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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力献疑

贺照田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沟口雄三的“乡里空间”和“省力”两个概念提出了一些疑问。“乡里空间”与国民党主导的建国运动和社会运动具有内在的契合,但这一运动在与中国共产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说明“乡里空间”应该还蕴涵有其他的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方面应该有不同的发展,并导致各方面产生不同的组合关系。辛亥革命尽管以各省独立为呈现面貌,但在接下来的四分五裂状态下,却也有很多跨越省的全国性的学会、商会、工会等的广泛存在,因此在“省力”之外,也有“国力”的因素。从思想史的角度,民族危机感也并不必然导致对本民族文化的否定。

  一拿到沟口先生此次演讲的参考数据《激烈动荡的清末民初》(林少阳译),便强烈感觉到自己当初答应来担任沟口先生今天演讲“从辛亥革命看中国近代”的特约讨论人是多么轻率。当初答应是因为我自己在开中国近代思想的课,课中包括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同治中兴所以失败、甲午战争清朝所以失败这样一些课题,以为也许可以从我自己的方式和视角为讲座贡献些观察和问题,但当我读到《激烈动荡的清末民初》后,发现沟口先生在其中所涉内容之广泛实超出我平时之积累,所提问题之重要和独到,虽启我深思,但参与讨论则为我能力所不及。心情、感受如此,却勉强坐在讨论人位置,惶恐之情可想而知。

  比如,在本演讲中具关键支撑作用的“乡里空间”概念,据我所知,便既是他自己长期思考研究的结果,又是他对日本中国研究界大量明清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制度史、思想史成果进行长期消化和对话,并在消化和对话过程中不断对这些成果加以转化和点化的结果。而不论是对使沟口先生今天演讲内容得以形成的研究、思考过程,还是其思考所关涉的大量日本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我的了解都是非常不够的,这就使得我今天没有条件像我平时做响应人那样,深入到对方论文细部作专业讨论。

  而且,我以为,沟口先生的研究表面上只涉及中国和日本,但在根本处却是在处理一个具世界性意义的课题,就是:沟口先生所以在研究思考中国、思考评论日本时具有某些特别的视点和质量,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在试图寻找一条可靠而有效的路径来思考,如何在既面对由欧洲和北美所启动的现代性浪潮所带来的种种具体问题,又欢迎和不回避此现代性浪潮所带来的种种自我充实、自我解放的契机的同时,有力地来面对自我问题,处理自我问题。

  要不断成功、及时地回应由西欧、北美启动的现代性浪潮所带来的种种具体课题,要求被卷入的受动者不能简单地自我固执,而必须具有开放性和敏锐地面对世界的反应力;而要不错过此发端于西欧、北美的现代性浪潮中所蕴含的种种自我充实、自我解放的契机,则要求我们不仅不能简单地自我固执,而且要在思想、文化、社会、制度、认知诸方面均内蕴自我否定的契机和机制。这两个前提决定了沟口先生在思考自我问题时和简单自我固执者的决定性差别。但由于中日现代知识潮流,经常在以不能过分自我固执和需要自我否定为理由而导致的对自我问题的简单处理,使得沟口先生在直接提出相关问题时多以以西方价值和视点看中国与日本的思潮为驳诘对象,而这常使得许多读者不注意沟口先生和简单自我固执者、简单自我肯定者的不同同样是根本的,或者说是更为前提的。

  沟口先生这样一种在简单自我固执和实际上缺少真正自我维度两极所形成的张力场中,对如何更好更准确地思考自我问题的摸索,常让我想起百年以前的思想家章太炎,想起他的《社会通诠商兑》、《齐物论释》著作,想起他在一百年前中国知识界或简单自我固执或被西方现代思潮摇撼到连根拔起时对“自性”问题的思考。通过“以不齐为齐”“万物各适其性”这样一些哲学层次的思考,章太炎操《齐物》以解纷,既超越了其时很多知识人士缺少自我认识程序便自我固执的思想局面,又尖锐针砭了其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轻易被以普遍性面目出现的西方思潮席卷而去的时代思想局面。

  当然,相比章太炎,沟口先生的重要性决不仅仅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注了同样的问题,而在于章太炎型的观念、价值层面对自性问题的思考要在具体的历史─现实脉络中落实为深刻的认知成就与行动意识,必须要在一具体的历史─现实脉络中找到一客观有效的认知路径全面展开此问题。也即章太炎的思考虽然会在一般意识和价值层面确立应该观念,但却远远不能代替在具体的历史─现实条件下所给出的准确历史─现实分析所具有的认知帮助意义和行动指导意义。事实也的确如此,显然,沟口先生工作的重要性不在高度观念性地重新提出此问题,而在在中日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对此问题富于成效的探索,并在其富于成效的探索中所提出的各种与具体工作紧密关联的知识思想反思、认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

  我自己首先是在这一意识方向上阅读演讲提供的阅读材料,听沟口先生刚才演讲的。只是,我虽然高度关切这一重大问题,却缺少讨论这一问题应该有的视野和能力。此一不足,和前边讲的对支撑沟口先生今天演讲的历史视野和相关研究积累的不足,使得我今天的响应只能是为完成任务的勉力为之。高不能到具根本意义的论题层面,低不能进入专业细部讨论。高不成低不就的结果只能是:借用沟口先生本演讲、本演讲阅读材料提供的史实和论述,与一些人人皆知的史实来勉强发问。希望这些发问有助于推动沟口先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厘清、深化在本演讲中具关键位置的“乡里空间”、“省力”等新创概念。

  我的问题有关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有关“乡里空间”的。沟口先生在《激烈动荡的清末民初》的末尾部分写到中国独特的“封建”概念成立之过程,他检讨到:

  对二十 ~ 三十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按欧洲历史构筑的将发展阶段的历史区分作为世界史予以普遍化的人们──来说,如前述所示,其障碍在于,不仅中国历史中不存在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制,而且在欧洲作为古代表像的帝国统治体制在中国也以现在时延续着,亦即是所谓的“中国特殊性”。结果,他们构筑了周秦以来长达三千年的王朝与地主的封建统治这一假说,将占国民大多数的农民从半封建状态中解放出来,建立人民民主的民族国家,便成为他们的革命目标。

  本来欧洲“封建”这一历史概念是以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为内容,它有作为政治、社会制度侧面,和附于世袭制身份制度之上的上下秩序统治,以及领主、贵族(地主)对农民的所谓经济上外在的强制统治的侧面。

  在中国,他们简单认为古代曾有过作为政治社会制度的封建制,但因为秦汉帝国以降是以中央集权制为原则,特别是宋代以后科举官僚制进一步完善,中央集权制也得以确立,所以,他们只好将政治·社会的层面刨除在外,而将见于宗族制的上下秩序及地主对农民的强性支配的一面作为中国的封建内容,此类观点直至现代。但是,以欧洲历史概念为基准的这一封建观,在考察宗族制、地主·农民的样态时,却带来了意识形态先于事实的弊端。

  我完全同意沟口先生这段扼要又精彩的叙述与评论。我的问题是,大家知道此一相当程度非历史的叙述和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那部分中国革命的高度关联性,但由此便也生发出,为什么一个相当程度非历史的叙述所对应的历史行动过程却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果,相比,国民党主导的建国运动和社会运动实际上是更重视绅士网络的,却在与共产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的历史现象,让我联想,如果我们过度强调乡里空间“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的乡自治这一面,过度强调绅士网络存在的社会历史意义,好像我们会在解释上述现象上碰到困难。所以,没有“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的乡自治这一面,沟口先生所命名的“乡里空间”应该不会出现,但此成立后的“乡里空间”中应该还蕴有其它重要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不同的方面应该有不同的发展,并导致各方面产生不同的组合关系。否则,我们很难解释看起来更顺应“乡里空间”绅士网络存在的国民党实践反不如看起来非历史的共产党的实践在现实中有效。

  我其次一组问题是有关“省力”的。沟口先生本演讲的中心提问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是以各省独立这样一种面貌出现的,并且在革命后相当程度上是以省为单位呈现为一种四分五裂的状况。对此,沟口先生的回答是,十六、十七世纪明末清初“地方公论”的“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之意识配合之后的社会、人口、制度、经济等条件在清代落实为“乡里空间”,此历史趋势经二百余年之发展,加上清晚期社会叛乱等契机,至清末已扩充为省范围的“省力”,而正是此“省力”的存在导致辛亥革命是以各省独立为呈现面貌的,也使得接下来的四分五裂状况相当程度是以省为活动和想象、规划单位的。

  显然,沟口先生的“省力”提法是有高度历史说服力和解释力的,因此我的问题不是质疑此一提法能否成立,而是如何进一步界定此概念的准确历史内涵。

  这方面我第一个问题是,我想套用沟口先生“省力”的提法临时造一个“国力”的提法。因为正如沟口先生在阅读材料《激烈动荡的清末民初》中所指出的,1910年以后,一方面经常是政治、武力的分裂,一方面却是跨越省范围的各种全国规模的学会、商会、工会等的广泛存在,梁漱溟也多次指出此点,一方面是南北政府等的分裂、许多省的实际独立,另一方面却是政治、武力之外的各种全国会议的顺利召开。可见,在清末民初一方面有沟口先生所指出的省力之存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妨暂时名之为“国力”的这种东西的存在。要不,就会产生沟口先生在《激烈动荡的清末民初》所给出的问题,“从明末清初县规模的‘乡里空间’,至清末省规模的‘乡里空间’的成熟以及其结果的省的独立,从这一历史推移来看的话,联邦共和国构想似乎是最现实的构想。”但我们在实际的历史中所看到的却是“二十年代风行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很快烟消云散,中央集权的国民革命构想很快成为压倒主流。对此,沟口先生文中的直接解释是:“因担忧各省军队的军阀割据化,以及担忧军阀与外国势力勾结一气,进行分割统治,乐观的联邦构想──没有中央的或者弱化中央的联邦构想因之没有实现。”很清楚,沟口先生的解释抓住了那个时代很多精英分子的心理和言论动力所在。但另一方面,要对一个很强的历史趋势在观念上实现一个迅速翻转,没有广泛的可直接支持或可方便转化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历史相关要素的存在是很难想象的。所以,也许我们可以说,在有着当时呈现为省力这一面貌历史趋势存在的同时,也存在着与此趋势并存的“国力”要素,这些“国力”要素的存在有时与“省力”所代表的历史趋势相冲突,有时又彼此互相依存、互相转化。

  如此说,是因为我们可以随手拈来很多这两方面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例子。比如,毛泽东曾是“湖南共和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但很快转变成支持中央集权的人;又比如,沟口先生文中所举的:“清末纷纷刊行的宣布新思想的杂志如《浙江潮》、《江苏》、《新湖南》、《新广东》、《湖北学生界》、《云南杂志》、《四川》、《河南》、《江西》等,多冠省名”,沟口先生用之证明“其时省之文化、经济、社会的网络空间已经形成”诚然不错,但另一方面,若考虑到这些杂志的相当部分都濡染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支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又可说其时固然“省之文化、经济、社会的网络空间已经形成”为省力存在之重要证据,但其中所激荡的实亦包括有突破此“省力”而相当程度可划入“国力”范围的部分。是以要想清楚界定“省力”在清末民初的准确历史内涵,实离不开考察它和“国力”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支持、转化的历史演变关系。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辛亥革命胜利后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不是必然演变为我们所看到的四分五裂之状,因为这也涉及我们怎么来感觉与确定“省力”问题。比如,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历史参与甚深的章太炎,便曾著《大取》《小取》篇检讨其事,根据章太炎的检讨,也根据当时很多其它当事人的理解,如果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能有比较好的合作,民国初年的政局并不必然演变至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局面。而在章太炎等人的眼里,两方面党人不能有效合作,并不仅仅由于党见的差别,实还和当时特定的一些党人习气有高度关系。如果这样一些观察确有其历史位置,我们就不会过快把历史所以如此结果给定一个结论,而可以建立出更多的检讨层面,从而产生对当时的历史与政治与历史中人的行动的更准确理解,而这反过来当然亦有助于我们更贴近历史实际地把握与定位“省力”在此历史中的位置。

  我第三方面问题并不直接和“乡里空间”、“省力”这两个关键概念有关,而只是站在思想史的立场上发出的一些探问。比如,在《激烈动荡的清末民初》这篇阅读材料中,沟口先生提到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时代“危机”过度反应,矫枉过正的结果,是“视中国文化为劣等,否薄自身的历史,并将中国推向欧化”,而关于所以如此,他扼要指出是“因为中华文明圈历史悠久,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亦尤为强烈,民族自尊心愈强,其危机感亦愈强”。但危机感强是否必然推向对本民族文化的否定?还是此一现象本身其实便是一复杂历史过程的结果?假如是后者,此一现象所得以发生的历史与观念机制本身便是需要被深入研究和检讨的。像《激烈动荡的清末民初》中亦提到“中体西用”,说:“所谓‘体’‘用’,是中国古来有之的哲学概念,‘体’为本体,‘用’为作用。‘中体西用’论产生于清末,主张以中国历史传统为本体,以西洋的工业技术为作用,而这一体用概念乃借自日本幕末佐久间象山,与其‘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同义。”假使真如沟口先生此中结论所言“中体西用”与“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同义,那为什么此种论述在日本现代国家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功用,而中国的“中体西用”论虽然影响一时,却不久便被压抑为历史的伏流?命运如此不同,仅仅因为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吗?还是两者间背后所对应的知识思想内涵、精神感受内涵、行动意识内涵本身便存在着差异?

  当然,进行这些思想史探问,并非为了否定社会史在一历史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位置,而是为了避免夸大社会史在此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一种好的思想史探问,也有助于我们去发现社会史中潜存的各种可能性,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社会史。

  最后,我要说的是,希望我的这些勉强献疑,真的能有些微作用,推动沟口先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厘清、深化在本演讲中具关键位置的“乡里空间”、“省力”等新创概念,真的有助于听者更好地理解沟口先生的思考,并进一步产生引伸性思考。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