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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视野中的国家与难民

Luis David

  无论难民如何被标榜为一个须同情或怜悯的对象,最终看来,他或她意味着正常生活中的紊乱,无异于旧时的瘟疫,总之,难民是令人生厌的。由于缺乏正式公民身份,难民因此没有任何立场去参与和投身于那些日常公民事务的组织。荒谬的是,那些以难民名义组织的活动和建立的组织,好像都在声辩与维护着主权国家的统治技术。它们允许主权国家维持其管制。

  在十九世纪后期,英国从印度入侵缅甸,占领其为殖民地,并依据与安全、利益这两大目标所直接紧密联系的方式将其分割。对于居住大量人口(主要为缅甸族)的中南部地区,英国当局实行了直接统治,而对于边陲区域,最初他们任由原来占据着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团体所统治。由于英国当局对少数族群事务明显缺乏关注,这或许激发了他们过早地期望从外来入侵者手中取得自主权,但面对着英国把缅甸划分为五个行政区域的分割方式,他们的冀望旋即转化为失望。政治上的肢解使他们难以处理自身的事务,更不用说作为一个统一体参与国家边境事务。而且,这还造成了一种直至今天仍然存在的不均衡发展格局。{1}

  在二战后的余波中缅甸从英国手中取得了独立,但是事实证明更为难的是取得国内的和平和稳定。边境人民极不情愿地加入了缅甸联邦,其条件是联邦要尊重其自治权,而且在十年的期限之后,如果他们觉得靠自身将会有更大的成就的话,他们可以自由脱离联邦。尽管有这样的协定,国家还是很快陷入了内战。缅甸独立的首要人物昂山(Aung San)——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之父——被暗杀后,许多克伦基督徒被发动了克伦叛乱的多数佛教徒所杀害。不久,其它边境组织,如孟(Mon),克伦尼(Karenni),掸(Shan),克钦(Kachin),那尕(Naga),阿拉肯色(Arakense)和各地共产党员也对政府宣战。政府发出了平息这些众多叛乱的正式命令,奈温(Ne Win)将军以多场激烈的战役平定了他们。

  然而,奈温将军同时十分精明地控制着政府武装力量,即广为人知的缅甸军队tatmadaw的增长。他支持他们进行大量特种训练,给予他们经济好处,在尽其权力所能的范围内,普遍优先给予他们优待。这使奈温将军得到了缅甸军队的效忠,以至于在1962年,当他发动一场反对缅甸平民政府并取而代之的成功政变时,他得到了缅甸军队的倾力支持。

  奈温将军及其精选亲信(与继承人)制定了一个他们称之为“缅甸化”的种族、文化、宗教及语言同化方案,取代了联邦政府的以谋求不同族群的人们能和平共存于一个独立国家为本意的治国路向。他们的方案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2}“缅甸化”暗含的前提是:各少数民族是落后的;由于阻止当局进入他们所占据的矿区及其他资源区,他们还被视为国家发展的障碍;他们的好战姿态被视为一种对国家边境领域的颠覆性危险,而这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当局的同化方案。可以预见,“缅甸化”的诉求激起了更强烈的冲突与分离主义的要求,在这些冲突与要求的影响之下,国家经济从一开始的脆弱不堪恶化到临近崩溃,使难以清晰界定的国家不仅位于世界最贫穷国家之列,而且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为了资助迄今尚未停止的战争,政府对在敌对势力有效控制区域中的资源,与敌对势力进行了抵价购物。

  “缅甸化”使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那些作为非缅甸族、不肯屈服为二等公民的少数民族——他们努力维系着对各自文化的认识和实践——遭受到缅甸军方持续粗暴的歧视性对待。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被击倒。他们饱受各种模式的笞打、拷问、性虐待、强制性劳役和强迫性移迁(the forced relocations)。武力迫迁发生在本来由少数民族聚居的大面积区域内,缅甸军队将这些区域划定为“自由开火区”,在这些区域颁发驱逐令,并警告那些固守家园者:一经发现,当场击毙。依靠这个被称为“four cuts”的威吓手段,少数族群被迫从原住地迁出,然后涌入全封闭及实行军事化管制的“战略村庄”——实际上就是集中营。在40多年的期间里,数以千计的团体因此而被毁灭或流离失所。在城市,“four cuts”被委婉地称作“都市发展”,包括了他们称之为“重设城镇”的暴力性移迁手段,以对少数民族团体进行分解。

  在由“four cuts”等策略所产生的政治混乱及由经济崩溃所产生的社会不满之下,一场包括学生、工人和僧侣的民主运动爆发了,这场范围广泛的社会动荡在1988年达到顶峰,一系列累积起来的极端示威游行引发的后果是,使缅甸中心地区更为动荡不安。当警署部署的一般性的对群众的控制策略无力镇压愈演愈烈的暴力示威游行时,一个自称为SLORC(State Law and Order Council国家法律与秩序理事会)的军事集团于同年9月直接宣称对国家的统治权,表面上将国家从广泛的无政府状态下拯救出来,并阻止了缅甸联盟的解体。尽管基层民众所支持的民主运动仍然声势浩大,并且缅甸军队的将军们坚持声称他们的国家法律秩序理事会—国家和平发展理事会(State Law and Order Council /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 SLORC-SPDC)严格上只具有过渡性质,缅甸市民时至今日仍须与一路延续下来的军事法规相抗争。SLORC-SPDC的辩解的核心是,宣称在权力转交给民主制度中的新市民政府之前,“法律与秩序”的条件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建立(当然是经由SLORC-SPDC自身而非任何他人),不幸地,他们强调这种民主制度应该与缅甸的“文化与传统”相一致,以使之获得他们的认可。与此同时,缅甸军队的高级官员争分夺秒地重整其政治版图,以巩固其对权力的掌握。为证明他们对国家政务的干涉与管理的正当性,他们编造了一套关于国家安全、国家防御和国家统一的社会——政治义务语汇,毫不羞耻地宣布一统国家的责任。他们事实上可能开始相信他们自己的花言巧语的真实性;这的确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城市开展战役以反对政敌,以及在硝烟仍然弥漫的村庄对抗敌对武装势力时,会如此冷酷无情。

  在SLORC-SPDC执行其政策时,没有哪个地方堪比其对克伦的战争更无情和暴力。许多克伦人在上文所述的“Four Cuts”行动的压力下,被tatmadaw所逼迫而不得不离乡背井。克伦人害怕缅甸军队对他们的惯常的劳力压榨,也惧怕在缅甸军队对付武装抵抗组织——克伦民族联盟(Karen National Union,KNU),最后仅存的仍然反抗SLORC-SPDC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中的一支——的反叛乱过程中降临于他们头上的非法杀戮,更不消说担忧他们的粮食和补给品(一开始就已经是贫乏的了)遭致整批的掠夺了。因此,许多克伦人选择逃亡到缅甸——泰国边境的茂密丛林中去,而不是戒备森严的定居点。然而克伦人,大部分为农民,只习惯于耕作小块水稻地以维持半生存水平;他们在环境恶劣的森林中根本无法做任何农耕作业。况且,这些林区被缅甸军队划为“黑色区域”或藏匿叛乱分子的地方,这意味着,克伦人时刻担惊受怕被误解为叛乱者,因为对于叛乱者存在着这样一贯执行的命令:一经发现,即行枪毙。此种惧怕有其理由,因为从大多数的缅甸军事部门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克伦人,即使那些并非KNU活跃分子的克伦人,都会自动地受到为叛乱者提供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支持的嫌疑。所以,如果克伦人被发现躲藏在森林里,或者他们作为缅甸军队的搬运工表现出明显的失职或消极怠工,按惯例克伦人都必须被处死。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可悲的是克伦族平民,而非克伦叛乱分子,因为他们才是SLORC-SPDC与KNU之间的武装冲突的主要受害者。正如一名克伦族难民哀怨地说的,“即使我们是平民,我们的军队对待我们就像敌人。”{3}

  缅甸军在对克伦人的战争中迫使数十万的克伦人逃往泰国边境一带的山区;其中大约40万人事实上已越过边境进入泰国,他们主要在泰国的两处安扎难民营:一是在北面,Mae Sot的旁边,有众所周知的最大的Mea La难民营;另一处是在南面的Ratchaburi地区。每个难民营受泰国军队不同的分支控制。 

  1998年,泰国政府邀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UNHCR)作为伙伴共同管理难民营,同时安排了一个慈善机构联盟向难民提供基本必需品,如食物,毯子,蚊帐,并请来了无国界医生(MSF)以满足难民最基本的医疗需求。为方便规范难民出入难民营,UNHCR特别推行和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登记难民的项目。在UNHCR登记难民之前,上述难民营的克伦族难民可经常返回缅甸耕种。在UNHCR登记难民后,难民们大都发现再也不能如此做了。他们过去也常常能从例如Mae La难民营中偷偷的进出,为的是获得Mae Sot镇上泰国农民的非正式雇佣(克伦人成为了一种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是泰国土地能容忍他们存在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但自从难民被登记后,克伦人很难可以像从前那样打工。此前,对于克伦反叛分子重返缅甸和跨境回到泰国以躲避缅甸政府的武装追捕的行为,泰国当局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今天,情况已不再是如此。更甚的是,泰国表现出热切要遣返克伦人回缅甸,并且将要关闭难民营。举例来说,最近抵达的难民,都不会获准兴建以前标准的竹子屋,或任何其他半永久性设施;相反,只提供塑料布在一张帆布或一个竹制平台上搭建一个临时的帐篷。结果便是,这种开放结构使居住在里面的难民交替暴露在寒风之中和极端高温之下(特别是当太阳曝晒塑料床单时)。由于没有任何家具被提供,难民们不得不睡在竹席上,坐在地上或临时吊床上。难民营的这些帐篷密密麻麻,只有一些沟渠将它们分隔开来。因此,对难民而言,他们几乎没有私人空间。

  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是:对于诸如缅甸和泰国的国家主权而言,这个UNHCR建构的“难民实存”究竟牵涉到什么。{4}到底什么是难民?根据《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UN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的界说,难民是:

  

  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其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5}

  第八届UNHCR成员Sadako Ogata认为,因为难民是“在其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他或她事实上“被迫迁离流徙或遭致斩草除根”。但是,她论证道,这是因为形成难民的实质性条件构成了“对常规的一种畸变,在这种偏离之下,国家对本国公民负有责任。”因此,UNHCR必须致力于“回到原本状态”{6}。当然,Ogata女士的观点在1986年的联合国成员大会的决议中声声回荡,这次大会的决议强调了政府一项双重的义务,即对那些迫使其本国国民在他国寻求庇护的行动承担责任,以及“创造条件,以便难民可以回归故里。”如果他们不能重回故里,便会有一种雅克·韦尔南(Jacques Vernant)讽之为“动荡之灾”的诅咒,它折磨着那些早已无家可归,而又无法获得各国只对其自己国民所提供的法律保障。{7}他们为势所迫,只能在那些并不欢迎他们的地方赚取每日的口粮,却又不能随意离开这些地方。{8}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道:“难民一旦离开他们的家园,他们将一直无家可归;一旦离开他们的国家,他们将变得没有国籍;一旦已经被剥夺人权,他们将失去任何权利,只能是地球上的浮渣。”{9}

  换而言之,不在特定国家的主权或保障下的个人或集群,都是没有身份的游民,在这个全球公民身份与这个或那个主权国家的公民身份紧密联系的世界里,难民是一种不合理畸异存在。他们在国际惯例法之下不被承认;他们没有允许他们在国家间自由穿行的旅行文件;如果他们穿行,没有大使馆代表他们;他们没有一个可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的政府。此刻,我们最好关注一下一份1993年UNHCR关于难民保护的研究的简述。这份名为《国际保护通告》的文件包括如下陈述:

  

  对难民困境的国际反应——事实上几乎一致同意,因暴力或迫害而离乡别井的人们应该受到国际保护——是本世纪所取得的最为显著的人道成就之一。在第一位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弗里德约夫·南森(Fridtjof Nansen)打下的基础之上,自1921年起,国际团体日益发展着国际保护的构架与实践,建立并巩固了一套有法律原则和规范的体系,最为重要的是,为千百万难民提供了庇护。

  关于难民保护的国际法律框架现在得到了121个国家政党对《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对其后的《1967年协议》、或者对二者都作出了明确的支持。当中的大部分国家还参与了负责处理非洲难民具体各方面问题的《1969年非洲统一组织公约(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Convention)》,或加入了《1984年卡塔赫纳(Cartagena)关于难民的宣言》。大部分的国家在面临难民情况时都会奉行难民保护的基本原则,为需要保护的人提供庇护。那些高级委员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被授以保证对难民进行国际保护的重任,委托,各国有规律地提供履行它们的职能所必须的官方合作和支持。由各政府所展现出来的人类团结,得到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的鼓舞和加强。尽管涉及到经济及社会问题,对难民的保护和援助行动依旧在整个世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些支持还表现在,和UNHCR共同奋斗的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所做的行之有力和有效的行动。

  国际团体对难民问题的回应,必须同时在那迫使越来越多人流离失所的军事冲突与侵犯人权的阴郁背景中被观照。难民潮是一种在本国无法防止、应对、解决危机的症状;今天世界上超过一千八百万难民的出现,预示着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人间悲剧。通过与UNHCR进行合作的,以国家提供庇护所为形式的国际保护是一种对难民没法享有其本身理应得到的,来自其本国的保护而作出的补偿的努力;在难民重新获得作为完全受国家庇护的成员所享有的保护之前,其目标都不能说是达到了。(1993年联合国成员大会:2.1-2.3)

  

  内在于这些宣言的是这样一种理念,在我们的世界,正如它目前之构建,主权国家可以这样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其固定和稳定的国界线的事实前提下,更不用说不受侵犯的领空和一个防御的中心了,主权国家拥有其核心地位和其明显整体性。所以,假使我们要考虑那些来自缅甸,位处泰国并由UNHCR管理的难民营中克伦难民的身份,关于这个难民的一切都将围绕这样一个国家来处置。不存在“外在于”该国的东西。

  一个显浅的假设是:克伦难民总是把一个一直存在的名为缅甸的国家作为他或她的参照点,在其国界线之内,这个国家体现(embody)着他或她的意志和欲望;但如果我们超越这个假设的表面作深入的探索,我们可能会更好地观察和理解那些赋予国家中央地位,并设定国家的边境和界线的机构和策略。事实上,主权国家不是一个一直存在的给定的本然状态,一个以某种方式外在于某处的组织实体,而是汇集了各种变幻无常的、多种多样的、历史偶然的活动而导致的结果。这些活动持续地构筑着和存在于作为主权国家的假定的实体。换言之,国家不是一个自足的、纯粹的和客观的存在,相反,它一直是一种暂时性的联合体,混合着多样的领地以及许多斗争、行动、关系和领域文书,构成了福柯所谓的“被理解的多面体”。{10}这些行动(practices)的最为关键之处几乎都围绕着这样一个主张,即主权国家掌控着(artifice)那些假定已处身于领土范围内的公民共同体,由公民共同体构成的国家作为他们的代理机构保护和代表着他们。而事实上,公民的共同体从不曾在其自身中存在;它绝不是在其自我表现中的有机体,而是必须在日常统治行动之中和围绕着这些惯例持久和反复地生成其自身。它必须通过在各种活动领域出现的问题化的方式,一直不断地运作着,以实现和释放这个世界的统计幻想。

  从这个角度看来,现代的国际难民政制并非一个某些历史上已确立的国家的权力遭遇到显然的危机和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当政府之间的问题得以详细阐明时,并且,当国家被承认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正当机构时,需要积极地产生出那种针对边境的国家权力。面临着想像中(实际上已经产生和出现)的操作困难,政府和国际政府的运作在“现实中”产生一连串的结果,这些结果“定型为制度,规格化个人行为,并且,可作为对事物认知和评价的参照网络”。{11}

  在这些“结果”当中,有国籍法,正式的引渡法和条约,关于对外国人的庇护和驱逐的决议,关于鉴别与规范异境者、外国人与难民的各种特征的法律。关于难民的争议把难民视作统计问题的客体(an object of statist problematization),亦即一国在国与国之间的精确的边境线问题上进行干涉和管辖的客体,以便使这些边境线成为有力的参照点,即关于在领土范围内的平民界的假定实体和国家运作的参照点。

  既然难民成为我们讨论的焦点,让我们关注那个看似很小,却令人惊讶的,关于UNHCR提供的身份证明的问题。可以认为,最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这种证明并非一个护照,并非一个有效的穿越边境的保证,相反,它所宣称的目标是给予难民某种程度的,在其东道国行动的自由,并取得近似于该国国民所享受到的保护。

  从谱系学的观点看,难民的身份证可以被看作是有目的性的而非仅仅是人道性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即任何特定的国家都是一个持续的计划,在该计划中,官方文件持续不断地产生,把潜藏在文化意义后的复杂体与分类行动结合起来。可以说:从绘图师所制的地图到日常报道中的专栏与图表的内容,国家都在不断地创造着关于其自身的存在的一个或一些图景。作为官方文件而出现的UNHCR提供的身份证,强调了领地国作为代管机构的位置。在国际政府的引导和政策的范域之内,身份证使难民在统计上 “正常化”。亦即是说,这作为行动系列中的一环,使得现代的领土国的偶然的权力和身份取得了时空形式,身份证使难民得到必要的援助,同时也使危险的流浪者受到严密的监控。后者功能(即对难民的监控)通过消极地安顿与正式公民相对的难民而得以展开,如同一个因缺乏国家公民身份而必须假定自己只有重新融入这个体系,以获取对他或她而言的实践上惟一可行的救赎,但这个体系的条款恰恰是由它自身设定的。

  在实践秩序中的那些条款是什么呢?难民以某种方式被牵扯进国民生活的争议中,但仅仅是在法律行动和通常的设想下,远离包含在国民生活内的大多可能性。因此,无论难民如何被标榜为一个须同情或怜悯的对象,最终看来,他或她意味着正常生活中的紊乱,无异于旧时的瘟疫,总之,难民是令人生厌的。由于缺乏正式公民身份,难民因此没有任何立场去参与和投身于那些日常公民事务的组织。荒谬的是,那些以难民名义组织的活动和建立的组织,好像都在声辩与维护着主权国家的统治技术。它们允许主权国家维持其管制。{12}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尽管一个国家违背其缔约的代表和保护自己的国内团体的责任,尽管该国对其自身的某部分人的掠夺行为超过了合法的暴力界限(如缅甸对待克伦人),除非它自身是一个失败或解体了的国家(如前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实体仍然并不被认为是异常——此种“可疑的荣耀”(异常)相反归于那些从该国家实体逃亡出去的公民,他们被如UNHCR这样的国际政府机构认定为难民。换言之,国家无论怎样去违反契约,它仍旧是这个国家:总是有权作决定和让别人听从。

  正如上述UNHCR文件振振有词地宣称的那样,难民们的生存状况每况愈下,直至无言以对,无人管理。为了获得“工作”,获得“家”,难民们必须决定回“家”,那意味着,他必须重新建立与国家代理与保护公民团体的领地联系。如若没有这种与国家的联系,难民注定无立足之地,不知何去何从。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正如在泰国的缅甸克伦人的情况那样,难民的问题是一种狭隘和独裁的政府行动的直接结果,它们是暴政,或是偏狭的民族主义,或是独裁政制的暴力,或是基本人权的滥用——以上种种把难民形象以及难民议题本身径直放置到主权国家的机构中——国际团体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避免处理难民问题的根源。必须承认,处理这些问题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在该国内造成某种政治上的变化,并且,面对着他们周围世界的规则、国家体系的规则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人群突然间不再适用时,允许国际团体集中精力,加强国际边境。国家的世界必须确保这些增长着的难民存在不再创制一种相对于公民 / 民族 / 国家之等级的“超逾”或者“外在”。这部分地说明了UNHCR所关注的难民的“国家需要”。治国之术,在面对这大量的重置时,必须诉诸于把国家主权“重新接入”到社会政治领域,尽管这要重置那些由于为数众多而构成的一支有力的、横跨国境的无国土的力量。主权领土国必须重新投入到重置事业中来,使这些成为有用的资源、技术、力量、知识。

  然而,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难民对此了解得更好。他们任凭己力,四处安家住居,不怕各种不利的条件,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建设家园。地图分割之处,难民的故事也流传不已。甚至当他们附属于“体系”时,在他们的东道国的政治管制和文化空间中,他们拓展新机,使他们的行动成为轰轰烈烈的无国土化运动。但这是另一回事了。



  (译 / 肖 力)

  *本文根据作者2008年3月6日在中山大学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注释】

{1}马丁·史密斯,《缅甸:叛乱与种族划分政策》(伦敦: Zed书局,1989)。Martin Smith,Burm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London: Zed Books,1989)。 {2}同上。 {3} “缅甸:克伦邦之军事化和人权,国际特赦”(1999年6月)。“Myanmar: The Kayin (Karen) State Militarization and Human Rights,” Amnesty International (June,1999)。 {4}在此事件上的一个全面性和立体性都无法比拟的来源是Nevzat Soguk的书:《国家及陌路者:难民与治国移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Nevzat Soguk: States and Strangers: Refugees and Displacements of Statecraft (U.S.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 {5}《联合国,人权:一项关于国际手段的编纂》(纽约:日内瓦人权中央大会,1988)p.296。 United Nations,Human Rights: A Compil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New York: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in Geneva,1988),p. 296。 {6}Soguk,p. 32。 {7}雅克·韦尔南《战后世界的难民》(New Haven:耶鲁大学出版社,1953)p.13-14。 Jacques Vernant,The Refugee in the Post-War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pp. 13-14。 {8}同上,p.13-14。 {9}《极权主义的起源》 p.267。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p. 267。 {10}米歇尔·福柯,“为何是监狱?”见《福柯印象:关于政治的研究》,Graham Burchell等编 (伦敦:Harvester Wheatsheaf出版社,1981),p.77。Michel Foucault,“Why the Prison?” in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Graham Burchell et al eds.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1981),p. 77。 {11}同上。 {12}当然,所有这些都相互协调,与国家章程及图式计划并行不悖。这些章程与计划关涉到陌异者或边缘主体的特定形式、他们的工作区域、犯罪及健康状况。通过这些,就保证了“一般公民”的构筑,这种身份对国家正在进行的计划至关重要。正如游民、乞丐等被以他者和边缘人的形象呈现,用以巩固正常领域,难民、移民和全球恐怖分子现在又都加入了这份他者的名单中,用以发挥相同的功用。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