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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世界:一个城中村的互联网实践

——社会资源分配与草根社会的传播生态

丁 未

【内容提要】 本文将媒介技术的接入和使用视为一个社会权力的建构过程,试图从一个城中村内流动人口的互联网实践——包括正规网吧和作为地下经济的黑网吧的运营、流动人口网络使用行为所涉及的权力、关系等社会资源的分配角度,采用国家—地方政府—社区这一自上而下的框架体系,从一个侧面透视中国流动人口人群(主要是民工)的生存现状。

一、引言

  一辆红色的出租车驶过造型如大鹏展翅的巨大蓝色屋顶,屋顶下的建筑主体是象征深圳(又名鹏城)“开放政府”理念的气势宏大的“市民中心”,沿着开阔平坦的大道,一路经过有着著名的一凤一凰阴阳交汇标志的“中国凤凰大厦”和总建筑面积达28万平方米、由钢结构和玻璃穹顶及幕墙组成的如水晶宫般豪华的“国际会展中心”,驶入了道路两旁林立着商品住宅、酒家食府和超市购物中心的另一条繁华的主干道。不久,出租车停在了一个社区的车辆出入闸口,车上身穿土黄色工作服的出租车司机文生刷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是一个与文生刚刚开车经过的深圳中心商务区迥然不同的世界,几百年前它是个渔村,如今是一个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城中村”。虽然该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经过了股份制改造,摇身变成了公司,但现实的地名仍维持原来的村名,我们将它称为“鹏城村”①。一进村,文生的视线立刻被高度密集且不规则的大片建筑群包围,这些建筑其实并不老旧,它们大多建于20世纪90年代末,通常有7层楼,但密度之高令这些特殊的建筑有了“握手楼”的别名。红色出租车经过与楼房丛林形成强烈对比的一座古色古香、四方大气的原住民的宗姓祠堂,拐进了狭长、曲折、拥挤、杂乱而又充满“人气”的群楼过道。这里的“人气”,是一种令文生这样“人在他乡”的打工者熟悉而温暖的气息。从湖南株洲下面的一个村到这里落脚、当出租车司机整整十年的文生,经过一天12个小时的紧张驾驶,拉客、红绿灯、穿街过巷之后,终于回到了这个与老家有着相同气息的城市一隅。大榕树下三五成群、穿着随便的人们,弄堂里方桌上人声鼎沸的打牌者,楼道里飘出湘菜、川菜特有的麻辣香,白话、潮州话、客家话、湖南活、湖北话、四川话……南腔北调五音杂处,这些场景令大部分在户籍身份上仍是农民的异乡人在这个新兴的移民城市找到了血缘、地缘的小圈子和临时家园的感觉。沿路的杂货铺、五金店、理发店、照相馆、旧电器回收站、电话吧、大排档、水果铺……大都有着上世纪内地小店铺的拥挤和简陋,但正是那种旧与乱,却带着传统社会街坊邻里、熟人社会的亲切和自然,在村外已经见不到的小商品、二手货,甚至经过修理、拼接、组装之后的旧器物,都妥贴地适应着临时家园和创业时期过渡生活的多种需求。

  文生每天开车沿路经过的这一溜小商铺,几年中最大的变化要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电脑店、网吧、手机店。当然,村里的这些代表信息社会的新媒介技术产品的销售和服务,也与村外的世界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这里出售新电脑和新手机的商铺屈指可数,绝大部分都是针对村内流动人口的二手产品的回收出售和配件组装业务。有些服务甚至是“鹏城村”这样的城中村所特有的:一些网吧、旧书店和流动摊贩可以从电脑上下载图片、MP3、MP4给没有购置电脑的工厂打工者;从中国电信租一条包月80元的宽带,然后分出若干条线以40 ~ 50元租给多家用户,使村内暴露在楼、窗之间的线路显得更加七零八落;电脑维修店可以为村里买了电脑的客户提供系统安装、杀毒等上门服务,个别的也可以将旧电脑出租给临时的住客……总之,花样百出、无奇不有,显示出草根社会在地下经济夹缝中寻求商机的智慧和勃勃生机,从中也反映出这些被称为“农民工”、“打工仔”的流动人口对新媒介技术,尤其是电脑、互联网的渴望和多样化的需求。

  出租车司机文生就是一位有着近五年网龄的“老网民”。2004年第一次上网,一位老乡带他来到村里的一个巷子深处。乍一看,这户人家卷闸门紧闭,细看,门的中下角留着一道一人高的小门,门上挂一块床单似的布,掀开布帘子,文生在这间空气混浊、排气扇嗡嗡作响的二室一厅民居的客厅,看到了众人上网的热闹景象。当年的文生,就从这个俗称“黑网吧”的地方开始了他的互联网体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见识了互联网的神奇,学会了上网查车辆违章清单,看本地传媒看不到的家乡新闻,借那位老乡的QQ名学会了上网聊天。2006年,文生的朋友为他配置了一台二手的杂牌台式电脑,加上音响,共花去2500元。为了上网,他还每月花40元钱与另外几户人家分租了一根宽带网线,从此,互联网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个必需品。

  像文生这样农民工身份的新网民,是中国近几年互联网扩散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据CNNIC 2008年1月公布的报告②,中国网民的发展呈现出向各年龄段、低学历人群和低收入人群渗透的趋势。这一情况表明,目前有着2.98亿网民的中国互联网空间出现了新的传播现象和传播实践,社会中下层逐渐构成了草根社会新的传播生态,并形成了他们特有的信息传播和人际互动模式。这一实践的意义,使得中国的信息社会呈现出丰富的多元性,而且人口基数庞大的草根群体将逐渐成为中国信息社会的主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种把中国信息社会看作信息拥有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二元对立的“数码鸿沟”概念已经落伍,中国社会主体——社会中下阶层,已经成为新型传播工具的制造者、管理者、拥有者,“中国的社会信息化过程已由20世纪90年代精英垄断的局面进入到更广社会内信息中下阶层和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紧密结合的新阶段”。{3}

  然而,与我们坐在办公室和家里上网的城市普通网民不同,“鹏城村”这样一个流动人口聚集的“都市里的村庄”,其互联网实践有着外人难以想象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本文之所以题为“黑白世界”,是因为与其他的城中村情形相似,“鹏城村”的市场经济黑白两道并行,{4}尤其是“黑色经济”(即地下经济)无处不在。与互联网有关的地下经济,除前面已经提到的之外,主要还有网吧。“鹏城村”内既存在拥有营业执照的正规网吧,还有众多隐藏在小巷深处无证无照的黑网吧(或称“小网吧”)。我们在对“鹏城村”近一年的调研中共发现、走访过30多家黑网吧,但黑网吧的数量可能是该社区一个永远的秘密,它的隐匿性、家庭型和高度警戒性使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它所有的真相。但不可否认,黑网吧目前已是城中村“遍地开花”的地下经济中颇为繁荣的一块。据最新的2009年1月的CNNIC报告,中国有42.4%(即1.26亿)的网民上网的地点是网吧,报告笼统地称“体力工作者和下岗失业人员更多的在网吧上网”,{5}可以推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网民就是报告中所谓的“体力工作者”中的主要成员,而从1.2亿多网吧网民和中国目前总共11.5万正规网吧这两个数字存在的巨大差距看,{6}毋庸讳言:黑网吧正是草根社区互联网传播生态不容忽略的重要一环。

  本文关注的是,像文生这样的特殊网民是一个有着多种身份、甚至身处多重社会形态的特殊群体——他们大多在农业社会土生土长,如今从事着工业社会的职业,手中使用着信息社会的新媒介工具,可以说,他们是当下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活生生的标本。我们试图从“鹏城村”流动人口互联网实践所涉及的权力、关系等社会资源的分配角度,从国家—地方政府—社区这一自上而下的框架体系,侧面透视这一特定人群(以农民工为主)的生存现状。

二、政策与权力博弈生态中的“鹏城村”正规网吧业

  二十出头的网管小陈刚从“硬石”网吧跳槽到“喜相逢”网吧。在“鹏城村”,只有这两个网吧公开对外营业。但2008年3月,“硬石”网吧突然大门紧闭,门上贴出了“网吧内部宽带线路改造,暂停营业”的通告。小陈在“鹏城村”的网吧业混了5年,头几年他自己开过小网吧(黑网吧),“硬石”开业后,他改当了网管,现在又“跳”到“喜相逢”,对于整个“鹏城村”的网吧生态,包括黑、白两道的网吧,小陈可谓了如指掌。但他也许从未想过,在那些黑、白网吧的背后,其实有着一张错综复杂的权力之网,而且这张网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再到社会,一直延伸到民间的最底层。

  “喜相逢”是“鹏城村”唯一一家证件齐全的正规网吧,开在离村口没多远的一栋楼房的三楼,一、二楼是一个快餐店。网吧开了3年左右,生意兴隆,晚上常常座无虚席。这里的环境一般,200多平米的面积没什么装修,百来台电脑坏了一部分,剩下90台在正常运作。会员卡收费3.5元 / 小时,临时卡4.5元 / 小时,包时段可优惠。网吧严格按照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每个来上网的人都要拿身份证在实名充值收费系统上读卡、登记并充值,严禁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上网。值得一提的是,“喜相逢”还是中国电信特批的“数据通信业务”代理。小陈之所以跳槽,主要是因为“喜相逢”网吧证件齐全,不会被查,每月1200元的工资(包住不包吃),算是一个暂时安稳的落脚之处。不过,“鹏城村”像小陈一样的网管们其实都心知肚明,“喜相逢”的“正规”是因为那个从来不曾露面的广东老板是中国电信本地分公司的一名职员。在深圳,这几年若想开一个正规的网吧,差不多比登天还难。

  正如有西方学者指出的,知识(信息)的获取是社会权力的基础,{7}媒介技术的接入(access)往往就是一个社会权力的建构过程,我们不妨将它看作一个博弈生态(ecology of games)中由多个权力机构和利益集团参与建构的动态的社会过程。“博弈”是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场域,由一套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设立的规则和策略构建而成。“博弈生态”则是一个更大的行为系统,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而相互影响的博弈方组成,其基本的要素为博弈 (games)、局中人(player)、规则和策略。美国学者威廉·杜顿曾以博弈生态为框架分析过美国电信政策的形塑过程,并将它发展成传播政策(communication policy)的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8}。邱林川等人在《透过网吧的多棱镜:以博弈生态论看互联网接入管理》(Though the Prism of the Internet Cafe: Managing Access in an Ecology of Games )一文中,曾用博弈生态框架,详细分析了中国在互联网营业合法化过程中,国家级部委、地方政府和商业竞争三方多个独立而又相互影响的“局中人”,以各自的利益、目标参与建构了网吧营业的政策制定、执行、运作等过程。在这个“多头”参与、互为牵扯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仅国家这一层面,就有公安部、文化部、信息产业部、工商行政总局,甚至国家计生委等部门参与了中国网吧营业许可和管理的政策制定,其内中之复杂微妙,既有责、权、利的分配问题,也有突发性事件——如2002年6月北京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导致政策的突然收紧,更有文化部主导网吧政策制定和管理后,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意识形态的高度,对网吧的“从严控制”。{9}

  与居高临下的国家各部委不同,深圳市地方政府在具体的政策贯彻、执行过程中却有着某种“双面性”,即刚性与弹性并存。深圳是一个新型的移民城市,流动人口占三分之二以上。流动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因经济条件买不起电脑,其工作场所也没有上网条件,所以,社会对网吧的需求尤为旺盛。2002年之前,在深圳申请开设网吧并不困难,{10}但2002年北京蓝极速网吧事故后,网吧经营场所清理整顿及重新审核工作波及全国,经过清理,深圳的正规网吧只剩314家。此后,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审批过一家新网吧。{11}以深圳1000多万人口计算,便意味着每30多万人只拥有一家网吧,这一巨大的市场供应缺口正是黑网吧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2005年初,情形有所变化,深圳被列为全国9个建立网吧长效管理机制试点城市之一。2006年,深圳市“参照常住人口1万人1家网吧进行布局规划”,将正式网吧的总数逐渐增加到了1000家左右,{12}但显然,每1万人一家网吧在数量上还是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扩散开始向社会中、下阶层普及,依附于城中村小环境的黑网吧到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地步。{13}从2002年起,深圳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相”:一方面一次次“专项行动”不遗余力地对黑网吧进行围剿,地方媒体新闻标题风声鹤唳,“清理”、“查处”、“整治”、“端掉”、“取缔”、“狂扫”、“拔掉”、“严查”、“重拳整治”、“重拳打击”、“严厉整顿”、“严打”、“突击查封”、“拉网式普查整治”等中国传媒惯用的战争性宣传用语时常出现于报纸版面,并发布着“两年取缔黑网吧5402家”(2004 ~ 2006年)、“查处取缔黑网吧1569家”(2008年){14}的累累“战果”,紧密配合着来自国家级各部委的专项整治行动和陆续出台的法规。2004年深圳甚至提出“务求在8月底将全市‘黑网吧’基本清理完毕,以迎接9月份中央和省有关部门的检查”的口号;{15}但与此同时,地方媒体又透露着“据了解,深圳目前有正规网吧近1000家,但今年截至目前相关部门清理的无证网吧则已超过8000家”{16}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信息,黑网吧似乎越打越旺盛。

  有意思的是,深圳市政府的“刚性”还反映在地方政策的制定上。2005年11月市文化局发布的《深圳市文化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设立、变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耐人寻味。“办法”对设立网吧的行政限定的严格程度竟大大超过2002年蓝极速网吧火灾事故后同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后者从发布至今已经6年,一直是各地政府控制、管理营业性网吧的指导性文件。但是,“条例”本身除了“中学、小学校园周围200米范围内和居民住宅楼(院)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这条做了明确的规定外,对开设网吧的其他条件并没有设“硬杠子”,只有一些指导性的、笼统的条款,但作为深圳地方政策的“办法”却设置了不少硬条件,如规定网吧的“计算机终端总数不得少于100台,实际经营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平均每台计算机占地实际面积不得少于3平方米)”;“经营场所应当是设置在地上1至3楼合法的、非住宅用途的场所”等。如此高的门槛,无疑剥夺了所有小网吧业存在的合法性。而另一条关于租赁他人场所需要房屋租赁意向书或租赁合同、《房地产证》或《房屋所有权证》的条件,又让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根本不具备合法房产证的城中村网吧业主徒唤无奈,再加上消防、卫生等要求,可以说在政策层面上,正规网吧从此与城中村绝缘。{17}

  在互联网营业场所政策制定的博弈生态中,制定政策的“局中人”是国家或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精英”,他们对上不对下的政策思路从“办法”的仓促出台就可见一斑:2002年6月16日北京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仅仅两个月后的8月14日,国务院第62次常务会议就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草案)》,同年11月15日该条例正式实施{18},因此,在网吧业也被称为“一场火烧出来的条例”。决策出台的仓促,往往是拍脑袋、闭门造车的结果,在这一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小网吧的经营者和主要使用者,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流动人口、待业(下岗)人员则显然是缺席的。{19}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在对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概括中所使用的“结构性断裂”一词,恰好体现了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在网吧的政策制定和管理方面与底层社会严重的结构性断裂现象。

  但这种断裂和脱节留下的空间正好为一些特权阶层或资源垄断企业提供了商机。“鹏城村”唯一证件齐全的“喜相逢”网吧就是在2006年深圳网吧市场扩容时拿到的营业许可证。当年全市只有374家网吧领取执照,{20}在营业执照如此紧俏、入行门槛又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喜相逢”网吧在城中村能够顺利地开起“白”网吧,可见那位从不露面、有中国电信背景的老板神通之广大。不可否定,垄断企业的经济和权力资源,在这里起了关键的作用。

  尽管,深圳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作风强硬,但在国家—社会的关系中,地方政府作为这一关系的中间环节,并非“铁板一块”。那些规章制度的条条款款和大众媒体的报道只是对上或对外的一个面相,对内却有着“弹性”的一面。在深圳市党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的一篇题为《深圳黑网吧依然猖獗 整治铁律未见效》的新闻报道中,记者将“黑网吧”整治效果不佳,很难铲除的根源归结为“利益驱动、违法经营成本低是其一;责任部门执法不严、疏于监管是其二。”{21}可见,“责任部门”在疲于奔命打击黑网吧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漏洞。

  市场的巨大缺口和政策的严厉管制,给权力“寻租”带来了可能。当然,公权与私利的双方在一个博弈生态中,必须将风险和成本考虑在内。但网吧最多只是一个“文化产业”,后来陆续出台的对黑网吧业主的刑事处罚和针对出租屋的“连坐法”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22}事实上,中国的网吧管理是一个从国家到地方“多头”参与、职责不明的领域,一个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网吧及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需要文化部、工商局、公安部等14个国家部委联合发布,深圳的每次“清查风暴”也同样需要文化、公安、消防、工商,甚至教育等各部门临时组成“专项小组”。结果,一方面“多头管理”常常变成“无头管理”,另一方面,牵涉面越多,往往给权力寻租提供的机会和空间越大。“鹏城村”里另一家公开营业的“硬石”网吧,即是一例。

  “硬石”比“喜相逢”要气派得多,“硬石”的门面在一楼,它是个拥有两个楼层、建筑面积300多平米、配置380多台电脑的大型网吧。室内红色的墙面和桌椅配上黑色的电脑液晶显示器,显得很有现代气息,整个网吧分休闲区和游戏区,休闲区会员价是3元 / 小时;游戏区配有专门用于打网游的键盘和鼠标,会员收费5元 / 小时,二楼收费更高,有一个游戏区6元 / 小时,环境舒适安静,但顾客却寥寥无几。在这里工作过的网管也多少知道一些“硬石”网吧的背景,虽然“硬石”的老板也同样不出面,但据说网吧的股东是村股份有限公司的三个“头”,所以“硬石”用地面积宽敞,装修豪华。不过有两件事一直没搞定——申请网吧营业执照所需的房产证和消防安全证至今没有到手,网吧的大门平时虽然大模大样地开着,但一遇到市里风声紧的时候,比如“严打”、“清无”(即清理无证无牌非法经营行为)的时候,网吧老板就得“活动”一番,有时甚至关门大吉。

  深圳的城中村在1992 ~ 1996年进行股份制改造后,原来的村干部成了股份公司的负责人。在“鹏城村”这个面积才零点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股份公司的负责人有着绝对的权力,土地是他们手中最重要的资源,在硬件上搞一个大型的网吧易如反掌,但房产证和消防证却是个难题。据深圳一家地方报纸报道:某城中村股份公司的负责人“曾多次对有关部门建议,让村股份公司用村内符合消防等条件的物业来开设正规大型网吧,并成立一个股份化的网吧经营实体,让现有的无照网吧经营者、特别是本地居民经营者,以其所拥有的经营设备折价入股”,该城中村所属街道办甚至建议通过由街道出具房产证证明、由股份公司作为“消防安全责任人”的方式打破政策的壁垒,但地方文化部门仍以政策为由做出了否定的回答。{23}事实上,这篇报道中提到的现实问题也正是“鹏城村”“硬石”网吧目前所面临的真实状况,从这篇新闻报道可以推测,深圳市应该有一批介于黑与白之间的“灰色”网吧,它们利用城中村股份公司的房产资源和经济资源,事实上已经开设了具备一定规模的大型网吧,像“硬石”网吧甚至已采用实名制登记收费系统,俨然与正规网吧一样程序规范,可谓“万事俱备,只缺东风”,只等着卡在脖子上的房产证、消防证这两个政策的绳索松开,就可以由非法转为合法。目前的状态虽“妾身未明”,但似乎既成事实,除了像网管这样的个别知情者,普通消费者也都把它看作证件齐全的正规网吧,有关部门平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旦从国家到地方刮起清查之风,股份公司负责人在地方上的能量不可小觑,网吧营业管理涉及的部门又多,到时只要打通其中一个环节,自然有通风报信和疏通的可能,所以像“硬石”这个实际上的黑网吧几年中边等机会,边“硬”是开着。

  不过,“硬石”网吧装修虽好、场地虽大,生意却并不理想。一方面,对以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城中村来说,上网环境并非首选,硬石在这方面的优势反倒令一些顾客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三个股东虽然财大气粗,但对互联网技术都一窍不通,尽管用了三条3兆的宽带,但请人设计的线路一直运作欠佳,网速问题电脑动不动就卡机,结果生意冷清,300多平米显得空空荡荡。可见,地方的土地和经济资源也不是万能的,“硬石”的后台再硬,却敌不过政策的硬杠子和技术的硬条件。

三、黑吧:底层社会关系的庇护网

  如果以“鹏城村”这两个开门营业的网吧百分之百上线率计算,最多只能同时接待不到500位网民。整个村流动人口超过4万人,大部分家庭没有购买电脑,网吧的需求量可想而知。关键是,这两个网吧最低3元的会员价(临时上网的散客另需加钱)缺乏竞争优势。对许多城中村的网民来说,上网的环境不重要,价格却是一件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村里无证无照的小网吧每小时2元的收费,就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尽管“喜相逢”生意兴隆,但像网管小陈那样自己开过黑网吧的,也不得不承认村里的黑网吧对正规网吧的生意“绝对是一个威胁”。我们在一年的时间内,发现并走访了“鹏城村”30家无证小网吧,对这里的黑网吧生态有了总体性的把握。

  小网吧绝大部分开在村里楼房最密集、楼与楼之间只留2 ~ 3米宽过道的居民住宅中,通常二室一厅或三室一厅的居室厅里设电脑,其他的房间仍充当主人的生活起居场所。像所有城中村的临时住家一样,室内陈设简陋,基本上都是二手家具、电器。有意思的是,与前面提到的村里两个公开营业的网吧一样,一些小网吧的老板(即业主本人)也不常露面,他们往往是这户家庭的年轻男性,且都另有职业,出面打理生意(接待、收费或处理些杂事)的是业主的父母、妻子或其他亲戚、朋友。也有一些小网吧雇有专业网管,但据说只有那些开连锁小网吧的业主才会雇用专业网管。这种家庭作坊式的网吧通常十分隐蔽,大白天门窗紧闭,偶尔生意不好时,也挂出一块白底红字的歪歪扭扭写着“上网”两字的小招牌,但通常初到村里的人很难找到,除非是“有心人”,才可能从某些住户一天到晚转动着的排气扇或墙角贴着“高价回收旧电脑”的纸片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这些神秘的小网吧有的门口设一人望风,有的内部装了摄像头,主要接待熟客,偶有生客来,就会格外小心。有几家防备森严的小网吧,来客得由主人从外面开锁进网吧,再随手从外面将门锁上,客人到了里面,除非有外面的人开锁,否则就没法出来。有意思的是,当我们作为生人向村里人打听黑网吧的下落时,即便是村里的孩子也守口如瓶,似乎整个“鹏城村”建立了一个共同应对外人的攻守同盟。

  网吧的规模不等,最少的只有两三台电脑,藏在一家杂货铺货柜后面或是“长话吧”加设两三台可以上网的电脑(见表1的A和H),算是“副业”;专业的小网吧最多有三十来台机子,但通常以十几到二十台居多。我们选取了村里的其中一个片区,对里面的10家小网吧进行了标注,并登记了电脑台数、网管及业主,情况见表1。

  小网吧的设备都是二手电脑,如不到10平方米的G网吧,放着十来台看上去很旧的电脑,配置都是组装机,CPU为赛扬1.7G,内存512MB,显卡是GeForce4 MX400,15寸的球面CRT显示器。这样的配置可以用来上网、聊天(配有摄像头),玩一些老游戏没有问题,但是想要运行现在的主流游戏就很勉强。个别规模大一些的家庭网吧配置就要好一些,如有着28台电脑的E网吧虽然也是组装机,但配有17寸CRT纯平显示器,CPU为AMD双核5000+处理器,内存为2G,显卡为GeForce 9500GT,配备摄像头,这样的配置可以玩大部分主流的单机游戏和大型的3D网络游戏。

  除了政策正好给小网吧留下巨大的市场空间外,家庭型网吧兴盛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开设这类网吧是流动人口尚能负担得起的投资项目。例如湖南籍一家四口开设的F网吧,是由餐馆打工的哥哥投资的,他的弟弟在村里当保安,父亲也常打点散工。兄弟俩在家时打理网吧业务,平时由母亲出面照看生意。像他家那样有着10台机子的网吧,投资成本包括:电脑(主机5000左右,其他的电脑价格每台1500左右)、网线(两条3兆网线,月租金400元)、房屋租金(目前的行情每平米50元左右)、空调、水电,全部加起来不到3万。按小网吧营业情况看,一天24小时营业,上机率一般在50%以上,每小时收费2元,加上茶水饮料,最多半年就可以收回本钱。哥哥餐馆打工的月收入大概两三千元,弟弟当治安员的月收入只有1500元。城市能提供的高薪职位和经商机会几乎与这些只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外来人口无缘,工厂、建筑业、物业公司和餐饮服务业是深圳男性外来民工最普遍的就业去处,这些行业的工资收入普遍只能维持城市日常的生活开支,而在深圳,光市中心城中村的二室一厅的月租金目前的行情就是1600元,兄弟俩日后若结婚生子,靠打工的这点工资显然不行,经营这种成本少、收益快的家庭网吧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我们若以该片区10家网吧的电脑数(142台)和经营状况推算,整个“鹏城村”的家庭小网吧电脑台数应该在400 ~ 500台之间,年营业额在300万以上。{24}

  显然,在风险与回报的估算中,家庭网吧的经营者讲究的策略是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风险的最小化。事实上,这类网吧头上的那顶“黑帽子”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网吧一旦被工商、文化、消防等单位的缉查人员查封,不仅所有的电脑主机、显示器等物品都将被没收,而且还要交纳一万元多的罚金。但这些年下来,黑网吧的从业人员在高风险的环境下,也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一位深圳合法网吧的经营者曾在网上公开发表过一封给市长的信,题为“关于深圳整治黑网吧的办法和措施”{25},信中总结了黑网吧采用的七大游击战术——关系网、高科技(安装闭路电视用于监察)、瞭望哨、闭门羹(指专做熟人生意)、频搬迁{26}、巧掩护(挂电脑培训的牌子)和黑连锁。

  七大游击战术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关系网”。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网络,如果拿社会学惯用的分析社会基层的“村民自治”与“城市社区”为框架,并不恰当,因为这个关系网与“鹏城村”本身社区的权力结构(股份公司及原住民)并无直接的关联。这个关系网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大规模的从乡村(或小城镇)到城市的人口空间流动之后才出现的。它是一种源于流出地的本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却又滋生、扎根于流入地社区情境中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网络的主要特征是:首先,它通常与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社会势力不发生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看作是流入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底层势力;其次,这一势力主要以家乡本土的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在陌生的异地以亲属或“朋友”关系结成了看似松散、实则牢固的地缘关系网络;再次,这个网络的运作模式是公共领域的职业权力与亲朋好友私人利益之间的交换或庇护。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鹏城村”不少小型网吧的业主(如表1中的C、D、E、F、I、J网吧)都有些“来头”,{27}要么本人是村里的治安员、消防员或物业管理人员,要么就有亲戚或关系很好的同乡从事这类工作。在村物业公司工作、节假日帮朋友照看I网吧的广东梅州人小张向我们坦言:

  关系是最重要的……我朋友(指业主)是做消防的,上面要查,一通知我们就知道了。

  由于自己的职业是村里的物业管理,所以小张也有开小网吧的打算。村里的治安员、消防员或物业管理员这类聘用人员,一般都是居住在“鹏城村”的流动人口{28},他们多以同乡关系交往并划分势力范围,在村里很容易结成公权与私利交换或庇护的关系网络。我们在寻访黑网吧的过程中,也曾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个“怪现象”:作为“鹏城村”的生人,调研人员屡屡遭受那些望风者、网吧业主的阻拦,很难进入网吧一睹真相。有一天,3名男性调研人员在一个小巷子里突然被十几个治安员团团围住,在出示学生证后即被放行。有意思的是,调研人员从此便能顺利出入黑网吧,很快由生人成了熟客。由此也不难看出,那些村里聘用的治安员与黑网吧的业主有着特殊的关系,巡防工作除了维护治安之外,其实也在为小网吧望风。

  不过,如果要分析这一交换或庇护关系网的功能,最好的个案是一位两次被缉查人员“端掉”网吧的四川人小李,他是我们在村里走访期间探访到的最“倒霉”的业主,也是唯一一位接受我们正式访谈的业主。2008年3月,小李是在四五个与他年纪相仿(都在20岁上下)的老乡前呼后拥之下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他脸色苍白,眼神里透出高度的警觉、焦虑,甚至绝望,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行动、语速极快,浑身上下都带着如临大敌的紧张感。但与其他网吧业主不同,他痛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将我们领到离他的网吧只有几步之遥的住处。在这个不到10平米的光线极为阴暗的房间里,架着父子俩睡觉的上下铺,屋里几乎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小李的父亲很早就从靠近重庆的一个村来深圳做装修工,那时小李12岁,还没念完初一,因想念几年才见一次的父亲来到了深圳。但他不愿像父亲一样做苦力,刚开始几年摆过烧烤摊、卖过甘蔗、进过工厂、开过麻将馆。麻将馆开得挺成功,常常宾客盈门,且十有八九都是老乡,“基本上都是亲戚、朋友、住得很近很熟的”,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同乡圈。但好景不长,一次来小李家打牌的一个同学与村里的河南人发生了言语冲突,差点引发了村里四川人和河南人在停车场的一场武斗,后虽经人调解平息了争端,但小李却灰了心,将麻将馆关了,转行开起了小网吧。

  小李开网吧的愿望一部分来自他对网络游戏的热衷。

  我们以前特爱上网,(2001年)热血传奇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上网了。

  尽管父亲竭力反对儿子从事这一高风险行业,甚至以“不让进家门”为威胁,但小李还是跟姐夫一起向老家的亲戚借钱,于2007年开了一个只有8台电脑的小网吧。但是,小李特别“背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次被查处,共31台电脑被没收(第一次8台电脑,第二次23台电脑),交了两万多的罚款(每次一万多)。在我们访谈之前,他刚添了10台电脑重操旧业,所以,对网吧周围的陌生人尤为警觉。

  按小李的陈述,他“屡败屡战”的原因,主要还是找不到更好的生财之道。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没做什么,说难听点就是混着”,最多打点散工。小李说:

  像我们没有文化,没有技术,进工厂的话最多一千多一点一个月。那根本养家糊口都不够。

  小李开过麻将馆当过老板后,心就大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网吧这个职业轻松一点,生意还是蛮不错的,而且(生意)越来越好。

  开网吧投入少、收益高,虽然两次被查加起来损失超过4万,但风险与回报相比,开网吧仍有诱惑力。不过,令我们纳闷的是,村里几十家网吧,据小李说被查到的只有几家,他愤愤然道:  

  村里的保安队长,他一个人就开了四家黑网吧。差不多加起来有上百台机……反正被查的两三家都是没打点好的。

  保安队长的情况只是小李的一面之词,但从我们了解的几家家庭网吧业主的职业背景看,这话并不算空穴来风。不过,我们更关心的是:小李明明将两次被查的原因归于“没打点好”,那他为什么不去“打点”?其实,事实的真相恰恰就在这里。用小李的话来说:

  打点最少就差不多要一万块。喝喝酒,包个红包。包个红包几千,出去玩一下几千,差不多就一万块。假如说你花了一万块,上面查下来了,他通知你,有时候你自己不小心,或者他没通知你(结果)被查了,还不是一样被查了。你那一万块丢在水里面。

  原来,一方面“打点”所花的成本几乎与被查一次的罚款差不多高,另一方面,“打点”虽有降低风险的可能性,但并没有切实的保障。这才是小李选择不“打点”的关键所在。小李的话得到了我们的证实,如表1中的E网吧关系算是“够硬”,来自广东茂名的网吧老板是村物业管理处的,弟弟是治安员,表哥是治安队的一个小头目,还有其他的同乡也是治安队的成员,这家业主不仅平时不用“打点”,连过年过节的红包都用不着给,但2008年10月还是被工商查处,损失三万多元。可见,由血缘、地缘结成的同乡关系网是一个封闭的网络,它的势力范围非常有限,不仅受管辖范围、职业权力的严格限制,也受自身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的制约,很难与村内(股份公司和原住民)、村外的公权部门产生勾连、互通,这是流动人口同乡关系网本身有限的资源所决定的。

  社会学家孙立平发表于1996年的《“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一文,在谈到1949年以后中国的资源配置与新社会关系时,提到了西方学者奥伊(Jean C. Oi)在《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一书中对中国农村存在的“庇护主义”关系网络的分析。概括地说,在农村,这种庇护关系网是由村干部(组织)代表的公共因素与人民公社社员(个人的物质利益)所代表的私人因素的结合,“正是这种关系网络将个人的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以及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它是当时那种社会能够正常运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机制。”{29}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庇护主义关系体现了集权主义体制下一种个人的生存策略,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决不是如表面所呈现的铁板一块,相反,它是相当有弹性的,“它往往通过人们对‘关系’这种反权力技巧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实际的再分配过程”。在城市,它意味着就业、住房、公费医疗、子女就学、副食补贴以及其他福利等资源的获得,农村的资源相对要少得多,但也会涉及一定的物质利益及好处。

  可是,这种背靠组织的公权与个人私利之间的关系在目前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阶层分化的转型期和新的社会场景下,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对于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身份的打工者群体来说,他们几乎丧失了向组织寻求庇护的可能性,他们与流入地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机构处于结构性断裂的状态,甚至与他们寄居的城市社区的原住民和社区文化也格格不入,可以说,他们从小生活的村落社会中以“信任”为核心的血缘、地缘关系成了他们唯一可以依附的东西,是他们用于共同抵御城市陌生环境和潜在风险的最重要的路径。社会学的多项实证研究表明,“‘亲缘关系网络’的作用贯穿于民工的流动、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在职业信息的获取、流动和居住方式、日常经济行为,甚至在社区的自我管理方面,他们仍倚重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寻求内群体的信息、情感和行为的支持。{30}因此,被生活和命运“抛”到一个没有组织及其他外力庇护的、与当地社会处于割裂情境之中的流动人口,往往选择依赖最基本的血缘、地缘关系的互助,形成了我们上述所说的同乡之间有限的公权(如从事治安、消防或物业管理)与私利(如开家庭网吧)之间的庇护与交换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结果。当然,这种关系网的抗风险能力并不强大,有时甚至不堪一击,因为其所管辖的势力范围和与外界发生关系的社会资源都极为有限。

四、网民:草根阶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流动

  在政策、权力、关系等多重资源的博弈与分配格局之下,草根社区互联网实践的主体——那些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网民在特定的传播环境中形成了他们特有的传播行为和人际互动模式。从“鹏城村”看,流动人口中的网民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方面出现了某种分化的趋势。这种分化,可以从黑、白网吧的结构性分界中加以观察,而且它与草根群体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方向有着极大的关联性。

  作为村里唯一一家正规网吧,与城中村的大部分民工相比,“喜相逢”的顾客有它的特殊性。2008年4月,我们曾对这些特定的网民群体进行了现场问卷调查,共回收262份有效问卷,其中有205位受访者是住在“鹏城村”的外来租客(即流动人口)。他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为:年龄绝大多数在18 ~ 30岁(占92.3%),男性占多数(63.9%)。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大部分来自广东(深圳、广州等大城市以外的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各省,也有个别远至内蒙、云南、新疆、陕西、山东、浙江。作为流动人口中有经济能力在正规网吧上网的特殊网民,他们的最大特征是:有68.3%的人所从事的职业要求有一定的专业技术或技能,他们中有技术工人、医药代理、营销人员、发型师、美容师、各类设计师(包括服装设计、软件设计、广告设计、模具设计等)、商务代表、人事助理、咨询顾问、证券经纪人、自由职业者等,也有少数小业主(个体户老板)、职业经理人和管理人员(主管)。与此相应,这些网民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其中高中(包括中专)文化程度的占45.4%,大专和本科达到了41.5%(前者为22%,后者19.5%);经济收入在2000 ~ 5000元的占40.1%,有60%的人每月上网的费用超过100元,其中每月上网开支在200 ~ 300元的就占43.7%。在职业和学历上,他们与我们了解的“鹏城村”大部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职业基本为普工、出租车司机、小商贩和无业人员的流动人口群体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事实上,黑、白两种网吧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划分草根社区流动人口身份地位的一种表征。“喜相逢”的大部分顾客,尽管在户籍身份上大多也是农民,也同样在城市较为廉价的城中村栖身,暂时还没有在家上网的条件,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和所具备的文化程度已经为其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平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向城市白领的身份转变。

  以实地观察看,“喜相逢”的顾客大多忙于网游和QQ聊天,但搜索信息、发工作邮件、填写表格、炒股这一类网络行为明显比家庭小网吧的顾客多,电脑桌面上有专门的“办公学习”软件包和炒股软件,这是村里的小网吧所没有的。问卷调查的数据也显示,“喜相逢”网民对知识(信息)的需求非常旺盛,他们在“上网的主要目的”(多选)的选择中,“查找信息”位居第二,占58.0%,另有28.8%的受访者选择“了解国内外时事”。在具体的信息寻求行为中,有多达86.3%的顾客“经常使用”百度搜索引擎,其中38.5%人会用百度查找“日常生活信息”,也有33.2%的人会主动查找“与自己有关的公共政策信息”,另有22.9%会经常上网看“招工招聘网站”。在知识的获取上,有多达63.5%的人“上网阅读电子书籍”,选择“科学知识”(30.7%)、“历史、军事”(30.2%)、“经典名著”(28.3%)、“教材或参考书”(23.9%)的比例都不低。而且,他们大部分人对流入地和流出地都表示相当的关注,表示会光顾深圳本地网站的受访者达70.2%,上家乡的网站更多达84.4%。前者的数据大大超过以往对深圳城市居民网络行为调查所获得的相关百分比(38.6%){31}。这些数据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群特殊的网民大多习惯于利用网络空间拓展自己的视野,努力寻求个人发展的机遇。

  当然,“鹏城村”的互联网实践更多来自那些没有固定职业,或像文生一样从事体力劳动、文化程度高中以下(也有少部分是高中)的民工群体。他们因经济条件的限制,通常在住处附近的家庭小网吧上网。由于开展问卷调查的难度,我们尚没有使用相同的问卷对这一部分网民展开量化调查,并将数据结果与“喜相逢”网民做出比较。但我们也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对这一群体的互联网实践,尤其是他们特有的网络行为,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把握。

  家庭型小网吧环境条件差、安全隐患多是众所周知的现实,但这类网吧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来说,却有着一般正规网吧所不具备的亲和力。有人说,小网吧“是‘穷人’的乐园,是没有能力买电脑的年轻人的游乐场”,{32}此言不假。关键是,对于那些来自农村(或小城镇)社区,仍习惯于亲密的首属群体关系(如血缘姻亲、亲朋好友、街坊邻里等关系)的大部分流动人口而言,小网吧就设在居民楼中,离家近,吃饭方便;上网费低,且可以赊账,有些网吧连押金都可以随便给,结帐时,如果不到整个钟点,还可以少收一元钱;多数小网吧气氛轻松随意,网友之间及业主一家与作为邻里的顾客之间关系熟络。这种灵活性、方便性,给村里的网民带来了诸多便利的同时,更带来了传统社区才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和彼此的认同感。因此,与一般的正规网吧不同,家庭型小网吧的网民有一些属于自己的行为特征。例如,此类网吧常有结伴上网的现象,女孩子边磕瓜子边聊天边上网,两个男子头挨着头打游戏是小网吧的日常场景,我们甚至还遇见过母女俩一起通过网络视频与远方的亲人聊天的温馨场面。从某种角度看,小网吧的主要使用者去网吧不仅仅是为了上网,网吧也是亲近的朋友(大多是同乡)、邻里之间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它与“喜相逢”的顾客极少交流互动的现象大异其趣(据我们的调查,“喜相逢”顾客表示上网时“经常”与周围人聊天的只占3.4%)。研究者可能更应该从人际网络“网上网下”的互动,且往往是“首属群体网络”这类自然的人际交往关系,而不是从普通网吧那种互不相干的现代社会“原子化个体”的角度去看待这群特殊的消费者。{33}

  传统社会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亲密关系,更反映在网络空间。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社区里的一部分网民有着共用QQ名的奇特现象。出租车司机文生的QQ名叫“向大家学习”,但这个名字是他们全家(包括妻子和孩子)共用的。当年他上黑网吧时,曾经借用朋友的QQ名,后来自己买了电脑重新设置了一个,就把原来的QQ名还给了朋友。“鹏城村”的另外几位出租车司机也是一家人共用一个QQ名,而且这个现象在他们的湖南老家也很普遍,他们在网上似乎完全没有个人隐私的概念。说起隐私问题,文生说:

  我们的QQ没有隐私。电话(指手机)来了你去接一下,短信来了你去看一下,我们都是这样的。他们两个(指同住的表弟和弟媳妇)经常换手机号码,今天你用我的,明天我用你的,那个卡(指手机预付卡)可以插来插去的。

  “没有隐私”其实反映了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费孝通曾将熟人社会的原因归于乡土社会空间流动的稀少。{34}但在当前这个社会急剧变化、空间大规模流动的现代社会,在互联网这个以虚拟空间和关系为特色的传播场域,像文生这样的农民工群体在网络实践上,却有着明显的信息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混合的特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矛盾性。

  文生的“QQ好友”中有6个老乡和7个亲戚是熟人。同样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有几位在老家的亲戚——文的内弟、妹夫、堂弟起的QQ名是他们的真名,如“怀望”、“双雄”、“文星”,颇有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古风。问起文生与他们日常QQ聊天的情形,他说:

  我上网主要是看新闻,看完新闻下象棋(网络游戏)。QQ我挂在上面,就不理它了,过一会儿去看一下有没有亲戚朋友。有的看到了就会聊,刚开始打几个字,问是不是他,怎么样啦?在哪里上网?然后就用语音。一般都用语音。

  从访谈中给我们的印象是,在文生看来,网络空间是熟人社会日常互动的一个很好的场所,QQ聊天就相当于亲戚朋友之间互相串门,所不同的是,因为QQ名可以互相借用,所以得先来上一句“是 × × 吗?”其实即便不是 × × 本人,也是他的家人或亲戚朋友,反正是熟人或扯得上关系的人。语音对话和日常聊天、拉家常没什么两样,大多是一些礼节性的交流和闲聊,这里,QQ聊天相当于打免费的长途电话,但主要用于亲戚朋友之间仪式性的交流,如需工具性交流,还是借助手机或村里长话吧的电话。利用互联网进行以血缘亲情为核心的人际互动与在小网吧形成街坊邻里间的社会交往,可能是草根社会互联网行为特有的现象,它为身在异乡的打工者带来了社区亲和力的同时,也反映了这一阶层对其有限的社会关系资源的倚重。

  从调查情况看,年轻的小网吧业主和管理人员大多也讲“职业操守”,主动禁止学生或其他未成年人上网;一些由老人�99种研究方法和路径尚属首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最现实的生活层面上,国家与社会相遇了”,{35}在“鹏城村”的互联网实践中,我们发现正是这个被国家政策遗忘的角落,恰恰最集中地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相遇”后的摩擦与妥协、打压与繁荣两者奇特的共生与并存。

  事实上,“鹏城村”作为中国草根社区互联网实践的一个具体的场域,一旦被放置在国家—地方政策—社区三者的权力、关系、资源的博弈生态中时,问题就变得清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家有关互联网营业和管理政策忽视了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下阶层网民的需求,才给黑网吧这个地下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从这个角度看,政策和施政催生了地下经济,为地下经济提供了生存和繁荣的土壤,这一说法其实并不为过。深圳市地方政府在有关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既有刚性的一面,也有弹性的一面,从中也不难看出在国家与地方的行政关系中,地方政府对上和对下的两面性和某种无奈。但地方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弹性的一面恰好给当地的特权阶层和垄断企业带来的“寻租”空间,也正是中国社会在政策的人为限制下造成资源极度短缺后的必然结果。

  表面上,在严厉的打击之下其生存境况一如过街老鼠的小网吧,其实走近了看,不仅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而且也有它作为地下经济的滋生条件和运营规则。我们很难将那种由流动人口血缘、地缘关系结成的公权与私利之间的交换与庇护关系视为某种十恶不赦的黑社会势力,事实上,这种关系网络有时是如此的脆弱和缺乏外延性,它从“鹏城村”家庭小网吧无所不用其极的掩护和隐藏中便可见一斑。但正是这种门窗紧闭,甚至防盗门加锁的层层防护,不仅给小网吧的网民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更使政府有关部门对小网吧的监管产生了严重的漏洞。如果说,博弈双方的目的在于“双赢”,那么目前小网吧在监管上存在的明显的漏洞只会令政府和业主、网民面临政策与地下经济摩擦、对立之下的“双输”。

  然而,我们之所以将草根社会的互联网实践放在这样一个政策、市场的格局之下,是因为那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庞大的流动人口,表面上是一个游离于国家、地方政府,甚至其所栖身的城市社区权力结构之外的群体,但他们的生存(包括现实的生存和网络的生存)却无不受权力的博弈生态内各种“局中人”及其政策规则的制约,他们的互联网实践也正是在这种权力格局下形成了黑白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合法性和非合法性及其衍生的一系列后果,有可能导致他们内部的阶层分化,使得他们在知识(信息)的获取、社会参与、社会流动方面更加的黑白分明——社会结构、资源分配的格局和不公平有可能产生因媒介技术的扩散和使用导致一个社会中知识(信息)分配的分化现象,这是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就曾发出过的警告{36},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社区传播生态及其互联网使用情境所做的这项研究,或许可以令这一黑白分化的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关注。

  *本文先后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则项目“媒介技术与社区传播——以广东省为个案”(06JA860006)和广东省人文社科重大基地项目“媒介生态与社区文化研究”(06JDXM86001)的资助,特此感谢。深圳大学传播学专业4位硕士研究生和6位本科生在作者的指导下,参与了本论文黑网吧部分实证材料的收集工作和“喜相逢”网吧顾客的问卷调查工作,特此感谢。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吴予敏教授的意见和建议。本文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邱林川助理教授和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田阡副教授在文献资料和研究方法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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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阡:《身份社区的建构——深圳籍出租车司机的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注释】

{1}本文所涉及的地名、人名、网吧名均为化名。 {2}据http://www.cnnic.net.cn/,第2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8年1月)。 {3}参见邱林川:《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反思》。 {4}参见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村落地下经济”。 {5}参见http://www.cnnic.net.cn/uploadfiles/pdf/2009/1/13/92458.pdf。 {6}据http://www.ce.cn/cysc/it/home/itgc/200506/21/t2005 0621_4043408.shtml,2007年中国网吧数量将为11.5万家;另据http://tech.sina.com.cn/i/2007-03-03/04451399 725.shtml,文化部、工商局、公安部等14个国家部委在2月25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网吧及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2007年全国网吧总量不再增加,各地均不得审批新的网吧。我们如果以每个网吧200台电脑计算,全国的正规网吧只能同时供2千万左右的人上网。 {7}参见Tichenor et al.,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volution of a Structural Model”. {8}参见William H. Dutton, “The Ecology of Games Shaping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9}参见Jack Linchuan Qiu & Zhou Liuning, “Through the Prism of the Internet cafe: Managing Access in an Ecology of Games”. {10}参见网吧从业人员“公民证”的《为网吧呐喊——网吧行业发展见证》,http://gongminzheng.blogchina.com/。 {11}参见http://gongminzheng.blogchina.com/。 {12}据http://www.sznews.com/szsb/20060214/ca2159826.ht, 参见http://www.sznews.com/szsb/20060214/ca2159826.htm和http://paper.sznews.com/szsb/20071226/ca2865426.htm。 {13}《网吧准入门槛能不能降低》,载《深圳商报》2004年6月25日。 {14}http://video.sznews.com/content/2006-08/20/content_ 268817.htm,http://tech.sina.com.cn/i/2008-11-19/16222 589979.shtml,及http://www.sznews.com/的有关新闻。 {15}《我市8月底基本消灭“黑网吧”》,载《深圳商报》2004年8月13日。 {16}《租房给黑网吧最高罚两万》,载《深圳商报》2007年12月26日。 {17}参见“中国互联网协会”,http://www.isc.org.cn/20020417/ca102648.htm;《2005年政府公报第49期》,“深圳政府在线”, http://sso.sz.gov.cn/zfgb/2005/gb467/200810/t20081019_95051.html。 {18}参见《2002年中国IT十大新闻》,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jinji/32/180/20021223/893669.html。 {19}关于小网吧的经营者和使用者身份,另请参见Jack Linchuan Qiu & Zhou Liuning, “Though the Prism of the Internet Cafe: Managing Access in an Ecology of Games”, China Information, Vol. 19, Iss. 2, p. 279。 {20} 《374家网吧近期有望领照》 ,载《深圳商报》2006年2月14日。 {21}《深圳黑网吧依然猖獗 整治铁律未见效》,载《深圳特区报》, 参见http://games.sina.com.cn/y/n/2007-11-26/1419223880.shtm。 {22}《深圳首次对黑网吧进行刑事处罚》,载《南方日报》2006年10月10日;《租房给黑网吧最高罚两万》,载《深圳商报》2007年12月26日。 {23}《营业场所没有房产证 正规网吧难进城中村》,载《晶报》2007年4月4日。 {24}按我们统计的片区10个小网吧共142台机器计算,“鹏城村”的小网吧起码有30家,电脑数在400 ~ 500台之间。以每台机器一天24小时、每小时收费2元、50%的使用率计算,一年的总营业额24(小时) × 2(元) ×50% × 400(台) × 365(天)=3504000元。但实际数字可能远不止这些。由于家庭小网吧非常隐蔽,我们所发现的30家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25}参见http://bbs.voc.com.cn/topic-51169-1-1.html。 {26}我们曾于2008年3月底和2009年1月初对“鹏城村”的家庭型小网吧(黑网吧)进行过调研,发现2008年3月份的小网吧有6家已不再营业,另增加了2家新网吧。 {27}其他几个网吧的业主背景没有得到确定。 {28}据我们对“鹏城村”社区相关人员的访谈,“鹏城村”设有“综纪办”(即“综合纪律办公室”,原为“治保会”)管理保安队;“安委会”(即“安全事务委员会”)下设“消防应急分队”。现有保安员80多名,消防员10多名。这些员工大部分来自广东(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以外的地区)、湖南,也有来自其他省份的流动人口。由于治安、消防员的待遇差、工资低,所以人员流动性很强,虽名为向社会招聘,但大部分还是靠同乡之间的介绍。 {29}参见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 {30}参见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李汉林:《关系强度与虚拟社会——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刘林平:《关系资本与社会转型——深圳“平江村”研究》。 {31}据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周裕琼副教授通过“电脑辅助电话调查系统”(简称CATI系统)对深圳市民互联网使用行为的调查数据。这一抽样的人群是深圳市特区内安装了电话的住户。由于深圳市的城中村外来人口普遍不安装固定电话,所以该调查的抽样框并不包括本文中的城中村互联网网民,本文将之称为“城市居民”。 {32}参见《一个深圳黑网吧老板的自白》,http://bbs.oeeee.com/bin/content.asp?aid=45,,6510909,1。 {33}请参见Jack Linchuan Qiu & Zhou Liuning, “Though the Prism of the Internet Cafe: Managing Access in an Ecology of Games”一文中对小网吧消费者的分析。 {34}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35}转引自何海兵:《“国家—社会”范式框架下的中国城市社区研究》。 {36}参见Tichenor et al.,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volution of a Structural Model”; G. A. Donohue, et al., “Mass Media Functions, Knowledge and Social Control”.

责任编辑: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