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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

李若建

【内容提要】 论文初步描述了反右运动中没有受到注意的一些现象,如基层反右运动的时间、右派分子的职业与分布、为什么成为右派、谁把谁打成右派等等。根据对反右运动的深入分析,认为反右运动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当年社会流动模式、组织内部矛盾、手段与目标冲突的必然后果。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给后人留下了太沉重的话题。当年的55万多名右派,加上以其他相关罪名被处罚的过百万人,在耗费完他们一生中最精华的岁月后,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带着冤屈离开人世,其余的也年逾古稀。今天研究这场悲剧的目的,并非指责也不是伤感,而是期望让这种悲剧在中国不会重演。


一、反右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重新评价反右运动,给右派分子平反摘帽,也引发了许多关于对这场悲剧的回忆和研究。当事人的回忆具有资料价值,但往往是一种悲愤与无奈心情的表露,缺乏学术探索。现有的学术研究主要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一政治运动,把研究焦点聚集在中共高层领导的决策(如“阴谋论”、“引蛇出洞”等等)和少数精英右派(如个别高级官员、著名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领导人等等)身上,这些研究让人觉得有些不足。其实反右运动的事实真相与许多描述有很大的差异,主要有几方面:

  第一是运动进行的时间,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县一级行政区域,反右运动是在1957年底,甚至于1958年初开始进行的。个别地方,如西藏是在1958年4月才开始整风反右运动{1},比最早开始反右运动的地方几乎迟了一年。这也就是说,在广大基层的反右运动,是在“阴谋”已经成为现实后才开始反右运动,因此基层反右是“阳谋”。还有少数地方,如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在1959年后还把少数人划为右派,{2}打右派分子已经成为当年打击异己的一种手段。

  第二是右派是什么人?一般认为,右派是知识分子,这并没有错,但是右派是哪一类知识分子,却少有人注意。根据大量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记载,半数左右的右派是中小学校教师。1957-1958年河南省有7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教师4.1万人,占58%,{3}是笔者所见到省级右派职业构成中,教师比重最高的。在河南省内部,一些地区右派中教师的比重更加高。55万多名右派当中,绝大多数并非著名人士,而是受过一点教育的普通人,在本文中称之为“庶民右派”。不研究这些庶民右派,就无法真正了解这场运动。

  第三是右派分布在什么地区?这也是被忽略的问题之一。过去受到关注的往往是工作生活在大城市的右派,其实绝大多数右派工作生活在小城市和乡村。而且越是基层,右派的比重越高。四川省截止1957年12月底,划右派12676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5.63%。省级机关共划右派1125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3.84%,省属市和专、县两级机关划右派1155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5.89%。{4}

  在有的地方,反右运动甚至一度扩展到农村,河北省保定地区农村对生产不积极的社员、瞒产者、打牲口、不愿交公粮者、贪污者,喊成“右派”{5}。河北邢台县一个400多户的村庄,竟摸出65户右派。有的合作社把斗争了的对象,都扣上右派帽子。{6}不过这种乡土右派,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很快中共中央发文指示不在工人农民中抓右派。

  第四是右派分子为什么被打成右派?这个问题过去经常被认为右派分子是因为言论而成为右派。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右派分子之所以成为右派,并非他们在反右运动之前的整风运动中有什么“反动”言论,而是在整风之后,甚至不少人在1958年才被罗织罪名的。

  第五是在反右运动时期还有什么人被整肃?由于反右运动的影响很大,同时因为右派分子中社会精英多,因此当时发生的一些政治运动被忽略了,比如在工人、农民中间划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南方和西北地区划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分子,在福建省划的“不纯分子”等等。同时在反右运动中,除了划右派之外,还划了数量庞大的“中右分子”,甚至有一大批人既不是右派分子,也不是中右分子,仅仅是所谓的“因右(右派言论、行为)”问题而受处理。在这一时期,形形色色被处理的人到底有多少,没有见到全国性的公开的统计数据公布。云南临沧地区划右派331人,同时受批判处理达6327人。{7}笔者根据各地方性数据,作保守估计,当时被处理的人数大约在150-200万人之间。

  第六是谁把别人打成右派?当年的高层领导,特别是毛泽东对反右运动有重要影响,但是这么一件涉及数千万人参加,有55万人成为神坛祭品的运动,没有一个社会基础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右派的身后都有一个或者是一群把他踩入社会底层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七是右派的命运如何?虽然右派的命运是悲惨的,甚至于发生过甘肃酒泉“夹边沟”那样的令人发指事件,当年被押送到这里的3000多名“右派”,不到一年时间,先后就有2500左右人死在了这里{8}。(有官方的资料是有2369名右派和定为其他分子的人员送往夹边沟等农场,到1961年先后因饥饿、疾病和过度劳动造成1165人死亡。死亡人员中有大学教授、县委副书记、县长、副县长{9}。不过另一官方资料表明,会宁县送往夹边沟32名右派中,仅仅生还8人)。{10}甘肃省永登县右派被劳教21人,过非人生活,致使绝大部分人死亡。{11}但是大多数右派分子作为“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中的一员,其命运是相对好一些。从右派分子与其他“五类分子”命运的差别上,多多少少让人觉得不能简单用阶级斗争的视角去分析反右运动。

  第八是要指出的是与文化大革命前的几次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等等相比,反右运动是最受到关注的,为何反右会特别受到关注?这一现象值得探讨。

  笔者相信弄清上述问题,有助于看清反右运动的实质和全貌。但是由于能够说明问题的历史档案还没有开放,因此这种研究,更多是一种推测。本文不可能全面研究反右运动,也不可能回答上面提出的种种问题,只是试图用社会学的视野去剖析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别的年代,同时也期望今后也可以用这一视野去看中国当代社会的巨变。本文的着眼点不是那些著名的精英右派,而是庶民右派,期待对庶民右派这一个右派主体的研究,尝试解答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些问题。


二、庶民右派的若干特征分析


  讨论反右运动,特别是研究基层反右,必须明白右派分子的一些基本特征,至少要知道他们在哪里,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被打成右派。可是时间经过了半个世纪,依然没有充足的资料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因此笔者只能透过零散的文献记载,通过拼图式的资料梳理方式,争取能够还原真实。其实,把右派分子的特征搞清楚,就可以部分回答上述问题。

  (一) 右派分子的空间分布

  55万右派分布在哪里,这是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笔者没有见到官方公布的各地右派人数,同时各地官方文献中披露的数据口径也不一致,有的地方说的是当年划右派的数字,也有的地方是1978年后平反右派的数字,这些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表一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文献所披露的、不同口径的右派数量,各地数据加起来与全国数字不符,不过通过这些数字,还是可以看出大概的轮廓。全国有55.3万名右派,有意思的是右派不是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这些知识分子集中的大城市,这一现象耐人寻味。不仅是大城市右派比重低,当年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北、江浙地区的右派比重也低,反而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右派相对比重高。

  在讨论右派分子分布的时候,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农村的农民没有进行反右运动。除了农村小学教师(属于非农业人口)之外,农村没有划右派分子。因此讨论各地右派分子分布的情况,除了考虑其绝对数,还必须考虑其相对数,也就是右派分子占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另外要指出的是,当年的人口统计指标比较混乱,有的地区用的是非农业人口指标,有的用市镇人口指标,不过两个指标的数据相差不大,因此本文统一称之为非农业人口。

  比较极端的是西安市与河南省的一些小县城。西安市是当年一个大城市,1957年约有100万非农业人口,西安市全市划右派1816人(当时的区划),其中大学生615人。{12}西安市右派占市镇人口的比重只有1.8‰左右,如果考虑到西安是一个高等院校集中的区域,学生右派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不计大学生的话,西安右派分子占市镇人口的比重大约1.2‰左右,因此西安右派的比重是相对很低的。与西安市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河南省,河南省有一部分县,非农业人口只有几万人,划右派的数量超过千人,这些地方是稍微有点文化的人,很难逃脱被划右派的命运了。

  如果把目光放到省内,可以发现在一省之内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区往往右派的比重不高。河南省是全国右派最多的省份,而且是右派分子占非农业人口比重第二高的省份,如果进一步分析河南省右派分子的分布,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显然在笔者收集到资料的地区,大城市反而右派比重少,经济落后的地区右派比重高。

  从表二中可以发现,各主要城市右派人数在数量上并不多,而且占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之下,以农业为主的各专区的比重就要高许多。当年河南省的9个省辖市的右派总数约6千人,占全省右派总数不足10%,可见绝大多数右派在基层。如果再以专区一级来看,从表二中可以看出,作为专署所在地,右派人数和比重均远远低于下属各县。笔者收集到右派人数最多的商丘、南阳两地区各县右派人数,发现各县右派比重均远远高过专署所在地,(因篇幅限制各县数字不列出)。可见,反右运动在实际操作上严重向基层倾斜,基层实际上成为反右的主要场所,基层干部和教师也成为右派的主要来源。

  (二)年龄与性别特征

  年龄、性别这些基本人口特征是了解一个群体状况的非常重要特征,然而有关右派分子的年龄、性别特征的资料,笔者极少见到。根据见到的零散资料,可以认为在右派分子中,以中青年人居多,以男性居多。如福建省永定县划79名右派,只有1名女性{13}。南京市鼓楼区的右派,大部分是学生出身,30岁左右{14},估计全国也大多如此。

  (三)职业特征

  由于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主要在基层,因此右派分子以低级干部和教师居多。下面是一些零星资料,不过可以说明问题(由于篇幅所限,仅举几个省为例,笔者所见到的全国各地的资料表明情况基本相同)。

  山东省。日照有右派176人,其中机关干部59人、中小学教师106人。{15}泰安地区不同行业参加反右运动人数和右派分子情况如下:工交企业参加运动3.3万人,划右派61人,占0.2%;机关干部参加运动1.9万人,划右派344人,占1.8%;中小学教师参加运动1.3万人,划右派1215人,占9.5%。{16}临沂地区右派的行业分布:教师占56.9%、工交财贸占20.4%、机关占19.5%、其他占3.3%。{17}山东省梁山县1957年1983名机关干部中有88人定为右派,占4.4%;1316名小学教师中150人定为右派,占11.4%。{18} 

  河南省。汤阴县一中教师划右派30余名,占全校教师总数的一半。{19}长垣县1958年初全县参加运动的1069名干部有7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1477名教职员中有291人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11月下旬进行反右“补课”,有82人被定为右派,其中:教师77名、干部5名。{20}浙川县教师中33.9%的人被划为右派。{21}濮阳县的右派构成是:县直机关占27.9%;区、乡干部占12.0%;中小学教职员51.7%;师范学生占8.4%。{22}鲁山县右派分子549人,占参加反右派总人数的12.5%,其中:干部占干部总数的7.1%;中小学教师占教师总数的25.3%。{23}

  湖南省。郴州地区右派2232人,其中地委常委1人,科级以上干部104人,一般干部553人,工程技术、医务、财务人员172人,中小学教师1374人,工人11人,工商业者8人,民警8人,中学生1人。{24}在行政干部中,右派以一般干部为主。宁乡县是湖南省划右派最多的县之一,共划右派1027人,其中小学教师占76.2%,中学教师占4.6%,中小学教师合计占80.8%。{25}新邵县划右派分子363人,中小学教师占75%。{26}安乡县划右派分子231人,中小学教师占84%。{27}浏阳县中小学教师被划右派分子的达452人,占教师总人数的18.2%。划右派面最大的浏阳三中,全校24名教师,16名被划为右派。{28}这可能是全国右派分子比例最高的中学。

  除了中小学教师之外,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的。仅仅在北京的高等院校,就有3000多学生被打成右派。{29}估计全国右派学生人数有2~3万人左右。

  根据上面的资料,笔者估计在右派分子中间,大约40~50%是中小学教师,另外20~30%左右是县级以下基层干部,还有5%左右是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也就是说,这些小人物构成右派分子的70~80%,甚至更多一些。

  

三、庶民右派的获罪


  在大体上了解了庶民右派的特征之后,需要进一步了解他们为什么成为右派。河北省衡水县右派罪名较为集中地反映在:对社会现状、统购统销、合作化不满,包庇右派分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30}全国各地的情况与衡水县差不多。

  (一)庶民右派的官方标准

  当年对庶民右派的标准是非常严厉的,而且不让民众知道右派标准,因此让不少人动辄获罪。1957年8月17日甘肃省吴忠州(现属于宁夏)的一份文件{31},对基层右派的标准作如下规定(节录):

  一、言论和行动上,一贯地、有意地来扩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并丑化我们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从各方面采取各种方式拉拢群众,挑拨我们党与群众的关系。

  二、在这次运动中,到处串连群众,进行非法活动,或者他站在幕后进行阴谋策划,而且操纵一切组织,来疯狂地向党进攻,或者他们聚众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包围起来,行凶殴打,以及大肆辱骂。

  三、积极写反动文章,散布反动言论,发表反动谈话,并亲自出头带动其他人张贴煽动性的大字报和反动标语。

  四、在大鸣大放中和批驳右派分子的斗争运动中,虽其本人未发表反动言论,但却直接支持和为反动言论的人进行辩护,依此则应划为右派分子。

  五、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贯对党仇恨,或者其家属被镇压斗争,平日表现不好,在这次大鸣大放与反右派斗争中,虽然没有明显的反动言论或反动活动,但仍应划为右派分子。

  六、过去的老右派在此次运动中,尽管其表面上也批判其他右派分子,但并不联系自己的问题,进行深刻批判,像这种人还要算作右派分子。

  七、过去各方面表现较好,平时又能和我们合作,但在此次运动中,竟然向我们积极进攻,泄露党的机密(包括党团员),这些人亦应算作右派分子。 

  吴忠州的这个标准不会是空穴来风,应该有上级文件的依据,因此笔者认为,这类标准应该是全国大体相当。例如,河南省鲁山县审批右派分子的标准:第一,攻击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攻击人民民主专政;第四,攻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五,攻击工农联盟;第六,散布群众生活“今不如昔”言论;第七,攻击军民关系。标准只供领导掌握,不向群众公布。{32}

  (二)庶民右派的实际操作标准

  由于划右派的标准含糊不清,因此在实际执行中任意乱划右派,以至于全国没有几个人真正是右派。在庶民右派中,对政治体制表示不满者不多见,最多是对一些具体的制度表示不同意见,而其中不少人则是没有提什么意见,莫明其妙成为右派。以下是归纳的若干打成右派的原因:

  1、政治上犯忌讳。犯了政治上的忌讳在比较早开始反右运动的基层出现过,但是不普遍。在运动开始时,有两名县干部业余学校教师联名写信给《光明日报》,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观点。因信件被转回而成为右派,有人说“共产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年这些都属于严重政治问题,自然都打成右派。{33}福建省仙游县是反右试点单位,1957年6月就开始大鸣大放中,有人要求由党外人士推选组成“特别委员会”来帮助党内整风、派代表向县委请愿当场质问县委领导人、甚至有扬名要殴打某领导人等出格的言论。{34}政治不正确者,就难逃右派的命运。不过因为大部分基层反右的时间比较迟,这种情况不会很多。

  2、对粮食统购统销不满。1953年开始的统购统销政策,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深深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对于基层干部和普通中小学教师来说,他们对统购统销的弊病比较了解,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有亲友在农村,因此在反右中,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不少。统购统销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讲粮食问题成为政治忌讳,不少人因此成为右派。甚至于在基层官员之间,对粮食产量有不同观点,都可能成为右派。安徽省桐城县1957年秋,县委领导成员之间对全县粮食总产量是3.7亿斤还是4.3亿斤发生争论,坚持3.7亿斤的县长被划为右派(当年实际产量是2.9亿斤)。{35}

  有教师因为一句“希望自己能吃饱饭”,被戴上右派帽子{36}。有的只是提出疑问:“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烧饼油条都买不到?”{37}一位县农业科副科长(相当于今天的副局长)在会上讲粮食问题时说:大人多小孩少的够吃,大人少小孩多的就不够吃;轻体力劳动的够吃,重体力劳动的就不够吃;加蔬菜多的够吃,加蔬菜少的就不够吃;吃稀点的就够吃,吃稠点的就不够吃;油多的够吃,油少的就不够吃;职工家属买点粮食添上够吃,光靠农业收入的就不够吃;家庭和睦互敬互让的够吃,争争吵吵各顾各的就不够吃。这些话是和稀泥的,可是因此被打成了右派。{38}1958年4月一天上午,河北省邱县一位农村小学教师在整风会上,被负责人问“你在农村听到农民说粮食一天一斤够不够吃”,她回答“有的够吃,有的吃不了,也有的不够吃”,结果当天下午打成右派。{39}

  3、对日常工作有意见。不少教师是因为对教学安排不满成为右派的,有教师只因为说了“希望改变学生考试时间”,被打成右派{40}。有小学校长提出要重视小学教育,不要随便抽调教师搞中心工作以免影响正常的教育秩序,被加上与党闹独立的罪名划为右派{41}。有一邮局职工提出两条纯粹是工作业务上的意见:建议给已通公路的乡村投递员买辆自行车,使他们工作起来方便快捷;建议把乡村投递员的午餐补助费从0.2元增加到0.25元,仅此“罪过”就成为右派。{42}

  4、对基层官员特权不满。1949年后,官员的腐败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甚至于经历了暴风骤雨式的“三反”运动,枪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中层官员也起不了足够的警示。因此在反右运动中大量的意见是对基层官员特权的不满。湖南省龙山县大鸣大放中,提出意见18969条,领导和干部作风的9175条,占48.4%。{43}云南昆明市西山区1957年12月开始整风,提意见5542条,其中领导作风和干部作风占47.32%。{44}由两地的数据可见民间对干部的怨气不小。

  相当一部分人是对领导的配偶及子女特权不满。有人因写了揭发县委某书记夫人滥行职权,盖了书记的章子向花纱布公司强要布票的大字报成为右派。{45}四川省泸县政府的一位秘书最初作为积极分子使用,后因批评县委领导人妻仗夫势,划为右派。{46}河南省有一位县妇联主任对县委书记不下放他自己的老婆不满,所以在整风提意见中提了条“大干部妇随夫唱,小干部长守空房”的意见而被划为“极右派”。{47}有人因议论:县委书记搞特权建书记院有些不合理,政府主要头头利用手中特权批1000斤小米,在春暖花开时还每人做一件皮大衣等不合理,成了重要的右派“罪证”。{48}有两个青年干部,因为鸣放时说支部书记用公费买棉大衣穿,不还钱,也不把大衣归还公家,被说成对领导没有阶级感情,划为右派分子。{49}有一单位职工背后议论支部书记爱挑逗妇女,反右时书记将私下议论他的3人打成反党右派集团,2人划为右派,1人划为中右。{50}

  对一些官员抛弃糟糠之妻,民众中早有看法,在反右中成为一些人的话题。湖南洞口县有大字报说一些干部是新的“陈世美”,当了干部不要前妻{51}。湖南新邵的几位区乡干部因不满县委一些领导与农民妻子离婚另娶有意见,鸣放中贴了大字报,被认为反对党的领导而打成右派。该县的县长和一位副县长对提拔某些县委领导的太太提出意见,而被打成右派。{52}

  5、积极分子被误打成右派。因为基层反右运动中,大多数是不敢乱说的,因此为了诱导别人说,上级要一些积极分子“把水搅挥,引蛇出洞”,要他们在既不丧失立场、又能麻痹右派的情况下,大胆鸣放。{53}但是积极分子把握不好,也会倒霉。河南省郾城县组织“积极分子”引诱别人发言,有两位“积极分子”言论被一位更高级别的官员听到,认为是右派,而要对此事负责的人不敢为他们申辩,导致他们两人成为右派。{54}湖南省祁阳县至1958年6月,完不成5%的控制数,于是不惜将些所谓骨干、积极分子上纲上线以凑其数。县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县长,都因此成为右派。{55}福建省永定县一位“鸣放”小组的记录员,如实汇报 “鸣放”的内容,听汇报的领导听了很不高兴,当场谴责他说:“你汇报的不是其他人所鸣放的意见,而是你自己编造出来向党进攻的毒箭。”因而被打成右派。{56}

  多年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而没有得到批准者,心中难免有失落,甚至于对基层党的领导不满,这些人在反右中有时会流露出这种心态,因此成为右派。河南省鲁山县有两人,因多次申请入党,由于出身成份问题,没有被批准。一次开会时,谈及入党问题,相互安慰说:郭沫若在中央政府工作,不也是非党吗,咱就比他吧。由此成为右派。{57}

  6、莫明其妙成为右派,这种情况相当多。以下是一批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个案:

  有人什么也没说,因为错把别人的材料装在他的档案里,结果打成右派;有人因为档案被组织弄丢了,不知道为什么被打成右派;有教师因为打学生一个耳光,戴上右派帽子;有人因为会拉手风琴,被划为右派。{58}有中学语文教师自负,曾讲过“要同县委比一比写报告”的话,而打成该县教育系统第一个右派。{59}一位秘书因起草文件时,把人民政府的“府”字错写为“腐”字,成为右派。{60}有些人因为开玩笑说 “赫鲁晓夫脑袋像鸡蛋”,县里某位领导干部“讲话口齿不清”,而打成右派。{61}广东潮安县,当时下达工商界54个右派名额,下面上报56人,县上只批54人,而对两个没有批准的右派下面没宣布,仍然给他右派分子“待遇”,造成潮安县工商界超额两个右派人员。{62}

  广西凭祥海关尚缺一名右派才能完成任务,连续开三个下午的会,但谁也不做声。到第四天开会,刚从上海学校分配来的一位19岁姑娘弄不清右派分子是好是歹,见领导苦于发动,于是她举手说:“这个右派分子无人当,就让我来当吧!”当她糊里糊涂地被送劳教时,才恍然大梧,后悔莫及,天天哭叫“我不当右派啦!”“我要回上海跟我妈妈……”。{63}

  广东省梅县有一个5人的小单位,必须划出一个“右派分子”,开会时谁也不说话,沉默了好久,后来一位起身去小便,留下的4人就指定这人是“右派”,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县的“屙尿右派”。{64}

  四川省泸县一些右派是按领导人的推理分析,认定必然是右派而被划为右派的。一位干部,运动中一言未吭,被定为右派后本人不服,向领导反映,得到答复是:“你平时就有反党的思想基础,运动中又一言不发,比公开鸣放的更可怕。”{65}一个旧社会邮局留用下来的一般职工,从来开会不敢多说一句话。反右运动他始终不发一言,大字报莫说写,连看都不敢看,但最后还是被划为右派分子。{66}湖南邵阳有人没有“反动”言论竟然被工会打成右派,被称为“闭口右派”,更加莫名其妙的是没有被当时反右办公室审批,公安局也末列入“五类分子”队伍,因此后来也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67}

  只要说过写过粮食不够吃,就是攻击粮食政策,就是右派。有个干部在整风以前说过家里粮食常年不够吃,虽然他在整风中没写一张大字报,但这个事其他人都知道,他认为自己就是右派,干脆自报好了,因此他算起义右派。{68}

  7、与基层领导有矛盾,这类人被打成右派的最多。湖南省有一位市委书记(县级市)与专区的上级官员有矛盾,因此上级把他平调专署后,在新的单位把其打成右派(恐怕是留在市里作一把手,没人胆敢动他),其罪名则是在他的原任罗织的。{69}当时有的县长因为与书记有矛盾而成为右派。{70}书记和县长的命运如此,基层干部就更加不用说,得罪了领导基本上是死路一条。

  向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提意见或与主要负责人的关系不好,普遍作为区分是否右派的标准。凡向主要负责人或其妻子提过批评意见的,往往难逃划为右派的命运。一些日常工作中的矛盾,在反右运动中被官员趁机报复。四川省巫山县原公安局负责人曾与原县委领导在工作上发生了一些争论,后来省地政法部门支持了公安局负责人的意见,县委领导认为伤了他的面子和威信,由此极不满,后来竟借反右斗争之机,以“反对党的领导”为名,将原公安局负责人打成了右派。{71}

  当时也有些人对领导提意见的方式变成了人身攻击,用漫画把领导画成猪,甚至于抬着一个棺材,唢呐带路,孝子相随,走几步就燃放三声大炮,公然写着县委主要领导人“某某之柩位”,{72}这种攻击方式自然要遭到官员的猛烈报复。

  8、反地方主义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但是很少引起关注的问题。1949年后,在中国的南方和西北地区,来了大批干部,在南方被称之为“南下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摩擦和争斗,由来已久,在反右斗争中,有一些本地干部趁机发难,福建省晋江地区在大鸣大放中就发生所谓“反南下干部风潮”,{73}结果是当地干部失败了。

  9、家庭背景。有人就因为父亲被镇压了,被划为右派。{74}黑龙江省克东县的57名右派中,本人有各类历史问题的27人,家庭成员有被杀之仇和被斗的15人,合计42人,占73.7%。{75}江苏省铜山县文教系统的110个右派中,属于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56人,资本家出身的3人,中农出身的31人,贫雇农出身的15人,其他出身的5人。{76}可见出身“不好”者,成为右派的可能性高许多。甘肃永登县委领导提出“右派是客观存在,不管你说不说话”,因此反右矛头对准出身不好和有问题的人。{77}四川省涪陵县委在事前对机关干部排队中,排出71名右派,根据是一、出身剥削者、直系亲属被杀、关、管者共23人,占右派数32.4%;二、本人系历史反革命,反动党、团或历次运动中被打击的对象,共26人,占36.6%;三、由于严重的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的共22人,占31%。{78}

  同样是右派,家庭出身不同,可能处理也不同。有一个中学有4个右派,一名系贫农出身,作“中右”处理,安排了教学。另一名虽同样贫农出身,但历史上有污点,评为“右派”后,受“开除留用”处分,仅领生活费,一年后摘帽。剩下两名,系地、富家庭出身,分别开除公职、逮捕劳改。{79}广西贺州对有历史污点的右派,一律按反革命论处,送农场劳教。{80}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上述右派分子的罪名几乎没有一个能够成立,当年的荒唐给历史留下了沉重的负担。

  (三)右派言论的来源

  根据零星的资料记载,右派言论可以分成两大类别:一是有“根据”的,二是无中生有的。有根据的又可以分成几种:(1)确实在鸣放时说过、贴过大字报,(2)在日记书信中写过,(3)被人揭发或自我交待的平时的言论。{81}

  河北省衡水县不少干部职工怕说错话被打成右派,因此一些单位采取各种办法收集材料,有的翻阅会议记录、思想汇报材料,查找右派分子的踪迹;有的采用个别谈心聊天的方式,在言谈话语中搜索右派言论;有的召开有关“合作化”、“肃反”、“粮食统购统销”等小型专题辩论会,促使右派“出笼”,等等,并指定专人负责记载言行,及时上报。{82}

  (四)基层官员的态度与反右

  右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内定的,不管他们说没说出格的话,甚至在反右后有人宣布有五种人:出身不好的人、有历史问题的人、社会关系复杂的人、受过处分的人、骄傲自满的人(认为未受到党的提拔),不管你写不写大字报,发未发言,都该定为右派。{83}四川省泸县先内部排队,由少数人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圈点右派、中间派、左派。再经过鸣放,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对内部定为右派的对象,如本人不发言,又进一步采取办法,促其发表意见,然后从中抓住“把柄”作为定案的反动言论。最后进入反右派阶段,召开大小批判会,斗争会,强迫被批斗者认罪。{84}这种反右方法,给予基层官员生杀大权,因此官员的人品对下级的命运影响很大。

  在反右运动中,人格被完全扭曲。普通百姓不得不作违心的事,就是一些小头目也是不得不应付上级任务。一位当事人回忆说,有批判他的人私下告诉他,批判他是迫于领导压力,希望能理解他。这位当事人开始不认罪,因此给参加会议的人和主持人带来麻烦,当最后认罪时,到会的人才松了口气,主持人苦笑了一下说:“奶奶的,散会。”{85}基层官员的态度有所不同,结果也会有所差别。

  1、善良者。一些基层官员对反右运动并不太热心,也许有人内心还反感,因此保护了一些人。例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机关按比例应该划十多个右派,但是一个没划。{86}山东省邹平师范和邹平一中都是个教师成堆的地方,邹平师范一个右派没划,邹平一中打了十几个右派,其原因是邹平师范领导人好。{87}从上述一些特例来说,反右的灾难与基层官员的人品相关。人品好,下属少受罪,反之则受罪。

  2、恶劣者。由于基层反右开展的时间迟,许多人已经是不敢说话了,因此基层官员使用的方法也就更加恶劣。河南浚县1957年底反右时,大多数人知道大鸣大放要抓右派的。县委惟恐抓不到右派犯“右倾”错误,首先对参加运动人员都作了审查站队,以便分别对待,将3159名县乡干部、中小学教师划为39个小组,实行分片包干,层层负责,定大字报任务数。发现右倾领导,立即撤免。不准漏网一个右派,否则就是对党不忠,要审查阶级立场,严加处理。因此每个领导干部,都怕犯了右倾错误,个个左得出奇。所以一下便打了507个“右派分子”,后来又抓了320名“漏网右派分子”。有人连一张批评建议的大字报也没有写,也被划为右派了,因其当过伪军,不写也得抓。共划右派827名,约占干部、教师总数的27%。{88}有的地方在办教师学习班时,在学员的床底下安上窃听器,结果抓了53个右派教师,占全体学员的20%左右。{89}

  3、反右与官员的命运。有些基层官员不太积极,也可能受到打击。广东省连县反右时在中小学教师中先划了超过5%的人为右派,但是没有完成划10%的任务,因此反右运动的负责人被上级指责右倾,结果又补划了一批人,完成指标。不过这位负责人也没有因此逃过惩罚,被降工资两级,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农场劳动将近两年。{90}福建省永定县因当时工交系统没有划出右派分子来而惹恼了县委某领导,因此硬把一位负责工交系统反右的人打成了右派。{91}

  (五)人性弱点

  在反右运动中,人性丑恶的一面得到空前的展示。运动中充满了背叛出卖、落井下石、报复诬陷。在人性的恶劣表现中,有求得自保而出卖别人者。有人受邀在别人写好的大字报上签名,结果被大字报的真正策划者与其他签名者为了自保的情况下,一致将其诬陷为大字报的主谋,成为右派。{92}有人则是在运动中,专门靠整别人,自己得到利益。个别右派,把自己成为右派的原因,归咎于揭发者,因此铤而走险,实施报复,山西阳原县团委一副书记被打成右派后,盗窃枪支,将提意见者打死,自己被处决。{93}

  当时也有些人对领导提意见的方式变成了人身攻击,用漫画把领导画成猪,甚至于抬着一个棺材,唢呐带路,孝子相随,走几步就燃放三声大炮,公然写着县委主要领导人“某某之柩位”,{72}这种攻击方式自然要遭到官员的猛烈报复。

  8、反地方主义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但是很少引起关注的问题。1949年后,在中国的南方和西北地区,来了大批干部,在南方被称之为“南下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摩擦和争斗,由来已久,在反右斗争中,有一些本地干部趁机发难,福建省晋江地区在大鸣大放中就发生所谓“反南下干部风潮”,{73}结果是当地干部失败了。

  9、家庭背景。有人就因为父亲被镇压了,被划为右派。{74}黑龙江省克东县的57名右派中,本人有各类历史问题的27人,家庭成员有被杀之仇和被斗的15人,合计42人,占73.7%。{75}江苏省铜山县文教系统的110个右派中,属于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56人,资本家出身的3人,中农出身的31人,贫雇农出身的15人,其他出身的5人。{76}可见出身“不好”者,成为右派的可能性高许多。甘肃永登县委领导提出“右派是客观存在,不管你说不说话”,因此反右矛头对准出身不好和有问题的人。{77}四川省涪陵县委在事前对机关干部排队中,排出71名右派,根据是一、出身剥削者、直系亲属被杀、关、管者共23人,占右派数32.4%;二、本人系历史反革命,反动党、团或历次运动中被打击的对象,共26人,占36.6%;三、由于严重的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的共22人,占31%。{78}

  同样是右派,家庭出身不同,可能处理也不同。有一个中学有4个右派,一名系贫农出身,作“中右”处理,安排了教学。另一名虽同样贫农出身,但历史上有污点,评为“右派”后,受“开除留用”处分,仅领生活费,一年后摘帽。剩下两名,系地、富家庭出身,分别开除公职、逮捕劳改。{79}广西贺州对有历史污点的右派,一律按反革命论处,送农场劳教。{80}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上述右派分子的罪名几乎没有一个能够成立,当年的荒唐给历史留下了沉重的负担。

  (三)右派言论的来源

  根据零星的资料记载,右派言论可以分成两大类别:一是有“根据”的,二是无中生有的。有根据的又可以分成几种:(1)确实在鸣放时说过、贴过大字报,(2)在日记书信中写过,(3)被人揭发或自我交待的平时的言论。{81}

  河北省衡水县不少干部职工怕说错话被打成右派,因此一些单位采取各种办法收集材料,有的翻阅会议记录、思想汇报材料,查找右派分子的踪迹;有的采用个别谈心聊天的方式,在言谈话语中搜索右派言论;有的召开有关“合作化”、“肃反”、“粮食统购统销”等小型专题辩论会,促使右派“出笼”,等等,并指定专人负责记载言行,及时上报。{82}

  (四)基层官员的态度与反右

  右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内定的,不管他们说没说出格的话,甚至在反右后有人宣布有五种人:出身不好的人、有历史问题的人、社会关系复杂的人、受过处分的人、骄傲自满的人(认为未受到党的提拔),不管你写不写大字报,发未发言,都该定为右派。{83}四川省泸县先内部排队,由少数人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圈点右派、中间派、左派。再经过鸣放,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对内部定为右派的对象,如本人不发言,又进一步采取办法,促其发表意见,然后从中抓住“把柄”作为定案的反动言论。最后进入反右派阶段,召开大小批判会,斗争会,强迫被批斗者认罪。{84}这种反右方法,给予基层官员生杀大权,因此官员的人品对下级的命运影响很大。

  在反右运动中,人格被完全扭曲。普通百姓不得不作违心的事,就是一些小头目也是不得不应付上级任务。一位当事人回忆说,有批判他的人私下告诉他,批判他是迫于领导压力,希望能理解他。这位当事人开始不认罪,因此给参加会议的人和主持人带来麻烦,当最后认罪时,到会的人才松了口气,主持人苦笑了一下说:“奶奶的,散会。”{85}基层官员的态度有所不同,结果也会有所差别。

  1、善良者。一些基层官员对反右运动并不太热心,也许有人内心还反感,因此保护了一些人。例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机关按比例应该划十多个右派,但是一个没划。{86}山东省邹平师范和邹平一中都是个教师成堆的地方,邹平师范一个右派没划,邹平一中打了十几个右派,其原因是邹平师范领导人好。{87}从上述一些特例来说,反右的灾难与基层官员的人品相关。人品好,下属少受罪,反之则受罪。

  2、恶劣者。由于基层反右开展的时间迟,许多人已经是不敢说话了,因此基层官员使用的方法也就更加恶劣。河南浚县1957年底反右时,大多数人知道大鸣大放要抓右派的。县委惟恐抓不到右派犯“右倾”错误,首先对参加运动人员都作了审查站队,以便分别对待,将3159名县乡干部、中小学教师划为39个小组,实行分片包干,层层负责,定大字报任务数。发现右倾领导,立即撤免。不准漏网一个右派,否则就是对党不忠,要审查阶级立场,严加处理。因此每个领导干部,都怕犯了右倾错误,个个左得出奇。所以一下便打了507个“右派分子”,后来又抓了320名“漏网右派分子”。有人连一张批评建议的大字报也没有写,也被划为右派了,因其当过伪军,不写也得抓。共划右派827名,约占干部、教师总数的27%。{88}有的地方在办教师学习班时,在学员的床底下安上窃听器,结果抓了53个右派教师,占全体学员的20%左右。{89}

  3、反右与官员的命运。有些基层官员不太积极,也可能受到打击。广东省连县反右时在中小学教师中先划了超过5%的人为右派,但是没有完成划10%的任务,因此反右运动的负责人被上级指责右倾,结果又补划了一批人,完成指标。不过这位负责人也没有因此逃过惩罚,被降工资两级,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农场劳动将近两年。{90}福建省永定县因当时工交系统没有划出右派分子来而惹恼了县委某领导,因此硬把一位负责工交系统反右的人打成了右派。{91}

  (五)人性弱点

  在反右运动中,人性丑恶的一面得到空前的展示。运动中充满了背叛出卖、落井下石、报复诬陷。在人性的恶劣表现中,有求得自保而出卖别人者。有人受邀在别人写好的大字报上签名,结果被大字报的真正策划者与其他签名者为了自保的情况下,一致将其诬陷为大字报的主谋,成为右派。{92}有人则是在运动中,专门靠整别人,自己得到利益。个别右派,把自己成为右派的原因,归咎于揭发者,因此铤而走险,实施报复,山西阳原县团委一副书记被打成右派后,盗窃枪支,将提意见者打死,自己被处决。{93}



四、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

  

  社会学界对于反右运动的关注不多,特别是对于基层反右运动的研究更加少,笔者在文献检索过程中还没有发现。其实反右运动本身,对正确了解中国社会变迁,甚至于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都有很好的启示。

  (一)个人命运与社会变革的思考

  对于社会变迁的研究来说,个人与变迁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研究视角。个人究竟对社会变迁会有什么作用,而社会变迁又如何决定了个人的行为和命运,在实证研究的层面上,这些问题是很难有答案的,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实实在在地描绘了多姿多彩的人类社会。台湾社会学学者林端总结出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研究强调的是一种介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社会形态学”,注意到个人、群体、国家是包含在社会演变中的,{94}或许埃利亚斯的思路对研究、理解反右运动有所帮助。

  埃利亚斯在其早年对文明变迁的研究中指出:

  事实上在历史中没有任何一点表明,这种改变是由个别人抑或个别团体通过目标明确的教育来“理智地”加以实现的。改变作为整体来说,是没有计划的;可其完成并非没有一定之规。{95}

  埃利亚斯不把历史变迁的原因太归因于个人,如果他的观点正确,那么我们也没必要把反右运动简单归咎于某个人,或者某一批人。那么谁应该为社会变迁负责,埃利亚斯则认为:

  单个人的计划和行动,感情的冲动和理智的律动,都一直是或配合或对立地相互交叉而行。这种单个人的计划和行动根本性的密切交织会招致出并非个人策划与创造的变迁与形态。从相互交织的关系中,从人的相互依存中,产生出一种持殊的秩序,一种较之单个人所形成的意志与理性更有强制性和更加坚实的秩序。这种相互交织的秩序决定了历史变迁的行程,也是文明进程的基础。{96}

  也许正是埃利亚斯所说的“秩序”,决定了基层反右运动发生的必然性。

  (二)基层反右的社会学解读

  基于上述的思考,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三个方面去解读基层反右运动。第一是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第二是组织内部矛盾的解决模式;第三是革命过程中的目标与手段背离。

  1、社会流动模式

  在笔者先前的一些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流动模式的观点,这里简要复述一下。在本文中,社会流动模式界定为社会流动的渠道、机会、社会精英阶层的更替。这种流动模式的改变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一是流动渠道,二是流动的机会。

  (1)流动的渠道

  1949年后,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过去的社会上层被打倒在地,大部分旧的社会精英失去往日的威风。但是新的社会流动是通过一条完全不同的渠道进行。有海外学者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流动用了一个“政治录用”的概念,指出“积极分子、干部和党员,这三种核心政治角色主导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人员安排”。积极分子是政治录用的第一步,在官方的观点中,政治“正确”是成为积极分子的根本因素{97}。当时社会流动的主要条件可以用下面的式子表达:

  家庭出身 + 本人政治表现 + 上级领导赏识程度

  要做到政治上的正确,就必须紧跟上级。为了达到向上社会流动而紧跟形势,恐怕是当时不少人的行为动机。因此可以认为建国初期社会流动渠道的改变,改变了人的价值观念也改变了人的行为,这种以政治正确为导向的社会流动渠道,对1949年后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众行为,至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体制内的社会流动没有制度化,政治表现主要在政治运动中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政治运动成为有抱负者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时机。观察一下改革开放以前几次政治运动,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政治运动后有大批的人得到晋升。各种政治运动成为社会精英更替的主要方式,在每一次运动中,多多少少有旧的精英下台,也有新的精英登场。

  当年土地改革后,农村涌现出一大批土改积极分子,这批人中不少成为农村干部和政府基层干部,过去对这批人有一个称呼,就是“土改干部”。在建国后第一场比较大的政治运动“三反”运动后,据不完全统计,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行政区在三反运动后几个月,共提拔88400余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即有5649人(缺华北数字)。{98}仅仅是福建省在“三反、“五反”运动,有2794名工人在运动中被择优录用为国家干部。{99}如果福建省的情况可以推断全国的话,估计在运动中有10万名左右的工人被提拔为干部。1959年全国提拔县处级干部近6万人,县处级干部比1957年增加18.7%,原因一是大跃进,二是填补被划右派的空缺。{100}1960年初“反右倾”后,福建省漳州地区干部严重缺乏,全区共缺县级干部198人,区级干部1335人,因此提拔一批干部到上述岗位。{101}四清运动也同样造成了大量的基层干部的替换{102}。文革期间则对社会精英作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新洗牌。政治运动具有社会流动这种功能,是吸引人投身运动,把运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缺乏制度化的社会流动机制,一些个人抱负与政治野心被混淆了。当政治野心成为整肃人的一种罪名时,正好说明人们不得不用一些不太光明正大的手段达到晋升的目的。

  (2)流动的机会

  1949年后,中共党员与干部队伍数量急剧膨胀。1949年10月党员只有449万人,到反右运动前夕的1956年,党员人数增加到1073万人。{103}与党员队伍膨胀的同时,干部队伍迅速膨胀,1949年国家干部72万人,1952年331万人,1955年527万人,1958年达到792万人{104},这种增长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导致干部群体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第一,1949年以后,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旧的社会上层群体大部分被打倒,产生了大批新社会上层人物,带来了大量的社会流动机会。第二,因为体制的因素,政府机构大规模扩张,干部队伍迅速膨胀。第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对教育卫生等专业人员的需求增加。在干部队伍中,中小学教师占据了重要地位。1949年全国只有83.6万小学教师和8.3万中学教师,1957年两者分别达到188.4万和29.3万。{105}其实对社会流动的渴望与对当年流动模式的不满,也是基层反右中部分人的鸣放内容。反右中湖南洞口县的大字报提出:干部要实行考试制,考上的就当干部,考不上的就回家当农民。{106}

  相比于机关,一些有历史“污点”的人更加容易进入的行业是教育部门,这恐怕是教师中右派特别多的因素之一。这既与中小学教师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家庭出身并非工人和贫下中农有关,更加与一部分人在1949年以前的经历有关。一些人在1949年以前多多少少参加了被当年意识形态认可的活动,因此有污点。河南省方城县在1956年的肃反从中学教职员中清出反革命38人,占总人数的26.4%。其中特务1人,反动党团骨干18人,反动会道门头子1人,伪军政官吏17人,特嫌1人。估计这些人并非“罪大恶极”因此清出后均未作处理。1957年反右中他们不少人有“反党”言论。1958年新旧问题一起处理,除1人已经死亡外,只有7人获得继续留用,其余分别开除、管制、劳动教养、下放、逮捕法办1人。{107}

  2、组织内部矛盾

  为什么会在基层进行反右运动,有一个插曲,可能有所启发。

  当年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是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人物,他建国后经历了被人整、整别人、自己又被整的历程。潘的经历并非本文的研究内容,这里仅仅是叙述在1957年与他有关的一段历史。潘因病休养,一直到1957年4月恢复工作。他恢复工作后,制止了对一些“闹事”(对农业合作社不满)农民的镇压。在反右运动中,他态度比较低调,甚至于有一些可以被认为是右派的言论。比如他认为,章乃器(后来成为大右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言论很彻底,河南大学一名教授(后被划为右派)对河南省委所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潘还把知识分子的鸣放比作“五四”运动,认为对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肃反运动的意见是建设性的,甚至于说“搞几个大学示范一下,成立校务委员会”。{108}

  1957年7月11日,潘复生强调,反右派的战场不宜再扩大,特别是中小学,没有搞的必要。潘指出,开封提出的扩大到农村是不妥当的。他认为划右派要实事求是,有多少划多少,从河南省情况看,一般不超过2‰。{109}1957年7月13日,省委还发出了《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纠正荥阳县委擅自决定在县直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做法{110}。1957年7月21日潘复生在青岛会议上向毛泽东汇报说:河南全省有右派分子91l人,估计可能到1400-1500人(后来划了7万多人),认为河南反右有的扩大打击面,简单粗暴等,{111}不知当时毛泽东对此汇报是什么态度。不过会议后,到8月份河南省委就收回了《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的文件。潘复生1957年10月又开始治病休养。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在大会发言,公开点名批判潘复生。接着大会揭发批判了潘复生,撤了他的职,由吴芝圃取而代之。{112}有一种说法,当吴芝圃在大会发言批判潘复生后,毛泽东首先起立鼓掌表示支持。{113}毛泽东当时对潘的不满由此可见一斑。

  从潘复生在1957年7月的行为,可以看出当时省级官员对反右的范围并不太了解,因此作了一些让上层感到不愉快的事。从河南的情况来看,基层反右经历了一个从没有计划到大规模展开的过程,而且基层反右运动一展开,就得到相当一部分基层官员的支持,因此在短期内把大批人划成右派,为什么会如此,值得三思。笔者认为,基层反右运动实际上满足了中央高层和地方基层解决组织内部矛盾的需要,而夹在中间的省级官员,反而感觉不到这种需要。

  云南临沧地委在1957年8月召开地直机关和临沧县直机关科、股长以上干部会议,竟然号召帮助党整风,有冤的可以申冤,有苦的可以诉苦。{114}这某种程度上是意识到组织内部的矛盾存在,并且以激化矛盾来达到让参加运动的人鸣放的目的。

  建国后,沿袭了科层制的组织架构,因此科层组织内部的矛盾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组织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更加多。这种组织内部矛盾可以有三类:

  第一是组织的政治纯洁要求与实际“不纯”。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当时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多为“干部”)必须政治上忠诚可靠,而实际上在干部当中有不少人与国民党政权有一些相关色彩(如加入过三青团)、许多人家庭成份高(过去往往要家境殷实者才能受教育)、有一些小知识分子情调等等,这些正是高层所不乐意看到的东西。为此在建国初期开展过肃反运动,企图纯洁组织内部,不过肃反的打击面比较小,家庭出身和一些小“污点”者没有打击到,一些属于有“思想问题”者也不在肃反范围之内,因此需要一场狂风暴雨的政治运动来达到目的,基层反右运动正好能够达到目的。

  河北省南皮县各单位按照统一部署,将对组织不满、出身于地、富、被杀家庭、受过处分、存有严重个人主义闹名誉、地位和历史上有过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进行登记、排队。{115}

  第二是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与现实的冲突。建国后,虽然沿袭了科层制的组织架构,但是有几点价值观与传统科层制是冲突的:(1)制度设计者希望一个全新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实际运作的还是一个官僚体系;(2)战争时期官兵平等的理想与当时森严的等级制的冲突;(3)乌托邦的团结理想与事实上派系(如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冲突。一些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青年人的困惑就油然而生,而在整风过程中难免从善意的角度提意见,期望把现实拉回到理想境界。当年人民大学就有学生提出:

  在我国人民庆祝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剥削的时候,人们不能不看到新的贵族又出现了,他们是享受高级待遇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将军们。……他们在物质上确实已经贵族化……这些人除去没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以外,和真正的贵族有多少不同?{116}

  对于这种冲突,基层负责干部往往是处于“理亏”的一方,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一些特权,但是又要面临着民众或者下属的质疑,内心难免想有个机会把这种质疑消除掉。基层反右运动,让一些理想主义者有一个机会表达对基层官员的不满,也正好让基层官员干脆利索地消除了这些理想主义者,扫除了内心的阴影。至于基层官员利用反右运动打击报复的事例,在前面已经列举许多。应当可以推断,相当一部分基层官员对基层反右是欢迎的,不过这期待着当年当事人的真实回忆来验证。

  第三是一个组织内部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比如组织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日常工作引发的矛盾等等。在一些地区当地干部与南下干部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整风时为当地干部提供一个发泄的机会,因此使得一些人成为地方主义分子。福建仙游县原地下党部分领导人几次在—起召开会议,讲了—些对南下干部不满的言论,并向县委提出了参加各级党委集体领导,同时提出要认真处理个别南下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117}其实,福建的“清理不纯”运动中的受害者都是当地干部。反右运动中,大量出现的第一把手整副手的现象,也正是组织内部矛盾的体现。

  反右运动创造出一种解决组织内部矛盾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屡试不爽。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少单位领导还以为是新的反右运动。湖南湘西州的一些政府机关,1966年9月24日听完省委第一书记的报告录音后,两天后开始抓右派。{118}四川省营山县“文化大革命”最早的试点单位,由领导组成“文革小组”,依靠的骨干就是1957年学校反右派斗争积极分子。与“反右”一样,由领导和积极分子排类,被划出的对象是平常与领导和积极分子有矛盾的,家庭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119}

  (三)目标与手段的背离

  笔者过去在对大跃进的研究中指出,毛泽东是一个革命者,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他力图打破常规,用非制度化的手段来达到发展的目的{120}。著名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提出个人适应形式的类型,其中以革新来适应社会的这类人,他们适应形式文化目标是合法的,制度化的手段却是非常规的。{121}

  在建国初期,历次政治运动中,目标与手段在合法和合理上的背离是非常突出的,历次运动中都不同程度伤害了一些人,这种情况可以从运动过后,甚至于在运动中的“纠偏”、“平反”数量之多而得到佐证。这种背离的受害者是普通民众、特别是基层的小知识分子。即便一些小知识分子本人不是受害者,他们的亲友可能是,或者他们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比较多。在基层反右运动中,提的意见相当多集中在一些所谓的“工作中缺点错误”,特别是在反右前不久进行的“肃反”、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中的错误,这种情况正是民众对目标与手段的背离的不满。

  然而,目标与手段背离的悲剧非但没有在整风运动中得到纠正,而是在反右运动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从前面基层右派的获罪中可以看出,无论反右的目的是多么“正当”,手段却是相当恶劣。正是这种手段的恶劣,以至于全国55万名右派基本上没有剩下几个没有“平反”的。

  从上面三个角度的分析,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是为何运动能够进行的轰轰烈烈,因为有不少人希望在运动中得到向上流动的机会。第二是为何组织内部会有如此多的尔虞我诈、如此多的出卖与落井下石,其原因是内部矛盾的爆发。第三是为何反右运动会有如此多的冤假错案,其原因是目标与手段的背离。

  *本文为中山大学二期985工程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创新基地项目“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部分研究成果。


【注释】

{1}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75页。 {2}中共甘南州委党史办:甘南整风反右派斗争的经过及历史经验,《甘南党史资料(4)》,中共甘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3。 {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200页。 {4}龚自德主编: 《中共四川地方史专题纪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105页。 {5}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440页。 {6}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443页。 {7}《临沧地区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36页。 {8}杨献平:愤怒夹边沟,《丝绸之路》,2003年12期。 {9}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甘肃统战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169页。 {10}李志中、李建文:会宁县的反右派斗争和右派改正工作,会宁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会宁党史资料(3)》,1990,54页。 {11}永登县党史办、地方史志办:《永登解放50年》,1999,72页。 {12}中共西安市委办公厅:《中国共产党西安市委员会志》,2004,546页。 {13}赖守仁:永定的反右派斗争,《永定文史资料(21)》,2002。 {14}中共鼓楼区委党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共南京市鼓楼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鼓楼风雨 南京市鼓楼区党史专题集》,2000,166页。 {15}中共日照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日照党史大事记》,济南出版社,1999,148页。 {16}中共泰安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办公室、泰安市档案局编著:《中共泰安历史大事记(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141-150页。 {17}中共临沂市委党史委:《中共临沂市历史大事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73页。 {18}中共梁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梁山县历史大事记 第一卷 1932~2000》,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131页。 {19}杨金国:淇县的反右派斗争,《淇县文史资料(5)》,1994。 {20}中共长垣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长垣县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121-127页 {21}《淅川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390页。 {22}《濮阳县志》,华艺出版社,1989,59页。 {23}栗凌岐:回忆反右派斗争,《鲁山文史资料(15)》,1999。 {24}《郴州地区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290页。 {25}《宁乡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127页。 {26}郑昌明:新邵县反右斗争简要,《邵阳文史(29)》,2001。 {27}《安乡县志》,新华出版社,1994,165页。 {28}中共浏阳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浏阳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88页。 {29}《当代中国的北京》编辑部:《当代北京大事记》,北京出版社,1992,118页。 {30}中共衡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衡水县党史大事辑要:1938-1966》,1993,254页。 {31}中共吴忠州委整风办公室: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吴忠文史资料(1)》,2000。 {32}栗凌岐:回忆反右派斗争,《鲁山文史资料(15)》,1999。 {33}张仁:建国后成县大事记,《成县文史资料选辑(2)》,1998。 {34}中共仙游县委党史研究室:艰难的探索,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大跃进运动·福建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321页。 {35}《桐城县志》,黄山书社,1995,33页。 {36}朴文士:回忆通化县反右斗争,《通化县文史资料(9)》,2001。 {37}中共鼓楼区委党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共南京市鼓楼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鼓楼风雨》,2000,166页。 {38}张仁:建国后成县大事记,《成县文史资料选辑(2)》,1998。 {39}《邱县志》,方志出版社,2001,617页。 {40}朴文士:回忆通化县反右斗争,《通化县文史资料(9)》,2001。 {41}成波平:连江的“反右派”斗争,《连江文史资料(7)》,1989。 {42}段仁汉:我对右派的内疚,《炎黄春秋》,2007年2期。 {43}《龙山文史资料:龙山近百年大事纪述(4)》,1988,180页。 {44}《西山区志》,中华书局,2000,457页。 {45}杨乐生:我被错划右派的前前后后,《洞口文史(5)》,1999。 {46}黄留雄:泸县的反右派斗争,《泸州文史资料选辑(15)》,1989。 {47}李江:回忆反右派斗争,《巩义市文史资料(16》,1993。 {48}黄学林:经受错怪的历炼,《南召文史资料(13)》,2004。 {49}成波平:连江的“反右派”斗争,《连江文史资料(7)》,1989。 {50}朱学良:巫山县纠正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概况,《巫山县文史资料(5)》,2001。 {51}向本槐:洞口县反右派斗争始末,《洞口文史(5)》,1999。 {52}郑昌明:新邵县反右斗争简要,《邵阳文史(29)》,2001。 {53}成其湘:古蔺县的反右运动,《泸州文史资料(34)》,2002。 {54}戴满经:从“反右”斗争到“三年困难时期”的经历,《郾城文史资料(7)》。 {55}李兴:祁阳县反右派始末,《祁阳文史资料(10)》,1997。 {56}赖守仁:永定的反右派斗争,《永定文史资料(21)》,2002。 {57}孙玲:我所经历的反右运动,《鲁山文史资料(15)》,1999。 {58}朴文士:回忆通化县反右斗争,《通化县文史资料(9)》,2001。 {59}郑昌明:新邵县反右斗争简要,《邵阳文史(29)》,2001。 {60}张仁:建国后成县大事记,《成县文史资料选辑(2)》,1998。 {61}韩树军:南皮县的反右派斗争,《南皮县文史资料(4)》,2002。 {62}辛伦高:潮安县落实工商界人士政策的几个案例,《潮安文史(3)》,1998。 {63}凌正权:凭祥市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纪实,《凭祥文史(5)》,1999。 {64}王希明:五十年代梅县的“整风反右”运动,《梅县文史资料(30)》,1993。 {65}黄留雄:泸县的反右派斗争,《泸州文史资料选辑(15)》,1989。 {66}段仁汉:我对右派的内疚,《炎黄春秋》,2007年2期。 {67}朱有道:生活的浪花,《邵阳文史(19)》,1993。 {68}张国瑞:我经历的反右斗争及巩县豫剧团为什么没有搞反右斗争,《巩义市文史资料(24)》,2002。 {69}邓一平:回忆邵阳专署反右运动,《邵阳文史(29)》,2001。 {70}朴文士:回忆通化县反右斗争,《通化县文史资料(9)》,2001。 {71}朱学良:巫山县纠正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概况,《巫山县文史资料(5)》,2001。 {72}薄海涛:我被错划右派分子始末,《扶沟县文史资料(7)》2004。 {73}刘西水、蓝荣田:《中共泉州地方史大事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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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杨春薇:夏祖禹、蒲富雷之死,《营山文史资料(25)》1997。 {120}李若建:前事不忘: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随想,《现代与传统》第十期,1996。 {121}R·P·库佐而特:《二十世纪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240页。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