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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角的选择

杨贞德

【内容提要】 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只有这样才能丰富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和把握。沟口雄三强调从中国脉络看问题,这在解释辛亥革命时却遇到相当的困境。普遍王权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也主导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

  各位来宾,大家好。非常谢谢主办单位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讨论沟口先生关于辛亥革命的看法。我一方面觉得很荣幸,另一方面却也觉得不安。之所以觉得不安,主要由于我不懂日文,没有办法直接阅读沟口先生的著作;另外,我在史学方法上和沟口先生的立场和背景也很不相同。所以,在考虑如何提问的时候总是觉得犹豫,不知道怎么说比较恰当,比较能够提出真正可以进行对话的问题,真正增进对于沟口先生所提出历史解释的理解。这不是客气话。等一下也许大家就看得出来,我在讨论的时候试图把问题极端化;极端化的意思是说,沟口先生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种种不同的线索,我在一个程度上把部分的线索对立起来,对立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因此比较清楚地看出沟口先生面对历史的立场,比较清楚地理解他关于辛亥革命的解释。只是,这种作法很可能无法顾及先生在文中谈及的诸多细节,也无法顾及先生所提出看法的针对性(也就是先生的说法其实是针对某些特定历史解释的反思)。这是在这里应该先要说明的。

  接下来首先要提出来讨论的议题是:沟口先生的视角及其历史性。沟口先生对于近代中国史研究中的鸦片战争和现代化视角都有所批评。这些对于既有视角的批评,能让我们比较有意识地省思我们目前的历史知识,而且因为其中涉及问题的复杂,往往让人读来兴趣盎然。(这些问题包括:要如何看待并找出不同阶段的历史的特征?如何划分历史的阶段?历史现象究竟是单元或多元?要重视历史的延续还是断裂?要强调历史中的共相还是殊相?如何进行比较研究?如何利用特定时空中不曾发生的事件,来分析该时代或该地区的历史?以及如何找出“世界的历史”等等问题皆是。)其间,沟口先生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虽然反对把近代西欧带进来作为观察中国历史的依据,事实上却又似乎援用了类似的方式。当然,从每个史家都有他的历史性、都受他所在的时空条件和他自己的关怀所影响这一角度来看,沟口先生的提法自然有他的正当性。只是,藉由讨论这个有意思的现象,或许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看出沟口先生所提出历史解释的性质和意涵,以及更深入考虑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目的。

  我因此也就先从方法论的部分,提出两个问题来就教于沟口先生。第一个问题是:沟口先生很清楚地意识到、而且强调: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察。这点我十分同意。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沟口先生在强调不同视角的时候,并且讲“历史(本来)的全貌”、“历史全景的高度”、“历史的内在动力”、或“历史深层的流向”。我每读到这些地方就十分好奇:“历史的全貌”……等等名词这时候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先生希望以“历史的全貌”这样的说法来表达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视角可以让我们把握“历史的全貌”?这一个问题之所以有意思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具有操作(也就是如何进行史学研究)上的意涵。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因此会影响到我们实际解释历史的方向和方式。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存在并且试图追求真正“历史的全貌”,那么如何界定和找出“历史的全貌”?如何看待那些曾经发生、但无法纳入所谓“历史的全貌”中的事件?这些都会成为重要的问题。这种强调历史全貌的作法,固然有它的限制,但是在突显历史现象中的特定面相上,也可能有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和其它认为人类历史(或者是特定地区特定时段中的历史)具有基本结构或特定目的的看法,或许都可以算是这一类型的讨论。另外,如果我们认为实际上不可能见到整个的历史,而只能以更多的视角,丰富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这时候问题就会变为:如何评价不同的视角?如何判断哪一个视角得见所谓“历史的全貌”?是否涵盖时间较长的解释,所看出的就比较属于“历史的全貌”?综合来说,如果“历史的全貌”一说具有这两种(或者其它更多)不同的意义,梳理沟口先生在引用这些名词时所指称的意义,很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先生关于近代中国史的解释──特别是如何界定“近代”的意义和起点──以及这一解释和其它的历史叙述或分析之间的不同。

  我的第二个问题来自于沟口先生所强调的,从中国的脉络看问题这一主张。先生之所以这么主张,也许是为了突显出追求客观历史的重要性。不过,紧接着而来的问题是:当我们要从中国历史本身的脉络来理解近代中国时,实际上要怎么进行?怎么从各种史料中选择和组织?沟口先生告诉我们:他从结构的层面来看、来谈相关的问题。确实,当我们观察一个历史现象时,我们可以说自己的着眼点是结构或者是变化,是连续性或者是断裂,是共相或者是殊相。可是,在这些结构或变化、连续或断裂、共相或殊相,以及其它等等可能性中所作出选择的背后,我们其实有个为什么这么选择的考虑。从这个层面看,沟口先生选择从结构来谈历史的原因是什么?先生反对用近代西欧当作标准来看待近代中国。那么,先生在主张从中国历史的脉络看问题时,到底是用什么标准看待中国历史中诸多的事件?用什么标准决定近代中国的起点和特征?

  更具体地说,我本来打算向先生请教的问题是:在1911年和1949年这两个近代中国史上关键性的革命时刻中,为什么选择以1911年辛亥革命作为重点,而不是选择1949年的中共建国?这两个年份不论选哪一个,都可能说是本于中国传统社会内在的情况、内在的结构。(1949年如果连系上中国历史中所谓分久必合的倾向,似乎也可以说是内在于中国传统、出于中国内在动力的抉择。)其间,沟口先生选择了1911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由于辛亥革命中王朝体制崩溃了?如果是这么考虑,我们似乎也可以问:辛亥革命中王朝体制崩溃的现象,连系上的为什么不是晚清革命的理念,而是明末清初的封建主张?封建理念过去终究不曾导致王朝体制的崩溃!当然,从先生刚刚的说明中我们知道,先生希望在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之间建立起一个有机的结构。可是,在明末清初的种种事件之中,先生又为什么选择以黄宗羲为起点?先生在谈黄宗羲的时候,特别指出黄宗羲的看法在当时只是思想理念、实际上还没能实践。那么,为什么从黄宗羲──从一个尚未真正付诸实现的理念──说起呢?先生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考虑下,选择了这一视角? 

  刚刚会议主办人陈光兴先生和我说起,沟口先生看待近代中国史的视角和他对于日本的关怀有密切的关系。这虽然并不代表先生的视角必然是直接根据他对于日本的理解而来,却也指出一种可能性:也许先生的视角并不只是从近代中国历史本身来看就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我的问题在这里也就转成为:先生为什么会决定以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这一组关系来讲近代中国史的特征?或者说:先生为什么选择从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来看待近代中国史?先生的选择用来看待中国史的视角,是不是根据中国历史上所谓“集权-分权-集权”的循环模式来决定?如果是这层考虑,那为什么不用象征集权的1949年为标志?如果先生是以中、日比较的视野为基础,这种视角的选择涉及外在于中国的历史现象。它和以近代欧洲的变化为视角的选择之间有什么不同,对于我们思考如何进行比较研究又有什么值得重视的意义?

  我的第二部分的讨论主要是从沟口先生关于辛亥革命的解释说起。先生的说法有丰富的内容和意义。我在这儿先说一下自己从中得来的一些想法。首先,先生从王朝体制崩溃、从地方分权的角度强调辛亥革命的意义,提醒大家注意辛亥革命的重要性。我们读书的时候都读到辛亥革命是由各省独立而成,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权力下移,以及其它等等沟口先生提到的事件。这些事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怎么把这些事件有系统地串连起来,往前往后拉成绵延三、四百年的脉络?这就不是光只是知道曾经发生这些事件,就能够提出来的。另外,沟口先生的讨论中不仅有个主要的历史解释,也可以看到一些未曾仔细分析、但值得进一步思索的议题。例如,在中国建立联邦制的可能性及其阻碍,就是这样的一个议题。我在读先生著作的时候心里不免有个疑问:先生是不是希望中国能够建立联邦制?他对于中国最后走向中央集权,似乎带着若有憾焉的感慨,并且特别指出一些使得民国时期联邦制不能成功的原因。这个时候,无论我们是不是同意先生的分析,都可以从他的讨论试着往前看,看看从历史上观察,中国到底有没有建立联邦制的思想或者是制度上的资源。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牵涉到另一个问题,也就是:“普遍王权”在中国历史上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普遍王权”一般是说:中国传统以来有个天下统于一的看法;统于一的意思不仅指的是政治和道德这些不同方面的领袖都是同一个权威、或者来自同一个根源,而且也认为在空间上全中国有个一统的政治或道德权威。由于“普遍王权”理念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有些(甚至是很多)人可能会因此主张:在“普遍王权”理念和现实的笼罩下,中国很难发展出真正分权或者联邦的作法,或者至少需要先克服这一个阻碍。从这样的立场看,似乎集权(而不是分权的倾向)才是中国历史本来的走向。相较于这种看法,沟口先生显然提出了不仅不同、而且相对立的历史解释。那么,在或者从普遍王权、或者从地方分权看待中国历史的脉络这两者之间,我们究竟要怎么衡量和选择?这是另一个从沟口先生的看法中带出来、并且可以再加考虑的议题。

  最后,我想和大家一起就教于沟口先生的,是历史中的共相和殊相的问题。先生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或者说在讨论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辛亥革命、一直到1949年之间这段历史的时候),显得注意其中的共相多于殊相,注意共同的地方多于差异的地方。这个部分当然先生有他的考虑。只是,先生为什么特别注意共相多于殊相呢?当然,沟口先生其实也谈到殊相。(比如说:先生刚刚提到,从清朝以乡为单位的自治,到了民初已经扩张到要求以省为单位的自治。先生在书中另外谈到更多其它的例子,并且曾经表示“历史看上去似乎是在不断重复,但实际上是发生了很大的质变”。)只是,先生在连系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历史过程时,强调的还是其间地方分权和其它等等历史事件中的共相。这时,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些历史事件中的殊相呢?

  我们在阅读沟口先生的著作时可以留意,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阶段,这些先生所列为共相的事件,彼此间其实有不少的差异和变化,而且这些差异和变化也各有它们的重要性。举例来说,我们看见地方上从支持中央(或者至少不反对中央)到要求地方分权的出现;传统的善举原先是为了维持地方的秩序或福祉,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就很明显的是要和中央分权。其它的例子还有:从黄宗羲认同封建到汪精卫主张地方自治之间的转变;从乡绅所代表的民间势力到要求以国民身份参政之间的变化;从君主制度到反王朝体制的变化;从善举着重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福利,到地方自治主张中抽象权利理念的出现;从礼教的治理到礼教式微的变化;反对军阀和反对地方分权之间的差别;地方上意定(intended)并且公认具有正当性的治理方式(如善举),以及非意定并且正当性受到质疑的治理方式(如军阀割据)之间的差别,以及其它等等。这些差异和变化就理解近代中国来说,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不过,它们在沟口先生的讨论中或者不曾出现、或者处在比较微弱的地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注意的主要是这些现象或思想中得以列为历史共相的内涵,则这些看来相似、实质上不尽相同的差异、变化,及其历史意义很可能就会被消解掉了。 

  我因此而有的问题是:为什么沟口先生决定特别强调这段历史中的共相?这些共相之间的关系,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如果说我们的目的是丰富历史的知识,则强调其中的殊相,是不是可能更有帮助呢?比如,沟口先生指出:晚清地方自治实际上是将中国传统的善举法规化了,新的法规纳入的是旧的善举的内容。这个说法本身相当有意思。但如果我们跨出这个共相去想,则先生的说法同时也指出一个有趣、但文中并未说明的现象,也就是:沟口先生所强调的“各省力量”的形成和组织化,实际上蕴涵了“近代国家”逐渐成形和政治力量(相对于社会力量)的逐渐扩充。先前的乡治可能是由乡绅根据事实的需要,根据礼教的规范而定,而不是政府的积极作为,但到了清末,这些乡治的作法却成为政府立法规范的对象;虽然法规这时只是合法化现有礼教的要求,但是法律的地位因此升高,法制化的作法以后并且成为改变现状、改变礼教的工具。这个礼和法之间的变化在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论述两方面,可能都有它值得重视的意义。换句话说,沟口先生所讨论的事件之间,有很多细节显示出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这三、四百年来)诸多有意思的变化。它们在强调历史事件之间的共相这种作法(或过程)里,很容易会被掩盖住。那么,在决定要着重历史的共相或是殊相(或者历史的延续或断裂)时,先生考虑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这个共相与殊相的选择之所以重要的另一原因,在于它可能影响我们对于历史动力到底是什么的解释:是造成共相的力量?还是造成殊相的力量?把这个问题放在近代中国史的脉络来讲,强调历史事件中的殊相会特别涉及到,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的变化和外力冲击的历史角色。如果说我们要作一个比较属于历史全貌(涵盖面较多)的描述,则怎么在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解释中确切说明这些外来冲击的性质及其影响──特别是它们怎么造成了历史上的质变──可能就是个值得再加考虑的问题。(到这里,我们似乎回到了最开始所提出的,“历史的全貌”的意义和历史视角的选择这些问题上了!)

  我的讨论就到这儿为止,说得有些儿混乱,实在抱歉。阅读沟口先生对我个人来说收获很大,因为让我注意到原来不曾注意的现象,或者想起一些原来不曾想到的问题。不过,由于不熟悉日文的论述方式,我在试图把握沟口先生的讨论时,其实也觉得相当地辛苦。这些辛苦当然是值得的,只是希望其间不至于误解了先生的意思。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