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09年第6期 >> 正文

社区经济结构与个体的社会资本

——以广州和兰州贫困居民为例

梁柠欣

【内容提要】 个体的社会资本来源问题是一个重要但是仍需进一步讨论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的阶级阶层地位解释的基础上,依据W.J. Wilson的社会孤立论,本文提出了另外一个社会资本来源的解释:社区结构变迁的解释,并通过广州和兰州贫困居民与社区调查数据加以验证。研究证实,仅就贫困居民而言,个体的社会资本主要由其社会阶级结构因素所决定,但是个体居住的社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对个体社会资本差异具有显著的解释意义。因此,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和社会孤立论构成了个体社会资本来源的两个互补的理论解释。文章还对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进行了简短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的理论范式①。由于社会资本理论②关注社会互动及其后果,具有鲜明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受到学者以及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普遍关注,已经成为国际贫困研究和福利改革的一个有效的解释概念和分析起点③。世界银行贫困系列研究④均发现,穷人的社会资本对家庭的福利具有显著的分配效应,且其效用远远超过其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效用。近年来,社会资本概念也开始引入国内城市贫困研究领域中⑤,相关研究⑥均证实,在贫困居民生活保障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过程中,这些城市弱势群体拥有的社会网络发挥着信息供给、生活保障与信誉保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然而,如果对国内外社会资本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关注个体社会资本作用的研究多,而对个体社会资本来源或创造来源的研究则较为少见,在国内外的主流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对社会资本来源的理论问题加以研究。即使涉及也主要关注个体既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社会资本的意义⑦,而很少注意个体的社会资本与其居住的社区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在上述世界银行贫困系列研究中,D. Narayan等人注意到,家庭的社会资本效应受制于独特的社区环境,然而他们对其中的作用机制则未进一步解释。事实上,即使在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学术界开展的贫困与社会资本研究中,个体的社会资本的创建、来源问题,个体的社会资本与社区的关系问题仍然被忽视。国内已经出现一些社区与贫困居民关系的研究⑧,但仍未涉及个体的社会资本与其生活所在的社区之间关系,从而社区在个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生活机遇建构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基于此,本文将在测量广州市和兰州市贫困居民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来源的理论解释问题展开讨论。我们关心的问题是:第一,如何对个体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第二,如何解释个体社会资本存在的差异?尤其是,个体生活所在的社区结构变迁与个体的社会资本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

一、个体的社会资本及其差异解释: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测量相对复杂。自布迪厄和科尔曼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资本概念均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行动主体与社会互动产生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这里指的稀缺资源包括权力、地位、财富、资金、学识、机会、信息等等。当这些资源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变得稀缺时,行为者可以通过两种社会联系获得:一是通过加入社会组织团体,个人通过组织成员身份与这些团体和组织所建立起来的稳定的联系,来摄取稀缺资源。二是通过日常互动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摄取⑨。

  (一)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及其测量

  根据中国城市贫困居民(即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的实际情况,我们将贫困居民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与其他个体、组织的互动而建立的各种联系概括为三类,即个人的日常社会关系、个人与社区内部的联系、个人与社区外部机构与团体的联系。

  个人的日常社会联系指的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与亲缘、血缘和私人关系等非正式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任何时期都是不可缺少的,可以为个人带来情感支持与实质性支持。然而,由于个人的日常社会交往受到其社会经济地位的限制,交往的人员具有一定的同质的特征,因此这种联系所带来的资源可能是有限的、不足的。这种通过人际互动所产生的社会资本可以在厄运袭来时为穷人提供“即时的实质性的支持”,但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⑩。

  个人与社区的联系指个人与社区组织、邻里之间的联系。与一般居民与社区联系松散不同,贫困居民与社区的联系相对紧密,这种联系更多是贫困居民与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社区内组织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取向主要是横向的,目的是从“地域”、从社区组织获得和摄取稀缺资源。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也与社区发生一定的联系,但是除了单位社区外,这种联系一般是比较松散和间接的,社区更多的是个居住区域概念。随着单位保障制度的衰落,社区的居住区含义更为突出。而对贫困居民而言,随着个人的失业、下岗与家庭的贫困,社区对贫困居民生活保障作用的强化{11},城市贫困居民与社区的联系随之强化。可以说,这种个人与社区的紧密联系是贫困居民利益社区化的产物。对贫困居民而言,社区参与是其与社区组织及社区居民联系的重要渠道。居民参与社区内部的各种活动越多,与社区居委会干部、社区居民的联系越是广泛,个人从中获得各类资源的可能性越大。贫困居民与社区(包括社区组织、邻里)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通过这种联系贫困居民可以摄取社区内部拥有的某些稀缺资源,因此是贫困居民的一种社会资本。

  个人与社区外的机构与团体的联系是指个人与国家、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的联系。这种社区外的联系目的是从国家、市场和社会组织获得资源。这种联系在计划经济单位保障体制时期是非常少见的,但随着国家保障制度的建立,“自由空间”和“自由资源”(孙立平语)的出现,个体从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获得稀缺资源的机会增多。例如,通过慈善机构获得资助、通过新闻机构获得舆论和实质性经济支持。换言之,如果个体与国家、市场和社会机构之间互动、联系越多,则从这些社区外组织获得稀缺资源的可能性越大。

  上述三种个人与他人的联系,实际上概括说明个人可能拥有的社会资本类型和来源,即个体通过三种联系,可以获得来自个体非正式联系的资源、社区资源和社区外资源。这三种联系所带来的社会资本类型,与世界银行所定义的三种社会资本类型{12},即紧密粘连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桥接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松散联系型社会资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是一致的。

  (二)个体社会资本差异的理论解释

  对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差异,边燕杰提出了阶级阶层地位解释和职业交往两种解释,认为个体社会资本拥有数量的差异,可以从个体拥有的阶级阶层地位因素及其职业交往的内向与外向性进行解释{13},这种解释实际上是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14}的具体化。但是,边燕杰对居民的社会资本差异的解释并不适用于贫困居民:首先,职业交往解释并不完全适用于贫困居民。我们的调查发现,77.8%的贫困家庭户主在调查期间处于失业、下岗等无业状态。同时,在单位制度的转变过程中,贫困户主的同事网络实际上已因自身的就业状态而走向衰落。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边燕杰的解释没有注意到社区结构变迁对居民尤其是贫困居民社会资本的影响。我们认为,由于贫困居民的利益社区化,社区在贫困居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因此社区结构变迁可能会影响到贫困居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

  本文认为,贫困居民社会资本来源可能存在两种互补性解释模式:阶级阶层地位的解释和社区结构变迁的解释。

  第一,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和居民的社会资本:阶级阶层地位解释。该理论认为,社会成员拥有的财富、地位和社会声望等个人资源构成了其社会交往的机会或限制条件。其中,处在较低结构位置上的阶层,交往所受到的限制和约束相对较多,因此往往拥有小规模、同质度高的网络,社会资本小而单一{15}。该理论暗含这样一个假设:即在现实社会交往中,人们更多地与自己群体或邻近的社会阶层中的其他成员交往。因为处于相同 / 相似社会位置的人们往往有着共同的社会经验、角色以及相似的属性和态度,这有助于促进他们之间的交往{16},劳曼将该假设称为社会交往的同质性或类似性原理{17}。

  一般而言,对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测量,主要包括职业地位、教育与家庭收入、主观的阶级认同等。在此,我们关注居民的教育、家庭收入与职业地位对其社会资本的影响。

  在以往的个体的社会网络研究中,教育和家庭经济状况构成个体与他人、组织交往的限制性条件。从交往的对象看,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个体往往与其教育程度相似的个体交往,在这种同龄组伙伴影响下,往往有较多的参加志愿组织活动的行为{18}。从网络规模看,罗文萨等人发现,收入和教育是影响个人网络规模的重要因素,经济贫困和教育程度较低者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往往不太活跃,其个人网络规模较小{19}。对坦桑尼亚长期贫困者研究发现,家庭陷入贫困的居民不仅难以维持其原有的家庭网络,而且难以发展平等的朋友及邻里关系,同时也限制了其社区参与和外部参与行为的产生,因为他们难以承担社交、参与组织活动所必需的但与其自身资产构成冲突的时间、金钱和能力等成本{20}。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个体的教育程度越高,其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可能越大(假设1);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其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可能越大(假设2)。

  个体的职业地位也会影响居民的社会交往。边燕杰的研究证实,中国的工人、官僚精英阶层的社会交往均具有阶层封闭的特点{21}。古德索普发现{22},工人阶级与亲属的交往更加频繁,而高级专业管理人员与工人相比,组织参与的多元化倾向更加突出。可见个体的职业地位会通过影响其交往的对象、网络构成以及组织参与,进而影响其社会资本。

  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在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等资源相对较多的单位就业的个体,可能凭借其单位拥有的较多资源,而比那些失业人员以及在非正规单位或三资企业等资源较少单位就业的人员拥有更多、更好的社会交往机会。而那些曾经担任主管(班组长)以上管理职务的个体,也可能比普通人拥有更多、更好的社会交往机会。基于此,我们认为,个体就业的单位性质与职务可能对其社会资本的获得具有一定影响。由此推断出以下假设:过去在机关 / 事业单位等资源较多的单位就业的户主,可能比那些无正式单位的人员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假设3)。目前在机关 / 事业单位等正式机构就业的户主,比失业户主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假设4)。那些曾担任管理职务的户主可能比未担任任何管理职务的户主拥有更大的社会资本(假设5)。

  第二,社会孤立论与居民的社会资本:社区结构变迁的解释。在《真正的劣势者:内城、底层阶级与社会政策》一书中,WJ Wilson提出了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命题,认为社区的结构性劣势将使社区居民陷入社会孤立状态,即“与代表主流社会的个人和组织缺乏联系,或缺乏持续性的互动”{23},从而对内城贫困居民的生活机遇产生影响。如果以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进行解读,那么在他的理论话语中实际上暗含这样的假设:社区的劣势结构构成了居住于其中的居民社会交往的限制条件,将导致其网络关系和组织参与的双重孤立,从而影响居民的社会资本。

  国外许多实证研究{24}发现,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SES) 、社区居民的居住稳定性和社区的住房产权制度安排等社区结构因素对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及构成具有显著影响,从而影响居民的社会资本。V. Cattell对伦敦两个公寓区的个案研究发现{25},社区的发展历史、社区的就业状况、社区服务设施、住房设计、聚会机会及场所、社区组织的参与机会以及社区声誉等社区社会经济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的社会网络类型及其嵌入的资源即社会资本。

  从社区经济状况看,芝加哥学派学者如Shaw、Mckay和WJ Wilson等人认为,失业率高、社区经济处于劣势的内城社区的居民构成往往较为单一,因此居住在贫困社区居民的网络规模小、网络构成中的人口经济特征相似{26}。J. Hurlbert等人对贫民区的社会网络研究也发现{27},在劣势社区生活的贫困居民,其社会网络规模普遍较小。B. Rankin等人的研究证实{28},居民居住的社区贫困程度越高,其日常互动形成的朋友网络中具有高社会地位 (教育、就业) 的朋友越少,依赖福利救济的朋友越多,从而导致网络关系的孤立。此外,与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社区相比,贫困社区由于缺乏中产阶级的支持,社区组织基础往往更加差,缺乏在富裕社区常见的组织资源,从而导致社区居民难以通过组织参与受益{29},从而陷入组织孤立。由此可见,社区的劣势结构特征构成了社区居民社会交往的限制条件。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居民生活的社区贫困程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拥有量越少(假设6)。

二、数据与测量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源于2004年5 ~ 10月在广州和兰州进行的 《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状况调查》问卷。该调查系蔡禾教授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城市弱势群体和社会福利的理论、政策与实践》(02BSH039)的组成部分。户主样本通过分阶段随机抽样获得。首先,在每个城市中抽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较多的2 ~ 3个区,再从每个区中抽取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较多的1个街道。随后,从每个街道抽取2 ~ 3个社区,社区内的所有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18 ~ 70岁的男女户主均成为可能的调查对象。通过随机入户、样本甄别,在两市18个社区居委会成功访问718个样本,其中在广州9个社区成功回收353份,兰州9个社区成功回收365份。在对社区贫困居民调查的同时,也对所在的社区居委会进行访问。调查样本情况见表1所示。

  (二)贫困家庭户主拥有的社会资本测量

  按照社会资本的定义和世界银行的实践,结合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我们设计了以下三类指标测量贫困居民家庭户主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必须说明的是,作为首次将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定义进行概念操作化的研究者,本次测量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这三类指标的信度也须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确证。

  第一类指标是与调查前的两年相比,贫困户主与自己 / 配偶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的交往频率变化情况。这些非正式的联系是贫困居民获得社会支持的最直接来源,是日常社会交往形成的。我们的假设是,贫困户主与这些人的联系越频繁,则意味着在厄运袭来时家庭从亲友处获得 “即时的实质性的支持”,包括情感和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越大。

  第二类指标是与调查前的两年相比,贫困户主与街坊邻里、居委会 / 街道有关干部的交往频率变化情况。使用这一指标的假设是,在目前贫困居民利益日益社区化的情况下,如果贫困户主与社区邻里、社区街道与居委会干部的联系越频繁,则意味着贫困家庭户主与社区的联系越紧密,贫困家庭从社区中所获得的资源越多,越有利于家庭缓解贫困。

  第三类指标是贫困户主与社区外的联系情况。主要询问调查前的过去两年里,户主是否有以下参与行为:是否参与社区外组织的公益活动、向媒体记者反映居住区有关情况、向各级人大代表 / 政协委员反映居住区有关情况、向各级政府(省、市、区和街道)反映推行最低保障政策的问题、联系有关慈善机构请求其帮助解决困难等。如果发生这类参与行为的类别次数越多,则意味着户主与政府、社会各界组织的互动越频繁,从这些拥有资源的机构和个人所获得资源的机会越大,越有利于家庭贫困的缓解乃至摆脱贫困。

  在资料处理中,我们将贫困户主与自己 / 配偶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街坊邻里、居委会干部的交往频率变化按照定序变量的要求进行重新定义,即1为减少,2为不变,3为增加,得分越高,表示存在这些联系的可能性越大。在户主参与的社区外行动类型中,我们将“是 / 否”分类变量转换为计数型(count)变量,利用SPSS软件计算户主个人参与这些社区外行动的次数(是=1)。

  (三)有关变量说明

  1. 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

  有学者认为,测量社区社会经济变化的最好的单个指标当推社区贫困率{30}。本文采用社区贫困率测量社区的社会经济变化。社区贫困率指现有的社区居委会管辖范围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户与社区家庭总户数之比例。该数据通过访问社区居委会干部和居民的估计综合而得{31}。从整体上看,所调查的18个社区的社区贫困率平均为5.58%(其中广州市社区贫困率为6%,兰州市为5.2%{32})。

  2. 个体的职业地位

  个体的职业地位指过去与调查期间按就业与单位所有制身份以及过去在单位中曾经担任的角色(管理职务)。受到魏昂得的单位层化思想的启发,笔者将贫困户主按过去与现在所属群体资源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划分为以下四个群体: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三资、私营和个体劳动者;失业 / 下岗以及离退休、无业人员等无单位 / 无业人员。以后者作为参照系(记录为0,下同)。这种分类实际上暗含以下假设: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不同群体的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具有明显的群体差异,这种差异将影响个体的社会交往,进而影响个体的社会资本。

  同时,我们也将以个体在其就业最长时间的工作单位是否担任主管(班组长)以上管理职务作为测量其过去的职业地位的指标。该指标以未担任任何管理职务者作为参照系。

  3. 家庭经济状况

  对目前已经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家庭而言,依靠补差收入形成的家庭收入指标基本上已经丧失家庭经济状况的指示意义。而不同年份获得最低生活保障资格,则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按照中国的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制度建设历程,1999年(含1999年)以前的救助是地方政府基于“以钱定人”原则实施的救济行为,而2000年以来“以钱定人”做法基本被纠正。尽管也存在极少量的人情救济现象,但从中可得出的基本判断是,1999年(含1999年)以前获得救济的家庭的确是真正需要救助的穷人,可能比2000年以后获得救济的家庭经济状况更差。因此,我们使用家庭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年份作为家庭经济状况的代理变量,以1999年(含1999年)以前获得救济家庭作为参照系。

  4. 教育程度

  个体的教育程度划分为大专以上、高中(中专、职校)和初中或以下三个层次,以初中或以下作为参照系。

三、结果与解释

  

  (一)贫困户主的社会资本及其差异

  使用正交旋转(Varimax)后的因子分析显示,上述三类指标共解释的方差达到66.619%(见表2),说明所选取指标的解释力是相对不错的。

  由于贫困户主的社会资本因子属于其标准分,即均值为0,标准差为1,此时最大值为3.81287,最小值为-1.4389。为了理解和叙述方便,我们将每个户主的因子得分值统一提高2.4389,使最低值为1,标准差不变,平均值为2.4389。进行处理后,在714个有效回答者中,贫困户主的社会资本得分最低的为1,占8.6%,最高的为6.25,占0.3%。

  如果将个体的社会资本得分进行分组,可以发现,贫困户主的社会资本拥有量具有显著差异,并呈左偏斜分布,以偏低的居多:其中,低分组(原始分为1 ~ 2.99分,下同)占69.4%,中等得分组(3 ~ 3.99分)的占27.7%,高得分组(4分以上)仅占2.9%。两个城市贫困户主的社会资本得分分组也呈现相同的趋势,限于篇幅,不敷赘言。

  为便于资料简化和理论概括,我们将3个指标用因子分析的方式合并,所得因子即为贫困户主社会资本因子。结果显示,在贫困户主的社会资本因子中,三类指标的相对贡献(因子的负载值)大小依次为:户主个人与社区外的联系、户主个人的日常社会联系、户主个人与社区的联系。

  (二)社区经济变迁与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

  在本部分,我们引入以往研究中证实对个体的社会资本有显著影响的个体和社区结构变量进行分析,以评估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和社会孤立论对个体社会资本的解释意义。在具体操作上,我们首先将社区的经济结构变迁特征变量引入模型,以获得在控制个体人口社会经济等个体结构因素的前提下,社区经济结构变迁因素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基准效应,以此说明社会孤立论对个体社会资本解释的基准效力。其次,将个体和社区的结构变量同时引入模型,以探讨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与社会孤立论对个体社会资本的解释效力。

  表3的数据是将个体社会资本得分分组作为因变量,将个体地位结构因素和社区经济结构变量(社区贫困率)作为自变量所获得的累加Logit模型(Cumulative Logit Model)。对模型进行的假设检验(似然比检验)和模型诊断(拟合优度检验,见Pearson和Deviance检验{33})结果表明,模型是有意义的(P≤0.05),而且模型拟合良好,没有必要引入交互作用项。

  研究模型(参见表3)拟合的结果显示:

  第一,社区的经济变迁对个体的社会资本差异具有显著的解释意义。模型1表明,在未考虑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影响的前提下,社区贫困率每提高1%,个体的社会资本得分向下降低一个或以上等级(降低到中、低等级)的可能性就增加7%(即1-e-0.073=0.07),而且统计检验非常显著(P≤0.05)。

  在模型2中,在纳入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并加以控制的前提下,个体所在的社区贫困率每提高1%,个体的社会资本得分向下降低一个或以上等级(降低到中、低等级)的可能性就显著增加近3%(即1-e-0.026=0.0259),而且统计检验依旧显著(P≤0.05)。

  换言之,仅就我们研究的贫困户主而言,无论在是否考虑、控制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作用的前提下,个体所在的社区经济变化对个体的社会资本均具有显著的解释意义,假设6依然成立。这进一步证实了,贫困户主所在的社区经济状况变化对其社会资本获得具有显著解释意义。也就是说,社会孤立论对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来源具有显著的解释效力。

  第二,个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因素对其社会资本解释具有显著意义。从家庭的经济状况看,在控制个体的其他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以及个体所在的社区经济变化因素影响的前提下,2000年以后获得救助的个体社会资本向下降低一个或以上等级(降低到中等、低)的可能性,仅为1999年以前就获得救助的个体社会资本得分向下降低等级可能性的61.5%(e-0.486 =0.615),且具有显著统计意义(P≤0.05),说明他们的社会资本得分较1999年以前就获得救助的个体的要大(参见模型2)。换言之,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个体的社会资本得分显著比家庭经济条件差的个体的社会资本要大,假设2是成立的。

  从户主以前的职业对个体的社会资本得分影响看,在控制个体的其他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以及个体所在的社区经济变化因素影响的前提下,户主长时间在机关 / 事业单位或者个体私营三资企业工作,那么其社会资本得分向下降低等级的可能性,仅分别为从事离散工作、无正式单位的个体社会资本得分向下降低等级可能性的36.2%(e-1.014 =0.362, P≤0.05)和50.2% (P≤0.05)。同样的,从户主调查期间的职业对个体的社会资本得分影响看,调查时在三资企业工作的个体社会资本得分降低等级的可能性,仅为失业、无业个体社会资本得分降低等级可能性的50.9%(e-0.675=0.509),且具有显著统计意义(P≤0.05)。换言之,在控制个体的其他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以及个体所在的社区经济变化因素影响的前提下,户主过去和现在的职业对户主的社会资本得分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假设3、4得到验证。

  相对而言,在控制个体的其他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以及个体所在的社区经济变化因素影响的前提下,户主曾经担任的管理职务对其社会资本得分的改变则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假设5被拒绝。从数据发现,曾经担任管理职务的贫困户主不仅比例极低(2.8%),而进一步的访问发现,这些职务基本上是班组长之类的小主管,所掌握的资源有限,随着户主个体的失业、下岗,同事网络的衰落,自然对其社会资本得分产生不了显著影响。

  此外,在控制个体的其他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以及个体所在的社区经济变化因素影响的前提下,高中以上户主社会资本得分降低等级的可能性仅为参照系的初中以下可能性的84.9%,但是统计并不具备显著意义(P?艹0.05)。换言之,户主的教育程度对户主的社会资本得分作用并不显著,即假设1并不成立。对此,我们的解释是,教育程度对社会资本的获得可能并不是直接的,而可能通过个体的社会交往的活跃程度、年龄等中介变量而产生影响。事实上,一个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个体,如果不与他人、组织互动,那么获取外部资源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其社会资本得分可能并不高。

  第三,在个体的社会资本来源的理论解释中,主要由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来解释。与基准模型1比较,在考虑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影响的前提下(模型2),社区贫困率这个社区社会经济变迁因素对个体社会资本的解释效力下降了4个百分点。这说明,在考虑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影响的前提下,社区经济结构因素对个体社会资本总量差异的解释效力较基准模型弱。同时,在考虑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影响的前提下,对模型2中对影响个体社会资本得分且具有显著统计意义的有关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34}后发现,社区贫困率仅能够解释15%左右的社会资本得分概率差异(Beta=0.146,P≤0.05),且其影响方向为负值,而更多的个体社会资本得分概率差异主要由户主目前的工作及单位性质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所解释。这说明,在考虑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影响的前提下,社区经济结构因素对个体社会资本总量差异的解释效力较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弱。由此说明,在个体的社会资本来源的理论解释中,主要由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来解释,而个体所在的社区经济结构因素也具有显著的解释意义。

  

四、结论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

  通过研究,我们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社区经济结构变迁因素对个体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解释效力。研究表明,在纳入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之前、以及控制上述因素影响后,个体所在社区经济状况变化对个体的社会资本获得均具有显著的解释效力,社区越贫困,个体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少。这说明,社区经济结构变迁会对贫困户主的社会资本产生显著的影响。

  第二,个体的社会资本主要受到个体的既有地位结构因素的影响。在控制个体的其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个体所在的社区经济变化因素影响的前提下,个体就业或者曾经就业的单位性质、家庭经济状况等个体既有结构因素解释更多的个体社会资本差异。而在控制个体的其他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影响的前提下,社区贫困这一社区经济变迁因素虽然对个体的社会资本仍然具有统计显著意义,但是其对个体社会资本得分差异的解释则明显小于上述个体既有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换言之,个体的社会资本主要受到个体既有地位结构因素的影响。

  第三,社会交往的交换与限制理论和社会孤立论是个体社会资本来源的两个互补的理论解释。从研究发现,个体的社会资本主要受到个体的既有地位结构因素的影响,个体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因素构成了个体社会交往的机会、限制条件,这是个体社会资本的主要解释因素。但是,社会孤立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解释个体的社会资本来源。研究表明,社区经济变迁对个体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解释意义,只不过其解释效力低于个体既有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换言之,社会交往的交换与限制理论和社会孤立论构成了个体社会资本来源的两个互补的理论解释。

  (二)制度变迁、城市社区再建构与居民的社会资本:进一步解释与讨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资本不仅受制于个体既有的地位结构因素,而且受制于个体所居住的社区结构变迁因素。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应当从城市社区空间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加以讨论。

  按照利菲弗尔(H. Lefedrve)的看法,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不仅在社会互动中产生,而且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中再产生{35}。我们认为,在中国城市改革过程中,由于住房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导致中国城市的空间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模式截然不同,从而对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产生不同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乃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城市空间生产实际上是依据计划经济的逻辑,由单位福利住房制度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所形塑的。在单位体制下,单位不仅承担生产职能,同时也承担职工的住房分配等福利职能,单位按照行政隶属关系获得住房资金,并按照便利生产和生活的原则,见缝插针建设“家属院”式的单位住宅小区,并作为福利分配给职工,职工并不具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单位内部不同职级的职工共同居住在一起。因此,在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和收入平均分配制度的影响下的中国城市社区结构,在空间结构上呈现以单位居住区为基本单位的“摊大饼”式蔓延格局,在社会结构上则呈现出以行业与职业分化(如干部小区、企业员工社区、知识分子区)为鲜明特色但不带社会地位差异的阶层混合居住格局{36}。从一个居住区看或更大的行政区域看,不同的单位居住区混杂分布在城市空间中,不同职级的人员混居在一起。这种居住空间结构下,中国城市居住区位的社会分化并不明显。社区中不同类型居民既可以通过日常互动、职业互动以及社区互动(基本为单位互动,除老城区外),建构具有地域和职业特色、层次丰富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得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本。然而,这种混居的空间与社会结构格局被城市住房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所打破。

  随着9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福利住房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逐步完成,居民获得了自由选择居住地域的权利,不同收入的城市居民在市场信号(住宅价格)引导下,开始有规律地集聚在城市某些特定区位,形成了色彩鲜明的阶层社区,城市居住空间和社会格局急剧分化。对应的,城市贫困人口也逐渐集聚在特定区域,市场化造就的贫困人口区位化或者说贫民窟化现象开始产生{37},并呈现“大分散和小集中”的特点{38}。换言之,在市场逻辑的主导下,城市居住的空间和社会结构被住房商品和收入分配制度重新建构了。

  对我们研究的贫困居民而言,这种居住分异格局对其社会关系类型、社会资本的建构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一是地域性网络、职业网络关系难以形成。在贫困或衰落社区,大量的贫困居民集聚,社区经济状况急剧恶化,贫困居民所赖以生存的服务业由于缺乏中产阶级的存在而难以发展,年龄较大、素质较低的贫困居民难以实现就业,通过职业互动形成的社会网络难以形成。而地域性网络也由于居住格式(楼房)和交往场所的丧失而日渐式微。二是日常互动网络关系单一化。由于贫困居民的集聚,社区人口同质化,造成社区居民社会交往日益狭窄,贫困居民日常互动中更多的是与处境相当的居民、亲友互动,关系类型和数量有限,贫困居民难以获得在混合社区中拥有的重要支持,包括舆论支持、经济支持等。三是难以形成有效的组织。由于社区内缺乏中产阶级的参与,难以形成争取社区利益的组织,难以获得更广泛层面的社会支持,导致社区日益衰败。而且,这种贫困聚集也会造成贫富社区居民的社会隔离,难以获得社区外他人和组织的关注,难以获得丰富的社区外资源,而我们的研究证实,社区外形成的关系是贫困居民社会资本的最重要来源。这种居住分异格局造成严重的社会排斥现象,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量少且质低,贫困的再生产难以避免。

  对社区结构变迁与居民的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政策目标与措施的分析框架对传统的贫困治理政策进行反思。目前,在国际贫困治理政策中,明显划分为以人为导向的治理政策与社区发展导向的政策两种,两者最大区别在于政策所要达成的目标及其手段:以人为导向的政策(如对家庭、个人发放补贴等转移支付收入)是将个人和家庭作为政策实施目标,而以特定贫困地区、社区作为政策目标的政策则着眼于改善地方、社区的公共交通,通过社区发展而让居民从中受益{39}。根据美国的经验,这两种政策导向具有一定的融合趋势,而且通过社区、地区开发促使贫困社区、地区居民贫困缓解的政策导向越来越明显。

  反观中国,通过社区发展促进弱势群体生活机遇改善的政策仍几乎空白。在不采取措施降低因市场因素形成的贫困社区的同时,政府还在使用政策手段制造新的贫民区。例如,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近年来,各地政府为解决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采取了大规模连片建设廉租屋区、限价房、安置社区等方式,安排无力在市场租赁、购买住房的弱势群体入住{40}。这种政策初衷是好的,但是人为制造了新的居住分异。这在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不断以各种政策(如荷兰的“重点城市政策”(Major Cities Policy)等){41}以期降低居住社会分异、突出社会融合目标的背景下,尤显突兀。可以预见的是,这种由政府集中兴建、目标单一、基础设施与就业机会不足、弱势群体大量聚集的居住区继续发展,那么不远的将来,我们不得不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头痛的贫民窟问题。

  为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的贫困治理政策中,既要重视既有贫困社区的基础建设,通过促进社区建设、扩大贫困居民参与等方式促进贫困缓解。同时,在大力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的同时,认真反思集中兴建廉租屋村的不足,借鉴国外的经验,及时采取措施,切实降低居住的社会分异程度,防止新的贫民区的再生产。

  (三)研究不足

  本文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一是本文仅以贫困居民为例,未涉及到普通居民。普通居民的社会资本与其生活所在的社区之间的关系,是否与贫困居民一样,均受到社区社会经济变迁发展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二是鉴于篇幅的关系,未对社区结构的其他变量进行展开,而仅仅使用社区经济变迁这个变量。三是社区的样本过少,也影响了结论的推广。未来研究中,应当加大社区的样本量,增加社区其他变量。

  

  *本研究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的理论、政策与实践》(02BSH039)和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社区发展与城市贫困治理:以广州和兰州为例》(08Y48)的资助,并得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蔡禾教授指导,丘海雄教授、张应祥副教授和匿名评委对论文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载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 ~ 114页;杨雪冬:《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载李惠斌等(编译):《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 ~ 42页; Robinson L. & Flora J, “The social capital paradigm: bridging across disciplin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 2003, 85 (5): 1187-1193。 ②社会资本是一个普通的术语,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社会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不同学科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强调的重点均有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参见李惠斌等(编译):《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第1 ~ 12页、20 ~ 42页。 ③ Imelda Nalukenge, “Social Capital: The Missing Link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002, http://info.worldbank.org/etools/docs/SocialCapital. pdf. ④ Narayan D. & Pritchett L,“Cents and sociability: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9,47(4); Grootaert C, “Local Institutions,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Study (LLIS) Working Paper, 1999, No. 6,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Grootaert C, Gi-Taik Oh & Anand Swamy,“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Outcomes in Burkina Faso”, LLIS Working Paper, 1999, No. 7,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Grootaert C. & Narayan D, “Local Institutions, Poverty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Bolivia”, LLIS Working Paper, 2000, No. 9,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Grootaert C,“Does Social Capital Help the Poor?”, LLIS Working Paper, 2001, No.10,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⑤唐钧、朱耀垠、任振兴:《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上海市个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5期;周长城、陈云:《贫困:一种社会资本视野的解释》,载《学海》2003年第2期;胡亚杰:《城市贫困者的自助与他助——从提升贫困者社会资本角度的透视》,载《青年研究》2003年第12期。 ⑥唐钧、朱耀垠、任振兴:《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上海市个案研究》;风笑天、赵延东:《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其再就业机会获得的关系》,载《理论月刊》1998年第8期;丘海雄、陈健民、任焰:《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从一元到多元》,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赵延东:《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与再就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论文,2001年;张敏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 ⑦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张文宏:《阶级阶层与社会网络研究:理论模型与经验发现》,载李培林、覃方明(主编):《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 ~ 227页。 ⑧胡亚杰:《城市贫困者的自助与他助——从提升贫困者社会资本角度的透视》,载《青年研究》2003年第12期;杨团、葛道顺:《社区公共服务社:消除边缘性的社会政策研究与应用》,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和反贫困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 ~ 171页。 ⑨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⑩Grootaert C, “Local Institutions,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Study (LLIS) Working Paper, 1999, No. 6,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oolcock, M.& Narayan D., “Social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0, 15:225-249. {11}根据相关的法规、政策,贫困居民密切相关的资源获取,如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格初步认定、减免费、促进就业等各种优惠政策的享受,均由政府委托社区居委会承担信息收集以及初步资格审核工作。 {12}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2001, pp. 127-128, 报告下载网址为http://www.worldbank.org/poverty/wdrpoverty/report/index.htm. {13}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14}张文宏:《阶级阶层与社会网络研究:理论模型与经验发现》,载李培林、覃方明(主编):《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第1辑,第180 ~ 227页。 {15}张文宏:《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16}[美]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王春光、谢圣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 ~ 57页。 {17}张文宏:《阶级阶层与社会网络研究:理论模型与经验发现》,载李培林、覃方明(主编):《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第1辑,第184页。 {18}Stoll, Michael A,“Race, neighborhood poverty, and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Sociological Forum, 2001,Vol. 16, No. 3, 529-557. {19}张文宏:《阶级阶层与社会网络研究:理论模型与经验发现》,载李培林、覃方明(主编):《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第1辑,第194页。 {20}Cleaver F, “The Ine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Chronic Poverty”, World Development, 2005, Vol. 33, No. 6, pp. 893-906. {21}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22}张文宏:《阶级阶层与社会网络研究:理论模型与经验发现》,载李培林、覃方明(主编):《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第1辑,第220 ~ 221页。 {23}Wilson WJ,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1987, p. 60. {24}Rankin, B. H. & Quane, J. M. “Neighborhood poverty and the social isolation of inner-city African American”, Social Forces, 2000,79(1), 139-164; Ross, Catherine E; Reynolds J.R. & Karlyn J. Geis,“The contingent meaning of neighborhood stability for resid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ug 2000; 65, 4; 581-597; Sampson R. J. & Groves W. B,“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rime: Testing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9, 94(4): 774-802; Farrell, Susan J, Tim Aubry & Daniel Coulombe, “Neighborhoods and neighbors: Do they contribute to personal well-being”,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4, Vol. 32, No. 1, 9-25; Bowles, S. & Herbert Gintis:《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载曹荣湘(编译):《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9 ~ 151页;Robinson D. & Wilkinson D,“Sense of community in a remote mining town: Validating a neighborhood cohesion scal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5, 23, 137-148。 {25}Vicky Cattell,“Poor people, poor places, and poor health: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1,52: 1501-1516. {26}Sampson R. J. & Groves W. B,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rime: Testing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9, 94(4): 774-802. {27}Hurlbert J, Beggs J. & Haines V.,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 in Extreme Environments”, in Nan Lin, K. Coo k & R.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 2001. {28}Rankin, B. H. & Quane, J. M. “Neighborhood poverty and the social isolation of inner-city African American”, Social Forces, 2000, 79(1), 139-164. {29}Wilson WJ,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1987, pp. 55-58. {30}Rankin, B. H. & Quane, J. M. “Neighborhood poverty and the social isolation of inner-city African American”, Social Forces, 2000, 79(1), 139-164. {31}为削减由于财政约束等原因而产生的社区贫困率低估倾向,我们采取以下方式进行调整:第一、访问前期与后期,从居委会获得社区内实际获得救济的家庭户数,同时请其估计按居民的贫困状况应给予救济而实际上未获得救济的家庭户数。在广州市,我们还将获得《广州市困难家庭证》的户数也计算入内。第二,由部分贫困家庭户主估计其所在的一定范围内(本栋楼和邻近楼的住户)根据家庭收入状况和有关政策应当给予救济而实际上未获得救济的家庭户数,以此对居委会提供的数据进行综合、反馈。通过两个数据综合,最后由居委会资深干部给出最终数据,我们认为这些数据应当相对接近现实情况。 {32}由于广州市和兰州市财力不同、救济保障范围不同,对贫困认定标准把握的松紧程度不一,因此从该数据并不能必然推断出广州市的城市居民贫困程度比兰州市还要高的结论。 {33}张文彤:《SPSS11统计分析教程(高级篇)》,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 ~ 106页。 {34}有关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方法参见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SPSS使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35}蔡禾、张应祥:《城市社会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 ~ 172页。 {36}许学强、胡华颖:《广州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载《地理学报》1989年第4期;黄志宏:《城市居住区空间结构模式的演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7 ~ 346页。 {37}陈涌:《城市贫困区位化趋势及其影响》,载《城市问题》2000年第6期。 {38}陈果、顾朝林、吴缚龙:《南京城市贫困空间调查与分析》,载《地理科学》2004年第4期。 {39}James H. Spencer, “People, Places, and Policy: A Politically Relevant Framework for Efforts to Reduce Concentrated Poverty”, 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04, Vol. 32, No. 4. {40}以广州市为例,历年来,广州市政府共建成政府保障性住房逾210万平方米,向近5万个低收入家庭实施了住房实物保障;还通过租赁补贴方式解决了约1.7万个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据统计, 1986 ~ 2007年全市共有70万个家庭享受了住房保障的实惠。2009 ~ 2010年计划建设约408万平方米保障性住房,力争基本解决住房调查在册的77177户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资料来源:www.cnss.cn/xwzx/zfbz/zcss/200901/t20090107_204134.html;www.house.focus.cn/showarticle/3266/565053.html)。这些政府保障住房项目中,早期(20世纪90年代)项目主要集中在棠下、大塘、同德围三地,近期主要集中在金沙洲等地。根据2003 ~ 2009年笔者在广州进行的城市贫困居民追踪系列调查,早期建成的三个低收入群体安置小区均已经成为广州市贫困人口的主要聚居地,社区贫困家庭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41}Reinout Kleinhans,“Social implications of housing diversi?覱cation in urban renewal: A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2004,19: 367-390; Kempen, R. Van & H. Priemus, “Undivided Cities in the Netherlands: Present Situation and Political Rhetoric”, Housing Studies, 1999, 14(5), 641-657.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