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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群体资格:以高校学生入党经历为例

刘 爽

【内容提要】 任何非先赋的群体资格的获得,都需经过一个非群体资格—部分群体资格—完备群体资格的过程,即群体资格具有梯度特征,是一个连续统。部分群体资格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却为人们所忽视。本文以高校学生入党经历为例,探讨了部分群体资格的构造和获得过程。论文指出,部分群体资格的设置,既为个人提供了勘查和学习的机会,并激起更强烈的认同;也为群体提供了筛选成员的机会,并确立了群体权威和合法性。部分群体资格的获得,由内外群成员共同决定,但两者依据的标准不同。仪式在该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部分群体资格成员会运用策略进行积极的筹划和回应。论文在最后讨论了部分群体资格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

  人类是群体存在。自出生之时起,所有个体便开始被归入到大大小小的群体当中,获得了年龄、性别、种族、国籍、民族、社区等种种群体资格;伴随着个体的成长,无数的选择还将展开,是否加入或退出某个群体,如何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来自我完善、与人交往、进行学理思考和生活实践,是贯穿整个生命历程的不可回避的考量。

  然而,群体资格的拥有并不像惯常所认为的那样,是非此即彼的“有”或“无”的逻辑:除去那些“与生俱来”的成员身份,其他任何后天的群体资格的获得,都需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或显而易见或难以觉察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个体的身份介于“具有”和“不具有”某种群体资格的状态之间,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来自于自我认同和自我角色定位的不断改变,也来自于他人、群体的认可和评价的变动。 

  生活中这种介于“有”和“无”之间的身份比比皆是,它伴随着我们的生命历程:在学校里,我们想加入某些社团,可能要通过一层一层的筛选,而每通过一轮面试或笔试,就同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成员相区别开来,离社团正式成员的身份更近了一步,但终究还不是正式成员;离开学校,找工作时,我们常被要求以实习生的身份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根据表现再决定能否被接纳为正式员工;到了该组建家庭的时刻,男女朋友感情稳定,决定共度此生,往往会先订婚,成为彼此的“未婚妻”和“未婚夫”,再经过一段时间后登记注册才成为法律意义上真正的夫妻。

  这种身份也存在于不同职业的人的身上:希望成为出租车司机的人在考取驾照后还须经过一年的实习驾驶期,一年后再参加考试,考试合格方可得到“从业资格证”;一个体育团队中,总会有一些“候补”队员,他们和正式队员一样参加训练,但有可能一场比赛只能上场短短的几分钟,甚至完全没有机会参与。

  如果我们再拓宽思路,这样的身份不仅发生于进入某群体的过程中,也同样可以发生在出于种种原因退出某群体的过程中,这样,在家待岗的职工(一旦有了工作岗位仍会回到原单位工作)、留校察看的学生也具有了介于“有”和“无”之间的身份。

  最后,不仅仅是个人,组织和法人也同样可能具备这种身份。如安理会中的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产生,这些国家既不同于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和其他非安理会成员国有所区别。

  总结起来,以上列举的这些群体资格,可以被称为部分群体资格。这种群体资格最大的特点在于既和非群体资格相区别,又不同于完备群体资格,介于两者之间,是一种过渡状态。非群体资格—部分群体资格—完备群体资格的获得过程,体现了群体资格的梯度特征(方文,2008a:98;2008b:159)。也就是说,成员身份不是“有”或“无”的二元对立,而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um)。

  部分群体资格和完备群体资格的差别,最主要体现为权利和义务不完全相同。此外,“部分”还可能体现在成员被群体接纳和认可的程度、成员的自我认同、情感投入、享有的群体资源、已内化的群体文化价值观等方方面面。除去消极的群体资格,所有部分群体资格成员都希望获得完备群体资格。因为完备群体资格,意味着更多部分群体资格无法享有的权利,意味着一定限度内权利和义务的对等(部分群体资格成员可能需要履行更多义务,而享有更少的权利),也意味着成员之间的平等:在部分群体资格不同的梯度阶段,每个人的身份不同,无法进行横向的比较,而完备群体资格在权利和义务方面则是人人平等的。最后,完备的群体资格意味着群体的认可,能够为成员提供更完整的归属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尽管如此,部分群体资格的构造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为群体和个体相互了解、相互适应、相互筛选提供了时间和机会。此外,相对于完备群体资格意味着一种现实性和固定化的身份,部分群体资格则意味着可能性和非限定性:在这一阶段,充满了前进或后退的选择,充满了进入或退出的可能。个体或许焦虑地等待,或许积极地运用策略应对;他们对过去进行回顾,对未来进行展望,既服从和适应既定的规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巧妙地进行着超越和变通。在部分群体资格阶段,布迪厄重新引入社会学,福柯为之着迷的“不确定性”得以呈现,海德格尔所说的全面地、不断地“从本质上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成为可能。策略的运用和积极的筹划突显了个体的能动性,构造了动态的人生。 

  对部分群体资格的关注,对该阶段成员的心态、认同、策略、行动的讨论,也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此时的中国社会不断发生着高度的社会流动和剧烈的社会变迁,新的文化冲击着人们旧有的观念,新的角色和身份不断被建构。身份的转化能否顺利完成,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前所述,大部分成员都希望最终获得完备群体资格,而当某些部分群体资格成员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获得完备群体资格时,则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如农民工的过渡性身份和前不久引起广泛讨论的代课教师“转正”的问题,都属于此类现象。对部分群体资格的研究和讨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

  本文拟以高校学生入党经历为例,对部分群体资格进行探讨。党员的选拔过程为研究群体资格的梯度特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一名普通群众从有入党愿望开始,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接受考核,经过“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亦即部分群体资格阶段后,才有可能被批准为正式党员,获得完备群体资格。本文重点关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部分群体资格为何被构造,即其合法性基础是什么;第二,部分群体资格的获得过程是怎样的。论文将首先从个体和群体两个视角探讨部分群体资格的合法性基础,然后关注部分群体资格成员的选拔、成员的心态和策略运用,以及仪式在这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论文的最后将挖掘部分群体资格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评论

  

  (一)群体研究

  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即意识到,“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生不能无群”,正是因为“人能群”,才使得人类具有了战胜自然的力量。在当今的生活中,群体为我们所提供的远不止最低限度的生存保证。成为某些群体的成员,获得其群体资格,使人们得以在其中进行社会化(家庭、社区、学校都是这样的群体),得以降低生存处境中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Hogg,2001),得以完成社会身份的建构(Hogg,2004),得以进行社会认同和社会比较,从而确知我们是谁、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布朗,2007)。

  尽管群体的核心要素曾经被理解为成员的共同命运、某种正式的或含蓄的社会结构、明确的地位和角色关系的形式、人们面对面的互动等,但随后学者们发现上述要素大多只适用于规模较小的群体。在泰弗尔和特纳(Tajfel & Turner,1986)的定义中,群体是“一些个体的集合体,这些个体把其自身觉知为同一社会范畴的成员,并在对自身的这种共同界定中共享一些情感卷入,以及在有关其群体和群体成员身份的评价上,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但布朗认为这种定义缺少一个必要的因素:群体的存在需要得到他人的承认。由此,布朗给出了他的定义:“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界定他们自己是它的成员、并且它的存在被至少一个他者承认时,一个群体就存在了。” (布朗,2007:2)他认为群体成员共同的经验目的、在一个微观社会结构中的紧密联系、彼此互动等,都是群体存在的充分条件,而必要条件则是群体成员的自我认同和外群成员的认可。

  (二)过程性视角

  部分群体资格和群体资格的梯度特征意味着成为群体成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埃利亚斯、布迪厄、列文、孙立平等学者提倡的过程性分析视角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埃利亚斯(1998—1999)的《文明的进程》一书,关注了整体的人类文明化过程。他指出人类的文明不是静止的、固有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他希望借此书提倡一种“过程性”的社会学模式,认为只有采取过程性的视角,才能更好地把握每个社会行动者如何不断努力取得某种结果,得到预期外的结果,再反过来受这些结果的影响和约束。

  布迪厄(1990)在《实践的逻辑》一书中强调了“时间”和“策略”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布迪厄认为,时间具有不可逆性,也带来了不确定性,时间的这两种性质影响了人们不同策略的使用。这种“策略社会学”的观点使他站在了与以往的静态结构主义传统不同的立场上。

  列文和莫兰(Levine & Moreland,1994)将过程性视角应用于群体研究当中,提出了群体社会化的时间模型。该模型包括了从勘查、加入到最终退出一个群体的所有环节。列文和莫兰认为,群体过程始于成员对群体的勘查,也就是成员对自己加入到一个群体后将面临的代价和回报进行的评估。随后,一旦成为了群体成员,个体的自我认知方式将发生改变,他们将把自己范畴化为群体中的一员。

  孙立平(2002)也曾提倡采用一种“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他使用了一个具体的经验研究材料来说明过程性视角的重要性,并指出:“在静态的结构中,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一事物在与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所可能发生的种种出乎意料的变化,都并不是潜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结构之中。相反,只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孙立平,2000:8)

  相对于“结构—制度”分析,过程性视角更关注个体的选择过程、行动策略和动态建构,而部分群体资格概念正是对个体自主性的强调,也是在以往“过程—事件”分析的基础上,将过程性视角运用于身份研究的一种尝试。

  (三)群体实体性

  群体实体性(entitativity)最初由坎贝尔(Campbell,1958)提出,他指出,群体在被感知为“实体”的程度上存在着差别,一些群体更容易被感知为一个“实体”,而不仅仅是个体的集合。尽管坎贝尔的理论并没有数据支持,后续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则都证实了群体实体性感知差异的客观存在(Yzerbyt et al.,2004)。这一新的概念引发了大量的学术讨论,然而,伊普等人指出,一个重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即人们通过哪些线索来感知群体实体性(Ip et al.,2006)。

  坎贝尔曾提到,群体实体性的知觉线索有群体成员的相似性、成员是否追求共同目标、是否具有共同命运、群体边界是否清晰等等。后来的学者对这些线索进行了区分。如布莱维尔认为,群体实体性的感知都要基于对所有群体成员某种共性的观察,所有共性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如共同生物特征等是先天具有的,另一类如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行为等是后天形成的。基于这种区分,对群体实体性的感知也有两条线索:本质论(essentialism)和能动性(agency)(Brewer et al.,2004:27-28)。

  持本质论的学者认为,人们拥有一些内在的、天生的、不可改变的特质(Rothbart and Taylor,1992;Haslam et al.,2000)。当人们观察到群体成员具有共同的内在特质,他们更倾向于将群体看作一个实体。能动论者则强调人们感知到一个实体性的群体是因为该群体的成员具有共同的目标,并会高度彼此依赖,集合在一起共同行动以达成这个目标(Brewer et al.,2004)。

  在此基础上,伊普等人(2006)对这两条线索已有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推断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实体性感知的二元模式(A Dual Model of Entitativity Perception)(参见图一),并且设计了五组实验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尽管两条路径有着截然不同的机制,但最终都能实现高群体实体性的感知。

  然而,正如布莱维尔指出的那样,无论是本质论线索还是能动性线索,二者都是基于对所有群体成员某种共性的观察而感知群体实体性的,也就是基于对他人的观察。而群体资格则是群体成员对自我的感知和评定。群体资格的梯度特征以及部分群体资格的构造,是否会影响成员对群体实体性的感知?是否提出了另一条不同于观察他人和共性的探索?本文的研究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四)仪式

  仪式一直为许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所重视。不仅因为人们一生中充满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仪式,而且因为各种仪式往往与身份、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发生关联;此外仪式对人们的认知、自我评价、身份认同等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群体资格获得过程的讨论离不开对该过程中仪式的关注。一些学者对仪式的讨论,可以为我们提供启发和洞见。

  涂尔干认为宗教仪式的首要作用就是使个体聚集起来,加深个体之间的关系,使彼此更加亲密。他指出:“人和社会都会感到,它有必要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同一性和人格性。这种精神的重新铸造只有通过聚合、聚集和聚会等手段才能实现,在这些场合个体被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而一道加深他们的共同情感,于是就产生了仪典。无论在目的、还是结果、或者是在为取得这些结果而采取的步骤方面,这些仪典与常规的宗教仪典都没有不同之处。”(涂尔干,1999:562)

  特纳考察了非洲恩丹布部落中的仪式,他阐述了恩丹布人的仪式中各种象征以及他们对这些象征作出的解释。特纳认为,在恩丹布人的仪式背景下,几乎每一件事物都代表着除本身之外的另一事物,含有更深刻的含义。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将人们感官可感知、已经了解的世界与不可见、不了解的世界联系起来,使神秘危险的事物变得可知可触(特纳,2006:15),能够唤醒、引导和控制各种强烈的情感,使得规范被内化、“社会强制”(obligatory)在情感上可以被接受,最终社会秩序得以形成和维持(特纳,2006:52)。

  马歇尔(Marshall,2002)承接涂尔干的传统,认为理解仪式的功能最好的方式不是去研究象征意义,而应从仪式实践的研究入手。他指出,仪式提供给参与者一种共在情境(co-presence),共在能实现“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进而又产生了三个结果:使个体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个人行动免受平时道德律令的约束;对参与者主观精神状态产生影响。在仪式实践中,参与者对自己和同伴的行为的不当归因 (misattribution)、自我觉知 (self-perception)和他们所体验到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都极大地强化宗教信念和归属感。

  根据马歇尔的理论架构,李康乐(2003)对基督徒的仪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基督教中的仪式是一种共在方式,能够使基督徒获得归属感,去个人化,改变了信徒的认知结构,从而坚定了其信仰,实现了基督徒的整合。

  布朗总结了群体接纳成员时举行仪式的几种可能原因,包括对新加入者和群体本身起到了象征作用,使个体完成了认同转换,使群体得以突出其特异性,确定边界;充当见习期,为成员介绍群体规范;激发新成员的忠诚,诱发他们的献身精神(布朗,2007:20)。

  部分群体资格获得过程中的仪式中同样具有种种符号和象征意义,以及种种仪式实践。本文将对这些仪式及其作用做一讨论。

二、概念界定及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

  前文已就普遍意义上的群体资格、部分群体资格进行了对比和说明,而就本文所讨论的共产党员来说,涉及的主要概念和各自的具体含义如下:

  1. 党员群体

  每个党员并不一定有共同的命运,也不一定具有共同的志向和目的(每个人入党的动机可能都不尽相同),且在全国性的、共有几千万党员的党组织中,不可能每个党员之间都有面对面的互动;但作为党员,他们都具有党员意识和不同程度的党组织归属感,并且他们的党员身份得到了党组织、党内成员和非党员的认可。因此本文采用的群体定义符合布朗所提出的两点最主要因素:群体成员的自我认同感、归属感及他人的认可。

  2. 党员群体资格的梯度特征

  如前文所述,加入党组织需要一个过程。一名普通群众有入党愿望、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就可以看成入党过程开始。而有入党愿望的群众,至少还要经过由群众到积极分子,由积极分子到预备党员,最后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几个阶段。在这过程中个体需要付出很多努力,通过很多考核和批准,他们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有了不同的身份,相应的具有了不同的权利义务、不同的自我认同和对党组织的情感投入。我们将没有党员群体资格(即普通群众)和具有完备的党员群体资格(即正式党员)看作一个连续统的两极,这一连续统便呈现出群体资格的梯度特征(参见图二)。

  3. 内群体和外群体

  本文中的内群体指具有完备群体资格的正式党员群体;外群体则指不具有群体资格的非党员群体。

  4. 部分群体资格

  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即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具有部分群体资格的成员。这里的“部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积极分子、预备党员享有的权利义务既区别于群众(非党员),又不同于正式党员。具体来说,党章上并没有对积极分子权利义务的明确说明,通过访谈发现,积极分子的义务主要有定期写思想汇报、上党课学习并进行考试,这些都是正式党员没有的;而积极分子的权利也和正式党员不太相同,有一些党组织活动预备党员、正式党员可以参加,但积极分子无权参加。例如,有的被访者谈到:

  党员和预备党员参加的活动一般都是上面的,就是学院那边、学校的,积极分子参加的一般都是我们专业党支部这边的活动。有些活动积极分子可以去听,但是有一些,比如军训期间有一个党员的宣誓,那个积极分子肯定不能参加。名额很少的(党组织活动),可能更多的是党员和预备党员去。(被访者Z17)

  关于预备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党章上则明确规定:“预备党员的义务同正式党员一样。预备党员的权利,除了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外,也同正式党员一样。”这种“部分”的权利和义务使部分群体资格成员与非群体成员、完备群体资格成员区别开来。

  其次,在身份认同方面,部分群体资格成员具有不同程度的党组织归属感和党员身份认同,但又不像正式党员那样具有确知的党员身份和完整的认同,这是“部分”的另一方面体现。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笔者对北京八所高校共20名不同院系的同学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其中积极分子3人,预备党员2人,正式党员15人。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前提下,对这20人的访谈全部进行了录音,并进行了整理。文章中的材料均来自访谈录音整理稿。

  虽然访谈的重点是部分群体资格,也就是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但由于正式党员都经历过前两个阶段,且通过回忆部分群体资格阶段时自己的心态、思想、行为,还可以与成为正式党员、获得了完备群体资格后进行对比,因此访谈对象中绝大部分是正式党员。

三、部分群体资格的构造及合法性基础

  部分群体资格为何被构造?它对群体、对个人有哪些意义?这些问题涉及到部分群体资格的合法性基础。当然,部分群体资格既可能是被主动设定的,也可能并不出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种种客观原因的影响下形成的。(如前文所提到的待业职工这种部分群体资格的形成,即是由社会环境及个人素质、能力等原因造成的。)本文所讨论的党员群体的部分群体资格完全为党组织所构造,因此,部分群体资格必然对党组织有一些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制度设定延续至今,能够一直为希望加入党组织的成员所接受,也必定对成员个体有着一定的意义。下文将分别从群体和个体两个视角来讨论。

  (一)群体视角下的合法性——部分群体资格对党组织的意义

  1. 考察成员

  任何群体在接纳新成员时都要对其进行一定的考察和选拔,对成员的要求越高,考察的过程可能越复杂,加入组织的要求也越苛刻。部分群体资格的构造,为党组织筛选和考察成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被问及党组织为何构造出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两个阶段时,有的被访者这样回答:

  我觉得是到了和平期之后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吧。在抗战的时候不也有突击发展党员的情况吗,那个不是因为人家是经过战争考验的?但在和平时期这种历练的方式不多,所以可能就要用时间来证明吧。因为以前就一个事情可能就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党性来,但是现在那种紧急的事情越来越少了,可能只能用时间来证明了,一年之内就看你的整体表现了。……有一些人心里当然会觉得从预备党员到党员是一个走过程,然后到时候投一下票就行了,但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偏激了一些,因为身边确实出现过(预备党员)在预备期表现不合格然后延迟发展的情况,也出现过有的积极分子写了申请书之后两三年都轮不到他发展,我觉得这个还是起到不小的作用的。(被访者N19)

  还有一名被访者用了生活中一个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他的理解:

  它是有原因的,打个比方吧:青年男女从恋爱到结婚,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什么要有这么长的过程呢?为什么“闪电式”的往往不能成功呢?就是组织需要对你进行一个长期的考察,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被访者D15)

  尤其当选拔的成员有名额限制时,这种筛选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

  在大学里的话应该还是比较严格了嘛,你高中的话有些还是因为成绩好啊就进去,大学是几比几、几比几这么上来的,我们是六比三比一。那中间淘汰的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些例子就是第一学期工作很积极啊,然后第二学期就是群众反映不是很满意,然后他就被退掉。还是净化党员队伍。(被访者D13)

  为党组织提供筛选和考察的机会,是几乎所有被访者共识性的回答。

  2. 增强群体的信服力和权威

  部分群体资格的构造对党组织还起到了另外一个作用,即树立群体权威。一位被访者回答到:

  有了这个过程至少是有一个形式性的意义在里面,突出我这个组织的合法性,就是我不是随随便便把你纳入进来的。(被访者H2)

  正是入党难度的增加,激起了外群体的成员对党组织更好的评价。另两位被访者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点:

  当时我最初的想法比较单纯,我就感觉入党挺光荣的,我们学校好多老师吧,每年入党都是有名额限制的,教职工入党有名额限制,我们学生知道后就感觉,我当时就想既然有名额限制肯定是好东西,后来我就觉得确实挺好的,然后争取一下,然后就觉得能入党最好。(被访者X16)

  

  因为高中入党在我们那儿很不容易,一个年级一年基本上也就两三个名额吧,然后就觉得那东西挺好。(被访者Y6)

  

  两人都认为,“有名额限制的肯定是好的”,希望成为“好的”群体中的一员,促使他们开始了入党的努力。于是,在外群中权威和评价的提高可以吸引更多的成员加入组织。

  此外,公开、严格的选拔过程,为党组织赢得了在外群成员中的信服力。例如,一名被访者说:

  

  我觉得A校这个方面(指选拔党员的过程),至少我们系做得很好。首先系里面主管的老师非常重视,而且他很有经验,毕竟做了三四十年的支部书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坚持这么一个比较公平的、比较公开的方式去做的话,同学会认可,因为A校的同学其实批判性很强,你如果说从一个潜规则去运作的话或者把那个正式的规则抛弃,很多同学虽然说他可能是利益的获得者,但是他心里面觉得他否定这个。(被访者C9)

  

  缺乏部分群体资格这个过程,可能会引起他人的非议:

  

  最后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是以成绩评的。

  (问:那其他同学有没有什么意见?①)

  有啊,很多同学都挺不服气的。关键是高三特别忙,就是不可能制定出很多关于党组织活动方面的什么什么,不像北京这边,像那边基本上整天一天到晚一直都是课,就是有活动同学们也不会去参加,这是确实。然后毕竟是得有这么一条标准,最后我们就定为如果是文化课过关的话,在某种程度上你比别人的素质稍微高一点。(被访者C9)

  

  另一方面,群体权威不仅在外群成员中得以树立,也对内群成员产生一种心理暗示。如一名党员说:

  

  因为很神圣啊。万一这个人很……就即使从我现在要吸收新的党员的话,那我肯定要考察他的方方面面,如果你不能完全了解他这个人,仅凭他的成绩,因为很多学校是看成绩的嘛,你一下让他入了党,那这个也太容易了。(被访者L1)

  

  部分群体资格的构造,加入群体难度的增加,强化了群体在内群成员心中的“神圣”感,进而强化了他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个体视角中的合法性——部分群体资格对成员的意义

  1. 对群体的勘查和了解过程

  这里的“勘查”是指在个体产生加入某个组织的意愿之前对群体的考察。提前的考察有助于成员作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一名被访者强调:

  

  我觉得如果你选择加入这个政党,成为他的一分子的话,当然要了解它。而且如果你有这个意愿你就要开始对它有了解了,不是说加入之后才去了解它。(被访者L8)

  

  勘查的结果既可能是促进入党也可能是阻碍入党。例如,一位被访者在勘查的过程中,通过党课的学习,产生了信仰并激发了入党愿望:

  

  (问: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有愿望成为党员?)

  高二。当时好像是上了党课吧。听完党课觉得这个东西是科学吧,因为中国没有宗教(原话如此)。现在你可能不觉得,但是终究信一个东西要比不信强吧。马克思主义……如果是作为一种信仰,那它就是一个全面的东西,不光包括它的哲学层面,还有它论证的许多的东西,你开始不一定了解,但是如果你相信它,比如说你觉得你信科学,然后你觉得它是科学,然后你就会去学,然后在学的过程中你觉得你接受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它是可信的。(被访者M18)

  

  而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也有一些同学感到上党课、写思想汇报很“麻烦”、“懒得做”而放弃了入党的努力。被“麻烦”的过程阻碍,既起到个人勘查、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的作用,又起到党组织的筛选作用。事实上,勘查过程本身就是双向的,正如一位被访者所说,是一个“彼此适应”的过程,“组织觉得你适不适合,然后你觉得你适不适合入党。”(被访者D14)

  在作出了入党决定,并已经付诸努力来争取党员身份之后,对党组织的了解仍是必要的。对部分群体资格成员——积极分子、预备党员的一些硬性要求(如上党课、参加一些参观活动、听讲座、看记录片等)使得这些成员获取了更多关于组织的信息,一位被访者说:“每个人都得写东西。虽然写得可能不怎么深刻,但是写了就比不写强。”(被访者M18)无论这些信息和认识是部分群体资格成员主动获取的还是被被动灌输的,“写了就比不写强”体现了这些要求和活动的客观效果。

  2. 激起认同和归属感

  (1)认知失调而增加好评或激起认同

  根据费斯汀格(Festinger,1957)的认知失调论(the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一般情况下,个体的态度与行为是相协调的,但如果两者出现了不一致,此时就产生了认知失调。认知失调会产生一种心理紧张,个体会力图解除这种紧张,以重新恢复平衡。为减少认知失调,个体既可以改变认知(包括增加新的认知和改变认知的相对重要性),也可以改变行为。

  阿伦森和米尔斯(Aronson & Mills,1959)根据此理论对不愉快的入会经历作出了解释,并用实验进行了验证。他们认为当人们感觉加入某个群体的仪式非常痛苦,减少认知失调的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对群体的评价。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入会仪式越苛刻,群体看起来就越有吸引力。随后,杰拉德和马修森(Gerard & Mathewson,196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表明不愉快的入会经历确实能给群体带来更多吸引力,由此可能会被群体当作培养忠诚和凝聚力的手段。

  部分群体资格被构造后,入党的难度增加,个体被党组织认可需要等待的时间更漫长,需要付出的努力更多。此时,根据上述理论,他们往往会对党组织产生更好的评价,也更加强调积极分子、预备党员过程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来减少认知失调。访谈结果表明不同的入党难易程度激起了成员不同的评价和感受。缺乏严格的筛选过程,个体不仅缺少对党组织的认同感,也缺少对部分群体资格构造的合法性的肯定。

  高中由于高考等特殊原因,很多学校的入党过程并不严格:

  (问:高中时入党都经过了哪些程序?)

  我们就是党章发下来,都是在高考以后,6月24号左右吧,回家学习,接下来写思想汇报,思想汇报之前也说过两个月写一篇嘛,但那会儿谁去写啊,都是最后两天赶出四五篇。然后7月1号就考试,开发展大会。对我个人来说积极分子到预备党员也没有起到考核作用。

  (问:你觉得你现在对党组织有归属感吗?)

  没有什么归属感。

  (问:现在党组织都有什么活动呢?有组织生活吗?)

  除了开会好像没什么组织生活。就学习上面的文件,发展预备党员时我们举举手什么的。(被访者X4)

  

  另两位同学虽是大学期间成为积极分子,但他们都表示管理很宽松,没有严格的要求和监督,而他们的表现和评价都反而更不积极:

  

  (问:为什么构造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的过程呢?)

  形式主义。因为你按照这个根本审核不出什么来啊。像我如果按照步骤混,过两年也就熬成党员了。稍微显着积极一点不就行了。而且现在的思想汇报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地用手去写了三千字五千字。

  (问:会不会觉得过程比较麻烦?)

  必然。

  (问:那你怎么办?)

  消极怠工啊。现在也没写过思想汇报。(被访者Z3)

  (问:你认为这个过程帮你更多了解党吗?)

  还真没有,都是形式。因为我写那个思想汇报也不是自己写的,就是直接网上抄的,这种东西专门有这种论文网。

  (问:有人看吗?)

  真不会仔细看。那么多人,每人交一万多两万多字,不可能都看,他们走的也是形式。(被访者Y11)

  

  而另一些同学入党时付出的努力更多,相对却更加认可部分群体资格的构造: 

  

  (问:你们入党是什么程序?)

  要先确立为积极分子,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推荐为院党校的,通过院党校考试之后,变成为重点培养对象,到校党校里面去,这样子的话党校学习就要一年。然后到校党校里面通过考试之后,然后通过群众聊天啊、民意调查,就比较隐秘一点,做完调查还有政审啊之类的,然后要写入党志愿书,然后再确立为预备党员。之后再一年才是党员。

  上了党校和不上党校是有区别的,包括你党校里面有没有认真在听。你为了去应付党校考试去看十七大报告和你为了了解十七大而去听讲座这两个收获是不一样的。

  (问:你通常是哪种?)

  我不是应试的嘛。所以说会去听讲座,就知道十七大里面都讲了什么,对我有用的是什么,然后教别人怎么去看十七大报告,然后跟自己联系起来,可能收获会大一点。否则的话就是流于表面的那种东西。学习还是内化的嘛,也像应试那种,都是外部压力造成的那种,对你个人提高可能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可能你会背很多,但你并不了解很多,这对你党员素质的提高也没有多大帮助。

  (问:你觉得从你个人来说这个过程会不会太长?付出的东西太多?)

  我个人觉得很有必要。包括你写思想汇报这些东西,都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到大学里面发现很多人都是应付了事,这我很不满意的。他们说你抓那么紧干什么?其实我发现有些人在网上抄袭那种,我是很生气的。他们就说那么多思想汇报你让我怎么一下给你交齐。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每个月都自己写嘛,就是很自觉的那种。现在就是我催他们他们才写。

  (问:你觉得应该很认真地对待?)

  对对对。

  (问:是因为觉得通过这个素质确实能有提高是吧?)

  你写日记和不写日记这两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你写日记可以清楚地知道这几天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那你不写日记可能日子就这么过去了。其实写思想汇报和你写日记差不多。把东西记录下来了,你觉得我可以写出这种东西来,我自己的认识是什么,一步步地净化。(被访者D13)

  

  其他几位入党时经过了严格的选拔过程的同学也都表示,这一过程很有必要也很有帮助,使他们自身党员素质得到了提高。

  (2)正面的宣传、教育、情绪感染激起的认同感

  除去认知失调后改变评价使部分群体资格成员对组织产生更好的评价,正面的宣传教育、党组织的活动也可以激起更强的认同感:部分群体资格成员在上党课、听讲座、阅读文献写思想汇报、参加组织生活的过程中,归属感被唤起,从而认同感得以增强:

  刚开始吧,觉得像我学的这个专业肯定是党员将来工作比较方便,刚开始的确有这样一种想法。后来吧就通过对共产党更多的认识,我就觉得它特别伟大,而且你看像这次南方大雪啊,还有后来又回顾非典啊洪水啊,因为那时候可能年龄还小不太关注,通过回顾吧,就觉得共产党真的为人民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就更加强烈地想入党了。(被访者Z20)

  

  其实你支部的一些活动,有的时候可能不会直接给你带来一些理论性的或者知识上的帮助,但是支部搞活动或者说我们系党委搞的活动,它能让你党员身份的意识更强。因为普通同学一般不会参与这种活动,比如说一起开个讨论会,或者说一起参观啊什么的。……每个人的思想其实都很活跃,当然我不是说只有党员的思想很活跃,但是党员至少在这方面,对于讨论政治、讨论一些时政、然后讨论一些基本的文件啊或者说最近出来一些什么政策之类的,总有一些同学是比你有更新的或者说比你有更深的想法的。而我们恰恰就是一个小团体,因为我们是一个支部,我们恰恰支部要有例行的支部生活,几乎每两个礼拜,大家总要坐在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被访者C9)

  

  通过访谈笔者也发现了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之间的一些差异。积极分子阶段由于名额的限制,进行差额选举,党组织的筛选作用更明显,同时积极分子面对的压力也更大;此外,积极分子需要上党课并参加党校考试,因此与预备党员相比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进而激起的认同感更多是认知失调后心态调整的结果。相反,预备党员需要付出的努力相对较少,转为正式党员不需要跟他人竞争,难度更小,又能够参加更多积极分子不能参加的党组织活动,所以他们的认同更多基于党组织活动带来的身份唤醒。 

  总结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激发,可用图三的模型表示。

  一些高中就成为预备党员的同学表示,刚入党时由于所付出努力不多,参与的活动不多,虽然已经成为了党员,但仍没有足够的认同,进入大学以后的组织生活激起了他们更多的认同感。而也有一些同学感到“自己赶上了一个很好的团支部很幸运”,在预备党员甚至积极分子阶段就已经能比较明显地感觉到党组织归属感。这也恰是部分群体资格带给我们一点理论启示,即群体资格和身份认同并不必然对应(方文,2008a),身份认同感既有可能发生在完备群体资格的获得之前,在部分群体资格阶段已经产生;也有可能在获得了完备群体资格后都没有。部分群体资格这一阶段被构造后,可以激起成员更强烈的认同感和对组织更高的评价,进而有助于群体凝聚力的增强。

四、部分群体资格的获得过程

  

  探讨过部分群体资格的合法性基础之后,下文将对部分群体资格的获得过程进行关注。围绕这一过程,我们仍会存在一些疑问:谁能够决定哪些人获得部分群体资格?选拔部分群体资格成员的标准是怎样的?仪式在部分群体资格的获得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在这过程中成员运用什么样的策略调整心态?下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部分群体资格成员的选拔

  在一名同学成为党员的过程中,内群和外群成员都具有一定的决定权。群众起到的作用是最初的筛选,即被访者们提到的“推优”,主要影响积极分子的选拔;而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资格最后的敲定则由党组织来完成。访谈发现,内群体和外群体的选拔标准有着明显的不同。

  被访者表示,外群体在进行投票选举时,主要根据学习成绩的高低、人际关系的好坏、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等来评选,这些也是人们印象中“优秀”的一般性标准。而内群体进行进一步筛选时,往往要考察入党动机、参加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等突出群体差异的群体性标准:

  

  (问:你们现在发展党员是党支部决定还是老师决定?)

  我们现在挺正式的,学院规定先由团支部推优,就是先在班级里投票,然后给党支部,党支部再讨论,然后再给老师。那个老师只是看一下。

  (问:也就是说主要是你们觉得他优不优秀?)

  主要还是团支部,团支部上来的人我们再进一步筛选。

  (问:就是说是学生决定?)

  对,是普通同学决定。他们决定的人基本上都是那种看得见他们工作的人,比如说团支部书记。因为每年都有一个优秀团支部评选大赛,他们特别忙,整天就忙这事,同学们也觉得他们特别辛苦,觉得他们确实为班级做事了,然后选他们,送到我们党支部。我们党支部考察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吧,就觉得他们对党的认识到底是怎么样的,找他们谈个话什么的,觉得怎么样。而且像一般他们团支部推上有四五个人吧,一般情况下不是四五个人都可以。

  (问:那你们怎么看他对党的态度啊?)

  就是看他们思想汇报是不是主动交的,看他有活动的时候是不是积极参加什么的。像我刚才说那个同学不是最后被PASS掉了嘛,他就是有很多活动只有通知他他才来,很明显的,如果是多次不来的话就直接被PASS掉了。(被访者X16)

  

  到大学来的话,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每次都是同学举手表决,班里面推荐,然后由我们党小组,以前是党小组嘛现在是党支部,再评出来,这种里面的事情就很复杂嘛。因为现在放权给学生。我想我们支部做的还比较民主一点,就是外面考虑的因素还比较少一点,有些的话比如说同学选出来是谁就是谁,但是我们不是完全根据同学选出来的人来推荐的,因为里面考虑到宿舍的因素啊还有其他因素,我们还会根据他现实中的表现。

  (问:比如说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之类的吗?)

  对。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很讲究入党动机嘛。

  (问:可是入党动机是个很虚的东西,怎么考察呢?)

  平时生活交流中可以感觉。有些人嘛言语动机中可以表现出来,他就是为了以后工作方便啊之类,这个可以感觉到的。(如果一个人)动机稍微有点偏差,那和其他人比起来我们肯定是选其他人。(被访者D13)

  

  我们看到,随着成员在群体资格连续统中逐渐靠近“完备群体资格”的一端(由积极分子到预备党员),实施选拔的主体由外群体转向内群体,选拔的标准也越来越向群体性标准过渡。

  (二)部分群体资格获得过程中的仪式

  从一名普通群众到最后成为正式党员,标志着身份的转变的仪式有两个:积极分子转为预备党员时,会举行发展仪式;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时,会举行转正仪式。这两个仪式也是部分群体资格获得的标志,对个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入党过程中的两个仪式首先是对个人身份获得的肯定,个体感到身份上发生了“质的跨越”。如一位被访者表示:“表决的时候印象也挺深的。因为那一刻就是身份的转变嘛。”(被访者Y6)另一位同学也说:“仪式还是有一道线的作用,跨过去,身份就不一样了。”(被访者H2)这种身份转变同时也唤起或增强了个体的身份归属感和对组织的认同感,让成员觉得自己被正式归入了一个新的群体,“毕竟(身份的)说法不一样了”。(被访者H2)

  而在这两个仪式中,其实也充满了符号象征。党旗是被访者谈及仪式时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常常和这个词同时出现的则是“宣誓”:

  

  都三年了,就是现在WW的手机桌面,还是当时我们入党完了四个人在党旗下拍的照片。(被访者M18)

  

  (问:你高中被确定为预备党员的时候有仪式吗?)

  有。

  (问:正式吗?)

  还挺正式的,后边挂着党旗呢。

  (问:当时你紧张吗?)

  当时不紧张,但是挺激动的,就是包括宣誓的时候身体还挺发抖的我记得。

  (问:是因为自己身份不一样了吗?)

  对。我觉得有的东西仪式还是很重要的,那个仪式我觉得挺震撼的。(被访者N19)

  

  (问:你们当时的仪式有什么内容?)

  有宣誓啊。在党旗下面。

  (问:经过那个仪式觉得身份转变了吗?)

  就觉得过了宣誓以后就是被认可了。因为这个宣誓之前会有很多密度很大的各种手续,比如盖章,各方面的评语,各方面的签字,最后,好,明天东西都全了,一宣誓,就算是入党了。(被访者H2)

  

  我觉得做党员的时候还是比较有责任吧,有一点压力,做积极分子的时候没有。那会儿我觉得宣誓以后进入这个团体才感觉不太一样,真的是有一种身份的确立吧。(被访者L1)

  

  党旗,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权威象征,使抽象的党组织变得“可知可触”。这一象征带来的庄重感和神圣感,可以激发成员的信仰和忠诚。而宣誓则是一种承诺付出,一种代价。一个人付出了承诺后,往往会对组织产生更多的好评。因此,“党旗”和“宣誓”成为关于仪式的描述中最多提及、最难忘记的记忆。对于党组织来说,入党仪式也是将群体成员聚集起来,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的手段。即使是已经获得了完备群体资格的成员,仍被要求参加每一次对新成员的接纳仪式。除去需要他们进行举手表决、认可新成员以外,另一个目的在于不断为所有群体成员提供“共在”的场景,去个人化,确认群体边界,增强群体凝聚力。

  仪式不仅是部分群体资格获得的标志、一个静态的“点”,同时也是获得完备群体资格的这一动态过程中的一环。仅仅靠一个仪式来激起认同、教育成员、提升思想意识,是远远不够的:

  

  我觉得发展仪式是你从一个积极分子到一个预备党员很大的一个跳跃。那个对一个人的影响来讲可能更大。

  (问:你当时是不是觉得身份一下子不一样了?)

  那是肯定的。

  (问:那归属感呢?)

  可能当时没有感觉。因为刚刚进入嘛,慢慢地经过一些时间,可能归属感会强一些。也是量变到质变。因为一个人的成长不可能因为某一个很突然的事情就怎么样了。我觉得这得慢慢磨练。(被访者Z17)

  

  我觉得思想认识的话不是以你转不转正为标志的,主要是你听到的还有学习到的东西,你想你眼界开阔了,你听到的东西肯定会比一般同学要多。(被访者D13)

  

  仪式虽然给人一种形式上、称谓上的“质变”感,但行动、心态、思想等方面真正的质变,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学习、教育、群体规范内化过程。这也正是部分群体资格被构造的意义所在。

  (三)部分群体资格成员的心态调整策略

  在一个漫长的部分群体资格身份阶段,在各种考核和要求面前,部分群体资格成员需要不断调整心态,坚定加入群体的信念,使自己努力完成任务,符合要求,最终获得完备群体资格。在这过程中,他们使用何种策略来调整心态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1. 社会比较

  费斯汀格(Festinger,1954)于1954年提出了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的概念,他认为人类体内存在一种评价自己观点和能力的驱力,把自己的观点和能力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过程,即为社会比较。社会比较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正确的自我评价和意义的重要方法。但也有学者对对费斯汀格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和补充,认为费斯汀格忽视了群际比较的可能性,并补充了时间比较的重要作用(布朗,2007:55-57)。

  在访谈中笔者发现,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可以通过进行纵向的社会比较,来获得更多的满足感和对自我的鼓励。

  纵向比较,指历时性的、与不同时代的党员、预备党员、积极分子等进行比较;横向比较,指与群众、党员等不同群体的比较。由于部分群体资格成员的特殊性,他们既不同于外群体,即普通群众,也不完全等同于内群成员,即正式党员。他们需要做的许多事(如听课、考试、写思想汇报),是内群和外群成员都不需要做的。因而,横向比较无疑会加重他们的不平衡感,带来认知失调。相反,纵向的、历时性的比较能够减小认知失调:

  

  (问:你个人会不会觉得两三年的时间里任务有点多?)

  这个看你怎么看。你现在觉得两三年很长,其实你要分时段的话,从发展历程来说这已经是最短的时期了。顺利的话可能从你写申请书到你入党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你知道有的人,要是从一个纵向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前辈,或者前一代的前一代,他们有的人要追求几十年。他们那个信仰更坚定一点。你觉得现在有点太漫长了,是因为我们的心态已经更功利了,更浮躁了,不是纵向地比,而是横向地比。(被访者C9)

  

  纵向的比较在这里成了一种“向下”的比较,有助于部分群体资格成员增加自我满足感。

  2. 寻找“同类”——部分群体资格的独立性

  积极分子、预备党员最终希望能成为党员,因此他们当然希望能拥有党员归属感。但如上文所述,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他们发现,其实自己与群众和正式党员两个群体都有区别,这时他们也需要寻找“同类”来减小认知失调。一位被访者说:

  

  高中的时候从积极分子到预备党员那会儿就上过几次课,然后主要是我们班同学申请的比较多,同样去听课嘛,就没什么负担,估计我一个人的话我可能会有负担,就觉得别人都在学习,自己就在耽误时间。(被访者X16)

  

  此时,部分群体资格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当有很多与自己“同类”的人,和自己一样经历着共同的过程,付出着同样的努力,进行群际比较后的失落感则会减小。这也许也是人们不能离开群体存在,总要寻找“组织”的一个原因。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当谈论起某种群体资格,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完备群体资格,却忽视了之前的部分群体资格阶段。事实上,部分群体资格与完备群体资格有着诸多差别,这些差别的存在使得前者具有了独特性和独立性,对它的关注和讨论也变得必要(表一)。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选拔为例,通过对积极分子、预备党员和党员的访谈,讨论了部分群体资格被构造的合法性基础及获得过程。研究发现,部分群体资格的设置为群体提供了筛选成员的机会,并树立了群体威信;为个人提供了勘查、了解群体,学习群体文化和规则的机会,激起了成员更强烈的认同和对群体的好评。这些积极意义使得部分群体资格被一些组织和群体构造出来,并长期为成员所接受。部分群体资格的获得由内外群成员共同决定,但两者依据的标准不同:外群成员倾向于使用一般性标准,而内群成员则多使用群体性标准。因此,由不同的群体来决定部分群体资格的获得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选拔结果,进而改变了个体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群体的构成。仪式在部分群体资格的获得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它可以深刻地影响成员的心理状态,可被用来激发认同感,增强群体凝聚力,但仪式本身不足以完成部分群体资格向完备群体资格的转变,长时间的学习、教育、群体规范内化过程更为重要。在整个过程中,部分群体资格成员很容易产生不平衡感甚至相对剥夺感,但他们会运用策略进行积极的调整和筹划。这些策略的运用不仅使个体能够不断克服障碍实现目标,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部分群体资格研究的理论启发和现实意义

  部分群体资格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论启发,也是我们更好地分析研究现实问题的一个工具。

  1. 理论启发

  (1)身份概念的全新理解

  “我是谁?”是人类永恒的追问。而部分群体资格的提出,将使这一追问变成“我正在成为谁?”和“我成为了谁?”。身份不再是以往所理解的静态指称,而具有了动态的过程性特征和梯度特征;身份“有”或“无”的二元对立被破除,连续统的概念被建构。过程性视角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社会学的观察和研究当中,将这一视角用于对身份的讨论将为现有的认同理论、群体研究带来启发。

  (2)群体实体性感知的另一条线索

  如前文所述,在现有的关于群体实体性感知线索的讨论中,无论是本质论线索还是能动性线索,二者都是基于对他人的共性的观察。部分群体资格研究,使我们看到另一条可能的群体实体性感知线索:个体基于对自身群体资格感知差异而产生群体实体性感知差异。

  笔者的调查发现,个体越是不了解、不接近某群体,对该群体的印象和理解就越为抽象,越缺乏认同感;而随着了解的增多、群体规范逐渐内化、被群体的接纳和认可程度逐渐提高,群体的概念也就越发具象,群体边界更为清晰,而个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更强。也就是说,群体资格的感知可以影响到群体实体性的感知。本文的调查结果可以用图四表示。

新的群体实体性感知线索的构造,也将影响到群际交往、群际偏见、群际冲突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2. 现实意义

  如前文所说,大多数部分群体资格成员希望最终结束过渡阶段,获得完备群体资格,而一旦这一进程由于某种原因被阻碍,部分群体资格阶段被无限地延长,则会产生社会问题。

  (1)农民工群体

  近年来学者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和讨论颇多,农民工的身份也具有“部分群体资格”的特点:他们在城市中居住,有的还组建了家庭;从事的是非农性的生产活动;也许还有些人已完全按照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但他们没有城市户口,进而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和权益保障,很多人也已经无法再回到农村劳作生活。“既不完全被城市认可也不完全被农村认可”使得这一群体的处境尴尬。一些学者谈到了农民工既非农民也非工人的身份对该群体自身的影响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如陈映芳(2005)认为部分群体身份阻碍了农民工的维权;章征科(2007)指出农民工身份的“多层次过渡性”使该群体面临很多问题;陈映芳(2005)、王春光(2006)都认为农民工群体的半城市化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运用部分群体资格的研究思路,对农民工这种身份的存在合法性、形成机制、农民工的心态、生存策略等问题进行探讨,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这一群体,寻找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机制。

  (2)代课教师

  2007年,“代课教师”这一特殊身份进入人们的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些代课人员多在农村地区任教,但不在国家正式教师编制之内,工资比正式教师低出许多。作为“正式教师”这一群体的部分资格拥有者,代课教师在网上发出了“我们何时能转正”的呼喊,“同工不同酬”的处境使他们急于获得完备群体资格。但在大批的代课教师被“清退”后,有媒体报道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很大改善。有效地解决代课教师的问题,需要弄清这种部分群体资格被构造的原因何在,需要思考如何使代课教师尽快获得完备群体资格,或者相反,如果要求他们退出“教师”这一行业,又要用何种有效的方式调整他们的心态、改变他们的处境。

  (3)大学实习生

  随着大学扩招和大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大学生找工作越来越困难,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一些公司要求毕业生被接纳为正式员工之前要在公司实习一段时间。许多大学生为求得实习机会,主动提出实习期间低工资甚至“零工资”的要求。实习生这种部分群体资格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能够为用人单位提供观察和筛选员工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为一些用人单位不正当地利用——有些公司无故辞退实习生或延长试用期、迫使实习员工主动辞退,再招募新的实习人员,长期使用“廉价劳动力”。主动要求低工资是部分群体资格成员的一种策略,但这种策略运用的实际效果往往不是帮助实习生尽快获得完备群体资格,反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也造成了劳动力的贬值,破坏了劳动力市场的秩序。该如何规范实习生及用人单位对“实习制度”即部分群体资格阶段的运用,如何保证双方的利益有待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保障也亟待出台。

  诚然,每一种部分群体资格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本文的探讨并不是要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律或展现所有的可能。本文的目的是在部分群体资格这样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研究思路带领下,深入到社会成员、群体成员所生活的世界,理解他们的处境和选择,心理状态和策略运用。同时,部分群体资格成员的身份认同、归属感、生存策略、进入或退出群体的行动等方面也是研究不同群体都应关注的问题。部分群体资格成员的心态和行为不仅会影响到个人的生活状况甚至人生命运,这个人群整体的行为还将影响到社会的结构和变迁。运用部分群体资格的研究思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及特点各异的社会群体中寻找共性,总结经验,可以更好地解读过去、观察现状、预测未来。

  *本文是方文老师主持的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转型:转型心理学的路径”(批准号:08BSH063)的部分成果。文章的写作得到了方文老师的大力帮助,刘耕、徐红霞等同学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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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是笔者在访谈中的提问,下同,不再特别说明。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