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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精神现象学*

——谈谈王安忆《启蒙时代》里的虚无与实在

张旭东

  《启蒙时代》里的启蒙不是我们以前说的那种“资产阶级启蒙”或“小资产阶级启蒙”,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革命意义上的启蒙,所以南昌的成长,也必须是他克服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的作品在精神气质上是属于革命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范式的。这也是她说“我就是我”,“张爱玲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并不大”、“我不是海派文学的传人”的底气所在。

  读《启蒙时代》的第一个感觉是,同《长恨歌》相比,它立意更大,结构上也更难处理。《长恨歌》虽然时间跨度大,但可以依托情节剧的套路,讲一个女子的传奇故事。1949年把一个“上海小姐”的人生一分为二,接下来是命运的演绎,基本上是怎么写怎么好看,因为符合一般读者的预期和想象。在今天看,我觉得《长恨歌》最好的地方不是它的故事性展开,而是它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和议论,这是王安忆自己亮相的地方,也最有当代经验的底色,比如对1950年代、60、70年代直到80年代初的感觉和把握。总体上讲,《长恨歌》的思想内涵和叙事结构都不如《启蒙时代》具有挑战性——写《启蒙时代》这样的作品,作家不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积累都拿出来,是支撑不下来的,因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它都是个无所依托的东西,所以一定是观念和内心动力的产物。那么王安忆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大东西?这种欲望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叫《启蒙时代》?“启蒙时代”这个书名,对当前文学研究界也好,知识界也好,都还是有一点刺激的。因为按照我们后革命时代的“正史”来说,文革这段时间被定义为新的蒙昧——政治狂热、群众运动、直到上山下乡,学校都关门了,连基本的教育都中断了,“十年浩劫”,需要后人来“拨乱反正”,有什么思想性可言,又谈何启蒙?王安忆告诉我,这本小说最初的名字叫“思想者”,后来改做《启蒙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启蒙”的命名不是心血来潮或刻意制造戏剧性,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实际上提出的问题是:那个时代产生了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精神生活?那种特定的精神生活造就了什么样的人格、什么样的人,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通过这个问题,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就触及了我们时代的大问题,即当代中国集体性的自我理解,说白了就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要思考这个问题,不回过头去重新看中国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有完整的答案的。这还只是“思想者”的含义。而“启蒙”就更进一步了。因为“启蒙”的基本含义是从蒙昧状态中摆脱出来,成为有自我意识、独立精神和方向感的人。启蒙是一个精神上的成人礼。自五四以来,“启蒙”一直是一个正面的、让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热血沸腾的词。那么在王安忆的这部小说里,“启蒙”还是这个意思么?启蒙的内容是什么?谁启谁的蒙?谁受谁的教育?谁的自我教育和成长史将成为当代集体经验定性,变成历史叙事的主干和基本内容?这些问题都可以一步步追问下去。

  不过,我们读这本小说时会看到,《启蒙时代》里的“启蒙”概念是具有一定的反讽性的,就是说,在作为名词、口号、概念的启蒙和作为思想实质和生活实质的启蒙之间有一个预设的批判性间隙。《启蒙时代》自身的叙事空间和思想空间,就是在这个间隙里展开的。这部小说虽然名字叫做《启蒙时代》,但却不一定是简单地站在启蒙或“思想者”这一边。就是说,在这部小说里,“启蒙”的定义是不能在主人公们时时挂在嘴边上的话里面去找,而是要到别的地方去找,也就是由作者推着她的人物去找;这些人物的经历、体验、困惑、痛苦、欢乐、思想认识等等既是“成长小说”的文学内容,也是王安忆有关“启蒙”所做思考的思想内容。这里的启蒙者自己需要被启蒙,而不可以自居在一个精神贵族的位置上。启蒙的理想性,本身要受到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也要受具体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检验,要受启蒙和革命的对立面的检验。那些大概念、大教条、自以为是的主人翁心态、特权心态,都要在实实在在的经验领域里——比如怎样待人接物,怎样对待自己的父母,怎样同女孩子打交道,怎样获得知识、形成自己的判断——落到实处,否则的话就应该被修正,被超越。所以在小说里,这个概念本身又带有自我批判的指向,是被“生活”这个更大、更基本的概念包容着、界定着的。《启蒙时代》里的“启蒙”观念本身的矛盾冲突,本身包含的正题和反题,也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思想张力。如果否定的、负面的因素压倒了正面的、积极的因素,这本小说是一种讲法;反之又是另一种讲法。但无论如何,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思路都不会喜欢这样一个命名,因为它重新把那个时代带回到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之中,而不是把它仅仅作为“反面教员”或干脆一笔勾销。把那个时代的这样一批人、把他们的生活放在“启蒙”的大标题下面来审视,王安忆肯定是有一番用心在里面的。

  这部作品的时间跨度很小,只有一年多一点点。人物是群像式的,是那种“时代的人物画廊”式的写法,但又很有王安忆写人物的特色:每个人都有来历,都有各自的社会史、风俗史上的定位,都带着自己的问题进入故事。从王安忆作品整体上的发展和变化来看,这种写法既有些总结的味道,又有些实验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物哪些是在既有的脉络里,哪些脱离那些脉络,打开了新的领域。

  这个小说人物很多,我把他们分成四个系列:第一个是主角,或男主角系列。这里面有陈卓然、南昌、小老大、阿明,基本上是这四个;还有次一级的,小兔子、七月等,是外围的,是为了叙事的推进造出一点人物来,这样他们可以跟女孩子接近,可以到谁家去玩,可以有哪些交往,等等,是叙事上的设置。四个主角里面,中心的男主角是南昌,因为南昌是最麻烦的一个,问题最大,身份或“自我认同”最不确定,跟谁都处在一种紧张关系之中,因为他自己就很紧张,很不自在。在这个意义上,南昌也最有“自我意识”,因为他一天到晚得想这些问题,想不清楚就陷在里面,不能自拔。他的言谈和行动也常常生硬、鲁莽、欠考虑,带着些突围的意思。陈卓然比南昌大几岁,就显得从容自信一些,他的阶级身份、思想上的自我定位也都非常明确。他是老区长大的,作为乡下孩子抱到上海来,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高人一等,在学校里总是出人头地,显得比别人能,然后又很快进入一种精神的修行状态,最后竟变成一架阅读机器,什么都读,读不懂也要读,很像“老三届”那种阅读方法,拿来什么都生吞活剥硬读进去。那天跟王安忆聊天,她说陈卓然最后变成了“社科院”。同陈卓然比,南昌的认同危机首先来自不和谐的父子关系,其次来自他跟几个女孩子的关系,然后是他跟整个上海市民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跟所谓小市民的关系。这当然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故事了,它变成了这样一个集体寓言:中国革命的第二代如何从概念领域降落或落实在生活领域——怎样从“国家”到“社会”、从思想到行动、从书本到实际、从自以为是和自我中心到理解这个世界的有机的、复杂的关系。他在每一个关系里都没有摆好自己的位置,都在苦苦探索,所以是一个很难办的男孩子。但他的能量、傲气使得他无路可退,只能往前走,争取解决自己的问题。他既没有退路,也不能留在原地;虽然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看来的华丽的句子作心理支撑,但实际上却是孤立无援。这是一个非常骚动不安的形象。通过这样一个人物,王安忆就把整个小说组织起来了。如果说整个小说是一个旋涡,那么旋涡眼就是南昌。

  小老大可能是《启蒙时代》男主角中最能让人记住的人物。当然还有阿明,他们两个从叙事上来讲,是南昌的对话者,有时候像是对手,有时候像是对立面,但是一种narrativecouple,就像堂吉诃德和桑丘,是一对儿,或者打,或者吵,或者互相补足,这样才有戏。小老大和阿明是从不同方向上来给南昌空洞激烈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提供一种侧面的支持。这种支持有时候是补充,有时候是挑战。小老大大体算南昌他们的同代人,但年龄比他们大几岁,经历也稍稍不同。陈卓然虽然也大一点,但只是稍微成熟早一点,还不构成知识谱系上的不同。而小老大不但知识谱系不一样,而且家谱也不一样。他的妈妈是一个戏班子里的女演员,几乎一半在风尘里,可以跟上海小姐王琦瑶和王安忆其他作品里的人物系列联系上的。和王琦瑶不一样的是,小老大的妈妈最后嫁给了一位新四军高级干部,这才一脚踏入了新社会。所以小老大的身世背后,其实有两条不同的谱系,这跟一般的军队子弟是不大一样的。南昌和陈卓然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再傲气,碰到小老大就完全傻眼了,因为小老大在知识、阅历、机智上都压他们一头。小老大身上的确有一种很怪的东西,当然他首先是个病人,在这个意义上就不符合常规,但他的魅力仍然来自于他的知识和阅历。王安忆把阅历、经验、眼光和智慧放在一个足不出户的人身上,是独具匠心。小老大“补充”了南昌,因为南昌的麻烦在于太“正”,没有一点歪的、斜的、边边角角的东西,没有任何市民生活的经验,没有生活里面那种带点泥,带点垢,带点阴暗面,却很真实的东西,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是“水至清则无鱼”。南昌这样的男孩子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纯粹的,实际上是一个不通人情的、教条的、空洞的世界里。这是红色贵族日常生活的空洞性,但这反过来给了他寻找生活真理的愿望和动力。王安忆从自己的立场来说,当然不会用恶狠狠的语言去“重写”历史,所以她挑选了年轻人的“启蒙”这个角度。这样的批判,还是有原谅和同情的理解在里面。要是她挑选一个成人,一个革命干部来写,就一定会比《叔叔的故事》更有批判和讽刺的意味,那就要变成控诉了。

  小老大是处在一种病态,完全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但是他的病态对常态有一个冲击和补足,甚至可以说,他的病态相对于文革初年的“常态”,反到显得从容而富于情趣。小老大的客厅有种不真实的,或者说“超现实”的味道,但如果南昌和其他的年轻人被小老大的客厅所吸引,那么窗外的现实反倒变得不真实,像做梦一样了。南昌他们穿着军装,扎着腰带,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街道上呼啸而过,是征服者的后代。小老大虽然也属于高干子弟,但是病怏怏的,只能是裹着毯子坐在自己家阳台上往外看。他的阳台像一个观景台,一个检阅台,这很有意思——他是一个旁观者。他不参与,但由此获得了一个智性的视角,一种超脱。他的知识谱系完全不是学校的教育,他的很多话比如“人就是菌类”,“生命就是腐烂”“短命是清洁的代价”“林黛玉就是草”,都是怪里怪气的,但却很有魅力。大家老到他家去聊天,他的屋子也总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小芭蕾舞演员,回国外交官的孩子,等等,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但集合在一起,反倒有点五湖四海的意思。这种今天看似不可信的场面,实际上在文革期间和文革刚刚结束后的北京、上海都是有的,我自己也亲眼见过。不过在那时候的学校里、操场上、教室里、大街上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说,在那种正统的生活表象下面,其实总有种种类似秘密小团体似的群体活动着,补充着、颠覆着、丰富着时代,同它的教条性和空洞性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

  最后是阿明(何向明)。阿明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因为他不是高干子弟,而是作为一个下层市民阶级的子弟出现在小说里的。他实实在在,没有空洞的幻想,凭手艺,凭本事吃饭,是南昌、陈卓然这样孩子的反面。在上海这个特定的环境里面,他们是互相补足的。阿明如果不是会画画,通过自己的手艺、通过为造反派画巨幅宣传画而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或制高点,本来是不会跟陈卓然、南昌这样不同阶级、不同意识的男孩子发生关系的。但艺术让他接触到了革命的表象,他喜欢画大场面,群众场面,这在审美层面上让他隐隐感到一种摆脱和超越庸庸碌碌的市民生活的渴望。但他接触“精神”和“思想”的手段,又是实实在在的,他只是为不同的造反派组织画画,他并没有自己的理论,也没有自己的空想。但这个时代仍然把阿明这样的人卷进来了,他也在经受着启蒙时代的考验。

  这个主角系列,虽然着墨最多,但分析起来最不好讲,因为他们在其精神实质上都是一些空洞的、不成形、模模糊糊的人物(除了阿明,但阿明也有他自己的暧昧性)。他们的实质性,反倒要通过其他几个人物系列才能看清楚。所以我们要到后面回过头来接着讲这个系列才讲得清楚。

  《启蒙时代》说是成长小说、青春小说、教育小说都讲得通,但我觉得成长小说比较贴切。主要人物都是男的,这里的性别关系也可以讨论。为什么思想的主角都是男生,女孩子谈不上思想,所以也谈不上启蒙,好像只有男孩子才有启蒙,有精神生活,有黑格尔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历史?是王安忆觉得女孩子根本就没有精神生活吗,所以也就是这个动荡时代里的局外人吗?我想大概不是。我们前面讲过,王安忆在叙事上需要为“启蒙”设一个对立面,这个对立面不是1980年代以来的“反激进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补充和“否定”。所以女孩子在《启蒙时代》里“先天”地就是一种自然状态,一种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自然状态、生理上的自然状态、感情上的自然状态。她们虽然被动,还常常被男孩子讥为“小市民”,但是她们的存在就显出男孩子的不谙世事,不懂人情,无论嘴上挂着怎样的大道理,脑子里面有哪些大概念在纵横驰骋,但在情感生活里还是空白状态,还没有发蒙。这就同前面一开始说到的谁启蒙谁的问题联系上了。王安忆在这里表面上暧昧,其实却是很清楚的:这些男主角本身亟待成熟,他们需要把自己从一个模糊、抽象、似是而非的存在变成一个明确、实在、坚定的东西,只有这样别人才能判断他们的伦理价值和社会价值。这倒不是说,最后实际上是女孩子给男孩子启蒙,而是说女孩子外在于“精神生活”的状态,正好把男孩子架在火上烤,让他们常常显出淡薄、苍白、笨拙、过于冲动、缺乏真正的教养。一句话,他们在成长的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毛泽东意义上的“启蒙”,要求知识分子要受人民的再教育,这些男孩子不是知识分子,是中学生,但是他们想要有思想,认为自己有思想,或者有意无意想要自己生活在一种思想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是启蒙的。但日常生活领域,这些“思想者”又往往是不通人情,不懂事,没有经验,男女之情不懂,父子之情也不懂。在《启蒙时代》里,最亲密的关系反而是男孩子和男孩子之间的关系。这不是同性恋,但是同性之间的确有很亲密的感觉,因为有思想,是精神层面上的亲近,倒有点符合柏拉图对爱的定义:爱只能是同性之间的,因为那时候女人不能受教育。在这里,启蒙的含义是比较复杂的。但我们一定要看到,《启蒙时代》对“启蒙”这个符号所代表的种种正面价值是持正面态度的,这种正面的东西并没有被叙事里的反讽瓦解掉,而是被突出出来,被明确化了。这种正面的东西,在男主角们的形象中也是有体现的。

  第二个是父母系列:陈卓然的父母,南昌的父母,小老大的母亲,阿明的父母,还有陈卓然的大姑和南昌的大姐,虽然一个是姑姑一个是姐姐,但在习俗上是从上一个时代来的。这里最关键的是父与子的关系,或许应该单独列出来。这涉及到中国革命的传承问题。在中国革命的特殊语境里,“启蒙”某种意义上也是继承父母一代人的革命遗产,把“火炬”接过来。可南昌的父母一代究竟给了他们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看在这部小说里,王安忆对父母一代留下的精神遗产并不是很满意,有时候好像在说他们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的孩子辈留下什么靠得住、经得起时间考验、货真价实的东西,否则他们也用不着在黑夜里自己从头摸索了。陈卓然、南昌这样的革命后代,享有特权、自命不凡、在上海这样的大都会长大,但却是在一个思想真空和社会真空里面开始寻找自己、建立自己的知识谱系和权力谱系的。虽然有一个字面上清晰的家谱,但这个家谱自身的断裂、自我否定却迫使新一代重新寻找自己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以便重新建立自己的道德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父辈的遗产不足以支撑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发现,为他们的青春期骚动提供必要的纪律和指引。

  从这个意义上,父母一代的虚弱、颓唐、潦倒,甚至是有点荒诞,使孩子迫切需要从其他地方找到思想资源给自己启蒙。在《启蒙时代》里,这几乎是一种生理的需要。王安忆这本书几乎是纯粹意义上的思想剧,但是她把这个观念的需求写得那么有身体的感觉,好像是出于一种生理需要,就像一个人生长需要养料一样,那几个年轻人需要思想,需要观念,需要概念,需要符号,需要理论。父母这一代人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明确实在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框架,实际上也成为他们被“继续革命”的理念所吸引、急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内部“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以各自的方式投入文革的动因之一吧。从父母这一代的缺憾的这个角度看,“小老大”这个人物就会更有意思。

  第三个是女孩子系列,这本来是王安忆写得最拿手的,但在《启蒙时代》里,反倒出现了一点问题。王安忆这本书并不“好看”,读起来有时候觉得磕磕绊绊,拖拖沓沓,有时候很慢,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可读性,需要有另外的动力或好奇心推动阅读。但女孩子系列是写得最流畅的部分,轻车熟路,如鱼得水。作为女孩子生活背景的上海弄堂,女孩子之间的小勾心斗角,男女孩子之间的朦胧感觉和暧昧关系,都写得非常老练。但正因为太驾轻就熟了,这些女孩子所代表的经验,有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索引,一个类型的陈列,更像是象征符号。这些“类型”的内部都很精彩,但也许是王安忆写她们写得太多了,在《启蒙时代》里面就透出有点不耐烦,本来可以展开得更细腻,笔法可以更炉火纯青,但作为“思想剧”的背景,就三言两语匆匆带过了。所以我感觉是在读上海女性经验类型汇编和索引,这本身也很有意思。这也加大了这本书的含量。

  我曾问过跟王安忆,为什么她要南昌最后和嘉宝发生肉体关系,而不是珠珠,不是舒拉。王安忆的回答让我有点吃惊,但细想是很有说服力的:王安忆说南昌这种人只敢对嘉宝下手,因为她是资产阶级,是被打倒了被踩在脚下了的,说白了,我即使强迫你,你也不敢声张。这是王安忆对文革期间那种看似天真浪漫的红卫兵的内在的“青春残酷物语”的个人体察。这简直就是挑明了,南昌再性苦闷,也知道得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出路,他绝对不会找另一个共产党高干的女儿,因为再怎么说也是自家人,闹出事情来不好交待,而资产阶级子女就不一样了。嘉宝在小说里面非常肉感,很壮硕、充实,肉体的充实性诱惑精神的空虚性,这也很有意思。而另外一个市民阶层的女孩子丁宜男,则是干干净净,好像所有的生活都不能在她身上留下痕迹似的。丁家只有女性,外婆、妈妈、丁宜男,这种生活的底色对南昌是没有吸引力的。所以尽管丁宜男很女性化,但却不是南昌需要的,他需要的是肉体性,物质性,不是那种精致沉静苍白的东西。敏敏是一个好玩的女孩子,外交官的女儿。这是女孩子系列里面比较新的一个形象。其他形象我们都见过,似曾相识,王安忆写的时候也多少有点草率,敏敏是花了点笔墨写的。敏敏穿得土里土气,因为她根本赶不上上海的时髦,不知道怎么来的,说话也不对,中文都不太好,但大家都喜欢她。她和上海女孩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对比,这是小说里面新的东西。但是南昌也不会跟敏敏好,因为太近了,他们都是属于革命干部家庭。

  《启蒙时代》的基本结构是一个观念剧或者思想剧,它的叙事结构的密度,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靠各种精神谱系来完成的。谱系、家史、知识谱系、阅读史、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的综合体,是有一种编目和类型学的成分在里面,这就形成一种结构感,一种密度。这里每一个部分都没有充分展开,而只是作为一种类型被编制进一个更大的画面。我们看这些女孩子的时候,会觉得很熟悉,因为会看到富萍、妹头、王琦瑶、王琦瑶的女儿,但是看男孩子的时候类型就没有那么清楚。这里会造成阅读上的一点困难,至少是造成阅读经验的不均匀。这种不均匀比较和杂糅的感觉给予小说一种特殊的质地,是我喜欢的地方,而不是不喜欢的地方。

  最后一个系列可以姑且称之为“对话者”系列。它同样非常重要,很多前面的伏笔实际是在最后一个系列里融会在一起了。这部分也是思想剧展开的又一个高潮。

  第一个对话者——我不是按出场顺序,是按戏剧性的程度来排序——是嘉宝的爷爷,民族资本家顾老头子。南昌他们作为红卫兵权力很大,所有的门都可以一脚踹开进去,要抄家就抄家,要什么就什么,可是他们一天无聊或好奇到要半夜穿着衣服戴着口罩,偷偷摸摸跑到嘉宝家去找她爷爷聊天。明明是要找人家聊天,听人家讲故事,可是还摆出一副审讯人家的样子,交代交代你的资产阶级思想啊,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剩余价值,我们给你上课来啦。但实际上是要想跟人家聊天,好知道一些自己不懂的事情。这个对话最离奇的一点是,老奸巨滑的顾老头居然动了感情,跟一帮不相干的毛孩子回顾生平,送人家走的时候还怅然若有所失。这牵涉到《启蒙时代》的主角陈卓然他们的性格问题,一方面他们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虽然处在一个革命的中心,是启蒙者的位置,但是他们启蒙的含义是还要被别人启蒙,被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启蒙。这个意义上,也就是黑格尔马克思说的,真正的思想上的内容,真正的思想性只可能从现实中来,不可能从思想当中来,思想有什么东西要看思想所对应的时代。哲学是为思想所把握的时代,这是黑格尔的话,马克思是把这个话接过来讲的。那么这些人自以为有思想,但是时代没有被他们所把握,毛泽东的时代他们不懂,祖父辈的历史他们也不知道,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思想是没有内容的,当然要去找顾老头聊天了。可好玩的是顾老头也非常愿意跟他们谈,开始很油滑,称他们为“小将”,一方称“先生”,一方称“小将”,彼此回避彼此的身份,但是又不失自己的尊严,这里面很多很细腻的东西王安忆拿捏得非常好。

  第二个对话者是高医生。南昌让嘉宝怀孕之后吓坏了,去找小老大,小老大给他写了一个条儿,就跑到浦东去找高医生。高医生也有自己的故事,教会医大毕业的,然后做了老姑娘等等,这个小说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谱系。高医生是对于这个世界有一种作为医生的怜悯心,想要拯救这个世界,所以她碰到南昌想帮他,但也给南昌讲了很多他不懂的事情。这个人物出场时间不多,但给人的印象很深。

  第三个当然是王校长。王校长这个对话者很有意思,可以说王安忆在结构布局上是考虑得非常用心的,这有一个对位的关系。阿明是为了给南昌补市民生活具体性的一课发明出来的人物,可是他救不了南昌,正因为他市民生活的具体性,不能升华,达不到启蒙的理想性的高度。他只能是实实在在的孩子,生活在弄堂里,他有反抗也是在市民社会的那个空间里,跳不出来的,跳不出自己日常生活的实体性的。所以阿明虽然是要给南昌他们带来一种日常生活的启蒙,但他自己又必须被另一种东西启蒙,被王校长启蒙。王校长是教数学的,带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激情、聪明、韧性,有点书呆子气。王校长的人格魅力来自他对知识,特别是像数学这样的“普遍”的、价值中立的知识的追求,是跟市民生活很不一样的东西。

  第四个是小老大,这里有一点重叠,他又属于主角系列,又属于对话者。他是一个小老头,带着一种病态的智慧,是一个杂家,懂得很多,不成系统。实际上是他暗示南昌,你该有女朋友了,你该懂得男女之间是怎么回事,所以南昌捅出娄子来,第一个也是去找他。这就是四个系列,另外主角系列还有一个小兔子,一个七月,属于黏合剂,是叙事上的设置。大体上人物就是这样。

  构成“启蒙”的对话者的这个群体是远离了陈卓然南昌小老大他们这些主角的人,同父母系列相比,这个系列更有个性、个人经验上更完整、精神面貌也更清晰——他们是数学家、中学校长、教会学校训练的女医生、祖父辈的民族资本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被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浪潮推到了社会的边缘,在不同程度上,作为旧时代顽强的残余,同新时代的新人展开对话和善意的交锋。他们也都多多少少是被动地被带入这场对话,是“被质询的人”。同女孩子系列相比,这组人物不在前台,而是在后台,不是作为活生生的、青春期的女孩子摆在男主角儿眼前,而是像隐身人一样出现又消失。但这两个系列的相似处在于,他们都是类型的系列。如果说女孩子们总的来说她们是作为“启蒙”这个观念的对立面,代表肉体、情感意义上的自然,那么对话者们就代表一种社会性的习俗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自然,即相对于新时代的观念性和人工气而言较为合乎常识、人性和传统规范的日常生活价值。所以这个系列同样是在为以南昌为代表的红色贵族子弟的内心生活及其空洞性找实质、找有意义的对立面。我感觉王安忆写这个部分写得很苦,因为是在为“启蒙”找补药,这一味那一味地抓来,看如何把他们这些人的空虚病、无聊病、教条病和空想治好。这种共产主义接班人所体会到的无聊感,不是巴黎小布尔乔亚的颓废感,而是红色贵族子弟的空洞和无聊,它最终来自社会主义现代性经验内在的不充实,因为它太新了,太观念性了,太唯意志论了,缺少传统生活、礼仪和教养的厚积,也没有市民生活或资产阶级生活领域的物质上、文化上的优裕。这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特有的一种现象,这就是一种寓言,是在思想和启蒙的层面上谈社会主义经验的时候必须面对的东西。社会主义和革命可以提前给你一种先进性和一种理想性,在概念上已经超越资本主义了,但在物质、文化财富的创造和社会政治秩序的构造方面,还是很薄弱的。

  但切切实实的“启蒙”最终不能是从一种蒙昧的虚空跳到一种理想的虚空,而是要有一种理性的、经验的实在,归根结底是要有一种新的生活形式。这些年轻人如果要成为历史的主体,成为他们自己的主人,是需要获得和占有很多东西的,是要放在现实里受检验的。所以王安忆是要先把他们放在女孩子面前检验一下,放在父母面前检验一下,放在这些“对话者”前检验一下。通过这一系列小测验,他们有什么、缺什么;身上有什么魅力或潜力,必须克服什么毛病,就比较清楚了。所以这些对话者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历史经验,一方面在于为这些特殊的经验或阅历所塑造的个性、脾气、智慧,等等。相对于南昌等的概念和口号,这些人物代表的是具体性的世界。这个世界无法与概念的、理论的世界对抗,因为后者占据着权力赋予他们的居高临下的位置,具有不容置疑、不容辩驳的合法性。但这个具体性的世界也不会顺从地退出历史舞台和生活世界,因为它是具体的、实在的东西,它背后也不是没有它自身的一套理论论述,只不过它的理论支持被毛泽东的中国在气势和形势上压倒了。不是一劳永逸地压倒了,而是在一时压倒了,日后还会随着“大气候”的变化卷土重来——而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矛盾。这样看,《启蒙时代》就真的卷入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争论的核心了。王安忆实际是在以一个作家的笔法、资源和能力来处理一个中国当代思想界应该来处理的问题,她在考虑“启蒙”的历史实质、它的客观的组成部分、它的家谱。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南昌就永远长不大,永远痛苦,永远不可能获得爱情,永远不可能跟他爸爸和解,也永远不可能跟阿明这样的市民阶级的孩子有实质性接触,也就是说,他会重蹈前辈“思想者”或“启蒙者”的覆辙,在孤独中生活。《启蒙时代》里的启蒙不是我们以前说的那种“资产阶级启蒙”或“小资产阶级启蒙”,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革命意义上的启蒙,所以南昌的成长,也必须是他克服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的作品在精神气质上是属于革命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范式的。这也是她说“我就是我”,“张爱玲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并不大”、“我不是海派文学的传人”的底气所在。

  把《启蒙时代》的四个人物系列看清楚后,小说的结构和叙事发展也就清楚了。读者一开始看到的青春期的苦闷,这构成了第一层叙事动力,推动着他们的行为,言谈、交往和内心生活。他们先是在自己之间谈,后来是跟女孩子谈,再后来是找到一些对话者,最后回过头来看到了自己的父辈。这个基本的布局又有一个转折点,把小说分成前后两部分。大家可能觉得第三章写得比较慢,比较拖沓。我也曾经问王安忆为什么。她的回答很直截了当:她说她举棋不定,想不清南昌到底能跟哪个女孩子好,所以写的过程就慢下来了。王安忆真像是在给南昌找女朋友,看来看去,这个不合适,那个也不合适。在写作空间内部,好的作家其实是按照或然性的规律展开的,有些事情是不可能、不可信的,写出来很造作。只有写到嘉宝出场了,王安忆才觉得可以让南昌跟她好。南昌的这个性启蒙,在象征意义上,构成了小说的转折点。

  我想再谈一点“启蒙时代”这个题目所包含的复杂性。我们要问启蒙的实质是什么,它在什么意义上引进了全新的东西,比如说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带来了一个新的意识的主体;又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把这个主体确立在传统、习俗、日常生活形式和种种文化心理的积累的基础上,使它从一个观念的空中楼阁,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历史的、社会的力量。通过分析小说的人物构造,我们可以看到,“启蒙”的第一层含义几乎是生理意义上的成长,这是最基本的一层。男孩子身体渐渐长成了,从一个小孩子变成一个成人,在这个过渡期,在很自然的意义上是一个身体要从幼稚期、从天真无知的沉睡中苏醒过来。最明显的就是看到女孩子有感觉了;其次是活动范围大了;再其次是能够接触到新观念、新思想,可以开始独立地思考问题,可以参加公共辩论,可以造老师和父辈的反了。由此可见,“文革”这个特定背景,作为“启蒙”的外在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它规定了这代人的“启蒙”的特殊性。《启蒙时代》里男主角所有的内心活动都有很强的身体性、肉体性。反过来讲,肉体的苏醒,本身也要求一种思想性的东西。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特色,禁欲时代的思想和欲望总是特别紧密地拧在一起的。从参加这个造反派或那个战斗队,到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意见了,到囫囵吞枣地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再试图在脑子里处理一些非常庞大、也非常抽象的概念——如阶级、世界历史、革命等等。在今天的消费时代、商业化时代,“启蒙”是不大会以这种方式展开的。

  “启蒙”的第二层含义是教育或自我教育,也就是读什么书,包括社会这本大书。《启蒙时代》不时向我们介绍这些男孩子的阅读。今天读这个,明天读那个,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是读不懂的,但不管怎么样,能够搬弄这些大词汇还是有一种特殊的快感。再下来就是读社会了,从书本里面跳出来,从户内到户外,再回到户内,有很多转圈的东西。所以几个基本的母题,如“教育”、“成长”、“觉醒”、“启蒙”都是首尾相连,搅在一起的。在这样的一个“阐释循环”之中,从哪一点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都是可以的,但王安忆选择了从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启蒙的这个方向上进入,但一个循环下来,问题的实质就变了,原先的假设被置换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具体,也更迫切的苏醒、觉醒和成长的问题。这已经有一点梦的色彩,不是纯粹的观念意义上的启蒙了。再一个循环下来,苏醒和成长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更实实在在的生理意义上的生长。与之相比,“成长”还是太概念化了,太抽象了。而生长是挡也挡不住的。在这一年里,所有的人都在长,而且长得非常快,这是青春期的一个特征。一切都长得那么快,一切都不稳定。生长于是就带来另一个问题——自然。任何生命的生长都是有规律的,都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需要充足的养分,阳光雨水等等。如果我们假定“文革”期间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十分恶劣,那么是什么供养了这批青年的成长和生长呢?退一步说,通过审视南昌、陈卓然、何向明这批“作物”的长势,我们可以了解那个历史年代的气候、土壤、耕作工艺、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市场行情。这些人物的贫瘠或丰富,他们身上的能量和局限性,都带有这样的历史的含义。

  因为在观念领域处理这样的题材的条件还不具备,《启蒙时代》对“启蒙”的把握带有一种近乎“自然史”写作的味道。南昌陈卓然这些男孩子值得得救的,也就是他们即使在最不自然、最造作、最教条、最抽象、最概念化的想法中,他们身上也有一种自然的生机,这样的话,“启蒙”就在内部,从抽象性、概念性一点一点过渡到一个具体性的东西,一个不这么概念化的东西。这个大的趋势,我觉得王安忆把握得非常好,不知道是有意把握的,还是客观上刚好是造成这样一种效果。我读的时候很吃惊,这需要读完了以后,才能感受到。就像一个电影外景持续拍了一天,最后看到把日出到日落的光线变化细致地记录下来了一样。但“自然”还不是王安忆感觉性的、具体的东西的最后落脚点。因为“自然”对于王安忆来说还是太概念化,太观念化,它还是需要在另一个阐释循环里被还原到更具体、更基本的东西上去。我觉得小说最后落到的是一个人间的、日常生活的概念,是一种正直、平淡、人道的而富于理想性的生活。这部小说最终的思想上的模糊性或歧义性,就来自我们对这种正直、朴素、富于精神追求的日常生活形式的理解。

  从某一角度看,如果《启蒙时代》只是单纯地把由这几个男孩子女孩子组成的思想剧,从激烈空洞苍白的内心领域,推入平平常常的人间的生活,那么它是很容易被理解成一种随大流的、市场经济时代的市侩哲学的见解的。比如远离理想主义,强调日常生活,反对乌托邦,反对鲁迅,支持张爱玲等等。好像从“呐喊”到“流言”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轨迹,只有否定启蒙、革命、理想主义、集体时间才能回到人性的、个人的世界,才有永恒的人生、真正的历史、真正的现代性等等。但王安忆显然不这样看。她的回到所谓正常的、平淡的、人道的、人间的生活,踏踏实实过日子,并不拒绝历史,并不拒绝启蒙,并不拒绝理想性,而是对启蒙的激情保持一种批判性的怀旧或怀旧式的批判。所以在“日常生活”的循环之后,她最后的结尾又回到一种诗意、浪漫,赞叹的东西。在一个非常个人的意义上,“启蒙”意味着一个漫长的“生长期”,一种“精神转变的苦痛”,在王安忆笔下,它就像古希腊诗人萨福所描写的爱情体验(包括同性之间的基于精神交流的友谊体验),是一种bitter-sweet(又苦又甜)的体验。所以尽管《启蒙时代》里的男主角都生长在一个“一无所有”的文化环境里,时时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但他们的内心生活是丰富的,他们的痛苦也是“欢乐”,用王安忆的话说,是“欢乐的变相,本质是单纯”。

  从这种单纯的本质出发,《启蒙时代》的人物和故事就不仅仅只是构织出一代人的道德谱系,而且也为中国革命的心灵史“虚构”出一个具体的精神现象学的空间。中国革命的源头蕴含在它自身的史前史之中,但它的现实性,它的价值实体,却必须在革命所创造出来的生活世界中被具体地确立下来。这个确立过程包括“继续革命”(即“文化革命”)条件下的革命“第二代”的成长过程。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启蒙的观念通过革命变成政治行动和社会现实,但只有在新的“立人”(鲁迅)的个体实践中,革命才获得其价值世界的确定性。这也就是说,虽然新一轮的启蒙又一次在抽象的观念的空间里展开,但它却已经进一步指向了一种作为新生命和新文化的统一体的新的个人。离开这种生命和精神的统一,就无法理解贯穿于小说中的那种寓于痛苦中的“欢乐”。正是这种全新的个人概念,这种新的自我意识的探索,通过“正直的思考”(王安忆),把自己确立为一个指向未来的新的源泉。无论在一开头这个新的源泉如涓细、其精神内容如何贫瘠空洞,它仍是当代中国一切“主体性”的道德内核,并规定着这种主体性的历史实质。

  今天的读者必需思考一下,这种作为痛苦体验的欢乐,或作为欢乐体验的痛苦,这种单纯的本质,是否同“新中国”的历史实质和道德基础息息相关。我们仔细看会发现,只有到这个时候,上海这座城市的形式,无论是它的空间形式还是它的日常生活形式,在小说里才确定下来。它“自有一种定律,兀自生存与生长,”但这种现代大都会的自在状态,只有“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才获得一种精神形式,才有审美意义,才成其为审美对象。这是被一种内心的光明照亮了的现实,这才是“启蒙”的最终含义——它既是成长,也是认识;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如果谁在这样的精神强度中度过青春成长期,那么他就可以说,最贫瘠、最痛苦、最暧昧、最渺茫、最无助的时刻,也正是“成长的辉煌时辰”。这种“不知道何去何从,可是心里充满光明”的状态对应着一种超越的人生态度。另一处更具体的意象出现在小说的最后,写的是南昌看见舒拉在奔跑,“像她这样年龄的孩子,总是那么执着地奔跑,就像前途有什么确定的目标似的”。这种全力奔跑的姿态本身,蕴含、指向一个尚不确定的目标,像雕塑一样,把一个抽象概念以美的、感性的方式固定下来了。这种内心的光明和奔跑的姿态,在当代中国意识史或心灵史上,标志着一个高点,而不是一个低点;一个亮点,而不是一个污点。它们代表了一种纯粹的内在性,一种纯粹的历史和道德的可能性。不理解这一点,小说接近结尾处的这段议论就会显得不可思议:

  在成长里,确实有着一些辉煌的时辰,在更长久的盲目的时间之后,厚积而薄发。简直就象母腹中的婴儿,在昏暗中沉睡,汲取养料,突然那一个诞生的时刻来到了,陡地降临光明。当你渐渐适应着光明,光明便转为昏暗,醒又转变为睡眠,汲取养分,等待下一次光明。这一次光明是比前一次更为堂皇,更为亮,可你还是会适应它,将它再转入暗,然后期望着下下次的光明。你就从一重光明走入再重光明,继而走入三重、四重、五重、无数重光明。那光明的亮度无可限量,没有止境,就看你有没有生长的激情。多么欢乐啊!……在这一时刻里,他们忘记了时代的暧昧,前途的暧昧,他们甚至不知道何去何从,可是心里充满光明。街市在华灯初上的那一刻里焕发出光芒,随后,又沉陷于比先前更浓郁的阴影。梧桐枝静止不动,连成影的穹窿,两叶光的舟,从底下穿越而过。{1}
  

  我们不妨把这一段描写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里暗指法国大革命的那段著名文字作一比较。黑格尔写道: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事实上,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在前进运动着。但是,犹如在母亲长期怀胎之后,第一次呼吸才把过去仅仅是逐渐增长的那种渐变性打断——一个质的飞跃——从而生出一个小孩来那样,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只有通过个别的征象才预示着旧世界行将倒塌。现存世界里充满了的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若有所感,在在都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西正在到来。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象。{2}

  在二十世纪中国这个“降生和过渡的时代”,精神的每一次前进运动都伴随着同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的决裂。新中国的日出的确若同闪电一般建立起一个新世界的形象,但在倒塌的旧世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却并不仅仅是一次“呼吸”,一次“质的飞跃”就能完成。事实上,伴随每一次革命,每一次社会大变动,我们都不难听到新的生命的艰难呼吸。在这一系列反抗窒息的本能的斗争中,而不是在新生命的整体面像中,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一种成长的历史,并对之作出公正的评价。正如新生儿受制于母体的孕育和营养,新的生活形态和观念形态的体质,也受制于被它所脱胎而来的旧环境。在《启蒙时代》里,南昌、陈卓然在文化世界里的贫瘠,一如小老大生理上与生俱来的缺欠,带着他们父辈所建立的新世界的“粗率和无聊”。但正因为如此,当革命沿着自身的逻辑走向“文化革命”,革命第二代所致力于的“启蒙”就不但是挣脱和打碎旧世界(包括父辈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而且还是自然意义上的寻觅和吸收一切为生存和成长所必需的养分。这种努力也是为克服贫乏所做的本能的斗争,这种贫乏既是政治父辈的哲学贫乏,也是历史母体的文化贫乏,而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这种贫乏首先是作为所谓“生活的贫乏”而被体验到的。所以,在王安忆的《启蒙时代》里,就出现了一种由尚未完成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决定的特殊的“启蒙的辩证法”:那种试图建立起一个新世界的精神的“质的飞跃”不但像日出一样“中断”了生活世界,它也在个体经验的具体性层面上不断地力图重建生活世界——在此,精神既作为现实的对立面寻求对现实的克服和超越,又同时在这种克服和超越过程寻找和界定自身的现实性,寻求被现实所克服和超越,寻求在对现实的感悟和把握中超越自身。这种辩证法的自身的否定和再否定过程,构成了那种从光明进入昏暗,再过渡到更高一层的光明的“启蒙”。这种充满紧张的自我否定过程,构成了作为思想剧的《启蒙时代》的特殊张力。而《启蒙时代》这部作品的“政治无意识”,正在于通过对文革一代的集体成长史中的精神张力和矛盾的“虚构”,将我们当今所处时代自身的过渡性质、不确定性和矛盾再现出来。如果小说不是这样结尾,它的叙事轨迹也许会让人感到太朝向日常生活,太留恋那种“乱世中一点如水的月光”,市民生活和市民价值观的指向性就太强了。王安忆本人在访谈中认为,她很可能已经高估了南昌陈卓然这样的红色后代,很可能是阿明那样的市民阶层子弟才能踏踏实实地通过实践担负起“启蒙”和“思想”的重任。但王安忆的小说不是这样结尾的,而是对理想本身给与肯定,希望它能在具体的现实中为自己找到一条道路,一种正直的、踏实而不庸俗的生活形式。我们看小说的结尾:

  

  南昌出门,下楼,推出自行车,骑上去。是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的相交之际,梧桐树落了叶,裸出粗壮的枝,树身上的图案。直射的阳光炫了他的眼睛。街道上的人似乎少了许多,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青年们相继在离开,但他感觉到,这城市的静谧,使它变得庄严了。他想起陈卓然关于‘小市民’的观点,他承认,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隐匿。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楼型,弯曲街角的微妙处理,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索。

  

  王安忆想写出上海作为一个市民城市的庄严,它的正直和它本身的一种形式感、理想性甚至是崇高的东西,这是她对上海的文学再现的基本兴趣。南昌这样的人物,也是把他放在这里面的。王安忆并没有回避,哪怕是对南昌、陈卓然这样思想能力的年轻人来说,上海也是一种非常肤浅的华丽,非常轻浮,一种假浪漫主义,对于革命后代来说是太小家子气的,但这里有一种正直的思想。反过来说,这样的生活本身,包括这里的女孩子,这里的历史记忆,顾老头、高医生、王校长这些所有的被革命扫到边边角角又回来的东西,为处在世界历史舞台中心的空洞的灵魂,提供了正直思索的可能性。这又是一个否定之后的综合。王安忆最后有一个综合,一个和解,好像是军事上征服这个城市的阶级和意识形态,要跟这个城市所代表的日常生活的具体性,甚至历史的具体性讲和。不是庸俗意义上的,住在一起就不要吵了的那种和解,而是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综合:我要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看出我自己的历史性,要我空洞的精神里面看到一种坚实的内容。一旦达到一种和解的状态,空洞的理想就不再空洞了,而是具有一种成长之后的魅力。这种魅力在小说开头部分好像只能以男孩子天然的讨人喜欢的气质被暗示出来,但在小说后面就不一样了。当然南昌还得继续探索他自己的身份认同,同一种危机感搏斗。这里有很多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式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在干什么?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爱情?这么大的问题由非常具体的男孩子女孩子在反常的语境里面认认真真的思考,是有一种非常打动人的东西。所以总的说来,《启蒙时代》还是在正面地讲启蒙,讲一个启蒙的时代。王安忆并没有放弃启蒙正面意义,而是在为它提供各种各样的增补,到最后,原来是对立的东西,可能在一个新的辩证法里获得一种新的综合。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当然是探讨这种综合的很好的形式。在“启蒙”和“教养”的标题下,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新社会的“礼”和“野”的互动关系,从而为一种能够持久的、现代的、理性的、批判但又合乎传统习俗的人格和社会秩序找到更深的根据。由一种“礼”来规范“野”固然是教养意义上的“启蒙”;但有时候由一种“野”来重新界定“礼”的实质,在“文化革命”的意义上,又何尝不也是“启蒙”。《启蒙时代》作为文学作品当然不用回答这一系列理论问题,但它为我们描绘了一种个人精神面貌和精神气质的原型,一种“启蒙时代”的人格。那种综合的可能性在文学上、以审美的方式由王安忆提出来了,但我们目前在思想上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理解自己的过去,也就是说,我们对“我是谁?”“我们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的问题还只能持一种回避的、存而不论的态度。由此可以推断,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也是缺乏思考的。

  

  最后,我想脱开《启蒙时代》的文本谈谈上海。上海中等阶层人家的孩子,人很规矩,但缺乏超越性,用王安忆的话说不能升华。这种本分的生活形式有种天然的反理论倾向。小时候去同学家串门,推门进去,会发现不是走到另一个公寓,而是走到另一个时代:你根本想不到这个时代还在这里。小孩子再不懂,但气味不对还是能感觉到的。你往往不知道推开一扇门,在“私生活”的帷幕后面是哪个时代,哪个阶级,哪个阶级的社会空间。上海日常生活空间内部的复杂性,就像岩石里面的气泡一样,有许多空洞,尽管有革命的、文化革命的地壳运动,但那些空洞还是存在着。王安忆在《文革佚事》里面对此有很精彩的描写。近代以来,上海的家庭财富和文化财富的传承相对连贯,比如顾老头资本家的谱系,小老大的妈妈和外婆的谱系,王校长和高医生所谓受近代西式教育,近代科学的谱系都很清楚,所以不同的谱系都并存在新时代,都是“潜文本”、“潜台词”,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井水不犯河水,但谁也消灭不了谁,不管上层建筑领域刮什么风,日常生活领域的地形学仍然是那个样子。我们如果知道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彻底性,就可以想见,在上海,布尔乔亚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有多么顽强、坚韧。相对而言,构成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基础的那些东西真是一扫就扫光了,地主阶级好几千年的积累,一个土改就搞掉了,但是近代资产阶级在上海这个半殖民地的那点积累,就怎么也搞不掉它,有些“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味道。这虽然跟国际大环境有关,但在上海这个“孤岛”,确实也有种种特殊性。所以阅读上海就是阅读一本阶级斗争的大书。上海能做阶级史、文化构造史、思想史田野调查的最佳地点,因为这里是矛盾的焦点,是斗争的前沿,是一个无声的战场。王安忆作品的“内容”跟这种历史地质学构造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是密切相关的。那些有关上海的风花雪月、浮皮潦草的文学就把握不了这种复杂性和紧张,有关上海的赶时髦、随大流、望文生义的学术和批评也根本读不出这种复杂性和紧张。我这些年关注王安忆的写作,就是觉得她在文学经验里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指向尚未解决的历史矛盾,而这些现在进行时的矛盾都有实实在在的社会载体和生活形式,具体到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日常行为和价值判断。近代中国的各个阶级、各种阶级立场和它们的意识形态表述,日常生活仪式,在上海都有充分的发展——不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有充分的发展——上海也是近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中心,现代中国激进主义的中心,直到1960年代都是如此。甚至每个行业在上海都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行规和生活规范。这在中国其他地方要么看不到,要么只能看到发展不太充分的形态。在这个特定意义上,上海的确是中国最现代的城市。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创作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或“都市文学”,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本文根据2007年7月2日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讲课整理,并经作者改定。主持人:罗岗;整理人:薛羽

【注释】

{1}王安忆:《启蒙时代》,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69页。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6-7页。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