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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教市场

Laurence R. Iannaccone

【内容提要】 虽然在所有的宗教传统中都存在着极端的自我牺牲现象,但要对它加以解释却并非易事。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大多数自寻痛苦和自寻死路的人是精神不正常的。但某些研究驳斥了下面这种貌似明白无误的结论,即宗教中的自我牺牲也是由沮丧、痴迷或其他非理性所致。旨在伤害的牺牲可视为一种市场现象,是自愿牺牲的数目较少的人力供给和那些从牺牲行为中获益的数量较大的“需求者”之间的交换行为。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殉教”市场不繁荣不是因为需求受限,而是因为供给受限。在招募、训练并指导潜在的殉教者方面训练有素的那些人,几乎从未从自杀式袭击中获益。但殉教市场一旦建立,就很难关闭。对供给的遏制很难奏效,抑制需求的效果会更长久。

  2001年9月11日令人恐怖的袭击,使学界、舆论界和广大民众都试图了解自杀式恐怖主义。正如本人所证,貌似明白的解释却不着边际。与空谈家和政客最初的看法相反,典型的炸弹自杀者既不贫穷也不愚昧;他也没有精神病和试图自杀的记录;他不是典型的无事生非之人或拼命三郎;而且他也没有特别的理由来憎恨他的受害者。①贫穷、愚昧、冤屈、苦闷或仇恨方面的差别,都无法预料袭击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发生。

  社会科学家们动用了很多方法和学科,试图更好地理解这种极端的死亡方式。但在他们的研究中,宗教充其量只居次要地位。鉴于恐怖分子对宗教信仰、行为和信念的痴迷,这种研究倾向很难令人信服。而且它也是无用的、无效的和令人迷惑的。②在过去的两代中,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来对付宗教极端主义。通过千百个研究案例和调查记录,社会学家们对所谓的“异教”、“小宗派”和“原教旨主义者”做了大量的经验概括。最近,经济学家们应用理性选择、集体生产和市场结构等概念,发展出了一些理论来解释这些发现。对于自杀爆炸和相关的好战形态,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都积累了大量的东西。

  我的第一个难题是将一般宗教极端主义的范例与暴力极端主义的特殊案例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并不明显;因为,虽然在所有的宗教传统中都存在着极端主义,但大多数极端主义者都没有危害,而且还常常有益。典型的宗教极端主义通常以独特的穿着打扮、节食、终身贫穷、无休止的礼拜、群居、严厉的贞操、自由博爱和积极改宗等特征来显示自己。这些行为在外人看来可能会怪异和刺眼,甚至是痴迷和非法的,但很少有暴力行为,凶杀就更少。但我们将看到,所有的极端主义团体都呈现出相似的特质,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并采取同样的策略。

  我的第二个难题是将社会学家们关于极端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的洞见植入“殉教市场”之中—— 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暴力极端主义何以(以及何时、何地)发生、它是如何维持的、为何难以废除以及它何以鲜有发生的经济学框架。尽管这个市场的运转遵循着标准的经济原理,但它与以前所研究过的关于犯罪、自杀、仇恨、战争、恐怖主义或商业活动的经济模型的相似性是有限的。③

一、宗教社会学的教训

  对所谓“异教”的研究,在关于离经叛道的宗教活动,特别是关于那些要求其成员付出大量成本的宗教活动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案例和概括。虽然克利须那教(Krishna)信徒Swami Prabhupada与本·拉登的自杀式爆炸追随者之间泾渭分明,但对前者的研究也适合于后者。

  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一直到8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们花大力气研究了新宗教运动。④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因为新宗教运动的发展与他们的世俗化理论直接相矛盾,更不用说60年代中期耸人听闻的上帝“死亡”说了(Cox,1966;Murchland,1967)。因其规模小、历史短、行为独特、领袖魅力、成员忠诚、发展迅速,新宗教运动还是理想的案例研究题材。特别是,新宗教运动因其让人惊吓而引人注目。

  要回忆克利须那教、文鲜明统一教团(Moonies)和拉金尼什教(Rajneeshees)所引起的惊吓殊非易事。它们爆炸式增长的年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它们很多“怪异”的思想已成为流行文化的基本内容。⑤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1978年11月18日之后,它们似乎更具威胁。那一天,人民圣殿的创建者吉姆·琼斯(Jim Jones)大人,下令杀害一个美国国会议员,随后导致了其913名信徒被杀害或自杀,其中包括将近200名儿童。

   “异教”组织招摇于美国各地的人行道、机场和商场。他们招募刚成年的年轻人,让他们的家长焦虑不安。其领导人倡导怪异的信仰、服饰和饮食。其成员经常群居,将他们的金钱和时间都奉献给团体,生活方式离经叛道。人们指控异教采用欺骗和胁迫招募皈依者;用非法活动获取经费;诈骗离群索居或思想不稳定的年轻人;引诱成员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采用暴力、毒品或恐吓阻止醒悟的成员的离开。在书籍、杂志、报纸、电视节目中,此类指控比比皆是。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公众的担心和媒体的宣传,催生了反异教组织、反异教法和反异教司法裁决。公众、媒体、很多心理学家和法庭,大都采信了这样的说法,即异教能给其成员“洗脑”,从而使他们无法作出理性选择,包括选择离开。⑥

  现在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反异教主张都是夸大的、错误的或者是地地道道的谎言。美国人已不再为科学论派(Scientology)、玄妙的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或“上帝之子”(Children of God)而烦恼。但很大一部分研究人员还作如是想。这证明了公众、媒体、决策者、甚至学术界,都轻易地用非理性来解释那些新异、奇特和(表明上和实际上)危险的行为。例如,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异教的核心问题和标准答案。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具有三十年之久的很多问题和答案,是如何反映出自杀式爆炸的当代图景的。

  就像现在我们会奇怪,正常的人谁会真心加入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圣战组织一样,我们的祖先也曾对于哪些(疯狂的)人会加入国际克利须那觉悟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Krishna Consciousness)或巴关·拉希尼希教派(Bhagwan of Shree Rajneesh)大惑不解。那时和现在一样,最常见的解释是:

  不满、实际的或在家中臆想出来的敌意、工作中的挫折、不成功的社会关系、宗教失意。

  经济挫折——特别是贫困、失业、工作技能有限或其他形式的经济挫折。

  社会挫折——包括与家人和朋友疏远、缺乏社会技能、无法建立正常的社会关系或没有生活目标。

  见识有限——缺乏智力、知识或教育。

  心理病态——包括暧昧容忍力(intolerance of ambiguity)、权威依赖症、偏执狂、神经性恐惧症或纯粹的精神病。

  在外人看来,那些最极端的团体比它们的新成员更加怪异。虽然新事物可能吸引很多“探索者”,但何以解释很多人留了下来?异教用什么方法将好奇的访客转变成狂热的皈依者?而且叛教的人何以如此之少?为什么异教成员甘愿承受牺牲和侮辱而保持极度忠诚?常见的答案有:

  社会压力、欺诈、精神控制——异教动用大量的社会和心理学方法来扭曲成员的信仰、态度和观念。

  不和谐认识——由于采取了离经叛道的、刺眼的、奢华的生活方式,成员厌恶承认错误,甚至厌恶他们自己。

  依赖性——由于已经逃离世界(包括他们的金钱、职业、朋友和家庭),成员们无依无靠。

  厌恶——向成员们灌输的教条使他们憎恨世俗世界,不信任以前的朋友,害怕其家人。

  幻想——成员们拒绝面对现实,期望异教领袖的说法能够实现。

  毒品、性、哲学——毒品、性、亚洲哲学、群居和上世纪60年代反文化的其他色情或非法因素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相应的批评也被当成了控制的工具)。

  地位和奖赏——异教领袖们用提高地位、权力、乐趣或天堂报应来吊人的胃口。

  强迫、恐吓、暴力——成员们禁止离开,也不能与外界联系,他们担心如果试图逃跑会遭到报复(情况正是如此)。

  随着研究的深入,显而易见的是,媒体上的老一套说法(剥夺睡眠、毒品注射、洗脑装置)和学术看法(离间的、独裁的、神经的)都没有抓住要点。大多数异教皈依者都是家住郊区的孩子,由教育良好的父母精心养大。他们年轻、健康、聪明并接受了大学教育,他们蛮可以获得稳定的工作和满意的收入。⑦

  心理学家们试图证明“独裁个性”、神经性恐惧、被压抑的怒气、高度焦虑、宗教痴迷、个性紊乱、离经叛道的需求和其他精神病状的普遍存在,却徒劳无功。他们也同样无法找到感情疏远、社会关系紧张和社会技能缺乏等症状。几乎在各个方面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检验都充分证明,典型的异教皈依者是正常的。此外,所有那些在做了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成员后又离开异教的人,都没有受到肉体、精神或社会伤害的迹象。正常的出身和环境,正常的个性和社会关系,以及事后的正常生活——这就是典型的异教崇拜者的“形象”。

  但异教生活本身确实不正常。更出格的团体确实需要完全的委身(commitment);有些团体确实有不可思议的性行为,既有严格的禁欲又有制度化的乱交。很多异教的确促使其成员远离世俗社会,并严格限制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日常活动的确围绕着祈祷、唱赞美诗、冥想、布道、学习、改宗和筹集经费进行。总之,成员们确实牺牲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报偿和活动。异教成员代价高昂。⑧

  代价高昂但并不疯狂。在一个又一个案例中,皈依和委身似乎都是理性选择和社会依附的结果,而不是欺骗、胁迫收买或“洗脑”。这一既定事实值得推敲,因为它并不显著,而且它直接延伸到自杀式爆炸。

二、“洗脑”神话⑨

  有大量的经验证据来证明,异教皈依和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问题,而且是一个“理性”选择。的确,无论是对学者还是对公众来说,对于异教成员这样怪异而又代价高昂的东西,理性选择是最不可能的解释。因此,如果皈依者没有愚昧、贫困、不满、精神错乱或精神异常,那么他们就是大量灌输、极端社会压力和系统的心理诱导压制了他们的理性选择能力的牺牲品。这种观点的最流行的说法就是众所周知的“洗脑”或“强制性诱导”皈依理论。

  “洗脑”这个词是上世纪50年代用来描述某些共产主义者用以诱导战俘说出假口供和政治批判的灌输方法。这些受害者的确受到了胁迫——被关禁闭;被剥夺食品、水和睡眠;经常被拷打;以死相威胁,从而强迫他们从事、陈述甚至思考一些与他们以前的原有信仰和委身毫无关系的事。上世纪70年代,Margaret Singer(1979)、Richard Ofshe(1992)和另外几个学者(见Robbins,1988)重新启用“洗脑”来描述文鲜明统一教团和其他所谓的异教招募成员的行为。更多的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实用的原因,洗脑被看作是异教特有的。牧师、修女及其他“合法”(也就是说,广泛存在的)皈依者,无论有多少正规的训练、家庭鼓励,或者在立誓之前所鼓吹的地狱火和地狱火燃料(hellfire and brimstone),却从未被当作洗脑工具。由于大量的书籍、文章、媒体报导都将文鲜明统一教团描绘成思想控制行家,他们愚弄甚至有时候绑架轻信的青年参加他们灌输教条的讲座,这些讲座一般都在与世隔绝的地方举行,这些青年被关在那里,被剥夺睡眠,只能以高糖食物充饥,他们必须听麻痹思想的讲座,反复地唱赞美诗,“热爱爆炸”和其他阴谋行为,这些行为剥夺了他们的判断力、个性或个人意志,从而使他们变成“眼神呆滞、没有思维、受人摆布的机器人”,来为组织或文鲜明统一教服务(Barker,1984)。

  但事实却与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毫无干系。关于异教招募、皈依和保持信仰的大量研究,都没有发现“洗脑”的证据。文鲜明统一教和其他新宗教运动的确花费大量的精力来说教和扩展自己,但他们所采用的是传统方法且收效不大。在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一个研究中,Eileen Barker(1984)并未发现文鲜明统一教的人员招募有绑架、禁闭或胁迫行为(虽然某些反异教的“消除毒化思想”行为的确绑架并禁闭皈依者,以把他们从运动中挽救出来)。听讲座的人并没有被剥夺睡眠;伙食也“不比大多数大学宿舍的伙食差;”讲座的催眠作用也不比很多大学里日常讲座强;而且并没有唱很多的赞美诗,没有吸毒,没有酗酒,很难说这是“狂乱的”或“痴迷的”体验(Barker,1984)。人们可以自由离开,而且的确有人成群结队地离开。

  Barker的详尽研究表明,在那些参加过两天静修(据说这是文鲜明统一教最有效的“洗脑”方式)的数量相对适中的新成员中,只有不到25%的人参加了一周以上的团体,一年后仍全天出席的只有5%。在去过文鲜明统一教中心的大量人员中,两年后仍参加其活动的人,两百个中没有一个。

  由于退教率超过了99.5%,全职的文鲜明统一教成员在美国从未超过几千人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这还是当时最成功的异教之一!研究人员一旦着手检查,而不是仅仅重复由宗教团体(group)、叛教者或媒体所说的数字,他们就会发现,在所有的团体之中,其成员保有率低得惊人。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人员对“洗脑”理论是如此不信任,以至于宗教科学研究学会和美国社会学会都同意将它们的名字列入了在法庭上谴责该理论的“法院之友”(amicus)辩护状(Richardson,1985)。

三、信仰网络

  对异教和研究人员来说,幸运的是,扩展并不总是失败。某些宗教皈依的确发生了,而且以一致的方式发生。与耸人听闻的故事和传统的理论不同,这些案例研究认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是有效地招募成员和保持成员的关键。稍后我还要提出,类似的社会作用也存在于好战的宗教团体之中,包括那些采用自杀式袭击的宗教团体。

  通过Gary Becker(1975)、James Coleman(1988)、Robert Putnam(1995)和其他人的研究,学者们对社会委身、关系和制度的社会基础耳熟能详。异教研究中的大多数观点都可以说是关于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宗教或“灵性”资本的一般原则的特殊范例。但要使这些观点与其具体的特性相分离是错误的。例如,对于将亲密的家庭或朋友关系,混同为因在某一公司就业、居住在某个社区或参加某个学校等日常行为所产生的社会网络,经济学家们需要予以警惕。

  关于异教、皈依和社会网络的基础工作,得自于对文鲜明统一教的另一个研究。完全是凭运气,John Lofland和Rodney Stark(Lofland & Stark,1965)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选择了研究这个团体,当时其规模还很小——只有十几个从俄勒冈的尤金(Eugene)来到旧金山的年轻人。当时这个团体的领袖是金永允(Young Oon Kim),他曾在韩国做过宗教教授,他于1959年来到俄勒冈,首次在美国为统一教传道。{11}

  Lofland和Stark发现,所有的现有成员都是因亲密的友情而团结在一起,这种友情使他们很早就与金女士(Miss Kim)有联系。前三个皈依者是邻近的三个家庭主妇,当金女士在其中一个人家里租房时,她们与她结下了友谊。此后,几个丈夫又加入了,接着他们的几个朋友也加入了。当Lofland和Stark开始做这项研究时,这个团体正在试图让一个陌生人皈依。

  这种成员招募方式并非金女士所寻求或期望的。她在美国的第一年中,她试图通过讲座和舆论宣传来争取皈依者。后来在旧金山,该团体还尝试采用收音机广告和在租用的会馆中举行公共集会的形式。但这些方法毫无成效。在Lofland和Stark调查期间,所有的新增成员都是以前皈依者的老朋友或亲戚,或者和团体成员关系密切的人。

  只有当改宗与牢固社会关系的形成,特别是家庭关系或个人间的亲密友情的形成相一致或相符合时才能产生成效。成功的皈依与其说是信仰推销,还不如说是通过改变个人的宗教取向来降低社会成本和增加社会利益。反之亦然。如果一个人与一个非成员网络保持密切的联系,则宗教招募是注定要失败的。很多人都肯参加文鲜明统一教的活动并对其教义很感兴趣,却并不入教。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这些人都与不赞成该团体的非成员有密切的联系。相反,那些入教的人都是刚来到旧金山、与他们的家庭和朋友相分离的人。

  总之,社会关系是皈依的关键,而且皈依趋向于沿着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这一发现在随后进行的遍及世界各地的研究记录中都会看到。这些研究涵盖了各种团体,如克利须那教、圣光使命(Divine Light Mission)、尼克伦·绍沙佛教(Nichiren Shosha Buddhism)、不明飞行物团体、太阳教会(Church of the Sun)、原教旨“十字军团体”(fundamentalist “Crusade House”)、“基督群居组织”(Christ Communal Organization)、摩门教、摩门分立教派(Mormon schismatic sect)、天主教恩赐派(Catholic Charismatics)、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tists)和巴哈伊皈依者(Robbins 1988)。而且这些名单还远非全部(Kox, Meeus & Hart, 1991)。

  抽象地说,皈依的基本社会学“法则”主张,只有当新成员与团体内成员发展出了比非团体成员更密切的关系时,宗教皈依才会发生。

  该法则可以解释,何以一个新的宗教、异教或新教派的建立,总是起始于奠基人自己的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的皈依。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皈依者是他的妻子哈蒂嘉(Khadijah),第二个皈依者是他的堂弟阿里(Ali),随后是他的仆人齐雅德(Zayd)和他的老朋友艾卜·伯克尔(Abu-Bakr)(Watt,1961)。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于1830年4月6日建立摩门教时,已经招募了他的兄弟希鲁姆(Hyrum)和塞缪尔(Samuel)、奥利佛·考德里(Oliver Cowdery),和考德里一起入教的还有他的两个朋友以及史密斯的父母。{12}正如Stark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亚伯拉罕、摩西甚至耶稣(参见Stark,2001)。

  社会皈依法则还可以预示,只要人们深深依附于某个信仰的社会网络,他们很少转信其他教义。因此,曾经拜访文鲜明统一教的摩门传教士,尽管与几个成员结成了亲密关系,但面对金女士及其信徒的引诱却毫不动心。典型的皈依者是宗教中立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积极寻求宗教问题的答案。文鲜明统一教很快认识到,他们是在教会聚会或教派学生中心消磨时光。当他们与教派中立和宗教自由的人接触时,其效果要好得多。这一发现也在此后的研究中再次出现(参见Stark & Bainbridge,1985)。因此,新宗教运动所吸引皈依者,大多数是对宗教不敏感或松散地依附于现有宗教的人。

  如果没有直接的观察,所有这些都可能被遗漏,因为人们对皈依经历的回顾性描述倾向于强调神学。{13}只要这些团体将信仰作为其传教的核心问题,则皈依者就面临着需要将教义作为他们以后见证的核心问题的强大压力。正如Robbins(1988)通过引用Greil和Rudy(1984)、Heirich(1977)和其他人的文献所得出的结论,“思想压力往往导致皈依者们作出‘我曾经迷茫,现在重新找回自己’诸如此类的证言。”这些回顾性故事最好被看作是皈依者的新身份的产物,而不是对往事的描述。大多数新的皈依者需要大量学习有关新宗教的教义,而且很多人在入教时对核心教义怀有深深的疑虑。经常的情况是,加入一个离经叛道的团体并“成为一个皈依者”的决定,先于个人信仰、身份和世界观方面的根本变化(Robbins,1988)。社会依附是牵引思想变化的动力。{14}

  社会皈依过程的另一个结论,是皈依很少是突然发生的这样一个事实。相反,那些通过其朋友或家庭而遇到一个新宗教的人,在最终信奉新的信仰之前,都要经历一个学习、聆听和质疑的渐进过程。一般情况下,他们在此过程中相当活跃。的确,Lofland(1977)对他自己和Stark关于皈依者的消极观提出了批评。进一步的田野调查使他相信,在自己的皈依过程中,人的作用是主要的。Lofland的看法证实了该领域其他研究者的观点,包括Bainbridge(1978)、Barker(1984)和Richardson(1985)。皈依既包含了内省,也包含了互动。人们会对他们的情况和选择进行质疑、衡量、评估。而且内省也不会在信仰的初期就终止。宗教成员们会持续地评估他们的委身,很多人会改弦更张。

四、再论皈依

  在描述了案例研究是如何解开了覆盖在异教皈依上面的怪论之后,现在我来对这些和其它的异教文献中的发现进行总结,这些发现似乎适用于自杀式爆炸。我推测,几乎下列所有的这些常规行为,都存在于离经叛道的异教和实施恐怖行为的好战的宗教团体之中。

  第一,普通的异教(以及自杀式爆炸?)新成员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正常的——无论是经济方面、社会方面还是心理方面。

  普通的异教皈依并非受害于神经性恐惧、被压抑的愤怒、高度焦虑、宗教痴迷、个性紊乱、异端需求和其他精神病症。

  普通的皈依者并不是在社会关系方面被疏远、受到挫折或缺乏社会技巧。

  普通的皈依者年轻、健康、智慧,其背景和前景高于平均水平。

  第二,只有新成员对团体成员的依附关系强于非成员时,对异端宗教团体(以及自杀式爆炸团体?)的皈依才可能发生。

  社会联系相对较少或较弱的人更可能入教。{15}

  社会联系很牢固的人不大可能皈依——包括那些已婚有子、有家庭以及工作、职业和邻居稳定的人。

  团体倾向于通过业已存在的社会网络发展。

  社会障碍(无论是经济的、地理的、伦理的、语言的或宗教的)似乎能够阻碍新成员入教。

  新宗教运动所吸引的大多数皈依者是那些对宗教活动的参与和宗教委身较低的人。

  第三,新成员入教是一个反复的社会互动过程,新成员广泛而有意识地参与了自己的皈依过程。

  皈依几乎总是在增加。

  皈依所需要通过的制度化仪式(例如洗礼或公开宣誓)的形式和时间安排很少与皈依的实际形式和时间安排相对应。

  皈依过程经常需要重新阐释个人的生活经历,以便强调过去的不满足、原罪或对灵的渴望。

  发生背叛运动情况后往往需要重建。{16}

  信仰通常紧随参与而产生。强烈的依附把人们吸引入宗教团体之中,但强烈的信仰的发展要慢得多,甚至毫无进展。

  高参与率和供奉可以在怀疑、易变和高背叛概率的情况下共存。

  委身强度不能混同为信仰固定或依附稳定。

  那些在成为异教成员一周、一月甚至一年后又离开的人,很容易回归正常的活动、信仰和联系。

  无论是既有的异教文献还是关于恐怖主义的新文献,都不足以证明这种推测,即这些特征适用于好战的宗教团体。但现有的很多证据都证实了这种推测,而且更多的证据一直都在不断出现。某些更明显的结果涉及到自杀式爆炸者的个性、团体的作用以及社会网络的重要性。

  Krueger和Maleckova(2003)评论或推论的大量经验结果发现,“在贫穷或缺乏教育与参与恐怖活动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此外,Berrebi(2003)发现,巴勒斯坦的自杀爆炸者,比普通的巴勒斯坦人受教育更多,经济状况更好。Berrebi的统计结果再次证实了Nassra Hassan(2001)通过对潜在的巴勒斯坦自杀爆炸者的访谈所得出的结果,这些结果听起来完全像引自异教皈依者的研究文献:“没有一个(自杀爆炸者)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赤贫的、头脑简单的活消沉的。他们很多人都是中产阶级,都有工作收入,除非是逃犯。……还有两个人是百万富翁之后。”

  很多研究也认为,张力强烈的团体在招募、训练和指导自杀式爆炸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David Brooks(2002)把过去几年发生的巴勒斯坦的自杀式爆炸恰当地描述为“一个有严密的组织发起的……高度共有化的事业,该组织招募、灌输、训练和奖赏那些爆炸者。”虽然该组织试图从多个方面来诱导潜在的爆炸者,但“关键性的因素”还是通过“基层小组”和“无数时日的密集而又密切的精神训练”来促进“对团体的忠诚”。正如Kramer(1991)所强调的,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黎巴嫩的自杀式袭击来说,“社会维度”同样重要。虽然这些“‘自愿殉教者’牺牲了自己,但他们的牺牲也是由那些筛选、隔离和指导他们的另外一些人造成的”。关于爆炸“发起者”的活动的更多资料,另见Hoffman(2003)。

  我们也开始发现,就像异教招募新成员一样,爆炸者和其他好战的极端分子都是通过社会网络招募的。例如,Barrett(2003)最近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即一个印度出生的穆斯林在美国上大学期间变成了激进的穆斯林,然后成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17}我们还知道,很多基地组织的重要领导人都因亲属和婚姻关系密切联系,但总地来说,社会网络还没有引起研究人员的足够重视。

  这些并不是关于论述异教的文献的最新发现的唯一例证。从文章或评论中还能够找到其他学者的论述,如Cronin(2003)。当我们对圣战者的认识越来越多时,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研究文献。更重要的是,我希望目前的研究人员能够通过深究关于异教的既有文献,发掘出一些洞见、预见和理论来。

五、经济学的教训

  从宗教社会学中,我们获得了关于异端宗教团体的成员、活动和组织结构的大量事实。相反,从经济学中,我们仅得到了一个在一个宽泛框架内对这些事实进行整合的理论主干,我称之为“殉教市场。”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市场,因为它来自于理性选择,这些选择包括生产、消费、交换、合作和竞争。不过,该市场不像是一个标准的物品和服务的商业市场,它也不像经济学家以前用来解释犯罪、战争、国内冲突、仇恨或自杀的非标准的市场模型。因其突出的特征,我将这些极端的团体视为宗教“俱乐部”。

  (一)供给方{18}

  我们把好战的宗教团体当作“生产”暴力行为(针对第三方受害者)来交换物质和社会利益的宗教公司。团体领袖充当经理和雇主,他们招募、训练并监督(有时是自杀性的)劳动力的供给,而劳动力的供给一直是公司暴力“产品”的关键投入。业务运行所需经费可能主要来源于为这些投入定价的外在的“客户”、“投资人”或“所有者”。(将它们比作商业公司显然不太妥当,但为了简便起见,此后我都不使用引号。)

  要找到甘愿为此类业务而工作特别是死亡的人,是对公司经营的最大挑战。由于把自杀(以及刺杀)视为病态特征,几乎所有的人——媒体、公众、决策人以及大多数学者——都把劳动力供给当作自杀爆炸的核心问题和难题,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它集中于市场的错误的一面,并提出了错误的防护战略。

  1. 杀手的供给

  不幸的是,劳动力的基本供给业已存在。很多人可以被鼓动来偷盗、暴乱、破坏、谋杀或从事抗议、违反民法等其他暴力行动。的确,为限制对此类活动的自愿供给,社会煞费苦心。日益增加的逮捕、受伤或死亡肯定降低了供给,但要记住,相对于为该公司工作的总人员来说,需要赴死的人数量很少。普通工人所预料到的威胁,并不比大多数罪犯或战争期间的战士高。

  2. 自我牺牲的供给

  理性的人是不愿牺牲其健康、地位、收入、舒适和自由的,更不用说生命了。但大多数人的确承担了大量与个人利益无关的付出。显然,理性的个人常常会因家庭、朋友,甚至有时为陌生人而拿自己的财富、健康甚至生命冒险。几乎每个人都愿意为自己最珍视的价值而忍受苦难甚至死亡,为数不少的人履行了他们的诺言。正如所证明的,早期的基督徒殉教者是以一种(可能)被视作自愿的、有意的、非暴力的和理性的方式来面对死亡的。{19}

  3. 标准战略

  团体和社会常常会诱导人们,为了和他们的个人幸福或“遗传适应性”远没有关系的事业去杀戮和死亡。军事训练就是一个重要例证。最精锐的军队并不是那些没有生活目标的人,而是那些愿意为某种事业而自愿死亡的人。(最好的兵源也是那些年轻、单身、健康、能干和聪明的男性。)精锐部队利用非常有限的金钱和物质奖励作为(对自己或幸存者)的激励。地位和荣誉更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将敌人妖魔化并保持一个奉献事业的共同意识。最重要的是,(除了必需的技能和知识之外)同一个部队的士兵相互之间必需建立高度的信任和密切的联系。

  4. 理性牺牲

  根据目前的证据,可以提出,牺牲自己生命的理性行为人相应的“目标函数”,其形式为预期利益减去成本,即

E[B(R, Z)-C(R,Z)]

  其中行为人的效用取决于从其标准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利益Z,加上从其有关自杀的活动中所获得的利益R。此外,较大的利益R包括:声望、荣誉和酬劳;精神状况;成就的价值(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其他人的估价);对其他重要人物的良好结果和报偿;对自己的良好结果和报偿;对敌人造成的伤害和侮辱程度。总之,预期利益的流程恰好起始于献身行为(当志愿者受到其同伙的赞誉或受到其首领的奖赏时),并超越了献身行为(也许延伸至死后生命)。“社会建构”的利益在行为者的计算中占的分量很大,几乎所有的预期结果所附有的主观可能性同样如此。理性的行为者将对净利益和相应成本进行衡量,这些成本包括:预计的疼痛和痛苦、对自己亲爱的人所带来的成本、失败的风险、屈辱、被捕、被处死、报复等。

  5. 供给方的阻碍

  上述研究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供给方阻碍的困难颇有助益。供给方战略受到下列根本问题的困扰:

  (1)尽管自杀式杀手的供给极端缺乏,但恐怖公司仍能够有效运行。即使为数极少的成功的自杀式爆炸,也能够引起大范围的恐慌。

  (2)常规的犯罪惩罚(例如罚款、监禁和死刑)对理性自杀爆炸者所面临的预期成本与利益影响极小。

  (3)与自我牺牲有关的可预见利益的多样性,使供给具有不同的来源,招募方法也多种多样。如果一种来源或方法被敌方封锁,公司可动用另外的来源和方法。{20}

  正如以色列花了很大代价才认识到的,恐怖分子在每一个可能的范围内都进行替代。当通缉与某一个形象相仿的人时,供给则转向不同的年龄、性别、形象等等。如果毁坏杀手的家人所在的家园,支持者们则增加了物质援助。甚至于杀害家庭成员——以色列所采取的最残酷的报复——公司则招募那些亲属远在他乡或已经死亡的人。所有的早期自杀式爆炸者都是“年轻、男性、单身,”但正如Hoffman(2003)引用一个以色列国防军资深官员的话,“恐怖主义者特别是自杀式爆炸者,根本没有一个清晰的形象。”最近的某些爆炸者,有些是中年人,有些已婚,有些是女性,有些还有孩子。最近的爆炸者不再是身背行李袋或背包的典型的阿拉伯男性,而是身穿以色列军服,衣着和发式都是极端正统的犹太人样子,或者将自己打扮成怀孕妇女。

  替代难题是由重大的供给方利益的内在和社会特性所混合而成的。由于成功的自杀袭击代价越来越高昂,且越来越困难,这也使获得成功的人得到了更多的声望、荣誉和赞扬。因此,

  (4)降低自杀爆炸成功率,可能不会导致自杀任务的净预期利益的减少,甚至可能增加实际的净利益。{21}

  (二)需求方

  对供给和需求进行详尽考察是经济分析的特征。但在自杀式爆炸中,人们对需求的关注远低于供给,而市场结构几乎不受重视。关于杀手的方法、动机和精神状况的说法充斥舆论,就像上世纪70年代关于异教皈依者的方法、动机和精神状况充斥舆论一样。在异教案例中,对新成员的非理性假设致使对他们所加入的组织的看法也产生了扭曲。他们的领袖被看作是:

  非理性的——妄想狂、幻想狂或直白地说是“疯狂”;渴望权力——贪恋权威、赞誉和声望;贪婪——渴望奢华、财富或性;或心存愤怒、嫉妒、恐惧、仇恨或受到挫折——寻求报复或战胜对手、敌人和现有的社会秩序。

  类似的谬论也歪曲了我们对于这些招募、训练和指导自杀式爆炸的团体特别是团体领袖的看法。认识到爆炸者与俄克拉荷马城的爆炸者Timothy McVeigh或邮寄炸弹的恐怖分子Unabomber Ted Kaczynski——一个受自己扭曲的动机驱使的狂热独行者——毫无共同之处后,学者们开始着重于研究恐怖团体的狂热及其领袖的扭曲的动机。但宗教研究表明,这些领袖像社会创业人一样,他们的创造性、兜售本领和经营塑造了一个领袖、追随者和局外人互动的亚文化群(参见Stark,1991,Stark & Bainbridge,1979)。经济学模型非常适合于扩展这一洞见。

  新(“新制度”)企业理论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虽然教科书习惯于以简单的生产函数来解读企业,但实际的生产是非常复杂的。即使是简单的生产也需要大量的初始投入、大量的中间步骤和巧妙的协调。为了限制其活动的范围和复杂性,企业从其他企业或市场来获得产品和服务,使自己局限于内部耗费较小和相对较少的事物上。(参见Williamson,1975)

  1. 复杂结构

  与合法的生意相比,恐怖公司面临着逮捕、监禁或死刑的威胁。这并不仅仅是增加成本问题;它迫使公司采取一种与高效率的结构相比更大的、更复杂和更垂直联合的内部结构。恐怖公司与其它公司或一般市场往来时,会承受较高的“交易成本”。为了避免暴露,公司必须通过复杂的、隐秘的和代价高昂的渠道进行市场交易。当然,在采购如爆炸装置或军事器械等特别的投入时,情况就更是如此。转包合同同样代价高昂,因为它通过对合同转包人的秘密监视、通讯拦截、告密或逮捕,增加了暴露的危险。垂直联合降低了这些外部成本,但这样做却增加了更大的、更昂贵的组织内部的成本,包括将公司划分为很多不同的分公司。对于那些面临着严重的暴露和被发现的风险的恐怖和革命组织来说,分公司的增加格外明显,他们通常把自己划分为无数的小单位(这也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

  2. 团队生产

  因为需要获得能够杀戮和情愿赴死的雇员,成本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加。它不能像雇佣办公室职员甚至合同杀手那样来雇佣人员。它们必须通过一个有招募、互动和培训的社会过程来“生产”这些人员。要维持委身、保持忠顺和阻止叛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巨大的牺牲也需要更挑剔的招募、强度更大的培训和更广泛的团体活动。并非任何一个团体结构都可以采用。成功的团体有严格的规则、坚固的社会界限、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以及很强的领导等级。成功的团体还须具有宗教性,以后我们会谈到。

  3. 敌手、叛徒和搭便车者

  搭便车行为是集体行动的毒瘤,对于恐怖组织来说问题就更加严重,因为他们的失败往往导致监禁或死刑。这种公司面临着大量的艰难权衡。大的团体会助长搭便车行为,也容易发现或渗透,但小的团体则需要更多的外界援助,发现、招募和训练有战斗力的“殉教者”的能力也差一些,因此,“殉教者”们不称职或叛逃的几率也更高。对于另外的内在威胁,包括合并和分裂,都不能够像合法的组织那样通过合法的手段来阻止。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也会吸引竞争对手,它们不会采取公平竞争的策略。它们也许会试图阻止公司的招募、利用公司信誉来成就自己、诱惑间谍、贿赂叛逃人员、向政府告密,或暗杀员工。

  不称职、不可靠或不值得信任的员工使我们可以预言,自杀式爆炸者应该是相对受教育较好、心理稳定以及适应社会能力较强的——最近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景象。虽然从贫穷、愚昧、悲观、愤怒或疏远社会的人群中征募志愿者相对容易,但与这些人一块共事可能太冒险了。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个有死亡愿望的同事。

  谁来付钱呢?即使其他问题都能够解决,恐怖公司也许仍没有有效的途径来“销售”其产品。虽然人们不在意将自杀式袭击称为“公共物品”,由于不可排除性和不可对抗性,其结果是公共性的。因此,尽管很多人很看重袭击,每个人都没有激励来为此类产品付费,不管是事前还是事后。标准的经济学方法不值得考虑,因为它们需要集体行动,而集体行动则注定被官方发现。

  (三)宗教的作用

  自杀式爆炸获得成功的障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会奇怪,如此行当怎么会形成。在所有这些团体中,宗教都起了主要作用并不是偶然的。{22}一个共同而卓越的宗教能为克服上述诸多难题提供很多手段。{23}任何单一的宗教特征都不是关键性的,这本身就说明其影响。

例如,看一下很多宗教“术语”中的超自然内容——即很多当代学者(包括Stark & Bainbridge,1987;Stark & Finke,2000)所说的宗教的明确特征。人们可能会严肃地质疑牧师们所说的某个行动“A”会导致来世的报偿“R”,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严格的世俗制度都无法提供获得“R”的希望。{24}在殉教市场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能够用巨大的个人报偿来交换死亡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公司,与其非宗教性的竞争对手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新闻记者、学者甚至经济学家们却对来世报偿(也许还包括72童女)的潜在的促动力视而不见。{25}但我认为应把重点从新成员招募转到招募者身上。对天堂和地狱的信仰是如此普及,它对于我们识别殉教者几乎毫无用处。{26}但熟谙于强调这些信仰并建构其内容的组织非常少。其结果是,未来的自杀式爆炸供给者有很强的动机使他们的公司与宗教组织联姻,特别是那些有特别强的信仰、委身和共同利益的宗教组织。

  宗派性的宗教倾向的好处远超越了对殉教者的招募。宗派性团体特别擅长避免搭便车问题,因此也特别适合于生产集体物品。宗派性团体的独特要求,即明确地迫使其成员作出无谓的付出,通过过滤掉那些没有委身的人和通过提高留下来的人的参与程度,降低了搭便车行为。正如Iannaccone(1992)及其他人所证明的,这种怪异而又卓有成效的战略的集体利益,不仅可以解释高代价宗教团体的成功,而且能够解释它们很多独特的性质。这些性质包括:独特的生活方式;高委身程度和高团体参与率;团体内部牢固的社会联系和阻止与团体外部的社会化;成员和非成员之间的明确区分;主张一个独一无二的真理;对违反团体规范的严厉惩罚;通过范围广泛的活动向成员提供物品、服务和社会利益的替代品,而非成员要得到这些,则需要通过市场交换或多个团体;以不成比例地但不是独有的方式来吸引那些世俗机会相对有限的人。{27}

  对恐怖团体来说,宗派倾向的好处是巨大的。在这些团体中,搭便车行为可能会使整个组织锒铛入狱甚至更糟。所以,与外界的每一次交易都会威胁到这些团体的生存。几乎每一个标准的宗派特征都能够使恐怖团体受益,但这种说法对商业公司或合法社团来说肯定不成立。Berman(2003)对哈马斯、塔利班和激进的犹太团体的透彻分析,说明了对集体委身的宗派战略是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强了激进武装力量的效力的。

  宗教还能够带来另外的好处。如果一个恐怖团体能够将自己置身于一个较大的宗派团体中,它马上就能够获得一个严密的、由忠诚的宗派成员组成的社会网络,这些宗派成员(1)不大可能背叛其他同类的宗派成员,(2)已经习惯于宗派生活的要求,(3)遵奉(至少是献身于)一套共同的超自然信仰,因此(4)是理想的招募对象。{28}此类宗派对所提供的服务自然也提供资助和报偿(无搭便车行为)。这些事实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像哈马斯这样的团体的成功,此类团体的恐怖小组只不过是一个很大的(但能够维持的)组织的一小部分,这个大组织像一个合法的宗派性宗教组织那样运转,它约束集体行动以便生产宗教训令、世俗教育、卫生保健、政治行动和其他服务。

  恐怖团体同样地受益于使自己置身于一个广泛的、与其敌人不同的宗教传统之中。支持和赞同(至少没有敌意)很可能会横跨其整个亚文化;对(异教徒)敌人所受的伤害的同情很可能受到限制;而敌人要渗透到团体组织和网络中去,肯定会非常困难,因为他们这样做就意味着要渗透一个不同的亚文化。传统中的一员或传统中的宗派也能够提供进入完全合法的机构(例如教堂或清真寺)和全球性的网络的途径,这些机构和网络有助于信息、个人、物资和资金的传递和协调。

  在列举了宗教帮助自杀式爆炸公司的多个途径之后,我必须承认“激进现实主义”解释的潜在危险。我记得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在一次课上曾有此妙语:“任何事物的理由都不会多于一个。”无论斯蒂格勒的说法是对是错,一长串的理由对奥卡姆的剃须刀(Occam’s razor)和理论家的梦魇来说是一种公开的轻蔑。但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理由可以减轻多重性的罪责。第一,本文试图集中探讨很多可验证的研究问题,学者们理应提出这些问题,但他们大部分人却没有这么做。第二,超自然主义和宗教的一个根本特性是,它建造了一套独特的通用术语——从字面上看,并未超出超自然生产和交换的理论界限。{29}看一下结果吧。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人们都祈求宗教的保佑——保佑健康、财富、超度、权力、长寿、不朽、永久幸福、军事胜利,甚至良好的性能力。因此,大的宗教传统发展成巨大的信仰、行为和制度体系,以及很多类似于人类活动和关怀的东西。强大的宗教组织(相对于自由—主流会众的毫无生气而又专业化的多种特征)从不专注于少数区位的产品或少数区位的需求。这种产品的多样化是能够满足恐怖主义者需求的又一特征,它反映了产品“集束”的优势。在标准的经济集束中,显著不同的顾客能够被说动来为一组集束产品支付高价——例如报纸、剧院年票,或在迪斯尼乐园中三天玩遍所有的项目。很多新成员都会以同样的方式被说动,来参加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恐怖主义团体)并保持对团体的忠诚,这些团体向成员提供一系列好处——包括热情的友谊、权力、地位、荣誉、身份、目的、献身于“伟大”目标的特殊“职业”、宗教活动和仪式、动人的感情体验和天国报偿。单一目的的团体可能会更脆弱,当一个成员对团体的某一产品、目的和主要活动失去了信心时容易叛教。

  一个更全面的解释当然应该考虑到宗教可能会以多种方式削弱未来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大多数时间和地点,宗教委身、教义和惯例都倾向于在个人、团体和社会层面上阻止暴力行为,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我认为情况的确如此。任何对宗教的好战性和恐怖主义的分析起点,都是在所有宗教传统中比较罕见的现象,特别相对于一些世俗的思想,如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甚至是民主制或我们叫做“政府”、“国家”和种族的这些大的世俗组织。但我的看法是,因为宗教是可资利用的,它将会被利用,它对杀人行当是如此有利,以至于它将在殉教市场中起到支配作用。

  

六、宗教之外

  整篇文章我都在强调宗教,特别是其需求方后果。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对自杀式爆炸的研究,或者忽略了宗教,或者在应付宗教问题时,忽略了宗教经济学和宗教社会学的洞见。但我对宗教的强调,不应该让那些在殉教市场上起作用的很多非宗教力量黯然失色。虽然在本文的分析范围之外,很多力量都适合于经济分析。例如,(理性的)恐怖小组领袖的目标要比标准的利润最大化模型宽泛。这些领袖们在一个复杂的市场上忙碌着,在这个市场中,成功的袭击能够产生强化政治、经济力量的恐惧和赞誉。自杀式爆炸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非工具性”的维度,有点类似于人们超越具体的物质或政治利益来衡量的意味深长的政治行为。自杀式爆炸仅仅是不对称性福利——即双方军事力量严重不对等的冲突——的一种工具。它的效力严重依赖于它在支持者、同情者、反对者、潜在的受害者、第三方当事人中所激发的反响;它的应用必须联系其他的很多能够替代它的工具和技艺来评价,这些工具和技艺从全面战争到和平共存都有。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参见Pape(2003)。

七、结语:让未来更少暴力

  在大多数宗教好战性研究中都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宗教极端主义几乎从未导致暴力。成千上万的“宗派”和“异教”在世界的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宗教传统中都兴旺发展。它们的异端信仰和行为遍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宗派和异教对委身和忠顺的要求都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但很少从事犯罪,从事暴力活动的就更少,而且它们实质上并不鼓励杀戮或自杀。不可避免的是,少数的例外受到新闻、研究文献和大众意识的极度关注;这正是因为它们太例外了。如果用数据来说话,只须看一看下面的例子,美国本土有几千个宗教组织(见Melton,1991;Melton,1986),但在过去的两代人时期内,只有两个宗教领袖发布杀戮命令:人民圣殿(People’s Temple)的吉姆·琼斯(Jim Jones)和大卫教派(Branch Davidians)的大卫·考雷什(David Koresh)。{30}只有两个团体有自杀行为:人民圣殿和天堂之门。其余的99.9%的宗教团体(其成员可能达到99.99%)虽然远观皆同,但无犯罪行为。{31}如果各类书籍在谈及原教旨主义时总是看到“上帝心中的恐惧”(Juergensmeyer,2001)或“为上帝而战”(Armstrong,2001)等题目,要记住这一事实并不容易。

  我要重申,我们与宗教好战性的斗争,应该立基于对极端的和异端的宗教的更准确的理解。对宗教好战性的研究,即受样本偏见之误(因为它们忽略了不好战的宗教团体),也受阐释之误(因为它们将很多团体的好战言辞等同于少数团体的好战行为)。Juergensmeyer的书的章节结构是为了突出美国基督教、中东穆斯林和宗教—民族团体中相应的“暴力文化”。但与哈马斯、基地组织、兄弟会、真主党、伊斯兰圣战组织等好战的穆斯林文化不同,美国基督教“文化”中只有少数的对堕胎诊所的个体犯罪的爆炸和枪击,而且他们没有得到有组织的支持,事实上,他们的行动也受到保守的基督教领袖和组织的明确反对,包括那些强烈反对堕胎的组织。{32}

  我们所应该注意的是暴力的伊斯兰好战精神和非暴力的基督教行动主义之间的对照,而不是它们之间少数牵强附会的相似性。需求方的市场因素在这里再次成为关键。在美国福音派新教和正统的天主教中,数以百万计的人都把堕胎行为视为谋杀,接受堕胎是不道德的,将堕胎的合法性看作是完全非正义的。反堕胎神学得到了完全的发展,并经常在美国的教堂中宣扬。数以万计的反堕胎的“忠实信徒”也已奉献出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开展反堕胎活动。所以,“殉教式的”的反堕胎斗士的潜在供给非常巨大。但实际供给仍然是零,因为任何一个基督教组织都没有从事招募、培训和发动反堕胎战斗的行当。有效需求的缺乏当然不是因为基督教对非暴力的执着。相反,它反映了当前这样一种现实——社会的、法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即它使宗教性发动的暴力对美国宗教“公司”来说是无利可图的。任何教会或牧师如果为了反堕胎而倡导(还谈不上策划)杀戮,则它的声望、影响、成员身份和资金都会遭受巨大损失,更不用提对他们的犯罪指控和可能的监禁了。那些试图从犯罪或暴力来获利的宗教公司将面临灾难,不仅在美国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在世界上也如此。

  保障非盈利性的宗教好战组织的“市场条件”超过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但值得仔细研究。不过,改变市场条件对于解决自杀式爆炸和好战的宗教激进主义者问题,是一个真正的方法。其他方法(例如以公司、领袖和招募为目标)都会提高运行成本,引发替代,但使得与这一行当有关的潜在需求和潜在利润获得了机会。但这并不是说,唯一有效的政策目标是将中东变成一个繁荣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和自由的广阔区域。毕竟,只有喜欢这种祈神赐福方式的这个地区才存在着自杀式爆炸。来自宗教经济学和宗教社会学的洞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只有当大量的特殊条件结合到一起时“殉教”市场才会繁盛。此外,他们还认为,这些条件中的相对微小的变化,就能够使这个市场发生巨大的瓦解。当务之急是需要对该市场有足够的了解,以便确认哪些相对微小的结构性变化,最有可能降低恐怖公司之间的合作、增加公司之间的破坏性竞争、切断关系为自己所提供的服务募集资金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减少杀戮性服务的潜在需求。{33}

  (译 / 张清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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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ght, Stuart A. 1995, Armageddon in Waco: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Branch Davidian Confli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注释】

①9·11袭击事件促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质问“他们为什么恨我们?”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答案似乎是:个体袭击者个人并没有恨美国民众、领导人或这个国家的理由——当然,没有人对来自不同时间、地点、地区、民族、宗教和种族的其他人进行研究。而且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冷战时期所指认的敌手相比,袭击者所在的那些国家的人民反对美国的理由更不充分。(参见Peter Ford, “Why do they hate u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ember 27, 2001 edition, http://www.csmonitor.com/2001/0927/p1s1-wogi.html。) ②这种疏忽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研究宗教的社会科学家很少,而在宗教极端主义方面有经验或训练的人就更少。第二,19世纪的世俗化理论对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宗教不可避免的衰败导致了信仰问题,而当代的宗教信仰事例不看作是不正常的、暂时的和具有附带现象性质的(epiphenomenal)。第三,西方知识界对美国文化特别是美国(基督)宗教的攻击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当伊斯兰教徒运用相同的辞藻来推进一个崇尚暴力、镇压、家长制、种族主义和神权政治的非基督教文化时,学者们无以应对。流行的说教同样力不从心,所有的非基督教文化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的陈词滥调,使美国领导人在将任何的恐怖主义行为与任何的伊斯兰特征相联系时,都面临着政治危险。 ③关于犯罪经济学的研究,参见Becker & Landis (1974);关于歧视经济学,参见Becker (1971);关于颇具争议的自杀模型,参见Hamermesh & Soss (1974);关于仇恨的最新模型,见Glaeser (2002)。 ④文献概述参见Bromley (1987)、Robbins (1988)和Stark (1985)。 ⑤我们不仅能从今天的“新世纪”和“新异教”运动中找到这种影响,而且还能从小说、音乐、电影、电视节目、影像游戏、大学课程、环境保护主义、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知识精英对基督教文化的广泛批评中找到。 ⑥父母雇用私人侦探来几乎是绑架他们的成年孩子,并强制他们接受“去毒化”教育。法院往往认为,由于受害人无法理性地思想和行动,因此这些标准的违宪行为是正当的(Anthony, 1990; Anthony & Robbins, 1992;Bromley, 1983; Richardson, 1991; Robbins, 1985)。 ⑦Stark(2002)最近证明,中世纪的基督徒也有类似的背景——大致相当于那时的狂热“异教皈依者”。 ⑧但是,对于团体领袖来说,代价的确要小得多,他们常常纸醉金迷,虽然他们鼓吹神圣的禁欲主义。 ⑨这一节和下一节的部分内容根据我和Stark合著的一本尚未出版的书写成的。谢谢他允许我用于本文。 ⑩关于异教叛逃的普遍性和过程的更多文献,参见Wight(1987)和Bromley(1988)。 {11}虽然文鲜明统一教坚持说他们完全保持了基督教传统,但他们的很多教义都是基于Rev. Sun M. Moon所接收的新启示。其中就有Moon是上帝第二次降临的主,是上帝派来完成耶稣所未完成的人类救赎的新的弥赛亚。 {12} 《摩门经》真实性的11个见证人包括约瑟夫·史密斯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马丁·哈里斯(Martin Harris,邻居)、奥利佛·考德里、五个姓维特莫(Whitmer)的人和海勒·裴吉(Hiram Page,一个姓维特莫的人的妻子)——这导致马克·吐温有如下言论:“如果整个维特莫家族都能够做见证,我就再高兴、再安心不过了”(Brody,1966: 79)。 {13}当被问及为什么皈依时,文鲜明统一教徒们无一例外地提到了神学原理(团体的经文)不可抵抗的吸引力,并暗示,只有愚昧之人才能拒绝如此显见而动人的真理。在说如此言论时,皈依者暗示(经常明说),他们的皈依是理智地寻找信仰的最终结果。但Lofland和Stark比他们更清楚,因为在他们体会该教义之前,在他们学会如何在见证他们的信仰之前,以及当他们不再寻求信仰,当他们大多数人觉得他们的新朋友的宗教信仰有点怪异之后,Lofland和Stark早已经认识他们了。 {14}Hsing-Kuang Chao(1992)的研究有助于说明,以往的教义是如何被看作是皈依的核心因素的。他对洛杉矶的一个华人新教小团体进行了研究,该团体成员都是从非基督教华人中改信基督新教的。该团体出版了一个冗长的教会公报,详细说明了几年来每一个新皈依者的心路历程。这些说明无一例外地强调了教义的作用,还提供了关于人们借以入教的社会关系方面的附加信息,但是,对一个如此冗长的出版物来说,这些皈依者的名单也太庞大了。为节省篇幅,公报编辑删掉了所有的社会关系,仅留下教义方面的内容。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欺骗,而是为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来节约篇幅。 {15}因此,对于那些年轻、单身、租房者以及在工作、职业、邻居或居住方面(社会上、职业上、教育上、地理上)不稳定的人,皈依更普遍。 {16}因此,背叛者所说的异教生活中的邪恶、伤害、苦难和盘剥等特征,是夸大其词或虚假的。关于一个相关现象所说明的实际的记忆重建对“皈依者”来说是如何艰难,参见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量的对孩童时代性虐待和邪恶仪式泛滥的“悔恨”记忆,几乎所有这些都是编造的。 {17}最近,美国军方的一个发现也看重事先存在的社会网络和密切的个人关系——这使他们抓住了萨达姆·侯赛因——他们发现,伊拉克抵抗者是“因部落领导而组织起来的,而这个领导是通过一个婚姻网络和对侯赛因先生的强烈效忠而联结在一起的。”六个主要的逊尼派三角部落的成员“庇护了萨达姆八个月,并资助抵抗,策划谋杀和袭击伊拉克人和驻伊联军。”Harold Engstrom是发现该网络的两个军方情报官员之一,他说,“这些部落相互交织和联合的程度和深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使我们甚为惊愕”(Fassihi,2003)。 {18}在一个单一物品因一种明确的货币而交换的教科书式的市场中,很容易发现需求和供给。相反,如果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物品或服务与另外的物品或服务相交换,特别是当很多主要产品都是共同生产时,则每个当事人都既是某种物品的供给方,又是其它物品的需求方。对“供给者”和“供给方”的确定成了选择和观点问题。当我把生产死亡的行当比作企业时,我把杀手当作劳动力(以及他们的生命)供给者,而把那些招募他们的人当作需求者。关于不太极端的团体,把它们当作向其成员供给宗教服务的宗教公司更贴切,而那些需要宗教服务的成员的付出则是他们的供奉、委身和成员身份。 {19}被罗马人投入监狱的基督徒死亡的可能性很小。在关押几天或几周后,拒绝公开认错的结果很可能是被释放,而不是被处死或拷打。此外,基督徒教友们还可以探望囚犯,赞扬他们的坚强,并为他们的幸福、继续抵抗和最终获释进行祈祷。很多活下来的人被视为英雄,少数死亡的人被尊为圣人和烈士。 {20}参见奥尔森(Olson,1962)对于二战期间美国军方采用的“精确轰炸”战略的失败所做的透彻分析。通过轰炸炮弹轴承工厂而削弱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其效果远没有预期的那么好,这不仅因为炸弹没有炸到目标,而且因为德国人很快找到了减少使用炮弹轴承的方法,并在其它地方生产轴承、重建工厂等等。迅速的替代也同样抵消了盟军试图使德军失去铜、钨等其他重要的物质或人力资源的企图。经济制裁使得“不可缺少”的技术资源的寻找成为徒劳:“如果某个产业很小,敌人总能够替代这些产业的大多数。如果某一个产业遭到破坏后敌人能够很轻易地替代它,那么这些产业无论多么重要都是无关紧要的。 {21}为了为这一过程做一个简单的正式案例,假定p表示成功的可能性,q=1-p表示失败的可能性,R表示对成功的社会性奖赏,这种奖赏将因失败的可能性增加(dR/dq > 0)而升高,爆炸者获得的预期效用为EU=pR。然后降低成功率p,只要奖赏的增加有足够的弹性:(dR/dq)(q/R) > q/p,则爆炸者的预期效用会增加。 {22}这个一般化的两个著名的例外是二战期间日本的“神风敢死队”和泰米尔猛虎组织。而宗教或类似功能也可能在这些案例中起了重要作用。二战期间日本的宗教和军国主义之间的诸多联系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神风敢死队计划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世界观和信仰,甚至需要一个共同的宗教 / 政府组织。泰米尔猛虎组织的“世俗性”仍然是一个问题。猛虎组织是马克思 / 列宁主义的,因此是反宗教的。但普通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小“派别”的半宗教性质是众所周知的。此外,“世俗”的猛虎组织成员是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印度少数民族,他们为从僧伽罗—佛教多数人那里获得独立而战。泰米尔—僧伽罗冲突可追溯到1848年的独立,这是印度少数民族反对佛教徒多数人的战斗,而后者相对于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大陆来说又是少数民族。恐怖团体专家Michael Radnu(2003)曾经说,“虽然泰米尔猛虎组织和库尔德独立主义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独立主义者,但它们本质上都是宗教性的。” {23}将这一洞见应用于普通的激进民兵,特别是哈马斯和塔利班的研究,参见Berman (2003)。 {24}关于帕斯卡赌注的不同变体及其在宗教上的应用的更多文献,参见Iannaccone(1999)。 {25}请注意以下经济文献,包括亚当·斯密(Adam Smith,1984)在论述宗教对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的重要性,以及Azzi和Ehrenberg(1975)在其关于宗教参与的原创性文章中对来世目的的看重。关于最近将自杀式爆炸与来世目的直接联系起来的范例,参见Wintrobe(2002)。 {26}例如,在美国,80%以上的成年人声称相信天堂,70%以上的成年人则相信地狱。Moaddle (2003)报告说,在最近于埃及、约旦和伊朗所做的调查中,“至少94% 的被访问者说他们信仰以下所有东西:上帝、死后生命、灵魂存在以及天堂和地狱。” {27}我们必须同等看待相对有限的机会和绝对有限的机会。一个能力差的人不可能在宗教派别里的生产能力比在世俗社会更强。相反,对受过教育的和富裕的人来说——包括典型的上世纪70年代的那些年轻、独身、尚无职业成就、似乎不会长久地保持成员身份(情况的确如此)的异教皈依者——小教派成员的相对成本可能很低。 {28}关于这些原则生效的显著案例,参见Barrett(2003)对印度出生的穆斯塔法·萨伊德(Mustafa Saied)如何在美国被招入穆斯林兄弟会的解释。 {29}关于这一事实及其含义的更多论述,参见Iannaccone(1999)。 {30}这可能夸大了考雷什及其分支大卫教派的好战性,因为在美国烟酒和枪械管理局决定对大卫教派进行大规模袭击,且有75个武装人员乘轿车、囚车、货车和直升机到达并包围他们的公共寓所之前,他们并没有暴力记录。关于用社会学方法来分析灾难的研究,参见Wright (1995)。 {31}上世纪80年代对“邪恶异教”的感情用事的说法,几乎从各个方面看都是虚假的,撒旦崇拜者的任何一个有组织的团体都没有发现有杀戮罪行(参见Richardson,1994 July;Richardson,Best & Bromley,1991)。 {32}Juergensmeyer所提到的美国基督教的唯一案例是Timothy McVeigh爆炸俄克拉荷马的联邦大楼,而Timothy McVeigh的行为与任何宗教或政治团体都毫无瓜葛。 {33}作为这种特性的一个实例,我们看一看现代通讯技术在促生能够激发殉教者、引发和助长同情、并恐吓和胁迫潜在的受害人的一些有社会特征的奖赏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没有照片、录像、电视转播和卫星新闻传播,爆炸对相关人员的影响也许会大大减小。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