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09年第5期 >> 正文

水平轴思想

——关于冲绳的“共同体意识”

冈本惠德

【内容提要】 “水平轴思想”是指在横向的关系中把握人际关系的想法,被这种“水平轴”意识所支撑的“共同体意志”,也还是同样在“水平轴”的方向上发挥作用,就是说,一个“共同体”在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中,决定自己的意志。面对其他“公共体”时,“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意识被越发强烈地激发出来。在冲绳近代化的过程中,把冲绳的一切当作异质的东西加以自我否定,试图向日本本土同质化看齐。这一切是通过把“国家”的意志转换成“冲绳的进步”和“摆脱落后”,而使人产生新型的“共同体意志”的幻想,“国家”的意志正是这样把这种幻想带给冲绳的民众。民众希望从残酷状况中挣脱出来的愿望,进一步使这种支配性的意志很容易变为现实。

  

  首先想在这里说明的是,这篇文章主要通过回忆我个人的体验,来追述通向我自身的“冲绳的思想”(如果有的话)的过程和最终到达的地点。过去,“冲绳”对我来说,是一块被令人窒息的人际关系支配的土地,停滞不前,丝毫不让人感到希望和振奋的落后地区,好像所有的可能性都被封闭起来。所以,冲绳对我来说,是一块应该冲出去的不毛之地。

  这样的我,渐渐地对“冲绳”和“冲绳的思想”开始关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个人对冲出冲绳的渴望。在这里,我就从回顾个人的体验开始下笔。

  支配冲绳人生死的东西,是在何种意义和逻辑上被体系化的?比起追究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看起来非理性、没有被体系化的东西,我们至今没有能表达的语言。

  比如,通过设定“琉球弧”、“亚波尼西亚”{1}等视点,激发“过度紧张”和“僵直”的日本文化萌发新的可能性,对这种多样化方向有所期待的岛尾敏雄{2},为了表现冲绳的这种文化特质,要依赖于“柔软”和“和善”这些感性的词汇,也与上述的论点有关。

  下面是他经常被引用的文章:

  在那场太平洋战争中,我被编制在海军部队,第一次被派遣到列岛(指琉球群岛——译注)之一的岛屿上时,一片茫然。但隐约觉得这片岛屿的文化中,没有那种在本土感到的因为紧张、僵直而积淀下的坚硬。……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但感到那种朴素的生命力隐藏在这琉球群岛的岛屿之间,从当地人的举手投足,让人感到一种在日本本土被遗忘的“和善”。如果我不怕误解斗胆说一句,那岛屿没有被近代文明毒害,人们过着中世或古代时的生活,令人叹息。

  岛尾这样感叹时,我们看到“和善”、“有朴素的生命力的东西”与“没有被近代文明毒害”的语言处于同样的定位,从近代和现代的逻辑化的体系或者说理性的价值基准来说,冲绳文化是不在其中的,它只能通过“和善”这样的词汇来表达。

  当然,冲绳的文化和支撑它的思想,用岛尾的话来说,没有被“置于过度紧张”的近代文明所毒害,也许是因为没有在以近代的逻辑和理性至上的价值体系之内。但并不是说,冲绳文化本身没有逻辑和理性。冲绳的思想是在逻辑之前,是非理性的东西,它并不是近代价值体系中的东西,通过另外的新的视点有可能揭示出与近代的“僵直”和“紧张”不同的逻辑和理性。不难看出,岛尾和谷川健一{3}通过设定“亚波尼西亚”的视点,来尝试创造别样于“过度紧张”、“僵直”的近代日本思想之轴的新的思想坐标。

  但是,不管是岛尾还是谷川,像刚才提到的只能通过“和善”、“柔软”等感性词汇进行表达,换句话说,这暗示着冲绳的思想逻辑和体系还未被正确地发掘。现在,它还只是停留在预见超越“过度紧张”和“僵直”的日本近代方向的可能性之一。

  如此,乍看起来,冲绳的思想好像没有体系,其实是因为内在支配的核心没有被挖掘。对我来说,思考“冲绳的思想”,就是反复在寻找某种可能性的线索时,不断尝试发掘它的内涵。

  这么说来,好像有点故弄玄虚地兜圈子,其实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前面也提到,最开始是想从守旧、停滞、周而复始的原始的人际关系的地区逃开。但当我意识到,自己本以为一直否定的那些东西,其实正顽强地在自己的内部规制着自己时,对我来说,这正是要重新调整视角来解决的问题。

  所以,对我来说,“冲绳的思想”,就像岛尾敏雄提到的,给“过度紧张”、“僵直”的日本近代以新的可能性,或像谷川健一说的那样:

  

  使既是日本的又是国际的视点成为可能的,并不是通过从外国直接输入思想的手段,而是要从民族性的东西中发现破解民族主义的要素。这如何才可能呢?有关日本列岛社会的认识,要把同质均等的历史空间的日本,转化为异质不均等的历史空间的“亚波尼西亚”,也就是把日本亚波尼西亚化,就可以使之成为可能。(《日本读书新闻》,昭和四十五年一月号)

  

  对于这样提起的问题,当然也表示赞成,并对尖锐的立论致以敬意。但相对于以这种方式提起的“冲绳的思想”问题,对我来说,问题是在于自己内部很大程度上规制自己的东西,或者说,如果不有意识地、自觉地把它对象化,就无法确立自己的生存。如果说,思想是与状况发生关联的主体行为的基准,那么,多数情况下,要贯彻这基准,需要丢掉在日常生活中不时出现的裹足不前,或者,自身要对必须涉足的感性的领域有所戒备。对我来说,这种做法,会让自己内部出现巨大的空洞,会抹杀自己欠缺的部分,而堂而皇之地贯彻了主体,对此,我抱有疑虑。

  我认为,“冲绳的思想”就是在自身中发现与他者共通的要素,在他者中发现自己个人努力的结果。所以,我在文章开头处也提到,这无法与我自身的个人体验割裂开思考。对于这一切具体的追问,始于1965年的上京和那之后数年的东京生活。

  1958年4月,我第一次上京。东京这个巨大的、与生养自己的冲绳完全异质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好像是我向往的“近代”,活生生地就在眼前的都市中一一遭遇,这毫不留情地使我面对“冲绳的思想”。这就是东京的生活最初所带给我的:我生养在冲绳这片土地,相应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烙刻着冲绳这个地域所特有的性格,在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状况,或决定如何与这种状况互动时,也许都因这一特殊性格的规制而质疑。

  上京之前,我是琉球大学的学生,文艺杂志的成员。一方面,也像当时流行的现象一样,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头扎进学生运动。对于参加了1955年土地斗争的我来说,好像观念上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生活上是一名近代的理性主义者。所以,离开冲绳上京的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从冲绳这片落后的、非理性的生活方式支配的土地,从那令人窒息的束缚个人的血缘共同体式的人际关系中逃开的希望。当然,首先意识到的,正是东京,和这一切都无关的所谓“近代”,活生生地在眼前的都市。而我已经形成了冲绳等同落后地域、东京等同先进地域的固有观念,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也固执地认为它是经过近代化后才实现。并且,心存幻想,自己身上的那些林林总总的冲绳式的东西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这样,从政治上说,也是通过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坐标来给自己定位。在此情况下,对于日本的国家权力和美国军事权力支配的相关性应该在同一个脉络中给与正当的定位,但当时我的思考并不明确。关于这种国家权力的实际状态,感觉到要进一步推进思考,是在我认识到“冲绳的思想”应该对象化之后。到那时为止,关于美军的占领和它的权力、暴力支配,我都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现象,对它的抵抗也是自然发生,从中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也仅止于给对美军占领、支配的抗拒情绪以逻辑根据的程度。相应地,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想象和对美国军事支配的抵抗感,非常短路地被连接在一起,几乎被视做同质性的东西。或者整个反过来,社会主义革命被抛出视野之外,眼前的对美国军事力量的暴力支配的抵抗,被推到最前面。

  我现在想,之所以如此,恐怕与我没能展望到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从资产阶级革命通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所谓对“近代”的幻想有关系。当然,不仅如此,对上世纪50年代末的前卫政党的所谓革新路线的期待和信赖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的这种把“本土”和“冲绳”对峙,为了从冲绳的落后中逃脱,要让冲绳与先进的中央同质化的想法,现在看来,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后来我意识到,像那样错误的想法,不只是我一个人,在相当范围内都存在。典型的例子可以从“冲绳学”的老前辈伊波普猷{4}那里看到。当然,时代和内容都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像刚才提到的,在基本的想法上,可以发现共通的东西。伊波对于明治十三年实施的废藩置县有如下论述:

  

  明治十二年的废藩置县,是改造羸弱的冲绳人的好时期。在思想上亦如此。数百年来被朱子学所蛊惑的冲绳人,突然开始接触更多的思想,就是活着的佛教、阳明学、基督教、自然主义等众多新思想。这难道不可喜可贺?非常明显,接触更多的思想,今后的冲绳要培养迄今为止没有见过的个人。今天看来,旧琉球王国的确营养不良。这么看来,使半死的琉球王国解体,让琉球民族再生,真乃大喜之事。就此,我们欢迎废藩置县,讴歌明治政府。(《从进化论看废藩置县》)

  

  伊波的这个话语在《琉球人的解放》中,联系到把以明治维新为契机的琉球处分理解作“一种奴隶解放”的伊波自身的评价。他解释1609年(庆长十四年)岛津入侵,是对至那时为止“纯朴自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天赋”的琉球人的殖民地支配,把他们变为奴隶。在此,他期待的是“迄今为止没有见过的个人”的诞生,和因此而来的“民族的再生”。这和伊波长年来到地方演讲、限制生育等启蒙尝试中显现的对“近代”炽烈的向往和共通的动机有关。越是对“近代”向往和对“个人”诞生炽烈期待,那难以实现的焦躁就在萨摩的统治下“被三百年间的奴隶生活所驯服,几乎没有自己要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在奴隶解放的探照下睁不开眼睛,害怕这新的光明,只一味地眷恋不变的黑暗”(《琉球人的解放》)、“废藩置县解决了政治压迫,但冲绳人再也无法兴风作浪”(《由进化论看冲绳的废藩置县》)中那些冷笑式的表现中有所展露。

  可是,上述引用中的“独立自主的精神”的“皆无”的字眼是对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支配的实际状态或通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实施的近代化的实际情况的忽视。当然,日本近代化过程到底如何,不能说伊波没有洞察。比如比嘉春潮{5}在回忆中提到这样一段往事:

  

  有一次,伊波就冲绳的现状予以卓越评价。说的是什么呢?先生遇到一位驱使着国家主义辞令,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地指责冲绳人缺乏作为日本人意识的大和人郡长。这时,先生就评说,地方的风俗习惯是形成的(become),而不应该是做成(make)的东西。郡长等狂妄地要求做成习俗只能贻笑大方。进一步,他又指出,英国的宪法是become的宪法,而日本的宪法则是make的宪法,暗示日本的各项制度,并不是扎根于民众的利益,而是自上而下绝对的东西。(《冲绳的岁月》)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伊波普猷对日本近代化过程的实际状态有清晰的把握,但是对“近代”本身或“近代的理念”怀有幻想期待的伊波,并没有从日本近代化具体形成的方式,亦即,“近代化”本身是“国家权力”意志的一个体现来分析。不可能有抽象的“近代”,对冲绳的人们来说,“近代化”只可能是以权力的集中和对冲绳特质否定的形式存在,是从与国家权力意志的关系思考“近代”。

  比如在以《琉球史的趋向》为题的一文中,他说:

  

  对冲绳人来说,于支那大陆有人君临,并不会大惊小怪。例如康熙年间的动乱时节,琉球使节就随身带着两封分别给清帝和靖南王的上表文。后来琉球的使节又带着盖有琉球国王印章的空白信纸,以便一旦变成了镰仓幕府政府,皆可通融。这个信纸叫“空道”。冲绳人为了生存不管何种耻辱都忍耐下来,“有奶便是娘”这样的谚语也便有所耳闻。

  

  伊波强调了冲绳人这种负面性格,此见解受到广泛支持,比如琉球大学的东江平之教授指出,这一事实显露了互为表里的事大主义和自我卑下的性格,并为了表示这种人格形式的概念,提出用“空道的人格”来指定冲绳人的一种性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第一号)

  确实,这一事实某种意义上说是“见机行事主义”,不难从中窥见“事大主义”和“自我卑下”。但在考虑把这种意识定为“事大主义”的标准时,显露出来的是把政治权力绝对化的视点。如果把它作为“见机行事主义”来否定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与把“明”或“清”的政治权力作为绝对的固定的评价标准有关。但实际上,“空道”中表现出来的,是认为国家和政治体制是相对的、可变的坚韧智慧。恐怕在近代以前的幕藩体制中,忍耐残酷剥削的日本各藩领民也有同样的智慧,差别不大。但这种在强权压抑下不得已形成的处理方式,一个政权如果不得不把它作为一种制度,那么,可以看到处于岛津和明清所谓“两属”之下的琉球王府的悲剧所在。

  把琉球王府的这种迫不得已的政策看作“见机行事主义”,评价它为“冲绳人最大的缺点”,反过来显示了伊波自身对“国家权力”的理解方式。如上所述,把“近代”作为应该到达的目标,没能洞察到它与“国家权力”压抑意志缠绕在一起,把“近代”的可能性当作“近代”本身,这都告诉了我们伊波的认识方式。在此,看不到岛尾所说的,把日本的近代视作“过度紧张”和“僵直”的视点,也看不到谷川的“单一系列相连的同质均等历史空间”的否定性视点。

  可以说,我的情况也相同。前面也提到,把冲绳看作是停滞的、落后的、守旧的血缘共同体意识支配的区域的视点背后,有“近代”理性主义支配、可以不受任何人拘束、有生气地活下去的东京想象。即使那里也有贫困和压抑,也是可变的。变革不容易,但是有可能,怀着期待。我要冲出冲绳的志向,某种意义上,和伊波的志向相同。当然,伊波没有止步于个人的志向,而是怀有冲绳和冲绳所有的人们要怎样才能摆脱落后的切实的关心,这成为伊波的一种苦涩。并且,比起从政治和经济侧面分析冲绳摆脱落后,伊波提示与人的意识的表现方式、精神主义和文化方面相结合,展示出一种启蒙学姿态。所以,伊波的视点和我的只是想逃脱冲绳的方式,即使在想摆脱冲绳落后上有所相同,但也有决定性的差异。尽管如此,“本土”和“冲绳”的关系,作为对“本土”的向往表现出来的意识的方式,还是有共同的地方。这种对“本土”的看法,就是把冲绳视作落后地区,否定它的生活方式,通过与中央的同质化获得“近代”的想法,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也是以伊波为首的前辈们对“本土”的视线的存在方式。

  那么,幻想“近代的理念”,无法从中看到国家意志,反复无媒介地尝试接近“近代的理念”正是冲绳的近代,这种意识不只是我一人,在冲绳的人们中间也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存在方式,需要把它对象化。

  

  可是,给了想从冲绳逃开的我以很大刺激的是,本以为已经逃脱开的冲绳,其实还活在我的内心深处。毫无疑问,我就是冲绳人。比如,在寂寥的租住的房间里听到无线电里传来冲绳民谣的旋律,浑身就剧烈地颤抖。对于认为冲绳民谣单调、体现社会结构停滞、应该拒绝的我来说,真是一个刺激。并且,在冲绳时没有觉得有多大意义和感动的山之口貘的《会话》,好像带着新的意义重新浮现:

  是哪里人?女子问道

  啊 我的家乡到底在哪里 我点上烟 刺青和三弦就浮现在眼前 有着图画般风俗的我的家乡!

  在望不到头的那一边

  望不到头的那一边?女子说

  对 望不到头的那一边 从日本列岛南端还要稍稍向前 女人们头顶猪仔 光着脚走路 习惯了这忧郁方向的那个我的家乡!

  南方

  南方?女子又问

  南方就是南方 住在浓蓝的海里那常夏的地带 龙舌兰 梯梧 番木瓜这些植物 簇拥着被笼罩在白色的季节下 那不是日本人吗 说得通日语吗 一片窃窃私语中 世间的成见们寄寓的那个我的家乡!

  亚热带

  亚热带!女子又说

  就是亚热带 我的女子 难道眼不见亚热带近在眼前!我生在亚热带 说日语的日本人 像望着酋长 土人 空手道 泡盛酒那样眺望着我 寄寓着世间成见的那个我的家乡!

  山之口貘的这首《会话》诗,是人们谈到冲绳人的意识,特别谈到在与“本土”的关系时,不得不提到的诗。

  在《会话》中,面对“家是哪里?”的询问,主人公没能回答“冲绳”,而是以“最那边”、“南方”、“亚热带”等回答。把这一切直接看作主人公的自卑感完全可能。事实上,很多书里都有介绍,很多冲绳人把户籍迁到东京,隐瞒自己的出生。如果,我们剔除对作者的理解来考虑,得出这样的判断也不为怪。

  例如,昭和七年六月号的《妇人公论》上刊载的名为久志富佐子的冲绳出生的女性所写的《走向毁灭的琉球女手记》中,描写一个冲绳出生的男子为了出人头地,断绝和亲戚朋友的交往,把户籍迁到东京,一直隐瞒自己的出生。作品的题目在东京冲绳人之间引起争议,出版社遭到抗议。{6}肯定相似的例子也不少。从这些事实来考虑,把《会话》的主人公对出生地的支支吾吾与自卑感和歧视联系起来,并不是没有根据。

  在《会话》一诗中,作者在“世间成见”、“寄寓”的地方,回到“偏见”、“眺望”着的故乡,一定感触到有说不尽的地方。对在“我”自己眼中的“我”和他者眼中的“我”之间,看到难以逾越的鸿沟,意识到对于跨越这一切的愚钝的山之口貘来说,要是被问到“是哪里人”而痛快地回答“冲绳”,那也许倒容易。但他没有,他做不到。

  这首诗的题名是《会话》,但中心内容并不是与“女子”之间的会话。女子的探问,成了“我”在内心确认故乡的契机。“是哪里人?”被女子问道,“我”开始想,“啊,我的家乡到底在哪里?”浮现出来的,是“刺青和三弦”等“风俗”,是“头顶猪仔”、“光着脚走路”、“习惯忧郁方向”(这是把信仰和禁忌结合在一起的一般化的生活方式)的生活场所,有“龙舌兰、梯梧、阿旦、番木瓜等植物”的繁茂的自然,盛产“空手道和泡盛酒”的土地。可是这些“风俗”、“习惯”、“自然”,让人“联想”“图案般的风俗”,让“世间的成见”“寄寓”、“眺望”、“偏见”。不可否认,在这里出现的“风俗”、“习惯”,是指冲绳的风俗和习惯。否定“风俗”、“习惯”很容易。但这样的话,“冲绳”到底是什么?可能是什么?我执拗地追问。在自己心中不断或不得不追问故乡的意志,在这首诗的行间流淌。名为《会话》的这首诗,与“女子”的会话不过是一个引子,其实是一种自问自答。诗里面的“风俗”和“习惯”,都来自冲绳。但仅凭这一点,还不是“冲绳”。如果能把所有的风俗习惯都说干道尽,或许能表现“冲绳”,但说干道尽是不可能的。这对山之口貘来说,才是“冲绳”。并且,这“冲绳”并不在“我”的外部,而是在“我”的内里。所以,“我”才以“我的女子难道眼不见亚热带近在眼前!”,把自己淋漓尽致地交待出来。

  山之口貘的诗《会话》中所表现的述说“冲绳”的困难,即使对在东京的生活中没有体验到“世间的成见”和“世间的偏见”的我来说,也存在。我周围的很多人很多时候并没有对“冲绳”抱有偏见和误解,并且,他们诚挚地接受我诉说 “冲绳”的语言。但是当我被问到“冲绳”的事情,越是想竭尽全力正确回答,越是感到说不清道不白的懊恼。越是憋着劲想回答,越是任冲绳的实体溜走,空留遗恨。道出来的话,空有扭曲的形式,因为只有形式,也就不免被歪曲,但这恰恰就是冲绳。无疑,在我内心,有着好像在租住的寒碜小屋里听冲绳民谣时让我浑身剧烈抖动的冲绳。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必须凝视蛰伏在我内心的“冲绳”,并逐步展开思考。

  

  当我想回到冲绳,将心中的冲绳搞清楚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冲绳战”中的战争体验问题。因为我觉得,无论二次大战后的历史和民众运动的强大或软弱,大大决定它基础的正是战争体验。日常生活中不太明显流露的意识的方式,有时就在极端的状况中,纹丝不动地显现。如果,冲绳的人们拥有和其他地域的人们所不同的特质,那就应该表现在冲绳战的体验之中。不仅如此,从现在起冲绳如果要以某种形式自己创造思想的基础,创造的原点应该是冲绳战的“战争体验”。因为战争的惨剧是人参与的最残酷的行为,在日本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冲绳。

  太平洋战争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同时也有人认为本质上一点也没变,或认为现在也有众多与昭和初期共通的因素的指摘。关于如何评价战后的意见存在对立,在政治、法律、制度和理念方面或在生活方式上,不可否认与太平洋战争之前不同的地方很多。但是在此期间,关于国家,关于同一民族,使用同一语言的岛屿国家的单一性,没有任何质的变化。在这里作为“日本人”和作为“日本国民”,就是同义的。与由各样人种和民族构成一个国家的欧美有不同性格。人们出生后,不管意识到与否,就已经是日本国民,不可能是这之外的存在,不存任何疑问。不管置身于多么尖锐的思想立场,是日本国民这一事实本身,是无须浮现在意识层面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就像自己是男性或女性也是自明的前提一样。但,日本国是什么,日本国民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却没有被相应地追问下去。自己是日本国民这一事实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追问好像没有意义。关于“日本国宪法”条文的这一条、那一条,它的意义和解释被广泛地讨论,许多细枝末节都被反复说明,但“日本国”到底是什么,却几乎没有被提及。

  冲绳并不是这样。关于冲绳,人们经常说,在美军军事占领下“冲绳必须从零出发”,“什么都没有”的冲绳,甚至连国家也没有。“日本国民”对于“本土”的人们是不言自明的前提,对于冲绳的人们来说却绝不可能。不如说,那是要靠在不断成长中去争取的意识,特别对战后世代来说。对于战后世代,在日本国民之前,首先是冲绳人。

  不只是战后世代,太平洋战争之前,在所谓“皇民化教育”中,对于被迫对自己是冲绳人进行自我否定,被强制成为日本国民中成长的战前、战中世代来说,因冲绳战引起的悲剧,那之后连国家也没有的状况,无疑有很大影响。作为冲绳人的自我否定,被强制成为日本国民,自己为成为日本国民而希望被同质化,其结果导致战争惨祸,国家被剥夺的状况,至少造成了不得不意识到国家和自己之间某种隔绝的局面。或者不可能毫无疑问地觉得自己是日本国民,在此,比什么都强烈的就是自己是冲绳人。

  与上面相似的情况,在明治废藩置县时也发生过。虽说是在岛津的支配下,在“日之两属”下,准独立国家的冲绳,因为废藩置县,被编制进日本国。那之前,例如在向象贤(羽地朝秀)的著作《中山世鉴》(1650年)中展开的“日琉同祖论”所显示的,有对“日本”的向往(其实在岛津的支配下,冲绳通过同质化与“本土”看齐,来制衡来自岛津的掠夺,是他们一贯的政治立场。参照比嘉春潮:《冲绳的历史》)。但在废藩置县时,围绕冲绳的归属,日本和清政府之间产生对立,冲绳内部的对立和抗争也非常激烈(《冲绳的历史》),虽形式上有所改变,但即使是那时,作为日本国民之前,首先是冲绳人的意识也非常强烈。

  这与刚刚提到的“爱国心”的问题相关。关于这一点,前文提到作为自卑感背面的爱国心并不是一个直接出现的东西,其间要经过种种意识的曲折。通过与“本土”的同质化而成为日本国民,从而试图逃脱冲绳,成为日本国民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前提。

  以前,我曾想象,“姬百合部队”{7}与“铁血勤皇队”等悲剧,是因为冲绳是生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意识当中,保护国家和保护故乡基本是一样的。我思考的是,从这当中应该可以看出冲绳人特有的思考方式。同时想到的是,即使在明治之后,对冲绳人来说,冲绳人是前提,成为日本国民绝不是不言自明的。所以,要成为日本国民的努力和保护故乡冲绳的决意一致,导致了那样的悲剧。

  爱国心如此,其结果是导致那样的悲剧。说到底,冲绳人意识到不可能直接就成为日本国民,并且不得不一直带着这意识。保持冲绳的风俗、习惯和语言的原貌,冲绳人可能成为日本人,或必须成为日本人的想法还没扎根。明治废藩置县之后的历史向我们说明了这一切。

  这些在太平洋战争后的冲绳人中也留有痕迹。在论述冲绳的战后体验和战后二十余年的历史时,应引起注目的是,战争责任没有被追究。并且多数情况下,这会被解释为是因为冲绳人的一种受害者意识而被批判。但,就是对于这种受害者意识,也并不是和“本土”情结无关。冲绳的受害者意识,经常是在与“本土”的瓜葛中萌发,就是说,相对于成为日本国民,有作为对峙的冲绳人的存在。这样,就出现“本土”对“冲绳”的平面化的把握,据此,冲绳被等质化,被视作受害者,即使对“本土”追究战争责任,但不可能对冲绳内部进行责任追究。战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也进一步使被排除于日本国民的冲绳的人们,接受这样的现实成为可能。

  虽然如此,明治以后到战前、战中的前文总结下来的冲绳的历史状况,在冲绳战之后连国家也没有的状况中变得更严峻,直至现在。对于冲绳的人们,会有冲绳人意识过于强烈的暗含批评的指摘。这里说的冲绳人意识的强烈,根源于正在严峻的状况中。

  冲绳战的影响中最让人吃惊的是,冲绳传统文化的复活和隆盛。另外,“冲绳独立论”虽然内容上没什么意义,但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大家的共鸣,与冲绳战争中日本国家的崩溃,那之后被国家抛弃,意识到自己的归宿除了冲绳以外别无可能,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废藩置县之后的历史的记忆联系起来。战后世代中,思考冲绳自立的思想,决心构筑成把国家相对化的思想的决意,和那思想的基础都隐藏在冲绳的战争体验(包括战中的爱国心和战后国家的空白)中。

  综上所述,冲绳的战争体验是有关冲绳人历史意识、存身立命的基础,即不得不对自己是不是日本国民、日本国民到底是什么、日本国到底是什么等这些赖以立足的基本问题加以追问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冲绳战的战败和那之后二十几年战后的体验,对冲绳的人们来说,意味着只有作为一个冲绳人才能活下去。这里可以说,作为战争和战后严酷命运的“共生”意识起很强的作用。但同时,战败和战后的体验,也让人认识到加在“共同体”上的外在条件是社会性的、可变的东西。前文也提到,就算人一生下来就加以规定的国家,也不是像自然的条件那样(看起来很像),是绝对的东西。冲绳人理解,就是自然条件本身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变。在战场上美军的破坏还记忆犹新,新的支配者美国人,对冲绳人实施残酷的统治。冲绳的人们意识到,通过做回自己可以达到“共生”,在这面前,支配不得不渐渐撤退。支撑着“回归祖国运动”的,并不是单纯的“本土向往”。支撑它的,是冲绳人以做冲绳人为出发点,通过做回自己,不自己支撑自己就不可能活下去的“共同体的本质”,在作为社会性条件把国家和权力相对化中,暗藏着触发“回归运动”能量的契机。然后,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现状的“共生”的希求,直接以民主主义的运动形态展露出来。“回归运动”对冲绳人来说,是从一种被排斥的状况恢复自我的运动。在以这样的“共同体生理”为根据的恢复自我运动被组织起来的过程中设定的逻辑,正是“挣脱异族统治”、“回归祖国”。“回归运动”直接被捆绑到基于“共同体生理”的自然发生的“自我恢复运动”,没有被组织在重新审视“共同体生理”功能和结构的基础上。另外,没能在加深对“祖国”的认识后建立运动的逻辑,这导致直至今日关于“回归运动”方式的各种讨论。

  本来,“国家”(祖国)和“异族”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作为那么现实的东西存在。在怎么度过今天、迎来明天的日常生活中,这都无所谓。例如,在个人的交往中,“异族”并不成为什么问题。但日常生活的秩序受到威胁,在现实中被排斥的情况出现时,其根据就会被锁定为“异族”。并且,这种日常生活的危机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共同体的存在”被强加于身时,日常生活的异质感就被放大,“异族支配”的逻辑就成立了。在“回归运动”中,“挣脱异族支配”被设定为一个运动目标时,那不过是把日常生活中的感觉(对美国的异质感和危机感)直接当作放大的“共同体生理”来表现。反之,为了在这样的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解决危机,“祖国”被幻想、美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思想就欠缺逻辑。

  “回归运动”过去的发展,是沿着生活层面上的危机感和对美国的异质感的“共同体生理”的机能方向被组织起来。1972年迎来回归,在被巧妙地组织进新的国家体制已经成为现实时,组织化却失去了它的有效性。日常生活的危机感,被巧妙的支配形态所遮蔽,而有可能成为抵抗支配核心的“异质感”,就像我们在明治之后的历史中所看到的,明显地被偷换成“向进步的幻想”,在同质化的方向上,以自我否定的方式烟消云散。

  可是,要建立抵抗这种新型支配形态的原理,就要求“阶级视角的确立”。这在原理上是正确提出问题的方式,但讨论至此,如果我们不把在过去起过强烈的作用、在现在的回归运动中也发挥影响的“共同体生理”的机能和结构正确地对象化,那个理论就很难在冲绳生息、扎根,也不可能阻止在过去取得成功的来自国家的支配,利用“共同体生理”的机能巧妙实施的新的支配。

  回归冲绳,在自己心中确认“冲绳”,与以自己的方式思考作为冲绳战的“战争体验”和“战后体验”的轴线的回归运动中所相遇的,现在正也活生生地强烈制约人们的“共同体生理”。通过把“共同体生理”对象化,我就可以把握我内在的“冲绳”特质。如果要建立“冲绳的思想”,就要从重新把握这些现在也还未被思想化、潜藏在感情领域的“共同体生理”出发。

  我们依凭自己争取的内在化的论理(思想)生存。但,如果我们抹杀或拒绝自己的这种感情和日常感觉中呼吸着的“共同体生理”,那么多半会被这种被自己拒绝的生存方式所严厉地报复。因为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论理,不可能拥有在任何状况下都能生生不息的思想的强韧。

  

  行文至此,我追溯了自己的回忆,我是怎样开始思考所谓“冲绳的思想”,而我终于意识到,中心问题就是“共同体的生理”。对我来说,思考“冲绳的思想”,就是在冲绳的历史中,把制约多数冲绳人的活生生的“共同体的生理”对象化。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这种“共同体的生理”的结构和机能,要怎样思考?

  可是,我既不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人,也没有读过多少这个领域的研究书籍,就这个问题,并没有发言的资格。相应地,关于“共同体”,也无法论述它的结构和机能。

  但是,我作为正生活在“共同体生理”并发挥影响的社会中的一个人,不得不承认它也在我内心存在。我希望通过把存在于我周围和我内里的它对象化,提出“有关冲绳共同体生理的机能和结构”的假说。

  在横向的关系中把握人际关系的想法,我权且命名为“水平轴思想”。被这种“水平轴”意识所支撑的“共同体意志”,也还是同样在“水平轴”的方向上发挥作用。就是说,一个“共同体”在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中,决定自己的意志。面对其他“公共体”时,“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意识被越发强烈地激发出来。与其他“共同体”发生关系的方式,也在依次从较近“位置”和“距离”的“共同体”逐渐向更远的共同体的扩展当中来把握。

  在冲绳近代化的过程中,把冲绳的一切当作异质的东西加以自我否定,试图向“本土”同质化看齐。这一切是通过把“国家”的意志转换成“冲绳的进步”和“摆脱落后”,而使人对“共同体意志”的幻想成为可能。“国家”的意志,正是这样把这种幻想带给冲绳的民众。民众希望从残酷状况中挣脱出来的愿望,进一步使支配的意志很容易变为现实。

  对冲绳废藩置县后的政策,就是把被意识成“自然存在”的“日本人”意识,改换成作为“共同体存在”的“日本公民”的意识。当时的皇民化教育,就是把冲绳作为“共同体意志”在现实中的体现,编制进以天皇为顶点的“共同体”。所以,冲绳所拥有的各种特质,被当作“异质”性的东西被强迫自我否定。当然,配得上的因素,才是“进步”和“先进”。这样,冲绳也逐渐试图把作为“共同体意志”的“日本国”的“国家意志”,当作自己自发的意志。并且,一旦作为“共同体意志”成立的“国家意志”,循着“共同体生理”发挥机能,然后沿着在具体的相互关系中生成的“秩序感觉”再下放,所以,要防止具体人际关系的秩序被破坏,就需要每一个个人的努力。

  效仿皇民化教育,实施了“镇压或变革现有的宗教,使之转化为在日本国家理念下诞生的日本宗教。通过宗教,把琉球人统合在日本国家及日本精神下”(鸟越宪三郎:《琉球宗教史的研究》),“岛内各学校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开始悬挂天皇、皇后陛下的御照。御照并不只是一张照片,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仪式被悬挂起来,已经半神格化”(乔治·H·凯尔:《琉球的历史》,转引自大田昌秀:《冲绳的民众意识》)等,收拢各个共同体的“共同体意志”,整序后贯彻“国家的意志”。在各个共同体,作为把共同体的愿望和意志变为现实的契机,作为共同体核心的“神”还活着,恐怕从共同体外部新进入的“天皇”,不可能从内部支配共同体成员。更重要的是,怎样把现在的“神”融合到“天皇”的脚下,把“天皇”作为“共同体意志”的发现者塑造成从内部支配民众的规范。

  例如,明治二十二年六月,把波之上宫改为“国币中社”融入到国家的宗教政策中,二十三年变成了“官币小社”,那之前政府针对冲绳的政策中,除了引入教育制度外,没有其他明显的政策。这种宗教政策,继教育制度后受到重视。或者,明治四十三年政府计划设立作为县社的“冲绳神社”,要把被视作琉球国国祖的“舜天”和“源为朝”作为祭神祭祀。关于这一点,鸟越宪三郎论述到,“设计祭神时,如果是纯正的琉球国王或神话里的人物,那么与我国在宗教、民族上都难以建立关系。源为朝虽然只是传说里的人物,没有确凿的历史考证,特意把他作为主神,来配舜天、尚泰两个国王。”这样的明治政府对冲绳的政策,前文也有介绍,共同体的共同性,作为核心的“神”,如何被收拢进“天皇”中去,透过“天皇”,如何从内部支配各个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像这样,如实地呈现近代日本国家意志,如何让冲绳人把作为“天皇”的意志在现实中呈现的“国家意志”,幻想为“共同体意志”的意图,看得清清楚楚。在宗教政策中,在地方留下并企图利用“祭司”,或“新的神社,要建在自古以来有冲绳固有传统的神社旁边”(大田昌秀:《冲绳的民众意识》)的措施也是直接保留共同体的“秩序感觉”,通过把“共同体意志”脱胎换骨,来铺平自己支配的道路。

  像这样,明治之后的政府对冲绳的政策,是沿着“共同体生理”的机能而实施支配,这并不只是对冲绳,在“本土”的各个地方也可见到。神岛二郎在他的《近代日本的精神结构》中,追问了这个问题。这样的支配结构,不应该只在冲绳,而是应该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更详细地讨论。我们必须避免立即把这断定为有“冲绳”特征的支配。在冲绳,“共同体的生理”相当顽固地生生不息,从内部紧紧地规制归属于共同体的成员,天皇制支配的结构和原理更典型地显现出来,即使除去冲绳的特质,也可以具体地看清日本近代之后作为“共同体意志”的天皇的上升过程。

  综上所述,明治以后的冲绳支配,是以“共同体的生理”为基础。到底这支配是否贯彻到了民众的底层,还有疑问。确实,一定程度上,在现实中是得到了贯彻,但并没有到达真正的底层。一直以来,看起来好像是贯彻到了底层。比如,大宅状一所说的“动物性的忠诚心”般的爱国心。关于这一点,前边也提到,这未必要以“爱国心”的形式来把握,重要的是,在支撑“共同体”的基础的土地上,突然战祸袭来,“共同体”突然直接面临“共同体”存亡的危机。

  也就是说,天皇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支配的,如丸山真男所说,是属于“中间阶级”的“第一类型”的“亚知识分子阶级”,很难考虑能束缚民众的内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尽管如此,刚才提到的把它误解为“爱国心”的原因,是因为被作为民众行为规范的“秩序感觉”支撑的“共同体意志”的天皇,返回了机能。并且,战祸直接袭击作为生活基础的土地,这就更强烈地表现出来。当然,根据状况的变化,比如在像“回归运动”那样的民众运动中也有在现实中显现的契机。如果,我不怕误解斗胆说一句,“庆良间岛集团自决事件”与“回归运动”某种意义上说,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表现。

  关于这一点,前面有所提及,这里就不再重复。我想陈述的是,“共同体的生理”就像“生理”这语言所表现的,是活生生跃动着的,不是像东西那样被固定的存在。所以,它不管怎样都会表现出来,不可能从脑子里否定地去把握。“共同体的本质”,是相对于已经走到瓶颈的近代的“只自己活下去”,提出“我们”要“一起活下去”的意识。如果是这样,如何否定沿着“共同体生理”发挥机能的权力支配和直接接受支配的“秩序感觉”,如何在具体性当中激发“一起活下去”的意志,必须成为新的课题。并且,在其中,“自立”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重新追问。

  真成了很难收笔的文章。最后,介绍一段最近听说的见闻,用以结尾。有一位从冲绳出来就职的少女,被迫在超过劳动基准法标准的条件下劳动,她咬牙坚持。在一个小城镇的工厂里,并不反抗社长的命令,只是一个劲儿豁出去干活。让她忍耐这么繁重的劳动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从冲绳来的后辈”的意识,“如果自己犯懒了,那人家觉得冲绳人都这样,后面来的后辈多可怜”,这样的意识支撑着她。对着这个女孩子,讲什么八小时劳动和劳动者的权利,她只能无动于衷。

  指责她劳动者意识的低下,非常简单。说明她诚心诚意的努力更加助长压迫和歧视,一点点侵蚀劳动者的权利也很容易。但是,我不能否定她一门心思的心情,也不想煞有其事地指责她意识的低下。只是直到现在,还感叹自己没有让她信服的论理的无力感。

  对我来说,“冲绳的思想”,还是要把这种具体的活生生的劳动少女的意识,并且自己内心也存在的意识对象化,然后通过把这一切思想化来变作现实,就是为了这样的目标。

  (译 / 胡冬竹)

  *原载古川键一(编):《我的冲绳》丛书第6卷,《冲绳的思想》,日本木耳社1970年出版。本刊发表时有删节。冈本惠德(1934 ~ 2006):代表现代冲绳的文学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支撑冲绳的思想社会运动的实践、批判知识分子中的一人。



【注释】

{1}亚波尼西亚(Japonesia):作家岛尾敏雄提出的概念。葡萄牙语“日本”(Japonia)和“群岛”(nesia)的片假名合成词。不是用“日本国”的概念,而是用“日本列岛”的概念来重新诠释日本本岛和琉球群岛的地政学上的关系。 {2}岛尾敏雄(1917 ~):日本作家,以提出“亚波尼西亚”(Japonesia)概念闻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作为日本第十八震洋特攻队队长,赴任琉球群岛中的龙美诸岛。 {3}谷川健一(1927 ~ ):日本民族学者、作家。 {4}伊波普猷(1876 ~ 1947):日本的民俗学者、启蒙家。 {5}比嘉春潮(1883 ~ 1977):日本的冲绳历史研究者。 {6}有关此作品,在金城朝永的《取材自琉球的文学》之后,都误作“昭和六年,久志芙沙子:《走向毁灭的琉球民族的悲哀》”。 {7}姬百合部队:1944年12月由接受日军看护训练的冲绳师范学校女子部和冲绳县立第一高等女学校师生组成的看护部队,于美军登陆的1945年3月23日被总动员。日军处于劣势的6月18日,被突然解散,之后整个看护部队一半以上的成员牺牲,受皇民化教育影响的教师向学生发放手榴弹“玉碎”,被迫“集团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