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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的滑铁卢?

——拉萨骚乱之舆论反思

唐小兵

  构建一种理性而包容的并有着独特民族文化价值内涵的民族主义,其必要的前提是中国的新闻媒介进一步自由和开放,只有在对于富有争议的重大事件获取充分而完整的信息的条件下,新闻受众才会从互相冲突的信息里学会独立思考,这种独立思考才能开创一种理性而反思的民族主义,而规避狭隘民族主义的爆发与危害。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发生震级达里氏8.0级的汶川大地震,导致近8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受灾,是继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自然灾难(当然其中也不能排除人祸的因素,比如地震预测的滞缓,学校豆腐渣工程等)。中国政府在这次事件里表现出罕见的信息公开,海内外众多媒体可以自由奔赴灾区采访报道,相对于唐山大地震的被遮掩,这次地震的灾情在第一时间传遍了世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调动所有能够运用的资源,发动、组织和监督抗震救灾,以抢救灾民生命为本位,也为中国政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许。可以说,拉萨骚乱之后,中国一再受损的国际形象,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一定程度上得到修补。在拉萨骚乱已近尘埃落定之际,反思中西方媒体在这次国际舆论战中的得失,也许对于中国政府与媒体之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有一定之价值。

一、国际舆论之嬗蜕

  2008年3月14日拉萨骚乱发生后,国际社会心理和舆论的嬗蜕大致经历下述几个阶段。

  (一)单向性的批评:拉萨骚乱发生之后,西方主流媒体如BBC(英国广播公司)、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第一时间给予报道,这些报道大多引用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或者生活在西方社会的藏人的信息与评论,聚焦在拉萨骚乱之所以发生的根源。根据它们的报道,每年在3月10日前后,拉萨以及世界各地的藏人都会抗议,表达对于解放军1951年大举入藏并摧毁僧侣政权与宗教社会之不满。今年的3月10日,这种不满情绪更为浓重,因为西藏新任领导人在寺庙里对僧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且严格执行西藏事业单位成员及其家属、学生都不得参与宗教活动的规定。西方媒体认为这是导致今年的抗议声浪特别强烈的原因,进而言之,它们认为拉萨起初是僧侣和平集会和抗议,遭到当局镇压后才导致事件升级成为暴力骚乱。因此,它们的报道与评论所指向的是中国西藏当局在处理藏人抗议时措施不得当,没有充分尊重藏人的文化与自主性,并且进一步呼吁中国当局保持克制和理性的态度,与************进行对话,寻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在这个阶段的报道中,西方媒体对于拉萨骚乱之暴力倾向刻意淡化,对于被杀害和伤害的汉人和回族人等也语焉不详,似乎都不属于它们的“兴奋点”范围之内,突出和渲染藏人的文化受到政治权力和商业、旅游文化的侵蚀,营造一种悲情意识,而且,根据西方社会达成共识的自由和民主原则,它们认为僧侣有和平集会和抗议的政治自由,而在这次事件之中,显然是自由遭到了压制。

  (二)草根媒体的反击:在国际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批评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处于守势之被动状态时,海外留学生异军突起,在互联网上发起对于西方主流媒体的反击。开始是一个留学生制作的关于西藏的视频短片,用慷慨激昂的方式讲述了西藏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旅程,并出示了历朝历代西藏在中国版图里的“位置”,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中国拥有对西藏之主权的合法性。这个短片制作稍显粗糙,而且主观情绪过于浓重,虽然获得留学生群体的强烈反响,但基本上没有冲击到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会的核心。稍后,另外一些留学生制作的短片《西藏骚乱:西方媒体的真实面孔》在YouTube网站上播放,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人观看,华人社会开始被震动了,然后西方媒体跟进报道,这个短片成为一时之聚焦点。海外留学生充分利用可以自由接触西方媒体之条件,在媒体关于西藏骚乱之新闻中,发觉众多的疑点与漏洞,于是通过剪辑、组装、文字说明等方式集结到一起,形成这个揭穿和控诉西方媒体的短片。这个短片指出了西方媒体在拉萨骚乱之中犯下的几个“关键性错误”,并认为这绝不是一时的过失,而是刻意而为之,并用以误导国际舆论朝着它们试图引导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个短片,西方媒体的失实主要体现在下述几点:(1)3月17日,BBC电视新闻将拉萨武警协助救护人员将受伤的群众送进救护车的图片,配上“在拉萨有很多军队”这样具有强烈暗示性的解说;(2)英国《泰晤士报》在报道拉萨骚乱时使用“军事镇压”、“武力管制”等非常刚性的词语,并且引述流亡藏人的单一消息源,报道说“藏人被杀数百人”;(3)3月17日,CNN和法新社使用一张描述一辆军车正向平民驶来的图片,而当时的实情却是,道路一边聚集着为数不少的年青藏人向军车扔掷石块,它们使用这个图片时刻意剪接了对于藏人寻求国际支援不利的部分;(4)德国《柏林晨报》网站3月18日将一张西藏武警解救被藏人袭击的汉人的照片,硬是解说成武警在抓捕藏人,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网站刊登图片,说是中国军人将藏人抗议者拉上卡车,而图片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印度警察在制止抗议,德国NTV电视台将尼泊尔警察抓捕藏人抗议者说成是“发生在西藏的新事件”。这个短片用事实说话,指出了西方媒体在标榜客观性的旗帜下,所做出的“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偷梁换柱”等违背新闻准则的事实。这个短片使处于被动状态的海外华人社会迅速凝聚起来,纷纷走上街头集会和抗议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和颠倒黑白,海外华人空前地聚集到“中国”这个政治符号所表征的意义的周围。

  (三)中国媒体的参战:草根媒体的反击,以及海外华人风起云涌的街头抗议西方媒体,让初始阶段面对西方媒体的“义正严词”的高调批判有点不知所措的中国媒体,迅速整合起来,找到了应对西方媒体的突破口,而中国政府也选择了适度的信息公开,让全国民众知晓在拉萨发生的骚乱,而不是像此前对于同类事件的“消音”的信息处理方式。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拉萨骚乱真相的长达十余分钟的短片,把拉萨的街头暴力与废墟充分地展示给了全国受众,并声称在平息骚乱的过程中政府一直保持着克制。与此同时,其他中央媒体也迅速发表同类基调的新闻与评论。《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25日刊登评论文章“某些西方人士,你们真的关心西藏人权吗?”批评道,长期以来,西方某些人士表面上总是装出一副十分关心西藏发展和西藏人权的样子,常常就西藏的文化和环境发表看法,可实际上,他们对中央政府为西藏建学校、建医院、修铁路,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的举措视而不见,甚至还攻击这是对西藏文化的破坏。这次他们对西藏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的蓄意解读,再一次暴露出,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理念,关心的是如何用这样的政治理念来攻击中国的发展,而西藏人民的利益不过是他们用来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而已。当然,他们这样做,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想,让我们领教了某些西方媒体所宣称的“客观与公正”,看清了某些所谓道德权威的伪善面目。

  新华网刊登中国传媒专家对于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揭露,比如引述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的话指出,“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公开真相,并向海内外播放暴徒在拉萨打砸抢烧的真实镜头,这些都影响了国际媒体。中国政府领导人还在重要场合公开对达赖集团进行批驳,这些都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1}新华网还刊出“新华时评”“为了‘版面需要’就可以剪裁‘客观公正’?”,认为西方媒体在面对读者的普遍质疑之后(比如藏人向军车投掷石块的照片将藏人删节掉,而只留下在街道上的军车以制造戒严之想象),仅以版面需要的理由而对于拉萨骚乱关键场景进行剪裁做出说明是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的,作者接连用三个充满反讽意味的设问句:“为什么许多西方民众不了解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是‘版面的需要’;为什么‘不法分子的行径’没有报道,因为是‘版面的需要’;为什么无辜的老百姓被杀死,被浇上汽油‘点天灯’而得不到同情,因为是‘版面的需要’。”{2}

  《环球时报》以及环球网这些年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最集中地表达的空间之一,在这次反击西方媒体的舆论战中自然是首当其冲了。3月22日,环球网所刊发文章从西方媒体的失实报道、西方受众在西方新闻网站的质疑、引述《泰晤士报》、《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所报道的加拿大和英国游客在拉萨的真实见闻三个层面,驳斥了部分西方媒体对于拉萨骚乱的报道。{3}在继续控诉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的同时,中国媒体积极采用一些境外媒体和西方人士对于西方媒体批评和反思的文字,来强化对部分西方媒体批评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例如,新华社引述法国《欧洲时报》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近日发生在中国西藏旨在分裂国家的暴乱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部分西方媒体与政客故伎重演,如同炒作“中国威胁”、“中国间谍”、中国玩具”、“达尔富尔”等议题一样,以“中国镇压藏人和平示威”不实之词为由,继续炒作抵制北京奥运,进一步暴露出深藏于西方舆论之中的一贯的对待中国问题的双重标准。{4}一位芬兰学者发表在西方媒体的英文文章迅速被翻译成中文,该文通过讲述该教授与其妻子在西藏的游历、与藏人的交往、以及对于西藏历史与现实的观察等,表达了对于今日西藏的发展状态与文化生态的肯定,他在该文里说:“西方媒体宣称中国封锁消息,任何有关拉萨暴乱的消息都传不出去。我对这种明显违背事实的说法非常愤怒,无法忍受这些有关中国的不实报道。因此,尽管我不是记者,我还是撰写了这篇文章。我将这篇文章和另外两篇类似文章一道通过电子邮件传送给了三家西方报纸。它们均收到了我的邮件,但其中两家既没有给我回音,也没有刊登我的稿件,第三家回复我说,希望将我的稿件裁减,许多天后作为普通的‘读者之声’刊发。与之相对照的是,它们每天都大量刊发************的言论,真是形成了反中国的宣传阵势。而我所写的文章对这些‘自由的媒体’来说显得对中国太过于友好了。”{5}新华社引用一法国学者对于西方媒体的批评,以及对于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恢复拉萨政治秩序的理解:“中国政府采取果断和必要措施平息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是属于保护人民安全和恢复公共秩序的合法合理行为,不少西方媒体在报道上明显没有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由此对中国政府进行批评和责难是不负责任的。”{6}

  综合分析中国媒体反击西方媒体的报道与评论,可以发觉其所援引的理由主要基于三个层面,而这三个方面的理由与海外留学生批评西方媒体所采用的理据存在高度的“重叠”。首先是主权原则。中国媒体声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定还是中国主权之下的辖区,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体,有责任和权利捍卫中国的统一与政治稳定,因此,任何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或者在西藏制造骚乱的阴谋都是违反中国的主权原则的;而与此同时,中国媒体质疑法国可以让科西嘉独立吗,英国可以让北爱尔兰独立吗,加拿大可以让魁北克独立吗,从正反两面表达了中国的主权独立的政治原则。其次是人权原则。中国媒体反复播放藏人袭击汉人的视频,大量刊载房屋被焚烧的图片,充分报道幸存者的痛苦回忆和旁观者的愤怒指责,以及警方的忍耐和克制,通过这种方式,新闻信息和评论展示了西藏骚乱的暴力景象,激起了受众强烈的愤慨与同情。中国媒体反复声称暴徒手段的令人发指,对平民汉人的残酷虐杀,对店铺的任意烧毁等等,这些行径都是堂而皇之地打着************或者高度自治的招牌,而侵犯了公民的人权。既然西方社会与媒体的正当性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与民主等人权基础之上,那么被无辜杀害或损伤的汉人的人权在哪里得到庇护?如果类似现象发生在西方的城市,西方国家的政府会袖手旁观吗?这等于指斥了西方媒体在对于示威藏人和无辜汉人时使用的是双重标准的人权原则。最后是新闻专业主义原则。新闻媒体在西方社会被誉为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捍卫并体现着启蒙运动以后确立的自由与平等等普世原则,西方的媒体也以其专业化与独立性自许。中国媒体批评道,拉萨骚乱的报道打破了这一超级神话,在BBC,CNN和法新社对于这次事件的报道中,充斥着违背基本的新闻准则的报道,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偷梁换柱、夸大其词、价值偏向等等损害新闻真实性与价值中立原则的新闻与评论比比皆是,严重误导了西方社会对于西藏事件的认知与意见。在中国的民间社会,更是形成了风起云涌的反西方媒体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连反CNN网站都建立了起来,“做人不能太CNN”也成为网络社会的流行语言,影响巨大、受众广泛的天涯社区的论坛上更是浩如烟海的对于西方媒体以及西方政府的批评、攻击与谩骂之词。

  (四)西方媒体的回应与多元化发展:面对中国媒体和海内外华人社会激烈的批评与回击,西方媒体的反应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但大体上来说是比较理性而客观地处理这一“舆论战”的。德国RTL电视台网站23日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承认对中国西藏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报道存在失实问题{7}。美国CNN也悄然将那张引起巨大争议的新闻图片撤掉{8}。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中国媒体与民间社会的反西方媒体的浪潮。美国之音认为中国的反西方媒体的宣传战其实是在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奥运即将举办的2008年如此点爆民族情感和怨恨的火药桶,对于塑造一个开放、繁荣、和平和多元的中国形象是极为不利的。美国之音引述西方社会的声音指出:“距离奥运会开幕式的时间剩下不多,中国需要在最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改进形象,摆出友好姿态,因此特别需要国际媒体的正面评论,而不是与西方媒体展开一场舆论战。”{9}四月中旬,美国之音发表另外一篇文章“西方媒体有关西藏报导是否公正?”,文章引用了来自《圣经》的一个故事,大意是人们总是倾向于在别人身上“挑刺”,而往往忘记自己眼中导致自身“短视”的“梁木”。文章引述西方观察人士的话说:“中国民众通过互联网要求新闻的公正和自由,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他们在为西方媒体的新闻报导挑刺所列举的例子,说来说去就是某一幅新闻图片说明词不准确,有的照片被剪裁等等。这些错误是西方社会中自由媒体在行使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报导自由的时候发生的失误,可以通过更正,向读者致歉等手段改正,而且这类更正每天都在发生。但是,给西方媒体挑刺的中国民众,却忘记了自己眼中的梁木。”{10}文章批评在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受到政府高度管控的,而在中国的公民也缺乏足够的政治自由,包括举行示威游行来抗议西方国家在华使领馆的政治权利,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国之音认为中国人民应该牢记自己眼中的“梁木”,反省自身在几十年政治宣传模式下形成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这样才能拓展自由与人权。它引用一个中国网民的言论说:“西藏骚乱所引发的风波,更加说明了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的必要,更加说明了多元化、多种观点并存的必要,更加说明了民众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必要。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缺陷、有偏见、有立场、有感情、有利益的人,所以,只有一种声音或者只有你死我活的两极声音,都不利于我们做出健全、理智、准确的判断,我们需要至少两极以上的多元化声音。西藏骚乱的迷雾中所闪现的一线理性曙光,恰恰就在于:在中国官方的声音和西方媒体的声音这两极之间,还有着互联网这个第三极平台上纷繁嘈杂的草根声音。”事实上,这次中国媒体与政府能够在西方媒体一边倒的批评声音中“起死回生”,也正是得力于草根媒体与民间社会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民间社会为官方媒体开辟了舆论战的阵地与根据,而海外华人的政治抗议更是成为中国媒体反西方的道义支持。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则新闻在概述了中国各大主要媒体对西方媒体的批评之后,指出驻中国一些国外新闻机构的工作人员遭遇到来自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恐吓与威胁电话”,该新闻机构的记者萨默维尔说,“中国媒体对拉萨骚乱事件的报道是典型的一边倒,指责************是西藏及其周边暴力事件的幕后策划人。”{11}

  英美的这些评论基本上仍旧是从一种对中国政治、公共文化与新闻媒介进行批评的视角出发的,可以说是对于正在崛起于世界的中国人民的一种善意的提醒,可惜这种理性的声音在一边倒的反西方媒体的公共舆论和激情澎湃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中,很难被多数人所接纳与思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德奥的一些媒体却是从这次西方媒体的一些违背事实的报道出发,开始对于自身的反省。德国之声在分析西藏部分藏人针对汉人和穆斯林回民的暴力,如何在想象中被建构成军警针对示威藏人的屠杀式的政治暴力时,引述来自奥地利的《标准报》的评论说:“这个设想主要基于生活在印度北部的西藏流亡者和忠于美国的电台‘自由亚洲’提供的版本。这两种版本被此间媒体反复引用,而没人提到,这两个来源同样不是中立的。如果不把两个冲突涉入者和显然具有宣传性的媒体如‘自由亚洲电台’的描述考虑在内,要把事件描述出来却是非常难的。这个情况下,严肃的新闻来源是有声望的报纸的正在当地的记者,而不是来自二手或者三手的‘信息’。直接在场的是英国经济学人的记者,而他的描述在关键点上跟大多数来源于二手或三手的信息的报导版本截然不同。”{12}这是从新闻信息来源的角度对于西方媒体过多地采用来自印度流亡藏人的信息,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强调了消息应该来源中立的新闻准则。确实如此,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当西方媒体因为种种限制而无法进入事件发生地时,如何审慎地对待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新闻信息,如何相对客观地对于这些信息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估,而避免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模糊信息引燃受众的非理性的情绪反应。德国一些媒体更是从社会文化心理的层面开始了反思,认为德国政府和媒体似乎还没有调整好心态,来宽容地面对一个崛起的变化中的中国。例如德国的《时代周刊》高度评价了中国年轻一代在反西方媒体中的表现,认为这个群体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如何获取信息,有自信心,并且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作者认为“中国人的抗议行动以高科技的交流技术为依托,他们利用虚拟媒体,在各个论坛、使用世界各种语言顽强地追踪着西方媒体关于西藏问题的不公正报道,他们据理力争,追根溯源、提供证据。即使少数几个人例外,但绝大多数参与者在这场战斗中恰到好处地理解了民主和人权的意义。”{13}进而言之,作者为西方媒体在这次报道中采取双重标准来对待中国,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丧失了中国人民的信任感到惋惜,同时,他也认为西方社会应该为中国年轻一代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懂得了如何通过正确的方式来维护真相与权利,这种方式同样可以用于对国内的政治权利的争取之上。

二、香港、新加坡等地华文媒体舆论之“中立”

  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展开激烈的舆论战,其中或许难免一些基于价值观、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分歧而导致的纷争与缠结,这种媒介话语冲突也可能因价值立场的先设,而导致立论方面的不够客观或者自主。此时,香港、新加坡等地华文媒体的舆论就扮演着一个相当特殊的“中立”角色。大体而言,港、新两地的华文媒体的评论都是从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出发,对于中国媒体、西方媒体各打五十大板,而立论宗旨都是寄希望于双方此后更良性的互动,期盼中国能够迅速地修补国际形象,以和平和多元的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奥运。

  邱震海在香港《太阳报》发表的评论“西藏风波背后的较量”首先分析了西方媒体之所以发生失实报道的根源:“一些西方记者之所以报道失实,除了上述分析之偏见和意识形态情意结之外,也与中国在骚乱初期的公关策略不成熟有关。例如当西方记者被赶离拉萨而无从得到第一手资料时,他们就只能凭藉想像和道听途说来撰写报道,而这时藏于内心深处的偏见和意识形态情意结,必定从深层浮上表层了。因此,这次西藏风波的中西首场冲突,其实折射了双方在认知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双方未来都各自有一定的反思空间。”{14}他认为中西方媒体都应该以此为鉴,中方媒体更应该致力于营建一个心态更开放的公共文化,这种公共文化的特征之一就在于不畏怯于批评和监督,包括来自西方媒体的批评。尽管这次媒体舆论战中方略占上风,但在作者看来中西方媒体冲突的根源在于思维方式和体制上的差别,所以中方也不能为此而沾沾自喜,而应该改善自身,迎头赶上。

  《东方日报》的一篇评论也是对于中西方媒体各有批评,认为西方媒体在这次拉萨骚乱的表现,丧失了客观公正的立场,而损害了其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作者甚至将这次的拉萨骚乱称为西方媒体的“滑铁卢”,而对于中方媒体,作者认为北京政府本来可以利用这次藏人反人权的暴力打一场漂亮的媒体战争,结果囿于传统的重大突发事件一发生就进行信息封锁、驱逐记者的习惯模式,而导致将话语权拱手让给了西方媒体。该文认为“谣言止于公开,公正源于公开。没有公开,自然谣言盛行;没有公开,自然也没有公正。今次拉萨骚乱,给了当局一个深刻教训。由于封锁消息,拒绝公开,当局最终陷入被动,失去话语权,面对一些西方媒体张冠李戴、断章取义,甚至是胡编乱造的报道,当局一时竟无以应对。如果不是一些海外华人路见不平,愤然还击,揭穿这些媒体的虚假错误报道,将会引发怎样严重的后果,谁也难以预料。”{15}

  《亚洲时报》的一篇评论将这次拉萨骚乱发生后的众说纷纭,事实真相的扑朔迷离,描述成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小说《在竹林中》所展示的“罗生门”状态,即每一方都有软肋,都有潜在相关利益,而导致在讲述和评论同样一个事件时不能说出真相,而倾向于向着有利于己身利益的方向描画事实,甚至是虚构事实。在这次西藏骚乱发生后,多数西方媒体认为是中国的宗教政策、文化政策存在弊病,中国的政治自由匮乏,以及中国政府对待和平集会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应对导致这一悲剧的发生,而中国媒体,包括一些海外华文媒体则认为拉萨骚乱恰恰发生在两会召开期间,发生在全世界瞩目中国奥运之年,并且发生之后,全世界各地的藏人都开始攻击中国驻外使馆,骚乱迅速蔓延到西藏周边地区,这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是************一手策划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分裂中国的暴乱。作者在文末沉痛地检讨中国的宗教政策:“若然中国当局不认清这一点,甚至天真地误判达赖圆寂之后西藏即可永久太平,甚至推行极不宽容的宗教政策激起民愤,西藏日后的和平安定实在堪忧。八十年代,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多次访问西藏,他强烈批评了中共过去对藏政策的偏差,主张汉人尊重西藏文化,汉人干部要学习藏文,藏文必须成为官方语言,北京应容许藏人享有更大宗教自由。可惜,在他下台后,这一切思路立即灰飞烟灭。”{16}

  曾经担任《经济观察报》主笔、对于中国媒介文化有着切肤之痛的许知远在《亚洲周刊》撰文批评了中国的宣传文化与公共文化,他认为延安时期基于战争需要而建立的新闻宣传模式,陈旧而教条,根本无法适应当今世界的媒体竞争,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经常性地游离于真相之外的宣传,会导致“政府在宣传所带来的幻象中,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宣传畅通无阻的效果,继续麻痹着权力本身,它的反应越来越迟缓,越来越依赖惯性而非智力判断、信念原则生存。公众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怀疑和怯弱,他们或许知道该反对什么,却不知道该建设什么,他们也逐渐失去了直接说出反对的道德勇气,长期生活在谎言与怀疑中,也使人们缺乏力量与信心去建构起社会网路和社会机构。”{17}事实上从中国媒体与政府应对拉萨骚乱的西方舆论,我们可以发觉其模式虽然仍旧残留着延安时期的阴影,但是所使用的话语体系与知识资源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正如笔者在第一部分所分析的,中国媒体也开始学会用主权、人权与新闻专业主义等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来与西方媒体角力,同时也学会了积极从草根舆论与民间社会吸取灵感与支持,这些都说明今天的中国媒体在形式僵硬的背后潜存着巨大的活力,这种官方媒体的活力只要遇到适当的时间和机遇,未尝不可以转化为推动民主自由的积极力量。从这个角度而言,许知远的评论虽然看起来富于批判性,其实却是匮乏一种内在的建设性,其对于公众的批评更是让其自身站在了一个虚妄的道德制高点之上了。

  《明报》亦刊发评论批评了西方媒体的双重标准,意思是美国九一一事件发生的时候,也有西方媒体认为美国应该反省其独断专行的外交政策,但是这些评论都是建立在首先谴责劫机者袭击双子楼行为的反人权基础之上的,而对于此次具有类似性质的拉萨骚乱,却只是强调藏人的抗议权利,而只字不提被暴徒无端伤害甚至杀害的平民。该文进一步反思为什么西方媒体会如此对待拉萨骚乱,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权纪录差强人意,以及中国媒体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国际策略。该文作者认为,从深层次而言,在这次媒体舆论战中,西方媒体与社会更应该自省,“这次媒体舆论战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国际社会的进步力量在内地年轻一代的心目中,其公信也因为上述的‘虚伪’观感而急速消失。从中国网民的反应可见,最少对他们来说,外地进步力量的正义原来是片面的。外地评论只声讨中国政府,而不同时声讨骚乱暴徒,最直接的后果并不是动摇了中国政府的管治。相反,这做法加深了内地年轻一代对外地进步力量的怀疑,似非而是地强化了中国政府的权威,更平白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搭台。如果内地的新一代不再认同进步开明,中国的民主进程又如何谈起?如果这些外地评论是认真为了改善中国人权的话,结果很可能是在帮倒忙。”{18}

三、为什么西方媒体事件刚发生时几乎一边倒地批评中国政府?为什么中国媒体很难被国际社会采信?

  拉萨骚乱发生之后,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批评中国政府,认为是藏人的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受到了压制,从而导致这场大规模的骚乱(西方媒体先后用抗议,和平示威,人民起义等词语来描述此次骚乱),因此,他们在有选择性报道藏人的心声与命运的同时,竭力敦促中国政府尊重藏人的文化、宗教、习俗与传统,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和平对待藏人不满情绪的表达,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一治理危机。那么,西方媒体为什么几乎是一边倒地批评中国政府呢?其原因大概出于以下几个方面:(1)价值观的对立。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就注定是威权主义式的政治统治,这种统治形式在它们看来就是缺乏自由与民主的,而西方社会是一个自由民主体制,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社群,并且在它们看来,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与人权理念是一种普世价值,只有在这种价值的规约和导引下,多元的文化与传统才可能得以延续与保持。西方媒体认为改革三十年的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上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拓展公民自由、发展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方面却一直徘徊不前。西藏骚乱,在西方媒体的解读里就自然成为藏人的文化没有受到保护,或者说藏人没有获取足够的政治自由来捍卫其独特的文化与宗教传统。(2)中国的国际形象所造成的解读中国的“习惯路径”。经济学上有一种路径依赖说,大意是一种经济社会总是习惯于沿袭它所熟习的经济发展路径。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也存在这样的一种思想惯性与思维定式,有点类似于条件反射。在西方媒体看来,虽然中国这些年建构对外大国崛起,对内和谐社会和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意识形态,但是在新闻自由与信息公开化方面却并没有显著的改善,甚至还有所倒退。比如2003年非典期间的信息封锁,松花江污染事件的信息封闭,大型思想文化网站“世纪中国”的关停等,这些事件经过西方媒体的报道,在国际社会造成震动,而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言论开放的关注。所以当拉萨骚乱发生,西方媒体首先关注的就是是否能够享有采访权,从藏区获知充分而真实的新闻信息。因此,当中国政府要求绝大多数的西方记者离开西藏时,这就导致掌握话语权的西方记者的一种“怨恨”心态,甚至可能影响其报道和评论时的价值倾向。而在中国政府及时调整策略,重新邀请一些西方主流媒体进入西藏采访后,国际舆论明显有所缓和。(3)西方的“西藏印象”。尽管大多数的西方人并未亲身去过西藏,但是,西方社会对于西藏却有着一个源远流长的“想象的历史”,西藏,在他们的观念世界里就代表着一个宗教的圣地,一个一尘不染、与世隔绝、充满神秘的天人沟通经验的空间,布达拉宫成为这种佛教文化的建筑象征。而************1950年代末流亡印度之后,在国际社会非常活跃,经常去各国发表演讲,举行法事,并于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个************所阐释的西藏是一个既充满宗教感、也灌注着悲情意识的历史文化空间,他的著述、音像制品更是广为销售,建构了一个关于西藏文化的知识空间。这些也强化了西方对于西藏的浪漫化与乌托邦式的想象。而且,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已经是一个尼采所宣称的“上帝死了”的世俗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已然生活在一个超验精神日益匮乏的凡俗时间之中,价值的多元同时可能意味着价值的虚无,物质文化与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更是助长了韦伯所言的工具理性,人的心灵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空荡与杌陧。在这个时候,西藏就成为了他们在想象中完成自我救赎的替代品。因此,西藏骚乱虽然是发生在一个远离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异国,却仿佛牵扯到他们的神经末梢一样,西方媒体自然会表达出西方社会的这种惊异、疑惑、愤怒的情绪,而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中国政府。(4)同情弱者的心理模式。虽然中国一直宗奉的是民族自治的政策,但是在西方人看来,藏人却代表着一个少数派,相对于汉族人所占据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藏人似乎天然就处于一个弱势的状态,西方媒体很少关注中国政府在改善藏人民生上所做的巨大努力,当拉萨骚乱发生后,他们甚至说汉人根本不理解藏人的幸福观,中国政府仅仅是用一种世俗的标准来改变西藏,而忽略甚至漠视藏人对于心灵与精神生命的渴望与追求。而在************所建构的1950年代以来的历史叙事之中,西藏成了一个被“非法入侵”的地区,仿佛它此前曾经是独立王国一样。世俗化的西方社会仍旧有着强大的宗教传统,救赎精神是这种传统很重要的面向。自然,拉萨骚乱发生之后,西方人与西方媒体觉得他们的报道与评论是在帮助弱者,是在扮演匡护正义的道德英雄而导致“视角的盲区”,忽视了在这个具体的事件之中到底谁是受害者,谁是加害者。

  拉萨骚乱发生之后,中国媒体在短暂的被动之后,迅速地采取主动回击的方式,公开事件录像带,充分报道受害者与旁观者所经历的情景,也引述一些西方游客所见所闻,可是,这种种报道与言论却很少被西方媒体采信,以前中国媒体是被批评信息封锁,现在信息开放了却还是被批评和忽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现象。我认为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下述几个方面:(1)新闻体制。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新闻媒体全部是国营的,甚至是共产党“私有的喉舌”,没有民间化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络也是处于监控之中,在这种新闻体制之下,它们根据多元化的准则,认为中国媒体是不可能发出独立的声音的,所有的声音都是经过事先过滤的。因此,它们对于中国媒体的可信度从根本上就是怀疑的。(2)新闻理念的分歧。西方媒体普遍认为在中国新闻机构是归属宣传部管理的“事业单位”,所有的新闻与言论都是要服从宣传的需要,而宣传则主要服务于一定阶段的政治目的,未必要完全遵守新闻真实的客观性原则,甚至可能扭曲事件真相以引导受众,或者只讲“一面之词”来制造舆论,或者隐瞒事实的真相以防止民众的反抗等,因此,在西方媒体人看来,这种宣传模式与新闻模式是两码事,甚至是根本冲突的,那么中国媒体对于西藏事件的报道即使未必是不真实的,也要遭到他们的怀疑与审视。这可以说是中西方媒体的新闻理念的分歧所致。(3)语言与思维方式。中国媒体的语言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仍旧存在诸多问题,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媒体语言缺乏活力,死气沉沉,充斥着一些假大空的模式化的语言。刘小枫曾分析这种“社论体”语言对于当代汉语言说品质的损害{19}。这种语言既缺乏形象的直接感,有时也缺乏逻辑的连贯性,显得生硬与霸道。另外,媒体的思维方式也经常展露出“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的形态,习惯于将政治领域的分歧当作根本对立而难以兼容的极端状态,换言之,中国媒体在出现类似拉萨骚乱这种事件时,仍旧缺乏足够的空间与智慧来应对与斡旋。在西方媒体看来,中国媒体根本不是对话式的态度,而是对抗性的架势,不是理性的表达,而是非理性的宣泄。这种语言模式与思维方式,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自然是拜延安时期以来的新闻宣传模式所赐,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将其延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思维与话语系统之中。这显然已经不适应今天的国际媒体现状。(4)历史根源。在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媒体的历史记忆之中,中国媒体的新闻与言论的独立性微乎其微,经常性地受到政治势力的摆布与操控,新闻人的自主性也往往很难得以充分表现,而一些在他们看来追求言论、出版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新闻人却屡屡受到政治力量的打压,因此,西方媒体自然就历史地形成了对于中国大多数媒体的不信任传统。这次拉萨骚乱,中国媒体反复报道汉人受到攻击的境况,警察的高度克制,以及藏人在中央政府的援助之下日常生活的改善等,但这些本来真实的报道却被西方媒体置若罔闻,他们似乎已经养成了鲁迅所谓的“正面文章反读法”的思维{20},总是从对立面来思考和揣测中国媒体报道的事件的真相。(5)国际话语权。这些年国内的新闻媒体的改革一直在进行,包括媒体的产业化整合等等,国内形成了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比较具有公信力的媒体。但是在国际社会,中国媒体的话语权还是相对薄弱,针对国际社会的英文、法文等语种的新闻报道的力度与广度都有所欠缺,相对于CNN、BBC等大型的国际化的新闻公司来说,中国的中国新闻社、新华社等显得底气不足,力量不够,在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充分的公信力,因此,西藏骚乱发生之后,中国媒体的国际舆论战显得力不从心,惊慌失措,幸亏是草根媒体与海外华人社会异军突起,才使中国媒体从一度失语的危殆境地走出,勉强争得了自我表达的空间。

四、舆论与民族主义

  这次拉萨骚乱西方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华人社会强烈的抗议,这种抗议以新闻评论、公开信、视频短片、政治集会等各种形式表达出来,而尤以天涯社区论坛上的虚拟讨论和海外华人学生的街头抗议为集中的表达形式。虽然各种抗议分别或综合运用主权、人权与新闻专业主义准则,但是若仔细探究隐含在华人这一集体的愤怒背后的深层情感,则会发现民族主义情感是牵动和纠合以上三种话语的最有力纽带。可以说,拉萨骚乱之后的部分西方媒体的报道,激荡起的公共舆论让中国的民族主义空前地高涨,而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则为中国政治统治强化了正当性与合法性。一般而言,民族主义会包含这样一些基本诉求,比如世界由不同的民族所组成,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征、历史与认同;民族是政治权力的唯一源泉;为赢得自由,每个个人必须从属于某个民族;每个民族都需要完全的自决和自治;全球的和平和正义需要一个各民族自治的世界。{21}在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视角之中,中国政府平息拉萨骚乱是一个主权国的完全自主的政治决断,不容西方势力干涉,也不容西方力量有任何的批评(即使这种批评可能是善意的),这是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民族自决的最高准则。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来说,还有着一份特殊的历史记忆与经验,可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将极度的自卑与极端的骄傲融汇在一起的复杂的民族心态,是一种将创伤性记忆与雪耻型的复仇主义情感杂糅在一起的民族心结{22},在一百余年的救亡图存的口号统摄之下,民族主义成为一个巨大的排他性的意识形态符号,成为社会统合与政治凝聚最重要的价值源泉,成为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刺伤对方,亦可能自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经常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相提并论的由诸多义理与信条所构成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不只是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单方面想象的观念丛结,它们也必须具备落实于社会的潜力。也就是说,必须为群众所接受。因此意识形态绝非一时之学说、风潮所能比拟,它们通常是历史经验中已然形成的社会条件之更精致、更完整的语意表达。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特定群体在追求政治或文化独立性的过程中,发挥了导引民众向前努力方向的作用。”{23}

  此前西方媒体往往批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国政府操控的意识形态,缺乏必要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他们从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引起的中国学生游行、2005年中国民众反对日本“入常”的大规模游行等一系列事件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国政府利用的一张外交牌,用来跟西方力量角力和讨价还价,同时也是转移国内的治理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替代品。但是这次拉萨骚乱后,享有充分自主性和自由度的海外华人学生自发性地拍案而起,来揭露和批评西方媒体的歪曲事实,同时大规模地游行示威表达抗议,包括此后的世界各地华人捍卫奥运火炬传递的“集体无意识”行动,都充分地说明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心态,是塑造中国人自我认同与价值归宿的重要来源,有着广泛和深层的社会基础与历史基础,它与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并非单向的被决定和操控的关系,而是互为援引积极互动的复杂关系。西方媒体历经这次反西方媒体的抗议浪潮,也开始认识到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一特性。《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在追溯了这些年中国民族主义的表达之后,怀疑此前西方媒体和政府习惯的将这种民族情感解释成政府操控的有效性,文章认为“也许我们不禁要将中国的民族主义态度统统归结为国家宣传的结果。但随着中国人的愤怒在网上和海外不断爆发,事实逐渐清晰起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爆发。你不难发现一名中国人表达这样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方媒体心存偏见。”{24}

  但是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强劲表达之中,也出现了很多非理性的充满网络语言暴力的声音,比如天涯社区相关的讨论绝大部分是愤怒情绪的宣泄,偶尔有理性的反思则被群起而攻之,或者竟被网管删掉,最后成为空洞无物的虚幻的民族主义表达,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民族主义愤青违背基本的常识,给西方媒体驻华机构的人员发出各种各样的侮辱、谩骂和死亡威胁等语词,显露出民族主义一旦失去理性的规约,与宽容的心态,则会变脸成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心态的自然逻辑结果就是走向闭关锁国,或者在国际社会里不是按照利益原则平衡外交,而是按照施密特所谓“分清敌友”式的准则进行一边倒式外交,这无疑会损害开放中的中国的国际利益。《联合早报》的记者在描述了其西方媒体驻华机构的新闻人朋友受到各种污蔑与威胁的情景之后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凝聚全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民意,但这种情绪过于炽热,它就可能限制中国政府在国际关系和对外交往上活动空间。而且,过多情绪化与激愤的言行,会让外人感觉这个社会行事冲动,耐受力有待提升。”{25}包括某些官员所使用的一些刚性的生硬的民族主义话语,都可能会影响和限制中国政府在外交上进行博弈的空间,比如西藏自治区一领导人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时说************是人面兽心的豺狼,是披着羊皮的狼,这些完全不符合文明准则的宣判式话语虽然逞一时口舌之快,却无助于问题的良性解决,仔细寻索,甚至可以断定是“文革”式大批判话语的借尸还魂。《南都周刊》时评家长平也撰文对这股强劲的反西方媒体的民族主义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其反思之一是华人在反西方媒体的同时,应该寻求拓展中国的言论自由,相对于虚假新闻所造成的对于新闻准则的损害,对于消息源和新闻媒体的直接控制可能会更大的损害新闻自由的原则,而后者的这种控制行为往往与国家权力扭结在一起,更需要追求自由的人民去争取兑现中国宪法规定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其反思之二是,当我们义正严辞地抗议西方媒体和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偏见与傲慢时,我们“应该警惕的是,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源自不愿意倾听和了解,沉迷于萨义德说的那种东方主义想象,那么我们对少数民族又如何呢?如果我们以民族主义为武器来反抗西方,那么怎样说服少数民族放弃民族主义,加入到主流的国家建设中来呢?************要求政府对他重新评价,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26}也许这才是一种理性的多元的反思的民族主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对于自由、民主和平等等基本人权的认可前提之上而构筑起来的,因此,它是更开放的,也是更包容的,从而也就是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的,而要构建这样的一种理性而包容的并有着独特民族文化价值内涵的民族主义,其必要的前提是中国的新闻媒介进一步自由和开放,只有在对于富有争议的重大事件获取充分而完整的信息的条件下,新闻受众才会从互相冲突的信息里学会独立思考,这种独立思考才能开创一种理性而反思的民族主义,而规避狭隘民族主义的爆发与危害。

【注释】

{1}新华网:“传媒专家:部分西方媒体在拉萨事件报道中‘做手脚’”,2008年3月25日。 {2}新华网:“为了‘版面需要’就可以剪裁‘客观公正’?”,2008年3月24日。 {3}环球网:“西方媒体炮制不实西藏报道欺骗世界民众”(组图),2008年3月22日。 {4}新华社电:“新加坡等国报纸批评西方舆论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2008年3月21日。 {5}艾瑞克·格兰奎斯特(Eirik Granqvist):“拉萨骚乱”(the riots in Lhasa),译文转引自中华新闻传媒网,2008年4月2日。 {6}新华社:“法国学者:西方媒体应公正报道拉萨暴力事件”,2008年3月24日。 {7}新华网:“德国RTL电视台网站承认对西藏暴力事件报道失实”,2008年3月23日。 {8}中评社:“CNN为西藏不实报道辩解 悄悄撤下问题照片(图)”,2008年3月31日。 {9}美国之音(VOA):“中国选择使用西方媒体对西藏报导”,2008年3月26日。 {10}美国之音(VOA):“西方媒体有关西藏报导是否公正?”,2008年4月12日。 {11}BBC:“中国猛烈抨击西方媒体对拉萨骚乱报道”,2008年3月25日。 {12}德国之声:“谁是拉萨暴乱受害者?部分奥德媒体开始‘倒过来’”,2008年3月27日。 {13}德国《时代周刊》:“中国进步了,但西方没有准备好”,2008年4月8日。 {14}邱震海:“西藏风波背后的较量”,《太阳报》2008年3月31日。 {15} 《东方日报》:“藏区骚乱:西方媒体丧失公平公正,北京当局欠公开”,2008年3月25日。 {16}方德豪:“西藏动乱的‘罗生门’”,《亚洲时报》2008年3月26日。 {17}许知远:“‘人面兽心的豺狼’——西藏宣传战的背后”,《亚洲周刊》2008年4月14日。 {18}梁启智:“西藏骚乱与国际公信”,《明报》2008年3月29日。 {19}刘小枫:“我在的呢喃——张志扬的《门》与当代汉语哲学的言路”,载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20}鲁迅:“推背图”,载《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1—93页。 {21}详见[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22}关于这种创伤性的民族记忆,请参阅刘擎:“创伤记忆与雪耻型民族主义”,载刘擎:《声东击西》,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23}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7页。 {24}《华尔街日报》:“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源”,2008年4月1日。 {25}韩咏红:“反西方媒体的民族主义情绪”,《联合早报》2008年4月11日。 {26}长平:“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年4月3日。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