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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潘 毅 卢晖临 严海蓉 陈佩华 萧裕均 蔡 禾

编 者 按

  农民工是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的创造者。30年改革尘埃未定,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新兴主体,它承载了中国走向全球化伴生的所有矛盾与苦难,也必然承担着书写中国社会转型历史的伟大使命。中国未来与这一多达两亿的打工阶级息息相关,农村问题、城市发展、城乡关系、改革走向,几乎一切有关中国现状和未来的重要探讨都离不开对这一新兴阶级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为更全面、更深刻地思考农民工以及农民工所承载的历史,2009年1月11日至18日,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与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第一期“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高级讲习班”,此次主题为“农民工与农民工社区”。来自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大学、西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江汉大学、汕头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香港“女工关怀”志愿者组织、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等单位的师生逾60人在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就此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本刊作为此次讲习班的协办单位,将分两期刊发部分发言者的发言内容。以下文字根据录音整理,部分标题为编者另拟。

  潘 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马克思的阶级形成理论

  我们想利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重点探讨中国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当然大家都知道,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不只包含农民工,还包含国营下岗工人,也包含了国营转制工人,但我们此次将重点放在探讨这一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

  先讲讲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工人阶级。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历史的笑话里面,或者说一个比较荒谬的状态下,当阶级话语在中国几乎是过时的、落后的时候,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讲阶级的问题?记得我二十几岁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校园里经常会有这种讲法:20岁讲马克思,你是个好学的人;30岁讲马克思,你是个激进的人;40岁还讲马克思,你是个没头脑的人。我现在年近四十,已经是没头脑的白痴一族了。可是,我还是要讲马克思。我在40岁这个人生交叉点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回过头来看阶级、看马克思呢?20岁该看的时候我没有看,30岁我在看尼采、福柯,40岁我才开始往马克思的理论上面走。其实,我是白走了一圈,这一圈我一直带着两个大的历史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激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可是今天,它改变得非常快。而我们现在要建立的这种制度,我认为是一个问题。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进入这样的历史的发展阶段,而这种发展阶段比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描述的资本主义还要来得更粗暴。所以我要问的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走进这样一个年代?我自己就是在这两个大问题下来思考农民工的问题,或者说新工人阶级形成的问题。而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就是取消阶级。我们现在研究阶级,很清楚,是为了到达一个无阶级的状态。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为了促进和谐社会而做出一点努力。

  一个工人阶级的形成,我们首先要问到底是谁,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形成?我一直有这种观点,中国经过30年的磨砺、30年的改革,创造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群,叫做农民工。农民工是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的创造者。可是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书写还远远不够。

  研究农民工其实是解构农民工,而解构农民工的前提是我们要颠覆这个身份的形成。农民工作为一个人群,作为一种身份认同,是外在于工人之上的。要记住,我们研究农民工是要解体农民工,让农民工可以真正转化变成工人。所谓我们理解的工人阶级的形成,或者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就是让农民变成工人的历史发展过程。

  我一直认为,过去30年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过程并没有特殊性。我们看历史,看其他国家的发展经历可以知道,所谓世界工厂其实是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一种潜藏物、一种结果。中国的经验特殊在何处呢?我们的无产阶级化特殊在何处呢?其实就是农民在转化为工人时并没有完成转化任务。为什么农民工已经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它的前提是什么?我认为,过去30年的改革已经创造了一种物质条件,工人阶级的形成已经有足够的条件。那么我们要问,这种形成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国内这种新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经验,跟其他国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们这一代人跑到西方去读书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是9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一个人讲马克思,也没有人讲阶级,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刚好是要告别马克思的年代。告别马克思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已经到达中产社会的状态,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工人,认为消费者替代了劳动者,他们在处理社会内部问题的时候越来越感到马克思理论的不足。所以,他们走向后现代、后结构的理论中去了。我的那本《中国女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所以你们会看到有福柯等很时髦的理论。但是,我认为这本书没有把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处理好就跑得远远的。比如,我当时没有处理好中国社会结构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中国的社会关系的问题。我在没有处理好中国宏观的结构性问题的时候,就跑到非常微观的层面去了。我不是认为我原来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而是认为这种做法非常不足够,我没有在中国变成世界工厂这个比较宏观的层面下来看中国的问题,也就造成我整本书没有处理阶级形成的问题,而是把阶级问题边缘化了。这是我那本书最严重的缺点。

  我回国后开始回到马克思,是因为我走进了一个“女工关怀”的NGO,让我能自觉地对应到权力和资本,让我感觉到在对抗状态下一个工人的压力有多大。这时我发现,我原来把权力放到个体及身体这种微观层面去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大的空间,而这时的权力还来得更加赤裸裸。我这次走进工业区,想推动工人做一点小事情的时候,才使我整个人开始改变,让我开始认真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上去,也让我认识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许多问题是可以对应我们今天的问题的。

  我最近在看建筑工人的问题时,我认为今天的工人所面对的问题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问题更加残酷。在《资本论》中,我们看不到工人打一年工拿不到一分钱的情况,也找不到频频出现工伤的情况,《资本论》中根本没有谈论这些问题。我不认为是马克思故意忽视这些问题,我不认为有工人打一年工拿不到工钱的情况而马克思不把它写进去,也不认为有很严重的工伤而马克思不写进去。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面临的情况还来得更加猛烈。

  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基本概念上去,马克思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创造不同的生产关系,比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用一生的时间来揭示资本的秘密,他认为资本的秘密其实就是资本的累积过程,他一直追问,资本凭什么达到资本的累积?马克思主要贡献就是阐述劳动、劳动力、劳动价值等方面,他认为资本在使用劳动力的过程中产出的剩余价值制造了大量的私有财产,而这些私有财产并不像以前那样是由社会分享的,而是累积在一小部分人的身上,这一小部分人就是我们理解的资产阶级。资本使用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与工人无关,所以创造了异化过程。而这种异化过程又创造了工人与资本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无法处理,于是最后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比较经典的一些概念。

  马克思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处理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底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力量还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力量?他认为在16世纪就孕育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现代工业的发展,世界工厂的扩张,特别是美洲的开发,这些过程有助于达到资本累积的过程。而刚才谈到,资本累积是资本主义最核心的概念。这样就造成了两个阶级分化的过程。

  马克思经常讲,资本跟雇佣劳工是一个互相制造对方存在的关系,所以,没有资本就没有雇佣劳工,没有雇佣劳工也不会有资本。资本累积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个拥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跑到市场上去,寻找自由劳动者。马克思说,等你一无所有只能变卖你的身体的时候,你作为自由者,作为一个个体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种商品来自由买卖。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过程时,我们都是农民,都是一些小农,看起来,小农比工人生活更悲惨。其实按马克思的理解,他拥有土地,起码一小块土地,他自己能掌握生产工具,他可以决定产出什么。但是当小农变成雇佣工人时,他便失去了生产工具,失去了生产材料,也无法决定生产什么,无法掌握劳动成果。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就是不停地创造这种自由劳动者的历史过程,而这种过程是一种暴力的过程。这种暴力过程是通过一种圈地运动形成的。

  当小农变得一无所有,成为自由劳动者之后,进入了劳动过程,其产出便是剩余价值,是私有产权,而这种私有产权高度集中在一小部分人身上。所以,资本和雇佣劳工之间的对立状态是无法避免的。虽然我们会偶尔听工友说某老板人很好,有工伤会立即送去医院,对工人很关心,但是资本和雇佣劳工的这种对立跟资本家作为个体是黑心老板还是良心老板无关。良心老板同样要榨取劳动剩余价值,他也需要资本的累积。

  马克思理解的资本是一种集体的成果,而劳动也远远不是个体化的劳动,劳动也是一种相互合作的社会劳动,也就是说,资本需要把一个个孤立的工人安排在一起,用这种高度的合作性来推动生产。所以,管理在资本主义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过管理把个体联合起来,达到一种合作的状态。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管理者其实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所以,我们现在所谓工商管理绝对是一个资本的代言人。

  马克思一直在研究劳动的异化,他看上去在讲工人的异化,其实他是在讲人类的异化问题,而工人异化问题是一个典型。他认为在劳动过程中工人经历了两个异化的过程,一个是人自身的异化,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异化。我们稍作解释,第一点,劳动跟工人是外在化的,是外化的过程,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不是在实践自己,而是在否定自己,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何在。换句话说,劳动的时间不是属于我的,是卖给了工厂的,而下班的时间才是我的。这就是说,劳动过程中工人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工人掌握不了劳动过程。第二点,刚才说的是工人的劳动过程是不属于工人的,现在讲的是工人的劳动成果也不是属于他的,也是外在于他的。而且劳动成果还与工人站在对立面,成为一种对立的关系,这样就造成一种劳动的对象化过程。举例来说,当一个工人在Disney(迪士尼)的现代化工厂里面生产出精美的公仔时,按理说她应该感到骄傲,但是当她发现她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孩子买一个她生产的公仔时,这个公仔,这种劳动就站在了她的对立面。又比如建筑工人,去年我们与北大学生一起在工地上做研究。在这些工人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来追讨工资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告诉我们,他们想去破坏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别墅。

  刚才说到,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整个人类的异化,而这种异化其实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才更加极端化的。马克思强调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私有财产的问题。而解决私有财产这么重大的问题交给谁解决?马克思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工人阶级,这看上去很天真。他之所以交给工人阶级是,因为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劳动是整个资本主义最核心的问题,所以,只有借着工人阶级的解放来解放人类,来解放社会。

  如何解放呢?马克思在1844年就问过这个问题,德国那时已经相当资本主义化了,他问,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来解放我们的国家。当时他的答案是这样的,一个阶级必须形成,而这个阶级需要有激进的手段,这个阶级的历史任务是解体阶级。他认为工人阶级的苦难其实是整体社会的苦难,这种苦难是具有普遍性的。那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在哪里呢?答案是,工人阶级不但是在处理单一阶级的问题,还是在处理整体社会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说社会的瓦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而谁能扛起这一重任呢?那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当无产阶级宣称当今这个社会的制度是有问题的,是需要瓦解的时候,无产阶级也就讲出了无产阶级存在的秘密。无产阶级的存在就是他创造了剩余价值,可是这些东西又被拿走了,他经历了异化的过程,所以,无产阶级具有极大的动力来改变自己,挑战现在的权力结构或者说资本的支配状态。

  马克思认为,当无产阶级否定私有资产时,无产阶级其实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最大前提。这么重大的历史任务交给了无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不是一天就形成的。在文本上,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形成梳理了四个部分。他认为这种抗争首先在小规模上进行,是个体的不满造成的,个体可能因为拿不到工资,工资太少,或受了工伤。由工人个人不满工厂对他的操控扩大到整个工厂,扩散到一个行业,慢慢地把个体变成集体。个体在与资本的角力中如果不团结起来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工人会先慢慢地解决工人内部的矛盾与竞争。第二点,大工业的发展是要求工人数量不断扩大的,这让工人非常集中于工业区,集中于工业城镇。因为数量更由于集中,让他们感觉他们是有力量的,是可以共同来对抗资本的。他们越来越知道,资本内部会有竞争,过几年便会有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因为过度生产而制造的资本内在矛盾。工人知道,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影响他们的工资,同样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力量。当他们需要保护自己的工资时,他们感觉到需要一种集体的阶级力量。所以资本与劳工的对抗不是个人的过程,而是一种阶级化的过程。最后一点,工人迟早会感觉需要建立集体的基础,这种集体的基础可能是工会,也可能不是。而且工人也认识到,资本本身其实也日益联合起来了,所以工人不联合起来便不会有对抗成功的机会。工人的抗争其实是一种政治抗争,工人必须知道他们是一个阶级,然后走到一起,形成一种阶级力量,这便走向成熟。

  马克思在著作里给我们比较清楚地梳理了阶级存在的物质条件、经济条件。可是,虽然我们说农民工作为一种阶级的外在条件早已成立,但这不代表他们从自在走到了自为,这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体、经验与文化

  刚才潘老师将为什么要研究阶级以及阶级形成的问题提了出来,并且讲述了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下面我用一点时间对汤普森最主要的理论作一个梳理。

  讲到马克思和汤普森,他们其实有很大相似性,都是非学院派的学者。马克思一生都没在大学教过书,而汤普森也是40岁时才在英国一所大学获得教职,此前他的大部分精力放在成人教育、共产党的基层党务、政治活动等方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度过了他们的后半生,但是此后100年,英国一直没有形成稳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直到1940年之后,随着一批学者,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兴起,英国才形成比较强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所以有人说,过了100年,马克思用英语开始讲话了。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理论体系开始形成,过了100年,他的后继者在英国发展了马克思理论。这中间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便是汤普森。

  我今天的讲题叫“主体、经验与文化”,但是它们之间的关联,我们需要认真地讨论。

  马克思在他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我非常喜欢。他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我认为,马克思这段话,把人之能动性和我们讲的人的限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总结得很到位。而马克思本人呢?刚才潘老师已经讲到,在他的阶级理论中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结构这一面,就是结构限定这一面。就是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阶级就好像是必然产生了。所以马克思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他给我们讲的更多的是被条件局限和约束的这一面。

  回到马克思对阶级形成的直接论述,我认为在他的文本中并不多。有几段相关的话我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下。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他说,阶级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另外一段,他讲,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给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这批人对资本家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马克思有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但是到底怎样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他的论述并不多。他主要强调社会经济条件下造就一批在结构地位上相同的阶级,他认为这中间有必然的逻辑结果。这批自在阶级能够为自己的利益作斗争,形成自为的阶级。

  那汤普森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我认为他是在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即自在阶级怎样变成自为阶级。刚才已提到,马克思有自在和自为的区分,但是他认为从自在到自为是一种逻辑发展过程,至多通过阶级斗争便可以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汤普森则非常明确,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有这样一段话讲工人阶级形成,他说,劳工在他们的长期生活和经验斗争中,认识到他们是作为利益一致的社会群体而存在的,并且有别于其他社会集团。也就是说,只有在产生了阶级意识的情况下,他们才产生出一个阶级。自在与自为的区分不新鲜,新鲜的是,在汤普森看来,不是客观的利益一致性制造了阶级,而是对这种同一性的感觉和明确表达制造了阶级,所以他的重点放在这种主观性感受上。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接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他的贡献在于引入了一个概念,这就是“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一个重要修正。如果我们分两端,经济基础是底层,就是社会存在这一块,那么上面就是社会意识。在这两者之间,马克思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可是汤普森说,社会存在要决定社会意识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介质,这就是人的经验。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书中,汤普森的主要论题是,工人阶级的出现是在1790年到1832年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里,是工人复杂和矛盾的经验的产物。如果脱离这一经验,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的形成。

  我们在讲到马克思时会说,马克思的逻辑是一种决定的逻辑。在汤普森这里,这种决定性依然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由于他引进了“经验”这样一个概念,使得这种决定性更加开放。按照汤普森的说法,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存在的决定,但不是完全的决定。经验在社会存在中生成,但并不是不加思量的生成。每一个人,每一个工人是具备理性的,他们会思考发生在他们身上以及周围的事情。所以在汤普森看来,理性的、积极的、能动的人就使得社会存在和经验之间有了一定的空间。没有工厂体制、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然不能产生工人的经验,可是每一个工人作为一个人都有反思能力,所以,在这种决定性中间就有了活动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经验对于社会意识来说,这种决定性就更弱了。如果说社会存在对于经验的决定有一定空间的话,社会经验对社会意识的决定就比较松散了。具体到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来说,阶级经验大部分是由他不愿进入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可是阶级意识在汤普森看来是一种用文化的术语来处理经验的方式,体现在社会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制度形态之种种。相同职业的群体,我们在他们的反应中可能会发现某种逻辑,但是我们不能预测任何法则。同样是工厂工人,同样是某条生产线的工人,可是他们的社会经验转化到社会意识时,其实践空间很大。

  刚才讲到马克思把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交给了工人,汤普森想解决的是工人如何具备这种主体性,如何获得这种主体性,人的能动性如何显现等问题。刚才已说到,当一个个人、一个工人在进行文化处理的过程中,行动者的能力便得以显现。因为我们可能具有相似的经验,但是如何去解释这个经验,如何用文化的术语看待这个经验,方式可能多种多样。这样,人之僵硬的社会存在,具体到阶级形成,即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意识乃至阶级意识,这种决定性便具有了灵活性。虽然方向仍然是沿着生产关系、社会经验到阶级意识移动,但决定性色彩薄弱了很多。

  我们看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它的篇章结构已经把汤普森的逻辑体现得非常清楚了。它的第一部分讲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就是英国劳工阶级在工业革命之前所继承的政治文化,主要是18世纪前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初期的政治文化。第二部分则花了非常大的篇幅,非常详细地工人群体怎样来经验、经历、评价构成资本主义文化的政治变迁,主要讲工厂工人的经验、经历,手工工人及不同行业工人的经验。第三部分描述了劳工群体响应这种工业化的经验,辅以创造性地使用既存的文化传统来锻造一个有组织、有意识的工人阶级。其实就是讲工人阶级意识如何形成,工人如何用第一部分所谓18世纪的政治文化来描述解释第二部分的经验。

  第一部分描述的政治和宗教传统,当遭受第二部分描述的剥削的经验时,通过第三部分描述的政治煽动,转化为最后一章描述的“阶级意识”。汤普森在第二部分花了很大篇幅展现人类经验的变动性和他们逃脱社会存在以及逃脱生产关系局限的可能性。举一个例子说,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时会热衷于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英国工业化早期,工人生活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但汤普森认为重要的不是关于工人状况、工资或消费水平这些客观变化因素,而是人们如何感觉他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巨大转变。所以他会考察经济资料和人们如何感觉之间的差异,得出了一个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结论,这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里的一段话,他说,在1790年到1840年之间,平均物质水平有轻微的改善,但是同一时期剥削、不安全以及人类苦难却不断增加。他说,到了1840年,从经济角度、工资水平讲,大部分的状况要比50年前他们的前辈好,但是他们从这一轻微的改善中体会到的更多的是悲惨性的经验,而且继续承受煎熬。所以,通过这种工人继承和分享的政治传统的详细叙述,汤普森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工人的剥削经历不是新技术、蒸汽机、棉纺厂和生产关系的直接产物,也不是生产组织和政治制度变化的直接产物,而是从特定的前资本主义和前工业化的生活方式之中获得的价值和希望塑造了工人剥削的感觉。在汤普森看来,正是从18世纪前工业化继承的价值和期望为劳工提供了一个文化的透镜,使得劳工藉着这种文化的透镜来阐释工厂、技术和生活水平并做出反应。

  汤普森通过历史叙述提供了很多详细的说明文化主体如何促进阶级意识和政治行动的例子。比如,他追溯社会平等主义和农村手织工中强烈的道义社区感是如何转化为重塑社会的乌托邦观念,接着又促成政治活动的。

  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中,有很多人会研究破坏机器的运动,我们称之为卢德运动(Luddism movement)。很多历史学家把卢德运动看作对不可避免的工业进步的情绪性和非理性反应。但汤普森不接受这种广为流行的观点,他认真地考虑那个历史时代,尝试去理解当事人是如何评价和理解他们的生活处境的。他说:“我们是如此习惯于这个观点:在19世纪初期,行业应该已经从‘限制性惯例’中解放出来。以至于我们必须发挥想象力才可以理解,那些通过无度竞争、削减工资、挖对手墙角、削减技术标准等手段积蓄财富的‘自由’的工厂主,或者大的针织品商,或者棉花制造主,不仅被看作是嫉妒而且被当作一个从事不道德和非法行为的人。”在工人那里,资本家这种竞争和积累财富的方式具有很大的非道义性。拼命地降低工资、无序的市场竞争,在我们看来都是很正常的,但在当时,这些都成为工人在道德上对资本家进行指控的一个缘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汤普森的整个的历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他致力于重建当时经历事件的人们如何解释那些事件,而不是重建真实的事件本身。通过耐心地收集尚存的文献,以及仔细地关心其中表现出来的判断或者感觉,他已经将19世纪早期英国历史上熟悉的事件 —— 工业革命、人身保护权的中止、卢德运动,转化成普通人的经验。这样一来,汤普森让我们从那些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的观点中看到了事件。或者我们应该说,他创作了故事的脉络,籍此我们能够看到事件。汤普森认为,英国工人的新的阶级意识和组织不是工业革命的直接产物。工业革命时期不断变化的生产关系和工作状况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有一段话,他说这不是由原材料赋予的,而是由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赋予的,是工厂工人或长袜工,也是记忆中的村庄权利、法律面前平等的观念,也是工匠传统的子孙。他们是强有力的宗教教导的对象,同时也是新政治传统的创造者。工人阶级造就了他自己,正如他被制造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形成有两面:“造就自己”和“被制造”。可能马克思的理论谈论的更多的是“被制造”的一面。他讲的是社会存在如何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关系如何在逻辑上必然性产生有着阶级意识的工人。但汤普森强调工人阶级“造就自己”的一面,即工人自己造就自己的一面。也是开头我引用的马克思的那一段话,而汤普森更强调的是人创造历史的这一面。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交点,这样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当然一方面跟马克思理论中论述人造就历史的这一方面不多有关。另一方面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整个马克思理论、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发展的走向有关。汤普森生活的年代实际上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盛行的年代,在西方则是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结构主义盛行的时期。汤普森明确反对这一点,他既反对斯大林机械的马克思主义,也反对阿尔都塞结构决定论。所以,他特别强调工人阶级造就自己的一面。但是在整个叙述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无意走向一个极端,他不认为人是一个自由创造历史的主体。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叙述中,人类主体具备行动的力量,但不是天真的个体主义者的“自由意志”,而是被结构化的行动。工人们能够思考什么,感觉什么和做什么是由他们是卫理教徒、是“自由英国人”、是衰败行业中的熟练工人、伦敦人等这些事实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决定又不是机械的,因为汤普森的主体是吉登斯所讲的“有见识的”(knowledgeable)人,是聪明、任性的人,他们会对经历的事件进行反省,能够在构成他们的主体性和环境的结构所设定的限制及开放的可能性之内,在经验的基础上有目的、理性地行动,从而造就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

  我的介绍类似于导读性质,帮助大家理清工人阶级形成的逻辑结构,也帮我们理清汤普森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即工人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是如何发生的。从梳理中,我们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汤普森非常重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他反对工人阶级意识是从外部被灌输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列宁就认为,工人很难从内部发展出工人阶级的意识,特别难以发展出足以承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的阶级意识。他认为必须要有工人先锋队,要有共产党的组织把这种意识教育和灌输给工人阶级。但是在汤普森看来,他强调工人阶级内部认识到自己的利益,然后认识到这种利益与另外集团对抗的可能性,所以他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英格兰的这种文化传统。他关注这种看似与资本主义没有关系的古老传统在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时代来临时,与新的时代碰撞的过程中,能够对文化本身进行创造同时生出新的承担历史变革的主体。

  回到我开头讲到的题目“主体、经验与文化”。刚才谈论的比较多的是经验和文化。那么这里有一个有关文化的概念的理解,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当然,比较为大家接受的对文化的理解应该是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受韦伯(Weber)影响而作的关于意义之网的解释。讲到文化,就要讲到文化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在说到这一套关系的时候,大家比较接受的应该是帕森斯的说法,即文化给我们提供价值和目标。

  但是我想,对于文化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更加丰富、多元的理解。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一是利益和策略层面;二是价值和意识形态层面;三是习惯和本能层面。利益和策略层面是帕森斯不太关注的层面,这里面有一个Swidler教授称之为工具箱(tool kit)的概念,是给行动者提供行动策略的工具包的概念。他认为人会在这个工具包中选择有利的策略来构建自己的行动。这是强调人在运用策略时理性的一面,以及创造性运用文化的一面。第二个层面是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层面。在第二个层面下,决定一个人行为的不再是输赢得失。这个层面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当人们相信某种文化的意识形态时,人们就会按照这些文化和意识形态办事,即使这种办法会给他的利益带来损害。在这里,文化主要是扮演剧本的角色,人们按照这个剧本行事。第三个层面是从文化从本能、习惯和习以为常的方式上对行动者的影响。这个层面是指文本和意识形态已经在行动者的头脑中被彻底内化了,这些文本和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行动者的惯习。汤普森讲文化,我认为主要是从价值和意识形态层面来看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从策略与利益层面来讲,但这部分不多。我认为我们在考虑问题时有必要把这三个层面都考虑进去。

  再回到标题,讲到主体概念本身。主体概念在哲学上有很多的论述,但是在讲到阶级形成这点时,实际上可以从一体之两面来理解,一方面是自由,一个人要去争取自由;另一方面是反抗和抵制被控制的状态。工人阶级同样可以这样理解,这种自由可以包括他的政治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从反面来讲,则是他去反抗很多加在他身上的控制,比如政治控制,工厂里对他的肢体的控制。那么,这种主体性的创造如何和工人的经验以及他所继承的文化对接与关联?我想这是我们在研究工人阶级形成时需要特别关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汤普森被称为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他在承认结构决定论的同时特别重视文化的东西,在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转为自为阶级时每个社会所继承的文化如何通过有行动能力和理性的个人对他的行动和经验产生影响。

 

  潘 毅: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与阶级形成

  今天的问题回到我们的重点——农民工。我们昨天用马克思的理论来理解阶级结构,马克思给我们梳理了一种阶级形成的物质基础,而汤普森则帮我们处理了阶级形成这样一个主观的过程。我们今天结合马克思和汤普森的理论来理解当下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

  其实,我昨天应该讲讲汤普森过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后马”的发展,但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讲,我现在高度概括地讲一下。“后马”其实是在马克思和汤普森的基础上发展出的比马克思和汤普森更为细致更为深刻的分析架构。他们把阶级形成分为了四层:第一层是阶级结构,第二层是阶级认同,第三层是阶级感情(就是汤普森及后来者经常讲的class disposition,我不知如何翻译恰当,但我认为阶级感情比较接近本义),最后一层就是阶级行动或集体行动。马克思处理了阶级结构和阶级行动这一部分,而汤普森帮我们处理了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这一部分,“后马”则发展出了一套更细致的分析结构。

  回到中国本土的问题,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制造了一个世界工厂,这个世界工厂的经验没有多大特殊性。跟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过程一样,当出现高度工业化的时候就是出现世界工厂。我们的特殊性在于制造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但是新工人阶级产生本身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较也没有特殊性。真正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的新工人阶级是由农民工这种特殊主体形成的。

  马克思的理论非常强调的一点是阶级结构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第一天开始,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客观的自在阶级就已存在。从人数来讲,不管是之前我们常说的1.2亿还是今天社科院的老师说的2亿,这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马克思讲工人阶级形成时强调人数,也强调集中。我们很清楚,今天的农民工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新的发展地区。从人数以及集中化来说,其实已经完全达到了马克思理解的阶级结构出现的标准。但是我们在他们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出现时并没有用一个阶级的视野去理解他们,而且往往回避阶级的处理方式。

  我认为阶级形成的第一步是阶级无产化的过程。这个阶级无产化的过程在刚才讲的阶级结构、阶级认同、阶级感情和阶级行动中是最为重要的一步。而这一点恰恰是不管西方还是中国的劳工研究非常忽略的一点。为什么我们会忽略这样一个起点性的环节呢?我这样理解,西方之所以忽略这个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走过了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什么是无产阶级化呢?就是让农民变成工人,让工人除出卖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而所谓农民工恰好在这个转化过程中间,但是我们视而不见或者忽略了这一过程。所以,我认为我们看中国农民工的起点是要看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看这个无产阶级化的特殊性在哪里?就是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与西方的经验相比,异同之处何在?这是我今天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化的特殊性会影响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影响到工人阶级的认同问题。这点很容易理解,就是说你到底认同自己是工人还是农民,你认同的是工人还是农民的生活模式,你的追求、你的想象、你的期待到底是一种农民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工人生活方式,最后会影响到阶级感情。这一切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集体行动。

  我理解的中国无产阶级化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这种没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制造了一个不完整的阶级主体。我们试着从马克思的理论上来理解。马克思强调一个客观的外在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创造和约束一个阶级结构的出现。这个宏观论述其实是在讲两个大点,一个是工业化,现代化工业的出现制造了这样的客观条件,另一个是城市化,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比较同步的。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制造了一个阶级形成的大环境。正是由于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比较同步,使得他们在农民转化为工人的过程比较顺利。可是30年来农民工身上发生了工业化而没有发现城市化,也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他们身上是两个脱钩的环节。我们让他们走进工厂打工,让他们走进工地劳动,让他们走进家庭当保姆,可是我们绝对不希望让他们在他们打工的地方生活下来。我们仅仅是想用他的劳动力,当我们用完之后就想把他扔掉,把他赶回农村。这样的基础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很多社会学学者会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支撑这样一个农民工的群体,那是因为农村可以提供社会化再生产的成本。简单理解就是这些农民工手上还有一块土地,工业危机失业了,我们便可以让他们回家,老了干不动了,我们可以让他们回家。我们可以让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让农村来承担。我们没有必要让农民工转化变成工人。这种没有必要便成为让农民工合理化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argument。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

  这种让他们进城打工而不是生活,造成了空间上的一种分割。就是说,他的生产领域是在城市的空间,而他的再生产则在农村的空间进行。这是高度分割的两部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春节会有大量回家过年的农民,而在农村呆不了十天半个月就又会跑出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我们是看不到这种分割的,在汤普森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点点。汤普森讲到,因为圈地运动被迫离开土地,因为他们找不到可维持生活的生产材料,所以他们一定要逃到工厂里面去打工。而昨天已经讲到了,这一过程其实是一个蛮不道义的过程。因为农民比我们想象的要自由,他们可以掌握生产材料,掌握生产工具,决定自己要种什么。但当他被迫离开家乡来到工厂时他马上失去了这种自由。我们知道马克思经常用“自由劳动者”的概念,其实有非常讽刺的意味。这里的自由实际上是lost的意思,就是你失去了生产条件,失去了得以生存的物质条件,除了买卖身体外没有其他自由可言。

  在中国现在的社会,我们经常会问,那农民工到底是被迫的还是自由的,是高兴的还是痛苦的?我这样理解,当我们的农民工出去外面打工时,他们大部分是高高兴兴的,可是等他们高高兴兴地走出去了以后,他再也不能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不能回去”不单单是一个结构的问题,还有汤普森所讲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他离开家乡出来打工的时候,他整个人开始改变。首先他的生产关系改变了,他不再是小农的生产方式的参与者,而是大工业下的一个生产者,也就是说,他其实想认同自己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人。比如我早期接触的女工,她们是对自己成为现代化工人感到自豪的。在大工业背景下,他们的阶级认同开始出现变动,虽然有些群体慢些,有些群体快些,比如建筑行业是比较慢地转变的,他们的阶级认同还一直放在农民的身份认同方面。在制造业方面,我们也看到服装行业的阶级认同比电子行业快些。服装行业招募的是一些初中毕业的,很爱打扮。我90年代去的时候,她们都说:“潘老师,你的打扮太不行了!”。她们整个装束和打扮其实是在经历着一个强烈的内在身份转化和调整的重要过程,慢慢从这种阶级认同转化为阶级感情。但是90年代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现在讲起来比较压抑。我们知道,她们工作时间比较长,12或14个小时,经常性的连续加几天班;宿舍不像今天是标准的8个人,那时是20个人;她们的工资是300多块到500块左右,跟农村比较,她们在农村可能一年的工资都达不到300块。她们虽然是在一个非常压榨性的场所劳动,其实在进行着内在的心理平衡。虽然有很多压抑无法讲出来,但她们认为已经比她们的上一代幸福了,她们有现金,可以改变自己,或最起码可以走出农村。当时那样恶劣压榨的工作环境下,那些女工内心可能会挣扎,但是我们看不到她们的愤怒,也看不到她们有集体的行动。到现在,已经从第一代农民工转化到第二代了,这一代已经从压抑失语的状态转化为愤怒,接着由愤怒的感情转化为集体的行动。我们可以制造第一代农民工,但是无法想象我们还可以这样维持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是不可能接受资本及制度上的这种压榨的。

  扯远了,讲回来。我们刚才讲到分割,然后资本又通过劳动的体制把它们合一起来。这一点,任焰老师会跟我们详细地梳理,讲的就是中国的特殊性 —— 宿舍劳动体制的出现。虽然可以通过户口体制和城乡区隔来卡住,但空间上的硬性分割是不可能的,户口制度等可以做的仅仅是让他们无法在城市中生活下去,但是他们在打工期间起码要有地方住,还是需要进行他的劳动力再生产。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大部分的国家在经历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起码提供了一个集体消费的过程,提供住房、医疗、教育下一代等,这些任务,我们叫劳动力再生产。但我们的政府没有承担这一任务,而想把这个任务交给资本和工人自己处理。当丢给资本来处理的时候就出现了宿舍劳动体制;丢给工人处理的时候就出现了农民工社区。而劳动宿舍体制和农民工社区也会影响到集体行动。

  当我们交给资本处理时,它往往以最廉价的方式来处理,20人、10人、8人一个房间,而这还是临时性的。这种临时性方式安排的是一个个人而不是一个家庭。我认为,我们为什么可以撑起30年廉价的世界工厂是与宿舍劳动体制紧密相关的。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一二十年,劳动力成本就会提上去,以香港为例,香港60年代的工资是500块钱,80年代我记得我家开一个小工作坊,请工人是1000块工资,可是到了1989年,香港服务行业以及制造业平均工资是多少?是6000块。现在广州、东莞、深圳生活费多高,但是整个劳动力成本没有提上去,被压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与宿舍劳动体制支撑世界工厂是相关的。没有这种体制安排是不可能办到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东莞工人要在东莞活下去,他拿1500的月工资可能活吗?他要住房、要医疗、要教育的话,没有两三千怎么活下去?

  我们用一个宿舍劳动体制支撑了一个世界工厂,这种世界工厂还创造了一大批卡在中间、无法转化的不完整的劳动主体。这种不完整的劳动主体代表了什么呢?他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他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我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是处在“我既是农民又是工人”这种交叉的模糊状态。这一代人整个生活重心还放在农村,他也认可农村,他非常想家。而第二代则“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早就失去了耕种的经验,早就失去了当一个农民的可能性。我接触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80%都讲不出他家里有多少亩土地。

  有很多工人在打工过程中受了苦受了气,炒老板鱿鱼,然后跟朋友讲他想回家,种田比打工好,可是他们在家呆不了一两个月还是会走出来。也就是说,这一批人,他们已经不认同自己是一个农民了,但是他们又没办法说他们已经是工人。因为他们知道,到了三十多岁再在工厂呆下去的可能性很低。也就是说工厂在运用你的劳动力的时候是有时间性的,在你由一个不懂技术的工人转化到懂技术的工人是你工作的高峰期,是你的劳动力作为商品最有商品价值的时候。电子行业招募的通常是二三十岁的人,当你到了四五十岁时,其实已经走完了作为工业化工人身份认同的高峰期。

  我们创造了一批不完整的主体,这一批主体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他不能往前走,也没办法往后退,夹在中间。我们也可以从工人的诗词中看到,比如“我注定要四处流浪”,“流浪”、“无根”、“漂泊”是他们的词汇,漂泊无根是他们最重要的一项生活体验。当他们问北京到底属不属于我,或者深圳到底属不属于我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到了一个交叉点,他们会想,我应不应该留下来,还是我要回家,到底我的路怎样走。这些都影响到阶级认同,阶级感情和接下来的阶级行动。

  卢晖临:回不去的农村

  刚才潘毅讲到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农民工的转变。我们分析的重点应该是他们之间的差别,她谈到disposition,她理解为阶级感情,但是我认为我们似乎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我们如果往前倾一点,则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性情倾向。当我们分析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时,我们发现他们的性情倾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主要与第二代农民工成长环境有密切联系。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相比有这样一些特点。一个是受过相对较高的教育,很多是初中文化或初中以上的文化。家庭状况呢?由于1978年以来的联产责任承包制以及父兄出来打工有了一定积累,家庭经济状况有了一定改善,对这些人而言,家庭经济压力较小。另外,他们成长于一个消费主义文化中,更加追求个人的独立和发展,而第一代农民工则有更多经济的目的,比如要支持自己的家人或为了自己的嫁妆等。而第二代农民工有很多其他目的,比如见世面、开眼界、闯事业、追求并实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一代农民的特点很多,从很多方面都可以反应出来,比如他们的发型、化妆、穿戴、说话、举止以及生活消费的其他各个方面。这样一种性情倾向就使得刚才提到的在城市中无法找到一个让疲惫身心得以休憩和恢复的地方的问题更加凸现出来了。第一代农民工经济目的很明显,他们的生活重心放在农村,城市是他的一个过渡,这样就可以压制自己的消费,压制自己的苦和累。但是对于第二代农民工,经济目的相对下降,而个人发展、体验新的生活、追求与实践新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些目标出现。

  我们在农民工创作的作品、农民工的日记、香港“女工关怀”出版的刊物以及其他各种农民工作品中间都能看到贯穿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一个共同的且是主导性的主题就是对家、家人、家乡的思念,这些可以表现为母亲的温情、家乡熟悉的景色、非常喜欢的地方风味等。这种想家的情绪很明显。两年前,我与北大的同事一起去东莞做问卷调查的时候,我们让他们在开放性问题中写下打工的感受,我们发现在答案中反复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想家、想念家人。在我们收集的600多份问卷中,这种想家的感受出现频次达到100多次。这与刚才提到的农民工作品突显的主题是相互呼应的。

  这种对家的思念不单停留在思想层次上,还表现在行为层次上,比如说“回家”。我们现在去调查工厂里面的农民工,“回家”也是他们周期性的一种行为。很多人一年回一次,有些人两年回三次,等等。比如在去年的大雪灾中,我们看到千百万的农民工如此执着地用各种交通工具往家赶的一幕幕惨烈而感人的画面。

  刚才我们讲到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安家,无根、漂泊,那么我们会想,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农民工有一个根呢?刚才我们也谈到农民工不但在思想层面上而且在行为层面上表现想家的主题,那农村、家乡是不是他的根呢?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在学术界也有这种误解,把农民工的再生产寄希望于农村,而我们的政策也似乎有这种假设。

  现在让我们考察农村能够为农民工提供的空间。很多农民工会跟你说将来可能会回到农村,他有很多与农村相关联的计划,比如,他说要回去做生意。但是我们若考察农村中的现状,我们发现这种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梦幻。在大多数农村,人地之间的比例关系非常紧张,华北一带可能一个人就一亩多地,东北可能多一点,江南、华南那儿就是几分地。刚才也说到,农民工连自己的土地有多少亩都不知道,许多人已没有耕作经验。另外,大家会想到种养业,就是说我们回去之后进行规模经营进行养殖等。当然这是一种选择,很多留在农村的人以及回来的农民工从事这些,但是这种职业有局限性,在我们今天的农村环境下,金融体系、市场空间等限制决定了这不可能是将来大多数农民工的选择。有些农民工会跟我们说回去做生意,做小生意开小店是他们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这一点前面的学者做过很多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发现做生意成功的可能性比较低,这与我们农村中的市场空间以及城镇发展中已有行业的高度饱和状态有关系。

  上面从经济方面来证明农村为回去的农民工提供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至于其他方面,文化价值、生活方式上,则这种空间局限性更加明显。这一点,明天严海蓉老师会讲得更加明确,就是说农村已经掏空了,这种掏空不仅仅是资源和劳动力上,而且是在意义体系上。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农村被我们既在宣传上又在事实上定义为一个落后的土的地方,只要有可能就要远离的地方。呆在农村的人已经和“没有用”、“窝囊废”等形象联系在一起了。所以从文化价值上,为农民工回到农村生活提供了很大的阻力。生活方式上更不用说了,虽然很多农民工在城市里非常抱怨工厂,但是回到农村后又抱怨村里到处是土,路也不平,出门一脚泥。所以,农民工在家呆一会又会跑回来,说在家里很不习惯,比如,来东莞打工的湖南农民工说家里很冷,呆了十几天说吃不消,晚上又黑灯瞎火的。

  我们讲一个阿新的例子,这个例子有点特殊性。阿新曾经是想回去的,他在深圳打工,想回家发展,去种经济作物或者承包土地。可是反对他的是谁?是他的父亲,一个没有离开过土地的老农民。在他看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高中)的人呆在农村是没有出息的。他反对并且破坏儿子的计划。这个例子有特殊性,因为很多农民工是被迫回到农村的,到了四十多岁,或者结婚生子等,在城市呆不下去了才回去,不像阿新是主动要回去。但是对农村、对土地熟悉的父亲看到了农村发展空间的狭窄和没有前途。

  虽然很多农民工在思想和行为层次上都表现出与家的紧密关联,好像家是他的根,但其实,现实中很难实现。在思想和观念层面上,家不过是农民工在想象中所扎下的根,是在城市中没有根,茫然、漂泊的状态中希望获得意义的表现,就像船需要抛锚一样。我认为,很多情况下,农民工对家乡的思念更多的是想象意义上的。我以前一直在农村做调查,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农村生活的没有意义,更多的是农村家庭生活的破败,儿子不孝顺父亲,媳妇不孝顺公婆。而在农民工中间却突然出现了这么多想家的主题。我认为我们更多的要把这些看作是对工业事件的反应,是他在城市生活中,在工业事件中的无根状态下想象的东西。

  回到两年前我们做的问卷调查,我对开放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阅读,发现除想家外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发生在新一代农民工身上。我把它归纳为:一个叫做“不自由”,一个叫做“无意义”。“不自由”是在问卷中反复出现的,他直接用这个词汇。我们通常认为自由是知识分子经常喜欢谈的,现在我们发现,这些青年农民工如此频繁地使用这个词。另一个就是“无意义”,当然很少直接用这个词,更多时候他用“像机器一样”、“枯燥”等。当然这一点和工厂生活有直接关联,和工厂的纪律、长时间的工作等有直接的关联。我记得去年我在香港做类似报告时就有人向我提问说,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也一样感到不自由,也在早上被闹钟闹醒,是不是说农民不能适应工厂生活是农民变成工人早期必然出现的状况呢?当然这有一定道理,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家的平衡。因为对于我们很多朝九晚五的人来说,公司上班是我谋生的一个手段,可是回到家里,有家人、有社区、有朋友来开展生活,这样一来,不自由的体会一方面容易忍受,另一方面可以相对淡化。但对于农民工来说却是有工作没生活。当然农民工也做了很多努力试图在这种不自由、无意义中去创造自由,这一点很多表现在消费上面,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农民工使用非常新潮的手机,一个月1000多块工资,手机费加上网费平均一个月可以达到100多块。如果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会觉得不理性。

  我觉得这种情况可以是由于无意义、不自由、没有长久地和未来相联系的家等状况而生发的一种暂时的释放,这也包括频繁地换工作。我们有时会听到农民工很高兴地说:“我把老板给炒掉了。非常爽!”这也是对工厂生活之枯燥和对前途的迷茫而多少体现出的所谓自主性。

  潘 毅:极其错误的观点——“农民工回到农村进行劳动力再生产”

  我接着补充下去,其实刚才卢老师非常的“汤普森”,因为他使用汤普森通过生活的经验来理解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的问题。我再回到马克思,回答什么叫“回不去”,什么叫“没办法往前,没办法退后”。如果从马克思的结构性话语来看“没办法回去”,我们会把它理解为一种“精神圈地”。因为英国或其他国家工人阶级形成的起点是无产阶级化,而无产阶级化的前提是圈地运动,就是农民失去了土地,被迫变成雇佣劳动者。而中国的情况是相反,我们的农民工还保留了一块土地,而这块土地变成了合理化不完整的劳动主体的理由。而现在到了需要来处理这个不合理过程的时候了。到底一块土地能不能承担起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我可能会讲的比较激动,因为这两年我与卢老师和他的学生跑了不少农村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看法:我们一直认为的整个劳动力再生产是在农村社会中进行的这种观点是个极大的错误。因为我们看到农村中除了粮食外,住房的钱来自打工,孩子读书上大学或职业学校的一年几万块钱来自打工,得病动手术的钱来自打工,穿着的钱来自打工,等等。而上面的错误观点还是我们一些挺优秀的社会学家的观点,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这样的观点。当我们认识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时候,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说,农民工手上有一块土地,所以没有必要在城市中解决他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

  我认为,中国实际上慢慢地由“精神圈地”走向实质性的圈地。“精神圈地”刚才卢老师给我们梳理了,就是他们虽然非常想家但是却没有办法回去。而实质性的圈地就是说,虽然他有一块土地,但是他同样也没有办法回去。这块土地没有办法解决他的经济生活,他所有的经济来源还是要求他到工厂里面去打工。在结构性问题下面看的话,他们累积的社会矛盾只会一代比一代严重,而这种状况又会因为第二代及往后的农民工越来越认同城市而不是乡村而变得更加严重和剧烈。这种矛盾的激化和加强也可以用来解释今天为什么集体行动越来越严重。

  对比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三代农民工,我们会发现其实第二三代农民工赚的钱更多,他们也不像第一代那么急迫地拿到钱回乡下建设家园,他们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经济独立性,可是恰恰他们的不满是最强烈的。这是因为他们在“回不去”的经验上累积了很长的时间。他们整个生活的认同是在城市,有比上一代更多的自由,这样他们背后会有更多的经济和文化的因素来支撑他们进行集体行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从以前失语和压抑的状态变成现在的不满与愤怒。

  我们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会有一个农民工的新阶级,农民工为什么会出现?他们的无产阶级化是一个特殊的过程,这个特殊性在于,我们让他们走进工厂却不让他们走进城市,也就是把他们的劳动力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分割开来。这种分割与断裂也制造了他们身份认同的断裂:到底我是农民还是工人?这种身份的断裂造成了一种不完整的劳动主体,而这种不完整性又造成了一种创伤:第一代失语和压抑以及第二代的愤怒。

  我想用一个笑话来结束我的讲话,同时也平息一下大家的情绪。大家知道我是在(香港)科大教书的,科大的特点是有蛮多国内学者,他们跑到美国读书或教书然后又回到香港教书。每一次我们讨论农民工,当我稍稍要往我的思路上来理解的时候,他就会蛮好意地说:“这是中国的国情。”每次碰到“国情”,我就马上陷入一种失语的状态。“国情”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是“潘毅,其实你不懂中国。”“国情”代表什么?代表它背后有特殊性。而我与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不会再追问下去,而我则会追问这个特殊性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农民工,为什么农民工会出现这样不合理的离谱的状况呢?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已经接受了的特殊性,你再追问下去就代表你根本不懂。另外,他们又会用“国情”把我置于一个“外人”的位置上。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外人”,跑到中国妄图理解中国。后来我发现,那些讲我不懂“国情”的人其实跑的地方没有我多,扎的根也没有(我深),还发现他们根本不做田野调查,他们理解中国现实问题其实远远达不到应有的水平。

  话说回来,“国情”其实是要求我们open up,要求我们发现“国情”背后的特殊性,问题在于这种特殊性背后是不是隐含了这样的想法:农民工是需要存在的,将这一存在合理化在于中国需要高度的经济发展,这样才能让我们享受深圳、广州、北京等大城市的生活物质条件。其潜台词就是我们需要牺牲几代的农民工。到了今天,我认为这种理解可以自我批判了。我们需要思考,这种发展模式到底是不是最好的发展模式,是否是最有市场效益的发展模式?今天的经济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反省的机会,我们看到很多工厂开始倒闭,特别是东莞以及周边。倒闭之后,我们会想农民工可以回乡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们没办法回乡了。我们走了30年的这种发展模式之后的结果是“一头热、两头空”,“热”的是资本,甚至是跨国资本,“两头空”的一头是农村的虚空化。农村在七八十年代有了一个比较高速健康的发展之后,进入了90年代到今天,我认为中国农村停止了20年的发展。我认为这种停滞最核心的问题并不是土地制度,而是我们把农村的劳动力掏空,农村根本没有发展经济的劳动力。现在,我们可以思考东莞的工厂一倒闭,工人一走,那些工业区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空城,变成了死城,这同样也是一个虚空化的过程,这些城市没有承担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我们讲不出这种发展模式下,我们牺牲了之后还留下了什么。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城乡关系与现代性反思

  为什么我不讲现代化而讲现代性呢?因为现代化在我们经常性的使用中已经被指标化了,是可以用数据来说明的,比如“GDP翻两番”。当我们把现代化本身用数据抽象出来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把发展观表现为一种线型的发展观,由不发达到发达这样的线型思维。线型发展观有这样的问题,它把发展过程中的整个关系的演变和一些社会本身的不可比性完全忽略了。通常,社会的发展有连续也有断裂,会有跳跃和转折,但是采用线型指标后往往会把这个过程看作是连续的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这会造成许多的问题。我用一个例子说明,比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中层干部的收入可能是几百块,但是90年代末到现在,一个工人的收入可能有两三千块。如果我们认为由几百发展到了几千就说明我们的社会发展了,那么我们心里都会打鼓,比如社会福利的问题、货币本身的含金量,还有一直到80年代我们的社会其实还没有完全货币化,所以当时货币所起的作用和90年代及现在起的作用是不太一样的。你把这些都忽略了来讲发展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们讲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如果单纯用数据来说明的话是有待商榷的。我们总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有些媒体甚至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等同起来,好像是说,在改革开放前我们没有“现代化”这样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不想用“现代化”的原因。

  刚才讲到了“现代化”的指标性、线性和抽象性,“现代化”还有同质性的特点。比如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等机构会经常出经济发展报告,通过数据展示出的不同是量上的不同,没有质上的不同。这样就把不同的社会变成同质的东西。基于此,我不用“现代化”而用“现代性”。

  我用“现代性”,是因为这个词具有多元性的历史经验和非同质性。“现代性”里面包含了很多的矛盾,很多曲折的东西。哪怕是中国的“现代性”里面也包含了挑战自身的矛盾性的东西。比如,中国半殖民地的现代性和帝国中心的现代性之间有很大不同,毛泽东时期的现代性和改革开放的现代性也是不同的。我们用“现代性”强调的是非同质性,而且我们强调的是复数而非单数。

  我想先讲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从明朝的1350年到1650年之间,中国和欧洲发展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基本相像的。到了18、19世纪有了一个“大分流”,这些是世界体系的学者提出的观点。这种大分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中国的发展是勤奋革命,是在自己疆域里面的发展,而在欧洲的发展是建立海外殖民地为基础的帝国式的发展,在帝国里面建立了以欧洲国家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的区分,也就是说,我们关于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从殖民时代已开始。中国还是以家庭生产为生产的基础,而在欧洲则已发展为以阶级区分的生产方式。他们是工业革命,而我们是勤奋革命,通过丰富的劳动力的投入来进行消耗人力但节省资源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中国是以河流为渠道,在欧洲则是长距离的海洋为渠道,建立与殖民地长距离的贸易关系。同时,欧洲各个小国的竞争力完全取决于它能够摄取海外殖民地资源的程度。而中国历来是大国,邻居又都是小国,长期以来没有战争,中国不需要跟谁竞争以获发展,中国的发展历来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发展,贸易也是短途的。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农村和城市没有形成对立的关系,而欧洲工业革命以后发展起来后形成的城乡关系是对立性的。(可参考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末尾部分)

  我讲这些其实是说,在传统中国,家庭内部生产和消费是没有分离的,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同时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基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生产和消费没有分离,同时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有一定分离,但不完全分离。比如,小农除了耕种自己那一小块地外还会帮地主耕种一些地,他跟生产资料的结合是部分的结合。而在欧洲则是大都市化生产,生产和消费分离,生产在工厂中完成,织布机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同时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前面几讲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剥离的过程。分离后,两方都商品化,生产者商品化变成劳动力,生产资料商品化变成资本,通过市场交换二者又加以结合。但是中国漫长的市场经济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没有这种分离,这样来说,欧洲形成的是几种强烈的矛盾对立关系:城乡对立,城市的发展是剥夺农村资源和劳动力的发展;帝国和殖民地的对立;阶级对立。这些对立在18、19世纪的中国都没有完全出现。中国不是完全没有资本主义,但是在西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本的意志上升到国家意志,就是国家机器及国家意识形态为国家所掌控。在中国,长期以来有皇权和绅权的矛盾关系,皇权不能完全代表经济利益。简单来说,传统上,中国和欧洲发展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这可以从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关系、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城乡关系的视角来看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城和乡没有巨大的对立和隔离,对于当时的精英来说,衣锦还乡,做乡绅都是他的选择,他可以从城到乡,也可以从乡到城,没有什么隔阂。

  进入19世纪后,城乡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先介绍一本费孝通的书《中国绅士》,这本书讲的城乡关系是比较有意思的。这本书写得浅显,但却揭示了相当深刻的东西。他主要讲在半殖民地时期,中国城乡对立是怎样形成的。以前其实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中国有“城”,这是有围墙的地方、有防御工事。我们还有“市”,集市稳定下来就变成小镇,若隔三差五的则变成流动的非固定的“市”。“城”是政治精英和军事权威落脚的地方,而“市”则不定。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他讲到,中国劳动力很便宜,很多地主,不需要特别富有,可以完全不劳动,雇人劳动,自己在城里住,跟政治精英去亲和。

  我提一个小插曲。这个插曲发生在前几年,我去耶鲁旁听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的会议。一个中国访问学者在会上发表了一个看法,他说,中国地主所拥有的土地根本无法跟美国的农民(farmers)所拥有的土地相比,那么有什么理由说中国拥有地主呢?可能当时在座的人感觉耳目一新,这是一个反正统的想法。但是,费孝通在40年代写的这本《中国绅士》里,早就揭示了这方面的原因。因为中国劳动力非常便宜,在中国不需要很多土地,不需要很多的钱财就可以成为地主。我之所以讲这个例子,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只通过所谓实证论的方法——看数据,就会得出我刚才说的有问题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沿着费孝通等人的方法,沿着社会关系,沿着生产关系来分析,回到当地情景中去的时候,那个人的讲法就变得非常可笑。

  马克思在研究英国工业化时曾经提到,家庭里面的织布机,和当这个织布机去了工厂变成工厂里面的织布机,二者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他说,它们整个灵魂都变掉了,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关系都变了。但是我们的眼睛不能只盯着织布机,说:“这还不是同一部织布机吗?”若这样的话,我们就看不出社会本身的变化,看不出其中产生的断裂。所以,有时看似有证可查的所谓实证主义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可能是滑稽的。

  回到费孝通当时讲的城乡关系。这个城指的是有围墙的城,在里面住的主要是消费者,也有一部分是手工业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供城里的消费者消费的。他说,这种城里进行的交换,这种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是以农村资源为基础的。城里的消费者的资源来自地租及其他盘剥,有了地租后还可以进行多元投机,比如投资粮店、米铺、当铺,但总的来说,他的资源来自农村。所以,城里的交换其实包含了剥削性的城乡关系。

  费孝通进一步指出,到了19世纪以后,这种传统的城乡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我们所了解的城市——通商口岸,以上海为代表的半殖民的通商口岸。对这种通商口岸,费孝通在他的书里面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说,这种通商口岸的出现使得原来已经有了的城乡剥削关系变得更加剧烈,其剧烈程度使得原来可以维持生计的很多小农破产了。这个过程是这样发生的,本来住在城里的这些消费者,一方面要跟手工业者进行交换,另一方面要跟住在农村的农民进行交换。费孝通根据江村的数据通过算每一家有多少土地,种多少粮食,这些粮食可以到市场上换多少钱,他发现,完全靠粮食,一个家庭是无法自给自足的。所以家庭需要补贴,这个补贴从何而来?就是手工艺,农民拿手工艺到市场上进行交换,这种手工艺对平衡家庭开始是至关重要的。

  通商口岸出现后,住在城里的消费者不再愿意买农村土产品,他更想买洋货,比如洋肥皂、洋火柴,因为这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很大面子和排场。这样一来,农村的农民生产的手工艺就没人买了,没有销售渠道了。同时,由于这些城里的消费者热衷于买洋货,他们的生活开始日益奢侈,他们需要更多的钱来维持他想要的生活。这样,不但农民自己的手工艺卖不出去,而且地主对农民的盘剥更加厉害,在中国就出现了农民与地主的对抗。对于农民而言,地主是看得见的,他拿了我的东西;他看不见的是,整个事件背后,通商口岸带来的帝国主义经济对中国的冲击。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就出现了一种状况——城市的兴起伴随着农村的破败。

  这是经济带来的变化,还有社会关系带来的变化。费孝通在书里面做了研究,他调查了915个举人的城乡来源。他发现52%的举人来自于传统意义上的城,41%的举人来自乡村。他还调查了几个具体的大省份,山东、安徽、山西、河南,这些省份里,来自农村的举人是过半数的。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城乡之间没有对立的关系。城镇与乡村都提供了精英来源,同时这些精英也可以回乡。但是到了19世纪以后,洋学堂开了,并且都开在现代性城市里,比如上海、天津等。由于这种教育是西方引进来的教育,与中国乡村社会不接轨,这些大学生毕业以后回不去了,而且不只大学生,就是中学生也回不去了。费孝通用了一个有趣的词:deserters,这个词在军事上是指逃兵,形容他要逃离农村,他来了城市就回不去了。

  到了20世纪初,我们还在城乡关系中挣扎。比如,鲁迅写的“假洋鬼子”就是那种食洋不化的角色。到了30年代,鲁迅写《故乡》,写3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小说主人公“我”,他在城里谋生,是新型知识分子。当时有一大批人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小说里,他没法回去了,回来只是为了卖他的老屋,举家搬迁,把老母亲也接到城市里。他跟他儿时的朋友见了面居然没有话说,不知道说什么。他们心中有千言万语,可是到了嘴巴里却什么也没有。最后,他还是离开了故乡。这里就遇到了一个强烈的困境,本来新文化运动是为了整合一个民族,整合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同时要把这种文化大众化。但是走到30年代的时候,这种新文化运动显现出了巨大的局限性。新文化运动是以都市为根基的,是以书面语为基础的,跟广大农村没法结合;同时其知识结构也是一种外来的知识结构。尽管在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左翼文学,但是,即使这种左翼文学也没有逃脱这种结构性的局限,这种文学无法下乡。鲁迅小说反映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巨大的城乡差异和伴随着的无能为力。最后他的小说结尾是:“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想保存希望,但他不知道希望在何处,也不知道路在何方。

  那么后来,这个问题在中国现代性中是如何突破的?有两个突破,一个是有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终于下乡了,这部分人的下乡从某种意义上是被蒋介石“打下去”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共产党势力势必要转移。当然,这一下乡过程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毛泽东在大革命之前就提出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不过他当时没有领导权,他的话没人听。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这批左翼知识分子被迫下乡,跑到了江西这个红色革命根据地,这其实把中国新文化运动往前推了一小步。这时开始了探索知识分子跟农民结合的办法。

  第二个突破,也是被“打下去”的,这次是日本人打的。日本侵略中国30年,占领了中国的很多中心城市。很多在城市里的知识生产的机构——学校、媒体等开始转移,往西南和西北转移。一旦下乡,往西南西北等边缘地带转移时就面临了一个问题:以城市为中心、以白话文为基础的新文化运动如何面对广大农村?这时,知识分子要和农村重新找结合的方式,这就产生了“延安文化”,这样以城市为基础的新文化运动要重新进行地方化和乡土化。这时产生了中国另类的现代性。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作品《小二黑结婚》。我为什么说《小二黑结婚》反映的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性呢?因为它反映的是根植于乡村的现代性。那么又为什么是现代性呢?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反抗的是一种传统的社会关系、传统的家长权威,以及这种社会关系及权威背后所依赖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这是一个反封建、反家长权威的爱情故事,这为什么成为可能?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私奔等传统结局呢?他们的爱情为什么可以成为可能?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革命、土改。因为这两个年轻人不再需要他们的家长给他们生活资料,不怕被赶出家门,他们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里有一个强大的生产资料再分配的动力,使得二人的爱情不至于成为一个悲剧。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乡村现代性或另类现代性的文本。

  这里我们还看到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就是农村青年作为革命主体的出现。“青年”这个词是舶来品,在19、20世纪指的是生活在城市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但是通过两次知识分子被“打下去”,进行土地革命,寻找另类现代性,农村青年主体开始出现,他们具有革命性,改革当地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来说,两次左翼知识分子下乡,寻找和农村相结合的道路,都把新文化运动往前推进了。

  下面我要讲的中国的现代性是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性。我以保姆为例来讲。先讲下大背景,在毛泽东时代,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有了一个结合——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比如当时说“以厂为家”,“厂”和“家”放在了一起。我们现在也许认为这只是一个空泛的口号,但当时却是切实的经验。这尤其可以从后来下岗工人的口述史看出来,他们会感觉失去的真的是他们的家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下岗工人的反抗和农民工的反抗是不一样的。城市下岗工人的反抗是要“护厂”,而农民工的反抗则像西欧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样要捣毁生产工具,砸掉厂子。反观历史,我们发现,毛泽东时代希望建立的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一种结合,另一种是生产和消费的结合。当时很多国营单位是生产性的单位,也是消费性的单位。以单位为基础,有托儿所、医院、住房和其他福利,某种程度上有种家的形式,这就是说,那时的领导不但管生产,还管吃喝拉撒。那么农村呢?在农村也出现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以及生产与消费的结合。和以往传统不相同的是,结合的级别提高到了生产队。虽然传统家庭仍然存在,但是生产与消费大都在生产队中完成。

  毛泽东时代的全民企业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虽然增产和利润是它的一大目的,但是它还承担着生产与消费的结合。在农村发展起来的是社区农业。但是这种结合的方式却是以定点方式完成的,就是说,你进了工厂或者呆在农村之后不要流动。那个时候流动是很困难的,你的生产和消费是相对固定和稳定的,使这些得以保证的是户籍制度。我们当时是部分地去市场化,很多交换不是通过市场交换的;另外,我们的生活资料部分地去商品化,虽然还需要钱来买,但又不仅需要钱,还需要票证。所以,户籍制度起到了定点供应的作用,以及生活资料部分去商品化的作用。

  当然,现在的户籍制度是臭名昭著、人人喊打。但是会有人认为,从一开始,户籍制度就是为了控制人的流动,为了剥夺农民。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客观的和不历史的看法。这种看法完全忽视了户籍制度在当时去商品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保证一定程度上的平等所起的作用。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户籍制度等同于现在的户籍制度的话,就等于是把前面讲到的马克思的织布机当作是同一个织布机了,看不到织布机的灵魂发生的变化。

  当然,当时的定点供应和种种结合方式是以流动的减少为代价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虽然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但是管理者只能是少数而不能是全体人民,所以我们的管理方式是通过代理人的方式实现的。代理人是谁?我们的干部,干部代替全民实行管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管理权和所有权其实是一致的,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分离。我们如何能知道我们的代理人确实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而不是自己阶层的利益来管理呢?这就涉及到了前几天讲的阶级感情的问题,怎样保证管理者能够有工人的阶级感情?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私有化是管理层收购,是管理层的大倒戈。文革中希望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管理者阶级感情的问题。

  我下面要通过一个最不好的例子来说明毛泽东时代城乡关系。这个例子就是保姆,家庭服务行业。我们提到,毛泽东时代很多劳动和生产都是社会化的。但是家庭服务还没有社会化。当时的政策里,可以给干部发保姆补贴金,而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社会化劳动。也就是说是通过雇主把钱发到他们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案例是毛泽东时代最不好的一个案例,同时也是局部现象,当时雇佣保姆的人家还是比较少的。

  那么,通过这些保姆看当时的城乡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城乡关系?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当时在城里工作就是做工人,这是他们认为的最好的事情。做工人和做农民的区别就是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不一样。在城市里做工人可以有全面的保障,而在农村做农民的保障则仅限于生产队里,是部分的保障。所以,当时城乡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类比成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那么,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城乡关系是怎样的?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城市成了消费的中心。以消费为基础的现代性,改变了原有的城乡关系。当然这是后话。

  当时出来做保姆的都是已婚的农村妇女,人数相对少。对她们来说,出来工作苦不苦?苦。这种苦有几种苦法。一种是离开家庭离开儿女很苦;一种是工作劳累,吃不好,有时还不被雇主信任,很苦。她们不用“不信任”,用“偷看”,说雇主偷看她。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我们知道很多城里人雇保姆,他不“偷看”,他“监视”,对劳动过程监视,比如,家里放个老人。这种监视是明目张胆的监视,完全具有合法性。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当保姆们描述雇主“偷看”的时候,她们会认为这种“偷看”、这种“监视”是具有不正当性和不合法性的。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对劳动过程的“偷看”和“监视”是相当合法的了。如果比较毛时代和后毛时代做保姆的体验的话,二者都是以工资为形式的雇佣劳动,二者都很累。不同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大多数保姆认为她的劳动过程是一种自主行为,她可以自己掌握劳动过程,而在后毛时代,劳动过程被监视与被掌控非常普遍。另外,在毛泽东时代,城市文化具有很浓郁的乡土性。很多延安时期出来的干部,原先是城市知识分子,经过延安后具有很多的乡土性,回城后依然保持着。又比如城市从农村招工、上学等。同时整个时代有艰苦朴素的作风,我们自己做鞋子、做小手工啊。这些都有与劳动者、与乡村相结合的特色,使得当时城乡差距并不显得很大。当时孩子都会穿保姆为他做的鞋,并不丢脸,城里孩子送到乡下住几年也很正常。这些都说明,当时城乡流动其实也是相当丰富多元的。但是80年代直到今天,把孩子送到农村去养,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农村的破败,使我们很难相信农村可以承担起抚养我们下一代的责任。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流动,但这种流动只体现在单一的流动——从农村到城市打工。这时的城乡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另外,在毛时代做保姆,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基本上普遍的物资都是非商品化的。同时,当时抚养小孩是由社会的各个角色来参与的,可以是邻居、亲戚、雇来的保姆。去商品化的大背景下,整个的风气是“当家作主”,保姆的劳动也有比较大的自主性,其劳动是被信任的。现在呢?我做田野时发现,城里雇主比较愿意要听话的、易受培训的。你不要说你在家里面带过弟弟妹妹,不要说你在家里养过自己的小孩,所以你是有经验的。这可不行,北京那些家政服务机构会跟你说,你在农村带过小孩的种种经验都要统统忘掉,你到城市里来是一张白纸,你要重新学起,城里人教小孩的方法和你的完全不一样,你不能按你以前的方法来做,那不科学。这其实是对农村主体经验的全盘否定,是对农村乡土性价值的否定。这个否定其实也是一个阶级改造和劳动改造的过程。这个改造不是说你不来做打工妹了而来做白领,而是,你依然是打工妹,但你的想法最好和我一样,我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你能替我想。这是一个阶级主体改造的过程。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他们认为农民出去外面打工可以提高他们的素质。那么,什么是“提高素质”呢?我们对“素质”的界定都是包含了阶级想象。所以,从地方政府而言,也希望有一个阶级改造过程。

  毛泽东时代的保姆在城市打工几年后回去农村没问题,参加农业劳动没问题。而现在的打工妹,出来做保姆或是其他工作,出现了一个主体性危机,她进城后没办法再回去,即使回去了也是人在心不在。这时我们又回到了费孝通在三四十年代讲到的问题,就是大学生、中学生进城后就没办法回去了。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的城乡关系又一次面临了和三四十年代相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城市成为唯一的现代性可以发生的地方。回到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来看,整个改革开放是一个企业甩包袱的过程,企业不再成为社会企业,而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一个正常的企业。所以,我们重新出现了生产资料商品化和资本化、劳动力商品化、生活资料商品化,这是一个全面商品化的过程。在农村,生产者和生产资料还是有结合,我们还保留了一点点类似社会主义的尾巴。按人头分田地,有平等的思想在里面,但是历朝历代小农都有这种均田的想法,所以这本身不代表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推动下的平等思想。我们保留了这个尾巴,所以也就产生了我们今天的农民工问题。保留这个尾巴是为了什么?为了社会稳定。没有这个尾巴,我们的社会就更加的不稳定,更加的动荡。我们保留了这个尾巴,使得农民和生产资料不能完全脱离,之间有一个结合,这个结合是从生产队回归到了家庭。但是现在我们又开始讲土地流转,其目的何在?这种土地资本化其实是想把上面的这个尾巴割掉,认为这个尾巴是不合时宜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可以讨论。改革开放时代,农村不但丧失了其相对自主性的存在而变成了现代性的反面,而且成为城市的反面教材。

  最后我想讲讲“新农村建设”,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其实是开始认识到“三农问题”的困境以及这种困境对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大家应该听过最近的一些新闻,比如大学生村官。国家可能是想推动某种程度上的城乡结合。但是我认为,如果大的社会背景及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这种结合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而已,不可能真正起到效果。

  陈佩华(澳洲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萧裕均(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沃尔玛中国供应厂的“血汗劳动”

  这是我们正在写的关于中国沃尔玛的书(书名还没定)中的一部分。打开网络,关注西方的NGO,他们有很多的个案调查,大都讲述工资和工时的问题。我们想将这些个案做个有系统的分析,即关于工资和工时的分析。我们用了很多很精细的数字来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首先讲讲关于“血汗工厂”(sweatshops)和“血汗劳动”(sweating)这两个概念。西方认为中国有“血汗工厂”,中国的文章有时也用这个名词。而“血汗劳动”则很少见到。其实“sweating”这个词在200年前(即工业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常被使用,但现在似乎已经淡化。在欧洲工业革命时代,政府做了许多关于工厂的调查。他们用分毫来讲劳动的价钱。现在,有些人的报告也用诸如0.01美金来看公司之间劳动价钱的差距。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即工资是那么低以致不得不用这样细的单位来衡量。所以,我们现在也追问到底有没有“血汗劳动”?如果有,在调查中如何分析出它的存在。但是,“血汗劳动”在历史上也常常处在变化中,它是一个不精确的概念。比如说,19世纪时 “血汗劳动”是承包的概念。多年后,在1892年,Sidney & Beatrice Webb写有一本名叫 《如何停止血汗劳动制度》,但是当时他们对“血汗劳动”只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定义:不正常的极低工资、极长工时、极不卫生的工作环境。再几年后,新的定义的出现依然很空泛。我们要做的则是看中国有没有“血汗劳动”的现象。所有关于“血汗劳动”的定义都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极长工时;第二,卑微的报酬;第三,能引致身体不适及疾病的不卫生工作环境。由于第三点研究起来很困难,工人的主观很难定义,且并不能进行实际的测量,我们的研究没有包括这一点,只研究工资与工时的关系。另外一个概念是“体面劳工”。ILO(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国际劳工组织)现在用的一个概念是“体面工作”(decent work),而不是以前的“血汗劳动”。后者描述的是低至不能再低的劳动条件,而前者则表示发展中国家工人渴望的最高基准。现在ILO在进行一个运动,就是提倡用“体面工作”的标准。

  我们为此作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点中4个是制衣厂,5个是玩具厂,得到了88份可用的问卷。

  我们常常听到做出口的公司整天抱怨说,人工太高,付不起。但是我们的图表(图1)显示,工人工资其实并不高。我们的资料是从1993年开始收集的,一直到2007年。图1中的第一条线是深圳关外职工工资。在中国,什么是职工呢?职工就是有深圳户口的工人。跟着我们看第四条线,那是农民工最低工资,官方公布的。我要补充一下,在中国,如果你看年鉴,是没有农民工最低工资的。所以,我只有拿官方最低工资标准来做比较。我们发现,1999年之后,农民工最低工资一直没有增加,即使增加也是一点点。到了2004年之后,工资又突然增加了。为什么增加呢?就是劳动力短缺,2003年和2004年后这个现象在广东省出现。再看最下面那条线,我们为什么用食品的CPI来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呢?因为食品是生存所必需的。调整后我们发现,农民工工资其实是很低的,也可以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其实没怎么调整。我想通过这个方法作一个跨国的比较,比如,跟越南的比较,也可以作跨行业的比较。我们调查发现,由于出现了劳工短缺,男工人增多了,年龄也变得偏高或偏低。

  再分析工资和工时的关系。我们认为劳动强度的分析也很重要,但是这个很难做,因为只有去到工厂管理层才能得到数据和资料,否则只能进行比较主观的分析。

  我们先看一些定义。“正规工时”是官方的正规工时,在中国为一周40个小时(或每月21.75天,或每月176小时);“加班工时”就是超过了这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加班工资”是劳动法规定的,周一至周五内的每个加班小时都应是正规工时所得工资的1.5倍,而在周六周日的每个加班小时应是正规工时所得工资的2倍;“法定最高工时”是每个月212小时(即每月正规工时176小时,再加上36小时的加班工时);“实收工资”是我们在访问工人时问到的上个月的实收工资;“期望公平工资”是我们问“你希望每月能得到工资是多少?”时得到的回答;“法定应得工资”是指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工人在正规工时及加班工时中劳动所应得的工资,而不管这种加班是否因为超时而不合法。

  我们看表1,调查样本中的工人平均每月工作303小时,其中127小时为加班工时,每月总工时超过法定最高工时43%。大部分工人(88%)都每天工作11小时;81%的工人每月休息日少于4天,而劳动法规定每月最少要有4天休息日。

  当比较制衣厂和玩具厂的情况时,制衣厂所有工人都是超过法定最高工时的,玩具厂好一点,但也只有极少量符合法律规定。比较发现,制衣厂在很多的待遇方面都比玩具厂差。比如,制衣厂正常工作时间至少需要13个小时,而玩具厂平均12个小时。又比如,我们问他们在旺季有没有连续工作一个月而没有一个休息日的情况,制衣厂有33%的工人做了肯定回答,而玩具厂则只有25%。再比如,我们问他们最长连续工作了多少小时,有2 / 3的玩具厂工人说有连续工作12个小时的情况;而制衣厂则有16%的工人反映他们有连续工作超过24小时的情况(玩具厂没有工人说工作超过24小时的情况)。

  虽然制衣和玩具在每月法定最低工资、实收工资等方面不可做比较,因为我们获取数据的时间不相同。但是,我们可以在行业内部作比较。比如,我们发现“当地职工工资”远高于农民工的实收工资、法定应得工资,甚至他们期望的公平工资。我们还发现,“法定应得工资”差不多高出“法定最低工资”一倍。另外,“期望公平工资”和“法定应得工资”差不多是相当的,好像工人很了解法律似的。制衣厂工人期望的比法定应得的多些,我们猜测的原因是他们工作很辛苦但工资又很低,他们希望有很大的改变。制衣工厂的工人都是通过计件来计算其工资的,而玩具厂工人则是通过时间来计算工资的。我们在表1已看到,在40个制衣厂工人中有22个工人每月工时超过300个小时,但是算下来发现他们每个小时的工资只有2 ~ 3元,这就是说,按小时算的话,他加班的工资低于他正常不加班的工资。“多劳多得”变成了“多劳少得”。

  我们问他们理想中最多的工作时间是多少,包括加班时间?制衣工人中有28%的选择小于10个小时,41%选择每天工作10个小时,30%选择工作11 ~ 12个小时。而玩具厂选择工作11 ~ 12个小时的工人是少很多的(只有18%),大部分选择工作10个小时。我们接着问他们,希望每个月有几个休息日?制衣厂差不多60%选择少于4天的休息日,而玩具厂则有60%的工人选择4天休息日。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计算出,工人每月平均期望工时为260小时(即每星期60小时)。这期望工时比他们实际工时少43小时,但是比法定最高工时多48小时。也就是说,他们期望的工作时间在法定最高工时和实际工时之间。有趣的是,这期望工时亦与很多跨国公司的劳动规范(code of conduct)中最高工时相吻合。但是我们需要说明的是,这每周工作60个小时并不是工人所想的,而是他们身体的容忍度,超过了这个容忍度他们就几乎不能工作了。

  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也是我们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工人想赚得比上个月多很多,而有些则只想多赚一点儿?这时我们引入了“期望工资指数”的概念,其算法是:期望工资指数 = 期望工资 ÷ 实收工资。

  我们认为,由于他们的实收工资都很低,所以他们所期望的都会高于他们的实收工资。另外我们发现,若他们实收工资越来越低的话,那么他们的期望工资会越来越高,即负相关。比如,他的工资只有500元,但是他的期望却是很高的。相反,工资比较高的人,所期望的工资却比他们实收工资还低。当然,这里我需要特别加以说明,我们访问的工人中有5个对工资有很不实际期望的工人,他们的工时很长,可是工资极低。我们认为,他们这种不实际期望其实是沮丧的表现。而另外有4个工人,他们赚钱很多,可他们却期望赚少一点,这是因为他们宁愿少赚一点来换取较短的工时。工厂管理层总会跟你说,工人都希望加更多的班,这样就可以赚多些钱。可是我们发现,到了一定的工时限度和工作强度时,工人是不希望再加班的,他宁愿赚少些。当我们把工资用小时来衡量,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 你工作越长,每小时的工资就越低。这也可以解释我们所讲的“多劳少得”的问题。

  现在,我们做个结论。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我们是有“sweating”现象的,就是极多工时但却极低工资。我们发现,出口行业中工人工资其实不高,之所以会产生“高”的幻觉,是因为工厂被供应商逼得很厉害,在工厂眼里就什么都变成“高”的了。很多因素使得工厂的成本很高,而唯有工资是工厂可以压制的。

  我们在做研究时有一个问题,常觉得工人应该得到最低工资。现在维权的概念里面,就是以最低工资为标准的,因为最低工资是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我们认为合法就是对的,所以说,你给的工资不合法那是因为你没有给他们最低工资。但是我们反思,到底最低工资定对不对?最低工资是一种最低标准,而不是最好的标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概念要改下,不要常常用“最低工资”为标准,而是要高于最低工资,这如何得到呢?那就需要集体谈判,否则没法提高工资。要知道,最低工资是政府定的,我们最后还是需要跟政府谈判。不要常常讲维权,维权维持的是最低的标准。我们觉得,ILO定义的“体面工作”很模糊,建议换成更具体的“条例”,因为这是可以量化的。

  最后,我们认为,不能再讲“月工资”,要改变话语,用“小时工资”。在发达国家,低等的工作通常都是用“小时工资”的,美国、澳大利亚都是。但是,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用“月工资”计算的,中国、越南、印尼都是。其实,“月工资”是很模糊的概念,使用“小时工资”的话,工人就比较清楚。

  蔡 禾(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行政赋权与劳动赋权:农民工权利变迁的制度文本分析

  我的发言是想做一个制度文本的分析,实际上是从这几年来国内的一些相关政策来看农民工的一个权利的变化。改革开放让中国步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但是由此带来的农业人口的迁移和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村民向市民的转化并不是一个完全同步的过程。所以才会出现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阶层——农民工。农民工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过程中政策选择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完全是二元的话,不可能出现农民工。同时这个过程是政策选择导致的结果,所以值得研究。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化和市民化,实际上是在二元体制下权利获取的过程。二元体制实际是一个以户籍为代表的权利分割。工人阶级化和市民化是依附在这上面的农民如何获取权利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民工的政策与法规,这些政策是对农民工权利的“制度性确认”。分析制度本身或政策本身,在国家层面怎么来看农民工的问题,或者说,在权利的变化过程中,农民工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发生变化。文本中的制度与实践中的制度肯定存在差别。可能有了制度,而实践操作很小。但文本制度至少表明了国家层面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发展的趋势。有了一个文本,表明国家确认了农民工处在何种地位。我们透过文本的描述,讨论农民工权利获取的“合法性”基础,展现出农民工权利变迁的历史过程。

  我把农民工的权利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就业权。二元体制是农民固定在农村,城里人固定在城里。这两个就业体系是完全不同的,甚至一个个城市、一个个乡村也是固定的。所以,第一个是农民有没有进城务工的权利,即有没有自由流动进城务工的权利。第二个是社会保障权,国内称为社会保险,即工伤、失业、养老、医疗四大强制保险,严格来讲是职业保险,即个人参加工作,通过雇主和个人供款来获得的东西。这跟其他国家的所谓社会保险,即一定要缴钱到了一定年龄则有一笔养老金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第三个是市民权,也可叫公民权。即因为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或是城市的居民而得到的权利。比如义务教育、社会救助、选举、住房等。大致来讲,农民工怎么工人化、市民化,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保障权是与工人身份联系的,而市民权是与市民身份联系在一起。这种变迁大致经历了从就业权向社会保障权,再向市民权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但基本路径是这样。

  首先,以就业权来看,改革开放农村实行承包制后,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就显现出来,农民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开始向城镇和城市流动。在城市里,随着私营个体经济的出现,国有企业的改革,用工制度的改革,也越来越希望接纳一部分外来用工。80年代的国有企业工人就像贵族工人,底下指挥着一帮农民工。80年代初实际上还在控制、清退农民工。当时把所有农民工叫做“计划外用工”。因为计划经济没变,计划外用工,政府是严格控制的。当时的一些文件制度很清楚地表达了这点。清退的原因是跟改革开放后城市的自身就业压力有关。整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我称之为以乡镇就业为主,80年代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所以需要大量的劳工。这时候的国家政策也叫做“离土不离乡”,鼓励乡镇企业。所以,从国家给农民工开放的角度讲,在小城镇开放的就业权利,是鼓励乡镇就业。这在1983年的国务文件中有很清楚的体现。“在城镇或城关镇可以招收农民人员,但不得改变其户籍,国家不供应口粮。”到了1984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有所变化,允许务工经商服务的农民自提口粮到城镇落户。到90年代,乡镇企业开始衰落,大中城市开始发展,农民工潮开始形成,向大中城市流动。这个时代叫“准入审查下的城市就业”,即允许农民工进城,但设定了一系列审查条件,如暂住证、就业证的制度。流入地和流出地都要有一个证,而且提倡用工审和流出审的劳动部门协商、规范引导。整个90年代,审查制度控制得比较严,不仅在进入时有审查,在用工类别上也有审查。比如,上海把工种分三种,哪一类农民工才能用,哪一类不许用。在各个省,基本上都有这种情况。北京市当时有12个行业、200个工种对外开放,到2000年的时候限制到5个行业、8个工种。2000年以后,农民工就业才进入平等流动就业的阶段。标准性的文件是2000年在劳动部国家计委等各部的一个联合文件里面第一次提出来 “改革城乡分割体系,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6月份,国务院出台一个文件,提到对农民工及子女入学参军就业不得实行歧视性政策,但强调的还是探索小城镇特点的社会保障。到了2001年计委的文件是全面清理主要面向外来务工人的各种收费。2002年的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了农民工进城的方针,即“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2004年,中央进一步下发文件,强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跨地区就业务工的手续。而且第一次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致从这里可以看出就业权利的变化,归纳到两点,从“计划外用工”到“平等就业”;从劳务供给转向平等的劳动者。

  第二个叫社会保险。城镇的社会保险项目有五大项,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与生育保险。这五项社会保险中,主要有四项涉及农民工,即养老、医疗、工伤与失业保险。各地在农民工社会保障上的探索不尽一致,国家没有形成统一。比如在广东,农民工的四险和城里人缴费是一样的。但在上海则专门有农民工的社保体系。这两个各有优缺点。广东是农民工将来在权利的享受上与城里人无区别,但相对农民工的低收入则缴费较高。上海则缴费较低,但不是城里的社保体系。广东省在1998年实行的社会养老保险条例里面,从制度上已经把农民工纳入其中,但其落实时间很久。从国家的制度安排上讲,最早是2004年实行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但养老险和失业险并无专门国家政策法规来规定。工伤险的产生动因不是在于农民工的权利,而在于大量农民工进城尤其在比较低层次的产业工作时,工伤事故特别多,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纠纷和社会问题非常严重。曾经有统计说,一年要断几万根手指。2004年还出台有公有企业和非公有企业医疗保险的国家制度法规,强调非公有企业也要建立医疗保险,实际上把农民工纳入其中,但没有纳入城市的医疗保险体系中。所以,目前很多企业针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险主要是大病医疗保险。2006年发生了标志性的转变,中央和国务院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逐步建立务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依法将务工农民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探索适合务工农民特点的大病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办法”。不管怎么说,农民工作为独立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职业保障在中央的制度里面已经出现。《2006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6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1417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2367万人,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2537万。如果农民工人数以1.4亿算,大概比例为10% ~ 18%之间,工伤最多,医疗第二,养老第三。

  第三,市民权问题。市民权实际上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一些权利。首先看教育,这个工作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前面的职业保障在90年代在各个地方已经开始了探索。到了2003年、2004年,中央开始出台一些文件来加以肯定。中国的改革是以地方先行,中央最后整合的模式。教育是最晚开始的,2003年国务院教育文件第一次提出来“进城市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2004年财政部发文,要求学费一视同仁;2008年一号文“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接受农民工子女就学,收费与当地学生平等对待。”农民工子女教育在9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当时主要走的市场化的民办教育。当时广州的第一个民办学校是在中山大学对面的鹭江村,后来被拆掉了。当时我在《广州日报》给它写过一篇文章,最后留下来了。到90年代中期,由于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民办学校达不到城市标准,但作为辅助已经开始发展起来。直到本世纪,政府才开始强调教育是一个公共产品,即从市场领域进入义务教育领域。到2004年,国务院文件提出,“把农民工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和其他服务经费纳入正常财政预算。”从农民工的居住来讲,居住一直是个空白点。但在2008年开始,建设部、发改委等部门发文,“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多渠道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将长期在城市就业与生活的农民工居住问题,纳入城市住房建设规划。”这是第一次提出来要把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城市住房规划。当然现在并没有实现。但我们可以看到在政策上从2005年后对市民权利的关注开始增加。2008年一号文提出“提供符合农民工特点的低租金房屋,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据我们了解,2008年正在制定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明确了农民工享有“申请和获取社会救助的权利。”市民权利的变化在2008年以后表现的较为明显。再看户籍。在90年代初,中央政策是在小城镇逐步把户籍放开,到2004年国务院提出,“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2008年一号文“加快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探索在城镇有稳定职业和固定居所的农民登记为城市居民的办法。”广东今年搞了优秀农民工落户,虽然有政治秀的表现,但毕竟在走这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的权利变迁在制度文本里的一步一步的变化。

  接下来我想讲的是,农民工获取权利的基础在哪?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权利变迁过程,基本上是一个行政赋权的过程。也就是说,农民工之所以能获得以上提及的权利,不是因为他们作为城市工人劳动者这一事实本身,或者说没有坚实的法权,而是由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采取的策略。所以,其基本点还是建立在农民工是“农民”这一认识上。行政赋权的性质决定了农民工的权利不是当然的权利,而是具有或然性的权利,这种或然性取决于政府发展策略的选择。21世纪以来,农民工进城规模越来越大,而且沉淀的时间也越来越久,围绕着农民工的问题和呼吁也很高。行政赋权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的政府治理体系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治理体系,中央政府的政策是通过多层级地方政府组织来实现的,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目标紧张必然导致赋权过程首先是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博弈的过程。以市民权为例,比如子女教育,这是义务教育,但供给是由地方财政支付的,那么地方财政能不能支付和愿不愿意支付呢?以广州为例,前段时间《广州日报》有一篇文章说广州现在可以接受的义务教育儿童大概是50多万,按照广州的办学标准,一个人每学期的开支是1万多,但要扩充学校是一个很大的比例,要重建很多的学校。据公安局讲,广州的外来工是600万。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供给能力和主动性与中央政府想要实现的目标之间,一定存在差异性。这就导致在实践农民工权利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有滞后性,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要求来调整。在吸纳农民工相对紧张的时候,政策规定的权利的落实相对较快;当市场供给非常充分时,制度的落实则较慢。比如广东省大规模地推行养老保障、工伤保障、最低保障是在出现农民工荒以后。这其中就有博弈过程。

  第二,地方政府的赋权实践服从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和政治稳定目标的要求,同时遵循“城市中心主义”的原则。所谓经济增长是指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需求来实践这个问题。所谓服从政治目的的要求,即如果导致社会不稳定,问题就会被提出来,就像工伤保险的出台。但当城市本身发展发生问题的时候,还是遵循城市中心主义,它优先考虑的还是城市居民。比如90年代,政府鼓励乡村向城市转移时还是优先安排城市下岗职工和城市失业人口。

  第三,行政赋权与行政限制往往是伴随在一起的。我能够赋权,也能制定规则限制权利的实现。比如说允许农民工流动,但必须要有两证。通过证来约束你、控制你,所以这种权利一定具有不完整性、不稳定性和权变性。行政赋权在操作层面很难完全实现。

  在行政赋权的制度结构中,农民工处于被动和从属状态,必然导致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如果没有农民向工人阶级的转变以及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是无法真正实现的。但是,行政赋权无法形成劳动者源于自我规定性的权利意识,从而最终难以完成向工人阶级的转变;无法形成稳定的职业行为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意识,从而最终难以完成向市民化的转变。比如农民工的流动率是非常高的,非常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与他没有一个稳定的有着法权基础的权利相关,比如说养老保险,农民工退保率是非常高的,他很清楚自己做不了多久,所以不如拿走。其实说句刻薄的话,城里人的养老保险缴费率能够维持在这个水平是因为有大量的农民工做了贡献。因为12%,至少在广州是拿不走的,就沉淀在广州。在农民工权利不确定的条件下,农民工本身是很难形成自己的权利意识。所以整个人力行为和投资意识都不太一样。其实,他也影响企业行为。因为企业不愿意缴失业保障金、养老保障金,它有理由:我缴了,农民工也拿不到养老保险,也拿不到失业培训,我干嘛要缴这笔钱呢?这是必须要看到的一个问题。

  第二,行政赋权还会导致政策难以得到农民工自身的积极回应。农民工对这套权利的认同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我们一方面要强调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农民工自身如果不能建立权利意识的话,也是一个问题。这个权利意识的建立又和政府的规定是有关系的。

  我们要确定一个概念:劳动赋权。劳动赋权是指权利来自于农民工作为 “新城市工人”参与劳动过程这一事实本身,它不应受行政权力的剥夺。这是一个理念,首先要确定这点。其依据是:劳动必须与劳动力的再生产统一,而农民工的现状是劳动与劳动力的再生产是“拆分”的,农民工没有当然的权利获取诸如义务教育、公共住房、公共医疗等现代社会中劳动力再生产必需的集体消费品;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劳动和消费为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所拥有的权利是依附在其劳动创造的价值和作为纳税人的贡献中的,而农民工的现状是贡献和创造与回报和权利是“拆分”的。

  我们强调劳动赋权,一可以消除“拆分”,二可以弱化赋权过程的地方行政干预能力。当然我们承认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需要政府行政的推动,但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不是一个概念。树立了这个理念就能弱化行政干预的能力;三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权利主体意识,约束资本在实践农民工权利方面的“不轨行为”;四有助于减少农民工行为的短期化,促进其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城市工作生活的自我约束,即遵循城市的法规。有了这样四个方面,才能加快其实现工人阶级化和市民化的转变。

  当然,这很虚,怎么去赋权呢?我们有个设想,首先,确定的理念是劳动是农民工获取权利的唯一依据。但第二点也要看到,在中国现有国情下,权利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尤其是满足市民权利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是逐步提高的。那么,劳动赋权的制度设计依据是以是否参加城市劳动和劳动时间为依据来分享各种权利。即只要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就有权利来分享。确定农民工的劳动,是以农民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缴纳强制性保险为凭据。当有稳定的工作后,他就有权利来分享小孩的读书问题。我们公立的学校现在开始有剩余的学位,虽然不多,这些学位的分配目前基本还是属于货币的分配,即外来人就需要缴费。这样,这些学位也就意味着向有钱人开放。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公立学校不能因家长钱的多少来决定谁的小孩有优先读书的权利。我们承认学位是少的,只能向少部分人开放,但选择的依据必须是一致的。我们的观点是,所有没有户籍的人口依他们在当地的劳动和缴纳保险的时间来决定。而且这样做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合同意识。当我们告诉你如果你有10年的合同,缴了10年的保险,可以转户口,那些想要城市户口的人会非常在意劳动合同,会非常在意自己的劳动保险,不会轻易退保。但如果没有期望,子女教育也没有期望,户口也没期望,那农民工就不会太关注这个东西。其实当一个人缴够了15年的保险,对于城市来讲是没有负担的。这个制度对政府压力相对不那么强,但至少给了农民选择的权利。市民权利是公共产品,应该以平等权利来分配。在户籍制度还不可能马上取消的现阶段,同样以在当地稳定工作的时间为基本尺度(可能还要考虑稳定的居所、无犯罪记录等)决定户籍获取的权利,从而为农民工的入户提供一条通道。我们做的研究表明,打工人的规模与要入户的人的规模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以打工人的规模来考虑我们这个城市是不是有这么多人要户口,这是不同的概念。但这至少可以改变现阶段只以文凭、投资为依据,实际上只向精英开放的入户制度。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方面,政府其实只起个担保作用。而恰恰在公民权与市民权这块是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这一块的推进反而是最难的,因为需要政府拿钱。我的观点是,这不能一日实现,但需要制定一个公平的制度,即所有的公共产品对每个阶层都有公平的标准。这个标准就建立在劳动赋权的理念上。


  (录音整理:何海狮) 


责任编辑: 吴莆田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