 陈敬慈 郑广怀 Ruth Milkman Peter Evans

  古学斌(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行动研究

  我是做农村研究的,也会在农村开展一些农村行动研究的项目。一直以来学院里面的研究都基本是传统的研究,主要是为了理解而做的研究,而不是以推动社会变迁或社会改革而进行的研究。我们今天讲农民工话题,在座的诸位也可能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行动。在这个方面,也许行动研究有一定的意义。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主要讲讲行动研究的内涵和行动研究的一些重要原则。

  “行动研究”的名称出现在1944年,先驱者是一位叫做Kurt Lewin的社会心理学家。在社会科学领域,其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这个研究方向。这可能也源于对原先学术界研究的一些不满,这个不满也部分来自实务界的挑战。特别是在社工系工作更会发现,原来的学院式研究对实务界没有太多的指导意义。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希望借此建立一套有关实务以及实践的知识,也希望这些研究可以带来一串的社会行动。传统研究越来越被实务界抛弃和否认,认为根本对实物界没有用处。这种情形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做行动研究。行动研究内部也进一步反思,到底我们做研究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研究的知识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呢?我们平时很少问这些。其实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看,就算你做纯学术的研究,你也是在制作某种社会论述,并会对社会产生某种影响。我们做研究,产出那么多知识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谁是最大受益者呢?这些问题都是现在行动研究不断在反思的。在传统研究中,我们宣称的科学的知识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属于“科学”的知识呢?什么样的知识才是“科学”的知识呢?传统研究中宣称的“价值中立”的研究到了今天我们是不是还相信其可能性呢?其背后有什么研究伦理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研究策略?如何决定?谁是研究主体?被研究对象在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需要挑战的。这些都是行动研究的提问。

  我们做行动研究会有一些基本的理念,这些理念会导致一些不同的产出。传统社会研究的目标也许是“理解”(understanding),去理解、解释某种社会现象,或者去建构某种理论等。行动研究也会做这些,但是行动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致力于改变现有社会制度与系统。这样,行动研究具有很强的实用的关怀。行动研究也希望在不断的实践中产生批判性的知识,也就是说,它的知识产出能够挑战现有的知识或者现有的主流的话语。更进一步,通过研究导致社会变迁从而促成公义社会的理想。另外,行动研究强调增权、赋权、培力(empowerment),强调向民众学习。我在后面会谈到行动研究的“三位一体”,这个很重要。我们常听别人说“他 / 她在做行动研究”,可是每个宣称都需要我们去验证和审视,到底研究中有没有促进社区的培力过程?到底有没有产生批判性的知识?这些都要被我们重新验证。

  行动研究的知识论和主流的社会科学的知识论是有差距的。在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重视量的研究,注重实证主义科学的哲学观念的思路还很突出。实证主义研究其实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所谓客观和真实的东西存在,我们可以对对象进行客观的观察。若以这些为标准的话,行动研究是非常不科学的。你的研究必然会介入、影响研究对象的思想等诸方面。为什么我们一点也不谦虚地说我们会影响研究对象的思想、影响研究群体、影响社区?因为我们不再相信有一种客观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的存在,所以行动研究接受的知识观是一种后现代的知识观。虽然有真实的存在,但是真实存在的再现必然是建构的过程,是集体建构的结果,而不是真实再现的客观的反映。

  因此,我们不强调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分界,知识生产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界限。谁是研究者,谁是被研究者,这些观念在行动研究中都要打破。我们会很强调民众的参与,让他们自己成为获取和创造知识的主体。我们必须认识到,过去所谓的被研究者也不是被动的被研究者,不是被动的客体,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是不断影响着的,他们是在参与的。所以,研究过程其实是非常政治化的,整个研究中,我们有非常清楚的立场,非常清楚的道德取向,不再相信有价值中立的假设。行动研究中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做,为谁做。

  下面说行动研究的实际操作方法,其实行动研究并没有一种事先设定的资料收集的方法。用什么方法行动,用什么方式收集我们需要的资料,这些都不像传统研究中那样可以事先设定的,用interview(访谈)、observation(观察)或者questionnaire(问卷调查)。我们是下去田野后根据田野的实际处境来决定哪一种方法和手段才可以更加联合当地民众来推动行动。很多方法都是实际进入田野后集体讨论出来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决定。有人会反诘:“你不要假装事先你没有自己的想法!”有,只不过是去到当地后,我们会因着不同的处境改变自己本身以为有用的手法的。

  通常,行动研究的对象是一个群体、一个社群,希望通过培力的过程能够有所改变,所以我们的研究过程是敞开的,研究问题也是不断变化的,而不是设定。我们不断对研究处境有新的界定,同时也有新的方法出现去理解新的处境。另外我们需要与研究参与者达成共同的价值理念才能出一定的成果,否则你的行动研究就会成为独角戏。我们的研究方法需要对被研究者的需要和角度表现出相当的敏感,才能共同产出大家都愿意的一套手法,然后推动行动。所以,方法上的包容性是非常强。譬如我们之前做的老人公屋以及新来港移民工的生活空间的研究,我们的方法是多样性的,譬如从参与式观察、访谈、口述历史的收集到影像发声(photo voice)、到通过模型让他们表述自己对生活空间的要求等。所以,行动研究的方法是包容的、多元的。我们会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设计新的研究方法和技巧。

  行动研究其实有着不同的派别。我个人强调的是一种参与式的行动研究,强调参与式的过程。我们需要民众参与在研究过程中,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伙伴(partners)和研究者(co-researchers)。我们也试图让他们一起来操控整个研究过程,从研究问题的制定,研究方法的设定,到用什么方法来推动项目和服务等都需要一起来制定的。在此过程中,我们不断企图改变原有的研究关系。我们需要原来的“专业研究员”的角色被改变,成为过程的协调者,成为在地民众的服务者。

  我们在做行动研究要相信在地民众的力量,要不断发掘他们的能力和资源,不断培养他们收集和运用研究的知识。这样,我们就要增强在地民众对研究资料的拥有权(ownership),有时候我们的研究者是垄断ownership的,拿了就走。我们还强调,分析与书写都可以让他们来参与。成果回馈到社区,然后成为社区的资产。

  行动研究中有一个方面我是十分强调的,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那就是行动研究的三位一体。三者缺一不可,缺一后行动研究虽然做了出来,但行动研究的实质没出来。行动研究的三位一体说的是,行动研究是研究、教育和行动(实践)的三位一体。教育强调的是当地的民众在教育的过程中意识的提升。我们认为,如果你在行动研究过程中没有让当地民众意识上有提升,其实你的行动的发动是不大可能的。即使刚开始可能会有外力的介入而有所行动,但慢慢地又会冷却下来,不行动了,其持续性是不强的。

  其实教育是双方面的,我们这些所谓的研究者也是要在当地被再教育的。我们的意识也要重新被转化和提升,看到我们很多的盲点和不足。我们要向在地民众学习,这样才可能跟他们一起行动。培力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培力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让参与者真正能够发声,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力量和能力,然后出来行动,掌控自己的生活。

  行动研究不是一次就完成的过程,而是循环不息的过程。第一步是“发掘问题,评估社区”,通常我们做行动研究是因为我们对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议题感到不满,所以我们开始了解这个社区,开始进入这个田野进行评估。然后进一步计划我们的行动,到底我有什么计划来改变呢,比如说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现象?用什么样的模式来推动这个行动呢?其实行动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我们不断记录实践的过程。这之后我们需要对整个活动进行反思批判,总结前期行动的问题,修改我们原来的计划和模式,重新建构新的模式,再进入下一阶段。所以,行动研究是一个螺旋的周期,并非线性过程,这过程是动态的,研究、行动、评估、反思批判如绳索般紧密联结、交互作用。比如,我们的反思批判也是在过程中不断伴随的。我觉得,评估和反思批判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环节,将无法衡量研究的进展或重新定义问题,甚至会做出错误的结论,出现行动盲点。

  任 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工厂民族志:宿舍劳动体制

  今天我负责讲的部分是工厂民族志,但我不打算从方法论上展开,而是想重新回到劳动过程的讨论中,然后从宿舍这样一个具体的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去探讨一种特殊的劳动机制。也就是说,探讨宿舍劳动体制如何塑造现在农民工身份的困境以及阶级形成的特殊性。关于宿舍的探讨,很多学者都做过,比如宿舍环境差的问题、拥挤的问题、没有隐私空间的问题、安全隐患的问题等,但仅仅从物质条件出发是不能充分理解宿舍作为一个生活空间在劳动中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宿舍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没有被充分的论述。宿舍劳动体制是工作生活一体化的制度,因此工厂宿舍作为独特的空间形式,在整个国际的劳动分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劳动控制和劳动抗争中意义重大。因此,我今天讲的主要分为几部分:一是宿舍劳动体制概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二是宿舍劳动体制在中国出现的必然性;三是通过两个个案的比较,理解宿舍劳动体制的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关于背景方面,主要可以从两方面来讲。第一是全球化时代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的变化,带来了资本流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组合的过程。大卫·哈维曾经提到整个资本主义对空间的重新组合是解决自身发展危机的一种重要措施。全球资本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从最初的泰罗制到福特主义到灵活的积累方式的兴起,然后一直到跨国政治经济的形成。为实现资本的全球积累,必须对资本流入地方进行世界经济空间的重组,这也就是跨国生产过程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资本外流往往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的利益化,但往往在资本惊醒全球化的时候,生产的发生却是非常具体的,也就是要在一定的空间内安置劳动力的临时设施。因此,雇主(或者管理者)、劳动者,他们为了生产的目标,会在一个特定的空间聚集,因此空间的意义既是一个抽象的资本空间,同时也是具体的生产空间,是劳资双方竞争的场域。另外一个背景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中国的产业劳动大军主要是来自跨省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他们下班之后是不能回家住的。因此其身份的特殊性就使得他们作为工人在城市中的停留是非常短暂的、临时的。城市没有给他们提供劳动再生产的空间。因此,工厂必须承担起解决工人日常再生产的问题,工人通常会住在由企业租或建的宿舍里面,宿舍成为城市打工者在城市生活的重要空间。2006年,我们和蔡禾老师有一个课题,关于正式就业的农民工的居住状态,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工住在类似宿舍、厂棚这样的地方,即在工作场所居住,还有百分之四十几的人住在出租屋等地方。我今天所讲的主要是宿舍。正式就业不一定是在工厂工作的,如果是在工厂工作的,这个比例还要高。

  稍微介绍下我们分析的理论背景。两个比较重要的学者对宿舍劳动体制的概念提出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第一个是Michael Burawoy通过工厂民族志研究阐述了生产体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机制的运作背景与相关过程,对传统的劳动理论提出了批判和反思。他也指出了国家在整个生产和劳动制度的塑造过程中的核心角色。但他没有对生产的空间范畴进行分析,而这个空间范畴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二个是大卫·哈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的批判,对生产的空间范畴进行了探索。他把空间政治作为全球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在工业资本下,土地资本转变的过程中,空间被放置在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生产空间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我们的一个观点就是应该在具体的生产关系中对跨国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关系进行分析,而空间的意义只有在劳动的流动和资本流动成为可能的时候才变得尤其重要。在中国,无论是宿舍还是出租屋,实际上都是空间在微观的层面上控制农民工劳动主体的身份变化,最终导致无产阶级化过程难以完成。在中国,无论产业类型、资本、工厂所在地如何,外来工往往都是住在工厂内和工厂附近的宿舍。宿舍劳动体制就是指工厂大量使用外来工,并且用工厂宿舍安置外来劳动力,承担日常劳动力再生产的生产形态。通过这种形态,产品的生产空间和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空间合二为一。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包括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宿舍形态都不是罕见的。从西方家长制的管理实践,最早期的英国的工业革命,出现了专门进行工业生产的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安置就产生了早期的家长制的管理实践,即工厂给工人提供住宿,但这个住宿是为了挽留工人,具有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也是劳动控制的手段。中国计划经济中的福利性宿舍同样也是提供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而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大量宿舍的复兴,却带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的内涵。纺织机放在家还是工厂,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就如学生也是住宿舍,但这个宿舍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我们从具体的田野研究或者个案中来理解宿舍在全球化的中国,它的政治经济学的内涵是什么。

  先简单看看工厂宿舍的模式。一种是厂房和宿舍都处在厂区内,还有一种是厂房和工厂宿舍不在同一个地方,但间隔的距离通常处于可步行到的范围之内。另一种就是厂房和宿舍处于同一个建筑之中,根据消防条例这是属于违法的。还有宿舍和仓库处于同一个宿舍之中,更糟糕的状况是厂房、宿舍、仓库在同一个建筑之中,这是严重违反消防条例的。火灾等工业的安全隐患使得工人在日常生活空间里受到很大的威胁。

  资本是流动的,它流动到一个地方建立起安置劳动力的设施,主要有几种方式:一是企业购买土地自建厂房和宿舍;或企业从当地政府和个人租借宿舍楼,这种楼通常离厂房近,环境差;第三种是工人自行租房,多为城中村。

  接下来分析宿舍劳动体制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宿舍劳动体制的实现实际是跨国劳动过程系统性的生成物,而这种生成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两种结构结合产生。我们可以先看看两个工厂的个案。两间厂都是制衣厂,规模差不多,一间600多人,一间1000多人。A厂是东莞的,港资厂,主要给香港买家分包加工成衣。B厂在上海,沪台合资,为欧洲大品牌和日本的买家生产订单,同时在国内有自己的内衣品牌。相比之下,A厂的经营策略是不扩张,不在国内开拓自己的市场网络。B厂有国际生产守则的压力,因为欧洲大品牌公司要求企业遵守他们的生产守则。因此,2001年时,B厂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建立了新厂区。新厂区有三层的生产空间、大的办公楼、独立的饭堂、良好的宿舍大楼,能容纳1000多名工人。在这之前,企业是租宿舍给工人住的,条件比较差。从工人来源来看,两厂都是使用外来工。A厂的外来工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等地。而B厂的外来工则主要来自浙江、江苏农村。两厂都以女性为主,但在年龄上有些差距。A厂对年龄的限制相对要宽,B厂的劳动力年龄基本上处于22岁到24岁之间。从再生产的日常生活空间来看,A厂的宿舍是企业租来的三层楼房,只能容纳500个工人,还有100个工人则不能容纳,管理者会抱怨当地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建多一点的宿舍给他们使用。他们也没有自建宿舍的打算。每间宿舍住12到16个工人,宿舍很拥挤,采光也差,缺乏私人空间,没有单独的厕所和厨房,从宿舍步行到工厂只需2分钟。B厂在没有建新楼之前,情况同A厂相类似,条件比较差,最严重的问题是工厂离宿舍楼有点距离,需要15分钟,或者更远,上下班的时间加起来有些要花一个半小时。新的宿舍楼在工厂内,居住标准也按照国际生产守则的标准来做的,每个宿舍住4到6个人,单层床、照明、储物间、厨房、厕所、电话、热水器等设备都有配备。企业希望通过这样一些设施来留住技术丰富的工人,同时也通过符合国际生产守则标准的需要来获得买家的订单。从招工和培训方面来看,A厂的招工主要通过亲属和族群网络来传播信息,它的转工率相对B厂要低,为20%到30%,工厂的管理者也不认为这是很大的问题。工人的来去都是成群结队而非单个人的行为。A厂不提供培训,因为工人的老乡和亲戚会帮助工人在工厂内培训,而且它的内部提拔比较普遍,希望通过这样来留住有专门技术和知识的工人。另外,它对年龄的限制比较低,所以工厂的转工率比较低。B厂的管理层会到老乡那儿招工,也会通过厂里的工人来招工,进厂也不需要缴招工费,但90%的工人依然通过个人关系进入工厂。入厂之后,通常有几天到几个月的实习期,期满之后,企业会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B厂的劳动合同虽然比劳动局的劳动合同样本要简单,但是有劳动合同,很多工人不保有劳动合同的副本。B厂转工率比A厂要高。在劳动控制和管理上,A厂要专制些,会扣留工人的身份证,有押金制度,有建立在罚款基础上的劳动纪律。B厂也是以罚款来作为纪律的保障,但相对较松,只采取押金制度。从劳动时间和工资上来看,A厂的劳动时间比B厂的劳动时间要长,这与A厂和工厂近,而B厂新宿舍楼刚刚建成而距离较远相关。A厂采取计件工资,平均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时间远远超过劳动法的规定,加班是必须的,请假得有主管的书面同意,尤其在旺季请假非常困难。因为工作时间长,作业员的工资一个月950元,旺季最多可以达到一个月2000元。B厂也采取计件工资,但休息时间要比A厂长一点,不到旺季时通常有一天假期。而A厂在淡季时,才有可能休息一天。从企业发展策略上来看,可以理解宿舍在整个工厂发展扩张中的意义。A厂没有扩张的计划,经营策略是建立良好的声誉和个人社会网络,而不是通过扩大公司的利润和尽量符合国际劳动的标准。A厂认为生产守则带来的变化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利润的空间太有限而不能支付额外的成本。从这个角度讲,A厂类似家长制的管理,倾向于采取宿舍劳动体制的原因是使这种体制更加稳定,工人劳动时间和关系也因此相对稳定,而且当利润低的时候,工厂可以很自由地考虑搬迁的问题。另外,应付低利润的策略就是延长劳动时间。B厂的野心在于要把工厂建立成现代化的工厂,并且与国际接轨,它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以及国际标准来保障企业能够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这可以看成资本进入全球市场而采取的理性的应对策略。

  通过这两个个案来看在不同企业的不同的宿舍劳动体制中,工人的生活状况和企业的劳动关系的状况是怎样的,它们共同的特点在哪里?总结宿舍劳动体制的特点,第一是它不具备长期和家庭居住的功能。宿舍主要提供给单身的以女性为主的工人,它排除了具体的企业和具体的工人关系延续的可能性。这就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宿舍有区别。福利性宿舍把具体的企业和工人关系固定化。另外,宿舍劳动体制的普遍性在于与企业实践和产品特征、生产周期、地方特色、雇主偏好等都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它成为似乎是唯一的制度化选择。企业提供住宿主要是为了对短期、临时、大规模、跨地区的廉价年轻劳动力加以使用,并且将工作日的产出最大化。这可以从工厂的管理、劳动时间、工人劳动密集程度等方面看到这一点。实际上,宿舍劳动体制将劳动和居住整合在一起的生产形态与最早的家庭生产是不同的。通过宿舍劳动体制,流动的资本和流动的劳动力结合,资本把空间的意义整合到管理和控制中。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工人和工厂粘合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工人的日常再生产是以工厂为中心的。通过对日常再生产的空间的提供和控制,管理权力对工人的生活也进行渗透。这使得管理权力不仅控制工人的工作过程,同时控制生活过程。它带来双重异化的产生,而且导致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实践的灵活控制。

  再总结一下宿舍劳动体制产生的必然性。回到制度层面上,从全球经济、空间变化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逻辑上,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其必然性。一个是资本的经济逻辑。资本的经济逻辑在于它要控制劳动力的生产过程来最大限度的获取剩余价值,即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工人流动和工人投入这两个不确定性的矛盾,同时迅速实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积累。而国家的政治逻辑在于发展的同时要稳定,即有效地控制劳动者的流动来达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目标的同时实现,城市化是以产权资本为中心的,不是人口的城市化,因此国家政治的逻辑在于发展的同时不需要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也就是你把劳动力贡献到城市之后,城市的发展一旦不需要了,你就重新回到农村中继续以往的生活。

  再讲讲解决流动性和投入性的双重不确定性矛盾。这涉及到劳动、流动和空间的内在联系。之前潘毅老师讲到马克思对劳动力自由的论述,首先你是自由的人,可以把自己变成商品,另一方面,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出卖的东西,并且缺乏将自己的劳动力实现的生产资料。因此,Chris Smith提出了生产的双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与劳动力的流动有关。不确定之一就来自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劳动者是自由的劳动力,因此劳动者有选择劳动力出卖的对象和地点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有两个问题。对于资本来讲,它面临的问题是劳动力的流动,如何获取劳动力,如何留住劳动力是个问题。对于劳动者来讲则面临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当资本走了,劳动者就失去了工作。这是在进入劳动过程之前的不确定性。进入劳动过程之后又面临劳动强度和劳动工资的变化,即多大的劳动强度才能换取足以维持再生产的某一特定的工资水平。我们对于最低工资的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一块的。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有充分的动力,想办法解决这个不确定,如何让工人的产出最大化。对于工人来讲,他也在想如何在同样的工资标准下减少自己的劳动投入。正是围绕着解决这两种不确定性,就形成了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中的劳动与管理体制策略和技巧的一个基础。劳资双方都会尽量要求国家为他们扩展各自的自由王国。比如工人会要求更多的法律保护,工人获得团结的能力,才能与老板讨价还价,获得工资的提升等。而资本家同样也利用自己的权利要求国家对劳动力限制等。从中国的劳动法的争论中可以看到这种斗争的发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宿舍劳动体制在中国的发生是必然的。围绕着劳动力出卖到哪里以及如何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力进行控制,这些就成为整个劳动过程和空间政治讨论的一个焦点。工人把劳动力出卖到哪里,这是地方政治经济框架下的问题,同时也和国家与地方如何形成劳动储备安排密不可分。当我们将全球生产的空间特性和国家制度安排以及地方性的实践等因素引入到分析中,就看到在中国出现了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理论完全不同的宿舍劳动体制实践。而农民工劳动生活以及流动都通过宿舍劳动体制,被扣联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同时也是抽象的生产空间中。

  最后总结下宿舍劳动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从两个方向来讲。第一个是从宏观层面上,宿舍劳动体制的普遍出现,实际上支撑了国家资本和国际产品市场之间的连接。农民工的流动受到国家两种力量的支配,一方面,国家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民工有进城打工流动的自由,即有把劳动变成商品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从国家的政治考虑出发,国家对城市秩序以及资本积累的需要,使得城市没有能力提供农民工无产阶级化以及再生产的成本。即城市政府不会为农民提供住房、医疗等设施。它使得农民工群体不可能在城市中生根。因此,大多数农民工只能停留在工厂的宿舍中,或者流动于不同的工厂宿舍之中。户籍制度连同劳动力控制的制度共同构建成特殊的权力形态,使得半工半农的群体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永远没有办法在城市中完成。第二个是从微观层面上,它造成了工人工作和生活两个层面的异化状态。一方面从劳动层面上,异化被加深,造成工人处在工厂的全面控制下,工人的劳动时间被任意和灵活的支配,增加了对劳动力剩余价值榨取的过程,导致了工人劳动生涯的浓缩。另一层面的异化就是文化和生活层面的异化。工厂对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实行统一的控制,日常再生产对于企业来讲就是成本,因此企业要不断压缩这部分的成本投入。而最重要的是,宿舍不是提供给家庭居住的,它导致了个人与家庭的分离。工人的劳动再生产成本仍然要由农村来承担。宿舍劳动体制所管制的是以年轻的单身女性为主的外来工。她们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社会环境中被完全不同的人群、语言、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所支配。这在潘毅老师的《中国女工》中可以看到丰富的田野案例。工厂的管理者把宿舍当作一种福利,但也会强调如果不如此则工人无心工作等。包括工厂的心理咨询都会提到要让工人保持心理稳定才能最大化进行生产。

  宿舍作为一个劳动控制空间,同时也是劳动反抗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形态,它的很多政治经济文化的意义实际上有待于进一步的田野研究、个人研究、工厂民族志的研究来丰富。宿舍劳动体制伴随着全球化生产的去地域化而出现,把高度抽象的资本空间和特定的生产空间结合在一起。宿舍劳动体制既是新的控制方式,也为劳动团结和抗争提供了新的可能。跨国劳动过程中的控制和反抗的辩证关系可以得到体现。这也可以看到资本和劳动双方都会有意识地运用这个空间来强化各自的权利。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一个初级农民工社区的形成和消失

  这次我讲的是从2007年年底开始,我、潘毅老师和一些学生在北京五环外的一个村庄开展的研究,关于农民工的服务和活动。这个村庄在北京西北,本地人口大约是2400户,土地大约有4000多亩。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个地方,是因为此地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初步估计有一万人左右。这2400户大概居住在1000多个院落里。外来人口也基本住在这里,和本地人同住。这一万多外来人口里有一部分是在周边国营企业工作的农民工,这个国营企业是一个科研厂,需要一批工人在里面做模型,工厂不提供住宿,所以农民工都住在村庄里,这里房租很便宜,差不多八九平米的房间每月100块钱。另外一部分是来做小生意的人,还有一些是收垃圾的,基本分布在村庄外围,有几十户,同样在外围的还有一些小作坊。有的在工商部门注册了,有的没有,属于小黑作坊。

  这样的村庄在北京并不少见,它的周围方圆两三公里内就有和它同样规模的村庄。北京几百万的外来人口,我相信有相当大部分是住在这样的城郊区的。

  这些农民工群体和集中居住在工厂的那些“有工作没有生活”的农民工不一样,他们的生活基本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形态。有的只有夫妻俩,把孩子放在老家,有的把孩子也接过来了,孩子在当地的小学,周边还有农民工的子弟学校,因为村庄本身的学校容纳不了这么多孩子。这和我们前两天所讲的“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不一样,它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在我们的访谈对象里,有在北京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他们往往也经历过一个从三环到四环到五环的居住轨迹。随着北京的建设,大多数农民工从城市的中心向外围慢慢迁移。他们通过亲缘和地缘网络居住到这个村庄里。一个人在国营工厂里上班,发现这里的收入比家乡高,就介绍他的兄弟姐妹也到这个工厂里上班。再比如收垃圾,有河南人收垃圾,还有四川人,地域分工很强。所以,很多人都有比较稳定的生计,加之当地比较低廉的生活成本,使得家庭可以维持一种较低水平的生活。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社区。据我们调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外来人口大规模到这里来居住。现在外来人口已经远远超出当地人,当地人四五千,外来人口一万。但我感觉,外来人口的数量与为他们服务的设施和机会并不成比例,与我们的设想相去甚远,虽然基本设施有,小饭馆、商店明显比农村多,但我觉得这批人相对来说是隐身的。隐身的程度不一样,比如收垃圾的群体基本住在村庄的边缘,小作坊的工作基本也是就近在小作坊边盖宿舍,在村庄里不太容易见到他们,工厂的工人和做小生意的人相对来说在村庄中的隐身性要弱一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个非常初级的社区的形成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管理的隐身,看不到针对企业和劳动者的工商、公安等部门的介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国家是没有怎么为这群人提供支持和服务的,因为这个村庄是基本上按照当初本地人的格局,供电、用水、排水,也都是按照原来村庄的功能来设计的,村政府稍微有一些建设,比如安装路灯、地面的硬化等。但整体来讲,还是没有特别的考虑到这批外来人口的需求。当然,国家也会现身,当国家现身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村庄消亡的时候,本来我们以为这个村庄今年就快没有了,但现在稍微有所延缓。村庄的消失基本是通过开发为房地产,首先是土地被国家收购,然后拍卖给地产商。在规划中,它的土地已经全部被列入国家开发了。现在它的耕地已经被卖给了保利集团,盖成了别墅和商品房,所以土地已经很少了,接下来整个村庄都要被拆掉了。在这个过程中,和本地村民会有一些谈判,而人口超过本地人口的一万多外来人口,甚至是在这里生活长达十年的外来人口是没有得到考虑的。无论是小作坊、收垃圾的院落,还是广大的居住在村庄里的工人,都完全不会得到考虑。那么他们又会像我刚才谈到的,从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继续往北,往其他的一些未被拆迁的村庄迁移。

  前几天讲“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有些工厂工人、劳动者在城市里没有成为城市居民,但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顽强地留在城市,通过转换谋生的方式在城市的边缘区生活、生产。但他们现在还是会面临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来自国家。特别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些工人当年在工厂工作,工厂和工厂所在的城市留不下他们,现在他们所在的工厂积累的工业资本,转换为地产资本,来把他们自己努力得到的生活空间——这样一个物质基础给破坏掉。

  外来人口在这个村庄居住形成的是一个非常初级的社区,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寄生和寄主的关系。这个村庄1400多户的院落就像寄主一样,外来工寄生在这个空间,虽然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但并没有长期的保证,这是他们的经验。集体的土地不可以购买,按照理论,它可以长期的租下来,像唐人街上的人可能是一辈子租房子。但实际上,在这里,长期租住的可能性是会不断地被破坏掉的。他们的居住迁移经验就说明这个问题。所以寄生和寄主的关系框架决定了这个社区很难发展成一个非常组织化的社区,它确实是一个民间草根社会,国家没有出现,它自己成长,但非常初级。另外,这个生成的过程很可能被国家的现身打破。由于金融危机,保利集团把村庄的拆迁、和居民的谈判暂缓了,我们不知道明年这个村庄还能不能存在。所以,我们在观察的实际上是一个农民工社区形成和消失的过程。

  陈敬慈(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中国劳工的挑战

  我今天讲的中国劳工的挑战,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我说的是劳工,不是农民工;第二我说的是挑战,与这几天的讨论把农民工形容成一个弱势的群体有点不同,这是我有意的行为,并不代表我不承认这几天所讨论的脉络,即农民工还是弱势群体,还很需要我们的帮助。在过去二十多年的西方学术脉络里,是不把劳工作为社会改变的主体的。中国加入世贸后,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我这里列一些数字,比如2002年,在80个轻工业产品中,中国的产量是第一的。从2003年开始,中国接收的外来投资是最多的。到2005年,中国成了第三大贸易国家。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很迅速的。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工厂是“血汗工厂”,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的工资是很低的。2004年,中国的劳工成本是墨西哥的1/6、美国的1/40。这就形成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工人工资长期处于很低的位置。那么,我一直想问的问题是,工人、农民工或者新的工人群体,它是否可以作为一种主体来挑战这样不公平的设置?

  阶级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论了很多,那我就不怎么涉及了。在之前的文本里,比如潘毅老师的研究和其他人的研究,在农民工这一块,他们有两个不同的分析和判断。一个视野是新的工人阶级没有完全形成,但还是在形成中。另外是李静君提出的视野,他倾向于把农民工的斗争描述为市民的斗争。在其早期的研究中,他谈到农民工的斗争是自发的、随意的。这与从西方文本里面去看这样的问题,如野猫式、零星的罢工等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引述研究过野猫式罢工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他说,没有任何的罢工是随意的,背后总是存在某种逻辑、某种程度的计划,总有一些人是领导,不管这些领导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但一定是存在的。所以,罢工到底是有组织还是无组织的,我就把这两个东西拿出来比较下。

  我们看看1990年到2004年的中国接收外来投资,就可以发现1992年的外来投资比1991年的外来投资迅速增加,高出150%。2001年时没有那么高,但较往年增加也是14%。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状况和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直接影响工人的行动。

  接下来谈我的研究方法。我在深圳某个地方的服务中心做了一年的工作人员,也住在农民工社区里。通过社区的网络认识工人,进入工人的宿舍和工厂进行观察和访谈。同时,也使用了一些文件,比如EGO工会的早期录像,来整理早期的一些罢工历史。我等下会比较多讲到2004、2005年的罢工浪潮,所以,我必须先了解诸如上世纪80年代的珠三角地区的罢工情况,或者90年初的情况如何,这样才能做比较,才能论述社区的动力是如何影响罢工的,政治经济的改变如何影响工人的行为。

  我看了很多关于八九十年代的罢工文件,主要是工会和NGO的录像。在80年代的工业区蛇口,在劳工关系中,工会是很重要的,即有人投诉的话,则工会派人来调解。很多工会文件和NGO文件都认为1987年发生在蛇口的罢工事件是整个80年代最坏的。当然他们没有做研究,只是靠媒体的报道。这次事件只是涉及到20个工人,这些工人好像是开平的移民工。在整个罢工事件中,工会都派人来做政治工作。到1993年,在深圳、珠海也有罢工浪潮。这个罢工浪潮没有2004、2005年那么大。其中也有很多个人,比如工人要求在罢工中成立一个临时的工会,但临时的工会很快被政府宣布是非法工会,不能继续存在。我要强调的一点是,1995年的劳动合同法某种程度上是针对1992年到1995年的罢工浪潮的回应。劳动部部长在1994年发表过讲话,意思是在1993年的时候,罢工、停工、上访的个案超过一万件,而且大部分是在外资厂,所以劳动部必须设置相关的法律来规管这样的情况。很显然,劳动合同法的出现是因为这样的劳工斗争。这个劳动法一方面给了劳工一些权利,另一方面也设立了规管劳动冲突的基本框架。所以在1995年,罢工没有出现浪潮。一直到2004、2005年。为什么2004、2005年会有罢工浪潮的出现呢?我提两点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劳动市场的改变,即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工业迅速发展,很多工厂在面对竞争的时候只有重新调整自己的策略,一种策略是把工厂做大,另一方面则是既在珠三角有工厂,又在内地设有工厂。那么,不管是哪一种方法,都需要大量的农民工;第二是社区网络经过移民工30年的历史正在逐渐形成中。

  接下来谈我的具体的田野个案。我的田野工作前半年没有固定在某一家工厂,而是到处跑,看不同的工厂、不同的社区;到了下半年则重点地看某个社区、某个工厂。这里所要说的是具体的工厂。我进去的那家工厂,所有的工人一个月扣50块都可以住宿舍。但最后的结果是,这家工厂30%的人是在外边租房子,租金一个月为150块到200块。30%这个数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谁住在外边?这群人主要是技术含量高一点、技术熟练一点或者结婚了的工人,或是基层的管理层,这个群体是比较倾向于住在社区里面的。根据官方的数字,社区所住的地方大概为9.8平方米。在2002年,这个社区有180个已经注册的厂,还有超过100家小工厂,但官方的数据反映不出来。政府说有5万个临时居民,主要是农民工,也有小部分可能是做小生意的,但基本上看不到本地人。我这里还有一个官方数据,在深圳48.7%的移民住在这样的农民工社区里面。农民工住在社区里,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即在工厂做了一段时间,积累了一点资本,在工厂做不下去的人就在社区里开个小店,卖点简单的东西。而小店就成为那个人的老乡聚集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会提供麻将等,所以这里晚上很热闹。在这个社区里,老乡网络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某个地方来的农民工两周一次聚在某个老乡家吃饭。另外,黑社会也是很活跃的势力。黑社会和老乡网络有交错的地方。比如我研究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帮派,其中有三个帮派是特别强的:四川的帮派、贵州的帮派和广东海陆丰的帮派。四川的帮派主要的经济活动是收保护费;贵州的是买卖毒品;海陆丰的是开小店。四川人收保护费主要是收小店的保护费。后来四川人收保护费的重点倾向于工厂中层管理层的保护费。因为他们的收入比较高,而且这些人的家庭也住在社区里。黑社会成员里面的大佬基本上是男性,没有女性,做“小弟”的有少部分女性,小弟跟着一个大佬。有一群人是不干活的,天天在社区里跑,晚上有什么事一叫即应,在餐厅吃饭不给钱的,等大佬到月底的时候一次性结账。社区也不完全是老乡网络的关系。工厂在1995年已经存在,所以这个社区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十多年的历史中,工人相对是比较固定的。所以社区中也有非老乡的网络,也有跨省的平辈网络的形成,其形成的基础主要是消费模式。比如一些年轻男性喜欢上网、滑冰、看电影,女性则在街道上看电影。另外,职业方面,班长、科长层次的人会去洗头按摩。所以,社区里的社交网络也与消费能力相关。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个现象,很多在社区活跃的大佬和在工厂里做科长、做班长的中层管理层是好朋友。因为大家的消费能力差不多,所以互相认识。这里要谈的是,社区网络如何推动了2004、2005年的罢工。这两年的罢工没有官方数字,但可以看媒体报道。2004年开始,在深圳、东莞等出现了许多围绕工资的罢工,也有部分的罢工是要求成立工会。在这个过程中,所谓自发性的罢工,没有工会参与的罢工,是不是真的自发?谁在领导,还是真的没有领导?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分析了老乡网络、黑社会网络、一些基层管理层。

  详细讲讲一家台资的电子厂在2005年的罢工过程。那家工厂在2004年还是个只有三四千人的工厂,后来它在一个村买了地,建立了更大的厂房。到罢工的时候,新厂和老厂的工人有一万人左右。以前修机器的工人,在工厂里是没人可以管住的,因为他们有黑社会背景;另一方面,机器修理是不需要长期工作的,机器坏了则修。一个车间大概有三四个技术人员,是流动的。到2005年,他们早上打卡、吃饭,然后就不进厂了,晚上叫一些人帮忙打卡,他们下午的时候就去村里玩。他们的直接领导是知道的,但也不管,但台湾的老板讲自己不知道。2005年,工厂引入了新的制度,即所有人在中午时都要排队打卡出去,然后再排队打卡进厂。其中一个部门在五楼,最高楼层的人下来吃饭时就发现打卡已经排长龙了,所以可能没时间吃午饭,这个部门便罢工。经理下来谈,他们很快将要求转化成要求加工资,这个要求被工厂答应了。这个部门的一些人在其他部门贴通告,呼吁一起罢工,但没有得到回应。最后,这个部门的100多人跑到高速公路上,但因为人数不多,很快被赶回来。其中30个人跑进工厂,砸烂每栋楼的总开关。这样,生产就不能继续,工人才跑出来。到下午的时候,厂方很紧张,要求谈判,但没有代表,没法谈判。后来有10个人愿意做代表,谈判才进行下去。谈判以后,这10个工人就被厂方送去工厂,然后就不见了。工人就开始想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10个人被收买了,另一种说法认为他们被派出所关起来了。这样就激起了很多工人的愤怒。第三天,几千个工人跑去国道,因为国道有两个出口,所以他们也分两队。有一批人没到国道就被他们的经理截住了;另一批跑到了国道,但被劳动局和保安截住。回去以后没有真的谈。这又有个小插曲,第二天晚上工人跑到台湾老板住的地方把他抓出来骂,后来他在保安的保护下才离开。所以,台湾老板在第三天听说几千个工人要来和他谈判,很害怕,躲起来了。第三天就没法进行谈判。到了晚上,一个有规模的组织在社区进行了动员。怎么动员呢?他们做了几条很大的横幅。一条写“某某厂违反劳动法,不加工资”;另一条写“还我十大代表”。这两条横幅在社区里边打出来。然后有人拿着喇叭讲要上国道,也有筹款箱。到第四天,早上8点钟,8000个工人就走上国道,并与警察发生了严重冲突,最后有30个工人进了医院。下午有一个谈判,工人的基本要求都得到了落实,主要是最低工资,但工人代表没有回来。根据后来的调查,应该是工厂把他们解雇了,但是给予高额的赔偿,一个人3万块。这个事件以后,这个社区的其他工厂都有相关行动:或是工人罢工,厂方加工资;或是厂方在罢工前就按照这家厂的标准加了工资。这个台湾人后来又在惠州开了一家工厂,当时可能要请1.5万人,但实际上只能请到6000人。这家工厂也有很多的罢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家工厂新开的时候,会派老厂的一些技术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把技术带去新厂。而技术人员和基层管理人员就是在罢工中起领导作用的那批人。所以,他们也把罢工经验带过去。这个事件后,老厂的罢工是没有停止的。而且是以几十个代表的形式去劳动部门投诉。在罢工期间,工人要求成立工会,后来就成立了工会。但工会作用不大,以至普工不知道工会的存在。

  这次的罢工时间在职工工资的调整上起了作用。2000 ~ 2005年的工资调整幅度不是很大,但2005 ~ 2006年,2006 ~ 2007年,工资上涨的比较多。当然,工资上涨的原因与劳动短缺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劳动短缺工资就上涨的原因。如果仅仅从劳动短缺来看工资的上涨,则没有把工人的集体行动考虑进去。2005年的时候,虽然我们在讨论民工荒,但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并没有加上去。工人最低工资的落实是工人集体行动的结果。

  接下来我谈另一个个案。深圳在2005、2006两年都加了最低工资,而且幅度比较高,而到了2007年深圳政府宣布不加工资(当年7月没加工资)。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与对工人的需求不那么紧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2006年工人的集体行动没那么多有关。我要讲的个案是一家德资工厂在2007年的罢工。但这次罢工由于政府的迅速行动,规模没有上次罢工规模大。这次罢工的背景很奇怪,在最低工资基本落实的情况下,很多工厂为了控制成本就增加工人的工作量,没完成的工作量则规定在中饭时间免费加班。同时,工厂的技术人员被限制了加班时间。造成罢工的原因是在8月时,普工发现工资没有增加,一部分技术人员甚至发现自己的工资减低了。这次罢工比2005年的罢工更加严谨、组织力更强。在收到工资单的第二天即星期五,下午5点,经理离开工厂以后,工人就把一些公开信贴在工厂里,但这些信并没有谈罢工,只是要求增加工资等。星期六和星期天相安无事,到了星期一的早上,很多工人准备上班的时候,发现没有电。这次也采取了与上次同样的方法,即打烂开关等。一万个人去了街道,厂方要求工人选代表,但这次罢工没有工人代表。最后,厂方决定让厂中的职员(即技术人员和基层管理员)去开会,但真正留下来开会的只是科长或以上的人。开完会后,新的方案产生,在工资方面,技术人员加300元,普工加30元。普工对只增加30元工资不满意。到星期三的时候,罢工仍然在持续。到了星期四,厂方公布一个政策,如果员工复工,可以得到50元补贴;如果不复工,可以马上辞工(之前辞工是要排队的,很多人要辞工辞不了)。这两个选择对员工都有吸引力。但第二个选择更加有吸引力,因此罢工后,有3000人辞工了。

  比较一下罢工的历史进程,2007年工人要求的是合理的工资,当时最低工资已经落实了。2007年已经有了工会,但工人要求在工会中加入基层的代表。另外,这家德资工厂有两家工厂,在深圳不同的镇,他们是同时罢工的。2007年的罢工步骤也更加清晰,且不选代表。深圳市政府在2007年的10月就增加了最低工资。

  下面讲一讲政策上对我们的启发。第一,国家的法律还是以个人利益为主的。1993年有最低工资,1995年有劳动合同法,但这个法律的框架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基础,而很多斗争是以集体行动出现的。现在的法律框架没办法避免集体行动的出现。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与厂方谈判为基础的框架。第二,我们看到工人代表被选出来后就被厂方解雇了,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得到法律上的保障,也没法得到外部的支持。这就导致罢工领袖只能在底下进行,不能正式亮相。

  郑广怀(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珠三角工伤探访和互助网络建设

  我必须说明的是我今天仅仅是作为报告人来介绍下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团队不断讨论和滚动很多年的结果。

  为什么我们要做工伤探访?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工伤探访的过程把工人服务和工人组织相结合。工伤探访是什么呢?工伤探访就是我们在医院探访工伤者时向他们提供法律信息、法律咨询和心理辅导服务,并根据工伤者的具体情况随后向他们提供个案辅导和个案代理服务。若从社工角度看,这其实是一个社工服务的过程。第二个方面,我们试图体现组织性。我们会在医院探访和法律援助过程中发展并组织外来工志愿者和工伤志愿者参与,通过小组活动,构建工伤者互助网络,促进工伤者和外来工的团结,提高其权利意识和群体意识。我们希望通过不断地滚动,把工伤的志愿者纳入到探访的队伍中,通过他们来探访更多受伤的工人。通过小组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在珠三角的各个城市发展出他们自己的网络。

  我想谈下背景。这个背景既是工人自己的总结,也是从事劳工方面服务的NGO的总结。第一,珠三角工伤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减少的迹象,工伤者数量正日益扩大。第二,国家颁布的保障工伤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无法有效实施,工伤者权益得不到真正保障。第三,法律规定工伤赔偿案件的程序复杂且时间跨度长,导致工伤者在维权时付出巨大成本。第四,工伤者极度缺乏相关法律信息。尽管工伤者具备在机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指导下自行处理工伤事务的能力,但大部分的工伤者在接受探访前对相关法律知识知之甚少。我发现,其实信息是影响他们维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五,工伤者无法获得来自家庭和原来所生活社区的支持,经常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最后一点,官方工会无法代表工伤者利益,也无法促进工伤者的互助、团结。虽然现在可能在一些NGO的推动下会有一些探访,但这不是一个制度上的探访,可能逢年过节会去探访下。综上,我们认为解决工伤者面临的巨大问题和困境应通过工伤者自救、互助和团结来实现。基于此,我们开始推动这个项目。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的目标群体是工伤者,但我们的目标群体不局限于此,我们希望通过工伤者扩展到外来工。工伤者既是工伤探访和法律援助服务的受益者,又是帮助其他外来工(包括工伤者)维权的潜在志愿者(组织者)。另外,我们发现,其实工伤者家属也受到了很多不利影响,比如工伤对工伤者家庭的经济状况、生活安排和人际关系等带来的影响。我们把家属纳入到目标群体,其实还有性别角度的考虑。虽然工伤很多是男工,但其实女性在珠三角地区的外来工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由于性别意识和权利意识的缺乏,她们通常在权益被侵犯后不敢维护自己的权益,不敢与雇主发生对抗。针对这一问题,项目规划、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强调女工性别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提升,采取多种形式强化女工在项目活动中的参与者与组织者角色,注重女工的特殊需求。比如孕期女工的工伤,很多孕期女工在接受治疗前可能要先堕胎才去接受治疗。又比如,我们很难看到如果男工受伤,女工作为家属的独立诉求,她们通常是拿了赔偿男工受伤的钱就满足了。

  我们这个项目的目标分两个。长远目标是想提升工伤者意识:促进工伤者的群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提高;促使工伤者尤其是工伤志愿者成为维护工人权益、改善劳动环境、促进工人团结的重要力量;促使社会各界对工伤者问题的关注;促进政策执行,进行政策倡导。我们的短期目标是探访工伤者,向其提供法律援助和紧急生活救助,关键是让被探访的工伤者具有自我维权和寻求各种社会援助的能力,建立工伤者互助网络,促进工伤者的自主组织。

  我们这个项目的方法和策略是比较微观的。我们认为,工伤是工伤者难以独自面对的危机。他们要面对工伤治疗延误、工伤认定遇阻、伤残评级偏低、法律程序繁琐等问题。我们的危机介入从医院探访开始,通过初步接触工伤者及其家属,提供相关法律信息和初步的心理抚慰;在取得工伤者的信任后,持续跟进工伤者及其家属的问题和需要,如共同制定维权策略、代写法律文书、陪伴出庭、代理仲裁或诉讼等。

  我们项目的小组工作主要有三块。第一是工伤者互助小组,其名称就暗示着这个小组的参与者其实都是工伤者,他们会在医院之外组织一些分享等。第二是工伤探访志愿者小组,就是接受了我们的工伤探访之后有意愿参与到我们的工伤探访中来,小组既包括受伤的工人,也包括外来工,只要有意愿即可。上面两个小组其实是可以转化的,比如你先参与到我们的工伤互助小组,如果你有意愿探访工人,也可以参加到工伤探访志愿者小组来。第三,法律援助志愿者小组,这个小组主要来自外来力量,比如大学、律师所等。

  我们项目的活动分类比较多。第一种,工伤探访。包括医院探访、社区探访、工伤者生活紧急救助。第二种,工伤者互助网络建设。我们开头说到在各个城市都会有这种组织,我们会定期地组织不同城市的人聚集起来交流。第三种,法律援助。我们会有来电、来访接待,会有律师在各驻点巡回。我们还提供个案辅导和个案代理,告知谈判技巧、代写法律文书、代理诉讼等,通报并及时发布典型个案。第四种,女工参与。我们希望发掘一批女工,但现在女工还很少,因为女工受伤的很少。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女性小组,由工伤女工、工伤者的母亲、妻子、女儿等受工伤影响的女性人群构成的女工小组。

  我们希望发展两类志愿者,一类是大学生的志愿者,另一类涉及到具体专业,如学社会学和法律的。现在的本科毕业生刚毕业的时候可能有意愿参与进来,但过不了两三年就走了。我一直想做个研究,就是多少人能留下来,留下来的人是哪些?但这个研究真的很难,所以我把它定位在志愿者的方面。第二类就是发展律师等,律师在NGO里面做一个专业人员很难,他的流动性也很大。我希望有些律师,或者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能作为志愿者参与进来。这两类志愿者其实涉及到草根性与专业性的问题。我们希望专业性能进入到草根性里面,草根性也能从专业人士中获得一些知识和能力上的提升。现在有些律师开始介入到集体的劳动争议中去,进入到组建工会的过程中去。深圳市有个很重要的规定,即促进和谐劳动关系条例,它允许专业人员介入到集体协商中去。这是从个案走向组织的很好的过程。国外对这个条例关注得比较多。我们也希望能定期出版工伤状况的监察报告。

  

  Ruth Milkman(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社会学系):性别与移民组织经验

  我对中国劳工的了解主要来自潘毅老师和一个同事李静君。中国有农民工,美国也有移民工,我想对二者做个简单比较。他们的第一个相同点是从农村跑到城市。移民工出去打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困难;另一个是现代城市的吸引,比如洛杉矶迷人的都市生活。这批移民工的第二个特点是,他们很年轻,都是青壮年,而不是小孩或老人,由于他们没有合法身份,所以在美国他们不被认可。他们是非法移民,这点和中国不同,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法律权益比较少。

  刚才听潘毅老师的讲课,我想起一本书,是Mae M. Ngai所写的Impossible Subjects。这批移民工和中国农民工一样,没有完整的主体。这本书谈到20世纪到美国的移民工的身份是不被认可的,这和潘毅所讲有相同之处。我在美国的研究中所遇情况和中国的相似处是他们的权益通常得不到保障。这又让我想起李静君写的一本书Against the Law,这本书写了很多工人法律得不到保障的情况。

  具体而言,我想讲一下克扣工资的情况。在美国加州,我们有很好的法律,可惜仅仅是在书面上而已,实际执法时很难,特别是这些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在美国规定工人一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40小时,这批工人加班,他们所得工资也不是法律所规定的,而是只有一半或更少。按规定,在美国,工人有休息的时间,但移民工却没有。更严重的是,工人工作了,却没有工资,我听说在中国也有类似情况。

  总的来讲,这批移民工与中国农民工有颇多相似处,但一个大的不同是,美国的这批移民工是来自别国的、是跨国的。不论其种族如何,都被视为外来人。比如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工,他们也许和我一样是白皮肤,或者和黑人一样,不管如何,他们都被标签为另一类人。

  若从法律来看,我们首先看到,这批移民工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他们是弱势群体。但我不认为他们总是受害者,他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弱势,他们跑到城市来打工,有着很强的动机、很大的野心。当我们查看移民或移民工的文献,我们会发现,他们通常是有着很大野心,并且有所追求的人。

  我回到我今天的主题,就是男性和女性移民工的区别。女性移民工,她们以前的社区可能是受父权体系的控制,她们跑出来就好像是逃避和脱离父权控制。在墨西哥,女性很少有机会在家庭外找到工作。但是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她们跑出去就是来到了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得到了解放。比如一些从菲律宾去沙特阿拉伯打工的女性非但地位没有提高,很可能还降低了。当然我想讲的从墨西哥来到加州打工的情况是个正面的例子,毕竟美国男女还是比较平等的。

  我想跟大家谈谈,这些移民工的动员和集体行动。先补充一下,这批移民工的教育水平比美国本土工人要低些,经济能力也较本土工人低些,加上法律保障少,所以很多人认为要动员他们是很难的。美国工会和劳工活动团体也觉得动员他们很难,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没有必要动员,他们仅仅是城市过客,赚点钱就走了;第二,他们的工资虽然很低,但比较墨西哥老家还是高些,也就没有多大动力采取什么集体行动;第三,他们的身份是不合法的,让他们参加集体行动,未免风险太大。

  但其实,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相反,他们很容易动员起来,他们的参与性很高。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批移民工和本土工人相比更易动员。第一个原因,虽然他们的经济与文化资本弱,但是社会资本很强。他们的亲属联系很强,住在一起,彼此联系紧密。就好像在广州,工厂里面很多都是同乡,之间的互信很强。第二个原因,他们在家乡的心理倾向是集体主义的,不同于美国城市中的个人主义,这就为集体行动提供了基础。

  我从性别角度分析这批移民工的集体行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就可看到一些初步的集体行动的组织形态。在“9·11”后因为恐慌有些许中断,时下又因为经济危机,集体行动也有所放缓,但我有信心认为,集体行动可以持续下去。

  组织形态有很多,先说第一个类别,就是工会的介入。第二种类别是,以同乡为中心的组织形态。他们一开始政治性不强,仅仅是一些聚会,或者一些选美活动等,但后来慢慢有政治要求。一些同乡会时不时地筹款,寄往家里,建座桥或什么的。第三个类型,就是中国常说的NGO,在美国常称为工人中心。最后一种类型,就是参议,争取这1200万移民工的身份可以合法化。

  在集体行动中,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很多女性非常活跃且主动,在运动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批移民工集体行动中女性的参与比工会组织的其他工人运动中女性的参与活跃很多。这些女性移民工,一般来自拉美,由于跟家乡生活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所以,她们其实比较少谈性别问题。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男女相对平等,并且有法律的保障,性别问题也就显得不突出。

  我这里有一些数据:在美国非法移民中女性占了42%,而在合法移民中,女性占了52%。这些数据是金融危机前统计的,现在非法移民中女性有下降的可能,虽然可能不是此刻。在同一个移民家庭里面,可能既有合法移民也有非法移民,这是因为有些非法移民在美国结婚或同居,而他们的孩子在美国降生就成为美国公民了。

  我们发现,在劳动力市场,有性别的分割,也会有女性反映性骚扰。虽然平均每个小时女性工资要低于男性,但是由于女性的工作通常较稳定,所以她们的总收入通常还高于男性。比如,女性做家庭保姆,工作较稳定,而男性在工地常由于开工不足而导致工作不太稳定。

  继续我的话题,为什么性别的诉求不是特别突出?首先,相对于老家来说,在美国可以找到工作,并且有工资,这已经很不错了;另外,美国比较强调男女平等,加上平时与同事谈论孩子等女性相关话题,这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性别之诉求。一些田野资料也显示,她们是比较喜欢美国生活的,她们有很强烈的愿望与渴求,希望留在美国城市中生活。但是对于男性则不同了,他们比较孤立,因为他们都是在诸如建筑业等行业工作,而这些行业很少有美国本土的工人涉足。因此,他们来到美国的生活其实和老家相比差不多,像以前一样踢踢球,行为粗野率性。他们希望回家,因为在家乡,男性是有很高地位的。

  女性之所以有勇气积极参与到运动中,是因为她们在美国城市的生活和经历已经培养了她们正面的不断争取正当权利及更高的女性地位的性格。这时似乎感觉谈论女性没有很多必要。有时候,女性在运动中还起领袖作用,但是依然没有很清晰地直接与性别诉求关联。比如那个非常著名的为清洁工争取权益的运动,女性参与度很高,这与家乡的组织中男性主导一切的情形不同。一个女性活跃分子谈到,女性被拉来参加这种政治性活动,这在老家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她们参加运动的重点还是在于家庭、孩子、下一代等,而不是突出女性权益。

  大家都看过2006年洛杉矶大游行的照片,在这次游行中,女性也充当了重要角色。工人中心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个西班牙的宗教团体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西班牙语发行的报纸等也发挥了极大的宣传作用。游行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是为美国1200万非法移民工争取政治权利,“今天游行、明天投票”。这次游行其实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游行,有妇女、小孩、青少年、婴儿,什么人都在。

  总的来说,性别的讨论很丰富。男性移民工更多地关注过去,关注家乡;女性移民工更多地关注未来,关注现在的生活。但是她们是为所有人,包括男性,争取权利,为了整个家庭能在这个新国度生活得更好。

  Peter Evans(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社会学系):跨国劳工运动与团结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主体或者客体如何回应全球资本主义,以及个体的抵抗如何成为国家范围内的集体的、阶级的、政治的行动。我现在想讲一下,这种行动如何可以成为全球的跨境的集体行动。我的例子不是来自中国而是其他国家。虽然我们通常只在国家层面界定工人阶级,但是劳工运动要挑战全球资本的话就必须超越国家边界。就如国家层面的策略需要依靠本土斗争来建立,同时又反过来影响本土斗争的有效性,同样,国际策略对于劳工对抗全球资本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的主要论点是,我们不应该把全球劳工运动视为一种单一的结构形式或组织策略,而应该视之为不同形式与策略的联合。像本土斗争一样,工人用于跨国层面的这种策略也视情境不同而各异。我准备展示一个简单的多样化世界图景。我会介绍四种不同的理想分析类型,并且看看它们是如何影响跨国策略与结构的。

  我先介绍四个有用的概念:一个是结构力量(structure power),指工人可以通过罢工等形式从雇主那里得到一些利益;一个是取长补短法(reverse-whipsawing),就是指劳方力量弱而资方力量强的地方可以通过联合劳方力量强而资本力量弱的地方来争取更多的利益;一个是组织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这个概念不同于结构力量,指的是工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联合,诸如社区组织、NGO等;最后一个是象征性杠杆资源(symbolic leverage),就是指工人所追求的价值得到其他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的广泛认同而产生的资源效益。

  很简单,不同类型的工人,他们会利用不同策略来争取权利与利益。比如,制造业的工人及有比较稳定雇佣关系的服务业工人就会利用结构力量或取长补短法进行斗争;而没有稳定雇佣关系的工人则更多地使用组织力量以及象征性杠杆资源来进行斗争。针对上面提到的四种不同斗争策略,我会有四个例子加以说明。当然,现实中的斗争很复杂,我这里仅仅是把这些斗争简单化以方便讨论。

  第一个例子是运用结构力量来斗争的,讲的是为德国跨国汽车公司工作的德国和巴西的制造业工人斗争的例子。这个个案发生在2001年,德国大众在巴西裁员3000人,巴西的工会主席直接飞往德国大众总部,保住了工人的饭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之所以可以做到是因为他们和德国的工会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不仅是经济上的合作,更是政治上的合作,长期以来,巴西工会一直与巴西独裁制度作斗争,而德国工人非常支持巴西工会及工人的做法。

  第二个例子中工人缺乏制造业工人的结构力量,他们采用组织力量来斗争。这发生在一个成衣工厂,和中国情况相似,老板常常搬迁工厂以逃避责任。这间工厂出现了疯狂的罢工,结果是出乎意料的成功,提高了工人工资且成立一个工会。我要问的是,他们是如何可以在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做到这些的呢?答案与国际性组织的联合有关。刚才我给大家看的照片中有两个便是这个工厂的工人,他们跑到美国来寻求国际组织帮助,照片是在我所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拍的,也就是说我们也成为了这些工人斗争的国际资源。当然,伯克利也仅仅是他们寻求的国际资源网络的一部分而已,并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方。最重要的是一些消费者团体以及NGO团体。这里介绍几个主要的团体,由于这个工厂设在墨西哥,资本来源于韩国,所以就有墨西哥的工人支援中心(Worker Support Center) 以及韩国的国际联合会(Korea House of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另外还有美国学生反血汗工厂运动(USAS)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这个例子的关键是,一个墨西哥小镇的工人之所以变得异常强大在于他们成为了复杂多元的国际网络的一部分,这样他们就击败了工厂主以及当地政府。

  接下来的例子中我们将看到,跨国联合不仅在制造业中很重要,在服务业也同样重要。我引用一个物业公司工会主席Steve Lerner的说法,他说,如果我们可以把六大洲15个国家的24个大城市的24家物业管理公司组织起来,那么就可以成为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全球工会。这个例子发生在2006年休斯敦的服务业中,这是个本土斗争,但是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本土斗争同样离不开全球联合。很多大型服务公司在很多国家均有投资,工人要取得更大的成功必须进行国际联合。

  最后一个例子将说明,即使是服务业中无正式雇佣关系的工人也可以通过国际联合来取得成功。即使他们没有受雇于跨国公司,他们依然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所以依然可以受惠于国际联合。照片中的这个妇女是一个韩国街头商贩,她是一个名叫国际街道联盟(International Streetnet)的组织的成员。国际街道联盟的成员包括非洲、亚洲、拉美的街头商贩,他们相互交换想法相互支持各自的活动。我要讲的就是,即使是这些街头商贩,他们也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受着国际事件的影响,因此也需要跨国联合。

  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当我们谈到劳工动员和劳工联合时,我们要认识到,国际运动要以本土运动作支撑,否则就谈不上国际网络与国际策略;但同时,当我们谈到本土斗争时,要认识到,它是与全球资本与全球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在与国际策略联合中受益。

  *本专题是上一期专题“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的延续,根据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与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期“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高级培训班”(2009年1月11日至1月18日)的讲课内容整理,限于篇幅,其中的照片未刊登。

  (录音整理:何海狮)


责任编辑: 吴莆田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