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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商图:魔鬼与天使的敲门声

何博传

  奥朗奇的书,明明用大号字写着“中国通商图”,主要画面却是在中国江河上到处横冲直撞、销烟弥漫,炮火连天的西方三桅战船。英国人对居然“拒绝贸易带来好处”的中国人感到莫明其妙;以“天朝不宝远物”自乐的中国人却对自以为先进的西方东西没有“丝毫羡慕的表示”。冲突便无可避免地产生了。

一、前言

  今年春节刚过,我终于接到北京寄来的新书《中国通商图——17—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①(以下简称《通商图》)。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几经波折。其中苦涩不用说,国内想出好书的艰难,也不必说了。

  从中国人眼光看,《通商图》是非常奇特的一本书。中国人一向说的“商业”是指有商有量之业。“商”字要用“心”的。记得有一次闲谈,中大古文字专家商承祚教授对中文简体字大发脾气,他说:“‘商’就是‘商量’,要用心的。简化字把心挖去了,还商量什么?”所以商人都讲究“和气生财”。非常有趣的是,奥朗奇的书,明明用大号字写着“中国通商图”,主要画面却是在中国江河上到处横冲直撞、销烟弥漫,炮火连天的西方三桅战船。英国人对居然“拒绝贸易带来好处”的中国人感到莫明其妙;以“天朝不宝远物”自乐的中国人却对自以为先进的西方东西没有“丝毫羡慕的表示”。冲突便无可避免地产生了。

  书中还有一些鸦片战争前后跟中西冲突有大关系的人物和中国灼人的市井风情;一页页看到是技艺高超的撩人画面,所记却是大量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一手宝贵资料。文字之细致、详实和清晰,又远不是中国史家偏爱的所谓“春秋笔法”可比。

  此书谈粤港澳的特别多。正文361页,专谈广州的有99页,连港澳算有168页。其它专谈地图、外贸、交往、战争、口岸、航运等章节,亦有大量广州的资料。专谈粤港澳以外地区的,连北京、南京和苏杭一带,全归入“北方”一节,只有21页。再加16页“杂谈”,也只有37页。很有意思的是,“杂谈”一节的开头有一段话说:“本节包括各种风景雕版画,大部分是北方的画,对18世纪幻想的、荒诞的中国事物,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这本1924年在英国只印了750册的书,存世原著已剩无已。大约十年前伦敦拍卖行出现了一册,为霍英东公子所得。

  这本书,第一页就清楚地看到那艘三桅战船和射向虎门大角山炮台的猛烈炮火。当我在南沙大角山的炮台旁,第一次翻开此书的英文原版时,心头的惊异,不可名状。何铭思先生准备把书送给香港中文大学。我说:“这里有魔鬼与天使的敲门声。国内译出之前,不要送啊!”

  够胆把一本古旧残书接去出版的,是颇有眼力的范春萍。

二、中国商人在哪里?

  

  翻遍整本415页的《通商图》,关于中国商人,只有两个大买办和一个小老板。中国商人在哪里?

  按史家的说法,从传说的三皇五帝起,中华民族的先祖,不是专家就是商人或者是对商业作过重要贡献的人。神农氏炎帝不仅是农业专家,而且是“日中为市”的倡导者和主持人;黄帝是“市不预贾”即不干涉政策的创始者;尧是出色的商业交换行为的组织者;舜是买贱卖贵法则的创始人,因而被称为“华夏第一贾”;禹是中国最早货币制造主持人。商代帝王王亥亲自“服牛乘马”经商,直接为商业利益献出生命,更被商人尊为先祖。战国之前,商人与商业都有过自己的辉煌,连儒门都出了大商人子贡。西周之灭亡更全出于商人之手。直到18世纪后期,清帝国国内市场和贸易远远超过欧洲。那时,动辄以“经济制裁”对待外国的不是美国,而是清帝国。连林则徐也自以为凭茶叶、大黄便能扼制外人生命。

  可惜中国人竟不知道,一个历史性的生死搏斗即将来临。在全球市场化扩张的冲动中,中国极端官僚本位、政治本位与西方极端商业本位、经济本位大碰撞的结果,便是中国人的百年屈辱史。

  这也是奥朗奇的书,明明是西方的三桅战船在中国江河上横冲直撞,炮火连天,书名却叫“中国通商图”的原因。

  过去我曾奇怪,中国王朝历代多行所谓“重农抑商”政策,抑商、贱商、视商业为未业。但长期执行下来,农业不见发达,商业也不见就衰亡。究其原因,实际统治者真正执行的是打击私商,保护官商,即与民争利的政策。这是统治者确立官本位原则的必然结果。事实上,翻遍中国的历史,帝王将相,或者叱咤风云的人物,从贵族、儒生到市井流氓,各行各业都有,唯独不见私商。除非他变成官商。相反,像管仲、范蠡、吕不韦、桑弘羊等大官商都是权倾一时的人物。宋代的大政治家王安石也是个大官商。首行抑商政策的商鞅,实际也只是抑制私商。他对官商的积极支持,为秦的一统大业立下很大功劳。一手总揽工商大权的大官商桑弘羊,更为国家聚敛了巨额财富,这些财富并非用于改善民生,培育民力,而是极大地支持了汉武帝的武力拓疆事业。这种事业又加强了官商垄断、官倒和腐败,给社会造成极大祸害。历史一路走下来,几乎全是这种模式。

  这还不使每一位手捧新出旧书《通商图》的人,感慨万千?

三、“世界首富”、十三行、广州与中华帝国的没落

  

  在历史大转折的关头,中国的传道者是不见了(或者说他们有他们的表达方式)。商人还未全断气。

  《通商图》第181页有一幅“浩官”的画。一个大光头下瘦削得不成样的身子,可以从他悬垂在身边,只剩一副白骨的手掌中看到。很难想像,这样一个不显眼的普通老人,竟被当时世人认为是鸦片战争前夕的“世界首富”。据说,1832年他拥有财富高达2600万元。1793年马戛尔尼到广州时,就住在他家里。

  《通商图》中未说明,浩官,就是广州十三行的总管(实际兼任“海关总管”)、怡和行的老板伍秉鉴。 

  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外贸通道十三行的总管,伍秉鉴聚敛了空前的财富,成了“首富”,还捐授了一个“三品”顶戴,真假也是个不大不小的朝廷命官。西方人称他为“天下第一大富翁”。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名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坤、伍秉鉴和宋子文(国内有人排出的史上十大富豪为:刘瑾、和珅、宋子文、伍秉鉴、邓通、梁冀、吕不韦、石崇、沈万三、陶朱公)。其中只有伍秉鉴是商人。

  浩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连美国都有商船以“浩官号”为名,美国旗昌洋行老板、后来的美国铁路大王约翰·福布斯还认浩官作义父。可惜伍氏管的十三行,不是真正的私人商行,而是“天子南库”。 

  1839年林则徐一到广州,伍秉鉴一家及整个十三行即时成了“奸商”的代名词。林则徐每查到一例外商走私鸦片,不管跟伍秉鉴有无关系,按“保商制度”,伍秉鉴便要交50倍鸦片价值的罚金。而事实上,按当时世界走私鸦片大王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美国商人亨特也在他的著作中写到:“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

  “世界首富”又怎样?“三品”顶戴又怎样?这种被特殊体制造出的“首富”,随时随地可以被同一种体制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浩官在钦差林则徐眼里,不过是一个指头便可捏死的蚂蚁。一条“保商制度”,加上无休止的“摊派”、“募捐”,便把伍秉鉴弄到焦头烂额。直到他表示愿意把自己百分之八十的财产捐给政府,以求允许他结束怡和行,仍未得准。要你作“商保”你就要作“商保”。致使当时有“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之说。在林则徐决意以武力解决问题时,浩官出于自身利益,自然站在努力调解冲突的一边。他竟不知,林是没有调解余地的。结果浩官即时成了林的死囚。

  可怜当时虎门横档岛上的“铜墙铁壁”防御工程,正是两年前浩官等行商捐资10万两白银建成的。后来按《广州和约》支付的600万元赎城赔款,其中200万便由十三行的“汉奸”负责(伍家支付110万元)。打败仗的官员却纷纷向上报功领赏。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又迫令广州行商交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伍秉鉴死后,岭南名士谭莹有碑文说:“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这分明是文人大话了。伍氏一死,行商在政府的榨取下纷纷破产,广州十三行亦开始没落。1757年后雄霸商界100多年,并在这期间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关税收入的广州十三行,最后竟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

  在中国近代史上,广州十三行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从1760年到1842年的182年间,中外贸易史所称的“广州贸易时期”,其实就是“十三行贸易时期”。这里曾经是中西贸易中心,中国的商业中心,世界最富有的财团所在地。

  十三行没落,广州随之没落,中华帝国亦同时没落。

四、首本《华英字典》与“中国现代化出版序幕”

  

  读《通商图》不能只看经济、社会、政治的内容。也必须看一下文化人物。譬如第255页上的马礼逊,青少年时期是一个酗酒、放荡、终日污言秽语、常在荒唐的狂欢中过着魔鬼式生活的浪子。成年之后,忽然痛改前非,成了伦敦传道会派到中国的首位新教传教士。任何人读他的故事,都会深有教益。

  法国大革命时,有个诗人说:“我们已爱够了多时,请学学憎恨”。果然,此后这个世界便充满仇恨。譬喻讲到传教士,大多跟“罪恶行径”和“文化侵略”在一起,属魔鬼一类面孔。

  马礼逊在国内的正面介绍便很少。马氏1807年经澳门入广州。在异国他乡,在政府禁教、严格限制洋人、连教洋人学中文都要杀头的环境中,饱受孤独、冷眼、猜忌和敌视的痛苦,在极度困难、危险和隐蔽之中,全情投入秘密学习中文。他穿中国服,留长指甲,蓄长辫,住一间美国货仓最下层的潮湿房间,在污秽混浊的空气中,用一卷旧书遮挡着一盏小油灯,自己折磨自己20多年,长期分居的夫人早逝,唯一的同事米怜亦过早辞世,他多次已经心灰意冷,在内心不住呼喊:“我的勇气与耐心,差不多已消丧殆尽了”。却又不肯退缩,总在绝望中坚忍地寻找希望,矢志不渝。终于在那小房间中,受着身体的磨难和折损,顶着杀头之罪的禁令(他的中文老师口袋还带着随时准备被捕时自杀的毒药),第一个翻译和出版完整的中文《圣经》,编写并出版世界上第一本有4万汉字,共4595页,共6大册的《华英字典》(1822年出版)。很长一段时间,中西方大批商人、旅行者、外交官相互往来时,都是带着这本书。

  《华英字典》的出版,由于输入了第一台现代印刷机,制造了第一副中文铅合金活字,第一次用中文铅活字排版,并使用全新经营、管理模式,被出版界认为是“无意中揭开了中国现代化出版的序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变革”。其意义远远超过当时中外学者的想象。

  为了帮助西方人阅读中文,马礼逊翻译、编写出版了中英文著述近40种。其中包括翻译中国的《三字经》、《大学》、《三教源流》、《太上老君》,写作《通用汉言之法》、《中文英译》、《中文会话及凡例》、《中国大观》、《父子对话: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甚至还有《广东省土话字汇》等书,以及组织出版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1818年马氏又组织在马六甲设立英华书院,是华人的第一所洋学堂。十年后,马氏的助手梁发在广东高明县也设了第一所新式学堂。英华书院在1843年也搬迁到香港。中国西式教育的发轫跟他们的工作有很大关系。马氏还在伦敦开办了第一家汉语学院,力主在牛津与剑桥大学设立中文讲座,是最早积极向世界传播汉语的先行者。②马礼逊后来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五、试图敲开“中国”石头大门的人

  

  马氏所历,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事件。他的入华开创了中西交往的一个新阶段。

  基督教在唐代(当时称“景教”)和元代(当时称“也里可温教”)两次传入中国都被打断。1552年,耶稣会士沙勿略来到了我国广东海外的上川岛,随即死在岛上。明万历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范礼安,是基督教第三次在华传教策略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有“东方宗徒”之称。他在中国传教遇到极大困难。为能进入大陆,他首倡学习中国文化,学习中国语言,采用中国风俗,并从印度调罗明坚、巴范济、利玛窦等到澳门学习汉语。但中国政府一直严禁他们入境。

  范氏在中国清楚地看到:“那些官吏根本不肯同外国人有任何交往,不屑一谈或联系,他们对其他一切国家都极为藐视,因而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进入他们那里;况且,那些官吏彼此之间百般依顺、奴颜婢膝,下级对上级敬畏之至,大官又对圣裁敬畏之至。因此,假若不溯至皇上那个根子,从他那里着手,大门就永远不可能向神圣福音打开。”③范氏经32年的努力,仍未能踏入大陆一步。临终前,他曾在澳门遥看大陆,发出沉痛的呼声:“石头啊!石头啊!你几时才为我主裂开呢?”

  虽然在1580年到广州的罗明坚是耶稣会士在中国内地居住的第一人。但他的工作不能跟马礼逊比。真正以巨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试图敲开 “中国”这块石头的人是马礼逊。他是基督教第四次传入中国的先驱。

  马氏入华工作稳定后,积极要求教会加派传教士来华。在他的带领下,一批传教士得以来华工作。

  其中就有后来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伯驾医生。这位被许多学者称为“美国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代表人物”的美国传教士、医生兼外交官在广州开的“医局”,后迁新址,改名“博济医院”,并设“博济医学堂”,为中国最早的西医学校。即现在的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孙中山就在这里读书并开始搞革命的。

  更有意思的是,开始时中国人都不接受西医。在中国首先接受西医的,是这家医院几步之外的珠江河上贫苦无靠、反正一病便死的“蛋家人”。我小时便住在这家医院旁边,时常偷偷去看那些“蛋家人”。后来才想到,这些长期被当作“贱民”的水上人家的命运,正是中国在海上败落的缩影。这也是我看到“通商图”时,内心感到震颤的原因。

  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分“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不同阶层”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接受西医的经历。不知为什么未见提到蛋民的内容。我感到很可惜。

  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全受马礼逊之后的传教士影响。一位帮助马礼逊印刷中文《圣经》的助手梁发,1832年写了本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来,洪秀全就是看了这小册子之后组织拜上帝会搞起义的。康、梁、谭等受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影响,逐步走上戊戌变法之路。西方很多新思想和人物,包括《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最早都由《万国公报》向中国人介绍。

  如果在政治、文化、社会活动方面还有什么“不同意见”的话,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大影响,至少在科学、教育、医药、文学、艺术方面,是清晰可见的。

  特别在医学方面。传教士把现代医疗事业引进中国,不仅创办普通的博济医院、仁济医院、协和医院等一大批普通的综合性医院,而且,中国的妇女儿童医院、麻疯医院、疯人院、疗养院、戒毒所等专门医院都是传教士最先创办的,他们还创立了一批医学院校、送学生到西方留学,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医学人才。

  由马氏传来的,不知是魔鬼的还是天使的敲门声。不过天使也罢,魔鬼也罢,马礼逊在华坚守27年的工作,比当代一些“著名”的文化“批判”者高出千百倍。

  马氏1834年逝世后,他的教友在澳门设立纪念他的马礼逊学校。这所学校出了两位著名的留美学生。一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赴美留学的容闳,回国后,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后来包括詹天佑、唐绍仪在内的120位小留学生赴美求学,亦由容闳发起。另一位是黄宽,回国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己的西医,在传播西医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后来的金雅妹、柯金英、石美玉等第一代中国女医生,都是基督教培养出来的。

  1995 ~ 2000年期间,西方曾有75卷的经典漫画《传教士》发行。所讲的是一个天使与魔鬼混合的超自然实体。历史上的传教士,确实经常扮演这样的角色。

  马氏父子都在东印度公司当过中文翻译,本来都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使者。马氏在鸦片战争前6年在广州去世,只有53岁,中国人还可以勉强当他是半敌半友,在遭受批判之外,还允许广州基督教青年会(长堤会址)建有马礼逊纪念堂;他那有语言天分的儿子马儒翰却是鸦片战争后中英谈判的英方中文翻译,他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便英年早逝了,不过29岁,中国人一直认为他是敌人。费正清对此非常敏感。他曾说:“做中国人的朋友的关键,是得死的是时候。”其实,又何止是朋友?

  马氏未到过香港。但现在香港的摩理臣山、摩理臣山道、摩理臣街等一堆名字,即为马礼逊的名字。还有马礼逊教堂、马礼逊堂。香港屯门青山脚下有一幢小白屋,原为蔡廷锴将军别墅,后改作达德学院,那是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的一个极重要的基地,现在称为马礼逊楼。我研究这幢楼几年,至今还是一知半解。但已有确切资料可以说,这里面包藏着许许多多秘密,包括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恩怨情仇。

  马礼逊在澳门生活25年,连他的坟墓都在那里。2007年澳门邮政局还发行了一套《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纪念邮票。 

  马氏在《通商图》中,只占约五分之一页位置,但要展开马礼逊这张画面的内容,又何止要扯上一千个方面的关联?

六、绕不开的《通商图》

  

  《通商图》的资料非常珍贵,任何研究这一段世界经济史的人,都绕不开。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集体编写,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二册)第十六章“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第一节说:“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第一艘英国船闯到广州,炮轰虎门。他们的商业贸易通常和海盗劫掠结合在一起”。

  对此,《通商图》第10页有更清楚的不同说明:“1635年,东印度公司与果阿的葡萄牙总督缔结条约,‘伦敦号’及韦德尔船获允赴澳门。由于葡人的误导,船只在虎门炮台遭到炮击,但‘伦敦号’的还击把炮台打哑了;1635年7月,广东总督允许贸易。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档案中最早的有关贸易的纪录日期是1637年4月6日。”看来,清史专家是否把后一件事混为前一件事呢?

  另外,上述《简明清史》同一节,讲到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时,引用了通常的说法:“早在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英国政府就派遣喀塞卡特为第一次来华的使节,……但喀塞卡特在途中病死,没有到达中国。一七九二年又派遣以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佩雷斯特在他的《停滞的帝国》中,也认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使团是马戛尔尼。

  《通商图》第18页的说法又不同:“首次访问中国的英国舰队是由海军准将(后来的勋爵)安森指挥的,他于1740年9月18日乘‘百夫长号’(60门炮)离开英国……1742年11月12日抵达澳门”,又在1743年重返澳门,“这次大胆地驶进河内修整和再装备”,“于是准将访问了广州。在广州期间,他的船员于1743年11月26日扑灭了城内的一场大火,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日,他受到总督的接待”,“他还确立了皇家船只免除种种关税和费用的先例”。准将带的舰队自然是官方舰队。史家是否认为,只有访问北京,才是访问中国呢?

  沈弘在《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晚清映像》一书中,又有另外说法。该书“使团觐见”一节说:“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特使前往北京谒见清朝的皇帝,试图叩开中华帝国的贸易大门。特使团的管家约翰·纽霍夫在中国境内长达两年多的旅途中,不仅详细记录了各地的见闻,并且还画了大量的速写。……纽霍夫于166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附有一百多幅插图的游记:《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鞑靼国谒见中国皇帝的外交使团》。这可说是继马可·波罗游记之后,第一部真实可信,且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中国目击报道”。{4}

  从内容的丰度来说,奥朗奇的《通商图》显然在马可·波罗与纽霍夫的书之上。但在同等意义上评价时,《通商图》是否马、霍之后的第三本呢?1699年(康熙38年),白晋著《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1940年天津再版)又算不算?希望有史家来做说明。

  还有两个长期误传的史实,同样值得澄清。

  其一是中美贸易史开始的时间。2008年7月10日中国新闻网报导:“西方著名中国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日前在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一场讲座中,以‘美国梦’为题畅谈了有史以来的中美关系”。第一句便说:“史景迁回顾中美第一次接触,是在一七八四年。……一艘叫做‘中国皇后号’的美国商船,抵达中国,为中美贸易展开揭幕。”这一说法,源出马士《东印度公司中国贸易编年史》。长久以来,被许多中外史家接受。

  接着,史景迁教授有更戏剧性的说法。他说:“可是,当时根本没有人知道‘美国人’到底是何许人。在华的英国商人把美国人介绍给中国官方,但未言明美国人是什么人,美商船上挂的美国国旗和英国国旗又有点类似,所以,中国人都以为,美国是另一个获得官方授权,在远东地区拥有贸易权的英国公司”。

  史景迁是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耶鲁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他的“发现”,现在网上就以“中国人最早以为美国只是一家英国公司”为名,广为流传。

  可是,1924年便出版的大部头《通商图》第163页,又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州十三行上空至少有六面飘扬的外国旗。其中左起第三面是美国旗。书上有说明,这面国旗,1769年便有人看到并记录在案了。

  作出这一记录的,是1769年曾到广州生活4个月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花花公子”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他后来在《威廉·希基回忆录》(Memoirs of William Hickey)中,对广州有细致的描述。《通商图》第131页有希基回忆录中一段可能跟史景迁的说法有关的话:“美国人(中国人意味深长地把他们叫做英国人的亚种)也有一面旗。”

  这说明,在“中国皇后号”到来之前,广州商人在十三行跟美国商人打交道,至少已有15年之久!

  其二是西医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杨念群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在其成名之作《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在中国本土的结构性紧张》一文中说:“自1832年美国人伯驾(peter parker)于广州开设第一家医院算起,西方现代医学体系首次通过西医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以不可阻挡之势全面撞击着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及对身心治疗的古老程式。”{5}

  1996年,加拿大的著名学者梁燕城先生,曾邀杨念群到温哥华就此作专题演讲。我当时有幸被邀为“评论人”,亦从此了解伯驾。

  近日在《通商图》中看到马礼逊,才又想起伯驾。

  被任命为传教医生的伯驾,1835年才到广州。在伍秉鉴父子慷慨捐助下,伯驾到广州的同年,在广州十三行新豆栏街开办广州眼科医局(“新豆栏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

  其实,1807年到广州并一直躲在十三行的马礼逊以及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伯驾之前,早已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1820年马氏还在澳门开设眼科医局为中国人看病。而澳门最早的医院是由主教加内罗在1569年设立的。《通商图》第140页有记,东印度公司的军医查顿医生,还是1819年在十三行创立怡和洋行的主要合作者之一。还有,1832年便在中国沿海搞侦察活动的间谍郭士立也同时一边行医,一边传教。

  伯驾不仅是由马礼逊引入,而且伯驾在广州开的第一家西医局(1835年11月4日),从名字到内容,都是马氏澳门样式的复制品。但伯驾现在常被一些学者称为西医传入中国的“第一人”、“第一位医生”。

  所有这些资料,现在都很容易在网上查到。

  科学毕竟是很严格的。作为“西医传入中国”至少包括四个内容:医学、医疗活动、专业医生和医院。而且要说明只讲内地还是包括港澳。如果从医学上说,早在17世纪初利马窦那一批传教士已经把西医的一些著作带入中国(例如汤若望在北京介绍人体解剖学的《主体群征》(1629年刻印)和系统介绍人体生理的《人身图说》、《泰西人身说概》等);从医疗活动说,马礼逊、郭雷枢、李文斯敦等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人;伯驾只能说是“在内地开设专门医院”的第一人。

  我不是研究历史的人。相信历史学家在读《通商图》时会有更多的发现。


【注释】

① [英]奥朗奇(编著):《中国通商图——17—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何高济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公元1782-1834)(基督教入华的第一位先锋、中文圣经译者)》,信仰之门网,http://www.godoor.com/book/library/html/biography/lsrwxz/zhuanji21-34.htm。 ③吴伯娅:《顺治与西方传教士》,超星数字图书馆,http://video.ssreader.com/videoinfo.asp?id=20。 {4}《通商图》第157页记,纽霍夫的书在1668年出版,书名译为《荷兰东印度公司遣使大鞑靼汗》。 {5}转引自中国学术网,2003年12月1日访问。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