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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事变”后的广东国语运动

喻忠恩

【内容提要】 国语运动是“两广事变”后广东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活动。此次国语运动的声势与规模前所未有,达到了民国时期广东国语运动的顶峰。但是,这次国语运动并没能对广东普及国语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次国语运动是广东当局为适应广东新形势变化而开展的一次政治运动。

  国语运动是民国时期语言、教育及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运动。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这一运动便成为我国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不过,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多从中央政府语言教育政策或社会思潮的层面展开,而对于区域国语运动则少有深入探究,尤其像广东这样一个国语教育比较落后的地区,更是乏人关注。其实,“两广事变”结束后,广东曾在国民党政府的强力要求之下发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这次运动虽然被时人称为民国期间第四次国语运动高潮,{1}但从社会参与程度上看实际上已经达到广东国语运动史上的顶峰。

  笔者认为,尽管此次国语运动与全国范围内的运动大潮不甚“合拍”,{2}也没能改变广东国语教育落后的局面,但通过对这次国语运动的考察,可以使我们看到以往国语运动“宏大叙事”研究中多被忽略的一面,从而对中国现代国语运动、国语教育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

一、引子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广东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被撤销,“南天王”陈济棠下野,广东长达八年之久的半独立状态宣告结束。为加强对广东的军事与政治控制,国民党中央对广东省进行了重大的人事调整。同时,对陈济棠主粤时期所施行的地方政策进行调整。其中,一项重大的措施是,大力推行国语教育。

  1936年9月,教育部将铸造的注音字模转发广东省,要求省教育厅分发到各校,为实施国语教育作准备。{3}11月底,教育部向广东电发《粤省推行国语教育大纲》,专门指导广东推行国语教育。12月,鉴于“国语统一,粤省亟待推行”,教育部再次发布由部长王世杰签发的专达广东省政府的训令,要求广东省中等以下学校严格遵照教育部已经发布的《推行国语教育办法》实施,“各大学及学院,务使各课之由本国教员担任者,概以国语为教授用语。”{4}另外,国民党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还明令宣布,两广地区禁止上映粤语电影,即使这些电影在香港或广东以外的地方拍摄,也一律不准播放。{5}

  新任广东政要虽仍多为粤籍人士,但对国民党中央听命有加。据亲历者回忆,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接事后,“对于一切措施,小心翼翼,每日或间日一次,必到行营向蒋请示,奉命唯谨。”{6}对于教育部的国语教育训令,广东当局当然不敢有所怠慢,不仅将部、委训令逐级传达,要求各地遵章行事,并从10月开始以省城广州为中心组织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

二、从政策到运动

  在此之前的十余年里,尽管广东也曾发起过三次国语运动,但是这几次运动一般仅限于由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官员学生举行一两次游行集会,或在街市张贴宣传标语,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鼓吹性的文章等。“两广事变”后,广东当局决定从制定政策入手,以政府教育部门或组织为主导,广泛发动社会团体以及普通民众参与国语运动,从而扭转长期以来广东国语教育落后的被动局面。

  10月,重任省教育厅厅长的许崇清签发关于推行注音符号的训令,向各校印发教育部注音字模表,要求现任教师和在校师范生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熟习注音符号。训令明确提出,凡“教育厅局所属短期小学教员及民众学校教员训练班加入注音符号一门,其未习者,更须训练至相当程度,方可取得该项教育资格。”同时规定,“自民国二十五年度起,对于各级师范生,不熟悉注音符号者,应不准其毕业。”{7}

  12月,许崇清署名颁布《广东省推行国语教育办法》,这是国语运动兴起以来,广东省第一次制定国语教育方面的法令。为切实保证国语教育的实行,该办法对各类学校、民众教育机关以及县市级政府机关推行国语教育的义务与责任进行了严格而全面的规定。

  学校方面,办法规定:各级各类学校教员从1937年度起一律用国语教学;各级学校担任国语(国文)科教员如不能用国语教学应入国语传习所学习;应指导学生于课余举行国语演讲比赛会。自1937年度起,师范会考科目加入国语口语及注音符号科目。民众教育方面,办法要求各县市应于最短期间一律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应定期举行国语运动宣传周,电影院应多选国语片。县市政府方面,视察各地短期义务教育及民众教育专员及各县市暨省督学等应切实考核国语之教学情况并为指导改进,分别奖惩,等等。{8}

  1936年底,广东省开始着手准备在全省范围内实施国语教育计划。鉴于“各教员中,其未能习用国语者所在多有。若不先事补习,届时恐未能运用自如”,经广东省政府批准,省教育厅拟将全省教育会议经费改作推行国语教育经费,分别在广州、高要等地设立六所省立国语传习所。同时要求各县市政府“在各适中重要地点之学校,设立国语传习所,令各级其未能习用国语教学之教员分期学习;所属民众教育馆附设国语传习班”。{9}

  作为华南最大都市的广州,国语教育一直属于省内“先进”,此次国语运动以广州为中心,当然不会甘于落后。新任社会局(事变后市教育局被裁撤并入社会局)局长的刘石心闻风先动,在1936年9月,即省教育厅公布《广东省推行国语教育办法》的三个月之前,责成黄继植等制定《广州市国语运动实施办法》,并迅速予以公布。办法规定:市辖各校须聘请国语会话流利的人才担任教习;各教员须掌握以国语指导学生的方法,否则予以调用;凡学生集会之演讲人员,须以国语为主体;对于普通市民,也将派员进行指导。{10} 

  与此同时,政府下属国语教育机构以及机关部门,积极开展国语教育与国语宣传活动,以带动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国语普及运动。

  鉴于广州市辖学校众多,广州市社会局从10月开始大规模地开办国语研究班,在市内不同地点,同时开办15个国语研究班。根据研究班计划,先期调集市立中小学校所有不熟悉国语的教职员入班学习。待各校教员都能熟习国语,这些学校的所有课程一律以国语讲解。公立学校国语教育普及后,这一做法将推及于市辖各私立学校。最后,还要对普通市民进行培训。{11}

  广州市立国语讲习所成立于1922年,是广东省开办较早的国语讲习所,被时人称为民国时期广州“国语统一和普及运动之中枢”。{12}在这次国语运动中,该所不仅大规模招收在任教师,还广泛吸收社会学员。鉴于市民学习国语之机会不多,该所特制定《推行国语运动大纲》,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拟增开星期班,专利便市民在工作休息日内学习国语。(二)拟设立公务员国语研究班,利便各机关之公务员,在工作余暇学习国语。(三)设立民众国语咨询处,俾无暇学习国语之市民咨问。(四)增加国语播音时间。(五)发行国语刊物,编辑通俗教本。{13}

  省立民众教育馆成立于1934年3月,是推广社会教育的专设部门,内设国语讲习所、国语研究会,推行国语是其职责范围内之事,因而对国语教育颇为倾力。国语运动兴起后,民众教育馆国语讲习所、国语研究会除正常招收学员、开展国语演讲竞选会等活动外,还于12月下旬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国语比赛会,以期唤起全社会对国语问题的关注。此外,民教馆还邀请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官员以及各校教员,参加规模较大的国语教育座谈会,研讨如何切实推行国语教育。{14}

  党政机关也开始着手培养国语公职人员。由于长期以来广东当局者、省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以粤省人居多,粤语成了各种日常公务活动中的主要语言。此种情形,尤以陈济棠主粤时期为甚。在教育部、广东省政府频频颁布国语教育令的形势影响下,一些党政部门也纷纷参与国语教育。最早成立部门独立国语教育机构的,是广州市第一区党部。该部于1936年底率先在党务机关中成立国语讲习班,训练熟悉国语的公职人员,每期招收学员100名。学员除本部门公务人员外,还兼收部分社会团体成员。{15}

三、国语教育大讨论

  为发动全社会参与国语运动,广东当局还从11月起在全省范围内发起国语教育大讨论征文活动,要求广大民众对以往广东的国语教育进行检讨,并提出以后普及国语教育的建议。在12月23日至30日短短一周内,广东省党部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先后发表了来自省内各地的征文十余篇。

  如前所及,尽管自20年代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国语教育运动风起云涌,但在广东省国语教育却始终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这种情况,在30年代仍然突出,以当时的学校来说,教员使用方言教学的情况非常普遍,不仅中小学国语科教学中不用国音诵读,{16}就是像中山大学这样的国立大学,课堂用语也多以粤语为主。{17}本来,学校是推行国语教育最得力的机关,通常也是一个地区施行国语教育最好的地方。学校的国语教育尚且如此,国语在普通市民中的通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广州民国日报》征文大多对造成此前广东国语教育落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有效地推进国语教育提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办法和措施。一般民众对于国语教育的观点以及建议,当然只是表示普通市民对于国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其中一些分析未必客观。比如说,在讨论以往广东国语教育不成功的原因时,时人多提到粤闽因方言特殊,故推行国语特别困难。{18}事实上,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方言同样复杂的南方各省的国语教育均好于广东。林砺儒是地道的广东人,在谈及广东国语教育落后时就坦承:“中国四大方言区——闽,粤,吴,瓯——现在那三区的国语都很进步,有了成绩,独有广东落后。”{19}很显然,在林氏看来,普及国语成功与否,与方言是否复杂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当然,这些征文也并非全是一些无关宏旨的泛泛而论,一些制约广东国语推行的关键性因素也先后被民众提了出来。

  12月23日,有征文指出,如果“公务员皆操国语,则民众之学操国语者必随而益多。因民众行为,每爱效法于政府公务员,乃常见之事实也。”{20}代表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不讲国语,本身当然有着一定的政治意味。这种批评式的议论,虽然不及外省报章的批评那么直接、严厉,但由此可以看出,即便一般民众也已意识到,广东的国语教育之所以落后,不能一味强调民众的不参与,关键是地方政府既没能起到学习国语的表率作用,也没有进行有意识的推动。

  12月25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了署名“黄钢”的文章,则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文中写道:“言语之不同,在在都足以表现出民族结合份子的复杂,间接地又常常影响全民族的结合,这实在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实。……我们在今日中央政府政令统一、交通发达、各省关系密切的当中,……我们今后没有求民族统一的心就罢;如果想以提倡国语以消灭民族的隔阂的话,那尤非实实际际地努力一下不可!”{21}

  27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翁敬铨的文章《推行国语问题》,更明确地提出了地方观念的危害性与语言统一的必要性:“各地人民因方言的不同,山川的隔阂,只充满着极浓厚的地方观念;往往因地方一隅的小故,发生剧烈的械斗,而对于国家的观念民族的意识,却非常淡薄。……这种情形是十分危险的,尤其在这国难频危的今日,我们要救中国,要团结中华民族的救亡力量,便非统一语言不可!”{22}

  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人们在批判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的时候,指向多是笼统的,并未点明广东。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种批评的所指显然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早在“两广事变”结束不久,齐思和就在社会影响甚大的《独立评论》上撰文对广东的地方观念进行了批评:“我们试打开民国二十多年的历史来看,便觉到广东除在很短的时期外,永是立在半独立的状态。……我们的广东,僻处海南,和内部交通非常困难,有自己的土话,有自己的风俗,俨然别为一国,地方观念又哪能不强?”{23}

  尽管这些征文名义上出自普通民众或语言教育专家之手,但既然刊发于地方党报之上,文章所表达的观点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广东当局的“声音”。这种对以往存在于广东的地方主义观念的批判,无疑是广东当局在向民众表明,在新形势下,人们不仅对于国家统一语言不应再持错误的认识和漠然的态度,而且还要将国语统一、国语教育付诸行动了。对于这一形势的变化,当时一名远在省城之外的新会读者看得十分清楚,“试看此次教部训令与粤教厅严限推行注音符号,便明白教部很急意要粤省推行国语了。”{24}

四、民间社会参与

  黎锦熙在谈到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时曾说,“这种革命运动,实实在在牵涉了几千年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要以人力办到,政府的力量和社会的潮流必须合拍。”{25}黎氏的这句话,是针对当时国语运动中比较普遍的官方运动脱离民众的现象而说的。如果说之前的广东国语运动均是官方上演“独角戏”的话,在这一次国语运动中,广东民间社会团体和广大市民参与国语宣传、教育及学习活动的程度可谓前所未有。

  广州市青年会是30年代从事国语教育相当活跃的一个组织,该组织认为广东省国语教育研究会、广东省国语教育促进会在广东的国语教育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故青年会“对于本市国语运动自应负起领导责任”。仅在9月份,青年会就连续举行两次“国语演讲会”,邀请当时的知名国语运动专家柯达文演讲。{26}1937年元旦,青年会还举办了国语节纪念会以及国语运动宣传周。青年会除大力组织国语教育活动外,还于10月发起组织“模范国语讲习所”。{27}至12月,模范国语讲习所共开设有国语师范班、普通班、速成班以及新闻界特别班。此外,该所还举办国语播音教授,受到市民的欢迎。{28}

  广州市立国语讲习所毕业同学会也积极参与国语运动,并组织“推行国语服务团”。该团以义务教授各机关团体服务人员学习国语为宗旨,同时在市内举办巡回国语讲习班十个,派专员赴各机关团体教授公务人员学习国语。这种巡回国语讲习班完全为义务性质,不收任何费用。按照巡回国语讲习班章程,凡在广州市内的各机关团体均可以报名参加。{29}

  相较而言,中下各校尤其是小学采用国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基础。因此国语运动开始后,许多学校都能遵令实施国语教学,一些学校还举行以学生国语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30}广州私立国光中学教员为普及本校国语教育,还在校内组织发起“国语座谈会”。座谈会提出“以提倡国语,鼓励员生爱好国语之空气,并供给学听学讲国语之机会为宗旨”,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大量吸收主张国语统一、主张国语教育的在校学生或已毕业离校学生为会员。{31}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大学也开始顺应时势,着手改变以方言或英语教学的一贯做法,积极配合教育部、教育厅国语教育令,实行国语教授。在勷勤大学,校方开始在纪念周大会上改用国语,并号召勷大学生“在这语言力求统一当中,我们应当起来提倡,使她普遍化。”{32}在岭南大学,校方要求各教员严格按照教育部、省教育厅训令,以国语授课。{33}国立法科学院规定,除上课时教员须用国语教授外,还特设“全院国语教授课”,由国语运动专家担任教员,对全院师生进行集体国语授课示范。{34}

  市民参与国语学习的热情也异常高涨,以至于民众想学习国语而机会难得。这种情形,从当时《广州民国日报》的诸多报道中可见一斑:省民教馆“应各方要求,扩充班额,招收第六届新生”。{35}“查市社会局自制定推行国语运动办法以来,本省国语运动工作日趋紧张,市民练习国语人数日益增多,但市内原设立之讲习所有限,市民练习国语大有额满见遗之憾。”{36}“市立国语讲习所,因应社会之需求,经呈准社会局增加班额。”{37}为满足社会民众学习国语的需求,除了专门教育机构不断扩大培训规模,就连教堂也不甘落后。广州市仁济路礼拜堂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大作广告,宣称其能国语讲道。{38}当然,教堂这样做的目的恐怕是吸引教徒多于推广国语,但这也表明,对于当时的广州民众来说,听道时还能兼习国语无疑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五、国语运动成效

  从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制定国语教育政策,还是官方国语教育机构、民间社团以及普通民众的参与程度,“两广事变”后的这一次广东国语运动,远远超过了此前国语运动的任何一次。因此,将这次国语运动称为广东国语运动的顶峰是不为过的。但是,我们还是不难发现,整个国语运动主要仅限于社会的“上层”,而“底层”民众的参与虽看似热烈但并没有真正被“运动”起来。事实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运动在经历了短暂的高潮后,很快就转入了低迷状态。因此,从总体上看,这次国语运动成效并不比以往的几次更好。

  在国语运动中心的广州,运动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以学校为例,按照《广东省推行国语教育办法》规定,各学校教员由1937年度起,一律用国语教学。但是,广州市的许多学校仅仅在运动高潮之时,应景式地开展了一些国语教育活动。而在高潮之后,方言教学又出现了回潮的趋势。1937年4月,一位广雅中学学生在《广雅的一日》里描述了学生想听教师国语教授但又因无法听懂而不果的情形。{39}学生想听教师国语教授,说明此次国语运动对于该校学生还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学生无法听懂国语,当然是学校长期以方言授课的结果。而从当时学生的记叙当中人们不难看出,对于长期以来以粤语为课堂教学语言的习惯,无论是校方还是学生显然都无意去努力改变。广雅中学是当时广州市乃至广东省一流的中学,其情况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当时广州大多数中小学的国语教育状况了。

  如前所述,广州民间社会参与这次国语运动的热情高涨,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广东社会真正认同国语运动以及国语教育。在广东国语运动兴起之初,就有学者在《教育研究》上发表文章指出,“若想一个人讲国语,想他喜欢语体文,必先令其喜欢用文字。……可是这种兴趣是要诱进的,必须勿使人讨厌语言文字方可。由此看来,小学生可以写广东话,也可以写国语。换句话说,地方性的主义并不害于共通性。”{40}我们很难判断作者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广东教育界以及普通民众对于国语运动以及国语教育的真实态度,但是这种声音或许可以为这次国语运动虎头蛇尾的进程作一个合乎情理的注解。尽管正如作者在文中承认,在这一时期提出这一观点是极不合时宜的,而且,这种声音在当时国语运动的浩大声势中也显得极其微弱。

  至于在基层县市,从国语运动伊始,不仅不见大规模的国语教育宣传活动,就连教育厅设立国语传习所的训令也难以落实。如前所述,为推动县市国语教育,广东省教育厅曾急令各县市建立国语传习所。然而,虽经教育厅多次催办,遵令开展相关筹备工作的县市仍然了了。{41}国语师资无以养成,学校的国语教学自然无异于空中楼阁,更不用讲学校之外的普通民众了。

  事实上,许多县市学校教员的教学语言、学生的演讲语言完全处于自由放任状态。在教育极为发达的台山县,作为县最高学府的县立中学始终未按照《广东省推行国语教育办法》对学生使用国语作出硬性的规定。迟至1937年,学校关于学生演讲比赛的规程还沿用旧规:“演讲时用国语,广州语,台山语,均随自便。”{42}校级比赛是为参加全县比赛而进行的选拔赛,学校对于演讲语言不拘,说明县级演讲比赛对于是否一定使用国语没有作出明确要求,也说明学校并没有主动改变语言使用的现状。至于那些交通闭塞、风气不甚开通的县市,国语教育更是落后,如位于粤西北的德庆县,迟至40年代后期县教育科才首次要求各中学国文科用国语教学。{43}这表明,这次国语运动对于地方县市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六、余论

  按理说,“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省内的局势也迅速得以稳定,把持广东党政军的也多为强势人物,这样难得的有利形势应该非常有利于国语教育政策的落实。国语运动之所以出现这样虎头蛇尾的现象,固然可能与广东的国语(官话)教育的基础太落后、多数民众未必有学习国语的真正热情有关,但更关键的因素恐怕在于广东当局对于国语运动所采取的真实态度与目的。换言之,如果当局能够切实坚持将运动持续发动下去,民众支持与参与的程度也会大不相同。正如在国语大讨论中有人所指出的,其实民众对于国语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国语态度所左右的,可谓“风行草偃”。{44}

  笔者认为,与此前各次运动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这次国语运动并不是自发兴起的,而是在国民党中央的强令之下开展的。不难理解,国民党中央政府对于广东的国语教育政策只不过在于以国语教育、国语统一来增强地方社会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最终达到巩固政治统一的目的。而对于洞悉此意图的广东当局来说,遵照中央政府要求开展国语运动、推行国语教育只不过是一个与陈济棠时代划清界限,进而向中央表明忠诚的必要行为。相比而言,表明这种政治态度显然比实现省内普及国语更重要,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同样不难理解,当广东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对日抗战问题成为全国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国民党中央也不再关注广东的国语运动时,历时近半年的广东国语运动也就几乎嘎然停止了。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次广东国语运动与其说是一次语言教育的运动,不如说是广东当局为适应新政治形势需要而开展的一次政治运动。


【注释】

{1}黄钢:《关于推行国语问题之我见》,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5日。 {2}参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0、114、250页。 {3}广东教育厅(编印):《广东教育厅旬刊》第2卷第29期(1936年11月21日),第47 ~ 48页。 {4}勷勤大学(编印):《勷大旬刊》第2卷第11期(1936年12月21日),第3页。 {5}李培德:《禁与反禁——一九三零年代处于沪港夹缝中的粤语电影》,载黄爱玲(编):《粤港电影因缘》,香港电影资料馆2005年版,第24 ~ 41页。 {6}罗翼群:《抗战前后十年间粤政之亲历与见闻》,载《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5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 {7}广东教育厅(编印):《广东省教育厅旬刊》第2卷第29期(1936年11月21日),第12页。 {8}广东教育厅(编印):《广东省教育厅旬刊》第3卷第5、6合期(1937年2月21日),第11页。 {9}勷勤大学(编印):《勷大旬刊》第2卷第11期(1936年12月21日),第8页。 {10}《市社会局推行识字国语运动》,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9月30日。 {11} 《社会局开办国语研究班》,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0月2日。 {12} 《国语讲习所第二届免费招生》,载《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8月9日。 {13} 《市立国语讲习所办国语免费班》,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0月4日。 {14} 《国语座谈会今日开幕》,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6日。 {15}《一区党部举办国语讲习班》,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0日。 {16}教育部(编印):《教育部视察员视察各省市教育报告汇编》下册,1933年10月版。 {17} 《教育部改进国立中山大学训令》,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一编教育(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18}黄钢:《关于推行国语问题之我见》,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5日;张子年:《推行国语问题》,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8日。 {19}林砺儒:《国语比赛之后》,载《林砺儒文集》,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57 ~ 658页。 {20}杨倬云:《谈推行国语》,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3日。 {21}黄钢:《关于推行国语问题之我见》,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5日。 {22}翁敬铨:《推行国语问题》,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7日。 {23}齐思和:《两粤事变和中国统一》,载《独立评论》第213号(1936年8月9日)。 {24}张子年:《推行国语问题》,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8日。 {25}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29 ~ 130页。 {26}《青年会将举行二次国语演讲》,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9月13日;《举行国语演讲》,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9月17日。 {27}《青年会国语班举行国语论文比赛》,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0月1日。 {28}《模范国语讲习所筹备庆祝国语节》,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1日。 {29}《公务员国语班征求团体报名》,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5日。 {30} 《培正附小国语比赛》,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16日。 {31} 《国语座谈会规程》,载广州私立国光中学(编印):《国光概况》,1936年版,第15 ~ 16页。 {32}勷勤大学(编印):《勷大旬刊》第2卷第4期(1936年10月1日),第10页。 {33} 《岭南大学实施国语教授》,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3日。 {34}《国立法科学院普遍国语运动》,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5日。 {35} 《民教馆国语班招生》,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9月16日。 {36} 《青年会国语班举行国语论文比赛》,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0月1日。 {37} 《市立国语讲习所办国语免费班》,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0月4日。 {38} 《仁济路礼拜堂国语礼拜》,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6日。 {39}广雅中学(编印):《广雅的一日》,1937年4月版,第153 ~ 154页。 {40}曾昭森:《初等教育几个冲突问题》,载《教育研究》第70期(1936年10月)。 {41}广东教育厅(编印):《广东教育厅旬刊》第3卷第12期(1937年4月21日)。 {42}台山县立中学校(编印):《台山县立中学校概览》,1937年10月版,第155页。 {43}德庆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德庆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4页。 {44}杨倬云:《谈推行国语》,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3日。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