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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经济发展与四川灾区重建

邹崇铭

  在重建的工作上,外来的人才、资金和技术亦将举足轻重,有望令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经济尽快重回发展的轨道。但与此同时,外来助力却始终无法代替本地人自力更生的精神,以及渴望重建家园的驱动力量。如何促进产业结构适当调整,经济布局得到合理安排,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凡此种种,不但需要外来专家学者的论证,更有赖本地相关群体的认同和参与。


一、四川大地震的经济重建工作

  

  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震撼了中国以至全世界人民的心。它不但夺去了近八万人民的宝贵生命,造成了无数灾民的损伤和流离失所,并对四川的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对四川的经济发展构成了沉重打击。预计重建工作仍需数年以至十数年的时间进行,重建期间灾民的康复、安置及生计问题,重建完成后社区、文化和经济各方面软、硬件设施的恢复,皆是有赖各方合力解决的严峻课题。

  四川大地震发生至今,官军民皆尽最大努力进行救援,在救急扶危的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让数以万计的伤病者被救离险境,并立即得到适当的治疗,数以十万计的灾民亦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并获得妥善安排临时栖身之所。然而,当紧急的情况一旦过去,救援队伍逐步撤出灾区,公众的视线不再放在灾情上,灾民长期所必须面对重建的挑战,将对他们构成另一次重大的考验。

  当灾民陆续搬进临时安置区的板房后,生活环境可望较居住帐篷有所改善,不少学校亦已在板房临时校舍中复课,让学童可以继续专心上课。但在地震发生之后,大量农田和林区受到致命性的破坏,灾区的企业再无法如常运作,无数工农失去原有生计来源,中央发放的三个月救济金,转瞬间亦已告一断落。灾区重建期间和重建完成后的经济危机和挑战,和灾民长远和可持续生计的需要,皆是各方面必须从长计议的迫切问题。

  受灾区域较多处于偏远山区,自然环境本来已相当恶劣,虽然当地不少居民皆居于农村,但农业生产相对并不发达。除了有赖旅游业创造的新增收入以外,由于当地水利和矿产资源丰富,亦存在大量高秏能产业,如水电、化工和原材料提炼等行业,相当部分的厂房设施皆悉数被毁。相对于有望迅速复元的农业,旅游业和重工业将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重建。

  对此,国家发改委提出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的原则和要求,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发改委的发言人指出,灾后重建任务艰巨复杂,涉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必须统筹兼顾,科学规划。不仅要安排好人类活动空间,还要考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仅要考虑恢复生产,还要考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不仅要考虑促进经济增长,还要合理安排经济布局;不仅要体现现代化要求,还要注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灾后重建不仅是自然系统和人工系统得到恢复的过程,而且要为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灾后重建要与工业化、城镇化结合,亦要与新农村建设、与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与主体功能区建设结合,把适宜开发的区域发展好,把需要保护的区域保护好。{1}

  同时,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建设部抗震救灾规划专家组驻阿坝州组长尹稚的观点,亦相当值得让人深思。他指一个地区的大规模灾后重建,涉及到很多被地震所引发的、深层次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各种问题的大爆发。灾后重建并不是拷贝一个原有的城市,而是恰恰带来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重新检讨过往的发展道路,重新权衡这里面的利弊得失,这需要有一个冷静思考期。

  他提出的核心观点是:“救灾要急,重建要缓”。{2}


二、社区经济发展的概念和应用

  

  7月12日,四川大地震刚好两个月,香港理工大学邀请了一批香港企业和商会的代表,在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安排下,对灾区的企业和居民受灾和经济重建的情况进行考察,并期望就重建工作上寻求合作方案。香港代表团发现,当地民企和乡镇企业发展相当成熟,是本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本土企业家均具有巨大的抱负和承担精神,相信日后将会成为经济重建的骨干力量。

  自大地震发生之后,全国各地政府、企业和民间各界,捐助的物资、人力和资金源源涌入灾区,对纾缓灾困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在重建的工作上,外来的人才、资金和技术亦将举足轻重,有望令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经济尽快重回发展的轨道。{3}但与此同时,外来助力却始终无法代替本地人自力更生的精神,以及渴望重建家园的驱动力量。如何促进产业结构适当调整,经济布局得到合理安排,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凡此种种,不但需要外来专家学者的论证,更有赖本地相关群体的认同和参与。

  (一)“外力型发展”与“内生型发展”

  对此,西方国家近年兴起的“社区经济发展”的概念,相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于“社区经济发展”的讨论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生产要素的地域性流动迅速,无论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愈益严重,地区之间的竞争亦愈趋剧烈,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则难以生效,“地域”或“空间”作为经济概念,因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讨论。

  根据Diochon (2003)的分析,八十年代之前的经济发展理论,主要皆属于“外力型发展”(exogenous development)的理论,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大型工业发展,加上政府政策的积极介入、大量资本的投入和出口市场的开拓,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大型企业创造的大量财产和职位,更加成为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核心力量,地区经济发展结果依靠外力的投入,完全成为一个“自外而内”的过程。

  “外力型发展”的其中一大流弊,就是造成地方上的经济“依赖”(dependency),令地方政府和群众无法掌握自己的未来。首先,人民皆需靠政府或外来大型企业提供就业职位,而且经济资源愈来愈集中在工业上,导致农村人才愈来愈向城市倾斜,一旦大型企业和工厂面临困境,又或是突然撤出该区,整个社区的经济便一夜间垮掉,完全没有任何合理的保障。

  其次,发展中地区往往依赖发达地区的外来投资,而非本地资源的有效开拓,以及本地人才的有效运用。为了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地方政府往往需要付出特殊的优惠政策甚至牺牲,例如容忍当地的自然环境受到一定的破坏,或是本地居民的利益受到一定的妥协。大型企业支取经济发展的成果,整个社区则要为此付出代价。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欧美国家饱受通胀和失业率急升的威胁,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皆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经济政策的取向亦渐渐由“外力型发展”,转向寻找“内生型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的动力,期望能通过挖掘地方上的资源和潜力,调动本土社区和中小企业的积极性,配合地区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找出创造财富和就业职位的新模式,发展主要是一个“自内而外”的过程,形成了“社区经济发展”的新典范。

  这个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转向,主要涉及以下数个因素:一、各地政府欠缺资源推动经济政策,因而需要寻求更具成本效益的发展途径;二、经济全球化令经济发展的规律变得波动和难以掌握,集中式的资源调配往往难以奏效;三、在全球化的竞争压力下,大型企业亦经历了架构重整,并通过瘦身裁员、非中央化和外包等方式,追求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于是中小企业亦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四、由于欠缺具体可见的经济成果,政府积极介入的效用愈来愈受质疑,民间自发的力量反而愈受重视;五、可能亦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欧洲部分工业化地区,地域的分工和企业的分散化取得显著的成效,令全球化下地方上的创造力和灵活性显得更为重要,“自主发展”变成具吸引力的另类选择。

  “外力型发展”和“内生型发展”的一个主要差别,是前者更加着重所谓的经济“增长”(growth)而非“发展”(development),也就是注重对GDP和阶段性新增收入的盲目崇拜,而不是人民福祉的真正提高。它不但忽视了非经济指标(例如志愿者和社区成员义务投入)的计算,亦忽视整体社会长远福祉的衡量。“外力型发展”背后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狭义的经济增长将会产生“溢出”(spill over)效应,拉动社会文化的广泛发展,但却往往忽略了它所带来相应的社会成本,包括短期利润能否抵偿长期破坏、新增收入能否公平分配、是否所有社群皆能从中获益等等。

  相对而言,“内生型发展”则更加注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指标,特别是与社区生活质素息息相关的众多因素,包括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自主性,和对生活状况的满意及快乐程度等。传统经济发展强调生产要素的“公式”转化,具有强烈的非人性化的、科学命定论的意味;“内生型发展”则更重视众多非生产要素的作用,例如社区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和人际网络衍生的合作精神等,特别是通过社区的集体参与和合作,形成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策略,强调人民对发展的拥有感和投入感。由此而言,经济乃是真正的“经世济民”的头等大事,而非抽象的报表和数字游戏,经济发展乃是人民主动参与和创造的过程,并非外在力量强行加诸的宿命结果。

  这难免令人联想起波兰尼的西方经济史巨著《大转变》(Polanyi, 2001/1944),提出经济活动必须“嵌入”非经济活动(embeddedness) 的概念。波兰尼语重心长的指出,市场经济一旦脱离身处的历史情境,以及客观的社会发展脉络,变成自我运作的“科学”规律,不再受到人和社会的调节和控制,将难免对人类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人民、土地、自然环境等原来并非生产要素或商品 (fictitious commodity),一旦经历如工业革命时期激烈的商品化过程,被迫推向市场并成为买卖的自由对象,将难免带来社会和经济的重大危机。波兰尼所批评的市场经济规律,和“外力型发展”的规律如出一辙。{4}

  (二)“生产重整”和“空间发展”模式

  因此,“内生型发展”的理论特别重视社会和经济的各种要素,以及生产和非生产要素,各自在本土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并探索出均衡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它针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社区进行比较研究,以寻找出社区经济变化的一般规律和模式,构成一幅多因素、多类型的宏观分类图像。根据Diochon (2003)的分析,“内生型发展”的理论主要可分为“生产重整” (productive restructuring)和“空间发展”(spatial development)两大模式:

  “生产重整模式”:主要针对本土生产和非生产的各类要素,特别在面对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结构转变时的响应方式,包括文化和制度上的适应能力等。它比较注重中小企业及本土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但就相对忽略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因素。这种模式强调的是理性经济行为上的“功能取向”(functional approach),虽然关注到经济变化的宏观和一般性地域差异,但就较少深入考察“地方”特殊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空间发展模式”:相比之下,此模式则着眼各类广泛的生产和非生产要素、彼此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并且更注重经济发展作为一系列集体决策的过程。它更加强调不同社区的社会和文化差异性,以及人民的主观视点和参与行为。这种模式强调的是微观过程的描述,而非一般性规律的归纳和总结。因此与“生产重整模式”相比,便各有其长处和缺点。

  上述两种不同模式对地方上的经济发展策略,难免产生举足轻重的深远影响。“生产重整模式”所带出的是一种倾向“经济发展”的发展策略,重视发展所带来的客观经济效益;相反“空间发展模式”所带出的是一种倾向“社会发展”的发展策略,重视的是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它们在“社区经济发展”的讨论中,皆具有旗鼓相当的重要性。

  (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模式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讨论中,“社区经济发展”具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专门指“通过集体行动来动员社区资源,以达致改善社区福祉和提高社区自主性的一种内生型发展策略。”(Diochon, 2003: 48) 追本溯源,它首先创始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主要在美国的大城市被用作对应贫穷问题的策略,强调协助边缘社群重新融入社会,及在主流市场排斥下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它主要起源于社工界“社区发展”的工作模式,随着其重点逐渐放在经济赋权和创造就业之上,“社区发展”遂逐渐演变成“社区经济发展”的工作模式。{5}

  如上所述,社区经济发展作为一种发展策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终于得到发扬光大。在六十年代,该等项目仍主要由政府或服务机构所提供;但到了八十年代,更多的项目真正转向以市场方式运作,并涉及更多企业的跨界别参与和合作。{6}况且,基于不同政府部门的分工,在不同部门利益的介入和推动之下,有些社区经济发展项目更偏向于“经济发展”,而另一些项目则更偏向于“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模式相同之处在于:同样着眼于长远寻求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解决地区性的经济依附和不公平的问题,相信如此能够有效应付全球化带来的危机和挑战;同样相信通过地方上不同群体的参与和合作,可以找出具地区特色的共同发展策略,促进社区成员的内部团结和自主性;同样强调领导力、创新和整合资源的重要性,并通过地方上潜能的挖掘和能力的提升的方法加以培养。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模式相异之处在于:两者对社区成员界定、主要参与者 / 利益相关者、潜能挖掘 / 能力提升和资源调配的具体办法,以及对自主和自立观念的理解等,均存在着迥然不同的观点。前者所指向的“社区”,往往是指向传统权力结构下的社区,强调发展所存在的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y),和原有机构和制度的正规功能;后者则更重视边缘和被排斥群体在社区的角色,更加强调制度创新、自主和更公平的参与模式。

  (四)“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式

  由此而言,“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强调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社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模式更多强调的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区经济发展。正如Ife (2004:12)所指出的,发展动力的来源自“内—外”,以及发展主体所位处的“上—下”,此两个面向的简单二分对比,便构成一幅社区发展的基本分类图如下:

  Ife所探讨的是一般性的社区发展,而非专门的社区经济发展,但此一框架可供参照的地方仍十分多。在他笔下所描述“内—上”的社区发展模式,强调社区精英的领导作用,与前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谋而合;“内—下”的社区发展模式,则强调本土群众的广泛参与,亦与前述的“社会发展”模式不谋而合。至于“外—下”的社区发展模式,强调的是外来基层组织如某些国际援助机构和基金会的角色,纵使有别于政府或大型企业主导的发展,但同样皆是外力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Ife认为当代关于社区发展的文献,均较倾向于批判“外—上”的传统发展模式,并转而寻求其它三种发展路向;有些文献更倾向于美化“内—下”的“社会发展”模式,认为这才是理想的社区发展目标。但这往往并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内—下”的方式到底能否自我启动,仍有赖对当地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具体分析。他认为三种发展路向皆有其优点和缺点,不能一概而论,作为启动力量的外来基层组织,或扮演传统领导角色的社区精英,起码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而言,或许可以带来更大的推动力量;但对于是否存在潜在的“殖民化”或“阶级化”倾向,此一框架亦能起着一定的警惕作用。

  (五)“双创”——创新和创业精神

  对此Diochon (2003) 的立场并不一样,但其思路其实亦十分接近。她认为不同社区的社会文化背景千差万别,到底应该采取“经济发展”抑或“社会发展”模式,又或采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模式,还是应该取长补短、互为表里,采取兼融两者之长的某种混合模式,实有赖不同社区成员和利益相关群体 (stakeholders)的集体参与和参求共识。但在更多的现实情况下,“社区经济发展”虽名为“自内而外”的发展模式,却往往仍是由外来的专家学者所主导,并视乎外来资金的来源和动机所决定,“自外而内”的本质其实并没有改变,这才是她认为最需要警惕的地方。

  中外不少地方上的发展项目,原意虽是强化社区成员的能力和自主性,但外来专家和项目资金往往处于资源和技术上的强势,社区领袖和成员则相对处于弱势,因此对于如何评估社区的需求、应该采取何种发展模式、怎样达至最后的决定等,双方难以建立对等的谈判地位。于是社区参与往往只是形式上的过程,最终权力仍握在外来专家和投资者的手上。尤有甚者,是不少社区领袖和成员极可能从短期利益出发,但求取得外来项目的落户而“投其所好”,为了迎合外来专家和投资者的喜好,而编造出社区的共识和发展的需求,为了部分个人和群体的狭隘利益,而牺牲了整体社区的长远利益。{7}结果是造成对专家和投资者新的依赖,强化外力对社区发展的支配力量,这是“社区经济发展”倡议者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

  对此,Diochon提出的具体应对策略是,无论是采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模式,均应将焦点调校在“双创”──即社区的“创新”(innovation)和“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之上;然而,这两个在“社区经济发展”中至为关键的概念,在过往却一直没有得到严格和认真的讨论。{8}当一个社区面对危机时,意味着它的未来将面临众多的不确定性,要对危机作出恰当和有效的响应,创新和创业精神乃是动员社区资源和推进集体行动的根本力量。传统社区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不一定有利于促进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出现,但文化却并非一成不变的铁板一块,必能通过诱发社区领袖和成员的潜在能力,调动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加以改变。

  从企业组织的角度来说,“创新”是指一个机构学习并实践一些新的概念和知识;但对于一个多元化的社区而言,便涉及不同社区成员和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和认同,以及跨界别、多面向的沟通和合作。从企业组织的角度来说,“创业精神”是指中小企业家的个人自主性和能动性,对此工商管理中的文献可说如恒河沙数;但对于一个社区而言,特别是原受政府和外来大型企业主导发展的地区,社区成员已经形成依赖的传统,于是往往欠缺创业的精神。但当社区出现经济危机的“推力”,或是新发展机遇的“拉力”时,社区的集体创业精神亦往往更容易体现,不确定的外在环境才是激发创业精神的最佳土壤。


三、社区经济发展对重建的意义

  

  (一)案例

  案例一、某安置点的手工作坊:四川大地震的灾民于七月陆续迁入板房,预期将要在安置点暂时居住2~3年。由于原有的农田和生产设施已受破坏,灾民除了外出打工以外,实在难以找到短期的生计来源。部分安置点的领导遂设想在当地培育一些小生意,包括设立一些为外地企业加工的手工作坊,进行环保购物袋的缝纫等简易的工序,期望能为大量没有专业技能的灾民,带来实时和必需的收入来源。

  案例二、某受灾县市的龙头矿业:由于当地水利和天然矿产资源丰富,因此长期形成矿业和原材料提炼行业独大的情况,但同时亦造成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大型重工业创造就业的能力亦相当有限。自5·12大地震后,当地龙头矿业的厂房损毁较轻,惟矿场已被山体运动所严重破坏,恢复生产估计最少要数年时间。当地政府有见及此,正考虑从外地输入矿石,从而令提炼厂能尽快恢复生产。

  案例三、某受灾乡镇的股份制企业:相对于案例二的大型龙头矿业,此社区拥有丰富的农林业和旅游资源,凭着“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和逾20年休闲事业和高端农业的开发经验,此乡镇企业的人均收入已逾万元,达至整体社区的全面小康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范。但自5·12大地震后,乡镇上的大量房屋悉数被毁,天然资源和旅游设施亦遭受到致命性的破坏,目前正寻求外来资金参与协助重建。

  (二)团结,自强,创新,自主

  上述案例可以让我们窥知,大地震后不少地方上的经济体系,正面临生计压力、经济重建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严峻抉择。到底受灾地区应该采取哪些长、短期的对应办法?应致力尽快恢复原有产业,抑或创造出新的产业模式?客观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又将会构成哪些限制?与此同时,地震除了造成无法磨灭的伤亡和悲痛,又是否为地区经济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什么才是促进成功重建的关键要素,如何才能有效协助社区尽快复元?{9}对于以上种种问题,“社区经济发展”的讨论皆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团结社区、凝聚共识:自5·12大地震发生之后,不少原有城镇和农村社区已被破坏,不但导致大量人民的性命损失,社区的软硬件设施亦悉数被毁,社区重建的工作将是未来重点,而经济重建更是其中的核心一环。在社区和经济重建的过程中,将有必要调和社区内外的不同利益,就重新规划和资源分配进行各种决定,假如沿用“自外而内”的行政指令方式,便难免造成各种抵触情绪和激化社区矛盾;促进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和凝聚共识,加强社区不同群体的团结和合作,才是化解问题的有效办法。

  自强不息、自力更生:自5·12大地震发生之后,大量本地和外地的救援资金、人力和物资涌入,对灾民能解决燃眉之急,起了关键性的救济援助作用。但当灾情相对稳定下来之后,外来的紧急援助将会逐步减少,更多资源将会放在重建之上。但在未来2~3年的重建期间,大量灾民的生计仍然毫无着落,受灾人民面对亲人伤亡和家园被毁,难免仍存在着各种身心障碍,需要一段时间加以平复和调适,至今“等、靠、要”的心态仍然严重。{10}如何通过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调动社区成员的自觉性和能动性,集体发挥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精神,对经济重建亦将至为重要。

  促进创新、创业精神:当一个社区面对危机时,除了需要积极面对的态度,以及团结合作的精神外,亦需要有突破原有局限的决心,寻找解决问题的创新办法和勇气。对于一家企业和企业家而言,这是生存和发展基本的要求;但对于一个社区而言,则涉及跨界别、多面向的沟通和合作、不同社区成员和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和认同,以及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限制等,此对社区领袖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对领导能力亦具有极高的要求。

  提升自主、挖掘潜能:如前所述,大地震后不少地方上的经济体系,正面临重建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抉择,除了力求复元原有产业和尽快恢复生产外,打破传统的偏见和积习、创造新的产业模式,亦是必须提上社区议程的讨论课题。通过“社区经济发展”提供的实践模式,将有助促进社区成员提升能力和自主性,挖掘社区内未被发现的资源和潜能,就重建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参与和合作。这不但有助社区“自内而外”地达至共识,更重要的是提高社区成员的拥有感和投入感,足以令重建工作事半功倍。

  (三)“需要为本”vs“资产为本”

  关于上述的第四点,美国近年流行关于“资产为本”(asset-based)社区发展的探讨,与“社区经济发展”的讨论相辅相成,相信亦甚值得借鉴,宜在此进一步加以阐释。{11}所谓“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主要是对应于传统的“需要为本”(need-based)模式取向而言。传统政策强调一个社区的“需要”,决策者往往把焦点放在社区的“缺陷”和“不足”上,然后引入外来资源,协助社区解决问题。部分社区领袖为求争取更多资源,不断夸大社区面对的问题,并引入种种附加制度,管理该批资源,最终社区被冠以负面标签、并依赖外力。 

  相比之下,“资产为本”模式强调一个社区拥有的“资产”,令大家更重视发掘一个社区既有的“长处”和“潜能”,然后有效运用内部资源,建立社区本身解决问题的能力。

  美国西北大学的McKnight和Kretzmann,是推动资产为本社区建设模式的先驱,他们强调社区建设必须“由内至外”(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 Kretzmann and McKnight, 1993),令社区成员发掘地方优势和潜能,让他们重整和集结力量、开拓新的机会、生产和收入来源。

  一个社区所拥有的“资产”,并非单单包括每个成员的个人能力和技术,更包括区内各种家族、宗教、文化和社交活动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同时,正规机构如政府部门、私人企业、学校、医院和社区中心等资源,皆可视作社区资产的一部分。进行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便是重新认识、图列 (mapping)、联系和动员各项资产的过程。

  根据McKnight 和Kretzmann综合多年社区建设的经验,整个发展策略可分成五个主要部分——

  激励式评估 (appreciative inquiry):寻找和分析社区过去的成功经验和故事,以加强成员的自我形象和社区认同,积极参与;

  重视社会资本 (recognition of social capital):将社会资本看成社区的重要资产,加以巩固和强化,并突出它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

  参与发展 (participatory approach):强调每名成员的能力和资源,给予平等和充分的参与机会,加强成员对社区发展的承担感;

  社区经济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联系和动员区内的不同资产,透过集体合作,探索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强化公民社会 (strengthening the civil society):强调社区成员的公民(有别于受助者)身分和权利,促使政府和私人部门更有效响应社区的需要。


四、对各社会部门的参考价值

  

  (一)社区

  “社区”一词在内地并非一贯的惯用语,乃是改革开放后才渐流行的新词汇。在过往的集体主义时代,更多是采用“街道”和“乡镇”,又或是更基层的“单位”或“大队”等类近概念。然而,单单从这些概念的演化便可窥知,内地一直有着强烈的(甚或是过于强烈的)“社区”参与和合作传统。反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个体和家庭的生产力得到解放,“社区”的团结和凝聚力反而相应下降,不少农村地区更出现“村治凋敝”的情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所针对的,正是不少农村“社区”面对的发展问题{12}。

  四川大地震的灾区位于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相对较为缓慢,不少城乡仍留存着大量集体时代的印记。假如片面从经济效率出发,这些社区并不一定都是最具领先优势的;但假如从人民福祉出发,这些社区多少都维持着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有助促进社区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重要因素在今次的大地震中,其优点和重要性早已表露无遗,特别是乡镇政府、村委会和党支部等基层组织,充分发挥了“社区”动员和团结的作用,在危机的关键时刻扮演着救急扶危、调配物资和安定民心等广泛角色。

  如上所述,面对长期和艰巨的灾区和经济重建工作,如何有效团结群众、凝聚共识,调动社区成员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充分发挥“社区”的传统优势,乃是重建工作成败的重要因素;然而,如何在既有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传统的偏见和积习、创造新的产业模式,挖掘社区内未被发现的资源和潜能,就更是未来工作的一大挑战。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固基础上,四川省业已发展出相当成熟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国企、民企和乡镇、集体企业皆并行蓬勃发展。受灾社区亦可根据当地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通过社区成员的集体参与和寻求共识,探索社区企业、社会企业和合作社等多元和创新的经济模式,推动自内而外的自主发展策略。

  (二)企业

  “社区经济发展”所强调的原则,是对本土社区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孕育和扶持,对此除有赖社区领袖和成员自力更生与创新、创业精神外,政府和外来企业亦可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有意在受灾地区发展的外来企业,企业除了进行慈善捐赠等援助活动外,在考虑在当地作长期投资发展时,亦应关注到以下各项因素:

  ——投资是否有利于地方上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长远和均衡发展;

  ——是否有利于促进本地的(特别是弱势群体)职位创造、技能提升和技术转移;

  ——能否有效保护本地的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能否与本地社区企业和中小企业形成互利互惠的长期伙伴合作关系;

  ——能否促进本地生产和消费市场的建立,促进资金在本土的良性循环和流动等。

  (三)政府

  在进行灾区经济重建的庞大任务时,单靠本地的财力和资源自然是独力难支,中央和地方政府难免亦需要引入大量外来资金,包括外地省份每年财政收入1%的拨款援助。中央和地方政府无论是在国家资金的投放上,又或是引入企业进行灾区重建投资时,亦同样应关注到上列的各项因素{13},以确保投资有利于地方上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长远和均衡发展外,并进一步考虑以下因素:

  ——在重建的规划过程中,尽量容纳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避免“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

  ——在重建的施工过程中,致力保护本地的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

  ——在进行采购和投标时,优先考虑本地的社区企业和中小企业,尽量使用本土的生产资源;

  ——在聘用重建专业人士时,优先考虑选用并培训本地人才等。

  (四)民间机构

  除了政府机关和内外企业之外,大量中外基金会和民间机构亦正参与重建工作,同样需要引入大量外来资金。这些机构在项目资金投放的时候,亦同样应关注到上列的各项因素,以确保投资有利于地方上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长远和均衡发展外,并进一步考虑以下因素:

  ——在项目资金的投放上,应尽量容纳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并致力保护本地的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

  ——项目资金应以协助社区成员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促进创新和创业精神为原则;

  ——在选择本地的合作伙伴时,应优先考虑本地的民间机构和社区企业,尽量使用本土的人才和资源。

参考文献:

Diochon, M. C. (2003)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Emergency Management Australia (2003)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Recovery from Disaster, Emergency Management Australia.

Ife, J. (2004) “Link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Community Development, Human Rights and the Grassroot Conference, Deakin University.

Klein, N. (2007)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Kretzmann, J. P. and McKnight, J. L. (1993) 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urphy P.W. and Cunningham J.V. (2003) Organizing for community controlled development: renewing civil society, Thousand Oaks: Sage.

Polanyi (2001/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Sherraden M. and Ninacs W. eds. (1998)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ork, New York: Haworth Press.

Simon, W. H. (2001) The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movement: law, business, and the new social polic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邹崇铭(编) (2003):《不是乌托邦──社区经济理论与实践》,香港:乐施会。

【注释】

{1}详见2008年6月初,国务院通过的《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方案》;国务院其后于8月初,又通过了《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各界意见;最并于9月19日通过《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2}详见7月初,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对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建设部抗震救灾规划专家组驻阿坝州组长尹稚进行的访问。 {3}四川省目前正“抓住灾后重建机遇,加快招商引资步伐。”详见9月27日《四川日报》“川灾后重建 承接产业转移是重要突破口”的报导。 {4}波兰尼“嵌入”的概念,对近代制度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详见沈原 (2007):“社会学的市场概念”,载于其《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中。 {5} “社区工作”与“小组工作”和“个案工作”一样,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几种主要工作手法一。关于“社区经济发展”、“社区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关系,详见Sherraden M. and Ninacs W. eds. (1998)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ork, New York: Haworth Press. {6}在美国盛行一种名叫“社区发展公司”(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营运模式,并受到相关法律规范的保障。详见Simon, W. H. (2001) The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movement: law, business, and the new social polic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7}关于发展项目在理想和现实上的差距,最佳描述莫过于Cooke B. and Kothari U. eds. (2001) Participation: the new tyranny?, New York: Zed Books. {8}自2005年尤努斯夺得诺贝尔和平奖,及2006年吴士宏翻译《如何改变世界》(新辉出版社)一书出版后,社会企业成为国内的热门话题。创业精神乃是社会企业的核心概念之一,详见拙作:“社会企业与慈善制度创新”。 {9}著名作家Naomi Klein的最新作品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便不无讽刺地指出,大型国际灾难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无论是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南亚海啸和加勒比海飓风,均为新自由主义政客和跨国企业提供了市场改革千载难逢的良机,人的苦难变成了资本的机遇。Klein, N. (2007)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10}劳务输出已成为四川地震后,解决灾民生计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详见9月28日《四川日报》“劳务收入震后‘加速跑’同比增长20.3%“的报导。 {11}关于“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的探讨,详细介绍可见诸拙编《不是乌托邦──社区经济理论与实践》(香港:乐施会,2003年),及Murphy P.W. and Cunningham J.V. (2003) Organizing for community controlled development: renewing civil society, Thousand Oaks: Sage. {12}详见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包括当中所提及的“培育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在继续增强农村集体组织经济实力和服务功能、发挥国家基层经济技术服务部门作用的同时,要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引导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加强行业自律,搞好信息服务,维护成员权益。鼓励发展农村法律、财务等中介组织,为农民发展生产经营和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有效服务。” {13}详见2008年9月24日《四川日报》“从事个体经营 川特殊群体免交40项费用”的报导,及同日《成都日报》“从事个体经营 川特殊群体免交40项费用”的报导。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