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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与方法学的映照

钟月岑

【内容提要】 沟口雄三试图撇清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汉学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断,力图发现中国内发性的变动,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立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度,同时也会遇到一些解释困境。

  谢谢主办单位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事实上这不是评论,我觉得实在非常地惶恐。因为我们在座的先进、学长都比我有资格站在这里与沟口先生对话的,我的角色只不过是透过我们的阅读、我们的了解过程,然后带动我们在座的同学们做一些提问或者进一步地了解沟口先生缜密的推论与分析的学术立场。

  仅仅根据一篇文章或者说一个一百分钟的演讲里面,很难把他的推论的学术方法百分之百地展现出来。昨天在清华的校本部的演讲也是有同样的遗憾,尤其是还要透过日语翻成国语的过程,我们可以说,这两场演讲都是非常局部的,因为他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重要的讯息选择性地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同学们或者其它有兴趣再进一步了解沟口先生的思想跟他的推论、举证的朋友,我建议就是再仔细地阅读他的著作,而不要以两个演讲来盖棺论定他全部的学术。从著作里头再去梳理他问问题的方式以及立场,我想他的立场非常重要的,昨天他在方法论的一开始讲到我们做学问是要有立场的。这个立场事实上是与他的视野密切相关的。

  总括来看他的文章就是说,所谓的总括,不是他所有的著作而是主办单位所提供的一些数据。我有两点,事实上应该是三点的响应,由于刚刚杨贞德老师的提问我突然又增加了一个,所以我是有两个补充、一个提问。

  第一个就是沟口先生昨天的演讲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学生们或是老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太平天国的中心思想是均分──“公”的思想的体现。问题是要问太平天国、太平军或者说洪秀全本人均分的思想或者说他想要推行井田制是不是受到西方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按照沟口先生所了解的、所描述的中国的近代史来阐明,这是一个内发性的变动。由于沟口先生主张要有一个内发变动的视角来观察、研究中国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我想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提问者事实上在方法论上是想要借着,比如说一些考证的数据,然后去试探、去推翻沟口先生的假设,进而推翻他的立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提问方式可能会是一个误解,也可能是听一场演讲的人一个即发性的一种反应。

  从沟口先生的资料里头,基本上他的一个立场,今天的演讲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事实上他的取向、视角的提出或者说他的立场是要面对两个敌人,也不是敌人,就是说他想要撇清的对象。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历史的解释,或者说像大陆学者他们从解放以来他们一贯的官方的解释中国史、近代史的发展的态度或视角。另外一个对象他想要撇清的,基本上是一个西方汉学所导致的一种理论的沉淀或者沉积,他觉得这些都是把问题提出来然后成为理论和立论,就是说,这种提问的方式使得我们研究者跟着这样的一个提问方向然后去追溯很多数据、去建立很多举证。尤其西方汉学的历史沉积在我们现在的学界里头,已经变成是我们学术专业里的专有的话语、论述,甚至是形塑我们的观念和理论架构,我们要把这些东西一一地澄清,回到所谓赤手空拳的地步、去看中国内部的历史的脉络。比如说从长的时间点去观察去研究,也许我们所得出来的结论或是成果会是一个比较符合事实的了解。

  我现在对于沟口先生极力要撇清的西方冲击,这样的一个理论架构所导致的、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内发性变动的一个视角,或者是说,就他所认为中国的冲击这样的一个视角,我想提出一个补充。那就是,西方汉学在二十世纪里所发展的课题及其研究的  、结论,其实有一大部分是受到二十世纪早期甚至中期中国知识分子所叙述的“中国是什么”或“中国不是什么”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向或者说一种视角的影响。我举个例子,譬如在李约瑟之前,我们都一直认为中国是没有科学的,虽然我们没有科学,但是我们有科学精神,所以呢,我们有能力发展出西方式的科学或者是西方式的民主。主要是说它有一个萌芽的基础或者说是种子,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当中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论说的。然后胡适在1933年到芝加哥去演讲的时候,也是这么样子去描绘中国,论说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要把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带到中国来,中国没有科学但是中国传统有科学精神,能靠着这样的能力,进一步发展出来西方式的科学和民主。

  李约瑟是在1950年受到陈立夫的鼓励,才去研究中国的科学、科学史的发展。直到1954年出版《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套大部头的书以后,中国传统不只有科学精神,也有了科学。从1954年第一次的出版,然后到最近一两年都还在不断出版续集当中,可以说这个科学史研究project目前还在持续着。所以我感觉这里头,沟口先生其实是想要撇清,或者想要帮助我们厘清思想的脉络以及桎梏我们的理论架构,不管是理念上或是用词语汇上,或者是要找材料的方向。事实上我的判断是,这其中沉淀的过程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跟西方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汉学传统中的互动辩证的结果,因为这些汉学家都是师承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学生都是西方汉学家的老师或师友,所以从这点去看西方汉学家的特有提问方式和问题的关怀并非铁板一块,这是我一点稍微的补充。

  还有另外一个补充就是针对刚刚杨贞德教授讲到善举,我想我同意,感觉上清初到清末这两百年之间的变化,沟口先生事实上没有那么细致地去探讨。我觉得这其中有一点他没有去注意、或者没有看到的、或者说没有提到的,就是说,其实善举在清初财政不是一个问题的情况之下,它很可能是比较像沟口先生所描述的像是内发性变动的一种力量,换句话说,这种动力转化成深入民间、帮助民间起来的一个力量而跟中央并存,不一定是对抗而是并存的情况。但是清朝中叶以后善举活动不断地增加,这与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顿穷于应付,还有灾荒频繁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有它的社会经济背景,还需要更深入地去探讨。我觉得有志的学者可以接续着这个方向深入研究。

  接下来,我唯一的提问,就是有关于现代化作为一个政治目标,或者是沟口先生所说的世界共通的目标。沟口先生在《作为方法的中国》的第三章里头谈到中国的封建与近代,他标示了五点可以作为世界文明或者是说世界各国所共通的目标,我给大家念一下:第一个就是摆脱来自绝对性的重要权威,或解除宗教性内部权威的里面的支配,第二个大众可以参与政治体系,第三个从非契约性、固定性的身份上下的秩序中得到解放,第四个民众在经济活动中分享机会,第五医疗与住宅维持生命的手段以及教育机会的均等化。我想如果我们按照、秉持沟口先生所提倡的、所提示的这种视野,就是以传统中国为天下的视野,而不是以一家一己自私的立场来看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如果中央集权的政体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五项的共通的政治目标的话,为什么乡治或者是联省自治的展现会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历史的方向?或许是沟口先生认为,乡治或者说乡里空间是比较自然的历史的方向,并进而可以达成以上这五项目标?不晓得沟口先生以为如何?

  我想这是对历史的一个解释,我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关心课题,就是目前中国的情况,比如说生态的问题、人口的问题,那是不是还是可以按照这种传统的乡治、或者是绅治的复兴、或者地方自治来解决。我想再回到我刚刚的提问,也就是说乡治与乡里空间的问题,回到沟口先生所提到的康有为在维新运动里头所主张的地方自治的章程,这个章程是光绪新政所提到的、所主张的一种地方自治的措施,其焦点很大的一个部分上并不是在于地方分权,而是城镇的一些地方自治政策作为立宪体制的考虑,事实上是要来保护皇权的,我自己的理解是说──地方要高于中央,然后来巩固中央的权力。基本上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国家主义者,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的着眼点并不是在于地方分权,而是以扩大延揽政治人才,节省中央的财政支出,相对于光绪与慈禧太后这样的权力结构制衡的考虑出发,来巩固日渐衰微的皇权。所以我很好奇沟口先生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看法,为什么要提到日本呢?明治维新是康梁维新的典范,所以我的好奇还是回到沟口先生的自我,就是在沟口先生的视野的关照下,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日本的近现代史的定位问题。明治维新就我的理解是日本近现代史一个最光辉的时代,国力强大的同时也紧接出现了大正民主时期,但是大正十年的民主体制基本上是夭折的,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呼应刚刚杨贞德老师的响应,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是1911,而不是1949?我想这个历史分歧点象征一个很大的价值取向。不晓得沟口先生能不能进一步提示他的看法和立场!谢谢!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