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08年第5期 >> 正文

当代中国农村单亲家庭变动分析

王跃生

【内容提要】 单亲家庭是中国当代的重要家庭形式。1982年以来单亲家庭在家庭总数中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政策性限制所造成的夫妇两地分居现象减少。在单亲家庭内部,亲代分居两地所形成的单亲家庭始终占多数,丧偶居第二,离婚居第三,未婚最小。2000年与1982年相比,离婚所形成的单亲家庭增加明显。中国当代的单亲家庭绝大多数是女性单亲家庭。这是因为亲代一方缺位是经济性和户籍控制型缺位(男性离家出外工作),而不是婚姻关系中止型缺位(丧偶)或婚姻解体型缺位(离婚)。男性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和女性在养育子女中所承担的责任较重是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相对夫妇均在户内家庭的女性,单亲家庭有偶女性的生育水平较低。

  单亲家庭是核心家庭的一种,它是指父母一方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将其称之为缺损核心家庭①,意指它不是完整的核心家庭。这种称呼比较中性,既非站在父母的角度,也不是以子女为观察点,同时又能将其主要特征突出出来。单亲家庭(Single parent families或Lone parent families)是西方学者中使用普遍的概念。它实际是从子女角度来定义的。有的单亲概念仅指离婚和未婚者与子女组成的家庭。但多数研究者将亲代未婚、已婚配偶不在、分居、离婚、丧偶等五种形式都视为单亲家庭②。这一种分类中所包含的范围与笔者的缺损核心家庭定义一致。本文所使用的“单亲家庭”定义与缺损核心家庭相同。

  1982年中国农村的单亲家庭超过10%(10.93%),2000年虽然减少,但也接近7%(6.57%)。可见它仍是重要的家庭形式。本章将利用1982年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库资料③对三个时期单亲家庭的构成和变动进行分析。


一、单亲家庭亲代基本构成


  在我看来,单亲家庭分为“形式”单亲家庭与“真实”单亲家庭两种:父母一方因工作原因不在户内生活,夫妇并未因此失去配偶,子女也未失去双亲,这种家庭是“形式”单亲家庭;而父母一方去世,夫妇一方成为丧偶者,子女只与单亲生活在一起,这是“真实”单亲家庭。父母离婚后未婚,子女与父母一方生活,而与不在户内生活的父母一方仍有亲子关系,从其所生活的家庭来说,亲代是不完整的,因而也可称之为“真实”单亲核心家庭。

  1982年中国农村的单亲家庭在家庭总数中超过10%(10.93%),1990年降至7.73%,2000年进一步减少为6.57%,但它仍是重要的家庭形式。

考察单亲家庭,首要的问题是认识亲代的特征。

  (一)亲代的性别构成

  三个时期,亲代的性别构成分别为22.55%和77.45%、26.99%和73.01%、33.66%和66.34%。亲代女性在三个时期均占多数,男性单亲家庭有升高之势,由不足四分之一增加到超过三分之一。而从总体上看,三个时期农村单亲家庭中的亲代主要是母亲。

  亲代分性别年龄组构成特征,见图一、图二。

  上面两图建立在亲代男女年龄构成比例上,因而男性和女性分布变动相互对应。

  分年龄组,各个时期男女之间差异很大。女性在各个年龄组均占多数,但有明显波动。

  男女在1982年差异最显著。39岁以下,女性构成接近和超过90%,1990年39岁以下仍在80%以上,2000年39岁以下除20岁组外,均不足80%。

  50岁和55岁组是男性比重相对最大的年龄组,三个时期接近和超过40%的亲代为男性。

  三个时期,70岁以上年龄组有基本上相同的分布,男性缩小,女性扩大。

  同一时期,亲代的性别差异在同一张图上看得更清楚。 

  1982年和2000年两个时期,各个年龄组亲代女性比例均明显高于男性。1982年亲代女性在30岁年龄组以下所占比例很大,这几个年龄组男女亲代比例相差幅度最大,其中25岁年龄组相差85.30个百分点。亲代男性比例在50—60岁三个年龄组相对最高,亲代女性比例降低,两者差异最小,其中55岁组相差22.64个百分点。 

  2000年亲代男女总的表现是亲代女性比例尽管仍占多数,但与亲代男性比例的差异有所减少。在总单亲家庭中,亲代男性占三分之一。亲代男女比例最大差值在20岁年龄组,为84.90个百分点,但高位规模较小;最小相差点与1982年一样,在55岁年龄组,为11.50个百分点。

  (二)亲代婚姻状态

  亲代婚姻状态分析是认识“形式”单亲家庭和“真实”单亲家庭及其构成特征的关键。

  1982年,若不分性别和年龄,亲代婚姻构成为:未婚占0.53%、有配偶56.23%,丧偶40.61%,离婚2.63%。若分成“形式”和“真实”两组,分别为56.23%和43.77%,以“形式”单亲家庭居多。

  1990年未婚占1.10%,有配偶50.17%,丧偶44.33%,离婚4.40%。“分居型”和“缺损型”单亲家庭分别为50.17%和49.83%,两者基本持平。

  2000年,亲代中,未婚占1.25%,有配偶50.77%,丧偶40.93%,离婚7.06%。“形式”和“真实”单亲家庭分别为50.77%和49.23%,仍为基本持平,但内部构成出现差异,离婚所形成的单亲家庭比例增大。

  可见,三个时期的农村单亲家庭中,亲代有配偶的“形式”单亲家庭一直处于最高位,超过50%。但应注意,1990年和2000年其比例明显降低,并非单亲家庭的主导者。

  从1990年开始,“真实”单亲家庭与“形式”单亲家庭比例基本持平。其中丧偶是产生“真实”单亲家庭的重要途径,三个时期均在40%以上;未婚者很少;离婚在1982年比例很低,2000年则有明显上升。

  那么,分年龄和性别后,亲代的婚姻构成将有什么特征?   

  在表一的统计中,实际还有19岁以下年龄组,但因样本较少,最终将其剔除。

  通过汇总数据我们可以看出,1982年和1990年男性和女性有明显差异,男性以丧偶为最大比例,女性则以有配偶占多数。2000年这一排位依然保持着,但男性丧偶比例由73.69%降至45.26%,女性有配偶比重从68.21%减为59.29%。

  从分年龄组看,1982年和1990年男性丧偶比例在30岁年龄组即超过和接近40%,此后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同期女性丧偶比例则不足10%。2000年男性30岁组丧偶降为17%。

  有配偶者中,1982和1990年男性除20岁组超过50%外,其他均低于35%。女性在49岁之前,均高于75%。2000年,男性20岁和30岁组有配偶比例明显上升,女性明显变化,但在50岁组有配偶率降幅较大,从76%降为60%(主要是丧偶率上升所导致)。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三个时期男性离婚比例都接近和超过10%,但女性则均不足2%。或许男女在总单亲家庭中有构成比例的差异(女多男少),对离婚比例有影响。我们通过对男女离婚绝对数的统计,得到1982年男女性样本之比为3.78:1;1990年男女之比为3.65:1;2000年男女之比为4.28:1。正常情况下,在特定时期内,有离婚经历男女比例是相等的。这种差异表明,离婚女性多数进入再婚之列,而同龄男性的再婚比例远低于女性。男性在30—39岁和40—49岁年龄组离婚所形成的单亲家庭比例最高,其中1990年和2000年均超过20%。这意味着该年龄组超过五分之一的男性单亲家庭是由离婚所形成。

  关于单亲家庭亲代未婚现象,我在2004年对“五普”数据分析中就注意到了。我当时认为,若从亲生子女角度去理解,未婚而有子女对女性户主来说是有可能的,男性户主将婚外生育子女养育起来也会出现未婚而有子女的现象。不过,在中国现阶段,未婚男女将婚外生育子女抚养下来虽然不能排除,但应该比较少见。我们推测,这种情形主要是未婚户主收养子女所造成,当然也包括过继子女。若从这一点去认识,未婚男性户主应是主体。根据长表所作统计结果也证实了我们的推断。亲代未婚者中,男性占98.4%,女性占1.6%。进一步统计可知,单亲家庭亲代未婚有子女的户主年龄最低为16岁,20岁以下有3人,占1.6%。有6位男性和1位女性在29岁前收养了子女,占3.3%。未婚有子女户主的年龄集中在40—60岁年龄段。一般而言,小年龄户主收养子女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或许这些未婚有子女样本的产生还有收养之外的其他原因④。

  这里,我们借助1982年和1990年两次普查数据再作分析。

  在三个时期,单亲家庭亲代男性未婚者的平均年龄仅次于丧偶者。亲代未婚女性平均年龄在1982年和1990年低于丧偶者,但2000年为最高年龄者,不过这些亲代未婚者的比重很小。

  我们以亲代未婚者所占比例最大的1990年为例,观察其年龄分布特征。        

  根据对1990年普查数据统计,亲代男女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上者分别占79.68%和68.31%。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收养子女。

  (三)亲代年龄分布

  我们认为,从亲代角度看,单亲家庭中的“亲代”年龄与标准核心家庭“亲代”年龄不应有很大差异。因为其户内子女同样是未婚者。这就决定了亲代的主体是青年和壮年。这需要有数据予以佐证。

  分性别亲代年龄分布的差异表现为,女性集中于25—45岁五个年龄组(单岁组超过10%者为集中年龄组)。这五个年龄组1982年亲代女性所占比例超接近80%(78.95%),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61.55%和65.49%。男性的集中年龄组并不一致,1982年集中于40—60岁年龄组,合计值为70.90%;1990年集中于35—60岁年龄组,合计值为75.15%;2000年集中于30—50岁组,合计值为66.58%。总起来看,三个时期,女性59岁以下单亲家庭比例分别为94.82%、81.25%和79.02%,男性分别为76.83%、74.02%和79.71%。

  这一分布校正了我们前面的推断,女性亲代以青年和中年为主,但亲代男性则以中年和低龄老年为主。

  根据对婚姻状态的统计,女性在45岁以下各年龄组,接近和超过80%为有配偶,39岁以下更超过90%为有配偶。同时,在1982年和1990年45岁以下各年龄组,女性有配偶比重也超过80%。这都表明,90年代之前,女性既是单亲家庭“亲代”主体,同时他们绝大多数是有配偶之人。它意味着女性与丈夫两地分居是单亲家庭的形成主流。这种状况与当时户籍制度有很大关系。从事非农业活动者,若配偶和子女在农村生活,迁移和转变身份受到很大限制。这里的非农业活动并非农民身份者离土经商或务工,而多是国家机关、学校的干部和企业的正式职工。这种户籍流动限制制度甚至在一个特定时期处于冻结状态。可以说户籍藩篱是促使这种单亲家庭产生的主要原因。1990年单亲家庭比例的下降则与政策的调整有很大关系。2000年40岁年龄组亲代女性中,丧偶形成的单亲家庭明显上升,超过三分之一(36.52%),而1982年和1990年分别为22.99%和21.32%。

  1982年和1990年男性在29岁以下低龄阶段,单亲家庭的形成也与夫妇分居有直接关系。从30岁年龄组开始,丧偶成为男性单亲家庭形成的主要因素。但2000年男性30岁年龄组以上丧偶比例均有下降,其中30岁年龄组由1990年的39.31%下降至17.61%。我们认为,1982年和1990年农村30和40年龄组男性中丧偶者比例最大是值得关注的,它或许与女性育龄生育死亡有关。而这种状况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了改善。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丧偶有子女男性再婚存在一定困难,否则他们将进入有配偶群体之中。

  (四)亲代受教育程度分析

  受教育程度与单亲家庭的形成有无关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仅凭普查数据所提供的简单信息难以进行深入分析。

  从前面依据普查数据所得出的信息中,我们不难看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之前,农村的单亲家庭主要是“形式”缺损,即两地分居所形成的单亲家庭占多数。同时,这些家庭的户主又以女性居多数。由此,我们想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单亲家庭亲代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其他同龄女性相比,有无差异?

  我们有这样一个假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之前,农民中出外工作者(特别是集体经济制度建立以后出外工作者)多是政治条件比较高、占有社会资源比较多家庭的子女,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也较一般村民子女要高。其中有的获得当兵机会,退伍或转业后被安排在城镇工作;有的被直接招工进厂;有的则被保送上大学或中专,进而在城镇得到工作岗位。男性所占比例相对较高。他们中一些人进城之前即有配偶,有的是这之后在农村择偶。在我看来,若他们外出前已婚配,由于有较好的家庭政治条件,因而,其择偶标准也较高;若是进城后在家乡择偶,其有利条件更多,更容易娶到条件较好的女性。这样,“形式”单亲家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标准核心家庭同龄女性。

  我们提出这一假设的经验基础在于,中国的婚姻讲究男女般配;在受教育程度上的表现为,男女相当,或男稍高于女。我在以前对民国时期男女结姻家庭经济状况考察时,曾根据阶级成分将男女家庭分成相同、相邻、相差和悬殊四种类型⑤。这里我将这一方法运用至受教育水平,在同一程度内,如夫妇均为小学或初中,属相同类别;相邻为双方相差一个程度级,如男方为初中,女方为小学;或一方为高中,另一方为初中;相差为双方相差两个程度级,如一方为高中,另一方为小学;或一方为大学,另一方为初中;悬殊为相差三个及以上程度级,如一方为高中,另一方为不识字。进行这种比较有一个前提是,基础教育制度已经初步普及,男女受教育权利相对平等。但它又不是基础教育完全普及、男女受教育机会真正均等的时期,否则,男女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就不存在了。

  根据对“三普”数据库的统计,农村夫妇均在户内的样本中,受教育程度相同者占46.41%,相邻者中男高于女占36.53%,女高于男占4.19%,三者合计为87.13%;2000年,相同为54.38%,相邻者中男高于女为31.94%,女高于男为6.20%,三者合计占92,52%。可见,相同和相邻是农村夫妇受教育程度的主流。

  单亲家庭多数只有女性的受教育信息,按照上述逻辑,她们或者与丈夫一致,或者与相差一个程度级。即丈夫相对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将带动妻子受教育程度上升。

  我们看一下普查数据对此所作的反映(表三)。

  由于农村女性中大学以上受教育程度者很少,在高中以下者进行对比才有意义。

  根据表三,两者在25—45岁年龄组差异明显,单亲家庭女性不识字者均在50%以下,而标准核心家庭女性除25岁年龄组外均在50%以上。单亲家庭女性多数为小学以上受教育程度,其中39岁以上者初中以上超过20%。

  以上比较表明,至少从受教育程度角度看,单亲家庭女性文化素质高于标准核心家庭女性,这成为其与较好条件的男性结姻的一个有利条件。

  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一特征会表现出来。而教育普及的社会中,则会淡化。

  2000年户籍限制所造成的国家企事业正式职工两地分居已经很少,农村新的单亲家庭女性主要是打工者的妻子。从一般意义上讲,出外打工已不是“特权”,因而对男性来讲,择偶优势也基本丧失。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其妻子的受教育程度与标准核心家庭女性没有很大区别,即前者受教育水平不会高于后者。或许会出现相反的情形,标准核心家庭家境好,其妻子的受教育水平高于单亲家庭。

  将表四的数据分成小学以下和初中以上两组,可见,各个年龄组小学以下受教育程度者中,单亲家庭女性均高于标准核心家庭女性,这表明后者的整体文化素质高于前者,当然两者的差异程度不大,基本上处于6—8个百分点之间。

  通过借助“三普”和“五普”长表数据库对单亲家庭女性和标准核心家庭女性受教育程度进行比较,我们对两个时期单亲家庭的形成加深了认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之前,单亲家庭女性高于标准核心家庭女性,这些女性丈夫出外工作是集体经济时代所获得的一项重要“短缺”性机会;而九十年代以后,出外工作的意义发生了改变,对已婚者来说,只有那些在本地缺少机会的男性才会出外。

  (四)单亲家庭家庭规模

  1982年,单亲家庭男性家庭规模丧偶规模最大,未婚最小;女性则以有配偶为最大,未婚最小。1990年和2000年仍然如此。

  而三个时期男性和女性平均家庭规模也以女性为高。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抚养能力比男性强,而是因为女性所形成的多是“虚拟”单亲家庭,丈夫是其背后的经济支持力量。

  单亲家庭人口规模的逐渐缩小是生育政策控制的结果。


二、单亲家庭户主和代际构成


  (一)单亲家庭户主构成

  户主的性别构成1982年分别为32.04%和67.96%,1990年为37.10%和62.90%,2000年为49.25%和50.75%。但男女户主的年龄分布有很大不同。

  单亲家庭属于二代家庭,就户主而言,多由第一代充当。不过与其他核心家庭相比,单亲家庭中有较高比例的二代户主。1982年和1990年二代户主比例分别为11.11%和11.96%,2000年则增至18.46%。

  从1982年数据可以看出,单亲家庭中子辈户主以成年者为主,绝大多数并非“虚拟”户主。具体来讲,14岁以下占0.4%,15—19岁占9.37%,20—24岁占17.93%,25岁以上占72.30%。子辈户主平均年龄为32.19岁。其性别构成为男性占94.99%,女性占5.01%。

  2000年,单亲家庭中子辈14岁以下户主占3.19%,15—19岁占6.20%,20—24岁占15.74%,25岁以上占74.87%,平均年龄为33.79岁。男女户主分别为96.18%和3.82%。

  (二)单亲家庭代际年龄构成

  根据表六,若不分性别,三个时期亲代的平均年龄均在45岁以上,而第二代则处于少年年龄。

  若与标准核心家庭夫妇平均年龄相比,亲代平均年龄明显较高。三个时期标准核心家庭夫妇平均年龄分别为39.15岁、37.72岁和38.98岁,相差在6岁以上。

  这种差异是因为,亲代60岁以上者的比例相对较高,1982年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年龄组分别为17.35%和10.09%,1990年为20.70%和12.55%,2000年分别为20.75%和15.24%。标准核心家庭1982年的两项指标分别为4.63%和1.65%,1990年为4.27%和1.52%,2000年为3.23%和1.52%。

  单亲家庭子代平均年龄高于标准核心家庭子代3岁以上。这种差异是由于单亲家庭子代中20岁以上者比例高于标准核心家庭子代。以1990年为例,单亲家庭子代20岁以上者占26.32%(其中男性占33.63%,女性占15.68%),标准核心家庭子代20岁以上者占11.68%(其中男性占13.60%,女性占8.26%)。

  进一步看,单亲家庭子代25岁以上者占9.90%(其中男性占15.29%,女性占1.80%),标准核心家庭25岁以上者占1.61%(其中男性占2.59%,女性占0.47%)。这一现象是值得关注的。就农村而言,它意味着单亲家庭子女,特别是儿子,晚婚比例明显高于标准核心家庭。而可以肯定,这种晚婚行为并非主动采取的措施,而是经济等客观条件限制的结果。

  在我们看来,若是由夫妇两地分居(一方在外地工作)所形成的单亲家庭,其经济条件将不会低于标准核心家庭,甚至会高于后者,因为在农村一方在外工作,有工资性收入,要比夫妇均在农村者的经济状况要好。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因而,其子女的婚姻问题所受经济制约要小于标准核心家庭。而数据所显示出的相反状况表明,单亲家庭经济状况似乎不及标准核心家庭。这是因为,单亲家庭中有40%是丧偶所形成,特别是女性丧偶占多数。这种家庭的经济状况多数不及标准核心家庭,从而使子女,特别是儿子的婚姻受到影响。

  总之,单亲家庭中亲代老年比例和子代晚婚比例明显较高。年老亲代多为女性,她们的家境条件差;成年子代不得不负担起赡养年老母亲的责任,但这却使其在婚姻市场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三、亲代女性的生育状况和子女构成


  (一)亲代女性的生育状况

  为了对单亲家庭女性生育和存活子女有具体认识,这里将其与标准核心家庭女性和存活子女进行对照分析。

  从表七可以看出,1982年与1990年和2000年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标准核心家庭妇女活产和存活子女数均高于单亲家庭,后者则正好相反。当然,这种差异并不显著。

  1、1982年的分析

  在自然生育色彩浓厚的时代,一般而言,单亲家庭有偶育龄妇女因与丈夫长期分居,怀孕概率降低,生育子女数将会比非单亲家庭育龄妇女低。至于育龄妇女丧偶、离婚更会直接影响其生育水平。所以,1982年单亲家庭妇女活产和存活子女平均水平低于标准核心家庭妇女是容易理解的。当然,这只是户内妇女存活子女数,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妇女不在户内,无法掌握其生育信息。

  正如上述,单亲家庭已婚妇女婚姻状况分为有配偶、丧偶和离婚三种,离婚比重较低,可不做专门分析。那么,在有配偶和丧偶者之间,生育水平有无差异呢?

  从普查数据库中我们得到以下信息:1982年单亲家庭女性中有配偶者平均生育子女数3.31个,而丧偶者为4.04个,较前者多0.73个。这是不是对我们假设的否定?。对此,我们认为,若结合上面单亲家庭第一代女性年龄结构分布,这一差异就不难解释。根据上面的统计,单亲家庭整体上以中年以上为主,而有配偶女性则以中年以下为主。这表明,第一代妇女多是在生育高峰前丧偶的。所以,普查时的丧偶状态并不意味着其生育行为受到限制。进一步看,有配偶女性的平均生育数要低于标准核心家庭亲代女性,后者为3.96个,相差0.65个。这说明,单亲家庭有配偶女性的生育水平低于夫妇在一起的标准核心家庭亲代女性,夫妇两地分居对生育的影响作用体现出来。

  2、1990年和2000年状况

  1990年和2000年单亲家庭和标准核心家庭妇女活产和存活子女数出现逆转,尽管两者差异并不显,但它值得注意的。在我看来,即使两者处于同一水平,也是值得研究的。

  根据1990年数据,单亲家庭有偶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为2.65个,丧偶女性平均生育为3.44个,后者高于前者0.79个。这与1982年基本相同的表现。单亲家庭有偶女性平均生育水平低于标准核心家庭第一代女性,后者为2.98个。其差异原因与1982年相同。这表明,1990年单亲家庭活产子女数量多主要是丧偶妇女所促就,即她们中多数在丧偶之前生育目标已经实现,或者说丧偶并没有对其生育产生影响。这一时期,单亲家庭妇女的平均年龄高于标准核心家庭9岁,是三个时期最高的。

  2000年,单亲家庭女性中有配偶者平均生育子女2.02个,丧偶女性平均生育2.64个,相差0.62个。标准核心家庭女性平均生育2.05个,仅比单亲家庭有配偶女性高0.03个。对此,我们认为,在低生育水平下,分居和同居夫妇的生育差异将缩小。另外,1990年前,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地分居者主要以在外工作的工人和干部家庭为主。在相对高生育率环境中,这些家庭中夫妇的生育观念与完全的农民家庭将有一定区别,至少夫妇一方养育子女的负担较夫妇均在户内者的负担要重,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长期分居生活也在客观上降低夫妇性生活频度,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生育数量。

  (二)单亲家庭的子女构成

  1、单亲家庭子女性别构成

  观察家庭子女性别构成是认识社会人口性别比的一个途径,但它必须立足于较少离家的未成年人。在标准核心家庭子女构成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1982年和1990年未成年人的性别构成是比较正常的,1982年尤其如此(14岁以下子女性别在106水平上);但2000年未成年人性别比升高(其中0—4岁组性别比为125)。这一点与各种经验研究结果是基本一致的。从表八可以看出,1982年单亲家庭14岁子女性别比基本上在109的水平上,高于标准核心家庭;2000年0—4岁性别比为131.83,5—9岁为123.91,同样高于标准核心家庭同龄组(两个年龄组分别为125.26和117.37)。这意味着,单亲家庭的男孩比例高于标准核心家庭。 

  如何解释这种差异?1982年普查中没有将活产和成活子女分开性别调查。这里,我们仅以1990年和2000年数据为基础尝试做一分析。

  我们首先比较,亲代已婚女性和标准核心家庭已婚女性活产和存活子女性别构成。

  根据1990年普查数据,亲代女性活产子女性别比为110.54,存活子女性别比为110.70;标准核心家庭活产子女性别比107.68,成活子女性别比为107.67。

  根据“五普”长表数据,亲代女性活产子女性别比为115.97,存活子女性别比为115.93;标准核心家庭妇女活产子女性别比为111.10,存活子女性别比为111.02。

  尽管两个时期调查对象的年龄组不同(“四普”为64岁以下妇女,“五普”为49岁以下妇女),但在单亲家庭和标准核心家庭内部,活产和存活子女性别比非常一致。

  那么,两者的差异,即单亲家庭子女性别比高于标准核心家庭子女,是如何形成的?(表九)

  单亲家庭妇女25岁和30岁年龄组所生育子女性别比较标准核心家庭高。35岁组以上差距缩小。

  就单亲家庭而言,有偶妇女子女性别比为108.04,丧偶妇女为114.14,离婚妇女为102.75。可见,丧偶妇女所生育子女的性别比最高。对此,我们可作出这样的推断:有儿子的丧偶女性再婚率比较低,因而他们在单亲家庭生活的时间较长。就“四普”而言,曾经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女性一旦再婚,其家庭类型将转化为标准核心家庭(就多数而言,当然也有一部分生活在有偶单亲家庭中)或直系家庭等类型中。


四、单亲家庭城乡比较


  (一)基本构成 

  根据统计,1982年市、镇、县单亲家庭分别为12.46%、16.42%和10.93%,1990年为6.48%、7.87%和7.73%,2000年为5.16%、5.53%和6.57%。1982年城镇单亲家庭高于农村,而农村从1990年开始高于城市,2000年农村最高。这种变动表明,在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地区夫妇分居现象更为突出。1982年的数据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反映。

  不过从趋向上,无论城乡,单亲家庭都呈现逐渐减少之势。相对来说,城镇减少幅度更大。2000年城市减少58.59%,镇减少66.32%,农村为39.89%。这正是制度改变的结果。城乡减少幅度的差异,带来2000年最终结果的差异。农村单亲家庭比重最大,这与农村已婚男性外出务工比例提高有关。

  1982年市单亲家庭亲代男女构成为19.71%和80.29%,镇为18.71%和81.29%,农村为22.55%和77.45%;三者亲代性别构成为1990年为27.21%和72.79%、24.68和75.32%、26.99%和73.01%;2000年为25.33%和74.67%、26.75%和73.25%、33.66%和66.34%。城乡亲代均以女性为主,但男性比例在上升。1982年和2000年在城市和镇亲代中女性比例高于农村。(表十)

  相比农村,城镇单亲家庭户主中,亲代比例更高。这或许是因为城市单亲家庭亲代中中青年比例较农村更高一些,子女则以未成年人为主;农村亲代中则有较城市为高的中老年人,而其子女多已成年,可以担当户主之责。(表十一)

  1982年城市单亲家庭亲代平均年龄比农村小2岁以上,亦即城市亲代更为年轻。1990年后城乡子代平均年龄均有增长,特别是城市子代达到了成人水平,并且城市子代年龄大于乡村。这与上面的推断不一致。但1990年后,亲代仍以农村为最高。这样看来,城乡子代户主比例的提高与其平均年龄提高有关。

  (二)城乡亲代婚姻状态比较

  根据表十二,城镇单亲家庭中,亲代未婚比例均不高;农村男性高于城镇男性,其未婚比例超过2%。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说,城乡男女未婚而育有子女所形成的单亲家庭都很少。

  城乡亲代女性以有配偶占多数,其中1982年亲代有配偶比例最突出,表明当时分居所形成的“形式”单亲家庭占多数。至2000年,亲代女性有配偶比例下降22.44个百分点,农村下降8.9个百分点。男性中城乡有一定差异。1982年城市接近50%为有配偶,农村则只有15%;1990年城市有配偶比例接近55%,农村为18%;2000年城市明显下降至44%,农村则上升为34%。城乡的这种差异主要是城镇男性丧偶率比农村低。城镇女性丧偶率也低于农村。

  在离婚方面,1982年城乡男性没有明显差异,1990年和2000年城市则明显高于农村,其中2000年城市男性为农村的1.75倍。女性离婚所形成的单亲家庭均为城镇高于农村,2000年城市和农村分别为17.88%和1.92%,前者高于后者9.3倍。

  为了能对中国城乡单亲家庭亲代婚姻构成状态有更具体的把握,这里我们与美国的数据作一比较。1980年,美国单亲家庭男女分别占10.0%和90.0%。其中,女性未婚占17.1%、有配偶28.0%,分居23.8%,离婚43.7%,丧偶11.3%;男性未婚占9.0%,有配偶26.0%,离婚49.0%,丧偶15.0%。1996年男女分别占84.1%和15.9%。女性中,未婚占37.9%,有配偶20.9%,分居17.5%,离婚37.1%,丧偶4.2%;男性未婚占30.2%,有配偶18.9%,离婚47.2%,丧偶3.8%⑥。两个时期,男女均以离婚为最大。男女有配偶在1980年处于第二位,但均不到30%;1996年未婚升至第二位,均在30%以上。中美之间单亲家庭中亲代婚姻状态有明显差异。中国以有配偶和丧偶为主,美国则以离婚和未婚为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单亲家庭在家庭总数的比例则比较稳定,其中1910年为7.4%,1940年为7.0%,1980年为7.0%⑦,2000年为8.5%⑧。而中国单亲家庭最高值则超过10%(1982年)。

  (三)城乡单亲家庭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

  根据上面统计可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之前,城市单亲家庭也是所占比重较高的时期。那么,城市是否也会出现该类家庭女性受教育程度高于标准核心家庭的状况?

  我们先看看城市夫妇均在户内家庭样本中双方的受教育程度构成:1982年,夫妇相同占46.47%,相邻中男高于女占32.67%,女高于男占9.28%,三者之和为88.42%;2000年,夫妇相同为49.98%,相邻中男高于女为26.56%,女高于男为12.05%,三者合计为88.59%。两个的主流择偶行为均以相同和相邻为主。与农村稍有不同的是,相邻中女高于男的比例相对较大。

  城乡之间单亲家庭女性之间比较,最大差异为,在39岁以下年龄组,城市不识字者的比例均在16%以下,农村则在30%左右。

  而在城市内部,应该说,两类核心家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是基本一致的。两者的差异表现在30岁和35岁年龄组,单亲家庭女性小学以下受教育程度者分别高于标准核心家庭女性4.39和3.3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前者整体受教育水平稍低于后者,即单亲家庭受教育水平不仅没有优势,还表现出一定的劣势。但同时必须承认,两类家庭女性受教育程度的相对一致是主流。

  由此可见,城乡之间单亲家庭女性最大的区别是,农村女性相对标准核心家庭女性处于明显的受教育优势地位;而城市单亲家庭女性则不具有这一优势。(表十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城市已经普及初中,多数人青年人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所以在此可将初中以下者视为低学历者。2000年,城市两类家庭女性在初中及以下低受教育程度中的分布特征为,25—35岁组单亲家庭女性比标准核心家庭女性低,其中30岁组相差13.11个百分点;其它年龄组则基本相当。这种状况与开放环境下,城市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择业流动相对较高有关,甚至有一些男性离家出国学习进修或就业。

  当然,2000年数据显示,城市女性离婚水平有很大提高,从1982年的2.16%上升至2000年的17.88%。若离婚者相对集中在高受教育程度中,它也会提升单亲家庭女性总体受教育水平。根据“五普”长表数据库,城市单亲家庭女性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在不同婚姻状态者中的分布为,初婚有配偶为15.51%,再婚有配偶2.6%,离婚15.47%,丧偶3.87%。可见,初婚有配偶和离婚女性中高学历者占相对高的比例。而标准核心家庭女性中,大专以上者占10.69%。由于单亲家庭多数女性为初婚有配偶,所以其对单亲家庭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作用最大,但离婚者所起作用也不可忽视。

  

五、结语和讨论


  (一)基本结论

  单亲家庭是中国当代的重要家庭形式。1982年以来单亲家庭在家庭总数中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政策性限制所造成的夫妇两地分居现象减少,从而使单亲家庭数量降低。

  在单亲家庭内部,就全国而言,亲代夫妇分居两地所形成的单亲家庭始终占多数,丧偶居第二,离婚为第三,未婚最小。但2000年与1982年相比,离婚所形成的单亲家庭增加明显。

  从婚姻状态看,单亲家庭实际分为“形式”单亲家庭和“真实”单亲家庭两种,前者是指亲代有配偶,后者则指亲代丧偶、离婚和未婚。当然,若站在子女角度看,只有“丧偶”所形成的单亲家庭才是真实的,因为在父母离婚所形成的单亲家庭中,子女与不在户内生活的一方仍保持着经济等联系。但必须承认这一点,相对于与子女生活的单亲,离异而不在户内生活的父亲或母亲已非家庭成员。在中国社会中,处于被监护年龄的子女与无监护权父亲或母亲关系的发展受到许多限制。若以我们的定义来区分,中国的单亲家庭多数是“形式”单亲家庭。

  中国当代的单亲家庭绝大多数是女性单亲家庭。这是因为“形式”单亲家庭中亲代一方缺位是经济性和户籍控制型缺位(男性离家出外工作),而不是婚姻关系中止型缺位(丧偶)或婚姻解体型缺位(离婚)。男性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和女性在养育子女中所承担的责任较重是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而从比例上看,男性单亲家庭有升高之势,由不足四分之一增加到超过三分之一。这表明,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角色有所增强。

  1982年数据显示,单亲家庭亲代以中年以上者为主,而亲代有配偶女性则以中年以下为主。这表明,亲代丧偶妇女多是在生育高峰年龄前丧偶。可见,普查时的丧偶状态并不意味着其生育行为受到限制。进一步看,单亲家庭有配偶女性的平均生育数要低于非单亲家庭女性。这意味着单亲家庭有配偶女性的生育水平低于标准核心家庭亲代女性,夫妇两地分居对生育的影响作用体现出来。

  1982年及以前,农村单亲家庭亲代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高于标准核心家庭亲代女性。按照中国农村的择偶逻辑推断,这些女性的丈夫受教育程度整体上要高于标准核心家庭,他们出外工作是集体经济时代所获得的一项重要“短缺”机会。在当时,丈夫出外工作、造成夫妇两地分居似乎有些遗憾,但他们却因此享受到令人羡慕的特殊待遇(“农转非”和拿工资、吃商品粮等)。而这并非普通农民所能得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外工作的意义发生了改变。对已婚男性来说,只有在本地缺少发展机会才会出外。因而,这一时期单亲家庭亲代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仅没有优势,而且低于标准核心家庭亲代女性。

  单亲家庭中亲代老年比例和子代晚婚比例明显较高。年老亲代多为女性,她们的家境条件差;成年子代不得不负担起赡养年老母亲的责任,但这却使其在婚姻市场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单亲家庭有配偶女性的生育水平低于夫妇在一起的标准核心家庭亲代女性,夫妇两地分居对生育的影响作用体现出来。在相对高生育率环境中,单亲家庭夫妇一方养育子女的负担较夫妇均在户内者的负担要重,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长期分居生活也在客观上降低夫妇性生活频度,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生育数量。

  中国的单亲家庭是以有配偶为主、丧偶为辅的家庭类型,离婚单亲家庭尽管增加,但还只是少数家庭类型,未婚单亲家庭存在空间很小。即使与城市相比,两者之间也无本质上的不同。

  (二)单亲家庭形成的制度性认识

  在西方国家,单亲家庭多是离婚所形成,并且未婚生育母亲所形成的单亲家庭也占一定比例。这些都是真实的单亲家庭。根据美国2000年调查,在所有家庭中,母亲单亲家庭占12.2%,父亲单亲家庭占4.2%⑨,两项合计占16.4%。

  当然,在东西方社会,夫妇婚后两地生活的形象均存在。夫妇分开,在两地生活,被有的研究者称为两地婚姻。妇女的就业和配偶中一方在社会中不得不重新寻找职业决定了家庭成员日益增长的分开居住和建立双重住所。这种形式和传统的家庭中只有丈夫有职业,丈夫、妻子和子女共同居住、共同迁居的婚姻形式形成鲜明对照⑩。这种双方就业的分居生活在农村夫妇中则表现为丈夫在外地谋生,妻子与子女在农村生活。

  从理论上讲,有配偶单亲家庭在现代社会的出现是家庭就业功能削弱的表现。夫妇均在家庭就业、男耕女织或均在乡土之内谋生的社会中不会产生这类单亲家庭。而一旦家庭的生产功能被社会机构所取代,家庭主要劳动力通过在家庭之外谋生来获取赡养家庭成员的经济收入,有配偶单亲家庭就会出现,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初期。在迁移流动不受控制的社会中,主要劳动力在异地一旦立足,则会将妻子、儿女一并带去。因而,对具体的家庭而言,“缺损”过程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中国农村单亲家庭在1982年家庭总数中超过10%,这一比例是比较高的。这种单亲家庭主要是制度因素所造成: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就业制度,三是基本生存保障制度。

  户籍制度对单亲家庭的形成所起作用最为直接,但它需要其他两项制度加以配合。各级政府从农村招收机关、事业单位所需工作人员,地方中小企业工人有相当部分来自农村,他们享受非农业人口或市民待遇(包括粮食供应等)。但其家属被严格控制随迁,政府借此避免增加商品粮人口和就业压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干部、工人家属就业和基本生活资料的提供者(当然需要家属挣得工分来换取口粮,否则需向生产队交纳粮款)。尽管生活资料的数量和质量是低水平的,但毕竟获得了基本生存条件,从而解除了这些进城、进厂的干部、工人的后顾之忧。如果没有后一种制度,在农村的妻子只能携子带女去投靠丈夫。从这一角度看,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基本生存保障是三位一体的制度,它既控制了干部、工人家属的流动,又通过就业和生存保障制度将其稳定在农村。因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中国农村会出现高比例的单亲家庭(尽管我们没有直接获得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数据,但根据这种制度安排不难作出推断)。

  当户籍制度松动之后,家属在农村的干部和工人们得以解决两地分居问题,促使单亲家庭水平下降。但新的两地分居现象开始出现:农民劳动力外出进城务工,家属在农村生活。不过,户籍制度尽管仍限制迁移,但口粮供应和居住的市场化,就业途径的多样化,大大减少了农村劳动年龄夫妇共同流动的障碍。所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量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寻求谋生和就业机会。2000年农村单亲家庭非但没有比1990年明显增加,而且进一步降低。

  在我们看来,在现阶段,城乡人口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无城市本地户籍者子女入学和就业受到限制)仍会导致单亲家庭的产生,同时,农村集体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度为农民提供了最低生存保障。因而,中国的农民不会像欧洲早期工业革命时期那样,因失去土地,不得不到城镇寻求工作机会,完全融入城市社会。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往返,虽然增加了奔波,但却避免失去依托。这使成年农民中的单亲家庭因此不断产生并被维持下去。当然,夫妇共同进城谋生比例的增加又抑制了单亲家庭大幅度增加。

【注释】

①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②美国学者文森特·帕里罗等在《当代社会问题》(周兵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将单亲家庭分为母亲单亲家庭和父母家庭两类。前者包括未婚、已婚配偶不在、分居、离婚、丧偶等五种形式,后者有未婚、已婚配偶不在、分居、丧偶等四种形式(参见该书中文版,第292页)。这与我们定义的单亲家庭及其涵盖范围是一致的。 ③包括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库、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库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1%抽样数据库。 ④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 ⑤王跃生:“华北农村婚姻范围变动分析(1930—1990)——立足于冀南地区的考察”,《中国学术》第21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⑥[美]文森特·帕里罗等:《当代社会问题》,第292页。 ⑦ Steven Ruggl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amily Structur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9,No.1(Feb.1994),pp.103—128. ⑧ Leiwen Jiang, Brian C.O’Neill, “Impacts of Demographic Trends on US Household Size and Structur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33, Number 3, September 2007, pp567—591. ⑨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 ⑩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潘允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页。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