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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中国学?

——从费约翰到澳洲特色的研究议程

石之瑜 陈姿洁

  澳洲学者费约翰从移民身份与民族意识的连结出发,则是从澳洲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唤醒”了中国的能动性,故既不纯然是东方的民族主义反帝史观,也不照单全收普世的自由主义或现代化史观,这是否算是某种来自于“南方”的观点?有没有这样一种南方的可能性,在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时,同时响应了“西方”或“东方”的观点?

一、澳大利亚的中国学者

  亚太各国由于历史、地缘与文化因素,向来都与中国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随着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上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崛起似乎为许多国家带来研究中国的动机。近代中国的研究在许多亚太国家都引起回响,不同的国家、学者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对于“中国是什么”也有各自不同的解释。早先黑格尔“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以及赫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防腐的木乃伊”(embalmed mummy)的负面印象,{1}也随着近年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增加,而有愈来愈多倾向正面的转变。

  20世纪中后期,澳大利亚也兴起了众所瞩目的中国热,许多学者开始专门研究“中国”,出版的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后改为The China Journal),是国际上最受欢迎的中国研究期刊之一。然而,仍有澳大利亚的领导阶层感觉,中国迄今还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底,炙热中的澳洲的中国学与澳洲对中国的不确定感,至今没有充分的整理与介绍。则探讨澳洲中国学专家自己的知识成长经验,自为增进我们对于澳洲的中国认识所不可或缺的起点。澳洲有没有与其它中国研究社群不同的问题意识,其中国学的参照点是否因为澳洲的历史与地理环境、澳洲与中国的关系、澳洲知识界自身的判断抉择等等因素,而发展出具有特色的内涵?这些问题的探究是充分理解澳洲、澳洲中国学、澳中关系与中国的重要任务。

  本篇以下选择澳洲中国学专家费约翰(John Fitzgerald),作为窥视澳洲中国学视野的一个起点,选择费约翰并不是认为他代表了澳洲中国学,而是因为他在澳洲中国学界很醒目,著作受到重视,且在国际中国学界很活跃,并跨足学界与实务界。有兴趣的读者大可选择其它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学家,比如在澳洲自身关切少数民族的背景下专研中国民族问题的Colin Mackerras、从美国移民到澳洲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范乃思(Peter Van Ness)、主张中国应该像一块如欧洲或澳洲大陆那样分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来研究的David Goodman、在澳洲出身成长后移往印度主持国际知名的中国研究所的Patricia Uberoi。这些许许多多在澳洲中国学界发展的人物,他们各自的成长经历共同构成世界中国学里的澳洲特性。

  费约翰身为新一代重要的澳洲中国学者,近年在国际上的声誉也愈来愈高。{2}他不仅对于中国的文化、伦理、文学、历史、政治有着深刻了解,也在2002年为澳洲全国亚洲研究协会编撰《最大化澳洲的亚洲知识》,{3}其中提到许多当前亚洲的主要结构、发生的现象、主要趋势等,并提倡澳洲人民多加理解亚洲。因此,他对于澳洲的中国学与澳洲的自我认识及自我期许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已经有所思考,则从费约翰的中国学研究管窥澳洲的中国认识,似乎展现一种澳洲中心的中国学,自有其正当性。

二、历史背景

  

  澳洲的现代历史大约起源于1788年。从一开始,“脆弱性”(Vulnerability)便成为澳洲面对世界的一种主要态度。澳大利亚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脆弱性”一方面来自于害怕海外攻击的可能性,一方面来自于其人口的稀少薄弱,再加上澳洲的地缘位置远离欧洲大陆,因此无法避免亚洲的影响力,同时也产生澳洲对于亚洲的焦虑感。亚洲的人口以及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更让澳洲想象出亚洲对其觊觎的恐惧感。如今这种根植于历史上的“脆弱性”尽管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但似乎继续深植于当前澳洲的对外态度与外交政策上。{4}

  尽管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但在21世纪到来后,由于地缘、政治、安全、经济的关系,作为一个区域大国的澳大利亚意识到需要更加了解中国,不仅如此,澳洲作家开始对自己做出某些反省,包括思考澳洲的“脆弱性”是否过于夸大了,对于共产主义的扩张是否过于恐惧,对于西方的价值是否过于高估了。因此,澳洲以往对于中国的冷漠态度出现了转变,对于中国的一举一动日益敏感起来,这些都可以表现在近年来澳洲中国学的发展上。

  处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一方面曾经历过大英帝国近百年的统治,作为一个主要由西方移民垦殖的前殖民地,让澳大利亚有着与西方脉络下相同的文化背景,加上对其本身“脆弱性”的想象,因此长久以来与英美两国的关系相当友好。但是又由于位处亚太位置上,使得澳洲各界经常自认不完全属于西方。例如,自从基廷总理上任以来,不断想要融近亚洲世界,“成为亚洲太平洋的国家之一”,{5}于是澳洲内部产生澳洲是否是亚洲一部分的争论。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的移民潮、政治、经济的联系,澳大利亚也无法避免与中国有着频繁的接触,但是由于有着西方的文化,使得他们也不属于东方的文化背景。例如,杜拿(Alexander Downer)任职外长期间便曾批评前总理基廷过于急着想要融入亚洲{6}。在澳大利亚对于自己认同尚未确定的处境下,当澳大利亚中国学逐渐开始发展时,其中国学的发展究竟会往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澳大利亚究竟会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是否有着不同于欧美的中国观点?为了解开这些问题,本文希望以费约翰作为研究澳洲中国学的起点,管窥澳洲中国学特有的历史痕迹。 

  自从1851年澳大利亚“新金山”出现后,广大的中国人民前往开垦、发展,其中也有许多华人从此在澳大利亚定居下来。华人的移民人口数量对于澳大利亚造成巨大的影响,更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因此,澳大利亚为了保护民族国家中种族的纯粹性,开始限制华人的移民。由于遭到种族歧视的关系,华人无法完全融入当地生活,甚至与当地的欧洲、澳洲人民发生冲突的事件也时有所闻。当这些事件发生时,澳洲华人转而想求助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却无奈地发现当时中国国力衰弱的困境。澳洲华人有些上书中国政府,有些在海外秘密结社,有些加入国民党,想改善中国政府的窘境,他们认为一旦中国政府获得改善,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就能获得改善。由费约翰代表的与众不同的一个观点暗示,澳洲华人间接激发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以及这种跨国共同体情感的联系。在他的这些论述中,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与澳洲学界的中国认识有所联系,是否这是费约翰乃至于澳洲学界对“中国”独特的想象?

  同时在20世纪初期,中国境内由于受到西方的欺侮,不平等条约中往往包含着割地、赔款、限制驻兵等,让缅怀着光荣历史的中国颜面尽失,知识分子开始展开一连串的革新运动以及革命,试图挽回中国的灭亡。在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中,以及专制统治之政治实践下,中国的国族建构过程成为主要的问题。费约翰用其细腻的眼光,审视中国文化中不同于西方的建国策略与手法,并察觉出中国尽管呼喊着西方价值,却有迥然不同于西方的目的与意义。在这样的论述中,费约翰是否从澳洲的中国移民问题背景中,开拓出另一种认识中国的可能性,并响应西方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想象?

  虽然当前关于中国民族主义、建国的历史、民主、人权等学术作品已经不占少数,其对于“中国”这个概念也开展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解方式。然而在这些作品当中,主要的前提无非仍是号称为普世的自由主义或现代化线性史观,或揭露特殊性的“东方”集体主义或民族主义观点居多。澳洲学者费约翰从移民身份与民族意识的连结出发,则是从澳洲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唤醒”了中国的能动性,故既不纯然是东方的民族主义反帝史观,也不照单全收普世的自由主义或现代化史观,这是否算是某种来自于“南方”的观点?有没有这样一种南方的可能性,在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时,同时响应了“西方”或“东方”的观点?

三、费约翰的研究旨趣

  本篇的研究文献主要来自于费约翰的书籍以及文章。这些书籍中最主要的作品,包括2007年出版的Big White Lie: Chinese Australians and White Australia,内容主要在于描写关于“白澳政策”下的澳洲华人,以及华人因为受到不平等的压抑,所做出的抵抗。另外,关于澳洲华人与中澳的关系,分别散落在以下文章:“After the Rush: Regul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1860-1940”{7},“Who cares whtat they think?”{8}“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Australian Commonwealth”{9}, “Diaspora and Discourse: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Subject of Modern History”{10},“Advance Australia Fairly: Chinese Voices at Federation”{11}。

  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是Awakening China: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12}内容主要描写从清末的西风东渐到民初的国族建构过程,其中包括两种“唤醒”,第一种唤醒,来自于西方的侵略,西方以其自大的心态认为中国需要被唤醒。第二种唤醒,来自于中国面对到西方的耻辱,中国对此作出的响应,一方面来自知识分子的呼唤,一方面来自国民党人的权力。另外,本书也包括中国民族建构的过程,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之间的相似性,或者也可以说是历史的连续性。关于连续性的文章尚包括:“Reports of my death have been greatly exaggerated”{13},“The unfinished History of China’s Future”{14},“Continuity Within Discontinuty: The Case of Water Margin Mythology”{15}。

  除了上述两本主要著作,还包括为推崇王赓武教授而与其它三位教授共同编辑的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一书,其中收录的两篇费约翰的文章,{16}主要的内容为中国作为一个重视“尊严”与“面子”的国家(从前帝国时代称为面子,民族国家时代称为尊严),不仅是在追求表面的财富与武力。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尽管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改变了,但是事实上中国的主要精神从来没有什么核心的改变。本书批判西方学者过于重视中国的物质资源,却忽略中国的精神层面。其它关于“尊严”的文章还包括: “The Republic of Sentiment: Representing the People in Modern China”{17}, “China and the quest for Dignity”{18},“The Slave who would be equal: The Significance of Liang Qichao’s Australian Writings”{19}

  费约翰另外主编了Rethinking China’s Provinces{20},在他撰写的导论中,可以看到中国的“省”从国民革命的历史上,就开始具有重要的地位,直到当前中国,还是会害怕“省”的地方势力过于庞大,进而威胁到中央。其它关于省的文章,费约翰主要以“广东省”为主,包括:“Increased Disunity: The Politics and Finance of Guangdong Separatism, 1926-1936”{21}, “Warlords, Bullies, and State Building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Guangdong Cooperative Movement, 1932-1939”{22}, 在“广东省”的分离主义中,也让费约翰反思到中国的农村合作运动,似乎太急于“统一”,反而疏离了中国农民与其它可以合作的对象。

  最后,费约翰的文章主要在分析国民党与共产党对于中国民族的建构,以及为什么民族革命最后会以社会革命告终的原因,这些文章主要包括:“The Politics of the Civil War; Party Rule,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23},“The Misconceived Revolution: State and socity in China’s Nationalist Revolution, 1923-26”{24},“ “Republic China”{25}, 《“吾党”说:论中国小二十世纪的立宪基础》{26}。

  根据费约翰的研究旨趣,本篇论文整理了他的知识背景,主要分为几个部分:一个部分主要介绍19世纪、20世纪初期的澳洲华人,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背景,以及在当时境遇之下,澳洲华人对抗种族歧视,追求平等、正义的行动。这些历史背景的发展,形塑出费约翰对于澳洲华人与中国人的想象,因此对于费约翰的中国学研究有着相当的影响。

  另一部分则在介绍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面对中国的积弱不振,担心灭国、灭种的恐惧,因而对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寻求民族统一的行动。在费约翰的书写下,华人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唤醒其实是一体的两面,相辅相成,互相呼应。

  另外,他的研究背景也包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其主要政治领导人的世界观以及面对世界的态度,在面对西方的冲击之后,中国政治领导人如何抉择其未来的方向,其中主要包括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对于民主的追求、中国的人权问题等,这些都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与历史发展相互连结。

  除此之外,1972年澳大利亚政府正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澳大利亚努力与亚太地区合作的经济、安全诱因之下,费约翰如何来看待中澳两国的未来,也有助于了解澳洲各界在选择自己文明身分时的论述策略,与澳洲中国学界所认识的中国,彼此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以下对于上述这些研究内容所依循的两个主轴加以简介。

四、种族的尊严与国族的尊严

  

  (一)在澳洲的华人 

  过去一百多年以来,澳大利亚与英美国家保持相当良好的关系。在澳洲霍华德总理任职期间(1996 ~ 2007年),更由于参与反恐与支持对伊战争,让澳大利亚在英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声誉。不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澳洲对于亚洲与中国的态度可说是相当冷漠的。例如,澳洲第十一任总理尤斯(William Morris Hughes,任职于1915 ~ 1923年)甚至认为,任何想建立与亚洲更紧密的关系者,都被视为是背叛澳洲由来已久的传统。{27}

  事实上,这样的排华传统是延续于西方普遍的偏见——亚洲各国是“黄祸”,并且终将成为西方的威胁。{28}当时西方的种族主义者普遍强调,“白种”与“黄种”之间有不可跨越的差异性,并对于中国人普遍抱持着轻蔑的态度{29}。对于澳大利亚而言,由于传统上“脆弱性”的心态,害怕再次受到侵略与“殖民”,因此对于来自亚洲的移民特别感到恐惧。

  1851年,由于澳大利亚淘金热的出现,吸引了许多欧洲人与中国人前往“新金山”发展。相较之下,占了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让人口稀少的澳大利亚感受到相当大的冲击。1888年,澳大利亚联邦之父亨利帕克斯(Sir Henry Parkes){30},开始反对英联邦对于亚洲移民的漠视,认为中国的移民对于澳洲而言是个强大的威胁,或许会让澳洲成为亚洲下一个“殖民地”。1889年便下令限制来自中国的移民。

  在澳大利亚“脆弱性”的想象下,加上澳洲对于中国的普遍不理解,造成澳洲政府开始产生恐惧、冲突、怀疑与误解。1854年在澳洲的本迪戈 (Bendigo){31}金矿区甚至还发生种族暴动的反华情绪。次年,英国便通过限制华人移民法案。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英国的对澳政策改变,以及澳洲内部各种势力的妥协,加上经济的基础逐渐稳定,澳大利亚联邦在1901年正式诞生,但是由于种族歧视,以及白人自傲的心理,因此在当时总理巴顿(Sir Edmund Barton,任职1901 ~ 1903)的“白澳政策”原则带领下,{32}几乎所有澳洲国会议员都同意维持一个“白人的澳大利亚”,并通过了《1901限制移民法案》,规定有色人种入境必须受到严格管制,以及通过语言测验。

  在澳洲的中国人对于“白澳政策”感到相当忿怒与苦恼,并且时有零星的反对抗议事件产生。然而,这些事件引不起澳洲政府的重视,华人的无能为力促使他们为追求一个强大的中国而努力,他们相信唯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才能使他们从所遭受的屈辱和羞耻中拯救出来。{33}在当地中文报纸的宣传下,澳洲华人将中国所受到的屈辱以及自身在澳洲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连结起来。因此,当他们在1901年看到澳洲成为独立的联邦国家时,华人赞叹公民们所享有的权利,其冀求一个统一的中国也随之而起。

  在澳洲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里,“白澳政策”起源于对于非欧洲人的害怕,也起源于澳洲人对于自身的保护。{34}然而,从澳洲联邦政府对于华人移民的歧视,对于华人秘密结社的存疑,对于华人吸鸦片、卖淫、赌博的厌恶,以及对于澳洲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不满等现象,不难理解澳洲近代的中国认识,除了政治、安全、贸易的因素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起源于对澳洲华人的印象与态度,并因而与这些华人息息相关。自1990年代以来,许多政府资助的计划,出版书籍与文章仍在处理澳洲的中国移民与社群。{35}

  (二) 在中国的中国人

  从15到17世纪,由于地理大发现,欧洲洋溢着冒险精神,以及传教的热情,西方开始来到中国进行探索与传教。直至19世纪欧洲强行叩关,最终造成了清朝在鸦片战争以及亚罗战争中的战败,让中国的颜面尽失。中国军事武器的落后让西方一览无疑,以往对于中华帝国的尊重不但一扫而空,甚至加速了所有不论强弱的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轻视。   

  另一方面,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这个“未腐烂的木乃伊”历经了千百年却没有产生什么变化,象征着历史的倒退。因此,往往带着一种“白种人负担”的优越感,或是基督教传教士的“救赎”心态,来到中国进行“唤醒”。20世纪初期,西方论者似乎普遍相信,尽管中国的过去是那样的光荣,但是就目前的衰弱情势来看,中国的现况根本不值得西方尊重。若用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话语来说,当时西方各界对中国的想象,反映出西方的话语权力。{36}

  清末国力的积弱不振,不平等的待遇以及西学的涌入,让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传统与文化的问题。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及随后的五四运动,便是为了检讨传统文化,并与中国的过去割断关系。知识分子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新式小说、民主与科学的呼吁等,显现出中国的西化运动正在进行。

  另一方面,在孙中山以及革命运动的带领之下,知识界决心背负起“唤醒”中国广大民众的责任,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来袭,以及打倒地方封建主义。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建立,然而,中国却尚未处于“统一”的现代国家状态。“统一”中国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中俯拾皆是,例如批判中国不遗余力的澳洲学者谭若思(Ross Terrill)曾在《一中帝国大梦》中提到,“统一”的概念向来是中国帝国维系的神话之一,带有机巧的虚构成份。中国经常将历史写成神话,以维系政权并安抚人民,然而,他主张“统一”的观念在现代国家中却似乎已经不符潮流。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中国还是保存着“统一”的历史成份,知识分子还是不断呼吁着“统一”,其历史的连续性也可由此看出。

  从1916年到1927年北伐完成前,中国事实上处于南北政府分裂的历史阶段。对于国民党而言,这些分裂势力主要来自于清末士绅的旧势力、地方精英的权力以及各省军阀的蟠踞。上述这些分裂势力被国民党人贴上“封建主义”、“地方主义”的标签,并象征着不符时宜的满清旧势力的遗毒。因此,中国的“统一”便需要打击这些“封建主义”。自此,中国的革命方向的焦点便转而向内部进行。当时国家的“统一”也成为革命分子认为应该优先处理的问题。

  因此,国民党人开始进行一场民族的革命,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然而,在这样的统一过程中,由于政治或经济因素,使得“统一”大业受到许多阻碍,其中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冲突、军阀的联省自治、广东的分离主义、地方士绅的抗拒等。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中,在国内部分,国民党人不断利用宣传以及统一的象征,塑造出集体主义的思维,争取人民的认同;在国外部分,则争取海外各国的同情,以及海外华人的募款与舆论。

  1949年标示着国民党的失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当时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中,毛泽东开始喊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象征着中国与西方不平等的时代划下终点,在国际上中国与西方开始拥有平等的地位。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却逐渐扩大,直到20世纪结束之际,还是会以愤怒的姿态向世界发出怒吼。这或许来自于过去历史的创伤,也或许来自于统治阶层的政治操弄。无论如何,中国的民族主义已成为许多中国学专家研究的焦点。尽管是同一个现象,不同的学者也会因为其经历、分析技巧、知识立场等而有所不同。

  1972年,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麦克马洪(William McMahon,任职于1971 ~ 1972年)正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象征着澳中关系的转变。建交以来,澳洲多任总理面对亚洲与中国的外交态度有了积极的变化。例如,1976年,费雷泽总理(John Malcolm Fraser,任职于1975 ~ 1983年)曾到北京拜访中国;前任总理基廷同样认为澳洲应该积极参与亚洲太平洋的事务,以及现任总理路克文,也希望继续推动与亚洲国家的合作,维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并稳定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1980年代当全球资本主义盛行时,中国的经济也逐渐开始起飞,政治方面则实施改革开放,各国学者争相来研究中国,大部份学者主要关注的还是以经济、贸易、政治居多,新兴议题则包括性别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人权研究等。在中国的经济与现代化发展下,许多西方学者开始预示中国将会逐渐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且为了因应经济的发展,以及随着亚洲各国的民主化,中国的政治在未来可能逐渐走向民主政体。至于中国人民的权利问题(人权、公民权、政治参与权),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实践还是相当缓慢,甚至指出其间所采取抗拒的立场。{37}费约翰对于中国的认识自然影响到他对于中国民主与民族主义的看法,以及他在人权问题抱持的观点,甚至在中国经济起飞的进程中,看到可能不同于其它中国学家的一面。

五、从澳洲华裔到中国国族主义

  

  本文对费约翰的阅读,尽量根据费约翰自己的文本来归纳阅读的角度。在这方面,费约翰对于中国人的主体性似乎尤其关注,不论是在澳洲的华裔中国人,或是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党人,这样的主体意识相互穿透影响,时而个体,时而集体,也引发费约翰对于中国人主体性的关注,不但关注集体的主体性有无获得唤醒,也关切个别中国人的主体性能否获得保障。本文检讨的是,费约翰的主体性关怀如何和欧美流行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区隔或衔接,如何与中国民族主体性的觉醒彼此对话。

  (一)华人的压抑与能动性

  四海为家(cosmopolitanism)的概念虽然从20世纪才开始流行,但是这种现象自古早已存在。自从20世纪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散播与科技的发达,让这些“四海为家”者成为“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这些移民者往往被视为他者,并且由于差异性而容易激起本国人的反感(antipathy)。移民者的归属感与忠诚感因为其认同趋于复杂而产生变化。相对于此,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则超越忠诚,暗示着能够接受各种不同的人民。在拥有许多移民的大城市中,移民者成为了文化的混血儿,他们必须适应、实践、经历这些文化{38}。

  在这些跨国主义的大城市中,移民认同的双重性(doubleness),不论是在经济贸易方面,或是在跨国文化、跨国理解当中,都相当有用。澳洲的中国人也不例外,不过在19世纪、20世纪初期,这些澳洲华人却成为受到歧视的“黄祸”。在“白澳政策”之下,中国移民者虽然无法取得公民身分,但是却也因为澳洲社会讲求的平等与民主,因而亲身经历了这些西方价值。

  当白澳政策落实在澳洲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费约翰透过在澳洲华人的经历,感受到了华人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移情。1901年梁启超到达澳洲时,展开了一系列的演说,而澳洲华人总是座无虚席,他们从演说中感受到中国情势的危急,以及西方列强不平等的对待。同时也理解到梁启超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批判,其中“奴性”问题是中国两千年来的桎梏,成为中国自由解放的主要问题。

  当澳大利亚在1901终于脱离帝国,建立一个独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时,华人也为澳洲联邦的诞生而欢呼,但是相对于此,也悲叹中国的支离破碎。费约翰认为,华人为澳洲联邦的诞生而欢呼,并非为澳洲联邦欢呼,而是一种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别情感。然而,澳洲华侨却在“白澳政策”下受到特别的歧视。在费约翰敏锐的书写里,究竟他认为澳洲的“白澳政策”对于中国华人而言,开启了什么样关于身份的意义?   

  (二)现代中国与民族的建构

  关于“现代”中国的起源,其中一些西方学者偏好认为西方是中国转变的契机。如受蒋廷黻影响的美国学者费正清等学者在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中,便认为东亚国家在西方到来之前,他们的改变都仅只于是“传统内的改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然而,也有许多学者并不认为“现代”是来自于西方的冲击。如澳洲学者C. P. Fitzgerald在其The Horizon history of China一书中,认为中国现代的建构,并不完全依赖西方的到来,毕竟中国的幅度太过广大,而内部的纷歧又如此繁多,因此不必夸大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费约翰对于中国的现代性也有所著墨,他究竟是如何来看待中国现代性的转变呢?

  除了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转变之外,许多中国学专家也研究中国民族的建构过程。新一代的中国学专家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方法来检视中国民族的建构。例如Karl Gerth{39}的China Made中,将焦点放在消费文化上,认为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所制造出的“国货运动”在民族建构上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费约翰看到中国从两千多年的帝国,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传统与矛盾成为与现代接轨的主要问题。他认为不论是国民党或是共产党领导人,都努力引导人民一统成为“一个民族”才能“拯救”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强调“灭国”的论述,以凝聚人民的情感。除此之外,两党也试图解决帝国到国家的历史“连续性”问题,其中可以看到中国民族主义分子强调“大一统”的连续性,以遮掩住帝国成为民族国家的矛盾心理。

  除此之外,在东方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情形下,费约翰透过平铺直叙,以旁观第三者的角度,写出西方对于中国的唤醒作用,以及中国自己的觉醒。费约翰从“唤醒”的概念出发来看中国民族的建构过程,在他所描述的“被唤醒”与“觉醒”的过程中,西方论者看待中国的方式引导中国知识界学会用西方的眼光,来审视中国自己的“错误”。值得探讨的是,在这样一个知识界努力唤醒中国的叙事下,费约翰是否假定被唤醒的,是原来就已经存在的中国,还是一个因应当下政治需要所建构的中国?唤醒中国的主体最终是来自西方,或是中国知识界自己?在费约翰的文本中,有没有既有的欧洲中心的观点,或是一种从东方历史文化传承中汲取的观点,或是有一种特殊的出自澳洲华裔的“南方”观点呢? 

  (三)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

  尽管有些学派认为冷战结束标示着自由民主的胜利,但是民族主义似乎以另一种方式苏醒,特别是在共产主义国家。因此,许多学者也开始重新评价中国的民族主义,如美裔澳洲学者Unger便认为,在毛泽东底下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对于国家的忠诚。中国民族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总是以革命意识形态作为遮掩,这是一种共产党领导人所操作出的大众情绪。近年来,中国成功地达到“富国强兵”,让中国人民开始感到自豪,也向列强显示出中国的力量。

  尽管许多研究提醒我们,民族主义是人为的意识形态,但是在许多新兴国家中还是相当普遍的议题。民族主义可能是民主的条件之一,但是有时民族主义也可能伤害了民主,亦即不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会形成不同的关系。在中国的情况中可以发现,民族主义分子并非完全排除民主的原则,例如,他们认为中国适合“指导性民主”、“民主集中制”。在中国民主化的历史中,民族主义分子也曾提及自由与民主,例如梁启超便认为中国的“奴性”应该彻底根除,以成为自由的现代公民。{40}  近代的中国社会中,学生争取民主以及民族的承认。不过,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这些中国学生认为他们是爱国主义者,换言之,中国的民主改革动机是为了国家的尊严,为了争取非属于个人的权利。在这样吊诡的情况下,费约翰注意到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因为澳洲华人追求平等的经验在此介入,形成了另一层相互影响的关系,也对当代中国民主的发展,有不同于欧美自由主义传统的评价。

  在国民党、共产党建构整个民族的过程中,对于民族统一的要求,总是优先于个人的自主性。但是费约翰看到,在这个全球化的社会中,后现代、后殖民、后工业等都开始注重“主体形成”(subject formation)的过程。{41}如此而对中国人权所产生的关怀,是具有中国人文情怀的的基础呢?或依旧反映出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呢?

六、代结论:有没有澳洲的中国认识?

  

  “中国”一词能够以许多方式来解读,它可以意味着是一个地理上的实体、一个国家、一段历史、一个社会、一群人民等。{42}不同世纪的西方作家对于中国的想象经常有所差异,除了受到科技发展的影响之外,各个时代的的时代精神与政治强权,也倾向于根据自己的需要建构中国的知识与想象。不可讳言的,在当代对于中国的知识与想象,大部份是来自于美国知识界。而澳洲充其量只是一个区域性强权,影响所及,澳洲各界对于中国的想象,难以避免与一个南太平洋的区域利益以及一个中型国家的权力息息相关。费约翰的作品有没有反应这样的位置,或因为这样的位置而开展出与中国特别的关系,关系到存不存在一种“南方”或澳洲中心的观点来看待“中国”。   

  费约翰近年积极参加了关于反思澳洲中国学的辩论,针对Geremie Barmé呼吁透过以培养文学、美学、建筑学等学养为内涵的澳洲国立大学传承计划(China Heritage Project),建立新中国学(New Sinology),并超越学术官僚(acdemeo-crat)思维的文章,费约翰提出忠告,认为澳洲既有的不受学科方法拘束的历史研究正在式微,并因此担心传承计划的执行会因此反而卷入过于当代的现象,以至于不能真的超越政府、企业、学术官僚追逐每日议程的窠臼。他因此敦促Barmé掌握澳洲中国学睥睨(flouting)学科方法的传统,以此作为澳洲国家实力的特色。{43}他们的辩论反映出社会科学方法在澳洲中国学界并非专擅主导,反而跨越界限的人文关怀相对而言具有一定影响。

  费约翰的特殊贡献在于:首先,他主张澳洲华人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有思想上与情感上的联贯性,因而开启了澳中民族主义的连结。其次,他看到澳洲华人的跨国主义超越了国家的边界,从而开展出属于自己的身分认同。再者,他不断强调国家尊严与个人尊严之间的相通性,两者关注焦点都是“尊严”,因此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造就了民主与人权的发展。最后,他以后殖民的角度看待中国民族的建造,强调政治利用了文化、文学、时尚、神话来缔结出中国民族与历史连续性的概念。

  本篇最后提出反思,在未来整理澳洲中国学的研究时,如何可以根据费约翰的作品旨趣,发展出三个方面同时进行的研究议程,一方面是处理澳洲的华人,从他们对于“白澳政策”的反抗,看出澳洲华人对于中国民族情感的移情;另一方面是针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抵抗,找到中国民族、民族主义与民主的能动性。最后,根据澳洲中国学界的反思,联系澳洲自身的认同建构澳洲学界对中国的认识。

  从“白澳政策”的实践中,费约翰看出澳洲政府将“白澳政策”与“民族建构”相互连结,换言之,澳洲的认同被政府限制在澳洲的疆域里,而相较于澳洲华人,他们却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仍然维持着对中国的忠诚。在这样尖锐的对比下,影射出澳洲“脆弱性”的心理状态与中国缅怀着光荣历史的心理状态有关。

  作为一个西方文化下成长因而深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包括费约翰在内的澳洲知识界也对于民主、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西方历史所发展出来的价值多所关注,就像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界关心德先生与赛先生那样,并认为由于中国的社会内部,由于近年来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也开始重视民主、人权。然而,费约翰从中国知识界追求西方价值的过程中,似乎看到中国知识界在西方价值的追求中与西方知识界有着不同的动机,这个动机的解读可以提供费约翰想象“中国”的基础,与欧美学者相互比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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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Mackerras Colin,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10-115 {2}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362页。 {3}John Fitzgerald, Maximizing Australia’s Asia Knowledge: repositioning and renewal of a national asset, 2002. {4}Dalrymple Rawdon, Continental Drift: Australia’s Search for a Regional Identity, Burlington, Vt.: Ashgate,2003, 4-6. {5}同上。 {6}参考自http://www.fastlane.com.tw/Q_A/Page10091/Page10230/page10230_0.html,2008年7月29日访问。 {7}John Fitzgerald, Sophie Couchman and Paul Macgregor, “After the Rush: Regul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1860-1940”, Otherland Literary Journal, No. 9, 2004,59-74. {8}John Fitzgerald, “Who Cares What They Think? John Winston Howard, William Morris Hughes and the Pragmatic Vision of Australian National Sovereignty”, In Alison Broinowski (ed.), Double Vision: Asian Accounts of Australia, Canberra: Pandanus Books, 2004,15-40. {9}John Fitzgeral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Australian Commonwealth: The Chinese-Australasian Kuomintang 1923-1937,”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37, 2006, 95-116. {10}John Fitzgerald, “Diaspora and Discourse: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Subject of Modern History”, In Manying Ip (ed.), Re-Examining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in Australia-New Zealand, Canberra: ANU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2001,13-24. {11}John Fitzgerald, “Advance Australia Fairly: Chinese Voices at Federation”, In Sophie Couchman, John Fitzgerald and Paul Macgregor (eds.), After the Rush, Melbourne: Otherland Special edition, 2004, 59-74. {12}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John Fitzgerald, “Reports of my death have been greatly exaggerated”, in David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eds.) China Desconstructs, Routhedge, 1994, pp. 21-58. {14}John Fitzgerald, “The unfinished History of China’s Future”, Thests Eleven, No. 57, May, 1999, pp. 17-31. {15}John Fitzgerald, “Continuity Within Discontinuty: The Case of Water Margin Mythology”, Modern China, Vol. 12, No. 3, 1986,361-400. {16}John Fitzgerald, “The Dignity of Nations”, In John Fitzgerald and Chien Yung-Xiang (eds.), The Dignity of Nations: Honour, Equality and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n Nationalis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1-22. 93-114. {17}John Fitzgerald, “The Republic of Sentiment: Representing the People in Modern China”, “中国近代国家的塑造”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国近代史学会,2002年12月。 {18}John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quest for Dignity”, at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2751/is_55/ai_5433 6466/. {19}John Fitzgerald, “The Slave Who Would be Equal: The Significance of Liang Qichao’s Australian Writings”, In Billy K.L. So, John Fitzgerald, Huang Jianli and James K. Chin (eds.),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Wang Gungw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353-373. {20}John Fitzgerald, “Introduction”, In John Fitzgerald (ed.), Rethinking China’s Provinc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2, 1-10. {21}John Fitzgerald, “Increased Disunity: The Politics and Finance of Guangdong Separatism, 1926-1936”, Modern Asian Studies, 24, 4, 1990, pp. 745-775. {22}John Fitzgerald, “Warlords, Bullies, and State Building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Guangdong Cooperative Movement, 1932-1939”, Modern China, Vol. 23, No. 4, october, 1997, pp. 420-458. {23}John Fitzgerald, “The Politics of the Civil War: Party Rule,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Werner Draguhn and David S. G. Goodman (eds.),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s: Fift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50-81. {24}John Fitzgerald, “The Misconceived Revolution: State and socity in China’s Nationalist Revolution, 1923-26”,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 No. 2, May, 1990, pp.323-343. {25}John Fitzgerald, “the Oringins of illiberal Party Newspaper”, Republican China, 21, 2, April, 1996, 1-22. {26}John Fitzgerald, “‘Wu dang’ shuo: lun Zhongguo xiao ershi shiji de lixian jichu ” (“We the Party”: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In Lu Fangshang (ed.), Yijiu ershi niandai de Zhongguo, Taipei: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terature,2002, 61-86. {27}同注{8}。 {28}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 台北 : 博远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 ~ 331页。 {29}当时普遍流行的标语,“Australia for the White Man and China for the Chows”,可参考http://motspluriels.arts.uwa.edu.au/MP2102kr.html。 {30}参考自http://www.adb.online.anu.edu.au/biogs/A0504 55b.htm。 {31}本迪哥金矿区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成为华人开采金矿的热门地区。现在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一个小城市。 {32}白澳政策是指只允许欧洲白人(主要是不列颠与爱尔兰人),而不允许或限制亚洲人和大洋洲人移民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政策。白澳政策最早出现于新南韦尔斯(可参考张天:《澳洲史》,第228页)。 {33}杨进发:《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年》(The New Golden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姚南、陈立贵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34}Markus Andrew, Fear and Hatred: Purifying Australia and California 1850-1901, Alexandria: Hale & Iremonger, 1979, p. xv. {35}Chan, Henry, Ann Curthoys, Nora Chiang (eds.),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Australia:History, Settlement and Interactions, Taipei, Taiwan : Interdisciplinary Group for Australian Studies (IGA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ustrali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1, pp. 4-5. {36}同注{1}。 {37}Randall Peerenboom,China modernizes: threat to the West or model for the r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33-256. {38}Chan, Lwok bun, Chinese Identities, Ethnicity and Cosmopolitani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1-7. {39}Gerth Karl,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40}Baogang He, Yingjie Guo,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ldershot; Brookfield USA :Ashgate, 2000, pp. 167-171. {41}John Fitzgerald, “Diaspora and Discourse: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Subject of Modern History”, In Manying Ip. (ed.) Re-Examing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in Australia-New Zealand, Canberra: ANU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2001, pp. 13-24. {42}同注{1}。 {43}John Fitzgerald,“The New Sinology and the End of History”, CSAA Newslett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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