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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周期:前苏联地区各国的民主、专制与颜色革命

Henry Hale

【内容提要】 对前苏联地区各国的政体变更的研究,常常陷于追逐该地区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中。这些研究经常假定政体变更,如果不是简单的不稳定,则意味要么是朝向民主体制要么是朝向专制制度变化。本文提出政体“周期”的理论(类似于经济周期),认为政体变更可能是循环性的,而不是简单的用进步、倒退或毫无规则等概念来定义。事实上,前苏联地区各国中,政体周期的现象非常常见。一些国家已经从专制制度向更加民主的制度转变,然后又回到更加专制的制度。随着最近发生的“颜色革命”,这些国家又向更加民主的方向转变。本文提出一个政治精英集体行动的制度主义逻辑,集中关注“大佬总统制”在其中的作用,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政体周期的规律。这一概念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2003年到2005年之间,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发生了“颜色革命”,而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则未发生。

  自从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起他的政治改革以来,前苏地区各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让研究民主转型学者的期望值可以说是坐足了好几轮的过山车。关于苏共政权的裂解,社会科学家们最初把它看作一个“向民主过渡”或者“从威权统治开始过渡”的例子,并将其与拉美、南欧地区民主化进程中进行类比。①后来,除了波罗的海地区以外,几乎所有的后苏联国家发生的民主空间收缩,很快让对这些国家的学术研究出现了至少三个方向。首先,很多人开始较少强调民主化,而是更多地重视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巩固民主方面比较成功,而其它国家没做好。②第二组人认为应该转变关注点:人们应该解释的不是苏联解体后各国抛弃威权统治的过渡,而是为什么不少国家变回了威权体制。③第三个学派给出了更极端的回应。他们完全不提“民主转型”范式,而是认为应当首先搞清楚索前苏联地区这些“混合政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们似乎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尚未巩固的民主”。④但是,正当这些认为后共产主义政体转型没啥前景的看法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2003年在格鲁吉亚发生了“玫瑰革命”,2004年在乌克兰发生了“橙色革命”,还有最让人惊讶的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郁金香革命”。这几个地方原本都是中亚后共产主义威权主义的堡垒。学者将这些事件看作民主的新突破,于是又对新一轮的民主发展充满期盼。⑤按理说,这些新的情况出现了,学者将已有的理论加以提升。但事实是,总体上看,学术界基本只是追逐前苏地区各国所发生的各个事件,而无法对其进行解释和预测。

  本文认为,比较政治学中已有的理论未能解释、也未能预测后共产主义地区政治的发展。这是因为这些理论对这些发展的解释,都是以理想政体模式为依据。所谓的理想政体模式就是民主或者专制:这些理论对前苏地区各国政治发展的解释,总是以它们是在离开威权主义还是在走向威权主义,是在背离民主还是在走向民主这种路径为依据。本文是对上述第三种主张的回应,即继续置疑“民主转型”的范式,并试图搞清楚“混合政体”的关键性特征。尤其是,这篇文章呼吁更多地关注这些政体的特殊体制性特征,及其产生的精英间互动的模式。这种思路能帮助我们认识到,前苏地区很多国家的体制的类型如何导致经常的和大体可预测的周期性摇摆运动:一时向理想的民主或专制政体移动,一时又变动与理想政体不符。所以,在任一时刻,一个国家可能看起来正在专制转向民主,但这种发展可能根本不是正在向民主“转型”或者正走在通往民主的“轨道”上,因为目前观察到的变化可能只是一个稳定的周期过程的一次摇摆而已:过一阵,它可能又在向专制的方向摇摆。

  这个理论框架可以通过对后苏联地区的一组“大佬总统制”(patronal presidentialism,这里译作“大佬总统制”——译注)的案例来说明。这种体制容易由于政治精英对于未来的期望变化而变化的精英间的斗争或精英联合的周期性循环。尤其是有一种“跛脚鸭”(lame-duck)综合症,即当政治精英们认为当权的老大可能会下台时(即已经成为“跛脚鸭”总统时),就纷纷“跳水”,背叛当总统的老大的团队。为什么2003年到2005年期间,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出现有争议的选举之后“革命”随之而来,而在亚美尼亚、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出现有争议的选举后却没有发生“革命”?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两组国家处于精英间斗争和联合的循环过程的不同阶段。这种循环过程由政治精英们对于当权者将何时下台的预期所界定。造成“跛脚鸭”综合症和决定谁会最后赢得竞争因素包括总统制的任期、大众的态度以及其它诸如国际干预等变量。这种逻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未来政体变更,并对国际民主促进努力能够达到的效果提供新的看法。它也说明,对于政体循环的性质和它们如何受到各种制度,如政党以及前苏联地区之内和之外的国家与经济的关系等的影响,或许是比较政治的一块大有希望的研究领域。

一、制度和政体周期:大佬总统制的特征

  

  学者们很久以来就意识到,政治变更可能是周期性循环的而不是纯粹的进步的或者退步的。⑥相应地,有些学者观察到某些国家看上去已经在上演政体类型的循环,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摆动。⑦这里的“政体”,是如Higley与Burton所说的“组织、行使和变更政府决策权时的基本模式”。⑧任何这种模式的变化,无论多小,都代表了一种政体的变更,虽然有些变化比其他更重要。我们最感兴趣,是使一个政体更接近或更远离理想政体类型(专制制度或者民主制)的变化。因为所谓的“民主”还是“专制”的概念很难精确,所以这篇文章采用和Dahl用的概念一样,主要是用一种更加易于观察到的现象来确定政权的特征:与政治决策相关的竞争(或争夺[contestation])和参与(participation)。⑨参与可以通过观察群众对于政治结果的输入的程度和影响力来衡量,而竞争可以通过看待政治力量的力量对比和主要行为者之间竞争的强度来考察。下文提到的政体周期,就是指某政体内竞争和(或)参与水平的周期性增加和降低。

  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政体摇摆是相当偶然的现象。但至少有两组学术成果开始支持我们对于这种摇摆的认识。首先,Pareto和Mosca在观察精英⑩之间的关系如何决定了国家的政体类型时发现,政体摇摆一般发生在那些精英之间出现分裂的政权里。{11}Higley和Burton在谈到精英分裂时,指出其成员“(1)对于政治行为的性质几乎没有共识,并且(2)跨派别和部门间的互动非常有限、零星的”。{12}这在理论上是一个进步。但是其仅仅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经历了摇摆(即所谓的“不稳定”),而其他国家没有。所以它基本解释不了摇摆本身。另外,这个理论把精英的团结性当作首要的解释变量,并没有考虑为什么精英们在某一时刻相当团结,而在接下来又很分裂。而在后苏联地区的案例中,情况正是这样。

  第二组理论成果告诉我们如何弥补上述精英理论留下的裂缝:考察制度对精英行为和政体变动的影响。大量文献已经讨论了制度(例如总统制或者议会制)如何影响精英和政体的稳定或变更。{13}而O’Donnell则又向前走了一步。他提出了一套关于特定的总统制如何能产生重要的政体周期的理论。他阐述了“授权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的概念。其部分特征是直接选举出的总统不受其它国家权力机构的制衡,选民把处理经济问题授权给总统。因为处理经济问题所需要的手段必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这些国家的政治会出现特定的周期性循环:最初一个阶段,总统权力稳固,接近独裁,大众对政府充满希望:随后,大众开始失望:再随后,精英出现背叛(竞争),总统的权力受到削弱;最后,选举新总统和开始新的政治周期。{14}虽然这个理论看上去比较有道理,并且是建立在拉美的案例上,对该地区的政治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它不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在2003年至2005年间,有些后苏联国家的例子(比如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会经历革命性的变动,而其它(如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则没有。

  通过将集体行动的逻辑引入对精英行为进行的制度分析的,同时着眼于后苏联地区各国都存在的一组的制度,本文对政体周期的理论加以拓展。我们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主要的政治精英主要由职位安全,保持或者提升其职位的欲望所驱动的。本文关注的制度框架即我们这里所称的“大佬总统制”,由两个关键部分来界定。首先,一个直接选举出来的总统职位,其拥有比其它国家机构的多很多的正式权力。第二,由于在政府和经济部门交接部分到处都有大佬—跟附(patron-client)的关系网,总统还有很高程度的非正式权力。因此,“大佬”(patronal)这个词指的是政治权力的使用,主要是通过有选择地转移(经济、政治)资源(好处)给“跟着大佬”的人,而不是通过正式的制度性行为、以理念为基础的政治,或者通过法治实行的与单个人无关的交换。{15}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类型。任何社会可能或多或少的接近这种理想形态,但是没有哪个政府是纯粹的大佬总统的体制。所以,以下描述的大佬总统制的情况,在一个政体里大佬—跟附关系的或者总统制的特征比较强时,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来。不过,为了给下文的理论讨论先奠定一些基础,这里先指出,能够带来我们所讨论的政治状况的大佬—跟附关系的种类和程度,包括(但是不仅限于)Kitschelt、Mansfeldova、Markowski、Toka等人描述过的“家长制社群主义”(Patrimonial communism)的典型遗产。{16}

  就政治实际来讲,这意味着一个大佬式的总统所掌控的不仅是他的职位正式授予的权力,还包括可以在正式的制度途径之外,有选择性的分配大量物质财富和权力等资源的能力。重要的是,这种权威不仅可以用来实现政治目标,也可以通过奖赏政治盟友和惩罚、吸纳敌人,来维护总统自己的权力。

  造成这种体制特征的主要动力来源,在于总统和关键精英之间在政府和经济中存在的各种特殊关系。总统和精英们相互依赖。总统依靠政经精英来执行决策和获取选票,而政经精英则依靠总统来获得资源和延续他们的职位。大佬总统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那就是,政经精英如果意识到不光他们依赖总统,总统也依赖他们,想借此来挑战总统的话,他们就必须能够组织起集体行动。而总统制的特点则恰恰在于,对于那些胆敢出头组织集体行动来挑战总统的精英,总统可以组织其他的精英灭了他们。比如,国家权力中低级别的官员可能不愿意挑战总统,因为他们害怕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其他精英和他们一道的话,他们可能会丢掉工作(或者更糟)。商业团体中的领袖们也有意愿来使用其金融或者媒体资源支持总统(或至少不反对他),以避免总统利用手中的资源来报复他们,损害其商业利益的风险。善于先发制人的总统也可能使用他的政经资源来收买、吸纳一些潜在的麻烦制造者,从而防止出现精英之间联合起来对抗自己。大佬式的总统处于分化和控制精英的一个极好位置,同时让其对手的政治机会和资源枯竭。只要总统大权在握,精英之间就相对比较抱团,而整个政治体制也就基本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实质。

  但是,当接近总统权力更替的时刻,政经精英的算盘就会是另一种打法。{17}这种时刻会因为很多原因而出现。最明显的是,总统大佬可能去世或建康恶化。或者很简单,他 / 她说服精英们接受他 / 她将不再竞选下任总统。总统也可能遭遇到民意支持大跌(由于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破坏性巨大的丑闻、重大政治失误等),这些可能产生广泛传播的挫败感,导致精英们更加认为总统在某一个特定时刻不可能继续在位,或者不能持续有效的实施奖赏和惩罚。在对外战争中遭到军事失败,也可能对精英们对于总统权力有效行使的预期产生类似的效果。非常重要的是,总统权力转移的时刻也可能产生于、至少部分地产生于在总统机制最初创立时候设立的正式任期的限制(Term Limits)。这不是由于对总统任期限制有什么法律约束力。不过,正式的总统任期限制可以成为“焦点”。精英们围绕这个“焦点”来协调他们的预期,以此判断究竟这个不得人心的总统什么时候最有可能离任或者最容易被推翻。{18}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特定的“跛脚鸭”综合症,即曾经支持总统的精英们开始认为,未来这个总统将不再有能力惩罚叛变者或者奖励那些对他继续忠诚的人。

  预期到这样一个权力更替的可能性后,精英们最想向可能赢得下一次总统选举、成为新总统的人靠拢。但是,他们现在就有两个复杂的事项需要考虑。首先,究竟哪边会赢,现在还不明朗。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协调行动,那么精英们自己就能决定在继任总统的争夺战中,谁赢谁输。但是在真正选举之前,是否能产生足够的协调和联合行动来让其中一方处于上峰,这一点远不那么清楚。这种不确定性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它增加了当权者的队伍中的背叛行为不会遭到持续的惩罚的可能性。于是,这种背叛的可能性就增加,并且背叛发生的越多,其他人越来越多的就认为背叛是安全的,从而导致更多的背叛。

  即将离任的总统可能会试图通过选定一个继任者来结束这样一种不确定性。不过这就给精英们带来了第二个复杂的需要考虑的事项:并不能保证继任者将会尊重其前任——老总统——所制定的联盟条件。当新总统试图建立他或她自己的权威时,即将离任的总统的联盟中的一些精英可能会被选定的继任者驱逐出去,甚至遭到迫害。如果像经常发生的那样,继任者是来自总统的若干相互竞争的忠诚者集团中的某一个的话,这个问题就尤其严重。这些忠诚者很多年以来,一直在为得到总统职位,以及最后共享国家资源而竞争。这些相互竞争的团队可能试图联合行动来支持另外一位继任者候选人,以便最大限度地提升他们处于赢者一方的机会。中期议会选举完全可能成为是上述总统竞选之前,检验精英力量(“精英初选”){19}的至关重要的测试。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怎么行动时,潜在的精英挑战者们就需要权衡万一失败遭受惩罚的可能性和他们即使仍然忠诚也会被惩罚的可能性(当新总统巩固权力时,仍然可能踢开一些老总统的人马),以及他们可能打败选定的接班人,把自己推出的接班人拥上台,从而为他们自己获取更多的国家资源的可能性。

  因这种政治的激烈的胜者通吃的竞争性质,这些争斗之中的利害关系会非常大。尽管一个不得人心的总统为了维护其权力,可能诉诸于领导集团政治的所有的手段,包括压制自由媒体和操纵选举等,这个“跛脚鸭”总统政治机器里出现的背叛仍然会越来越多,从而导致他这种维护权位的政策的有效性降低。事实上,控制大众传媒的精英们和完成选举舞弊所必须的法院,都可能背叛这个日薄西山的总统。而从这些背叛中获益的反对派,也可能全力以赴,包括利用可采用的政治机器。考虑到双方精英都有可供支配的重要资源,这种政治斗争有时甚至是相当公平的。

  这种精英的争夺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将大众包括在内。{20}如果选举事实上是自由的和公平的,那么包括在其中的大众就会直接塑造出真正的民主竞争。但是,大众甚至能够在被广泛认为是不公平的、虚假的或者完全被领导集团政治所主导的选举过程中,发挥影响力。为了赢得选举,竞争的各方都有意动员一切可供他们利用的资源。赢得大众的支持就是这样一种资源。事实上,如果反对派能够大规模地将群众动员起来,就会增加当权者试图弄虚作假的成本。这就让舞弊变得更加不可能成功,或许甚至首先就可以阻止当权者决定进行舞弊。镇压大众的街头游行的代价很大,这样做可能造成的流血越多,以一个“跛脚鸭”总统或者一个不得民心的可能的继任者的名义进行的军事介入就越有可能犹豫不决。而且,选举之前大众对各个可能继任者的不同的支持水平是一个信号,告诉精英们应该聚集到谁的周围。如果通过民意调查或者非正式的民意摸底发现,反对者一方拥有足够多的大众诉求,足以对当权者构成真实挑战,精英们就更有可能会加入到挑战者中间去。从而,在精英间相互的竞争的情况下,大众支持谁就会变得很重要。

  一旦精英们形成了关于谁会赢得选举的期望,他们又会有动机在新的大佬身后形成新的联盟——即使大众在决定谁是新的继任者上起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并且即使这个新的大佬之前也口口声声反对“独裁”。如果新的权力持有者要将对立集团(有时候也包括他自己之前所在的联盟中的盟友)的权力和财产进行剥夺——不管是真是假,在“根除腐败”的旗帜之下——的话,在权力转移之后政治斗争就会继续存在甚至会加剧。但是,对那些首当其冲容易被挑选出来进行起诉(或者迫害)的精英而言,大多数的动机是要避免冒犯新的领导者,以免自己也进入这样的黑名单之中。另外,一个即将就任的总统在取得领导权的过程中,通常也在政治机器活动为主的势力的支持下有一些不光彩的行为。这些力量很难从获胜的团队中驱逐出去,同时他们也可能以支持“他们的”总统为名,继续运用一些可疑的手段在新的政府中扩展他们的好处。确实,在总统权力转移的时候,旧的机关几乎不会完全被清除掉。于是,继续运用旧的、舒服的、自私自利的手段可能是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选择。这个过程会进一步压缩可以被竞争的政治空间,因为越来越少的精英愿意用自己的资源来从事新的当权者所不喜欢的活动。

  “大佬”本人是否相信“民主”、按民主的原则办事,肯定会对政治反对派们的机会造成影响。{21}但是,几乎没有总统真的喜欢自己的政策遭到反对,尤其是当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对国家的前途至关重要,同时他们认为其政敌是贪污腐化的、合法性不足的、不爱国的,或者根本不值得把他们当作真正的民主的对手来对待的时候。所以,即便是对民主抱有良好期望的领导人,也愿意有一段权力比较巩固的时期,以便推行一些艰难的改革,甚至推行一些从长远看来可以推进民主的改革。{22}这样,这个国家里新一轮的政治稳固阶段就开始了。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政治局面就和典型的威权主义的政体非常类似,直到下一个预期的权力转移时刻带来新一轮的政治斗争为止。

  上述政治逻辑,不光能够预测大佬总统制国家里的政体周期及其大体的时间规律,还能帮助我们理解政治周期的“波长”特征。一方面,考虑到公众舆论在这样的体制中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源,我们可以预测,在特别受大众支持的当权者进行政治巩固的阶段,精英的联合程度应当较高,同时政治争夺的水平较低。同样,广受大众欢迎的领导者对他选出的继任者也会有正面的支持,而这会增加权力顺利交接的可能性。同样的,如果多数人认为在位者很烂,或者没有足够的能力有效地惩罚或奖励精英,那么很可能造成政治巩固的阶段缩短。相应的,如果出现至少一个被精英们广泛认为是受大众欢迎的挑战者,则可能会将政治争夺的阶段提前,增加精英们背叛和反对派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因此提高在位者被击败的可能性。如上所述,在政治稳固的阶段,当权者们是支持民主还是专制,对政经精英是否“紧紧团结在领导周围”(rally-around-the-leader)有很直接的作用。影响大佬总统制中的权力争夺和权力集中阶段的长短的另外一个因素,可以从Hanson的一个观点里得出。他认为,行为者对于意识形态的信念,可以拉长他们在计算收益价值时候所考虑的时间范围。{23}当精英和大众们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念时,他们可能不太愿意接受短期赢利,而更加能够承受在位者为了取得更加长远的目标而施加给他们的物质上的惩罚。由此可以推论出,社会上如果存在两种相互竞争性的意识形态的支持,可能会减少政体周期中朝向权力集中阶段的摆动,而增加向权力争夺阶段的摆动。

二、后苏联地区的案例

  这个理论逻辑为我们理解后苏联地区政治争夺中跨国的和跨时间的变化提供了非常好的方法。这些在以下三个小部分中会得到显示。每一个部分考察一组前苏联国家,分别阐明上述理论所预期的大佬总统制行为的一个独特模式。{24}第一组由那些在位总统进入“跛脚鸭”时期后,其团队成功地挑选出了继任者的国家组成(俄罗斯和阿塞拜疆)。我们对这组中最典型的案例俄罗斯将进行最深入的讨论。第二组包括在位总统陷入“跛脚鸭”综合症,其团队被赶下台的国家(乌克兰、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我们将对其中最具说明性的例子乌克兰作为进行最全面的考虑。第三组的国家自从建立超级总统的机制之后,至今尚未出现过政治争夺的阶段(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我们将指出,区别迄今为止出现过还是没出现过政体周期的国家的最重要标志是总统是否陷入“跛脚鸭”综合症,而这种症状出现的原因在于在位者不能再连任下个任期、民众支持大幅下滑,以及(或者)有正式的总统的任期限制。尽管在职者的策略会有一定作用,但是在所有这些经历过预期的政体周期的国家中,把上述第一组国家(即成功实现权力从第一任总统转给他选定的接班人)和第二组(即离任总统未能成功地将位子转移给他的接班人)区分开来的关键是公众舆论。结论部分将分析后苏联地区的一个国家(乌克兰)是如何采取措施削弱其大佬总统制的特点,同时可以指出,和预期的一样,该国内的政治争夺依然很激烈。

  (一)俄罗斯联邦和阿塞拜疆:成功的交接班

  我们可以毫无争议地断言,俄罗斯展示了如上所界定的大佬总统制的制度特点。俄罗斯的总统职位被授予了很高程度的正式权力,同时也享有对于庞大的资源流的巨大的、非正式的、大佬式的控制。{25}克里姆林宫的“行政资源”一直很强,包括对两个最大的电视网络的控股权,和利用诸如警察、特务机关、法院和无数的核发执照部门和调查机构来奖励忠诚的精英和惩罚不忠诚者的能力。{26}

  在俄罗斯,最重要的两组精英分别是俄罗斯89个州级单位{27}的行政机构的首脑(为了方便起见,这里统称“州长”)以及国家和州里的最大的公司的老板和总经理(这些常被称为“寡头”)。普京所进行的联邦改革的最终影响还有待观察的,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早期,俄罗斯的州长们通常指挥着以地方上的大佬—跟附关系为基础的巨大资源。这些资源和供总统支配的那些非常相似。{28}事实上,俄罗斯总统主要依靠这些地方性的政治领导集团来为他们保证选票。{29}俄罗斯的寡头也在总统政治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显著表现在他们动用其媒体和物质资源来帮助他们中意的候选人。{30}但是,这两组精英对于俄罗斯的总统权威而言,都显得相当脆弱。地方的政治机器可能会被切断或减少联邦补助,被联邦政府拒绝给予经济机会,或者在省一级选举中受到反对力量的挑战。事实上,2005年普京就取消了年州长选举。寡头们可能会被剥夺掉他们财富所依赖的经济上的优惠。或者更干脆,他们会受到政府的打压,就像普京在2003年对待俄罗斯当时最大的富豪——尤科斯(Yukos)公司的老板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那样。{31}

  不过,俄罗斯两位总统将对大佬总统制度作出了相当不同的个人贡献。叶利钦在1993年的“超级总统”宪法被接受之后,相当不受大众欢迎,其支持率大体上处于一位数的低水平。同时,正是在叶利钦的领导之下,大佬总统体制才在苏联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为止,地区性的政治领导集团和寡头结构达到了他们影响力的顶峰。{32}于是,我们可能期望在他当政的时候,向政体巩固的摆动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与此相反,普京继承了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大佬总统体制,并且在其任期内,他一直非常受大众欢迎,其支持率持续的保持在60%以上。我们可以期待,普京治下的政治巩固阶段对理想类型的民主规则的显著的背离,尤其因为普京自己从来没有显示出任何迹象表明,自由民主是他在位期间首要追求的目标。

  对于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历史的考察,确实展现出了预期的由选举和权力转移时刻所界定的政治巩固和争夺的周期。叶利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表现对理论而言,是难以解释的案例,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大众诉求可以依赖。确实,他在1995年底的接近于零的支持率,导致其首席顾问们催促他取消1996年的总统选举。另外,叶利钦还面对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共产党。共产党的支持主要来自于在社会广泛认为经济下滑是由叶利钦的市场化改革所造成的时候,社会上对左翼的思想组织的持续保有的忠诚。同时,1996年,大佬总统的行政资源尚未得到广泛检验,这使得叶利钦能否在选举中获胜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于是,很多地区性的,甚至商界精英们都开始支持共产党的候选人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他们认定他会赢,因此认为他们自己最好的选择就是拍他的马屁。但是,这些挑战极大地驱使叶利钦第一次动用其作为大佬性总统可利用的庞大的“选举”权力。重要的是,叶利钦的竞选由从根本上创造出俄罗斯寡头的私有化计划的设计师丘巴伊斯(Anatoly Chubais)所管理。丘巴伊斯迅速地将这些寡头聚集到他的老板(叶利钦)的一边,从而筹得了大量的资金,在这些寡头控制的媒体上创造了不成比例的覆盖率,同时拿俄罗斯的财产诸如正在被私有化的石油和钢铁公司作为回报。{33}在叶利钦将久加诺夫逼入最后决定性的一对一的选举,而且在第一轮投票中以微弱优势领先后,他的竞选团队就拿出了所有的大棒和胡萝卜,让各个重要的地方政治机器全力保证叶利钦的票源。于是很多在第一轮中给久加诺夫投了多数票的州,在第二轮中都投了多数票给叶利钦。{34}

  随着叶利钦的第二届也是最后一届任期被确定到2000年结束,俄罗斯从1996年相当不公正的选举走到了1999年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不仅让精英也让大众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争夺期。面临着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限制和当时身体上的疾病,叶利钦于1999年8月正式宣布他选定的继任者将会是他新近任命的总理——普京。然而,普京在政治上毫不知名,在其刚刚被任命之后获得的总统调查支持率只有2%。{35}这种对未来大佬总统的权力将发生转移的预期,使得俄罗斯地方的和商业界精英们开始兴奋地运用各种手段挑选“获胜的马”,而只有很少的人一开始就认定普京会赢。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在这些精英的行动中迅速浮出水面,这就是由俄罗斯权力最大的地区性大佬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Yury Luzhkov)和1999年被叶利钦解雇的广受爱戴的前总理普利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所领导的名为全俄罗斯统一和祖国党(Fatherland - All Russia)的联盟。普利马科夫强大的民众支持保证了这个联盟的合法性。它包含了很多俄罗斯最有影响的州一级的政治机器,同时还获得了诸如古新斯基(Vladimir Gusinsky)等寡头大亨的支持,后者的公司最大集团(Most Group)拥有俄罗斯排名前三位的电视网络——NTV。结果造成1999年的议会选举双方完全势均力敌,每边都占据了包括大众传媒和地区性政治机器在内的主要行政资源。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完全是公众舆论最终使精英之间的争夺向执政一方倾斜。一方面,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在使用有倾向性的新闻和分析性报道时,比支持全俄罗斯统一和祖国党的媒体更加有影响力。更加重要的是,普京总理在回应1999年9月发生在莫斯科公寓的两起残忍的爆炸和两起发生在其他城市的恐吓俄罗斯民众的爆炸事件时,果断坚决,受到了大众的高度欢迎。在向车臣派兵后,到11月为止,他在总统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飙升到了接近50%。考虑到从来没有其他人能够达到甚至这个水平的一半,那些以前支持普利马科夫—卢日科夫的寡头大亨和地方精英们一个跟着一个开始后退。最后,全俄罗斯统一和祖国党在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令人失望的13%的选票。而亲普京联合集团的选票则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从几乎没有迅速升高到23%。{36}1999年新年前夕,叶利钦通过辞职使出了致命的一击,他将大佬总统的职位的威望和权力给予普京。普京成为了代总统,面临着按照时间安排将于2000年3月举行的提前选举。因为所有的指标都表明普京会取得彻底的胜利,几乎所有主要的精英团队都牢牢地站在他的阵营之中,这也就导致了普京轻而易举的取得胜利。{37}随着普京在第一任期内支持率持续地保持在60%到80%之间,精英们在2003年至2004年的全国大选中,再一次排齐了队,也抑制了所有政治竞选的伪装。{38}普京的第二届任期被确定为2008年结束,这个非常受大众欢迎的总统利用精英们取悦于他的需要,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其意图在于限制精英们未来对在职权威发起挑战。他的行动包括对最主要的寡头提起公诉,建立亲总统的统一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同时用立法机关批准的总统任命来取代了地方长官的选举。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可以看见的“普京主义”的高潮(high Putinism)可以被理解成为俄罗斯特殊的强烈的政治稳固时期。

  阿塞拜疆是一个比较相似的案例,其长期执政的领导人也成功地渡过了一段“跛脚鸭”时期,确保了继任者的选举在2003年举行。它的大佬总统的体制在阿利耶夫(Heidar Aliev)时期就已经稳固建立了。阿利耶夫是苏联解体前阿塞拜疆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在阿塞拜疆于1993年独立之后,他彻底把自己重造为阿塞拜疆的新总统。{39}阿利耶夫很快成为彻底的大佬。他控制了与石油相关的财富,绝不容忍对其统治的严重挑战,重新建立了政治稳定,然后很轻易地赢得了1998年的连任。和叶利钦一样,阿利耶夫身患重病,最后放弃了在2003年寻求第三届任期。和俄罗斯的情况也相同,当时一个广受大众欢迎的反对派候选人(冈巴尔[Isa Gambar])也试图谋求总统职位,并且很多人判定他有很大的机会诱使精英们背叛从而赢得选举。阿利耶夫选定的继任者,前国家石油公司的老板,并不像普京那样受到大众欢迎,但是享有几乎和冈巴尔差不多的公众支持。 

  在这次竞争中,三个因素让天平向着前总统选的继任者一边倾斜。首先,即将离任的阿利耶夫仍然拥有相当的大众支持,很多忠诚者期望支持他的继承人。第二,这位长期在位的总统直到选举前两周还保留着自己的候选人资格,这样就阻止了精英们的背叛,直到时间确实是太晚了为止。第三,这位选定的继任者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阿利耶夫自己的儿子——伊尔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ev)。这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竞争性精英们对于继位之后联盟变化的担忧,也就拆除了大佬总统的体制里可能造成精英争夺的最重要的诱因之一。于是,反对派领导的抗议在2003年10月进行的这场被广泛认为是伪造的“继任选举”之后爆发了。大量始终站在阿利耶夫阵线中的政治精英们镇压了示威,同时惩罚了反对派领袖。{40}尽管广泛谴责这场选举是伪造的,反对派们也试图模仿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制造出一场颜色革命,但是小阿利耶夫还是在2005年底举行的其任期内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挺过来了。

  (二)乌克兰、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交班不顺

  2003年 ~ 2005年之间后苏联国家里发生的成功的大众起义(颜色革命),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表明了,在预期到谁当总统会发生变化时,精英间出现争夺,从而让大众介入政治成为可能。这种预期常常和正式的总统任期限制相关联。首先看看乌克兰的情况。这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时候和20世纪的前半期的特点是总统职位很强势,占有正式的权力和非正式的、大佬式的权威。在很多方面,乌克兰的总统们比其俄罗斯同僚们拥有更多可供自己利用的权力,因为他们长久的占有任命地方长官的权力,也因为在后苏联时代的很多时间内,在国家的影响之下,乌克兰更加渐进的私有化进程更加直接地留下了很多的大商业。{41}与俄罗斯相似,强有力的地方性政治机器和寡头集团可以影响选举。同样和俄罗斯相似的是,他们并不是简单从过去的共产主义体制下转变过来,而是被政治领导们栽培和动员起来的。在面临严重的经济下滑时,乌克兰的首位总统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早在1994年就遇到了来自国有商业团体的一位广受欢迎的总理库奇马(Leonid Kuchma)的挑战。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当时克拉夫丘克还没机会显示出其动员地区性政治机器为自己保证选票的能力,所以政治精英们对他能否赢得选举没有很明确的预期。之后的选举是库奇马获胜,但是双方实力非常接近,地方精英们在选举中几乎都按该国的东、西地区分别支持两边。这次选举后,克拉夫丘克强势地赶走、更换了不少地方领导,而更换的主要根据就是这些领导人在选举中为他所中意的候选人捞够选票的能力不足。{42}通过控制私有化的进程和其它经济政策,克拉夫丘克的继任者也培植出了一个乌克兰的“寡头”阶级,他们控制着重要的媒体,并且被指望着来支持中央的政治利益。在他谋求连任的1999年的大选中,库奇马大获全胜,成功地展示了自己的权力。{43}和普京很像,乌克兰的总统付出了很大努力来增强国家对于地方性的和商业精英的控制,尤其是那些控制着大众传媒的精英。一个大亨寡头平丘克(Viktor Pinchuk) 甚至成为了库奇马的女婿。库奇马的团队也系统化地使用国家的情报机构来勒索重要的精英,以便确保他们的忠诚。如果不能确保他们的忠诚,就用这些机构来惩罚他们。{44}所有这些导致很多人谴责他们所看到的乌克兰日益巩固的独裁主义。{45}

  在库奇马进入其宪法规定的第二届也是最后一届任期之后,他的对手们被他随后支持率大大下降的事实所鼓舞。{46}其中一个重要事件是一个保密的监视录音带的泄漏(几乎可以确定源自一个试图破坏库奇马团队声誉的精英消息来源)。该录音使总统和记者贡加泽(Grigory Gongadze)的谋杀产生了关联。虽然库奇马随后获得了宪法法院对一个技术性问题的裁决,使他可以在2004年寻求第三届任期,但该裁定很有争议,并且到2003年12月才裁定——当时很多精英已经怀疑这个不受公众欢迎的总统可能没有能力成功地进行新一轮的竞选,同时精英们也已经认定,2004年至少出现一些精英联合起来背叛库奇马。{47}于是在选举之前的那一年里,库奇马反复地宣称他不会寻求连任。事实上他也没有参加竞选。{48}

  虽然库奇马选定了一个继任者(当时的总理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并且投入了大佬总统的职位全部的权力的来保证他的胜利,但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在乌克兰国家精英中出现了。这个对手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作为市场改革和西方化的支持者,也是乌克兰国家银行(1993年 ~ 1999年)的行长和总理(1999年 ~ 2001年)而建立起了意义重大的民众支持。尤先科于2001年被解职。但是,因为库奇马显得很脆弱。在被广泛认为是2004年总统大选之前的精英前哨战的2002年议会(Rada)选举到来时,尤先科组织了一个反对派团体。在赢得了议会充分的席位、并在比较可靠的关于总统选举的民意调查中领先之后,尤先科将自己塑造为那些想超越库奇马时代的地方精英们可以支持的反对派的领跑马。{49}于是他成了决心要联合起来驱逐库奇马团队的非左翼反对党(包括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的集团)显而易见的候选人。{50}

  虽然库奇马—亚努科维奇的团队动用了大量的“行政资源”的武器来获得选票,并如1999年一样试图将主要的精英们拉到他们这边,但是很多在1999年对库奇马很忠诚的精英现在担心在接下来亚努科维奇的治下可能会被排挤。亚努科维奇和一个非常亲库奇马的寡头集团联系密切。这是个以顿涅茨克(Donetsk)为基地的“帮”。它由乌克兰最富的人阿克梅托夫(Rinat Akhmetov)所领导。在竞选期间,由库奇马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梅德维德丘克(Viktor Medvedchuk)作为其核心集团的代表。一些长久以来支持库奇马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和顿涅茨克帮竞争的精英开始支持尤先科,为他提供了后来被证明对其胜利至关重要的资源。很多商业“寡头”更是一开始就公开支持尤先科。最著名的包括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51}季莫申科也是一开始就在经营大企业上风生水起。虽然大部分媒体都认为俄罗斯商界会毫无异议地支持更加亲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但是据信几家主要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俄罗斯金融集团都支持尤先科,包括阿尔法(Alfa)集团和列别捷夫(Aleksandr Lebedev)和格里戈利辛(Konstantin Grigorishin)的大企业集团。{52}

  除去亚努科维奇自己的顿涅茨克小集团外,最开始商业精英的主要行为模式都是两面下注。这一类精英倾向于认为亚努科维奇可能会赢,也害怕库奇马权力的报复。但是他们同时也算计尤先科也有机会取胜,因为他有民众支持,有少量精英的公开支持,而且大家还怀疑他得到了西方国际社会的支持。于是,他们把自己的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希望避免亚努科维其取胜,但又防止彻底被他的团队排斥——万一他最终赢了。有两个这样的大亨团体分别是普来瓦特(Pryvat) 以及列昂尼德(Leonid)和德尔卡奇(Andrei Derkach)的团队。最让人惊讶的是,梅德维德丘克—亚努科维奇团队内部一个有影响力的知情人士说,总统库奇马的女婿及大亨寡头平丘克事实上在公开挺亚努科维奇的同时,也偷偷摸摸地对尤先科提供支持。据这位内部知情人士说,亚努科维奇阵营里的人认为这是库奇马本人的两面下注,以免亚努科维奇落选的话,自己家庭的物质和人身安全遭到威胁。{53}美国政府增强了大企业老板们两面下注的迫切性:在竞选的一段时间里,有报告传播说,平丘克和其他与亚努科维奇相关联的精英都将被拒绝给予赴美签证,因为他们有腐败嫌疑。{54}即使在俄罗斯的商业集团中,被称为亲亚努科维奇的大公司也常常两边讨好,希望不论选举走向何方,都确保他们的利益。{55}

  在这两组寡头集团提供的所有资源中,包括电视覆盖率。波罗申科控制着较小的、支持反对派的第五频道网络(Fifth Channel network)而德尔卡奇拥有时代电视和广播网络(Era television and radio networks)。波罗申科活跃的第五频道网络最受国外观察家的关注,而时代电视也非常重要,因为它在一个被广泛使用的频道(第一国家频道[The First National Channel])播出,而且播出时间为很多人收看的早上和夜晚。“时代”(Era)并不像第五频道网络那样明显地支持尤先科,它在“橙色革命”期间播出的信息相对客观,让人们有途径来了解反面的观点。{56}

  由于库奇马指定的继任者和顿涅茨克帮以及其他亲俄罗斯的“东”乌克兰地区的利益联系过于明显,所以精英之间显出明显的沿着地区的分界。于是,那些地点靠西部的、亲欧洲省份害怕如果亚努科维奇当选,他们的利益将会受到践踏。{57}乌克兰选举出来的地方立法机关就是这样一个类型。东部地区的立法院倾向于聚集在亚努科维奇身后,而那些在西部的则是尤先科热烈的支持者。国内的宗教界也是同样的一分为二:东部属于莫斯科教区的乌克兰东正教教会的代表发表了一些强烈的支持亚努科维奇的声明,而在亲西方的、属于基辅教区的乌克兰东正教和乌克兰西部的希腊天主教教会的代表则支持尤先科。{58}乌克兰各省长的情况则稍有不同,因为除基辅和克里米亚外,省长都是库奇马任命的,同时又被政府要求要支持亚努科维奇。但是,因为在乌克兰西部的选民和地方立法机构中尤先科大受欢迎,以至于一个亲亚努科维奇的内部人士说,他们都没有很大的意图来利用西部这些省长来为他赢得选票。情况看来是毫无希望的。很多地方的行政官员甚至被认为是暗地里支持尤先科,或者被收买过去了。{59}这就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尤先科在第一轮总统投票时就在很多西部地区取得了绝对多数的选票,包括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Ivano-Frankivsk)令人瞠目的89%的得票率。{60}如果考虑到西部地区很多精英在1999年的总统选举中是支持库奇马的,这个结果就更让人惊讶。

  在第一轮和第二轮选举过后,精英之间的对峙开始解开了。选举的结果,使这些两面下注的精英逐渐看清楚谁可能会赢得选举。尽管在第一轮选举之后,尤先科获得了一些新的盟友,而且这使他逼出和和亚努科维奇之间的一轮决胜选举,但真正决定性的时刻,是出现在第二轮中。中央选举委员会(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宣布亚努科维奇以微弱的优势取胜(在长久的延迟之后以一种不规则的方式宣布了结果)的同时,出口民调(exit polls)则表明尤先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时很多选举观察者都报告了选举中的舞弊行为。{61}最早“叛逃”到尤先科阵营的精英团体中有基辅的市政府。这对亚努科维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它直接带来了大众示威,而正是示威最后对在位者造成了重要影响。基辅市长奥梅尔琴科(Oleksandr Omelchenko)长久以来一直与库奇马的主要执行官员梅德维德丘克和寡头大亨苏尔季斯(Hryhory Surkis)之间充满敌意,而一旦亚努科维奇当选,这两人肯定会一路高升。所以,在选举期间,市长开始是两面下注,既不支持尤先科,也尽量不帮亚努科维奇太多。他很有创意地宣布他本人也参加总统竞选。他参选对亚努科维奇而言不是主要问题,因为一般认为基辅市的选民比较亲尤先科。亚努科维奇于是希望奥梅尔琴科利用他的政治机器来为奥梅尔琴科赢得那些可能会跑到尤先科那边去的选票,然后在决胜选举时奥梅尔琴科再支持亚努科维奇。{62}但是,奥梅尔琴科(Omelchenko)这个时候没有使用他的政治领导集团机器,而是事实上有效地让该市的大多数人根据自己的意识意愿把选票头给了尤先科。随后,在决定性胜竞选举即将到来的时候,市长的竞选办公室宣布它将支持尤先科。{63}

  不过,基辅市长最重要的背叛行为出现在决胜选举的第一批结果出来之后。当时非常明显,报出的结果是被做过手脚的,并且公众的愤怒已经广泛传播开来。奥梅尔琴科签署了一份基辅市议会要求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选举结果无效的决定。{64}不久之后,大量支持尤先科的示威者聚集到基辅市的中心广场和政府大楼前,首都的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要求市里各机构和公司对抗议者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这些支持包括流动厕所、医疗保障、热饮、会议场所等,甚至包括很多的帐篷以供示威者在持续几周的活动中抵御严寒之用。{65}非常关键的是,市政府有意地采取措施来降低中央进行武力镇压的可能性。在决胜选举之前,在接到了直接来自库奇马的行政部门的禁止任何示威活动的命令后,而该市的行政部门并没有马上就执行这个命令。但是,它也没有直接违反该命令。相反,市政府转而请求一个法院来批准这个命令。对法院的选择则是仔细算计过的:该市的领导人知道,舍维琴基夫斯基(Shevchenkivs’kyi)的地区法院已经摆脱了对库奇马权力的从属关系。不出所料,法院裁决,示威不应该被禁止,如果警察和其他权力机构这么做就是对法律的侵犯。这就消除了政府以“维持法制”为借口尽早对示威进行镇压的机会。{66}市政府还在基辅市中心禁止汽车通行,这样也就使人无法对示威群众以“阻碍交通”为借口进行镇压。结果是城市街道都供示威者使用。{67}

  当基辅市的人群增加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时(统计范围从10万到最高峰时候的100万不等),其他它精英团体开始认识到尤先科获胜的可能性增加了。他们同时也认识到,他们因为不顺从执政者而被惩罚的可能性减小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精英加入这个行列,他们这种因反对而获得的安全感在也进一步增加。有两组重要的精英团体值得一提。第一组是最让很多人惊讶的:安全机构的人员、军队和警察。有人争论说,库奇马由于过于软弱而不能发出命令进行镇压,但是事实上很多在乌克兰暴力机关工作的人都高度支持尤先科,另一些人则预计亲尤先科的力量会最终获胜。后面这些人担心为了一个即将要离职的大佬的利益而制造流血事件会遭到惩罚。这些军队根本不可能去执行镇压的命令,尤其是示威人群已经增长到如此的数量,同时采用暴力的各种合法借口也没有了。{68}事实上,基辅市政府的一个官员说,通过与军队和警察的经常性接触,市政府知道后者一直在犹豫,如果上面下令镇压,他们是否应该执行。市政府向法院要求支持的意图,也部分的在于鼓励这些暴力部门下决心反对武力介入。{69}

  事实上,舍维琴基夫斯基地方法院仅仅是亚努科维奇阵营所面临的司法介入的冰山一角。后来发现,最大的冰山是乌克兰的最高法院,虽然一直以来大家都以为最高法院是完全受库奇马控制的。面对众所周知的情况,最高法院判定第二轮选举无效,并且要求再进行一次决胜选举。第三轮选举最后在一个更加公平的条件之下于12月26日举行。尤先科获胜。在第二轮选举之后,让乌克兰的这些精英们确信亚努科维奇不可能赢得这场斗争的原因虽然很多,但至少有一个人值得被单独指出来。很多国际观察者(尤其是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美国政府对这轮选举进行了强烈的谴责。美国政府明确表态,美国不大可能承认亚努科维奇政府的合法性。可以看出,在乌克兰大佬总统制中,在预期的权力转移时刻,精英的分裂怎么样产生了一个国家中大众介入的主要机会,尽管这个国家在短短几年之前还被很多人归为毫无希望的“独裁统治”的一类。

  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也可以用类似的逻辑来解释。格鲁吉亚很不得民心的总统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于2002年4月宣布他将遵守宪法规定的两届任期的限制,不迟于2005年离任。这一下就开启了格鲁吉亚很有大众魅力的反对派领袖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的胜利之路。谢瓦尔德纳泽一宣布将要离任,这就宣告了“跛脚鸭”综合症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当2003年萨卡什维利呼吁支持者上街反对谢瓦尔德纳泽在作为后谢瓦尔德纳泽时代接班安排是否可靠的前哨战的议会选举中弄虚作假时,很多之前支持谢瓦尔德纳泽的精英转而支持萨卡什维利(他自己之前也是谢瓦尔德纳泽政府里的一个部长),认为最有可能成为将来的总统。{70}尽管有报道说谢瓦尔德纳泽曾要求军队或者警察镇压抗议者,但他没有成功。{71}到2005年,萨卡什维利不仅以惊人的96%的得票率赢得了他的第一场总统选举,而且人们已经开始指责他的行政部门用他前任的政治手腕来打击某些政敌。同时,据报道,他甚至建议取缔反对他的亲西方立场的政党。{72}

  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郁金香革命”所遵循的模式也很类似。当时民望很低的总统阿卡耶夫(Askar Akaev)宣布他将不会修改宪法以便可以在预定2005年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寻求第三届任期。与此同时,他的团队试图要在2005年2月作为“精英初选”的议会选举中,为自身策划一个过于贪婪的大胜利。{73}在“跛脚鸭”综合症的情况下,国际的和其他观察者认定议会选举不公平后,在阿卡耶夫影响力最薄弱的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部分地区,大量的精英开始背叛他,而他根本无力阻止。{74}虽然阿卡耶夫警告说他可能惩罚示威群众,随着各种类型的精英,包括警察、控制大众媒体的人以及最高法院的成员们都涌到了反对派的阵营之中,他的威胁听起来空洞无力。{75}在之后的一个访问中,阿卡耶夫明白地说道,自己之所以下台,部分地是因为反对派和他自己的警察和安全力量的领导之间的“共谋”。 {76} “郁金香革命”的一些领导人也在阿卡耶夫自己的精英中取得了最初的显著地位,包括在阿卡耶夫离开之后担任总统职务的前总理,南方人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ev)。巴基耶夫很快和最重要的反对派南方人库罗夫(Feliks Kulov)达成了分享权力的交易,{77}同时在几乎不成比例的电视覆盖率和几乎没有精英支持其他任何(有潜力的)候选人的前提下,他在“郁金香革命”之后的总统选举(提前到2005年7月)中赢得了接近90%的选票。{78}

  亚美尼亚则是,由于在2003进行的那场有争议的选举没有促成一场颜色革命,一般常常将它认为是一个“未民主化”的国家。但是它和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的真正不同是在于,在2003年期间它处于我们所说的政治周期中的政治稳固的阶段。当时在位的总统科恰良(Robert Kocharian)的支持率较高,并且是竞选宪法允许的第二任期。事实上,亚美尼亚在1997年到1998年已经经历了该次政治周期的争夺阶段,并以科恰良胜出为结果。当亚美尼亚的第一位总统特尔—彼得罗相(Levon Ter-Petrossian)于1996年在其第二次(也是宪法规定的最后一次)当选的时候,投票被普遍地认为是弄虚作假的。但是就像2003年的科恰良一样,他能够让重要精英和他保持一致,强力地镇压了示威者。{79}但是在他最后一个任期开始后不久,在他迫于国际压力,同意对充满敌意的对手阿塞拜疆作出让步来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冲突之后,他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为了提高他政府的民族主义形象,1997他年任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前任领导科恰良担任政府总理。但这就确认了他的“跛脚鸭”状态。开始考虑他离任后的政治的精英们,便看准了支持率甚高的科恰良,开始唯他马首是瞻。科恰良只争朝夕,通过一系列的事件诱使大量的精英背叛,迫使特尔—彼得罗相最终在1998年辞职。{80}科恰良成了代总统,并且在那年下半年提前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成功当选。{81}

  (三)权力转移未发生的案例: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最后一组大佬总统的案例包括那些自从大佬总统制度建立以来,没有经历过重大的争夺阶段的国家。包括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从他们的大佬总统制牢固建立起来之后,他们从来没有遭遇过“跛脚鸭”综合症。事实上,在每个案例中,在位总统都总能通过各种手段,提前取消了任期限制,或者大大延长他们合法的在位时间。同时他们也一贯明确表示,他们不打算离任。他们也大都保持比较好的身体健康水平,并避免民众支持率的迅速下滑。在这种情况下,精英们认为背叛是很冒险的,于是几乎没有人敢于挑战这些总统。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乌兹别克的国家安全力量在总统卡里莫夫(Islom Karimov)命令对安集延(Andijon)数百个示威者开枪时,丝毫没有犹豫的原因。与此相反的是,当传出谢瓦尔德纳泽、阿卡耶夫、库奇马想玩弄权术以求继续在位时,关键时刻精英们纷纷两面下注或干脆背叛到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国家权威的反对派一方。

  塔吉克斯坦这个国家的大佬总统制是在长期的内战中出现的。因为它与吉尔吉斯斯坦非常不同,故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事实上,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同一天(2005年2月27日)举行的议会选举,而且两个选举都被国际团体认为是弄虚作假的。{82}当吉尔吉斯斯坦的选举引发了很大的动荡时,塔吉克斯坦的总统拉赫莫诺夫(Imomali Rakhmonov)仍然牢牢地掌握着大权,而且在投票后基本没有民众抗议。有人认为,一个关键的不同点在于,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卡耶夫之前已经宣布他将会遵守宪法规定的任期限制,在当年的迟些时候离任,而拉赫莫诺夫则已经明确表示,他将继续执政,同时,早些时候(在2004年)他已经利用自己比较高的民众支持,通过了一个对该国宪法的修改,取消了对他的两届任期的限制,让他得以在2006年下半年再次参选。{83}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普遍认为拉赫莫诺夫被的大众支持率比阿卡耶夫高得多。{84}精英们的预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必须和拉赫莫诺夫打交道。于是他们都有很大的动机来站在总统的阵线之中,不选择背叛。这就让反对派和大众几乎得不到什么资源和机会来挑战在职者。

三、结论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政治精英的制度主义的集体行动逻辑,对理解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几年后苏联地区观察到的政体变换的模式是非常有用的。这一模式的特点是,有些国家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摇摆,而其它一些国家则基本是稳定的专制。我们的逻辑建立在总统制的理论和混合政体理论上。我们认为,这些国家任一时刻的政治变化,并不能假定在要么是朝向专制、要么朝向民主的轨迹之上。我们认为这种变化并不是简单的无规律的政治“动荡”,而是一个大致可以判断规律的政体周期的一部分,而这种政体周期是由“大佬总统制”这种特殊的制度框架所产生的。这对于我们理解2003年到2005年间发生在前苏联地区各国的颜色革命、对于评估各国与民主专制之间的关系、对于将来如何更好地研究后共产主义地区和其它地方进行政体变迁研究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文目前为止对为什么2003年到2005年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发生颜色革命,而在其它同样也是大佬总统制的国家却没有发生进行的实证讨论,表1给出一个总结。发生了颜色革命的国家都是总统大众支持率低的“跛脚鸭”总统。如果他试图选定一个继任者,选定的人也非常不受大众支持。也就是说,当在任总统或者新选定的接班人不受大众支持的时候,这些国家就都进入了精英争夺的阶段。而未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则没有这种情况。{85}

  当然,涉及到颜色革命的因素还很多,比如非政府组织将民众动员到街道政治中来,而一些国家由于有充足的石油财富,使得总统有经济实力维护他的政治联盟,等等。但是,虽然要全面地验证各个变量目前无法完成,但是表2的归纳表明,其它这些因素并不能将发生了颜色革命的国家和未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区分开来。例如,亚美尼亚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之前,它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公民自由评级得分最高。光看这个因素,那么在2003年到2005年期间,和实际上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相比,它更应该成为发生颜色革命的候选人。但是,由于当时它的总统不是跛脚鸭总统,所以于是很容易阻止国内那些认为2003年到2005年期间举行的选举不公正的抗议者。与此类似,很多当事人说,发生在前的颜色革命为后来的颜色革命提供了样板和启发。但是表格却表明这和事实真相相去甚远。本文认为,这种示范效应在那些已经或正在经历精英争夺、国家领导或他选定的接班人的大众支持率较低的情况下,才能有明显的效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颜色革命,而相邻的塔吉克斯坦却没有,虽然两个国家都在同一天举行了做了假的选举,并且同时都受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颜色革命的示范作用。

  颜色革命和民主制或者专制制度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一点是,颜色革命不应该被认为是“民主化的突破”,而仅仅是政体周期中的精英争夺阶段,而争夺的结果是反对派获胜。大众的意见在决定反对派能否取胜具有重要作用。这表明,和有些人认为的不同,大佬总统制也并不完全缺乏民主的内容。但是这和民主的理想还相差甚远,因为这其中的政治争夺从根本上来讲是精英们的事情,在这过程中有权势的集团之间相互竞争,通过有偏见的媒体和政治机器来操纵大众舆论。当然大众也不是无限地被操纵,这就让他们在决定选举结果时,发挥了独立和重要的作用。

  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大佬总统制的国家中,不可能取得朝向民主制或者专制制度的“进步”。这仅仅是说,我们如果不搞清楚这种政治周期的原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些进步。事实上,这篇文章的逻辑给我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见解来看待,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更加稳定的政体变更,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可以脱离这种周期循环。一方面,总统(尤其是受大众支持的总统)可能会在其政治稳固的阶段完全取消选举、修改宪政原则。这些国家中,土库曼斯坦几乎走到了这一步。其领导人成为了终身总统,但是在形式上依然举行选举,作为挑选下一届总统的合法手段。这样,政治周期理的政治稳固阶段延长了。但是,只要在位者有可能会离开政治舞台,哪怕是因为他去世,那么政治争夺阶段仍然可能出现。乌克兰可能已经在政治周期循环中走到了一个走向民主制的“出口”。当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的政治对抗在2004年下半年达到顶点,并且在这场权力争斗中双方都不确定谁会获得胜利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改革的交换条件,亚努科维奇同意让最后一场选举来决定结果双方谁胜谁负。{86}该改革的目的在于,减少乌克兰总统一职的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性质,将一些权力移交给议会,通过给反对派和独立媒体一些政治影响力,这样即便总统不是“跛脚鸭”总统的情况下,仍然能达到一定的力量平衡。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的政治争夺自2004年以来就一直很激烈,尤其是在2006年议会和地方性选举要到来的时候更加升温。{87}

  这就将我们带回关于一些经典的政治洞见:出现政治僵局的情况下,比在对局中一方占优势,更有可能发生朝向自由民主的变化。{88}可以确定的是,在政治稳固的阶段,领导者有很大的权力来强制执行他们想执行的事情。所以如果一个支持民主的领导者胜利的话,常常会带来向民主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制度激励和行使大权的欲望也很强烈。确实,颜色革命中的“衰老的独裁者们”(尤其是谢瓦尔德纳泽和阿卡耶夫)都曾经被视为民主化的英雄。

  本文提出的理论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议程。一方面,本文所描述的政体周期循环在各国各不相同。所以研究的一个方向是,要找到影响预期中政治争夺和政治稳固阶段长短的因素。如上所述,这些因素可能包括领导人个人的性格和偏好、社会中对民主或专制的意识形态支持程度等,还有为了更好的确保其继任者的胜利,总统在政治稳固的阶段所推行的制度性改革,比如普京就取消了州长的选举,取缔了独立电视台。“跛脚鸭”综合症的起因和性质也可能得到更加深入的探索,包括国际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诱发或者阻止它。就像我们通过研究来学习一样,我们也必须研究在位者和(潜在的)反对派从颜色革命中获得启示的方式。如同其所显示的那样,在叶利钦和老阿利耶夫确保顺利交班的过程中,适当的政治策略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也应该注意,未来的政治领导可能找到新的手段和方式,就会改变上面所描述的这几类规律。{89}

  本文已经详细说明,这里提供的逻辑主要针对那些有家长制共产主义(patrimonial communism)传统的国家。仔细地研究这组案例和世界上其他不同地区的案例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后共产主义案例和其他案例之间产生重要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政党。普遍认为,在俄罗斯和很多其他后苏联国家中,政党对政治生活的穿透比较弱,而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之外的很多国家里,政党的力量则非常强。{90}拥有大量的忠诚拥护者的反对党,他们有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不易被政府收买或惩罚,可能会占据大量反对在位者的选票而使得政治稳固阶段大受影响。与此类似,总统的政党如果占有压倒优势(就像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一直以来那样),就能够帮助在职总统解决继任问题。它的方式是,因为有党的支持,总统选的候选人(政党提名的人)自动成为压倒性的最受大众欢迎的人,于是增加了其他精英叛逃的预期成本。{91}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是,在经济和政府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在各国之间的差异。例如,经济更加多样化或者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界定更清楚的国家,比起那些有家长制共产主义传统的国家来,可能不太容易受到这里描述的政体循环的影响。{92}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记住,这篇文章里研究的国家中,在一定的条件下至少有些可能会得以“走出”周期循环怪圈,比如,经济增长了,国家退出经济领域了,或者有力的政党出现了等等。这些都应该是下一步研究的主题。{93}总体来看,这一研究方向是一种更好的理解政体变更的方式。这些变更可能不是单纯的进步、退步或毫无规律,而有可能是周期循环性的。

  (译 / 王正绪 彭莉媛)

  *本文原载World Politics, Vol. 58, No. 1, October 2005, pp. 133-165。作者感谢Sergiu Manic对研究的帮助,感谢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欧洲、俄罗斯和欧亚研究所,感谢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提供的财政和制度支持,感谢那些在之前的草稿阶段阅读和提出反馈意见的人们,他们包括Karen Dawisha,Shinkichi Fujimori,Venelin Ganev,Cynthia McClintock,Lucan Way,还有第一届“当代乌克兰研究会年会”(First Annual Danyliw Research Seminar in Contemporary Ukrainian Studies)(2005年9月29日~ 10月1日)和日本的Hokkaido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组织的“斯拉夫欧亚与其相邻世界的重建和互动”研讨会(The symposium on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action of Slavic Eurasia and Its Neighboring Worlds”)(2004年9月~ 10月)上的匿名观察者、编辑、组织者和参加者。后一个研讨会也是本文的第一版发表的地方。


【注释】

①Valerie Bunce, “Should Transitologists Be Grounded?”, Slavic Review 54 (Spring 1995); Timothy J. Colton, “Politics”, in Colton & Robert Legvold (eds.), After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M. Steven Fish, Democracy from Scrat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Terry Lynn Karl & Philippe C. Schmitter, “Mode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3 (June 1991); Michael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Guillermo O’Donnell, “On the State, Democratization, and Some Conceptual Problems: A Latin American View with Some Glances at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 World Development 21 (August 1993). 更新一些的作品,参见 Andrei Shleifer & Daniel Treisman, “A Normal Countr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②Valerie Bunce, “Rethinking Recent Democrat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Postcommunist Experience”, World Politics 55 (January 2003); Stephen E. Hanson, “Defining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Richard D. Anderson, Jr., M. Steven Fish, Stephen E. Hanson & Philip G. Roeder (eds.), Postcommunism and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Juan J. Linz &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Gerardo L. Munck, “The Regime Question: Theory Building in Democracy Studies”, World Politics 54 (October 2001). ③M. Steven Fish, “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c Erosion”, in Anderson et al. (eds.), Postcommunism and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Philip G. Roeder, “Varieties of Post-Soviet Authoritarian Regimes”, Post-Soviet Affairs 10 (January 1994). ④有点像这个学派的宣言的是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 January 2002). 其他关于混合政体的著作有 Larry Diamond,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April 2002); Jeffrey Herbst,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in Africa after Ten Years”, Comparative Politics 33 (April 2001); Terry Lynn Karl, “The Hybrid Regimes of Central Ame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6 ( July 1995); Steven Levitsky & Lucan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April 2002). ⑤Adrian Karatnycky,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5); Michael McFaul, “Transitions from 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6 (July 2005); Vitali Silitski, “Beware the People”, Transitions Online, March 21, 2005. ⑥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参见Alberto Alesina, Nouriel Roubini & Gerald Cohen, Political Cycles and the Macroeconom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7. ⑦例如,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Juan J. Linz & Alfred Stepan,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libration, An Introdu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Alexander Motyl, “Communist Legacies and New Trajectories”, in Yitzhak Brudny, Jonathan Frankel & Stefani Hoffman (eds.), Restructuring Post-Communist Russia, New York: Cambridge, 2004. ⑧John Higley & Michael G. Burton, “The Elite Variable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Breakdow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February 1989), p. 18. ⑨Robert A. Dahl, Polyarc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⑩参见注{8},第18页。与Higley和 Burton对于“国家精英”的定义略有不同,“精英”一词在这里指的是“那些能依靠其在有权力的组织和任何类型的社会运动中的权位,经常性和实质性地(在地区或者国家层次上)影响政治结果的人”。 {11}Vladimir Gel’man, “Regime Transition, Uncertainty and the Prospects for Redemocratisation”, Europe-Asia Studies 51 (September 1999); Vladimir Gel’man, “Uroki Ukrainskogo”, Polis (January/ February 2005); Higley & Burton, “The Elite Variable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Breakdowns”; Gaetano Mosca, 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Vilfredo Pareto, The Mind and Society: A Treatise on General Sociology, New York: Dover, 1935. {12}参见注{8}, Higley & Burton, “The Elite Variable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Breakdowns”, 第19 页。 {13}参看关于总统制和议会制的著名辩论,包括Donald Horowitz, Arend Lijphart, Juan Linz,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others, reprinted in Larry Diamond & Marc F. Plattner(ed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以及 Michael Bratton & Nicolas van de Walle, 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Gerald M. Easter, “Preference for Presidentialism: Postcommunist Regime Change in Russia and the NIS”, World Politics 49 (January 1997); M. Steven Fish, Democracy Derailed in Russia: The Failure of Open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Juan Linz & Arturo Valenzuela,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Scott Mainwaring & Matthew S. Shugart, “Juan Linz,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29 (July 1997). {14}Guillermo O’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5 (January 1994); 参见O’Donnell, “On the State, Democratization, and Some Conceptual Problems: A Latin American View with Some Glances at Postcommunist Countries”。根据这些观点对俄罗斯情况的讨论,参见Henry E. Hale, Michael McFaul & Timothy J. Colton, “Putin and the ‘Delegative Democracy’ Trap: Evidence from Russia’s 2003-04 Elections”, Post-Soviet Affairs 20 (October/December 2004). {15}这里使用“大佬式”(patronal)一词,而没有使用通常的“家长制的”(patrimonial)或者“新家长制的”(neopatrimonial)等词,因为后者常常意味着权威不仅仅来源于有选择性的资源交换,还包括植根于广泛的血族关系、地域和传统之中的很强的附属关系。基于后面的附属关系的网络可能比单纯的大佬式的网络更加稳定,也更加不容易受到这里描述的动力的影响,尽管这些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关于政体变化的这些概念和含义,可参见Bratton & van de Walle, 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Africa; H. E. Chehabi & Juan J. Linz, Sultanistic Regim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Herbert Kitschelt, Zdenka Mansfeldova, Radoslaw Markowski & Gabor Toka, Post-Communist Party Systems: Competi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arty Coop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这个论断建立在很多重要的理论著作的基础之上。对于未来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预期严重影响政经精英决定他们和威权主义或者大佬式的领导的关系。参见:Timur Kuran, “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 World Politics 44 (October 1991); Luis Fernando Medina & Susan C. Stokes, “Monopoly and Monitoring: An Approach to Political Clientelism”, in Herbert Kitschelt & Steven Wilkinson(eds.), Patrons or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Soviet-type Societies”, Journal of Soviet Nationalities 1 (Summer 1990); Olga Shvetsova,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Pre-Election Coordination: The 1999 Parliamentary Election as Elite Presidential ‘Primary’”, in Vicki Hesli & William Reisinger (eds.), Elections, Parties and the Future of Rus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8}关于焦点,可以参见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9}Shvetsova,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Pre-Election Coordination: The 1999 Parliamentary Election as Elite Presidential ‘Primary’”, 创造了“精英初选”这个术语。 {20}关于精英争夺能够通过大众提升其影响力这一普遍观点曾经被很多著作谈论过,包括Easter, “Preference for Presidentialism: Postcommunist Regime Change in Russia and the NIS”; Guillermo O’Donnell &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hilip G. Roeder, Red Sunset: The Failure of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Michael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World Politics 54 (January 2002). {22}Robert K. Christensen, Edward R. Rakhimkulov & Charles R. Wise, “The Ukrainian Orange Revolution Brought More Than a New President: What Kind of Democracy Will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Bring?”, Communist & Post-Communist Studies 38 (June 2005). {23}Stephen E. Hanson, “Instrumental Democracy: The End of Ideology and the Decline of Russian Political Parties”, in Hesli & Reisinger (eds.), Elections, Parties and the Future of Russia. {24}其核心逻辑是在俄罗斯案例和以上引用的特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后苏联国家的分析构成了对上述理论的一种检验。尽管如此,出于这个目的,接下来的案例叙述所呈现的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检测,而是对于理论潜力的一种有用的阐释。希望这将会引出比在这篇文章范围内所能作出的更进一步的研究,以及更加精确、严格的检验。 {25}关于前苏联地区和其他有大佬共产主义传统的国家中存在的委托主义(clientelism)的根源,可以参见,Kitschelt et al., Post-Communist Party Systems: Competi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arty Cooperation. {26}George W. Breslauer, Gorbachev and Yeltsin as Lead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Fish, Democracy Derailed in Russia: The Failure of Open Politics; Eugene Huskey, Presidential Power in Russi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27}根据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早期的大部分时间来计算。 {28}M. N. Afanas’ev, Klientelizm i Rossiiskaia Gosudarstvennost’ (Clientelism and Russian statehood), Moscow: Moscow Public Science Foundation, 1997; Kimitaka Matsuzato (ed.), Regiony Rossii: Khronika I Rukovoditeli (The regions of Russia: Chronicle and leaders), Sapporo, Japan: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2003. {29}关于俄罗斯几次总统选举,可以参见Daniel Treisman, “Why Yeltsin Won: A Russian Tammany Hall”, Foreign Affairs 75 (September/October 1996); Henry E. Hale, “The Origins of United Russia and the Putin Presidency: The Role of Contingency in Party-System Development”, Demokratizatsiya 12 (Spring 2004a); Henry E. Hale, “Russi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he Fate of Democracy: Taking the Cake”, AAASS NewsNet 44 (May 2004b). {30}Juliet Johnson, A Fistful of Rubl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Michael McFaul, Russia’s 199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End of Polarized Politics,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7. {31}关于寡头和他们与中央当局的关系,可以参见Jerry F. Hough, The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2001; Johnson, A Fistful of Rubles. {32}Henry E. Hale, “Explaining Machine Politics in Russia’s Regions: Economy, Ethnicity, and Legacy”, Post-Soviet Affairs 19 (July/September 2003); Johnson, A Fistful of Rubles. {33}参见Johnson, A Fistful of Rubles. {34}关于这些选举,可以参见McFaul, Russia’s 199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End of Polarized Politics; Peter Reddaway & Dmitri Glinski, The Tragedy of Russia’s Reforms, Washington, D. C.: U. 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1; 以及Treisman, “Why Yeltsin Won: A Russian Tammany Hall”。 {35}根据1999年8月20日 ~ 24日、俄罗斯公共舆论研究中心(VTsIOM)在全国范围内所作的调查,该调查发表在Russian Election Watch 2, No. 2 (September 1999), 第1页, http://bcsia.ksg.harvard.edu/publication.cfm?program=CORE&ctype=paper&item_id=276, 2006年2月19日访问。 {36}Hale, “The Origins of United Russia and the Putin Presidency: The Role of Contingency in Party-System Development”. {37}关于这些选举,可以参见Timothy J. Colton & Michael McFaul, Popular Choice and Managed Democrac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Hale, “The Origins of United Russia and the Putin Presidency: The Role of Contingency in Party-System Development”; Shvetsova,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Pre-Election Coordination: The 1999 Parliamentary Election as Elite Presidential ‘Primary’”. {38}Hale, “Russi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he Fate of Democracy: Taking the Cake”. {39}Audrey L. Alstadt, “Azerbaijan’s Struggle toward Democracy”, in Karen Dawisha & Bruce Parrott (eds.), Conflict, Cleavage,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0}这段论述的材料来自Svante E. Cornell, “Democratization Falters in Azerbaijan”, Journal of Democracy 12 (April 2001); Jean-Christophe Peuch, “Azerbaijan: Aliev’s Withdrawal Marks End of Political Era”, RFE/RL News & Analysis, October 3, 2003, http://www.rferl.com/features/2003/10/03102003170908.asp, 2006年2月19日访问; “Opposition Gains Confidence as Azerbaij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pproaches”, EurasiaNet, October 6, 2003, http://www. eurasianet.org/departments/insight/articles/eav100603.shtml, 2006年2月19日访问; 以及 Alec Rasizade, “Azerbaijan after Heydar Aliev”, Nationalities Papers 32 (March 2004)。 {41}关于乌克兰的私有化,可以参见Robert Kravchuk, Ukrainian Political Economy: The First Ten Years, New York: Pallgrave MacMillan, 2002. {42}Kimitaka Matsuzato, “All Kuchma’s Men: The Reshuffling of Ukrainian Governors an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999”, Post-Soviet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2 (September 2001); Lucan Way, “The Sources and Dynamics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Ukrain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 (March 2004). {43}Matsuzato, “All Kuchma’s Men: The Reshuffling of Ukrainian Governors an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999”; Mikhail Pogrebinsky, “Kak Ukraina Shla k ‘Oranzhevoi’ Revoliutsii”, in Pogrebinsky (ed.), “Oranzhevaia” Revoliutsiia: Versii, Khronika, Dokumenty (The “Orange” Revolution: Versions, chronicle, documents), Kyiv: Otima, 2005. {44}Keith Darden, “Blackmail as a Tool of State Domination: Ukraine under Kuchma”,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10 (Spring/Summer 2001). 参见Dominique Arel, “Kuchmagate and the Demise of Kuchma’s ‘Geopolitical Bluff,’”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10 (Spring/Summer 2001). {45}这方面最好的讨论包括Darden, “Blackmail as a Tool of State Domination: Ukraine under Kuchma”; Levitsky &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Way, “The Sources and Dynamics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Ukraine”. Taras Kuzio是一个例外, “The 2002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Ukraine: Democratization or Authoritarianism”,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9 (June 2003)。 {46}2004年初, 乌克兰约80%的公民不愿意库奇马继续担任总统。参见 Dmitry Vydrin & Irina Rozhkova, V Ozhidanii Geroia: Yezhenedel’nik Goda Peremen (While awaiting a hero: A weekly of the year of changes), Kharkiv: Kankom, 2005, p. 19。 {47}Sergei Danilochkin, “Ukraine: Kuchma Cleared to Run for Third Term”, RFE/RL Features, December 30, 2003. {48}Vydrin & Rozhkova, V Ozhidanii Geroia: Yezhenedel’nik Goda Peremen (While awaiting a hero: A weekly of the year of changes), pp. 193-194, p. 200, p. 220, p. 257. {49}同上书,第212页。 {50}Taras Kuzio, “The 2002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Ukraine: Democratization or Authoritarianism”. {51}参见Serhii Leshchenko, “Petro Poroshenko v Inter’eri Kartyn i Kartynok”, Ukraiins’ka Pravda, www2.pravda.com.ua, January 11, 2005, 19:36。 {52}Viacheslav Nikonov, “‘Oranzhevaia’ Revoliutsiia v Kontekste Zhanra”, in Pogrebinsky, “Kak Ukraina Shla k ‘Oranzhevoi’ Revoliutsii”, p. 100; 作者2005年8月21日在基辅对Pogrebinsky的访谈;作者2005年8月12日在基辅对Dmitry Vydrin的访谈。 {53}Pogrebinsky (ed.), “Oranzhevaia” Revoliutsiia: Versii, Khronika, Dokumenty (The “Orange” Revolution: Versions, chronicle, documents), p. 116。以及作者对Pogrebinsky的访谈; Vydrin和Rozhkova, V Ozhidanii Geroia: Yezhenedel’nik Goda Peremen (While awaiting a hero: A weekly of the year of changes), p. 227; 作者对Vydrin的访谈。 {54}Vydrin & Rozhkova, V Ozhidanii Geroia: Yezhenedel’nik Goda Peremen (While awaiting a hero: A weekly of the year of changes), p. 387; Daniil Yanevsky, Khronika “Oranzhevoi” Revoliutsii (Chronicle of the “Orange” Revolution), Kharkiv: Folio, 2005, p. 76。 {55}Nikonov, “‘Oranzhevaia’ Revoliutsiia v Kontekste Zhanra”, p. 100。 {56}Taras Kuzio, “Yushchenko Victory to Speed Up Ukraine’s Democratization and Europeanization”, Eurasia Daily Monitor, December 17, 2004; Yanevsky, Khronika “Oranzhevoi” Revoliutsii (Chronicle of the “Orange” Revolution)。 {57}Dominique Arel认为,对于橙色革命各地看法不同根本上反映出了国家认同上的差异。Arel, “Ukraina Vybyraet Zapad, No Ne Bez Vostoka”, Pro et Contra (July/August 2005); 英文版, “The Orange Revolution: Analysi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Ukraine”, February 25, 2005, http://www.uottawa.ca/academic/grad-etudesup/ukr/pdf/Arel_Cambridge.pdf, 2006年2月20日访问。 {58}Aleksandr Litvinenko, “‘Oranzhevaia Revoliutsiia: Prichiny, Kharakter i Rezultaty”, in Pogrebinsky (ed.), “Oranzhevaia” Revoliutsiia: Versii, Khronika, Dokumenty (The “Orange” Revolution: Versions, chronicle, documents), p. 13; Yanevsky, Khronika “Oranzhevoi” Revoliutsii (Chronicle of the “Orange” Revolution), p. 58, p. 64. {59}作者对Pogrebinsky的访谈。 {60}Table of official election results in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 Ukraine, Vybory Prezydenta Ukraiiny 2004 Roku: Elektoral’na Statystyka (Elections for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2004: Electoral statistics), Kyiv: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2005, pp. 496-497. {61}Maksim Strikha, “Ukrainskie Vybory: Do i Posle”, in Pogrebinsky (ed.), “Oranzhevaia” Revoliutsiia: Versii, Khronika, Dokumenty (The “Orange” Revolution: Versions, chronicle, documents), p. 155。出口民调的结果可以在Vydrin & Rozhkova, V Ozhidanii Geroia: Yezhenedel’nik Goda Peremen (While awaiting a hero: A weekly of the year of changes)第391页查到。 {62}Mykhailo Slaboshpyts’kyi, Peizazh dlia Pomaranchevoii Revoliutsii (A landscape for the Orange Revolution), Kyiv: Yaroslaviv Val, 2005, p. 84, pp. 86-88. {63}同上书,第86 ~ 88页; Yanevsky, Khronika “Oranzhevoi” Revoliutsii (Chronicle of the “Orange” Revolution), pp. 55-56。 {64}Kyiv State Rada, Rishennia 733/2143, “Pro Zahostrennia Suspil’no-Politychnoi Sytuatsii v Misti Kyevi, Iaka Sklalas’ia Pislia Proholoshennia Tsentral’noiu Vyborchoiu Komisieiu Rezultativ Povtornoho Holosuvannia po Vyborakh Prezydenta Ukraiiny”, November 22, 2004, reprinted in Kiev State Administration, Pomarancheva Revoliutsiia i Kyiivs’ka Vlada: Pohliad Kriz’ Pryzmu Faktiv (The Orange Revolution and Kyivan power: A look through the prism of the facts), Kyiv: Kyiv State Administration, 2005, pp. 4-5; Yanevsky, Khronika “Oranzhevoi” Revoliutsii (Chronicle of the “Orange” Revolution), p. 97. {65}Kyiv State Administration, Rozporiadzhennia no. 2132, “Pro Zakhody Shchodo Zabezpechennia Hromads’koho Poriadku v Stolytsi Ukraiiny - Misti-Heroi Kyevi”, November 24, 2004, reprinted in Kiev State Administration, Pomarancheva Revoliutsiia i Kyiivs’ka Vlada: Pohliad Kriz’ Pryzmu Faktiv (The Orange Revolution and Kyivan power: A look through the prism of the facts), pp. 9-11; author interview with Oleksandr Petik, head of the Kyiv city administration’s main directorate for internal politics, August 11, 2005; Slaboshpyts’kyi, Peizazh dlia Pomaranchevoii Revoliutsii (A landscape for the Orange Revolution), pp. 88-89. {66}作者对Petik的访谈和对Pogrebinsky的访谈; Yanevsky, Khronika “Oranzhevoi” Revoliutsii (Chronicle of the “Orange” Revolution), p. 82, p. 88. {67}基辅州政府发布的报告:Kyiv State Administration, Rozporiadzhennia no. 2132, in Kyiv State Administration, “Pro Zakhody Shchodo Zabezpechennia Hromads’koho Poriadku v Stolytsi Ukraiiny - Misti-Heroi Kyevi”; 作者对Petik的访谈。 {68}Arel, “Ukraina Vybyraet Zapad, No Ne Bez Vostoka”; Taras Kuzio, “Did Ukraine’s Security Service Really Prevent Bloodshed During the Orange Revolution”, Eurasian Daily Monitor, January 24, 2005. {69}作者对Petik的访谈。 {70}RFE/RL Newsline, April 11, 2002. {71}Charles H. Fairbanks, Jr., “Georgia’s Rose Revolu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15 (April 2004). {72}RFE/RL Newsline, February 11, 2005. 关于革命和再巩固, 还可参见Georgi Derlugian, “Georgia’s Return of the King”, Working Paper no. 22, Program on New Approaches to Russian Security, Washington, D. C.: CSIS, 2004,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ruseur_wp_022.pdf, 2006年2月20日访问; 还有Fairbanks, “Georgia’s Rose Revolution”, 该著作指出萨卡什维利事实上已经将格鲁吉亚的“超级总统制”(“superpresidential”)宪法替换成更强的“终极总统制” (“hyperpresidential”)宪法了。 {73}RFE/RL Newsline, February 28, 2005; Aaron Rhodes, “Akaev’s Acrid Legacy”, Transitions Online, February 23, 2005, www.tol.cz; TOL, “A Second Round Beckons”, Transitions Online, February 28, 2005; Erica Marat, “Mass Protests, Little Change after Kyrgyz Parliamentary Runoff”, Eurasia Daily Monitor, March 15, 2005. {74}Nur Omarov, cited in Kabar (Kyrgyzstan), http://www.kabar.kg/rus, June 30, 2005, 09:40. {75}RFE/RL Newsline, March 16, 2005; RFE/RL Newsline, March 22, 2005; “Kurmanbek Bakiyev becomes Kyrgyz Prime Minister and Acting President”, Times of Central Asia, March 25, 2005, 01:40, http:// www.times.kg/news/Protests/Kyrgyzstan/2005/03/25/0068147; Erica Marat, “Kyrgyz Crisis Reaches Bishkek - Rumors Suggest Akayev Has Fled Country”, Eurasia Daily Monitor, March 21, 2005. {76}RFE/RL Newsline, July 12, 2005. {77}Kurmanbek Bakiev, “Kurmanbek Bakiev”, interview, Gazeta.Kg (Kyrgyzstan), June 28, 2005, 21:06. {78}虽然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选举中,作者是欧安会(OSCE)的一名观察者,但是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仅是作者个人的,不必然是OSCE的。欧安会对该次选举的最后报告见http://www.osce.org/documents/odihr-el/2005/12/17585_en.pdf, 2006年2月19日访问。 {79}Liz Fuller, “Democracy or Oligarchy?”, RFE/RL Newsline, Vol.1, No.122, pt. I, September 22, 1997. {80}Paul Goble, “Why Ter-Petrossyan Fell”, End Note, RFE/RL Newsline, February 6, 1998; Emil Danielyan, “Armenian President’s Resignation Likely to Cause Policy Changes”, RFE/RL Newsline, February 5, 1998; RFE/RL Newsline, November 3, 1997. {81}这个案例显示,精英论争阶段并不必然在选举舞台上上演。 {82}关于塔吉克斯坦的选举,参见Zafar Abdullaev & Kambiz Arman, “To the Rulers, Victory”, Transitions Online, February 28, 2005; 以及欧安会(OSCE)的最后报告,链接为http://www.osce.org/ documents/html/pdftohtml/14852_en.pdf.html,2006年2月19日访问。 {83}TOL, “Sidelining the Opposition”, Transitions Online, February 26, 2005. {84}关于拉赫莫诺夫的民众支持率参见Freedom House, Nations in Transit 2004, http://unpan1. 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NISPAcee/UNPAN017051.pdf, February 20, 2006. {85}所以,后苏联地区的大佬总统制的国家中,几乎所有不受欢迎的领导人都试图用压制性行为来获得选举的胜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当他们自己不是“跛脚鸭”或者挑选出来的继任者自己拥有广泛的民众支持(例如俄罗斯的普京)的时候,他们这样做才能成功(保持精英们必要的忠诚)。 {86}Christensen et al., “The Ukrainian Orange Revolution Brought More Than a New President: What Kind of Democracy Will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Bring?”. {87}当然,不仅仅是权力的分散会产生长久的民主化影响,因为一个设计糟糕的权力划分或者权力模糊不清也可能产生不稳定和朝向独裁制的逆转。参见Paul D’Anieri, “What Has Changed in Ukrainian Politics? Assess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Orange Revolut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52 (September/October 2005)。在乌克兰,尽管现在的精英们大都认为,将来会有权力的分割,但是尤先科曾经暗示过,他想改变一些2004年下半年达成的交易,并且他现在的或者之前的同事们都对这一点发表过更加强烈的声明。就像D’Anieri所指出的,在这篇文章发表时,到底权力会被怎样划分还是不明朗的。摩尔多瓦的议会制度是个中间立场的案例:该国总统由议会来选举。这就让反对派获得了更大的机会来得到一定的权力,因此也扩大了政治争夺的范围:2001年在这些规则之下执政党在第一次议会选举中失败了,新的执政党在2005年寻求连任时,为了保住权力不得不和其他政党的成员达成了一个交易。这就非常像英国的西敏斯特体制。这个体系有一定的反民主作用,参见Diamond &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Horowitz的阐述。吉尔吉斯斯坦现在处于中间过渡状态,巴基耶夫(Bakiev)曾经承诺说要减少总统权力而支持总理库罗夫,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也没有在修改过的宪法中被制度化。关于这些案例和事件,可以参见Henry E. Hale, “How the Mighty Fall: The Colored Revolutions and Eurasia’s Democratic Prosp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annual world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ities, New York City, March 23-25, 2006. {88}Dankwart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s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 1970). 关于后共产主义地区的案例,参见Timothy Frye, “A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oice: Post-Communist Presidenc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0 (October 1997);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89}我在Hale, “How the Mighty Fall: The Colored Revolutions and Eurasia’s Democratic Prospects”中对此进行了讨论。 {90}关于俄罗斯政党的情况,参见Henry E. Hale, Why Not Parties in Russia? Democracy, Federalism,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91}关于政党(在其他事情中)怎么能够阻止精英叛逃,可以参见Barbara Geddes,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June 1999); Lucan A. Way, “Authoritarian State-Building and the Sources of Regim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ourth Wave: The Cases of Belarus, Moldova, Russia, and Ukraine”, World Politics 57 (January 2005). {92}恰好在具有祖传的共产主义传统的国家,经济自由化和多样化可能阻碍“联合”的阶段。Barbara Junisbai & Azamat Junisbai, “The Democratic Choice of Kazakhstan: A Case Study i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traelite Cleavage, and Political Opposition”, Demokratizatsiya 13 (Summer 2005). {93}关于委托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逐渐衰败,参见Kitschelt & Wilkinson (eds.), Patrons or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