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08年第4期 >> 正文

信任、信任的起源与信任的变迁*

马得勇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世界76个国家和地区信任度的比较得出结论,中国的社会信任度并不算低,处于同一文化圈的日本、韩国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处于较高水平。本文认为,中国的信任问题不是初始存量过少的问题,而是社会转型期信任存量过快下降的问题。笔者主张,信任的起源和信任变迁的原因并不相同。就东亚及中国的情况而言,信任的起源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具有密切关系。对信任下降更为概括性的解释是不确定性:当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加时,社会信任就会下降。中国当前信任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社会快速的转型而导致不确定性增加,并进而造成了信任的下降。最后,笔者对如何从宏观层次抑制信任快速下降提出了若干建议。

  信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主题之一。据学者统计,社会科学类英文学术期刊中以信任作为关键词或者出现在摘要中的次数从1990年的129次上升到了2005年的1956次。①学术界之所以关注信任,主要原因是,信任被认为是一种最主要的社会资本,可以减少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费用,简化交易程序,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也可以成为政治制度运行的润滑剂,缓和政治派别之间的冲突,提高政府的绩效和治理水平。近年来,信任、社会资本在国内也是一个倍受关注的话题,相关的研究已经大量涌现。其中,一些观点认为现在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信任危机,一些观点则认为中国的信任度并不算低。②在国外的学术界,围绕信任的起源及其效果,争论仍然不少。对此,笔者认为社会信任高低的问题,通过比较可能会更容易得出结论。本文首先通过比较来探讨一下中国的信任现状,然后进一步分析中国的信任起源、信任下降的原因等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如何抑制中国信任的下降提出若干政策性建议。

一、中国的社会信任现状:国际间的比较

  为了从比较的角度认识中国的信任水平,我们使用了诺里斯(Pippa Norris)教授提供的“跨国全球指标数据库(Shared Global Indicators Cross-national Database)”来进行分析。该数据库中的信任指标是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数据库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覆盖了目前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1980年到2001年共做了4次调查(第1次:1980年;第2次:1990年;第3次:1995—1997年;第4次:1999—2001年)。该项调查中包括了关于信任的指标,这一指标被学术界广泛用来衡量各国信任度的高低。③利用这一信任指标进行跨国比较,笔者认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中国的信任状况。

  在使用这一指标考察信任状况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指标的具体含义做一下说明。本文所要探讨的的信任是指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或者说“社会信任”,而不是针对某个特定对象的信任。那么很多调查中使用的问项:“一般来说,你认为社会上的人可信吗?”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呢?纽顿(Kenneth Newton)认为,“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实际上不能告诉人们他是一个信任者(truster)或者不信任者(distruster),而是表明他们是如何评价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可信性(trustworthiness)”。④这种调查提问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受访者违心选择“信任”的可能性,更大程度地保证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具体来说,笔者认为,首先,这一指标代表了一种抽象的信任,受访者没有根据生活中某个具体情况来作出判断。它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信任行为,如借钱给他人或自己不在时把住所钥匙给对方保管等。其次,受访者也不会考虑信任者是家人还是朋友抑或是陌生人,即没有针对特定对象来判断。⑤因此,这一问题不仅反映了受访者对信任的一种基本的道德判断,比如基于人性本善的认识,同时,它也反映了受访者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信任状况的一般性评价。因此,这一指标并不代表和反映现实中的信任行为,而只是反映了人们对所在社会的信任状况的主观评价,这种主观认识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资本。此外,信任指标之所以不适合用现实中的信任行为来测定,是因为信任行为的出现不仅需要有信任的意愿,还由其它因素,比如具体的状况、制度环境等来决定。同一个中国人在国内和在日本的信任行为可能并不相同,不能把信任行为产生的社会环境都当作社会资本来看。因此,本研究中所使用的信任指标虽然简单而且抽象,但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它可以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的信任水平的指标。 

  根据分析结果(见图一),在76个国家和地区中,曾经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信任度分别为:中国大陆53.6%,日本38.8%,台湾地区40.2%,韩国33.1%,越南为38.7%。从全世界的角度看,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信任度总体上虽然不比北欧及一些新教国家高,但是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大陆的信任度明显高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社会信任比较低的国家主要集中于拉丁美洲、非洲、前苏联东欧地区。

  不少学者对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也曾提出质疑。为了检验该数据的可信度,韩国学者金在韩(音译)利用其他多种调查结果(包括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的50多个指标,用德尔菲方法(Delphi Method)加以检验。根据检验,中国大陆与北欧诸国属于高—高信任组,日本、台湾地区属于高—中信任组,韩国属于中等信任组。这一检验结果支持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⑥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信任度不能说很低。中国的社会信任根本的问题或许不是信任度高低的问题,而是信任度下降过快的问题。⑦“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信任下降?”可能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关于信任起源的理论:制度的还是文化的?

  那么,如何来解释中国等东亚国家社会信任度较高这一现象呢?这一部分我们将集中来探讨信任的起源问题。

  信任的起源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分析。为什么有的社会或国家比另外一些社会或国家的信任度高?对此,应该主要从信任形成的文化历史环境、社会结构等宏观的因素方面来加以探讨。为什么在同一个社会,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等宏观环境相同的条件下,有的人倾向于信任他人,而有的人则倾向于不信任他人?对此,应该更多的从微观层次的因素来分析,比如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家庭环境、个人性格等。目前一些探讨信任或社会资本起源的学者(Whiteley,1999),实际上忽略了信任形成的文化、历史、社会环境等这些宏观因素,而只是从微观的因素入手对信任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这里,我们将集中从宏观层次来分析,对微观层次的信任起源限于篇幅暂时不做讨论。

  就信任(或社会资本)的起源而言,罗斯坦(Rothstein)和斯道勒(Stolle)认为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视角,即历史文化中心的和制度中心的视角。⑧班菲尔德(Banfield,1958)、福山(1995,1999)、普特南(1993)等人被认为是从文化中心的角度来解释信任的起源的,他们认为,诸如信任之类的社会资本源于一个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有些文化有助于人们之间产生信任并使信任等社会资本得以积累,有些文化则不然。豪(Hall,1999)、莱维(Levi,1998)、罗斯坦和库姆林(Rothstein and Kumlin,2005)、斯道勒(Stolle,2002)等被认为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解释社会资本产生的,即,社会资本不可能独立存在于政治或政府之外的市民社会中,相反,政治制度和政府政策创造、传播和影响社会资本的数量和类型。⑨

  制度的视角基本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但又可以细分为两派,即政治制度论和福利制度论。政治制度论认为民主制度比独裁制度更有利于信任的形成(Uslaner,1999;Sztompka,1999; Levi,1998),因为民主制度下个人对政府的信任更容易形成,一个可信的政府进而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福利制度论认为,政府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构建社会安全网,从而降低人们的不安全感,并降低国民为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市民参与(如工会的罢工、示威),这样,一种普遍的信任就会产生。

  在众多关于信任的社会调查中,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等国家的信任度一直处于世界各国的前列。可以说,制度的视角在解释北欧一些民主制度运行和社会福利制度都比较好的国家的信任起源上是有说服力的。那么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是否也适用于解释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信任状况呢?根据我们的分析结果,在中国和越南,社会信任高于曾经具有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前东欧苏联国家,日本、韩国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墨西哥、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新生民主国家,而且在东亚地区,中国大陆的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水平均低于日本和韩国,但是其社会信任度却明显高于韩国和日本。不仅如此,按照制度视角的逻辑,当一个国家从权威主义制度转向民主制度时,该国的社会信任度应该增加,可是根据研究结果,像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在民主化过程及以后,社会信任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见图二)。⑩对此,制度的视角显然不能提供满意的解释。

  为什么制度的视角不能解释东亚地区信任度高的现象呢?笔者认为,从理论本身来看,制度的视角并不存在逻辑问题,但是从现实角度看,制度的解释是存在缺陷的。制度视角的逻辑基础是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之上的,即个人在是否信任他人时,他是根据被信任者相关信息(地位、声望、相熟程度、以往经历等),经过理性思考之后来作出判断。但是事实上,一个人是否信任他人并不仅仅是一种基于理性的判断。彼德·什托姆普卡(Piotr Sztompka,1999)认为,信任存在三个维度,即关系的(relational)、心理的(psychological)和文化的(Cultural)。什托姆普卡对三个维度作了进一步解释,关系的维度基本上是基于对被信任方信息和知识基础上的理性的判断,而心理的维度则基于信任者一种心理上的冲动,文化的维度则基于信任者周围的文化规范和习惯。{11}可以看到,基于后两种维度的信任未必就是理性的了。因此,从制度的视角来解释现实问题有时候可能并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从东亚的现实来看,民主制度以及福利制度的历史都不过几十年,但我们并不能说在这些制度建立以前东亚的社会就从来没有存在过信任。

  既然制度的视角不足以解释中国信任度高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尝试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仅从宏观层次对中国及东亚社会的信任起源加以分析,而不做微观层次的分析。

  如果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信任度普遍较高,那么其最大的共同原因恐怕就是其传统文化了。这种大的文化背景对于信任文化的产生是极其重要的。笔者认为,在儒家、道家思想中,包括了许多有利于信任文化形成的因素。

  从儒家的经典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关于信任的论述。在儒家文化强调的“三纲五常”中,“信任”被作为“五常之一”而加以强调,并且成为古代中国社会启蒙教育的基本内容。{12}据学者统计,在儒家经典《论语》中,“信”字出现了38次。{13}按照学者的分析,“信”在孔子看来,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同时也是处理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14}首先,孔子强调君王和统治者应该重视和遵守信用。“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民自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其次,孔子认为“信”也是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则和社会理想。例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子贡问孔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诸如上面列举的例子,在各种儒家经典中,我们会很容易找到有关对信任、诚信等方面的论述。可以说,儒家思想为信任的形成提供了观念的源泉。这种观念再经过长期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强化,已经成为中国及其他儒家文化社会中稳定的、广为接受和称道的观念性资源。

  重视信任、合作、团结的观念性资源不仅反映在儒家等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它同样也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中国人日常交往的社会规则。“礼尚往来”的互惠合作精神,“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的团结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合作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容精神,社会交往、商业交易中注重诚信的道德信条,等等,无不体现了社会资本所强调的信任、宽容、合作和互惠的基本价值。

  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许多可以证明中国曾经是信任度很高的国家。张维迎(2003)曾经举过几个例子以证明中国人并非本质上就缺乏信任:中国作为一个民族众多、历史悠久、面积庞大的国家在全世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没有信任,中国怎么会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全世界领先的发展水平?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没有对纸币发行者的信任,这种情况也不会出现;十九世纪初的山西票号存在了100多年,分号遍布世界,西到圣彼得堡,东到日本神户,没有相互间的信任同样是不可能发展到如此规模。{15}

  没有传统文化这一源泉,没有两千年来对这些观念的实践和强调(包括民间和官方),信任等社会资本就不可能自然的生成,至少不会轻易生成和保留下来。在这一点上,强调“信”、“义”的中国文化和强调理性计算的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目前中国及东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从全球范围来看处于较高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信任,而这种信任的文化与儒家思想具有密切关系。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乃至东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虽然不能说和统治者的选择无关,但却与西方学者所说的制度理论相去甚远。当重视信任的思想和理念通过政治机制输入到人们的观念中以后,那么人们就会在日常生活和市场交易中逐渐意识到信任的重要性,并最终形成一种信任文化。因此,笔者主张,东亚儒家文化圈,特别是中国的信任起源,更多的源于该社会的文化背景而非政治制度。{16}

三、信任的变迁原因:为什么信任会下降?

  信任在中国下降了吗?这几乎是个不争的事实。许多国人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诈骗性质的传销活动、标会崩会、诈骗行为屡见不鲜。根据笔者收集的各种机构的调查数据,中国的信任度虽然有所波动,但总体上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1990年为60.3%,1995年为52.3%,2001年为54.5%,2003年下降到46.3%。{17}另外一些调查的数据所显示的下降幅度更大,如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2002年的调查,中国大陆地区的信任度为41.8%,比1990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低了18.5%(参见图二)。那么,信任为什么会下降?在什么情况下会下降?笔者将在这一部分加以分析。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信任的起源和信任的变迁原因是不同的。以往关于社会资本或信任的研究几乎对此没有清晰的论述。笔者认为,信任的起源是指那些促成信任从无到有发展的因素。信任的变迁原因是指,在某一社会的某个时间段内(比如20—30年),对信任的增加或减少产生影响的因素,即信任变迁的原因不是指信任从无到有,而是引起信任的量的变化的原因。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信任不可能在10年或20年内实现从无到有变化的过程,而只可能是由多到少或者由少到多变化的过程。从宏观的角度看,在探讨信任的起源时,必须要考虑到长期的历史文化环境。而对信任变迁原因的探讨则应该致力于在一定时间段内对信任的增减产生影响的因素,比如内战、现代化等。内战可以在短期间内破坏社会资本,降低信任,但是内战却不是信任从无到有发展的原因。同样,现代化可能导致一个社会的信任上升或者下降,但是现代化却不能被当作是信任起源的原因,因为在前现代社会中,信任在一些社会同样存在。

  那么哪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的信任的下降呢?或者说哪些因素破坏了信任呢?许多学者(如张维迎)从政府行为(滥用职权、腐败等)或者制度的不完善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但是,问题在于:以前的中国政府就没有腐败和滥用职权吗?以前的制度就完善吗?不仅如此,信任的下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韩国也出现过,在台湾地区、前苏联东欧国家甚至美国也出现过。{18}这些国家的信任下降不能都用政府的腐败或者法律制度不完善来解释。笔者认为,造成信任下降的原因在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有所差别,但是对于一个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社会,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影响变量是社会的不确定性(social uncertainty)。对中国而言,信任的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转型释放了大量的不确定性。

  包括信任在内的社会资本的增加或减少与社会的不确定性具有直接的关系。不确定性越大,人们之间的信任就越低。从宏观角度来看,造成社会不确定性增加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内战、社会转型、现代化等等。内战状态下社会的不确定性是最高的。克莱塔和库棱(Colletta & Cullen)的研究成果为人们展示了内战如何破坏了柬埔寨和卢旺达的社会资本。{19}如果想了解无政府状态(或者政府能力非常弱)的情况下,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如何破坏了社会资本,那么去索马里、乌干达以及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崩溃以后的伊拉克,相信会有非常深刻的体验。

  与内战等这些人为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不同的是,当一个社会面临共同的外部威胁时(如来自外部侵略),往往会促进社会内部信任的增加和社会资本的生成。2001年的“9·11”事件以后,据芝加哥大学的国家舆论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美国的社会信任比“9·11”事件之前(2000年)有了显著的提高。{20}2008年在四川发生的“5·12”特大地震灾难也同样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人的互助、合作和团结精神。因此,如果说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损害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话,那么外部威胁至少在短期内是增加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正面的影响变量。

  由于信任的起源与信任下降的原因不同,文化作为信任的起源相对来说是稳定的,但是造成信任下降的社会不确定性却是经常变化的。在信任度高、社会资本比较丰富的社会里,即使由于短期的不确定性增加而使信任等社会资本遭到了破坏,那么当内战等这些引起不确定性的原因消失以后,信任等社会资本会很快恢复,当然,恢复的程度还要看信任被破坏的程度、被破坏的时间等等。腐败、制度不完善,比如,政府政策朝令夕改、钱权交易、法院判决结果难以预料,等等这些现象同样增加了不确定性。

  除了内战、腐败等因素以外,快速的社会转型同样会增加社会的不确定性,并进而引起信任的下降。什托姆普卡(1999)、库克(Karen S. Cook)等就曾较为系统地分析了1989年民主转型以后社会不确定性如何引起了波兰、俄罗斯等国社会信任的下降。{21}在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引起社会不确定性增加的因素主要不是来自内战或政权突变,而是来自于快速现代化引起的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不过,与内战等因素不同的是,现代化、市场化一旦开始,在社会结构、价值观等层面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它对整个社会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整个社会发展是单向的,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因此,因现代化而引发的不确定性对信任等社会资本的影响,可能不仅会造成信任的下降,而且也可能要求信任的结构发生转变,即从小范围的、人格化的信任结构(即特殊信任)向抽象的、普遍的、非人格化的信任(即普遍信任)转变。同时,现代化过程中引发的不确定性还与现代化进程的速度有关。在相同的起点下,历经100年实现的现代化要比历经10年实现的现代化所引起的不确定性小很多。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与信任下降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社会结构变动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农村基本上是一种“熟人社会”,{22}而城市里的“单位体制”也使城市中形成了一种类似“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的工作、生活相对安定,交往对象也较为固定而且熟悉。不仅如此,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以及“单位体制”下,人们的生活虽不富裕但压力也较小,比较安定。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信任自然容易形成和保持。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村城市化步伐加快,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快速增加。安定的田园生活被打破,人们的生活工作中竞争日渐激烈,压力加大。同时,社会流动性加快,生活和交际范围扩展。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定感和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并进而导致信任的下降。由于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由此而引发的不确定性也难以避免。特别是当现代化、城市化在短期内急速发展时,其引发的不确定性会更大。

  如果说快速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必然导致不确定性的增加,那么社会转型中社会道德规范的缺失,即社会失范(social anomie)则进一步增大了社会的不确定性。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结构急速变化,传统的农业社会以及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解体,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社会正在形成,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新的制度和规范却未能及时形成,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轨制”。所谓的“双轨制”实际上意味着没有规则可循。从社会价值规范层面看,传统的儒家文化及道德规范、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均在不断解体之中,而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规范却未能形成。信仰缺失、价值观迷茫、社会公德缺乏都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持续存在的普遍现象。

  朱力在2002—2003年两次对中国的社会失范所做的调查显示,一般民众对“总体来看,你觉得现在的社会风气怎么样”的回答中,持否定态度的比例为31.3%,比肯定态度(15.3%)多出2倍以上。根据调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5个领域中,制度混乱、规范缺失的现象都存在,尤以政治领域最为严重。{23}如图2所示,在社会失范状态下,不确定性剧增,社会信任下降可以说不可避免。1990年—2003年间各种社会调查结果也显示,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信任下降比较明显。

  对于社会不确定性的测定目前尚未有较为系统的指标。从宏观层次对社会不确定性的量化测定比较困难,从微观的角度,虽然目前仍未有令人满意的测量指标,但这里笔者尝试用人们对未来的经济状况的悲观认识来测量个人的不确定性或不安感。即,我们假定,相较于一般人,对未来家庭经济前景比较悲观的人对未来更加不安,对不确定性更为敏感。如果对未来家庭经济状况比较悲观的人的信任度比一般人低,那么就证明不确定性造成了信任的下降。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使用了史天健教授主持,中国社科院具体实施,在1993年和2002年分别做的两次调查的数据库来进行比较。其中,2002年的调查也是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2001-2003)中国大陆部分的数据库。当然,必须承认,这种操作并不是非常理想测定方法,只是在资料不足情况下的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从表一可以看到,1993年城市人的信任度为47.3%,农村人的信任度为50.1%,城市和农村相差不大。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但是生产承包责任制基本上没有改变农村的社会结构。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后,单位体制基本也在那个时候开始渐渐出现松动,这种变化对城市人的冲击更大,生活压力增加,就业竞争开始加剧。从表中可以看到,从总体样本来看,1993年—2002年之间,总体上中国的信任从48.5%下降到了41.8%,下降幅度为6.8%。城市人的信任度从47.3%下降到37.7%,下降幅度达9.6%。从农村的情况来看,信任度从50.1%下降到45.8%,下降幅度为4.3%,不到城市信任度的下降幅度的1/2。再从对不确定性更为敏感的人群,即对未来家庭经济状况持悲观看法的人群来看,城市中敏感人群的信任度从41.5%下降到27.2%,下降幅度达14.3%,高于普通城市人群的下降幅度。农村中的敏感的人群的信任度从48.9%下降到36.7%,下降幅度达12.3%,下降幅度同样高于农村普通人的信任度下降,但是低于城市敏感人群信任度下降的幅度。这一分析结果表明,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了信任度的下降,不确定性更大的城市比农村下降幅度更大;对不确定性更为敏感的人群中信任的下降比普通人群更为显著。这一分析结果较好地支持了我们的假设。

  社会流动也可以看作是不确定性的一个衡量指标,社会流动性强,不确定性也更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流动人口大幅增加,这不仅表现在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表现在城市内部各单位之间的人员流动。王绍光和刘欣的研究表明,在某地居住时间越长的人,其社会信任度也越高,相反,居住时间较短的人社会信任也较低。{24}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造成信任下降的许多原因,如内战、社会转型、腐败、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基本都可以通过不确定性这一因素来加以解释,也即,不确定性是上述因素和信任之间的中介变量。如果控制了不确定性这一变量,它们之间未必会存在相关关系或者因果关系。当然,不可否认,造成信任下降的原因很多(比如贫富差距、不平等),不可能所有原因都通过不确定性来解释。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对中国及东亚几个国家的社会信任做了分析。根据分析结果,中国的社会信任度无论从全球范围还是从东亚范围看都是比较高的,东亚地区的信任在全世界各国中也相对处于较高水平。在分析了信任的现状以后,笔者对信任的起源和信任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笔者看来,信任的起源与信任度变迁的原因是不同的。信任的起源是指促使信任从无到有发展的因素,而信任度变迁的原因是指那些促使信任在量上发生变化的因素。本文主要从宏观角度对信任起源的进行了分析。就东亚及中国的情况,信任的起源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具有密切关系。笔者还就中国当前信任下降的原因作了分析。笔者认为,对信任下降更为概括性的解释变量是社会不确定性,当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加时,社会信任就会下降。中国当前信任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社会快速的转型而导致不确定性增加,并进而造成了信任的下降。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目前的信任问题主要不是信任过低的问题,而是信任快速下降的问题。中国的社会转型目前还远未结束,信任的下降可能还会持续。如果任凭信任继续下降,那么中国可能会陷入前苏联东欧和拉美国家出现的,被称之为“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的恶性循环,即,过低的社会信任导致政府政策难以有效实施,而政府政策的失效、不确定性则进一步恶化社会信任。然而,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不确定性的增加有些是腐败或政府滥用权力造成的,有些则是社会急速转型的副产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即使不存在腐败或滥用权力,不确定性可能依然会存在。毕竟,社会需要发展,社会流动无法阻止,社会转型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说能有什么办法可以尽可能减少或消除一部分导致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话,那么恐怕只有寄希望于政府和制度了。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完善法治(rule of law)、增加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来减少因自身的腐败和滥用职权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其次,政府可以通过构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来保障那些对不确定性更为敏感的群体(通常也是社会弱势群体),从而减少他们因社会快速变迁而产生的心理不安。再次,我们要提倡并大力宣传信任等社会资本。信任等社会资本不同于金融、人力或实物资本,作为一种观念性资源,只有当人们意识到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它才不会消失,才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社会资本不会因使用但会由于不使用而枯竭”。{25}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要提倡的信任不是人格化的、小范围的特殊信任,而是指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一般性的、非人格化的信任。因为后者才是现代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机制良好运转的润滑剂,而前者虽然在传统农业社会可能会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却未必能够促进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社会和谐。通过这种制度,我们相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其他造成不确定性增加的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信任的快速下降。

  最后要强调的但未必是最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为了尽可能减少社会转型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我们需要尽快构建一套系统的,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一定程度上讲,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体系和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与现实生活相脱节,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社会公德缺乏已经不是新社会现象了。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不解决,信任等社会资本恐怕难以得到发展。如何建立这种价值观体系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是这里我们强调新的价值观体系要“符合中国国情”,旨在提醒人们,传统文化并不都是糟粕,特别是在价值规范层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进行重新诠释,赋予其现代性的意涵,而所谓“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体系”,那就不能不吸收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却具有普遍意义的某些价值和观念。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王正绪博士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彼得·什托姆普卡(Piotr Sztompka,1999):《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Trust: A Sociological Theory),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边燕杰:“城市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达斯古普塔等(编著)(Dasgupta,2000):《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分析》,张慧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董才生:“偏见与新的回应——中国社会信任状况的制度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冯仕政:“我国当前的信任危机与社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福山(F. Fukuyama,1995):《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

胡必亮:“村庄信任与标会”,《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高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

格鲁特尔特、贝斯特拉尔(编著)(C. Grootaert & T.van Bastelaer,2002):黄载曦等译,《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李惠斌、杨雪冬(编译):《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李路路:“论单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李涛、李红:“双方关系、关系网络、法院与政府:中国非国有企业间信任的研究”,《经济研究》2004年第11期。

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林南(2001):《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控制体制中的个人、组织和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罗伯特·帕特南(1993):《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马克·沃伦等(编著)(1999):《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马俊峰、白春阳:“社会信任模式的历史变迁”,《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2期。

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邱建新:《信任文化的断裂:对崇川镇民间“标会”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王飞雪、山岸俊男:“信任的中、日、美比较”,载郑也夫、彭泗清等:《中国社会中的信任》,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

吴申元、徐建华:“诚信: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道德基础”,《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5期。

夏纪军:“中国的信任结构及其决定——基于一组实验的分析”,《财经研究》2005年第6期。

萧仕平,“传统儒学的‘诚’‘信’: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兼由‘诚’、‘信’意蕴差异看当代诚信道德建设的理路”,《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徐淑芳:“信任、社会资本与经济绩效”,《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5期。

傅礼白:“中国古代家规中的诚信思想”,《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张珉、卓越:“特殊主义信任与合作困境的突破:晋商兴衰的思考与启示”,《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11期。

郑也夫、彭泗清等:《中国社会中的信任》,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

Boix,Carles & Daniel Posner,“Social Capital: Explaining its Origins and Effects on Government Performance”,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28,No. 4,1998,pp.686-693.

Braithwaite,V.A.,Levi,M. Trust and Governance,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8,.

Brown,M.,Uslaner,E. “Inequality,Trust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2002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Boston,Ma. 2002.

Colletta,Nat J. and Michelle L. Cullen,“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cohesion: case studies from Cambodia and Rwanda”,in Grootaert and Bastelaer,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79-309.

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94,1988,pp.95-120.

Cook,Karen S.,Eric R.W. Rice,and Alexander Gerbasi,“The Emergence of Trust Networks under Uncertainty: The Case of Transitional Economies—Insight from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in Kornai,J.,Rose-Ackerman,S.,Rothstein,B. eds.,Creating Social Trust in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193-212.

Dalton,Russell J.,Hac Pham Minh,Pham Thanh Nghi,Nhu-Ngoc T. Ong,“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Capital in Vietnam: The 2001 World Values Survey”,2001,http://www.democ.uci.edu/resources/virtuallibrary/vietnam/vietnam02.pdf. 

Della Porta,Donatella,“Social Capital,Beliefs in Government,and Political Corruption”,in Susan J. Pharr and Robert Putnam (eds),Disaffected Democracies,Princeton Uni. Press,2000,pp.202-228.

Fukuyama,F.,“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IMF Conference on Second Generation Reforms,November 8-9,1999,IMF Institute and the Fiscal Affairs Department,Washington,D.C.

Fukuyama,F.,“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the coming agenda”,SAIS Review,Vol. 22,No.1,2002,pp.23-37.

Gibson,J. “Social Networks,Civil Society,and the Prospects for Consolidating Russia’s Democratic Transi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45,No.1,2001,pp.51-68.

Grootaert,C. “Social Capital: The Missing Link?”,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No. 3,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1998.

Grootaert,C.,D. Narayan,Nyhan V. Jones,M. Woolcock,“Integrated Questionnair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Capital”,The World Bank Social Capital Thematic Group,June 2003.

Hall,Peter,“Social Capital in Britain”,Britain Journal of Politics,Vol.29,1999,pp.417-461. 

Hardin,R.,“Trust in Government”,in 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aret Levi,Eds. Trust and Governance,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8,pp.9-27.

Inoguchi,Takashi,2004,“Social Capital in Ten Asian Societies”,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5,No. 1,197-211.

Jan W. Van Deth,Marco Maraffi,Kenneth Newton and Paul Whiteley Ed. Social Capital and European Democrac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9.

Kornai,J.,Rose-Ackerman,S.,Rothstein,B. eds. Creating Social Trust in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

Kumlin and Rothstein,“Making and Breaking Social Capital: The Impact of Welfare State Institution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 38,No. 4,2005,pp.339-365.

Levi,Margaret,“A State of Trust”,in 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aret Levi,Eds. Trust and Governance,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8,pp.77-101.

Ma,Deyong and Chung-si Ahn,“Stocktaking Social Capital in the ‘Confucian Culture Zone’ of East A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rust,Tolerance and Cooperation”,Political Science in Asia,2007,Vol.2,No.2,pp.75-102.

Pharr and Putnam eds. Disaffected Democracies: What’s troubling the Trilateral Countr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Portes,A.,”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 24,1998,pp.1-24.

Putnam,R. with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Y. Nanetti,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Putnam,R. ed.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Rothstein,Bo,“Trust,Social Dilemma and Collective Memories”,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Vol.12,No.4,2000,pp.477-501.

Sullivan,J.L. and J.E. Transue,“The Psycho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Democracy: A Selective Review of Research on Political Tolerance,Interpersonal Trust,and Social Capital”,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 50,1999,pp.625-650. 

Uslaner,E,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Uslaner,E. and Gabriel Badescu,“Honesty,Trust,and Legal Norms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Why Bo Rothstein is Better Able to Exlain Sweden Than Romania”,in Kornai,J.,Rose-Ackerman,S.,Rothstein,B. eds.,Creating Social Trust in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p.31-51.

Whiteley,P.F.,“The origins of social capital”,in Jan W. van Deth,Marco Maraffi,Kenneth Newton and Paul Whiteley eds. Social capital and European democracy,Routledge,1999,pp.25-44.

Yamagishi,T. and Midori Yamagishi,“Trust and Commitment in the United and States and Japan”,Motivation and Emotion,Vol. 18,No.2,1994,pp.129-166.

Yamagishi,T.,Karen S. Cook,Motoki Watabe,“Uncertainty,Trust,and Commitment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4,No.1,1998,pp.165-194.

【注释】

①Rothstein and Uslaner,“All for All: Equality,Corruption,and Social Trust”,World Politics,Vol.58,No.1,2005,p.42. ②相关讨论参见,郑也夫、彭泗清等:《中国社会中的信任》。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23—39页。 ③该指标的具体问题项为:“一般来说,你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以信任吗?”。备选答案一般有两个,即“信任”和“小心为好(表示不信任)”。 ④Kenneth Newton,“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and Democrac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2,No.2,2001,p. 203. ⑤如果把“一般人”换成“陌生人”,那么调查结果将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很多学者忽略了这一点。 ⑥ ■ ■ pp.93-115. (金在韩[音],2004,“关于国家信任水平测定的研究笔记”,《国际地域研究》,第13卷冬季号,第93—115页。) ⑦社会调查和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但有时候人们对许多社会现象的主观感觉可能未必是真实的。作为研究人员,亲身感受和研究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信任状况并作出合理、客观的判断是不可能的。以目前可以利用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来收集一手数据和资料仍然是评价各国信任状况的最可靠的方法,调查结果也是最接近事实的。 ⑧Rothstein and Stolle,“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reate and Destroy Social Capital: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Generalized Trust”,Paper prepared for the 98th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in Boston,MA,August 29-September 2,2002. ⑨对于信任的起源,王绍光与刘欣还总结出了利他性信任,认识发生论角度的信任等等,但是这些理论侧重从微观的个人层面来解释信任的生成,而本文主要从宏观角度来探讨信任的起源,因此对这些理论不做详细分析。参见: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载郑也夫、彭泗清等:《中国社会中的信任》,第209—249页。 ⑩ Deyong Ma and Chung-si Ahn,“Stocktaking Social Capital of East-A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rust,Tolerance and Cooperation”,Political Science in Asia,2007,Vol.2,No.2,pp.75-102. {11}Piotr Sztompka,Trust: A Sociological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69-101. {12} 《三字经》:“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13}吴根友,“现代中国人信任的传统资源”,《伦理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30—33页。 {14}同上。 {15}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第7—9页。 {16}当然,儒家思想里包含着有利于信任生成的要素并不意味着儒家的价值规范在总体上是适合现代社会的,而这一问题并不是文中的讨论主题。 {17}1990、1995、2001年的数据为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2003年为Asia Barometer的调查数据。参见:Deyong Ma and Chung-si Ahn,2007。 {18}参见Deyong Ma and Chung-si Ahn,2007. Piotr Sztompka,Trust: A Sociological Theory,1999. Robert Putnam,Bowling Alone,New York: Simon & Schuster,2000. {19}Nat J. Colletta and Michelle L. Cullen,“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cohesion: case studies from Cambodia and Rwanda”,in Grootaert and Bastelaer,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79-309. {20}http://www.nsf.gov/od/lpa/news/press/01/pr0185.htm (检索日:2008年4月28日)。 {21}参见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第208—254页。 {2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 {23}朱力:《变迁之痛: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研究》,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9—100页。 {24}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 {25}A·奥斯特罗姆:“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概念”,载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页。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