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08年第5期 >> 正文

身份政治:回归社区后的北京市下岗失业职工的生计策略

——沃尔玛中国玩具供应厂的经验研究

郭伟和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北京市城区下岗职工的日常生活策略访谈和田野调查而来,关注北京国企下岗职工回归社区后,如何通过身份斗争来谋取资源,维持生计。回归社区后的下岗失业职工的集体身份,由多重因素建构,并且服从于实践利益的需要。本文并没有刻意导向阶级分析的思路,而是沿着文化身份的意义进行分析。

导 论

  国企工人的研究在经历了对于他们的下岗历程和再就业方式的研究之后,如今走向了工人的身份再造的研究范式。在研究国企工人下岗失业历程的时候,可以概括为两种范式:一个是理性主义的互动模式(刘爱玉,2005;王汉生、陈智霞,1998);另一个是非理性的生存伦理模式(Cai,2002; Chen, 2000; 2006)。前者指出,下岗职工的行为虽然是无奈的,但是在体制转型中仍然可以循着理性原则把退出作为争取最大利益的手段;后者认为,下岗职工为了生存伦理,会不顾理性算计而进行自发的、防御性的生存之战。而关于国企职工的再就业方式研究,一般是通过实证主义的因素分析的方式进行。他们分别分析人力资本(李培林、张翼,2003)、社会资本(赵延东,2002)、正式社会福利、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顾东辉,2004)等因素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影响。这些分析未免显得琐碎,难以建构出什么理论模式。而最近兴起的有关国企工人身份再造研究,自觉地把国企工人放在了市场转型中的群体身份上,从而突出了理论内涵。一种方向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思路,试图去研究中国社会转型中,工人阶级的集体身份打造和打压的角力(Lee, 2005; 沈原,2006)。而本研究因为是关注国企下岗职工回归社区后,如何通过身份斗争来谋取资源,维持生计,所以并没有刻意导向阶级分析的思路,而是沿着文化身份的意义进行分析。我试图表明,回归社区后的下岗失业职工的集体身份,像E·P·汤普森(2001)所言,是多重因素建构的,并且服从于布迪厄(1977)所说的实践利益的需要。本研究是基于北京市城区社区的下岗职工的日常生活策略访谈和田野调查而来,所以我不断地把这个群体身份放入时间(国企职工)和空间(北京人)这个坐标进行思考,来研究他们是如何通过身份政治作为生存策略的。

一、什么是北京国企工人身份

  英国社会学家布赖恩·特纳(Bran S. Turner)提出,后现代文化已经从文化公民身份角度开始挑战现代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统一性,要求建立基于人权和人性的、承认差异性和多元性的更加广泛的文化公民身份(特纳,2007a)。而约翰·肖特(John Shotter)更是提出,社会身份的建构本来就是在一个充满对立的、矛盾的、与不确定的时空协商中构建起来的(肖特,2007)。其实,就算不是后现代社会,市场转型之前的中国社会有关北京市国有企业工人的身份,也不是一个统一的论述。北京国有企业工人,是一个由北京人和国企工人两种身份组合而成的群体身份。当我们谈论北京国有企业工人的时候,首先就需要去分析什么是北京人和国有企业工人。

  (一)高贵的北京人?抑或懒惰的北京人?

  北京的印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有着神圣地位的,我小学时候学的第一篇课文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后来跟着藏族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唱“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这些宣传和教育,以新的话语复活了中国人关于北京皇城的神秘印象。1949年之后,解放后的新中国虽然不断进行“文化大革命”,试图破旧立新,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规范,但是这种文化革命,采取的形式却是自上而下发动动员的权威模式,群众参与是对伟大领袖的敬仰和崇拜心理下的积极响应。这种新形式的权威崇拜和符号塑造,在潜意识里传承了人们对皇城北京的神秘敬仰的心理。到现在,虽然不再谈个人崇拜和群众运动,但是故宫和长城依然是外地人钦慕北京的两个符号。北京是三朝古都,“首善”之区是北京市的定位,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典范。

  记得我刚到北京的时候,除了逛天安门广场、北海公园、宋庆龄故居、景山公园、颐和园、长城等景点,就是喜欢逛北京北海附近以及积水潭一带的胡同。和胡同里的老北京聊聊天,看看他们的房子、摆设,追忆老舍笔下的羊圈胡同的印象。逛累了,就到新街口附近的小吃店喝碗北京炒肝、吃几个庆丰包子、或者吃碗北京炸酱面,都感觉是那样的美味和享受。北京对于我这个外来的新移民充满了神秘和向往。我对北京人的印象也是积极向上的,觉得北京人热情、大方,随便走到哪里,迷了方向,问一下路边的带红袖箍的老头老太太,他们都会热心、而且不厌其烦地告诉你“如何如何走”。我喜欢北京的大气,虽然有时候,你会觉得北京人喜欢摆个架子、教训你几句,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但那也是热心地教导和提示,很少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媚俗和轻浮。能够作为北京人,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尊贵身份,解放后的新中国打造出了一个令全国人民羡慕的北京地区身份。

  然而,此番关于回归社区后的北京下岗失业职工的日常生计研究,各方关于北京人的评价却大大出乎我的意外,一路谈来,尽是负面的评价。

  “北京人又懒又馋,吃不了苦,受不了罪。”

  “北京人是懒、馋、奸、滑,都是皇城根的八旗子弟作风,提笼架鸟、抱个猫遛个狗的。”

  “北京人都是爷,不是爷的,也是伺候爷的,岂能像外地人那样什么都干、什么人都伺候。”

  比较完整的论述是:

  “北京人是有名的又懒又馋。虽然我是北京人,我自己也不避讳。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是个皇城,以前北京人都是围绕着皇宫转的。达官贵人围着皇帝转,小老百姓围着达官贵人转。北京人就比外地人有这种优越感,能够和朝里的当官的沾上边。你现在让北京人去和外地人争这碗艰苦饭,他不干!你不信,你去问问,北京人可以要到这个特权,比如开个门市、摆个摊点什么的,但是他们不愿自己干,他宁可租出去、或者转包出去,少挣几个钱,也不愿受那份罪、吃那份苦。”

  这是亚运村附近一社区社保协管员在和我聊天时谈到的评论,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失业后被社区招聘去的社会保障协助管理员。这种看法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我访谈四个社区的居委会干部,谈到社区中的下岗失业职工,差不多都是这种态度。

  而且,即使下岗失业职工本人,也都不忌讳这种负面评论,坦然承认、甚至主动剖析北京人无法再就业的文化现象。比如玉河社区居委会的下岗失业职工老李就告诉我:“这还就是,北京人就是懒,下不来这面子。这老辈儿都说,北京人都是提笼架鸟的爷,你让他早晨3点钟去进货卖菜,那恐怕没人干。他不能干这么辛苦的活。很多在北京谋生的外地人,像温州人、河南人什么的,人家刚来的时候就拿几百块钱,经过几年的拼搏,房子也买了,老婆孩子也接来了,他们就说:‘你们北京人就是懒’,还是有饭吃,不肯干这辛苦活。”

  初始的访谈,差点让我沿着贫穷文化理论,去追寻到底为什么回归社区后的北京下岗失业职工,不如外地人那么积极投身竞争性市场,谋取生计,而宁愿“守着金盆,靠国家的救济要饭吃?”根据刘易士的贫穷文化理论,贫穷文化的养成,究其根本,乃是因为不公平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环境等塑造出来的一种生活习惯,对穷人来言,“是一个精神、一种理路、一套防护机制,缺乏这些穷人是活不下去的。”(刘易士,2004)。或者如威尔森的细致分析,贫穷文化虽然不是一种穷人的价值认同,但至少是他们在特定社区情景下的适应性行为模式(Wilson, 1996: 71-72)。可是,我不能理解的是,北京的下岗失业工人并不是长期生活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孤立社区,他们曾经是中国社会等级结构的工人贵族,享受着社会上比较优越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社会政治地位(Lee, 2000; Walder, 1984),套用贫穷文化理论,显然是文不对题。

  (二)是企业的主人?还是工人贵族?

  上边我指出,国企工人曾经是中国社会等级结构中的工人贵族,享受着全面而优越的工资福利和社会政治地位。然而,关于社会主义国企工人当年工厂生活的认识是充满争议的。右派人士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管理混乱(陆风,2000);左派的看法却认为,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效率高于资本主义类似企业工人的劳动效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问题是因为官僚专制主义体制(Burawoy and Lukáce, 1992)。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无法再去通过实地经验研究,来进行中国当年国有企业的工厂民族志书写,而只能根据人们的回忆进行历史的表达。虽然,回忆总是带着当今时代的情景比较,并没有客观真实的历史再现,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的表述里,细致梳理出当年工厂生活的影子和他们的感受。

  对于当年国有企业的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工人们的自豪感,现在他们回忆起来依然内心满足。一位当年在北京市针织总厂上班的下岗工人回忆说:“当时分到这个工作挺高兴的,国营大企业,北京市针织总厂还是挺有名望的,也是毛主席抓的‘三厂六校’么,国家领导人三天两头去。当时咱们这个朱老总,朱德带着他的夫人康克清,就两个人带着司机开着车,三个人来到我们总厂。当时我参加工作属于保卫科,干了一段厂内保卫。朱老总啊,那么大的官,就两个人下到工厂,咱不说什么,就说那个时候伟人啊,这个、这个,很平易近人。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工厂,中央领导人,外国元首经常去。”

  而一位从北京五星啤酒厂下岗失业的工人也回忆说:“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50多岁的人,都特别怀念毛泽东。为什么?毛泽东在的时候,虽说不管你吃的好坏,你温饱不用发愁。所以,那个时候特怀念。因为我们刚上班的时候,挣钱少,几十块钱,也没奖金。哎,都活得挺充实、挺充实,也没什么歪门邪道、什么偷东西啊,这个那个的。”

  当然,工人的自豪感是和其所在工厂的级别、行业相关的,像大型国营工业企业里的工人当然是内心感觉自豪和满足的,而商业企业和集体企业里的工人自豪感就不如上述国营工业企业里的工人那么强。比如原来在北京市第一商业局下属的北京信托物资公司上班的下岗失业工人就说:“1975年国家正式招工,我从农村插队回来,进入国营企业,正式职工,一直干到2000年,整个工作了20多年。工作环境虽说不是特别好吧,那个时候我干劲十足的。你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比较正规,8点钟上班,下午5点下班。”

  而一位在北京市铁路南站一家铁路公安局下属的集体旅馆工作过的下岗女工则告诉我:“从1981年到2002年,干了20年了,等于他们就把我们给轰回去了。我觉得反正(我们公司)是个企业,和其他企业也没什么差别,反正也有什么医疗,也一年年涨工资。有一段效益挺好的,因为是铁路自己办的么,人家也相信我们,而且那一片刚开始的时候就一个或者两个旅馆,你不用招呼客人,人家旅客自己就到了。”

  对于当年工厂内的职工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职工都怀念那种充满人情味的互相尊重和关怀的关系。这不是说工厂里不存在华尔德描述的中国工厂里的派系竞争和庇护关系(华尔德,1996),而是说现在的下岗失业工人对当年工厂生活的回忆,已经不像华尔德做研究访谈时那样,强调国营工厂里的政治竞争和压抑{1},而是对比了国企改革带来的生计破坏之后,开始怀念当年那种带有传统意味的工厂人情关系。

  北京五星啤酒厂下岗失业的那位工人告诉我:“一进来的时候跟你选师傅、给你分。这个师傅姓张,跟着学。那个时候师傅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师傅告诉你,没有保留的。告诉你,怎么干,明天不会干,再告诉你。后天再不会干,你还别问,稍微一什么,上去就是‘当’的一脚,‘干吗了你,给你说两遍了,还记不住啊?’真能学到东西。那真是觉得师徒关系跟父子关系一样。到现在跟我师傅关系都很好,婚丧嫁娶那咱就是自己家,真的跟我师傅关系相当好。”

  他还告诉我,当年他们工厂里人际关系很复杂,到处都是亲戚套亲戚,各种关系互相影响制约。我问他:“你觉得当时厂子里涉及到提升、涨工资、分配福利,这些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当时厂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原则?”

  他说:“这标准就是沾亲带故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跟厂长有点亲戚的,全当官,甭管是八杆子打不着的都当官。你跟他没亲戚的,你当不了。像咱这,你要是不小心的话,不留心眼的话,你真的很难在里面生存。”

  但是他也认为,靠自己的努力,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即使没有庇护关系,也能获得提升和生存:“像我这为什么能够在里面生存这么久,咱就掌握一点,少说话、多干事,多为老百姓干事。我刚进厂,跟师傅当学徒,后来当班长。那时候技术不错,说白了,干活啦、作风啦、不怕脏、不怕累,当班长。班长完了,团委、团支部书记,段长、工段长。然后给我提上去了,到动力科,开始是科员,后来是副科长。”

  除了当年工厂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影响工人的升迁和工资,但是他指出那个时候的生活稳定和保障的重要。他跟我回忆那时候的生活说:“那时候我挣60多块钱,我拿回家去,我能养俩孩子、一个老人,4口人生活。现在你给我两千块钱,我连一个孩子也养不起。以前六个像咱们这样的小伙子啊,出门上西单胡兵楼,那时候北京最高级的饭店了,现在不行了,那时候相当不错了。六个小伙子,拿多少钱去?5块钱。到那里哪个菜好要哪个,找你们最好的菜上,然后最好的酒上。吃完了、喝完了,5块钱还用不了。兜里装5块钱,我就敢请你们5个吃饭去。现在谁敢去?” 

  当年国营企业的管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确实比较混乱,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初期,因为主要是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职工回忆起来,感觉和现在比起来感到有更多的制度保障和机会参与工厂的民主管理。

  一位从北京远东仪表厂退休的大姐就说:“这个(企业体制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跟领导个人素质、领导作风有关系。那天我去看我们的老书记,他后来调到了集团公司当党委书记了,还聊到这个话题。后来我们的厂长也就是我们的董事长,实行的是一种家长制作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改制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原来厂子里有职工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制度。八几年的时候,它还能发挥作用,替职工说话什么的。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就成一个摆设了,变成了一个御用工具了。另外就是工会,它本来应该是工人利益的最高代表组织了吧?但是我觉得,工会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你别说和战争年代的工会组织发挥的作用比,就是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工会比,现在的工会发挥的作用也大不如从前了。以前的工会,都能被当作娘家,有什么委屈啊、苦难啊,都可以找工会去宣泄,去投诉。工会替你反映。现在的工会呢?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经济转制啊,权力集中啊、领导素质啊,感染了领导作风,使他们脱离群众;另一个因素,就是单位主要领导不重视工会。”

  当我问到工厂领导和工人关系,是否能够影响工人的主人翁意识的时候,这位大姐告诉我:“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们厂九十年代的时候已经实行了董事长、总经理制度了,权力绝对集中了。我曾经给厂子里提过一个合理化建议,要提高我们工厂的知名度,才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我说应该宣传我们公司的形象,在我们的班车、一些大型货车上等打上一些宣传口号或者介绍信息什么的东西,让大家都知道我们远东仪表公司主要经营什么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反思这个事,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直,有啥说啥,在后来的一个座谈会上,我就说,‘我当时写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想的。我觉得是为了厂子出谋划策,为了厂子的利益去写的。后来我就想抽我自己大嘴巴。我干吗写呢?厂子的好坏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挣钱挣老板自己腰包里了,给你个人解决什么问题了呢?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八十年代的时候每年还给职工涨工资什么的,虽然工资级别比较低,但是你还能感觉到厂兴我兴、厂败我耻。现在感觉企业效益好坏跟工人没什么关系。原来八十年代的时候,工人涨工资都是车间公开讨论的,都给你公示,让你参与,让你提意见。但是后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因为这个时候公司已经是董事长的家天下了,他们自己说了算,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用谁就用谁。中层干部也都要仰他们的鼻息生活,你要想当个中层干部必须跟他们趋炎附势,连党委委员也都要看他们的脸色。不要说工会了,党委也变味了。原来党委都是从基层选拔出优秀的党员组成的,现在都是跟他意见一致的就用你。董事长是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

  这位大姐的话提示,当安德鲁·华尔德(Andrew G. Walder)正在写他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1986)的时候,其实正是中国工厂里发生由七十年代的车间领导和工人的依附关系转向九十年代工厂权力向厂部领导高度集中的过渡期。这个时期正如这位大姐所言,随着工厂的承包制和放权让利,工厂里一度比较民主和公开,工人们能够通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参与工厂的管理和决策,而且也能较大比例地参与工厂的经济利益分享。但是,随着九十年代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到厂部高层领导,厂内基层民主管理日益空洞、而利益也日益集中到了高层管理人员。工人们在工厂里的主人翁意识严重挫败,更不要说工人贵族的特权地位。

  从上述描述来看,当年的国企工人们的生活虽然谈不上是工人贵族,但是相对现在的生计不稳定,他们却非常怀念当年那种比较平等、稳定的社会生活;而工厂的人际关系虽然掺杂着华尔德所说的传统主义的派系竞争,然而确确实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段工人民主参与管理和决策的美好时期{2},虽然谈不上是企业的主人,但至少相对于现在的工厂管理专制,已经让工人们觉得愿意关心企业经营。无论北京国企工人的身份有多么地多样、变动和争议,经过几十年的工厂生活,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已经牢牢地建立,他们在工厂生活中也会有他们的利益竞争和政治冲突,但是那毕竟给了他们一个相对稳定、规范的工厂生活,塑造了他们的心理归属和心理动力,给了他们一个群体身份。问题是这种国企工人的身份感已经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和市场转型所需要的原子化的市场主体身份格格不入。下一节我将分析围绕着他们的身份再造而出现的分类斗争。

二、市场转型中北京国企工人身份的再造

  有关市场转型引起的中国国有企业工人身份的再造是中外学者的研究焦点( Lee, 1998, 1999, 2005; 沈原,2006;佟新,2002)。大家都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市场转型,正在逐步地把原来的国有企业工人的身份,拆解成一个市场原子化的劳工主体。而当工人们面临着真正工厂生活的中断时,他们开始努力地维护自己的国企工人身份,作为抗争市场冲击的斗争策略。伴随着改革、转型过程,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身份经历了早期的“一家两制”、“双体制人”、“下岗职工”、“失业职工”等渐变的过程。如今,他们已经不会再幻想靠国有企业来安置他们重新上岗,但是他们却仍然紧紧抓住“国企下岗失业职工”这个身份,在努力地和劳动市场上的“外来打工者”区别开来。因为正像艾森和吴德(Engin E. Isin & Patricia K. Wood)所言,群体身份(Identity)总是和一定的地位(Status)、权利(rights)和利益分配(redistribution) 等所谓公民身份(citizenship)相联系的(Isin and Wood, 1999)。在中国还没有普遍的公民身份之前,这些曾经享有全面保障的国企工人们,必须通过身份大战,来争取他们日渐削弱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当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总是期望把他们类比为外来打工者那样的原子化的市场身份。正如布迪厄所言,阶级身份本来就围绕着相关的利益和权利,而进行的一场依靠符号表达启发群体意识和动员集体行动的实践策略,而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生产关系,也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建构(Bourdieu, 1987)。本节我们集中阐述,回归社区的国企下岗失业职工是如何通过和退休人员、外来打工人员、社区管理人员的身份斗争,作为一种生计策略,展开日常生活实践的。

  (一)和当地退休人员的身份争执

  当前的北京基层社区里大致可以分出这么几类人:退休职工、下岗失业职工、外来打工者、社区管理人员。他们之间都在挪用和生产着话语资源,建构自己的群体身份,转换成一种生存策略。在社区里,一般老年人会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发声,对不同群体进行评论。面对曾经是自己的相同阶级成员下岗失业职工,在社区中过着安稳、悠闲生活的退休职工,就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对社区中不去市场上再就业的下岗失业职工表现出不满和谴责。

  我所研究的社区有一个小公园,里面每天都有退休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在那里聊天和休闲。一天早晨,我在那里和一个从西城区公安局退休的老干部聊天,他就跟我说:“你看这些整天在这块打牌的八旗子弟,无所事事,坐吃山空。哪像人家外地来的,知道干啥的。这北京人就是好吃懒做,都是提笼架鸟、遛个狗、抱个猫的大爷。早晚这帮人得让人家外地人超过他们。”

  可以看出来,这位退休干部是参照市场上的外来打工身份,来比拟下岗失业职工,而把自己的退休生活状态在论述中隐去。当然,一般退休职工都会通过阐述自己当年的光荣史,来合理化自己的退休生活。比如这位退休干部就给我讲到,他当年当过兵,当侦查兵,带领弟兄们在野外开荒种菜,改善驻地的生活条件。后来从部队转业到北京公安局,多少年都是单位的先进,自己是一步步干出来的。现在退休了,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他没什么顾虑,每天就遛遛狗、聊聊天,在外面吃完早点,从早市买点菜,回家准备中午饭,感觉挺自在。所以,退休干部和职工以自己的奋斗历史来合法化自己现在的退休生活,而对于下岗失业职工却参照外地来的经商务工人员来抨击他们懒惰。

  到底下岗失业职工又是如何定性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呢?这些社区中的下岗失业职工,所参照的恰恰是退休职工的生活模式,他们力图维持自己作为北京产业工人的工作、休闲模式,通过争取国家的政策优惠,来确保自己的退休保障。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进入竞争性社区市场体系,做一个和外地人一样的平等竞争者。

  玉河社区老李曾经是一名下岗职工,现在社区里做“志愿”{3}的老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他告诉我,“我就是从轻型汽车公司下来的,到退休还有几年。现在把档案放在了街道社保所。他们给我办了个灵活就业,可以享受‘三险’优惠政策。然后我在社区帮忙,一个月有600多块钱的补贴。这就行了,每天在家附近,可以照顾到家里。现在去市场找工作,不给上‘三险’的,一个月千把块钱,如果给上‘三险’一个月也就是六、七百块钱。”

  老李可以享受三年的社会保险缴费期,这个优惠期马上就到期了。他告诉我,他会继续跟街道协商争取这个优惠,来确保自己的退休保障。老李说:“我已经跟街道说了,街道应该给我接着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中的单位应缴纳的部分,否则街道给我的那点补贴一年缴完社会保险费就不剩多少了,那我干这个居委会工作就没什么意思了。街道已经初步答应我了。”

  在社区赋闲的下岗失业职工老袁也告诉我:“咳!到时候再说吧,看街道还招什么工作不招,反正不能饿死,得找个活干,得把这‘三险’给靠上,不能断了。我去街道问了,缴纳‘三险’累计25年就可以享受养老和看病的待遇。我已经差不多20多年了,再缴几年就够了。到老的时候,可以享受养老、看病什么的就行了。平常的生活,怎么都能过了,你说是吧?”

  退休职工嫌下岗失业职工懒惰,不如外地人勤奋、吃苦、耐劳。下岗失业职工自己也承认,但是他们认为这是北京人的通病,不是他们下岗失业职工的表现。老李就说:“这还就是,北京人就是懒,下不来这面子。这老辈都说了,北京人都是提笼架鸟的爷。”

  老袁也承认这一点:“你知道吧,这北京人‘奸、馋、懒、滑’,你说这脏活、累活,他不愿意。你说那会儿上班清闲惯了,你让我受那累,除非是过不去了,我不会去干的。我这北京人,我也不怕别人说什么的,这大家都知道。”

  但是老李并不认为国企下岗失业职工就比其他北京人懒惰,而是承认大家生活的不容易。他说:“从国企下来的这帮人都挺难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当时就是各个单位根据自己的情况对职工进行了一次性补贴,就算解除劳动合同了、失业了。然后就靠那几万块钱养家户口,能撑多久?自己有关系的可以另谋高就,要么是靠自己的房产租出去养活自己。大多数都没什么关系,只能干耗着,那点钱坐吃山空。”

  而老袁提起现在退休的那些企业干部,甚至很愤怒:“我们那时候根据工龄计算补偿金,工龄长、接近退休的最划算,一年6千,30年工龄,就是一、二十万,够半套房子钱了,然后,两三年就退休了,照常拿退休金,多划算啊!白捡的啊!”

  他说:“我不愿意跟他们走那么近瞎聊。你像我们楼下几个老太太,太爱管闲事了,没事了就在那里嚼舌头,说人家这个不干活了、那个有问题了。她怎么不说自己的孩子吸毒了、卖淫了?要么就是说谁家孩子不行了,又吃胖了,你管得着么?我就最烦这帮老娘们儿在那里瞎议论。”

  所以,很清楚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虽然下岗失业了,父辈们享有的悠闲生活,到他们就突然断裂,像外地人一样转为工作伦理导向。他们也会为生计和利益去奋斗,但是他们的策略是其过去的生活场域中内化的行动习性,通过政策资源、关系资本来获取利益,而不是下降到和外地人一样,通过拼命工作赚取利益。下面我们来讨论下岗失业职工如何和外来商贩区分开来。

  (二)和外来商贩之间的身份区分策略

  除了来自社区内退休职工的舆论压力,下岗失业职工还要遭受来自外来打工经商人员的舆论压力。只不过,涉及到和外地人之间的关系,会显得更加复杂。外地人对北京人是既羡慕又轻视的矛盾心态,羡慕北京人中有钱人多、有权人多、有关系的人多,但又看不起北京普通老百姓的懒惰、傲气、爱面子和悠闲自在。而北京人(普通老百姓)也是一方面敬佩外地人能吃苦、勤劳、敢闯、拼搏奋斗,另一方也看不起外地人不懂规矩、命贱、贪钱等。

  一天,我在玉河社区的早市里和一位河南来的商贩聊天,“你说这北京的,有的为什么那么紧张,就不能在市场上也摆个摊呢?”

  那位河南来的大姐说:“对呀,我也弄不清楚,人家放不下那个架子吧?其实就干几个小时,挣得够吃够喝的,多好啊。想吃啥吃啥,也不用偷偷摸摸的,或者捡那孬菜买。有的是看着真紧张,可就是不干我们这行儿,嫌累、嫌脏。其实,哪有上班那么死板呢?”

  在早市门口一位推着自行车卖期刊杂志的大爷也说:“人家北京人都是皇城根的,那都是伺候皇宫里的,身份比较高贵。反正他们不参与这市场里来,人家是爷啊!”

  另一位早市里摆摊儿的河南大姐也说:“他们(北京人)干不了,哪受得了这罪啊?早晨3、4点多就起床去上货,一直到9点多钟,剩下的还要到马路上去卖。马路上卖东西,城管的来了还得赶快跑。北京人哪受得了这罪啊?”

  我们可以通过马路市场的一段对话,来体会北京人和外地人之间的身份差异。马路市场因为不那么集中,所以生意也不太紧张,外地商贩是把这当作一种放松和休闲。

  有一天,我在早市门口,和那里散摊以后的几个商贩聊天。河南来的一位卖菜的商贩在谈他儿子,儿子在老家上中学,放寒假到北京来找爸爸妈妈姐姐哥哥玩。这位商贩在训儿子说:“反正我给你们一个个都挣足了学费,供你们上学,上不好可不是我的事了。我们那个时候天天吃不饱饭,不上学了,出来打工。现在你们不好好上学,就只有像我们一样受罪了。”

  一位北京的大爷对这个商贩说:“你这得能够坐得住、撑住。我儿子大专毕业了,没找着工作,就天天在家里玩电脑,成了一个玩家。这不,一家公司最近看中他了,让他去上班,一个月5000块。你不能嫌你孩子在家待着,他得等机会,当然还得有点本事。” 

  老实说,确实存在着年轻人因为玩电脑而有工作前途的,但是这毕竟是非常稀少的特例。然而,这个对话尽显出来北京人和外地人的人生态度和对子女成长的心理期待的差异。北京人不是太强制孩子要刻苦读书,作为一种出人头地的途径,他们能够坐得住,即使是长期没有工作和收入,也可以利用当地人的身份熬过去,等待着机会的出现。外地人的生活世界里本身就缺乏这些机会,所以比较强调通过合法或者非法途径来拼搏,从而改善生存条件。

  我问那个外地商贩说,“你们批的蔬菜、水果,早市收摊以后卖不完咋办啊?”

  他说:“拉回去,明天再卖。”

  “不在家门口、马路边上卖一点?”

  他说:“那要看情况了,得提防着城管和交警,抓住了就罚款,抢东西,没收三轮车。”

  “为什么要没收你们的三轮车呢?”

  “欺负穷人吧,说我们的三轮车不合法。”

  “你们不会办个证?”

  “办证?谁给你办证?这都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你说的是给三轮车上安装机动装置吧?”

  “是啊,现在警察查得可凶了,有时候都跑到市场里查了。”

  “警察不让你们上路?”

  “是的,所以我们都是早晨上货,警察没上班,没事。但是白天在外面跑,发现了就不行了,抓住了就罚钱,有时候把车子都扣走了。”

  “那一次罚多少钱啊?”

  “难说了,50、100、200不等。”

  旁边一位卖菜大姐说:“我可遇见过好说话的。有一次我早晨骑摩托车,碰上了一位交警。我说坏了,我什么都没带,我就实话实说吧,我说我刚从河南老家回来,什么都忘了带了,你就饶了我这次吧。我心说,他这不定要罚多少呢?谁知道,人家真不错,就要20块钱。我赶紧给人家20块钱就走了。”

  “那你和他要票据了吗?”我问。

  “还要票,人家饶了你了,才跟你要20块钱,你还不识相点,赶快走。要票据,他罚你50、100呢!”她说。

  旁边他丈夫说:“我可不那么幸运。有一次我们一家开这辆车,我儿子在旁边就没有系安全带,我什么证都齐全,结果警察看见了,就非罚200块钱。”

  所以外地人在北京谋生,为了图点方便、实惠,就需要学会对北京的管理者识相,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自然会生出一种对北京权势阶层的敬畏和机智应对。这需要这些商贩们常年在北京摸爬滚打,熟悉了周边的环境和管理风格,从而积累实践中的智慧。

  除了这种生存智慧表现出来的对北京管理者的识相和机智,他们更是钦佩那些有特权关系的北京人,而不去关心这种特权是否公平。比如,有一个外地商贩就对我直接表达出对北京特权阶层的羡慕之情:“你可别小看这个早市的承包人,那老太太可不得了,一个月那咋也得有几万块钱的收入。你可以算出来,这个市场上统共四排,一排20个摊位,按照最低的租金算,一个月也有24000块,如果按平均价,可能有48000块,扣除四个管理员的工资,老太太怎么也得有几万块钱。我原来搁河西边的一个市场上摆摊,乖乖!那里的老板更黑得不得了,一年咋也得有上百万。那里的摊位贵的时候一个月租金一、两千块。你说,在那里卖菜,不缺斤少两,那咋能赚到钱?”

  “我这个摊儿是从一位北京地痞手里租来的,人家有门儿,手里有好几个这样的摊儿。一个月给他几百块钱,省事了。有什么麻烦,打一个电话给他,他啥都给你摆平了。”

  所以,社区中外地商贩在北京的生活处境,使他们对北京的特权和权势阶层采取一种很实用和钦佩的态度;而对那些没有权势而又爱摆架子的普通北京人则表达出一种不屑和鄙夷。那到底北京普通老百姓是如何维持北京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关系呢?

  在早市旁边参与聊天的那位北京大爷给我讲的故事,说明虽然北京当地老百姓日子也是紧巴巴的,但是他们仍然希望外地人对他们礼让和尊敬,毕竟当地人会在特殊时刻能比外地人动员起来更丰富的社会关系解决问题。那大爷手里拿两个钢球摇来摇去,据说是一种健脑的方法,头上带着一顶黑皮礼帽,但是脚上却穿着北京特色的圆口平底布鞋,我猜可能是“内联陞”,因为北京人连臭豆腐都认“王致和”的牌子,鞋子更是要认牌子的。

  那大爷说:“我们小区里一个小伙子常年在那里卖水果,但是一点儿眼力劲儿没有,跟人忒计较。有一天,我看他手里提两条烟在那里晃悠,我说,‘怎么了?有事啊?’那小伙说,‘我三轮车让派出所给扣了,想找个人给弄出来。’想让我帮他。我心说,‘孙子,就你这平时斤斤计较的,出事了弄两条烟就想让我帮你?’”

  他还说,“其实那派出所所长原来是我们这片儿的,从小看他长大的,我认识他。那所长也够生的,连他二大爷的摩托车都敢扣。但是,我要去找他,他会给这个面子。不过,我不愿管这个闲事儿。”其实,你能感觉到,他是明显地对那个外地小伙子平时对他不恭敬的惩罚。

  除了这种特殊时刻可以展现出北京当地人的社会关系优势,就一般抽象关系来言,北京老百姓确实认识到在北京的外地人展现出来的拼搏、奋斗精神,坦承在这方面北京人不如外地人那么努力。比如运河社区的一失业职工就告诉我,“第一,外地有外地的好处,外地人能吃苦;第二呢,很多人,北京人相信外地人,不相信本地人;第三呢,北京市的人比较懒,吃苦耐劳的精神比较差。你比如说这房子啊,我租给外地人,我租300块钱,你要是北京人,他宁可要500块钱。他人和人之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认识到外地人能吃苦、敢拼搏,并不等于北京人就要屈尊俯就,也像外地人那样去做。相反,这更使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模式珍贵。比如上述玉河社区老袁的例子,“我跟你老实说,我可受不了这罪,咱老实承认,这北京人就是懒。早晨3、4点钟起来去上货,大冬天站这儿冷呵呵的,我哪受得了这罪啊?就我这身子板儿,几天下来小命儿就没了。我们那时候上班,一天才工作几个小时,你让我现在这么干,哪受得了啊?我还是惜命吧!”

  “惜命”,这是很多北京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们宁可少挣些钱,降低一点生活水平,也不会拼了老命去奋斗。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意义在于维持一种自然、舒适、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生活节奏。就是做生意挣钱,也是要靠一种社会关系和机会,而不是满大街的去“扑腾”。北京西站社区的失业职工英杰就说:“经济这个东西,你要是看得特别什么……还是主要靠关系。没准你赶着一个机遇,你一下就可以,那什么了。因为你满街上去扑腾去,乱找去,那肯定是上心了。但是,咱说,未必有几个成功的。你像大街上,铺面上招租的,咱说,肯定不会便宜。” 

  而西站社区另一位失业职工景仰先生也说,“现在不能找活干,好汉不挣有数的钱,对吧?做生意也不好做,你说做什么生意啊?这帮地方狗官们,派出所的、工商的、税务的、卫生的、检查的,说白了,哪个你不得去呀?做个小贩受累不挣钱。”

  所以,北京普通老百姓尽管承认外地商贩比他们吃苦、勤奋、拼搏,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屑于这种谋生方式,更难像外地商贩那样去通过市场的滚打,积累和管理权贵们互动的实践智慧。他们比较珍惜自己的性命,珍惜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观念里,做生意挣钱也不是满大街“扑腾”、挣“有数的钱”,而是要靠关系、等机会,否则,他们宁可降低生活水平、动用自己的积蓄、靠福利救济等手段维生。这就是北京基层老百姓的身份区分策略,在区分于外地商贩谋生方式的同时,其实是努力抵制市场化竞争对旧有社会生活的破坏。

  (三)和社区组织互动中的身份协商

  围绕身份问题,北京市下岗失业职工除了面临社区中退休老人和外来商贩的口舌之争,还有就是和社区组织互动中的协商与较量。从这个侧面更能看出来主流意识形态关于下岗失业职工的身份打造策略,以及下岗失业职工的抵制策略,因为社区组织的工作人员都是代表政府的意志提供服务的,尽管他们大多数曾经也都是国有企业的退休或下岗失业职工。

  一天,我问玉河社区居委会主任,为什么社区下岗失业职工不能利用社区环境实现再就业呢?

  她说:“当然是这些人懒惰了,你看人家外地人都能拖家带口地在北京租个门面房活下去,咱北京人为什么就不能呀?还是他们有饭吃,饿不着!”

  这是一种普遍的认知,在前边第一节我已经就北京人的概念描述了这种论述。大家都认为北京人不管是下岗失业职工、还是其它群体都是又懒又馋,还有自身的优越感,不愿意像外地人那样到市场上去扑腾挣钱去。那社区如何给这些下岗失业职工提供什么服务呢?

  玉河社区的社保协管员告诉我:“(这社区)一共有200多下岗失业人员,国家有个基本原则,有劳动能力的不能吃低保,得去找工作,自己找不着的,社保所负责推荐就业,推荐就业主动放弃的,不能吃低保。现在在家待着的,都是挑三拣四的,那我们就不管了。”

  亚运村社区的社保协管员也说:“他们(指下岗失业职工)落到社区里,已经是不容易了,主要是给他们提供好服务,让他们别提意见、别出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好力所能及的问题,也就算工作完成了。”

  西站社区的居委会主任也告诉我:“下岗失业的群体我们国家说是有优惠政策和各种服务,但是其实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只要能保证上缴三险,自己就零星地找些自己的活干。”

  她所谓的真正解决下岗失业职工的问题,是指给他们安置一份稳定的工作。目前北京市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下岗失业职工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不管这份工作的收入高低,只要能保证有三项社会保险,能维持生活就行,所以北京市也在大力开展公共就业援助。

  运河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就告诉我:“这些老北京社区居民每个人收入可能也不高,一个月也就是千把块钱,住房紧巴巴的,但是他们就是不如外地人那么拼命地去干。他们也就满足了这点状况,反正北京的三险政策(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对老龄职工比较优惠,他们也没有太大的后顾之忧,宁可清闲点,紧巴点,也不会去挣那些拼了老命的辛苦钱。”“老百姓也很知足,只要让他们能生活,他们也就很感激。像我们这里最近刚给住户的房子刷新了一下,胡同里的路也硬化了一下,他们都很感激。我们介绍出去的社区再就业,比如交通协理员,他们都挺满意,有时候回来看我们,都挺感激的。”

  虽然公共就业是政府提供的,但其实政府的公共就业岗位也是采取了一种灵活、弹性、低薪的形式,只不过政府通过志愿服务、义务工作、公共就业等词语进行了包装,从而掩盖了公共就业的低劣属性。当然,也得承认政府的公共就业确实比市场就业机会要更加稳定,而且政府本身还是更容易获得下岗失业职工的信任,因为他们一直在期待着政府重新安置他们重新上岗。在市场就业普遍走向了灵活、弹性、低薪等非正式形式状况下,只要政府的公共就业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社会保险问题,其它条件已经不允许下岗失业职工再挑三拣四了。所以,经过了长期的下岗失业状态,能够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就业援助,已经让下岗失业职工心满意足。

  运河社区的两位获得了公共就业援助的失业职工就表达了这种心态。一位年龄偏大的失业职工说:“所以说正好呢,2004年吧,咱们街道找我,说有一个城管协管员,这个工作挺合适,说能干你就去。这样呢,说是北京市一共招了七十几个人,当时是在地坛报名呢,报名的人特别多,下岗的人也特别多,我看有好几千人。结果撒来撒去,我们街道有七、八个人选上了。反正我们办事处有我,经过培训、考核,就合格了。反正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吃低保的。国家照顾吃低保人员,‘四零五零’人员,安排再就业。这样呢,就从零四年干到现在。……一参加工作啊,心情也舒畅了,所以我现在也比原来胖多了,原来我最瘦的时候才多少?100斤啊!现在我达到120多斤了。……很满意,因为我这个班啊,是属于城管协管员,服务于王府井和这个王府井大街。对这个无照经营的,协助他们城管的管理一下。不累,工作性质不累,一天五、六个小时,挺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我觉得像我们五十多岁的人了,卖力气你又不行了,技术呢,你这技术又用不上,所以只能干这个。”

  另一个年轻一些的失业职工也说:“就咱这个阶段啊,这个工作正合适的。正好有一个城管协管员,他说是招‘四零五零’。反正我就是35岁,行了,我说试试吧!到那儿,说‘多大呀?’我说‘35’。说‘那个,35?我们这儿收四零五零’。我说‘你们就让我试试吧’。他说‘你就先考考,试试吧,不知道,成与不成我可不知道,你先考’。我说考吧,考完了最后我才知道,比我还小的还有呢!二十多岁的也有。可是有了这份工作以后呢,特别珍惜。要不然,总比在家拿三百多块钱好吧!而且,这个好很多,而且干得心情特好!……有一个公益性组织啊,虽然工资是少点,但是心情好!起码说,人家问‘干吗去?’咱说‘上班去’。有个班上了,就感觉着,甭管挣多少钱,唉,甭管挣多少钱,虽然说挣六百多块钱,感觉是上班了,比在家里游手好闲好得多!”

  所以,显然经过了将近五、六年的折磨过程,借助于市场的打压,政府已经很轻松地通过略施恩惠——提供一份稳定但低薪的公共就业,就已经把下岗失业职工转化成一个介于产业工人和市场劳工之间的特殊过渡身份。这个身份既保留了产业工人的稳定形式和政府雇佣的特征,但是条件却是雷同于市场就业的恶劣条件。这可能是下岗失业职工和市场、政府互动之后三方均衡的身份再造了。

三、身份之争的意义所在

  下岗失业职工的身份再造不仅仅是围绕着他们的身份建构进行的一种口舌之争,其实它服务于中国市场转型过程新的就业生计模式的塑造。布迪厄多次谈到,符号分类体系之所以能够起到力量作用,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话语体系而已,而是这种分类体系深深结合在一种实践场域的结构体系中,和人们的行动模式相吻合,从而让人们误识了这套分类体系,这才能够发挥符号分类体系的暴力作用(Bourdieu, 1977:183; 1984: 480; 1987: 15)。他提醒我们身份建构不是如主观建构主义所言,是一种开放、随意、耦合的过程,而是依附于社会实践场域中的结构性关系的,服务于社会实践的紧迫性需要。最成功的建构效果,是让社会成员都默认和误识一套分类体系,并且深深嵌入自己的身体中,在日常行动中自发地即兴发挥出来,其次才是依靠霸权话语体系支配社会大众(Bourdieu,1977)。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转型期,要想重新打造社会群体的身份,就更加艰难。因为社会转型不是社会纵向的流动,而是各种资本重新在社会空间中转换和结构化(Bourdieu, 1984: 132)。社会群体会在一个失效的实践场景里,延续他们以往的行动程式和习性,这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自尊,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要对过去的行动习性的效力做出让步,放慢过去一些资格资历的贬值的速度(Bourdieu, 1984: 142)。这种行为的惰性或者滞后惯性的力量不可轻视,有可能激发社会动荡。主流统治者为了社会稳定,必须在社会转型中对社会大众的行动习性做出让步,从而给出社会大众参与社会转型的缝隙。

  中国市场转型中的国企工人的身份再造,正是围绕着这样一种日常生活实践策略展开。主流意识形态试图把他们类比为外来的市场上的打工商贩,而他们自己却紧紧抱着北京人的身份资源,抵制市场化就业,迫使政府提供公共就业援助和社会福利,从而协商建构出一种既不是市场身份、也不是国企身份的模糊身份。这种身份的意义一方面维护了他们习以为常的生计模式,另一方面扭转了市场转型中的原子化就业机制。

  (一)身份政治的生计实践意义

  从微观层面来言,我同意布迪厄的意见,身份之争是服务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就算是当今的新社会运动的身份政治,其实也是为了获得某种地位、资格和权利,只不过它打破了传统社会运动的阶级概念的支配地位。我承认,正如华尔德(1984)所言,在改革前的中国,国企工人确实在整个社会职业分层中是一群公民权利最充分和完备的群体。甚至在改革的前期,这个群体的经济福利和社会地位也是改善的。比如我访谈的下岗失业职工栋梁指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前期,他也都利用周末、或者其它私下时间,凭自己是国营大型服装企业的技术工人,到乡镇企业里兼职,赚取外快。也或者如西站社区的景仰通过停薪留职的办法参与到当时倒卖计划内物资的商业大潮中。亚运村的老蔡甚至告诉我,当时他们厂派他到外地去做面点师傅,帮助指导外地食品企业,当时也是风光过。但是,伴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而来的彻底市场化转型,这个群体的公民资格权利在迅速、彻底地损害,他们被抛弃、下岗、失业,被要求像外地农民工一样原子化地参与市场自由劳工契约,或者成为一个自由商贩,放弃本来整个社会都应具备的工作保障权利和社会福利权利。整个中国社会重新出现了T·H·马歇尔曾经说的英国十九世纪公民资格的自身分化敌对——发端于乡村社区的社会权利站在旧的一面,而产生于市场经济的自由市民权利站在新的一面(Marshall, 1950:22)。

  面对着自由主义市场学派提出的市民的自由契约权利,注重社群资格和福利权利的社会权利到底是不是应该受保护的公民资格权利的一部分呢?正如卡尔·博兰尼在分析英国1795年的斯宾汉姆兰(Speenhamland)体系时那样,我们一方面可以批判斯宾汉姆兰体系代表着陈旧的势力,阻碍了劳工的自由流动和劳动权利,把劳工变成一种没有尊严的依靠福利生活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必须看到,1834年的济贫法改革法案,使英国走向了缺乏社会保护的纯粹自由契约的商品化劳动力,必然导致一种更加非人性的社会破坏力。博兰尼说,“假如史宾翰连意味着腐蚀之温暖的悲惨的话,现在的劳工却是无家可归。假如史宾翰连制度滥用街坊、家庭及乡居环境之价值的话,现在的人却是远离家庭及亲人,并从他的根及所有有意义的环境中飘荡出来。简而言之,如果史宾翰连意味着停滞的腐朽的话,那么,现在的危险是遗弃之死亡。”(博兰尼,1989:165)

  中国当前的市场化改革正处在这么一个阶段,一方面因为当年国有企业的全面官僚制度影响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进而提倡废除这种全面官僚管理体系,实行企业改革。但是市场化转型同时也把职工的基本工作保障权利和社会福利保护权利抛弃,把国企工人试图赶向一个纯粹商品化的劳动力市场,这怎能不激发起国企工人的抵抗呢?他们把这种纯粹的商品化劳动力改革视做打掉了饭碗。

  正如西站社区的景仰所言,“磕食罐,给你磕食罐给端了。就是什么呀?养鸟,鸟笼里有俩小碗,那叫磕食罐。这磕食罐从哪来呀?从那个清朝,清朝满人,他不是提笼架鸟么?从他们那传来。一个鸟笼里有两个罐,一个水罐、一个食罐,那叫磕食。就是磕瓜子的磕,就是给鸟吃的饭,给鸟吃的饭就叫磕食,磕食面。老百姓的话,给你家的磕食罐端了,那意思就是饭就不给吃了。”

  所以,当他们不能再维持基本劳动工作权利,又不愿意“远离家庭及亲人,从他的根及所有有意义的环境中飘荡出来”,走向“遗弃之死亡的危险”,他们就会强化自己的群体属性,依靠传统文化资源构建新的群体身份,作为要求基本生活权利的条件。这正是本文阐述的围绕着北京下岗失业职工的群体身份而展开的分类大战的意义所在。他们要借助北京产业工人的文化资源,即使是负面的形象,也要作为一种博取政府公共福利救助和就业援助的手段,抵制如外来民工那样落入自由市场的任意压低工资、恶化劳动条件和缺乏劳动保护的不稳定、不人道的就业方式。

  你可以说,为什么外来民工都能接受原子化的纯粹商品化劳动契约,而北京的下岗失业职工不能呢?外来民工也在为他们的劳动权益而奋斗,最关键的是他们现在的劳动力再生产是一种拆分组合状态——靠农村老家养老和获得社会地位(沈原,2007);而城市下岗失业职工必须在同一个地方实行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当前城市低端劳动力市场因为农民工的到来已经把工资压迫得低于城市当地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不能解决他们作为一个合格社区成员的基本生活。当然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布迪厄讲的认知范畴和行动习性的滞后性,他们依然根据自己的实践惯性沿循原来的认知图式和行为习性,虽然不够有效,但是这是实践逻辑的本然。在一个社会还处在社会转型的时期,还没有成功构造出新的结构化空间,没有形成新的有效认知图式和行动模式之前,这些旧有的认知图式和行动习性还是依然发挥作用。如果社会的转型不是改善人类生活,而是破坏人类生活,那这种行动习性的滞后性可能就不是像自由主义理论家所批判的文化堕落,而是有一种维护社会生活的人道、自主性的积极意义。

  (二)身份政治的公民身份权利建构意义

  毫无疑问,市场转型存在着消解传统社会主义官僚管理作风的积极意义,也具有构建自由、自主公民身份的积极意义。然而市场的转型却存在着博兰尼所说的极端自由主义带来的破坏社会生活人道主义属性的危险。如何防止市场转型带来的社会危害性,不是仅仅靠思想家的社会辩论来解决,也不是主要靠社会精英主导扭转,而是要关注基层社会生活中本就存在的辩证的抵制方式。对于中国市场转型中基层民众的作用和力量需要区别看待。当前中国基层民众的公民身份建构都是一种过渡状态。按照T·H·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的三个构成——市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三种权利在英国是经历了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上半期等过程逐步实现的(Marshall, 1950)。虽然人们批判马歇尔的论述假设了一种和平的时序进步模式,忽视了公民权利实现过程的社会斗争力量,没有解释公民身份如何扩展的原因(特纳,2007b),甚至质疑马歇尔的公民身份概念背后的西方民主共和体制的想当然假定(辛德斯,2007),但是分阶段实现公民权利确实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公民身份的历史建构过程。然而,当前中国的市场转型中公民身份的建构却体现了类似各种文化公民身份的打造过程的特征:一种共时性、差异性和群体认同的特征(史蒂文森,2007)。而且,中国公民身份的建构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如布赖恩·特纳所说的不同群体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以不同的方式经历着社会变迁(特纳,2007b:9)。中国两类劳工群体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同时参与建构中国公民身份的不同部分:农民工群体在参与建构公民身份的市民权利的同时,城市国企下岗失业职工群体在维持那逐渐弱化的公民身份的社会权利。

  农民工参与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就是他们打破了乡土束缚,争取了他们的自由劳动者身份,这是公民身份最基本的市民权利成分。然而因为农民工的移民劳动力属性,他们的身份认同仍然是分裂的,一方面向往城市市民身份,但是也怀恋乡村社区的成员资格身份。至少就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主要关注的还是作为自由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问题,而不奢求城市市民资格的社会权利。我这么说,不是说农民工不应该获得城市市民资格的社会权利,而是说他们基于现阶段的群体身份的历史文化原因,他们还没有形成清楚的城市市民意识和行动要求。他们可能已经涉及到最为紧迫的子女教育权利的追求,也会涉及到城市户籍的要求,但是却难以突破阻碍,奢求城市社会福利权利。

  而城市下岗失业职工本来就具备城市市民资格,他们在市场转型中的积极作用恰恰表现在争取城市市民的社会权利要求。他们本来具备稳定、保障的劳动工作权利,而他们面临的威胁是过度自由化市场转变带来的对稳定、保障劳动工作的破坏。所以在他们的脉络,他们的要求不是自由劳动契约的权利,而是劳动工作的保护权利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权利,这种社会权利的争取被扭曲地表述为北京国企产业工人的特权。我们必须承认,传统体制下国企工人的劳动工作状态存在着高福利、全面保障的优势,但是也必须承认他们的低工资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社会不能借口国企工人的高福利、全面保障这个历史特征,来打压现在本该保护的劳动权利和社会福利权利。而现在中国的社会政策已经被迫对这个群体做出了让步,通过优惠政策满足他们的退休保障,通过公共就业援助满足他们的劳动权利。只不过,国家的政策借外来劳工市场,已经大大压低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使他们成为一种介于自由市场劳工和充分公民身份之间的过渡身份。但是无论如何,通过他们的身份政治,他们已经成功地获得了一份勉强维生的公共就业,保住了自己的退休社会保障。

  在整个全球化自由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我并不能像马歇尔那样,断言未来中国劳工权利将是一种逐步扩展的充分发育的公民身份——充分就业、自由劳动契约、集体劳资协商和社会福利保护。现在看到的趋势则是,不同的基层群体只能根据他们的群体身份享受到不同的公民权利。中国公民身份权利是一种分裂、破碎的发展趋势。但是至少我已经看见,基层劳动者并不是市场任意买卖的减价商品,他们是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人,他们会借助不同的群体身份,结合自己的历史文化,争取自身的权利、地位。一部分人(农民工)突破原来的身份限制,自由参与到劳动市场中来,争取到自由、平等的劳动权利;另一部分群体(城市国企工人)则不满意市场化带来的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的破损,力图通过自己的抵抗,继续争取政府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奥斯卡·刘易士,2004,《贫穷文化》,丘延亮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巴里·辛德斯,2007,“现代西方的公民身份”,载布赖恩·特纳(编),《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郭忠华、蒋红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第21—40页。

博兰尼(Karl Polanyi),1989,《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黄树民、石佳音、廖立文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布赖恩·特纳,2007a,“后现代文化/现代公民”,载巴特·范·斯廷博根(编),《公民身份的条件》,郭台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174—190页。

——,2007b,“公民身份理论的当代问题”,载布赖恩·特纳(编),《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郭忠华、蒋红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第1—20页。

E·P·汤普森,2001,《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顾东辉,2004,《支持与回应——社会工作视野中的下岗职工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华尔德,1996,《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李培林、张翼,2003,“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86-101页。

柳可白、王玫、阎春芝等,2005,《当代工人市场化的演变与趋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刘爱玉,2000,《选择:国企变革与工人的生存行动》,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路风,2000,“国有企业转变的三个命题”,《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第4-27页。

尼克·史蒂文森(编),2007,《文化与公民身份》,陈志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沈原,2006,“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第2期,第13-36页。

——,2007,《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佟新,2002,“社会变迁与工人社会身份的重构——‘失业危机’对工人的意义”,《社会学研究》,第6期,第1-12页。

王汉生、陈智霞,1998,“再就业政策与下岗职工再就业行为”,《社会学研究》,第4期,第13-30页。

约翰·肖特,2007,“心理学与公民身份:认同与归属”,载布赖恩·特纳(编),《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第131—162页。

赵延东,2002,“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社会学研究》,第4期,第43-54页。

詹姆斯·斯科特, 2001,《农民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ntledge & Kegan Paul.

————. 1987.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2(1): 1-17.

Burawoy, Michael and Lukács, János. 1992. The Radiant Past: 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i, YongShun. 2002. “The Resistances of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in the Reform Period.” The China Quarterly 170: 327-344.

Chen, Feng. 2000. “Subsistence Crises, Managerial Corruption and Labour Protests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44:41-63.

————. 2006. “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Chinese Fac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85:42-60.

Isin, Engin F. and Wood, Patricia K. 1999.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Lee, Ching Kwan. 1998. “The Labo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 Collective Inaction and Class Experiences among State Workers in Guangzhou.” Modern China 24 (1): 3-33.

————. 1999.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 Changing Labou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57: 44-71.

————. 2002. “From the Specter of Mao to the Spirit of the Law: Labour Insurgency in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31(2): 189-228.

————. 2005. Livelihood Struggles and Market Reform: (Un)making of Chinese Labour after State Socialism. Geneva: UNRISD.

Lee, Ming-Kwan. 2000. Chinese Occupational Welfare in Market Transi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Marshall, T.H. 1950.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1. The Right to Welfare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Walder, Andrew G. 1984.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1949- 1981.” Modern China 10(1):3-48.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注释】

{1}华尔德的访谈对象之所以强调国营工厂生活的政治竞争和压抑,除了时代特点之外,还有就是他的访谈对象都是从中国大陆逃离到香港的人,这些人的历程和前后对比,会让他们重点渲染大陆国营企业的政治竞争和压抑的成分。 {2}有关当代中国工人市场化转型中的工厂民主管理的个案研究可以参阅柳可白、王玫、阎春芝等编著的《当代工人市场化的演变与趋势》。这本书虽然没有明确的立场和理论角度,但是却总结归纳了多种工人参与工厂改革的案例类型,其中就包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施行的各种民主管理和职工持股等模式。 {3}之所以要给志愿俩字加引号,是因为根据政府的文件,社区居委会成员除了少数专职工作者,都是居民选举的志愿工作者。但是他们自己却认为这份志愿工作的补贴以及相关政策优待,是应当做工资看待的。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