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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改革,解释发展,寻求突破

——“市场化三十年”论坛综述

张曙光 宋厚泽

  与会者对市场化改革30年的讨论,普遍采取的方法是,看解决了哪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原因何在,是否以及发生了哪些扭曲,未来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方面既有综合分析,也有具体考察。

  “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于2008年8月30 ~ 31日在北京顺义举行。会议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省人文学会联合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80多人,他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济南等地,有50多人在会上发言。会议的主题是回顾和总结三十年走过的市场化道路,理解改革,解释发展,寻求新突破。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及其取得的进展综述如下。

一、中国奇迹及其理论解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GDP年平均增长率将近10%,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堪称奇迹。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对于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哪些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以及这些制度作用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大家给出了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张五常教授依据欧洲小国林立,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造成了近代以来欧洲的发展和繁荣,并从中国的情况出发,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产生了与欧洲国与国竞争相同的效果,成为过去30年中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与其说是税收分成制,不如说是租金分成制,实施的结果是,整个中国就成为一个合约组织,上下之间是层层转包,然后通过分成制度,上下相连,左右不连,由于县拥有独立的经济权力,特别是控制土地征用的权力,这就导致县与县之间围绕着土地开发和招商引资进行激烈的竞争。据此,张五常教授放弃了产权分析的角度,主张从合约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认为合约的功能是约束竞争,交易费用就是约束竞争的费用,中国的这种分成合约制度减少了租金耗散,扩大了租金增值,带来了经济增长。并且认为,这是一套非常完美的合约制度。

  张维迎教授既不赞成张五常关于合约是约束竞争的规定,认为把合约泛化了,又坚持经济增长的产权逻辑。他明确指出,公有并不是大家所有,无论是公有经济还是私有经济,最后的权利都是个人享有的,国有经济实质上是职权私有的经济。职权和产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职权,就是每一种权力都定义在一个职位上,不同的权力定义在不同的职位上,你要获得一种权力,必须有一个相应的职位,丢掉了这个职位,也就丢掉了这个权力。所谓产权,就是每一种权利都定义在财产上,这个财产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不同财产的基本权利是一样的,丢掉了财产也就丢掉了权利。职位是有限的,其获得取决于对他人的伤害能力,职权的转移也不能创造价值;而财产是无限的,产权的获得和转移,取决于能否创造更多的价值。中国的改革实际上从职权制度转向产权制度,才带来了财富的不断增长,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转变。

  姚洋教授与张五常教授持有同样乐观的看法,但给出的解释却大不相同。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高增长,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能够坚持执行好的经济政策。所谓中性政府,就是指政府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也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而且不和利益集团结盟。这样的政府,第一会考虑全体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第二会考虑长远利益。1995 ~ 2005年国企改革中共产党自损阶级基础,让4000万职工下岗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之所以会产生一个中性政府,是由中国的社会结构状况决定的。在过去的100多年中,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社会主义革命这几轮革命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非常平等,这一点与拉美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在平等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政府就不可能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利益。

  黄少安教授的解释与姚洋的解释相反,他构造了一个寻租模型,回答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腐败严重,为什么经济高速增长的问题。模型由政治家(集团)和企业家(集团)构成,政治家垄断资源,企业家向政治家行贿,取得资源的支配权,企业家的生产行为与政治家的寻租行为形成奇妙的合力,推动了经济在短期内的快速增长。但是,由于政治家通过寻租取得财富以后,既不敢投资,也不敢消费,大批资源退出生产领域,于是减少了资本积累,削弱了长期增长的动力,就会造成长期的经济停滞。

  秦晖教授提出了低人权说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他认为,在回顾30年的经济发展时,有人把中国与拉美国家比较,这是不恰当的,而把中国与南非相比较,倒有不少相似之处。南非是非洲唯一的工业化国家,从二战以后直到石油危机发生的30多年中,也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占非洲6%的人口创造了非洲1 / 3的产值。中国是世界工厂,南非也被看作是非洲工厂。南非实施了流动劳动制度,黑人到城市打工必须携带三证,1984年因身份证制度被拘留16.3万人(2000年广东因证件问题被拘留的农民工50多万人)。南非也实行土地国有制度,这便于征地圈地,因而从70年代开始,其高速公路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南非经济奇迹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向型经济,外贸依存度相当高;二是低人权,即对黑人劳动的使用和剥夺方式,因而,外资看好南非,也使南非的产品保持了较高的竞争力。

  冯兴元研究员综合了哈耶克、诺斯和弗莱堡学派的理论,提出一个包括整体建构性制度变迁,自发性制度变迁,局部建构性制度变迁的混合秩序理论分析框架,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给出了一个多源成因解释。主要成因涉及有利的初始条件、较适当的改革路径选择、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和遵从有效的非正式制度、渐进式试错改革方式以及多元行动团体的互动等。

  上述解释都包含着一定的真理因素,但也具有某些片面成分,因而发生了很大的争论。李实教授对张五常教授关于劳动力流动数量和城乡收入差距数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张曙光在后来的发言中指出,县与县竞争促进经济发展实际上是通过侵犯和剥夺农民产权实现的。

  最尖锐的争论发生在姚洋和秦晖教授之间,秦晖的低人权说也否定了姚洋的中性政府说,而姚洋对秦晖的低人权说提出了多项批评和质疑。

  这一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重大问题,就是腐败蔓延和经济增长同行,不仅不发生矛盾,而且是同一事物和过程的两个侧面。韩朝华在评论中指出,高增长奇迹也好,市场化改革也好,其基本特点是政府主导,政府掌握着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他要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保增长,就一定能成功,同时官员中饱私囊也不受约束,官员是最大的赢家,老百姓小有所获,同时承担了高增长的大量成本。总之,这一讨论值得进一步深入。

二、存在问题和改革方向

  与会者对市场化改革30年的讨论,普遍采取的方法是,看解决了哪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原因何在,是否以及发生了哪些扭曲,未来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方面既有综合分析,也有具体考察。本节先综述经济体制方面的讨论,后面两节再概括其他方面的思考。

  吴敬琏教授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最近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否定改革的声音,但中国确实创造了奇迹,不过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奇迹来源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同时又实施了一套重商主义政策,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现行制度里有很多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而保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需要建立的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重商主义政策的长期实施造成了严重的结构失衡和增长方式扭曲,所以出现了问题。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当市场发育起来以后,政府仍然掌握着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力不放,形成权力搅买卖。二是市场经济需要的配套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解决的途径是,通过自由的、理性的、切实的讨论,把问题弄清楚,然后推进改革,完善制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相配套的各种其他制度,首先是法律制度,及相关的宪政问题,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并认为法制是当务之急。

  张曙光在评论中强调,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一些法制化的努力,如《行政许可法》实际上是政府自己约束自己,其效果是很成问题的。直到2007年,全国民告官通过行政复议胜诉的只有浙江一例就是证明。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引入制衡的力量。

  周其仁教授从科斯的理论出发,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但是会增加组织费用。因此市场化改革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要节约巨大的组织费用。但是计划经济制度是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国家集中了巨大的经济资源,还掌控着政权的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所以改革起来阻力很大。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国家超级公司,改革的过程和结果是分成了31个省级公司和2000多个县级公司。其好的一面是权力逐级下放,张五常就认为中国以县为本位的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但改革还不彻底。今天的中国,国家权力从方方面面搅入市场过程。因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15世纪以后自发的自由人结成的市场经济不同,其区别就在于对国家强制力的约束上。这方面的一个具体例子就是土地制度,中国改革最早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但是,今天一块土地要从农业用地变成非农业用地,宪法和土地法规定的合法状态就是国家政权强制征用,土地用途和补偿方式都由政府决定。这个问题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

  冯兴元研究员在评议时提到了关于产权和竞争谁更重要的问题,他认为不是有了不同制度的竞争就可以解决问题,提高效率。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本身就是反竞争的。

  张曙光教授从租金切入,讨论了资源要素价格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他认为,国企改革在三个问题上都有突破,在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上,通过两步利改税和分税制,把利润和税收分开了,结束了国有企业不纳税的历史,在产权改革上,通过抓大放小、民营化和股份制改造,扩大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国有企业退出了竞争性领域,一部分国有独资企业变成了公众公司,并开始通过股票期权来解决经营者激励和企业家定价问题。但是,改革至今,租金和利润始终没有分开。在这种情况下,国企利润的大幅增长并不是经营的改善和业绩的提高,而是由于人为压低资源要素价格,把大量租金变成企业利润,是国家对国企的利益输送。这就扭曲了国有企业的市场价值,既使企业并购和产权重组缺乏必要的依据,也使股票期权制度发生扭曲。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把租金和利润分开,先收租,再分利。从长远来看,用租金建立共同信托基金,信托受益人是(国家、地方或者社区的)全体人民,并逐渐形成一种政府、企业和共同基金信托机构三足鼎立的社会结构。这种产权结构就是一种真正的全民所有制。

  韩朝华研究员在评议中指出,现在需要让社会明白两点,一是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并不代表高效率,二是国有企业的利益并不一定是全民的利益。张曙光教授的文章较好地讲明了这两点。张曙光在回应中进一步阐明了让全体国民平等分享资源要素租金的解决途径:任何人包括国有企业使用资源应当交租付费,用之建立一个公共信托机构,基金收益人人有份,基金机构可以是全国性的,也可以是地方性的和社区性的;可以是综合的,也可以是专业的。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社会:政府、企业和共同信托基金机构。

  李实教授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揭示了现有体制的不足。根据他的计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48 ~ 0.5之间,同时社会调查反映当前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及其表现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他认为,在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单方面推进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没有相应改革,政府部门没有相应转型,政府职权没有重新界定,官员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原来设想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有可能演变为垄断性的市场经济,权力操纵下的市场经济。原来设想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的公平的收入分配模式可能演变为权力参与或者权力与资本勾结共同掠夺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很有可能演变为一种权贵的资本主义,这只能带来少数人的暴富,而不是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他提出的改革方向:一是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二是缩小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收入差距;三是提高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四是增加收入的流动性;五是消除腐败收入、限制灰色收入。通过这些办法就可以提高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韩朝华研究员认为李实教授的研究,使社会各界对收入分配这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他希望李教授能进一步提出一些更具体的、可行的建议,比如中国在经济结构上,经济体制上,政策上应该怎么做,来扭转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

  贾康研究员集中讨论了财政体制改革,认为在不能整体改革的情况下,财政分权,分灶吃饭,打开了后续改革的空间。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宏观财政的间接调控。30年的改革走到现在已经处于胶着状态,有人受益无人受损的空间已经没有了。但是,通过管理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样,对上可以进一步打开制度创新的空间,对下又可以和技术创新形成很好的互动,综合起来形成三个层面创新的良性互动。1998年以来的公共财政改革从政府管理创新入手,推动了诸如综合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采购制度、税费改革等等的举措。而这些管理创新又客观地要求在制度层面上促使政府理财和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策与监督走向透明化、严密化、规范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制度安排。实际上这就是在公共事务决策和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推进民主化、法治化、宪政化的过程。

  汤敏博士在评议中表示,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所作的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今后还可以按这个思路处理很多问题。对于财政这个问题,重要的不但是怎么收钱,更重要的是收上来的钱怎么花。

  张旭昆教授讨论了医疗体制改革。30年来,医疗改革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一是医院承包,二是市级统筹,排除农民,三是重回原有体制,加强政府主导和控制。也就是说,医疗改革失败了,市场化也似乎搞错了。他认为,不是市场化搞错了,而是市场类型选错了。主张国家主导医疗服务的基本依据有二,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医疗的公共物品属性。其实,这样的论据是不充分的。医疗服务是一个包括诊断、治疗等在内的综合性服务,可以像发电和输配电那样分拆,引入竞争机制和消费者选择权利;同时给医院自主定价权。与此有关的两项配套措施,一是降低医疗行业的进入门槛,二是建立医疗行业的强制报价机制。此外,还有一个医疗的公平问题,这需要通过慈善基金、个人付费、商业保险、政府统筹解决。总之,引进竞争机制,以解决医疗服务市场的效率问题,引进政府资助,以解决大致公平问题,通过个人付费,解决医疗费用的膨胀问题。

  史晋川教授在评议中给出了他对医疗领域信息不对称的定义,并认为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会影响到医疗市场运行的本质,但是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并从多个方面影响到医疗市场的运行方式以及政府介入的方式。

三、人权和宪政

  人权、法治和宪政是本次论坛讨论的又一个焦点。参与这方面讨论的有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其中有不少精彩的议论。

  江平教授提出了“发展”和“人权”两个硬道理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法制建设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却没有跟上经济的发展。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实现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目标,等价于每个人应当享有平等的人权。所谓硬道理就是绝对的道理,高出姓资姓社争论的道理。发展是硬道理,人权也是硬道理,甚至是比发展更硬的道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两个解放:解放生产力和解放人自己。苏联的警示是,为了加速工业化和实现强国梦想,不惜牺牲人民利益,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而瓦解。虽然不能说社会主义的人权天生地、自然地优于资本主义的人权,但能否现实地、真正地给予人民更多的人权,则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成败。出现人权问题有两大原因。一是社会主义强大的公权力不被约束,蜕化为限制甚至剥夺私权的工具。二是特权现象。特权是人权的对立面。从“身份到契约”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进步,但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可能出现 “从契约回归身份”的倒退。

  秋风教授从回顾中国百年史中讨论了宪政问题,他说,100年前的1908年的8月1日,清政府发布了一个九年立宪规划,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一个议院法要领,一个选举法要领,包括建立各个省议会、内阁和县、乡、镇自治制度,建立现代的财政预算、现代的军队和独立的法院系统,制定完整的民商法、刑事法等。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从1928 ~ 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成为台湾地区完成民主化转型的重要条件之一。现在台湾地区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宪政秩序和现代社会的框架。尽管30年来大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此相比,我们的进步还很不够。因为财富增长与私人产权和经济自由以及民主宪政之间没有直通车,一个富裕的社会,甚至有私人产权的社会未必出现宪政制度。宪政是一个政治的结果,而不是私人发财的结果。宪政制度的建立取决于精英从事立宪政治的意愿、知识与能力。绅士在宪政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一个支配性的作用。当代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绅士,教授学者和知识人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公共责任。所以我最近转而诉诸宗教的振兴或者是伦理的复兴,这有可能会使得精英能够承担起自己的公共责任。

  盛洪教授以“天命与人权”为题发言,回顾了中国3000年的历史发展。所谓天命,就是政治合法性。最早出现在祭祀制度中。周公改制最重要的是把先王和神(上帝)分开,先王最高的荣耀是配祀天,而不是作为天。所以,周公改革包含有非常重要的宪政含义。即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家族、一个民族,或者一群人不是天生就有天命,天然地具有政治合法性。要取得天命,就得有德。天道、天意,实则民意。取得天命包含着利益为民的重要思想和约束自己的重要原则。但天道与民意并不完全重合。把民意绝对化就会走到民粹主义。天道就是最基本的宪政原则:第一政治合法性并不为某个人或集团天然拥有,不管他们有什么先前 / 先天的的特性。第二,政治领袖及其家族不是神,他们是会犯错误的凡人。第三,政治合法性取决于政治集团的政策和行为是不是合乎民意,是不是遵循文明发展中形成的文化传统。第四是否符合政治合法性授予的主要的程序。否则,就会失去政治合法性。

  方流芳教授做了评论发言,他认为,江平提出发展和人权是两个硬道理,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这两个硬道理都是指向民主和法治的,这不同于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都有法制,而有时候威权政府更有效的思想。

  许章润教授的评论发言把全世界2000多年的政道和治道变迁浓缩为三大主要文明秩序:宗教文明秩序、道德文明秩序和法律文明秩序。西方经过中世纪、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顺利实现了从宗教文明秩序向现代法律文明秩序的转型。阿拉伯世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实现从宗教文明到法律文明的转型。中国早在秦汉时代实现了从宗教文明到道德文明的转型,但没有完成向以工商业为基础的、人文社会的法律文明的过渡。在此背景下,他认为,秋风提出的宪政问题是要赋予民族国家一个共同体的政治基础和治道架构,这个任务我们今天并没有完成。不仅如此,还要赋予中国这样一个中华文明共同体一种意义世界,包括生活方式的意义赋予和民族理想的展现。关于盛洪对文化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所做的历史分析,许章润认为,实际上是五四以后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复兴传统文化为使命的新儒家建构中国意义世界的努力,但依据天命天道探讨民权合法性,只有理论意义,没有现实意义。

四、文化变迁和学术研究

  本次论坛不仅讨论了经济发展和宪政建设问题,而且讨论文化变迁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问题。这里既有一般性的综合考察,也有从经济学方面的专题讨论。

  邓正来教授以“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使命”为题做了精彩的发言,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种市场经济嵌入权威体制下的奇迹,但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却十分落后,至今并未产生出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其主要问题有四,一是3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严格按照科学化的体系发展,而不以问题为导向,于是把一个整体的中国肢解成一个局部的中国。二是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一种西化倾向,80年代的引进,90年代的复制,目前的与国际接轨,不仅把西文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理论研究,这就发生了去中国化,中国变成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实体。三是中国社会科学关注的是地理和人口概念以及主权边界下的中国,忽视了中国的复杂性和我们的生存经验,而我们的生存经验决定了一套真假行动结构,中国社会科学没有研究支配这种行动结构背后的哲学。四是我们的研究没有注意全球化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虽然开始加入到世界游戏之中,接受了现有游戏规则,但并不知道这个游戏规则以及世界结构如何发展,因为,我们不关心中国的理想图景,也不关心世界。中国是世界结构下的中国,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中国。

  许章润教授集中讨论了中国的文化变迁,有些看法与邓正来教授的观点相左。他也讲了四个问题,第一,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的财富有了极大的增加,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因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有了很大的恢复,中国文化因素开始有限地获得了现代性的阐释和应用。其表现是中国文化中间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严重对立与隔离状态正在逐步的弥合,中西文明在中国时空中的和平共处,知识界的有限成熟,对于外域文化的吸纳和自我文化的认同可以并行不悖。第二,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中国出现了文化和社会世俗化和实用化的倾向,表现为文史哲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边缘化,而专题研究逐渐扩展,多学科的分头研究改善了一般性文化研究可能具有的整体性解决思路和大而化之的平面性状态。第三,中国知识界开始学会了在世界体系下思考中国的问题,中国知识界的文化视野得到了拓展,从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逐渐进入了中国之世界的过程。第四,提出了五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包括天下观的重新阐释,对中国形象的文化合法性的阐释与文化中国图景的建构,建构中国文明超越性本体,中国多民族国家在未来发展中的族群政治、公民团结和公共空间,中国文明和中华文化复兴的内涵、路径和可能性前提。所有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讨都以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为前提。

  王焱教授评论了邓正来的发言,认为邓的发言是一篇中国社会科学批判性的导论,指出一味的西方化,妨碍了中国社会科学未来发展。同时强调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勾画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未来图景和可能途径。缺点是把西方社会科学笼统化,其实西方有欧洲和美国的差异,邓的潜意识里面是看不上美国的社会科学。

  秋风评论了许章润的发言,他同意许章润的判断,即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增强了,但不赞同他的解释,认为文化自信心不是因为财富增加导致的结果,而很可能是文化自身演进的一个结果,未必与财富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他也赞同邓正来和许章润关于中国学术自主性的看法,但认为,要提升中国知识的自主性,恰 恰是要去掉自我中心意识。

  樊纲教授提出了一个转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他首先区分了制度变迁和体制转轨以及转轨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变迁是向一个未知制度的自发演进过程,转轨是向一个已知制度的转变过程。接着提出了一个转轨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转轨经济学不研究两个已知制度的优劣,只研究从一个制度到另一个制度如何转变。这里有两大基本要素,一是转轨的阻力和利益冲突,二是转轨中各种制度相互关系的信息和知识,以解决愿不愿改和会不会改的问题。转轨既是一个过程,就会产生很多四不像的制度,方向只能是继续往前走和完成过渡。

  唐寿宁研究员从纯理论层面提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分析框架,他认为,立宪性选择会影响市场的功能,因而需要关注市场经济的基础问题。市场其实是一个风险处理场所,人们的风险感受和风险处理方式就成为经济的核心概念,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感受互动就形成了市场秩序。如果把立宪选择不是看作一个有形的在宪法或者是立宪层面的立法问题,而首先是一个内心层面的归属感问题,那么真正决定秩序选择的是人们心里层面的相互协调。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市场活动,市场秩序的形成和演化就有了扩展性,也能回到最一般的市场含义上去。这样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问题。

  张军教授的发言以制度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为中心,集中讨论了中国改革30年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他认为,早期的转型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只强调改革方式和结果的不同,忽略了更多层面的问题,包括制度、禀赋、历史、意识形态的问题。二是缺乏比较丰富的经验研究。中国改革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是中国是转型和发展的一个大规模的实验室,二是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扩展了经济分析的范围,并把制度分析和发展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这里,国家制度受到了高度关注,国家能力、政府过程、民主法治、财政关系、经济战略等以往作为外生变量,现在被内生化了,并依据中国经验做出了新的解释。

  郑也夫教授评论了唐寿宁的发言,认为市场是一个自生长的有机系统,出现失误就会被淘汰,计划经济是一个机械性系统,错误很难淘汰。维权也是一个自生长的系统,一个维权的胜利,马上被媒体炒作,别人效仿,就繁殖了,每一次博弈的结果都是下一次博弈的起点。并且模仿“一切历史都是现在时”的话说,一切法律都是习惯法,一些人这样做了,才给成文法注入了生命。

  石小敏研究员评论了樊纲的发言,认为樊纲的框架不错,但只是一种经济学的解释,中国的改革要丰富得多,更需要有政治学上的解释。需要有一个改革学,即改革的历史动力学,做出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综合解释。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