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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陌生人与地方性

——以1934年“闲话扬州”事件为中心

张 杰

【内容提要】 在1934年“闲话扬州”事件中,《闲话扬州》一书的作者易君左究竟为何激怒扬州人?本文通过对《闲话扬州》的时空观分析,指出其基于现代性的时空观导致了时间分割与空间区隔的叙事效果,从而构成了对扬州的现代性批判,并对扬州的地方性带来了冲击。当地社区试图通过现代性话语和民族国家语境的引入,从而反驳易君左的现代性批判,并重建地方性。

  “闲话扬州”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震惊全国的“学案”。被称作“龙阳才子”的易君左写了一本《闲话扬州》的小书,而引起一场官司。当时扬州各方人士组成“扬州究易团”,上海“扬州旅沪八邑同乡会”也向出版方中华书局提出抗议,认为其“丑化扬州风土,侮辱扬州人人格”{1},并向江苏省法院提出控诉,最终中华书局销毁纸版,停止销售,而易君左遭到罚款并辞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一职,并在各报公开致歉。这便是轰动一时的“闲话扬州”事件。

  易君左的《闲话扬州》究竟有什么样的刺激性内容,使得当时的扬州人群情激奋,成立“扬州究易团”,并告上法庭,使该书在当时被禁止销售。在一般人想象之中,该书自然对扬州与扬州人诋毁过甚,才一时引起轩然大波。然而,细读此书,发现书中除了有一些言辞略显轻佻以外,并无阅听人想象中的恶毒之词,以至于扬州当地的扬州文化研究学者韦明铧认为“无论如何,把《闲话扬州》当作一本‘禁书’来读是不免要失望的。”{2}这种感觉不仅散见于今天的《闲话扬州》的阅听人,{3}而且时人也有类似的困惑。如周作人就说“听说从前有《闲话扬州》一文激怒了扬州人,闹了一个小问题。……从头至尾用心读了一遍,觉得文章还写得漂亮,此外还是大失望。”{4}《闲话扬州》虽然言语略微偏颇,如易君左登报致歉启事中所云“其中见闻不周、观察疏略,对于扬州社会之批评致多失实之处”,{5}然而正如易氏所言,此书“本属游记小品”,何以引发扬州人如此大的反应?

  目前国内对于“闲话扬州”这一事件并无研究,而国外也只有两位学者关注。一是韩起澜(Emily Honig)在《苏北人在上海,1850 —1980》中从族群认同的角度略微提及,称“闲话扬州”事件在上海的苏北人群体中被严格定义为扬州的事件,其他苏北的同乡会群体并没有支援“扬州旅沪八邑同乡会”的行动。{6}另一项重要的研究就是安东篱(Antonia Finnane)在“ A Place in the Nation:Yangzhou and the Idle Talk Controversy of 1934”一文中,指出“闲话扬州”事件体现了扬州以及扬州人是现代性的他者,折射出地方性和国家主义以及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7}这些学者的研究颇具新意,但都未能回答这一事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使得“闲话扬州”成为事件?扬州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什么样的刺激?这正是本文力图回应与解释的。

一、现代性的时间观与空间观:《闲话扬州》的文本分析

  《闲话扬州》这本书究竟是哪些具体的内容成为刺激扬州人的因素,一直是众说纷纭。细查文本,主要引发争议的是其第一部分《扬州人的生活》,易君左在这一部分介绍了扬州人的衣食住行,并对扬州的妇女、市容、扬州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评论。其内容大部分是真实的,其批评虽然有些并不恰当,但也并不激烈(当然,一些评说脱离了上下文语境来看还是颇为激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品之作,却深深触动了当时旅沪之人与扬州本地人的神经,其原因何在呢?

  在当时中国的具体语境下,任何一座城市在现代性的尺度上都是以上海为坐标来评价的,易君左对扬州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现代性为标准的。例如,易从市政现代性方面来观察扬州,扬州城没有马路:“最坏的是路。除开惟一热闹的区域如多子街、辕门桥几处外,无论大街小巷,都是乱石砌成,上无漏水,下无阴沟,下一次大雨,通衢便可行百石之舟。”扬州城的主要交通工具为黄包车,而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在扬州也有一辆摩托车,听说是督办公署的,我在南门街上发现过一次,围而观者如堵。”扬州城没有摩登大厦:“在扬州你如果发现有楼房,我出一块钱;发现两层楼,我出两块钱;以此类推。” “以住宅而论,扬州没有中产阶级的存在性。”扬州城没有卫生系统:“住宅以外的清洁真谈不到。所有灰屑并没有一定的储所,任各户自由的倾积:什么水都向街心泼。无论何处都是小便所,许多土著都在红男绿女过路的草坪中公开的大便。”“然而马桶又非常的多。每天上午是马桶世界。”{8}

  如果说这些还只涉及物质和卫生层面的现代性缺失,那么易君左还更进一步地从现代性的效率角度对扬州人的生活进行了批评:“扬州有一句最普通的俗语,就是‘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我们可以在每天上午八九点或十点多钟看见扬州人在街上刷牙齿,大概是起床了。起床后第一件事便是‘皮包水’!三三五五或独自一人到茶馆儿,坐下,这就生根了!——这样悠悠的灌一肚子水,至少要花费几个结实的钟头。好像是应该回来了!有万不得已的事这才去做做,否则飘飘然的出了茶馆儿,在街上又飘飘的荡一下,就打马到‘浴室’。”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时间的精确控制,而扬州人的生活明显缺乏现代时间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紧迫感,无怪乎易君左发出感慨:“这样的和时间做仇敌,可怜一天经得起几消磨!”扬州人不仅缺乏时间观念,同时缺少对生活的规划:“在街上很难遇着一个精神饱满的人,放雀、玩花,是扬州人最高尚的消遣了”, “扬州是繁华的落伍者”。{9}贫穷、不摩登、生活懒散、没有规划、过时的生活方式,易君左笔下的扬州人的生活是城市现代性的他者,是需要批判和改造的对象。“扬州人的生活象征实在是散漫的很,没精打采的。从这种现象里可以看出扬州人的性格至少是带有几分懒惰、浪漫、颓废的不景气!扬州人的生产力不是薄弱而是放弃,所以陷入一般的贫苦。”{10}

  然而,吊诡的是,从现代性的视角对中国包括中国城市进行批评,是当时的通行笔法。对于扬州已不再是扬州梦里的繁华,时人也屡有触及,有些批评较之易君左不啻多让。比如朱自清在《说扬州》中所述:“现在的扬州却不能再给我们那种(过去的)美梦。”“简直就算个‘没落儿’的小城”,{11}朱自清在文中很不客气地指出了扬州人的弱点,例如“甩子”、“扬虚子”、“扬盘”,还有最敏感的是“出女人”。然而,该文不仅没有引发风波,反而被认为是替家乡辩护的一篇文章。郁达夫也同样表达了对扬州的失望之情,“目下的扬州只剩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12}相似的批评内容,为什么易的文章就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呢?被研究者所忽视的而恰恰又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正是《闲话扬州》这个文本的时空结构以及这种结构中所体现出的现代性。

  所谓文本的时空结构,指的是文本自身的叙事时间逻辑和空间排列,在很大程度上文本的时空结构是作者自身的时间观与空间观的体现。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很少单独地分析文本本身的结构与意象。然而,对于“闲话扬州“这一事件而言,我们必须考虑到当时的扬州人作为阅听人在接受《闲话扬州》这一文本时文本本身的框架以及结构对阅听人文本理解的影响。舍此而仅就文本中的只言片语来推断当时扬州人的心态,是不完全甚至不可能的。

  《闲话扬州》作为一个文本,从时空观上来考察其现代性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呢?先来看一下当时其他作家论述扬州的文章的结构。对于扬州的批评性文章最为有名的是两篇:朱自清的说《扬州》以及郁达夫的《扬州旧梦寄语堂》。这两篇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批评了当时的扬州以及扬州人。然而,这两个文本在批评的同时也都对扬州的风景以及扬州人的生活持有某种欣赏或者理解的态度。扬州虽然不再是乾隆时代的扬州,但是扬州的美丽以及扬州人的生活方式依然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欣赏的,并且扬州和扬州人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并不现代但依然可以被接受。他们的文本在处理扬州这个空间时,扬州作为一个地域空间与扬州人的生活空间是重合的,虽然扬州的过去与现在,或者说传统与现代在这些文本的叙事中已被截然分开。

  而时人赞赏扬州的文章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郁达夫式的或者说是中国传统士人式的,沉浸在扬州过去的繁华与文化的荣光中,并对此予以赞美。突出的体现在曹聚仁当时对易君左及朱自清的扬州文本所作出的回应性文章中,这类文本的时间观是完全指向过去与传统的。另一类是既赞美扬州过去的荣光,对于今日扬州,或者表示盛衰的感慨或者在今日扬州的生活中挖掘过去的遗存。突出的体现在青木正儿的《扬州梦华》。扬州在他们的文本叙事中,过去与现在是连续的。而谢国桢的《扬州纪游》以及吴组缃的《扬州杂记》所蕴含的时间观更是在指向过去的同时也指向现在,强调现在扬州生活的闲适性以及扬州人的美好,在文本试图表达的空间观上,扬州的自然风光也就是地理空间与扬州人的生活空间是完全重合的。这两个文本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还在于其对待现在的时间观并不是如青木式的将现在视为过去的延续(青木在瘦西湖听到了“道情”,追怀扬州梦华,并认为这是苏州、上海的书场里演唱的鼓词、评弹所无法比拟的)。{13}谢和吴有意无意地将现在的扬州生活与上海或者北京作了对比,并强调了扬州现在生活的合理性。这种评价现在的时间观并不是以现代性为标准的,某种意义上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背离与反抗。

  同上述两大类文本相比,易君左的《闲话扬州》所蕴含的时间和空间观就显得与众不同。《闲话扬州》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将对扬州的评论分成两大部分,作者在《扬州人的生活》部分语多批评,而在第二部分《扬州的风景(上)》和第三部分《扬州的风景(下)》中对扬州的风景语多赞美。在这里,易君左体现了现代性的空间观,他将扬州的地理空间与扬州人的生活空间截然分开。空间成为一个地理概念,成为外在于人的并可以被客观研究的对象,如爱德华·W·苏贾所言,这种空间观是现代性的产物{14};而在传统社会中,地理空间、想象的空间、生活的与社会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合而不做区分的。易君左在《闲话扬州》这个文本中,将扬州的地理空间作为赞美的对象,将扬州人的生活空间作为批评的对象,从而刻意地将两者区隔开来。{15}这是一种现代性的空间想象,这种空间区隔的结果就是对扬州的地理空间与生活空间相互联系的合法性的否定;也恰恰是在这种空间区隔的基础上,易君左才能够将《闲话扬州》这个文本的时间结构强调为现在。

  如前所述,传统的关于扬州的文本在时间观上是一致的,即强调过去与传统(赞美扬州的历史与文化),或者既强调过去又强调现在(赞美扬州的过去,同时也理解、接受甚至某种程度上喜爱扬州的现在)。扬州的过去与现在是连续的,这种联系体现在空间上就是扬州这一空间意象在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上是重合的。历史的荣光既体现在地理空间上,也体现在社会空间上,扬州人的生活充满了历史的痕迹与诗意。可见,时间的连续性与空间的重合性在其他的扬州文本中是统一的。然而,易君左的《闲话扬州》在文本的空间观上打破了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重合性,从而使得其时间叙事可以将时间的连续性割裂开来。这种割裂不是说不强调过去,否定扬州历史与文化的荣光,而是将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割裂开来,否认扬州的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在赞美过去的同时批评扬州的现在。如果说,其他文本在文本叙述时间的处理上是建立在重视过去这样一种时间观念基础之上,这也是传统社会常见的时间观念,那么,《闲话扬州》的时间意象则体现了“现在优先”这样一种时间观念,即过去与现在不一定有联系,存在断裂和突变的可能性。这种强调现在的时间观念恰恰是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也正是在这种强调现在的时间观中,以现代上海为标准对扬州人的生活进行现代性批判才成为可能。在过去与现在割裂的时间观中,扬州人的生活空间作为现在的时间产物,自然要遭到被批判;而扬州的地理空间,作为过去的时间产物可以被赞美,这符合现代性的时间观。

  这种指向现在的时间观能够成立的前提是现代性的空间观:必须将地理空间与生活空间严格地区隔开来。扬州人的生活空间与历史文化空间必须要被分离,历史文化空间是可以被赞美的,而扬州人的生活空间在强调现在的现代性叙事下是必须要被批判的。这种空间区分和时间断裂带来的叙事效果就是扬州的风光以及这种风光所体现出的自然与历史的荣光是可以赞美的,但这与现在的扬州人及其生活没有关系,后者在现代性标尺中是必须被批评的对象。

  现代性的时间观是一种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强调现在而否定传统;而传统的时间观是一种绵延的时间观,重视过去,认为过去和现在与将来是连续的。现代性的空间观是将空间视为外在于人的可研究的对象,是与人分离的空间;而传统的空间观是认为空间与人是统一的,人生活在空间中,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是重叠的。{16}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作为一个文本,恰恰是以现代性的时空观为逻辑来组织其文本时空结构的。这种叙事效果当然是扬州人无法接受的,要将社区中生活的人与其历史和文化割裂开来,当然会引发扬州人的愤怒。可见,“闲话扬州”事件的爆发,因素固然可能很多,但是,在文本结构上通过空间区分和时间断裂带来的现代性叙事效果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二、陌生人与现代性的时空观:作者角色对“闲话扬州”事件的影响

  如前所述,《闲话扬州》的文本结构所展现出的时空观与其他叙述扬州的文本截然不同。那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易君左的文本会迥异于他的同时代人呢?

  当时的扬州“究易团”领袖郭坚忍说过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个外省人,在扬州仅住了几个月,而要写“扬州人的生活”这样的题目。”{17}在这里,易的外地人身份被突出了。同样的,陈衡哲的“《川行琐记》风波”让当地人愤愤不平的一个理由也是陈的外地人身份。“本地 / 外地”这样的身份建构在中国这样的乡土社会中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这里,我要探究的是易君左的外地人身份对于“闲话扬州”事件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本地 / 外地”的身份建构在“闲话扬州”事件中究竟如何体现出来。

  一个外地人,从理论上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18}作为一个陌生人,其与本地人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呢?陌生人研究的开山鼻祖——重要的社会学家齐美尔,强调陌生人与本地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在空间上的二重性:在物理空间上接近,在社会空间上疏远。身处本地人群体之中,但是不属于本地人群体,而导致这种二重性产生的根源就在于陌生人具有的空间流动能力。{19}在传统社会中,所谓本地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而陌生人在理论上保留了随时随地流动的可能。如果说本地人的生活世界由于空间的既定性而成为一个充满确定性的世界,和什么人交往以及怎么交往,这一切都是可以预期的;而陌生人的世界则充斥着不确定性,按照wood的定义,陌生人是一个潜在的漫游者,但是他可以是一个今天来明天走的漫游者,或者他今天来了并且和我们长期相处。{20}这就意味着陌生人的未来是不确定的。

  如果从本地人的时间感来看,本地人对于其生活世界的时间感是过去、现在、将来相连续的并可预期的;而陌生人生活世界的时间预期是没有过去,指向现在,不一定指向将来的。在陌生人的生活世界中,时间只有在指向现在时才有意义。作为一个外地人,易君左在《闲话扬州》中将叙事时间指向现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其陌生人的身份影响的。本地人生活世界的时间观是连续的,并且是偏向过去或者说是传统的,现在与将来都因为过去而被赋予意义,兴衰之叹与追忆过去是这种时间观的表现。最能代表本地人这种时间观的文本就是洪为法的《扬州续梦》,在易君左笔下被嘲讽的乞丐、船娘、食客,在洪的笔下却都有故事,扬州梦的流风韵事在今日扬州人的生活中依然流淌。{21}可见,文本的时间意象与时间观在很大程度是受到“本地人 / 陌生人”的身份位置影响的。然而,在其他叙述扬州的文本中,绝大多数作者也都是以陌生人的角色而出现的。作为非扬州人的他们,为什么没有采用如易君左式的时间和空间观呢?

  按照Levine对于“陌生人”的分类研究,“陌生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分类系统。究竟属于哪一类分类,由两个大的维度决定:陌生人试图与当地社区建立的关系与本地人对陌生人的反应。将这两个维度交叉,就可以得出一个陌生人的分类模型。{22}根据这个分类模型来看,易君左明显属于“过访(visit)”性质。在“一·二八”事变之后,时在江苏省教育厅任职的易君左和同仁一起疏散到扬州办公,等到战事结束后才返回镇江。在这几个月中,易君左在扬州访古探幽,回去后根据这几个月的见闻写了《闲话扬州》。绝大多数扬州文本的创作者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扬州,如郁达夫一般都有着对扬州梦的憧憬。换言之,对于扬州,从情感上来说他们试图进入到当地文化成为其文化系统中的一员。在上述Levine的分类中,他们是属于“新来者(newcomer)”,其时间序列都是偏向过去的。最为典型的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曾是易君左有力的反对者,正如朱自清所指出的:“曹先生又未免(将扬州)说得太好;也不是说得太好,他没有去那里,所说的只是从诗赋中、历史上得来的印象。”{23}这样的外地人,虽然也是陌生人,然而却是一个试图理解当地文化,加入到当地人行列的“新来者(newcomer)”。{24}对于当地的文化,他小心翼翼地去习得,抱着敬仰之心,所以在其文本的时间结构中,同样有着偏向过去的时间观,而且过去与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续的。这种陌生人对于本地文化以及本地人生活的态度与本地人在很大程度上有重合的地方。这种连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盛衰之叹,其时间观是强调过去而不涉及现在的,这与本地人的时间感暗合;另一种是强调扬州人现在的生活自有可取之处,这种可取之处在于它来自过去,或者是对过去文化的一种传承,过去与现在是连续的。这种时间观在对扬州的过去与现在的连续性认可的同时,隐约地表达了对强调现在的时间观,也就是现代性的时间观的批判,如在谢国桢与吴组缃的文本中描述到:“我们一面喝着酒,一面谈着天,一直到街传更鼓,四壁寂然,连街上行人的足部都可以听得见,这和上海的红尘十丈,车走雷声,真大不同了”,“(扬州)正如北平一样,老是保存着温雅的态度”,{25} “白眼兄问道我对于扬州的感想。我说自己能摆脱一切人事,忘记世界,到这里来作一个闲人,真是几生修到!”{26}

  然而,易君左却不是以一个“新来者(newcomer)”的身份来到扬州这个社区的。{27}按照Levine的分类,他是一个“客人(guest)”,他并不是主动来到扬州,而是受到战火的逼迫来到扬州的。正如安东篱所观察到的,易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曾编写了《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在其中,他颂扬史可法说:“史可法的伟大,正以他能够代表中华男儿英勇抗敌的大无畏精神!”在“一·二八”事变中,易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带着民族主义情绪来到扬州的易君左很容易对扬州的现状表示失望:“扬州人已自暴自弃其优越的生产力;……扬州人生产力的优越已如前述,只可惜他不去生产。……自然而然养成了一种怠惰的习惯。”而在拜揖史公祠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他在谒史阁部祠记中写道:“史可法岂独有明一代完人,吾族光荣精神之不绝如缕,实赖此一人之维系而传递。……欲仗忠正公之英灵,移之吴淞口,尽覆倭寇。……归而勖诸儿:下杀贼之决心,而法史可法!”在外敌入侵之际,在民族英雄之城,目睹扬州人的非现代性与怠惰,易君左发出感慨:“我惟一的希望是扬州人的兴奋。我常说:假如湖南人沉毅一点,广东人安静一点,江浙人大方一点,中国还有不强的吗?若是扬州人能兴奋,这一个破落的大家必可复兴!这一个衰颓的民族,方能有望!”{28}在这里,易君左表达了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扬州的衰落事实上是中国当时的社会表征,扬州人的兴奋事实上是中国民族崛起的表征。地方的现代性注入或者改造与民族国家的崛起,在易君左的文本中是贯通的。

  易君左正是一个“visitor”,而不是“newcomer”,他不是抱着对当地人以及当地文化的景仰而来,更不是在当地定居。在一个“visitor”眼中,评价当地社区的标准必然是外来的,在“一·二八”事变的危机下,现代性以及由现代性而实现的民族 / 国家就自然成为易君左的标准。当现代性成为一个“visitor”或者“guest”的评价标准时,时间观自然是强调现在而不是偏向过去的,现在与过去可以完美地互不相涉,相互割裂。在这种时间观下,完美的扬州历史与文化形象可以与当今的扬州人颓废的生活共存。事实上,现代性的这种时间特征也恰恰是优雅的清代扬州形象为什么在上海转变为苏北人形象的主要原因。

  一个“visitor”的重要特征,其实也就是齐美尔所说的陌生人的重要特征在于其空间体验的独特性。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空间的区分体验是陌生人的重要经历。强调现在的时间现代性与空间区分互为因果,成为陌生人身份的表征。当易君左把扬州的风景与扬州人的生活空间区分开来,把扬州的历史文化荣光与现在的扬州割裂开来的时候,对于扬州这个社区而言,他从一个“客人(guest)”转变成为了一个“侵入者(intruder)”。用Bauman的话来说,陌生人的可怕之处在于,他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世界,一个充满确定性的世界。他总是要越过社会界标,用他的模糊性来瓦解我们生活世界的确定性。{29}易从陌生人立场进行的现代性批判挑战了本地社区根深蒂固的时间与空间观念。时间和空间观的迥异恰恰体现了易的陌生人身份对于社区的破坏力。

  那么,如何应对这个陌生人的侵入与挑战呢?如何重建本地人的确定性与认同感呢?我们将通过对“闲话扬州”事件中扬州人的反应与采取的对策来分析在现代性背景下地方性是如何被构建的。

三、现代性与地方性的构建:跨越地方 / 民族国家

  事件发生后,扬州组成了“究易团”,准备起诉易君左。据参加“究易团”的李为扬回忆,参加活动的代表约有七八十人,主要来自妇女界和商业界。这一天的会议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易君左对扬州妇女的攻击,一个是易君左对扬州人生活不摩登的攻击。在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中,有多处涉及到扬州的妇女,其中引发扬州各界愤怒的是这样的论述:“古人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实则扬州的娼妓也未见得比旁的地方高明。”{30}在这里,易君左也许是故意曲解这句传诵已久的千古名句,但是确实以偏盖全了。其实易君左在《扬州人的生活》中并没有故意侮辱扬州女性的意思,相反,他对于扬州的妓女还给予了一定的理解与同情:“她们干这种可怜的生涯并不兴旺。……所以没有一个姑娘愿当妓女的:你看她外面裹着绸和缎,心里充满苦和悲。”{31}

  事实上,当时谈到扬州,特别是上海人的眼中,确实是一个出女人的地方,妓女中也确实有着“扬帮”的存在。正如朱自清所说:“提起扬州这地名,许多人想到是出女人的地方。但是我长到这么大,从来不曾在街上见到一个出色的女人。……从前所谓出女人,实在指姨太太与妓女而言;那个出字就和出羊毛,出苹果的“出”字一样。”{32}朱的评说与易君左基本相似,而郑板桥诗云:“千家养女先教曲”,则连易君左都觉得“未免说得过分一点”。{33}可见,易君左在“扬州女人”的话题上,虽然语涉轻薄,但也并不是无中生有。但是为什么扬州代表对此感到奇耻大辱呢?李为扬回忆道:“有一位女代表义愤填膺地说:‘最难使人容忍的是易君左对扬州妇女的一系列公开侮辱。……易君左偏偏要理解成‘三月下扬州,烟花巷里游’的意思。否则他为什么会立刻联系上全国妓女的籍贯、各地妓女的比较、扬州妓女的去留这些问题呢?这完全是别有用心地对李白诗的歪曲,对扬州人的侮辱!’”{34}在这里,我们看到,关键的因素并不仅仅在于易君左对扬州妇女的攻击,更在于他对李白名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扭曲。“烟花三月下扬州”作为唐诗中的名句,它表征着扬州的盛唐记忆,是扬州人偏向过去的时间观的集体记忆。对这一诗句的歪曲,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扬州人的集体记忆,引发众人愤怒就毫不称奇了。而一位扬属七县的女代表则说:“易君左嫌侮辱扬州妇女还不够,竟把邪火烧到扬属七县妇女身上。……由‘绿杨城郭’的杨柳加上水乡,变成‘水性杨花’,还含血喷人地来一句‘不以当娼妓为耻’。这不是故意歪曲,公然侮辱扬属七县的妇女吗?”{35}在这里,代表着城市集体意象的“绿杨城郭”与易君左所言的“水性杨花”被代表并举,再次看到了易君左对扬州人集体记忆的破坏性。可见,“侮辱女性”不是一个简单的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同破坏了扬州人的城市意象和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的。

  另外一个议题集中在对易君左批评扬州人生活不摩登  的反驳上。当时的大学生代表,浙江大学二年级的大学生曹寅亮发言,他认为易君左对扬州各方面进行了丑化。他用大量的具体事实反驳了易君左有关扬州街道都是用乱石砌成,扬州没有楼房,房子上无漏水、下无阴沟等等不实之词。他总结道,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使得扬州给人的印象就是“扬州人除睡觉外,随时随地人人都在吃!女人们则是:三种红脸蛋,身穿藕色衫,头插一枝花;少女卖风流,中年扎裤脚,老来抽旱烟。男人们则是: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精神萎靡,烟容满面,放鸽看戏,随处小便。街上则是:满眼土地庙,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整个扬州笼罩在乌烟瘴气之中,而扬州的特产却是妓女。”{36}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曹寅亮总结了易君左的文章在什么地方刺激了扬州人。在他的总结中,市政的现代性缺失以及男性和女性的非现代性生活方式(男性不追求效率和振奋的生活,女性不摩登)是易君左试图给扬州下的结论。而这些,在曹看来都是对扬州人的丑化,是不实之词。事实上,曹的反驳与易的批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双方其实都是把女性问题看作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只不过后者是在现代性的立场上批评扬州,而前者并不否认易君左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具体标准,只是说扬州其实是有现代性的,只是易君左没有看到而已。在这里我们会发现,真正对扬州人带来伤害的其实不仅仅是易的文本,主要还是如前所说的现代性的时间观与空间观的问题。扬州人的时间观并不是一味地沉湎于过去的荣光之中,他们同样希望能够将时间指向现在。这种指向并不是像易君左式的割裂以及用现在来批判过去,而是希望在现代性的标尺下即使不肯定扬州的现在但也不能否定扬州的现在。在这样的时间观下,过去与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也要被割裂开来。过去曾被歌颂的,但在现代性标尺下却是格格不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被遮蔽的。只有在现代性标尺被争辩双方都接受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清代被津津乐道的“扬州出女人”或者“扬州瘦马”到了20世纪30年代会成为对扬州女性的侮辱。

  如前所述,“扬州妓女”是一个事实,但是为什么在扬州人津津乐道于清朝的扬州女人时却对民国的扬州妓女耻于提及呢?事实上,不是妓女消失了,而是妓女的意象在现代性背景下发生了改变。妓女以及妓女占据的妓院在中国传统社会这样一个缺乏流动性的社会中一直行使着重要的功能。作为文人士人玩乐的场所,妓院事实上承担了士人逃避现实、炫耀才情、寻找爱情的空间功能。而到了明清两代,随着儒学价值观的深入,妓院作为士人逸出礼法世界的合法性空间而更受士人的青睐。{37}妓女,特别是高级妓女作为这样一个逸出礼法空间的独特者,自然被赋予了美好的形象,“秦淮八艳”就是其重要例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妓院作为福柯意义的异质空间,它的异质性来自于和家庭这样一个私有空间相对立的公共性。妓院作为公共空间,其规则与家庭这样一个受儒家规范影响的私有空间是完全相反的,从而成为与家相对立的一个异质空间。士人们一方面在礼法空间中享受权力,另一方面又在异质性空间——妓院中透过与妓女的交往来获得暂时逸出礼法空间的满足。妓女以及妓院在士人心目中自然是美好的,妓女特别是高级妓女通过与士人阶层发生联系而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声望,成为社会底层羡慕的对象,尽管这种联系是依附性的。(妓女应该尊重士人的才华,满足士人的愿望,在士人落魄的时候要提携他,在士人发达的时候要仰慕他。)然而,到了民国,随着礼法空间的动摇,妓院不再是社会的主要公共空间,礼法空间也不再是中国社会的支配性空间,家庭伦理以及建立在家庭伦理基础上的君臣关系都已经发生巨大的动摇。妓院作为礼法空间的逸出空间与异质空间,其意义也随之下降了,士人或者是社会精英进入妓院而产生的逸出社会空间的满足感也随之大为降低。此时,社会的异质空间转变成为了现代性空间,那些在中国传统社会从未出现的代表西方现代性的空间:公园、影院、舞厅、咖啡厅、百货商店、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妓院作为异质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地位。相应地,红舞女、交际花、电影明星、女大学生、名媛成为了新的异质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占据者,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妓女特别是名妓的位置与形象。

  现代性的影响不仅体现于妓院地位的变化,还体现于女性形象的变化。女性不再是仅仅以贤妻良母为角色本位,而是要进入公共空间获得正当职业,这成为“五四”以后女性解放的主流声音。在女性解放的话语下,社交成为了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主要途径。红舞女、交际花、电影明星、名媛、女大学生都代表了这种新的善于社交的女性形象,而妓女随着妓院社交功能的逐步丧失,已经无法在新时代继续代表女性形象了,通过就业而取得身份独立是此时的主流文化形态。此时,职业女性也把妓女看作是女性最可悲的一种身份。在上海“舞潮案”中,上海的舞女为自己争得社会同情的话语就是“做舞女尚且被人视为卑鄙龌龊,我们谁更愿意再去做更不足齿的妓女!”{38},而上海舞业从业人员发表的宣言更是强调“(舞厅)总还不失为是一个正当的娱乐场所,在上海比此更坏的公娼、私娼、变相妓院等到处可见。”{39}舞女与妓女的区别不在于现实中是否通过与男性的性关系来获得收益,而在于前者之所以是一个职业,是女性通过社交与男人的交往,女性本身在理论上是独立的,而后者相反,是通过身体与男性交往从而来获得收入,是依附于男性的。易君左在《闲话扬州》中称妓女为“可怜的生涯”,“你看她外面裹着绸和缎,心里充满苦和悲”,而且皮肉生涯随着西方现代卫生理念的引入,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不卫生的甚至是危险的,妓女和妓院也就成为不卫生的人与场所,是不符合现代性需要。妓院的存在事实上构成了现代性的污点,是必须被抹去的,即使不能被抹去也是要被遮蔽的。妓院与妓女成为一个与现代性相对立的异质空间,是需要被批判和改造的对象。

  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过去,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张岱的“扬州瘦马”、郑板桥的诗句,都不被扬州人看作是对扬州的侮辱和伤害。以出女人著称的扬州在士人心目中成为一个异质空间的代名词,享有特殊的位置,最典型的就是前述的杜牧的“扬州梦”,这可能是中国文人心目中最美好的梦,以至于郁达夫都表示要到扬州来圆梦。而到了民国时代,妓女以及妓院所蕴含的空间含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现代性的异质空间,是要被批判和改造的对象。女性也从依附于男性转变为赢得独立的职业女性形象。这时候,再说扬州出女人特别是出妓女,就不再是对扬州的赞美,而变成了一种严厉的现代性批判。

  可见,不是说“扬州出妓女”这个事实改变了,而是妓院的空间意蕴以及妓女的形象在现代性背景下发生了巨变,以至于它必须被小心地遮蔽。所以当易君左提及扬州妓女并且语气夸张的时候,他的言语刺激了扬州人。在本地社区的时间观重视过去的同时,扬州人也同样希望在现代性的标尺下来说明扬州的现在也是现代的。可见,现代性带来的强调现在的时间观与扬州社区强调过去的时间观构成的张力,正是易君左与扬州人冲突的焦点。扬州人希望在赞美过去荣光的同时,肯定扬州的现在是作为现代性的现在,而易君左在赞美过去的同时,试图割裂作为现代性的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并在现代性的标尺下对扬州的现在进行批判。

  这种现代性的张力同时还在另外一个议题上展现出来,即汉奸议题,杜重远和曹聚仁都据此做出了反驳。{40}汉奸议题是“扬州八邑旅沪同乡会”主要关心的问题,当时“扬州八邑旅沪同乡会”成立了“查究委员会”,向中央书局提出抗议,召开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宣言,宣言中指出:“竟谓全国娼妓为扬属妇女所包办,沪战汉奸坐实为吾扬之人民”。{41}而在扬州本地的“究易团”中,主要关心的则是妇女和现代性议题,汉奸议题始终未被提及。当时,有两个机构在组织对易君左的讨伐:一个是上海“扬州八邑旅沪同乡会”组织的“旅沪扬州同乡会查究《闲话扬州》委员会”,由院慕伯领导;另一个则在扬州,即“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联合会”,由大律师戴天球领导。{42}由于上海是当时中国新闻界最发达的地区,是舆论中心,所以“查究委员会”主导了当时上海舆论界的“闲话扬州”事件的议题,而联合会则主要负责对易君左的诉讼事宜。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李为扬的回忆中,扬州本地的“究易团”代表在赴镇江诉讼的前一天下午的大会上,虽然群情激昂,各抒己见,但是主要集中在妇女与现代性议题上,并没有涉及到对易君左“扬人汉奸”言论的反驳。{43}李为扬对《闲话扬州》虽然写了两篇回忆文章,但是也都没有涉及汉奸这一议题。这里突出地体现了旅沪扬人与扬州本地人在面对“闲话扬州”事件中,虽然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但是其诉求还是有所区别的。

  对于旅沪扬人而言,当时正处于敏感时刻,“一·二八”事变后,上海舆论界掀起了寻找替罪羊的运动,“江北汉奸”成为上海报刊的热门话题。当地报纸几乎天天刊登文章,标题如“江北流氓抢掠闸北人民”{44},当然,当时的傀儡政府中确实有着江北人的身影,例如常玉清,他曾被称为“江北杜月笙”。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日本攻打上海的过程中,都是江北人在提供帮助。事实上,傀儡政府的领袖胡立夫就是安徽人而不是江北人。韩起澜对此的解释是可能上海人很难分清楚安徽人与江北人的区别。然而,根据作者的统计,在《申报》的报道中,提及籍贯的共有十人:其中江北人为三人,扬州人为一人,共为四人;浙江与苏南人为五人;福州人一人。{45}如此看来,江北人并不占据多数。更有意思的是,其他地方的人,比如浙江或者苏南都明确地提及籍贯,如宁波、绍兴、丹阳或者吴县等,{46}但是江北人就一律称为江北,不分籍贯。可见,江北在当时的上海媒介与市民看来是一个整体,没有必要区分。如果考察其汉奸行径,最严重的就是“掷弹”,江北二人、吴县一人、宁波一人,江北人也没有占据绝对多数。可见,江北人中有人充当汉奸固然是个事实,然而绝对没有到汉奸都是江北人的地步。当时媒体将江北与汉奸联系,创造出了“江北汉奸”这个名词,始于《申报》1932年3月8日的大幅报道“江北汉奸可杀”,{47}从这篇报道开始,“江北汉奸”就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报纸开始集中火力对江北人居住的棚户区进行报道。在这样的议题设置下,虽然汉奸中其他籍贯的也不少,但在“江北汉奸”这样一个指称中,其他籍贯的汉奸就自然地被民众所忽略。 

  汉奸中江北人并不占据多数的事实和江北汉奸议题的设置,说明了江北人在上海被排斥的边缘性地位,他们成为地位低下的,从而在道德上可疑的群体,是有污名的对象。{48}这里有意思的是,当被诋毁之时,江北人的反应与为自己辩护的话语是完全现代性的,是超越地方而求助于民族国家的。换言之,无论从地域的角度,扬州人多么不愿意被纳入苏北人或者江北人这样一个被上海市民生产出来的“污名系统”中,但是,苏北当下的缺乏现代性使得上海人在强调现在的现代性时间观中充满优越感和正当性。要想反抗这种现代性的时间观,不是宣称扬州不是苏北,也不是赞扬扬州过去的荣光,而是要跨越地方,指出将“苏北”这样一个地方概念与“汉奸”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相提并论的错误性。“汉奸这个词同江北人毫无关系。汉奸这个词原本指忠于满清的汉人。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用这个词来攻击江北人只会分裂中华民族和帮助日本人。”{49}关注汉奸的议题本身说明了旅沪扬人实际上关心的不是故乡的地方感建构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上海这个以现代性为标尺的都市空间中改善群体命运的问题。而本地扬州人关心的是女性议题而不是汉奸议题,如前所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议题更多的是与扬州的集体记忆与集体意象联系在一起的,是维系地方性的重要符号,而汉奸议题在扬州本地社区的地方性维系与重构中没有太大的意义。

  无论是汉奸议题还是女性议题,都只是群体抗争的话语,其背后隐藏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本地扬人关心的是地方性的维系、恢复与重构,而旅沪扬人更多关心的是作为一个群体在上海的权力空间中的地位改变。但无论动机是什么,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其抗争的话语必须是现代性的,都只能在现代性的话语框架中做出回应。通过这两个议题,扬州人成功地回应了在强调现在的时间观中,扬州是有现代性的、扬州女性是自强的、扬州人不是汉奸。通过对现代女性形象和现代民族国家国民形象的诉求,扬州以及扬州人成功地通过现代性话语稳定与重构了地方性,虽然这种话语本身是民族国家的话语,是跨越地方的现代性话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地方与民族国家在现代性的话语中的亲和性。话语的现代性与行动的地方性在1934年的“闲话扬州”事件中得到了曲折的反应,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地方 / 民族国家”这样的分析框架在具体的行动事件中需要被修正才能使用,或者说“地方 / 民族国家”本身不是一个截然对立的二元结构,在实践层面它们有可能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

四、结语

  通过对1934年“闲话扬州”事件的讨论,我们发现在现代性的背景下,那些拥有历史荣光并强调“历史”与“过去”的时间观的地方,会被强调“现在”的现代性时空观所严厉批判。地方被视为非现代性的空间,在与上海等现代性空间的比照中显得滑稽可笑。然而,这种现代性的时空观以及相应形成的批判性话语,对于地方性的稳定构成了强烈的冲击,为了回应此种冲击并重构地方性,人们必须透过现代性话语、透过现代性时空观的引入与修正、透过跨越地方的民族国家话语才能重建地方性。地方与国家、现代性与传统、时间与空间,在话语中交织缠绕,难分彼此。


【注释】

{1}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 (1912—1954)》,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9页。 {2}韦明铧:《扬州掌故》,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115页。 {3}参见丁帆:《枕石观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 153页;吴希平:“闲话《闲话扬州》”,载《书屋》 2001年第11期,薛冰:《纸上的行旅》,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周建超:“易君左与《闲话扬州》”,载《文史杂志》 1998年第6期;黄毓璜:“我看《闲话扬州》”,载黄毓璜:《苦丁斋思絮 (上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顾一平:“易君左及其《闲话扬州》”,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镇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镇江文史资料》,第10辑,第241页。 {4}周作人:“说禁书”,载周作人:《知堂书话》(上),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5}易君左:“易君左为闲话扬州道歉启事”,载《申报》1934年10月15日。 {6}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7}Antonia Finnane,“A Place in the Nation: Yangzhou and the Idle Talk Controversy of 1934”,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3, No. 4, pp. 115-117。需要指出的是,“地方与民族 / 国家”框架虽然在国内并没有用在“闲话扬州”事件的研究上,但在另一个类似的事件——陈衡哲“《川行琐记》风波”研究中,国内的研究者王东杰使用了类似的框架。参见王东杰“地方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冲突与互助:1936年《川行琐记》风波”,载《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8}易君左:《闲话扬州》,北京: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4 ~ 6页。 {9}易君左:《闲话扬州》,第8、10、11、19、16页。 {10}易君左:《闲话扬州》,第18页。 {11}佩弦:“说扬州”,载《人间世》1934年第1卷第16期,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 {12}郁达夫:“扬州旧梦寄语堂”,载《人间世》1935年第2卷第28期,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 {13}青木正儿:“江南春”,载《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14} [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5}这里的区隔使用的是其宽泛的含义,而并不是布尔迪厄使用区隔的空间社会分层的原意。 {16}关于现代性的时间观与空间观的讨论,参见[匈]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时间观的研究,参见[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7}李为扬:“‘闲话扬州’风波的前前后后”,载扬州市广陵区政协广陵春秋编委会(编):《广陵春秋》,第1辑,1991年。 {18}陌生人,英文是“stranger”,在英文中兼具外来者和陌生人的双重含义。 {19}Simmel, G., 1950, “The stranger”, K. H. Wolf (ed.),The sociology of 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pp.402-408. {20}Wood, M. Mary,1939, The Stranger: A Study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44. {21}这在洪为法对“惜余春”的高老板以及瘦西湖畔的诗人与乞丐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来,这些人保持着扬州历史与文化的流韵,虽然在社会地位上处于下层,但并不是现代性视角中被歧视或者被怜悯的对象。某种意义上,他们像波德莱尔笔下的“flaneur(漫步者)”,保持着过去的尊严,行走在格格不入的现代性世界中。详细的对于这类人的描述参见洪为法:“扬州续梦”,载《申报》1946年9月18日至1948年4月7日。 {22}Levine, D. N., 1977,“Simmel at a distance: On the History and Systematics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Stranger”, Sociolgical Focus, Vol. 10, p. 23. {23}佩弦:“说扬州”。 {24}Alfredd Schutz, “The Stranger: An Essay in Social Psycholog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gy,Vol. 49,No. 6 (May,1944), pp. 499-507. {25}谢国桢:“扬州纪游”,原载《永安月刊》,转引自谢国桢:《瓜蒂庵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1、343页。 {26}芜帝(吴组缃):“扬州杂记”,载《清华周刊》第41卷,1934年第3、4期合刊。 {27} “社区(community)”,一般来说是强调成员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在研究传统上,城市作为一个陌生人的集合,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社区,但是当时的扬州作为一个小城市,在很大程度上缺少流动,居民联系紧密,从宽泛的意义上可以作为社区来讨论。 {28}易君左:《闲话扬州》,第21、55、22页。 {29}Zygmunt Bauman, 1977, 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30}易君左:《闲话扬州》,第14页。 {31}易君左:《闲话扬州》,第15页。 {32}佩弦:“说扬州”。 {33}易君左:《闲话扬州》,第14页。 {34}李为扬:“‘闲话扬州’风波的前前后后”。 {35}同上。 {36}同上。 {37}事实上,妓院正如福柯所分析的那样,是现实社会的异质空间,是一个现实与想象之地。在这里,在日常生活中被压抑甚至被遮蔽的都可以被释放出来。同时,妓院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交功能,它还是一个公共空间。参见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 Diacritics, Vol. 16, No. 1 (Spring, 1986), pp. 22-27. {38}马军:《1948年:上海舞潮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39} “上海市舞厅业全体同人临时紧急大会宣言”,载《大公报》1947年9月10日。 {40}曹聚仁:“闲话扬州”,载《人间世》1934年第1卷第10期,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杜重远:“为《闲话扬州》进一言”,载《新生》周刊第1卷第27期。 {41} “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书籍案联合会宣言”,载《十日谈》第35期,北京:第一出版社1934年版。 {42}周建超、王培建:“易君左与闲话扬州”,载《文史杂志》1998年第6期。 {43} 《闲话扬州》的背后也许有着更多的地方与中央权力博弈的内容。可参见严吾:“闲话扬州风波的台前幕后”,载《纵横》1998年第8期。也许李为扬由于身份的原因并不清楚权力博弈的过程,但是他对会议细节的描述的史料价值依然是独一无二的。而本文的分析同样是建立在普通扬州人的心态而不是权力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李为扬的文献代表性更强一些。 {44} “江北流氓抢掠闸北人民”,载《申报》1932年3月8日。 {45}笔者根据《申报》1932年2月9日 ~ 5月10日报道中明确提及籍贯的汉奸统计而成。 {46}参见“枪决掷弹汉奸,宣布马根林罪状”,载《申报》1932年2月9日;“十八岁汉奸:掷炸弹炸伤老者,已解送法院讯办”,载《申报》1932年2月11日;“连日枪毙汉奸共计7名”,载《申报》1932年2月15日。 {47} “江北汉奸可杀”,载《申报》1932年3月8日。 {48}关于社会中“污名系统”的运作,参见Erving Goffman,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Prentice-Hall. {49} “淮、扬、通旅沪同乡会联合办事处成立公告”,载《申报》1932年5月19日。

责任编辑: 黄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