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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与“中国学派”

——“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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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模式”的总结,是对中国发展奥秘的寻找,是对世界因中国重返世界强国舞台所做呼唤的一次回应,也是形成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挑战的现代“中国学派”的重要的一步。

  2008年12月20日到21日,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的“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举行,五十余位来自海内外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出席了会议。

  在开幕式致辞中,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表示,中华民族在60年的人民共和国期间取得了震惊全球的进步,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已经呼之欲出。举行此次研讨会有两个目的,一是促进“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二是促成中国学派在国际学界的兴起。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通过在纵向上把握人民共和国60年的有关史实,在横向上比较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道路,与会的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了中国独特的社会模式、经济模式、政治模式,中国独特的思想方法,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模式之间的有机联系等问题。纵横捭阖、讨论热烈,既引发了厚重的智慧思索,也激荡了轻盈的灵感火花。

一、断裂与延续:人民共和国的30年与60年

  

  在开幕式中,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教授、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许振洲教授等人分别发言。

  吴志攀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一百多年前失去了自信?为什么我们又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找回了对自身文明的自信?

  章百家从历史学的角度强调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意义。他认为虽然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做法,但是实际上世界各国搞历史的人在往后做,而且离现实越来越近,这是因为社会变迁速度越快,人就越需要弄清自己的方位,所以就使得历史研究离现实越来越近。当代人对当代历史特有的直觉、特有的现实感是后来人难以捕捉的,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许振洲认为,任何一个大国、任何一个文明的崛起,一定要有一个有吸引力、有辐射力的思想作为基础,一定有一套成熟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思想和制度,也就是我们想说的“中国模式”。这样的一个模式是不是存在?这个模式如何构建?它和其他国家、其他大洲的主流文化、主流文明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的回答。

  在第一场发言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认为,人民共和国60年,或者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了巨大的奇迹,这确实非常需要去深入思考,为什么中国能创造这么大的奇迹?他以中国消除贫困的例子进行阐述。人类在解决收入贫困、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生态贫困四类贫困中,没有什么太成功的案例,只有中国在其特定的国情条件和体制下才取得了初步成功。1949年的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四类贫困最多的国家,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人均寿命35岁,远远低于当时世界的情况。经过毛泽东时代,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从1949年的0.225上升到1975年的0.521,在减少健康贫困、教育贫困、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方面都成就卓著。历经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从1981年的大约7.3亿人,减少到2005年的1.6亿人,净减少了6亿多人,相当于同期全世界净减少的65.1%,其他发展指标也大幅上升。与此同时我们还减少了知识贫困和生态贫困,但在减少生态贫困等问题上中国还面临着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认为中国60年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产业资本形成和产业资本扩张的过程。他研究了为什么我们在50年代会出现两次重大的战略转变,一次是1953年,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二次是1958年转变为人民公社及以后的自力更生路线,认为我们不能从意识形态出发,将这两次转变简单定义为“左”和“右”的斗争,而要认识到这两次转变是中国产业资本形成和产业资本扩张的过程,为中国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现代工业发展基础。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认为,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是连续的,有许多变量在互动,除了长期目标和战略方向之外,既不可能准确地预测,也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控制。如果有“中国模式”,它不是事先计划来的,而是一个演进的结果。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条件不是经济学,而是有效的政府,是政治问题。中国后30年发展的政治框架是1949年的革命。例如80年代农业迅速成长固然是由于引入了新的制度的原因,但是也不能忘了前30年所进行的那些基本建设。他认为与模式有什么内容相比,我们更应该关注模式形成的原则,特别是决策原则、政策原则。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认为,不管是人民共和国的30年还是60年,没有变的是强政府。中国的强政府与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改革以后的30年仍然是政治联动模式。

  有学者在自由讨论阶段提出,“中国模式”的基础也许更深厚,不止30年、60年、100年,可能需要600年、6000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深厚的,这是我们需要继承的。

  在一番讨论之后,学者们虽然仍保留一些不同意见,但也大致同意:历史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中国的发展没有前30年的积累,就没有后30年的成功。“中国模式”就是在这60年的风雨中被磨砺出来的。

二、正题与反题:中国模式是否存在

  

  接下来,学者们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展开了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教授认为,模式应该是已经定型了,有一套固定的价值层面的观念在支撑的;然而,至少目前中国的这个“模式”还在形成过程中,不如谈“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不太同意用“中国模式”这个词,他认为中国现在正在进行一个伟大的实验,这个实验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就是共产党利用强有力的政权搞的计划生育。中国即将面临老龄化问题,如果中国在老龄化率达到30%以上的时候还能保持经济增长,那才是真正的中国模式。他还强调:中国的有一些做法对西方、对全世界都有启示,有一个“中国梦”的可能。不要忘记美国是一个梦,如果不能突破美国梦,就没有“中国模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主任姚洋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中国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模式,说中国模式的人可能把目标和过程混在一起了。从目标来说我们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但是从过程来说应该有“中国经验”,因为过去30年中国做得是非常成功的,世界上在二战以后也只有13个国家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超过25年,在历史上只有8个国家保持7%的经济增长超过40年,而中国都是其中之一。他总结了“中国经验”的四个方面:工业政策方面,“两条腿”走路;以自己的速度对外开放,并没有听任国外的压力;务实主义的经济改革;以及一个中性无偏私的政府。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认为,“人民共和国”的“中国模式”其实是一个理论讨论的问题,是一个行动的指南,或者说也是对现实的一个定义,是对我们过去的一个总结。如果说中国成功了,就要总结原因。今天中国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怎么办?如果能找出一条“中国模式”,我们可以说这个失败是背离了“中国模式”的原因。理论模式其实都是固态的,都多少含有保守的意味,但是这种模式都来自于动态的历史,都解释动态的现在,也启示将来的行动。不能说从经济学的意义上中国没什么太大的贡献,更不能因此说没有“中国模式”,说中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不能用西方的那一套评价体系。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教授认为,中国模式从所有要素来讲都可以应用。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已经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有一个有迹可循的模式,不仅仅是30年,而且可以解释60年,而且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于其它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模式也是学习了很多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包括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等方面的理论和政策。

  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朱云汉先生认为,共和国的60年是一个追赶的过程,“中国模式”不管有没有可能,都至少提供了一个希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赵成根教授认为,1949年、1978年、1989年,中国人做了三次历史选择,中国模式当然是独特的。今天,中国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提升,整个社会在进步,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充满了吸引力,说中国模式是没有问题的。中国模式、中国之路、中国经验都是存在的。

  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粱教授则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独立学者司马南等人将中国模式称为“山寨版”模式,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对话的立场,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的神话,用“中国模式”和西方的普世主义进行对话,而且要让广大第三世界的人民听得懂。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汪晖教授认为要讲中国的道路、独特性、模式等等,首先必须回答:为什么在全局性危机面前,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垮掉了而中国没有?这就要从政党和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第一,与那些垮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大陆是世界上少见的主权独立国家,这使得她能够与任何其他强国抗衡。这个主权性保障是中国所有的独特性的前提,它保证了中国所有的改革都是有自主性的改革,是主动的,有内在要求的改革,不是被动的。第二,这个相对来说完备的主权是通过政党完成的,无论共产党在理论上犯了多少错误,它当年的反帝和后来跟苏联的辩论,是完成中国主权性的最基本的要素。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石之瑜教授提出,如果研究中国模式,就应以60年或更长的时间为基础,看中国历史往哪个方向发展,接着就会出现“现代化史观”或“发展史观”的历史阶段论,那么,是不是“中国模式”本身就已经被历史阶段论的思考所拘束住?我们问有没有中国人自己的梦,虽然看起来是在找寻一个不属于西方、不同于美国的自己的梦,但这个梦将把我们引向未来的世界。所以要不断观察自己,不断站在自己的梦的位置看自己;不论梦的含义是什么,都需要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不断转型、不断过渡的位置上进行观察。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教授指出,一个制度是不是善于学习很重要,并概括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很重要的学习模式,就是用学习源和学习的推动者来划定四种学习模式:学习源两大类,一个是实践,一个叫实验;学习的推动者,一个叫决策者,一个是政策的倡导者。他认为现在讲模式,不是说它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而是它是怎么组成的,这可以并且应该进行分析。模式既可以讲不同的发展道路,又可以指它的奥秘——如以前我们认为的日本模式,还可以作为一种榜样,一种范式。中国模式具有自己独特的形态,包含了中国独特的发展秘密和制度根源,关键在于要为这个模式总结出精炼的关键词。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认为,模式是一套比较成形的东西,“中国模式”不一定已经形成,但有四个实验值得认真重视:第一个实验,叫打碎阶级结构的实验,这个实验可以说不成功。第二个实验,叫做恢复社会结构的实验。这里所说的恢复是指构成社会结构的逻辑恢复了。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不承认财产的分成、经济上的差异现象。第三个实验是配置方式的实验。在配置资源上肯定有市场的因素,但是在配置资源上我们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第四个实验是缓解工业社会中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实验。共和国的60年做了四个实验,是否能形成“中国模式”,与四个实验的结果息息相关。

  可以看出,人民共和国60年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是总结“中国模式”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借用美国学者博登海默的比喻,正如我们在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尤其是技术知识和经验受到局限的情况下,照明系统不适当或至少不完备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也许正是如此。

三、合题:正在浮现的“中国模式”

  

  尽管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有着不同的意见,但是学者们还是在中国模式存在的预设前提下,对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进行了一番探讨。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刑悦副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而走出来的道路和途径。她还在这个意义上讨论了中国的外交思路。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和基础就是城乡多元结构。从纵向上讲,正是新中国前30年的积累,使改革开放可以有一个基础良好的人力、设施乃至政治社会条件。从横向上讲,正是当前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可以产生出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生产出来的人力、土地、政治等基础条件。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为实现赶超型现代化而在具有超强意志的国家政权安排下所形成的结构,这个结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具有很大的合理性。正是这个城乡二元结构,为中国完成内向式积累的现代化提供了前提。也正是这个结构,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全球化的赢家提供了可能。因为存在一个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不仅可以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农民因为有农村温饱生活的退路,而不必非得呆在城市,受资本的盘剥。目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刚性二元结构,而是柔性二元结构。农民可以进城,进城失败,他们也可以返乡。正是农民可以回得去,他们就不必在进城失败之后,不得不沦为城市贫民窟的一员。而正是中国农民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返乡,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就使得中国具有很强的应对经济周期的能力,就可以让经济周期仅仅是经济的周期,而不变成政治、社会的危机。而正是这样一种城乡二元结构,为中国采取各种战略,各种模式,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贺雪峰认为,所有具体的中国模式,背后都有一个更核心和基础的模式,就是城乡多元结构。如果要谈中国模式,离开了对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解,我们就几乎无法理解任何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等的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宇认为,中国模式包含四层含义:一、经济体制模式。核心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发展市场经济和以人为本相结合,国家调控的主导作用和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相结合,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以及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的结合。二、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属于大国转型、开放后进的自主式发展。三、对外开放模式。对外开放具有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张宇还谈到了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所谓的中国经济的模式就是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以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教授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全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政治代表,其执政理念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不同。“中国模式”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叫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建设,也就是给社会、给人民以很大的权利的保障和自由发展的空间。由于“中国模式”与中国具体的情况密不可分,与我国的历史国情、文化传统以及我们发展的历史阶段都有密切的联系,仅有政治体制这一点,显然不足以支撑中国的变化,因为类似的情况很多国家都有。第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如何集中民力和民智,实现跨越性发展的问题。概括起来,保障权利与集中力量的双重功能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这是中国实现人类历史上最成功工业化、现代化的根本的制度原因。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历。她认为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事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是中国的改革触及到了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改革的成功得益于没有形成巨大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二是中国的改革引起了利益分化和竞争的加剧,但执政的社会基础大致稳定,并且正在向多种不同的利益群体扩展。在解释一个社会怎样解决从冲突转向秩序的问题的时候,有五个最为重要的要素。一是有共享的利益和价值,二是有社会规范,三是有权力或社会权威存在,四是社会组织,五是社会互动的网络。根据研究,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都使得这5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弱化,但因为在中国,阶级没有成为一个组织共同利益的基本单位,执政党的角色就变成了它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它不仅仅是代表一个利益集团,而是跨利益集团和跨阶级的。它的制衡的角色使得它和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是解释执政党今天能够继续保持它的稳定性,以及扩展它的利益代表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四、中国学派:寻找“中国模式”的关键词

  

  在会议发言和论文中,学者们还结合各自的兴趣和专长对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进行了研究。

  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教授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与美国那种司法制度或者国会都不能随便干预的契约自由模式不同,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可归纳为5个方面:第一,始终坚持政府对金融的主导地位。这又有三个需要重视的方面:一是符合60年来的一贯传统;二是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一心为公之“公”的文化价值长期存在;三是不同于美国契约自由的价值观,比如执政党信念里面有以人为本,民生至上,对民意的高度重视,始终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等等,这样就使得市场在主观上、在设计上不会普遍地陷入一种投机、赌博的恶的结果之中。第二,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的情况也是逐渐改革的。第三,在监管评价标准上,我们除借鉴了国外一些成熟的技术与管理方式外,还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其中一个更加灵活和外部化的要求:让人民满意。第四,在学习西方的评估监管标准之后,我们还有一把手的责任制,一把手会和监管机构签责任书,一层层签下去。第五,文化对金融的一种良性触动,比如中国文化中的“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朱景文教授以“中国法制发展道路的选择——以正规化和非正规化为视角”,探讨了解决纠纷的中国模式问题——正规化、半正规化与非正规化的衔接。他认为,中国法制发展道路应该跳出只把问题局限在正规化的法律制度,局限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的思路,而应该从解决争端的总体布局的高度思考我国正规化、半正规化、非正规化的解决纠纷方式之间的联系。我国大量的纠纷解决应该立足于非正规化的解决方式,立足于并鼓励当事人的自身解决和调解。只是在这种解决方式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诉诸于正规化的解决方式。应该通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通过基层的一庭二所,只把少量的争端,即那些严重犯罪和争议标的大的争端留给正规化法律途径去解决。

  来自台湾中兴大学的陈牧民副教授从比较中国与印度对少数民族进行保护的政策的角度,提出了两点认识:一、在制度设计上,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对人民较少的少数民族比较有保障;二、中国经验显示中央政府对于扶植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他认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维持中国社会发展稳定与政治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印度社会过去对于多元价值观的包容程度却也是印度社会创造力丰富的来源。中国与印度的经验比较,将为比较社会发展研究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强世功教授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否取决于一个“模式”或“道路”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共产党认识清楚。这又至少有两点:一、从组织体系上来讲,它恰恰把一个帝国的内容纳入到国家的体系里;二、“中国模式”既是一个空间概念,又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一个时空交错的政治原则。所谓中国,就是处理中心和边缘关系,中心和边缘既指社会里的人际关系,又是强者和弱者关系,又是政治里面地方关系,同时又是生活模式里面心灵和对立结合攀升的关系。如果能理解这样的关系,就会发现,“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教授以民主治理为例,认为现在更重要的是在中西这两种发展道路中找出一种不是西方的或东方的,而是具有融合性的模式,使大家都相互能接受的模式,也就是中国人讲的和谐世界的观点。这个观点最根本的观点就是共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共存,而非以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河清认为,“中国模式”的60年最大的两个特点一是政治稳定,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独一无二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稳定,二是经济自然繁荣。他论证了集权为民是中国的一个政治模式,中国集权为民的政治模式是两千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政治智慧。中国文化历来是大一统的,集权为民是正道,是值得归纳和承认的东西。他还强调,中国的出路就是克服文化自卑,不能用西方文化的魂。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教授认为存在着一个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他研究了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体制经历的两次转型:第一次是建国初期,由一种市场和计划混合的经济体制迅速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次转型对中国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他认为,在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中,中国有自己很典型的特点,一个是政府主导,另一点是群众参与,还有一点,实际上始终有市场规律在起作用。不过,在前后两个过程中一个是隐性的,另一个是显性的,其导致的结果也有所不同。

  北京大学李玲教授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可能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很大的一个优势是人的优势,人力资本的优势。在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探讨最近30年以及60年增长的原因时,她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人力资本的长期影响项对以后的经济增长作用非常显著。她还分析了中国的医疗改革模式,认为抗美援朝以后的爱国卫生运动,通过当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发动群众,通过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其实是创立了自己的医疗模式。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张宇研究员提出了他对计划生育的担心,他认为现在我们正是在人口红利期,还可以来调整,如果在人口红利期过了以后,再调整就来不及了,那时候国家养老压力就会非常大,一大就会步入一个人口陷井。他认为,将来要吸取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减速中人口方面的经验教训,让中国通过人力资源的更新来解决经济发展减速的问题。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提出在改革中要重视自主性的问题。他认为改革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改革是为了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指导改革呢?就是要使人民的自主性与国家的自主性统一起来,否则改革的指导性就是错的。1949到1978年的改革,是完善了国家的自主性,牺牲了农民的自主性,所以改革没有持续下去。1978年到1988年十年,恢复了农民的自主性,农民自主性得到恢复之后,积累了改革的能量,推动了整个中国的进步。进入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把过剩的劳动力和海外的过剩资本结合起来,就有了沿海的经济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伤害了农民的自主性的。1997年以后,中国形成了外向依附型经济,发展经济的目的从某种角度说伤害了国家自主性和人民的自主性,所以要强调高度自主性的问题。他强调:中国要形成自主性学派,这不仅仅只是农民自主性、国家自主性的问题,而且包括民族的自主性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史卫民总结了中国选举模式的六大特征:一、我们的选举重视的是普遍性、广泛性和平等性的原则。二、我们的选举是以高度的组织性、动员性和明确的导向性来坚持选举的政治原则。三、以规范性的程序要求制度的同一性。四、我们的选举带有非常强的指标性,对某些群体有指标要求。五、我们强调的是选举的合作性,而不是对抗性。六、形式上的高参与率与实际上的政治统筹。

  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许章润教授从法制变革模式的角度认为,清末变法、国民政府在1927年开始到1937年抗战爆发期间所进行的立法以及最近三十年来的立法,是中国百年来三个主要的立法阶段。从法制史的角度来看,这三个时段,这一百年,其实都是一个经由法权的程序主义安排和形式主义的规范体系的建构,并希望由此将民族国家转化为一个法律共同体,将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共同体罩上一个现代法权的屋顶,将中国的意义秩序,如果有的话,转换成世俗意义上的法律的精神本体。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构建了一个具有社会、经济、政治三个子模式的“中国模式”。首先是“社稷”社会模式。它包括四个支柱:第一是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单元构成了社区和工作单位,第二是社区和单位与行政条块重合而成的有弹性的、开放的立体网络,第三是家庭伦理为主导的社会组织和行政逻辑,第四是官民彼此嵌入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的“社稷”。其次是“民本”政治模式,它也有四个要点:第一是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第二是一个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什么时候不先进、不无私、不团结了,这个执政集团就垮掉了。第三是以功过考评为主的官员遴选机制。四是独特的分工制衡纠错机制。最后是“国民”经济模式,它也包括四个支柱: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有限的土地使用权);国家拥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自由竞争(和对外开放)的商品—资本市场。他总结道,“中国模式”由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里的十二个支柱组成。中国模式来自60年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基于数千年华夏“取经”文明的传承。这十二个支柱是中国成功的原因;背叛之则成失败的原因。三个子模式的基本关系是:社稷体系塑造民本政治;民本政治塑造国民经济,也保障社稷体系。具体言之,政治模式制造了精致的首脑,社会模式构筑了伟岸的躯干,经济模式生成两只粗壮的腿脚和两只巨大的翅膀。但中国模式的弱点也极为明显,具体表现就是执政集团可趋于退化,法治尚未健全。

  在发言中,他还认为,不管是政治模式、社会模式还是经济模式,其中最重要就是发展模式的人民性问题。对“中国模式”的提炼,其实也是对中国成败之秘密的总结,标志着“中国学派”正在浮出水面。

五、结语

  

  在“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中,不同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独特的社会模式,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中国独特的思想方法,前四种模式之间的有机联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讨。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模式”的总结,是对中国发展奥秘的寻找,是对世界因中国重返世界强国舞台所做呼唤的一次回应,也是形成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挑战的现代“中国学派”的重要的一步。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