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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欧洲和西方,而不是中国?*

David S. Landes

【内容提要】 在技术发展的历史上,为什么其他地区未能与欧洲同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失败和成功能给我们同样的启迪。中国文明是唯一能够与欧洲相媲美甚至比欧洲更早地获得辉煌成就的文明。中国曾有两次机会:首先,在自有的传统和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出可以持续的、自我支撑的科技进步的过程;第二,在十六世纪外国列强踏上中国领土的时候就学习欧洲的科技。中国两次错失良机。如何解释第一次机会的流失?我强调市场的作用:事实是,在欧洲企业是自由的,创新得以进行而且能够得到回报;而在中国则缺乏自由的市场和制度化的产权,中国政府总是在干预私营企业。至于第二次错失机会,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上的自负加上日益严重的苛政,使得中国尤其不善学习。

  世界技术史是一个漫长的倒转史。直到人类历史第一个千年的末期,在财富和知识上亚洲文明还都遥遥领先于欧洲。中世纪(即十世纪)的欧洲已失去了希腊、罗马时期的势力和辉煌,丧失了它所曾经拥有的科学技术,经济全面倒退到自给自足。那个时候的欧洲鲜有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因为它并无盈余可以出售,至于需要从外部购买的货品,也主要仰仗贩卖人口来支付。无论是奴隶出口还是渴求工作的人们持续外移,都是当时深陷贫困的欧洲最真实的写照。

  五百年之后,情形逆转。我希望以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概括这一变化:1498年葡萄牙人在伽玛的率领下探访印度洋。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有些学者可能会说那只是个偶然,穆斯林的水手们,或是印度人,或是中国人可以同样偶然地从另一个方向轻易建立这种联系。中国人不是在十五世纪初就派出了下西洋的船队,直抵非洲的东海岸?他们的船队更大、更好,也比葡萄牙人更早。

  你不能不信。在今天关于亚洲的领先性的断言尤为引人注目,因为一波新的逆转正将亚洲再度推向前台。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成就和转型故事难以勾勒出一部“多文化的”世界史。所以,一种新的拟想的(政治上正确的)正统学说会使我们相信,是一系列意外事件(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印度洋的收获,以及随后西班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对新世界的征服)使得欧洲从边陲小邦发展成几个世纪的世界主宰者和掠夺者。这个神话的诠释者们坚信,那个时候很多非欧洲社会本身正处于科技突破的边缘,实际上是欧洲的专横(根据托马斯·格雷“墓园挽歌”一诗),“封冻了天才的(亚洲)精神思潮”。

  有别于这种“偶然(或者幸运)成就历史”的观点,另一种看法是杰克·古迪(Goody,1996)在《西方中的东方》一书中提出的摇摆不定说。一切都起始于青铜器时代所谓的共同遗产,但此后不同的地区各自发展,有些发展快的地区被追赶或超越,然后又落后于别人。所以,欧洲只是特别幸运,在面向工业革命的重大转折中占了先机。但现在亚洲的转折即将到来,事实上已经到来。正如古迪所言(pp.231-231):“这是一场持续至今的钟摆运动,现在东方在经济事务上开始主宰西方。”至于试图弄清欧洲成功的种种努力——特别是那些基于所谓欧洲具备而中国缺乏的内在特质的解释——这样的努力于事无补。古迪写道(p238):

  

  ……因为所有这些特质在(中国)早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讨论本身可以被看作代表着欧洲人一种可以理解但是扭曲的倾向,即夸大欧洲人对世界甚至是对“西方文明”的贡献,该倾向因欧洲人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不容置疑的成就而得以加强。这种对自我的夸大必然伴随着对他人的贬低,沾沾自喜是一种零和游戏。

  

  当然,并非只有西方人提到欧洲人的内在特质。一位在十八世纪末访问过英国的印度穆斯林Thus Abu Talib这样评价英国在机械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他说(引自Khan,1998,p.303):“英国人天生具备技术创新的激情。他们拥有发明的技能,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日常工作也乐于借助机械设备而不是靠手工来完成。他们利用技术设备的激情如此高昂,以至于只有在具备必要的设备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工作。”他继续评论道:“法国人就不是这个样子。”①

  我在后面还会再谈这个修正论式的争论。这里我们足以断言:(1)葡萄牙人的成功是几个世纪的理性探索和航海(南大西洋)的可行性提高的结果。传统航海技术只能允许船只沿着海岸线航行,而南大西洋就是难以企及的领域。航海技术能力的提高涉及到天文观测和计算知识的系统应用,这是穆斯林的发明,主要被犹太人广泛传播。这些知识使葡萄牙人能跟着风向和水流穿越南大西洋,后来再利用纬度知识绕过非洲的顶端进入印度洋。(2)中国人放弃探索西方的部分原因在于一系列偶发的政治事件,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和文明的价值观和结构。(3)欧洲人对科技成就的采用是基于动力技术上的不平等(更好的火药、更好的枪支)和航海技术方面的优势。

  欧洲势力扩展到世界的其它部分正是这样或那样的显见优势的体现。为什么其它地方没能与欧洲保持同步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因为,从失败中汲取的教训与从成功中获得的经验同等重要。我们不可能研究每一个非欧洲国家或文明,但是有三个文明确实值得深入研究,这就是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本文着重谈中国。


一、第一次机会:有科学而无发展

  

  中国文明是唯一能够与欧洲相媲美甚至比欧洲更早地获得辉煌成就的文明。中国曾有两次机会:首先,在自有的传统和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出可以持续的、自我支撑的科技进步的过程;第二,在十六世纪外国列强踏上中国领土的时候就学习欧洲的科技。中国两次错失良机。

  关于中国第一次错失良机,很多学者作了调查和分析。但是,这仍是一个谜。例如,中国专家告诉我们,在工业技术的许多领域,中国一直领先于欧洲:在纺织业,中国在十三世纪就有了动力驱动的纺织机,比英国人在工业革命中学会水力纺织机和走绽纺织机早了约五百年;再如炼铁,中国人早就学会在鼓风炉中用煤或焦炭(而不是木炭)来化铁,到十一世纪末生铁产量已经达到约12.5万吨,而英国人七百年之后才达到这种水平(参见Elvin,1973,p.85)。②总之,你可以列出一长串中国人领先的事例:独轮车、马镫、固定马领圈(防止窒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陶瓷。(但是不包括马蹄铁,这意味着中国人不会利用马匹从事运输)。

  难解之处在于为什么中国人没能认识到他们的某些最重要的发明的潜力。通常人们都认为知识和技术秘诀是积累起来的,一旦人们掌握了某种先进技术,这种技术就会取代古老的方法,得以广泛利用。但是,中国工业的发展历史却提供了许多技术退步和遗弃的事例。用来纺织大麻纤维的机器从来没有在棉纺生产中被采用,棉花纺织一直没能实现机械化;煤炭/焦碳冶炼被弃用。Elvin(1973,pp.297-298)质疑,这究竟为什么?

  看来,没有任何常规解释能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一段总体说来处于繁荣扩展的时期内,中国经济没有出现技术进步。几乎每一种被历史学家视为导致西北欧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在中国都曾经具备。甚至中国也发生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革命,至少在农村是这样。但这对生产技术没能产生任何重要影响。唯一缺乏的是伽利略—牛顿式的科学,但是从短期考虑,这并不重要。如果中国人能像十七世纪的欧洲人那样痴迷于修补和改进,把王晨(音译,Wang Chen)所描述的基础模型发展为高效的纺织机并非难事。蒸汽机虽然复杂些,但是对于在宋代就已经造出双活塞喷火器的中国人而言,应该也没有什么难以逾越的困难。关键在于没有人尝试。在农业以外的多数领域,科技知识的缺乏并不是中国技术发展的停滞的主要原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汉学家们已经提出了部分解释。我认为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有如下几点:

  首先,中国缺乏自由市场和制度化的财产权。中国的政府总是插手干预私人企业——垄断专营、明令禁止、操控价格、索取贿赂。在不同的时代,政府受不同动机驱使,或是为了保存劳力从事农业生产;或是为了控制重要资源(例如盐和铁);又或许是基于对收入的渴求(下金蛋的鹅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或是惧怕或反对人们自我修养(self-enrichment)反过来会导致广泛的腐败和寻租;或是基于对海外贸易的反感,天国(天朝)认为海外贸易不符合皇上的利益,是分裂的力量和收入不均的缘由,甚至会纵容人们外逃。事实上,这种政府干预也遭到人们的规避和抵制;而政府的不同需要迫使政府对此有一定程度的容忍。还有,目标、目的和理想就是安土重迁和难以言喻的静止不变。1368年新皇帝登基后,以本土王朝(明朝)取代了战败的蒙古侵略者,他建都南京,年号洪武。请读者不要被这个年号蒙蔽,洪武的目的恰恰不是战争,他希望的是固定的疆域,人们必须安分于本土,未经政府许可人们不得擅自迁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到国外。未经许可擅自出国者回国后有可能被斩首。明朝的法令也旨在阻止社会的流动性,擅自转变职业者会被严惩。关于这个问题,Timothy Brook(1998,p.Ⅶ)引用了洪武帝最喜欢的座右铭: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由于政府试图禁止所有的海外贸易,上述状况在明朝(1368-1644)登峰造极。③这种禁令自然会导致规避、走私,随之而来的是腐败(保护费)、缉私、没收和惩罚。所有这些必然扼杀主动性,增加了交易的风险和成本,使有能力的人们不愿意经商或发展工业。

  中国没能实现其科学技术的经济潜力的第二个原因涉及到更大的社会价值问题。伟大的匈-德-法(Hungarian-German-French)汉学家Etienne Balazs([1968]1988,另见Balazs,1964)认为中国夭折的技术是极权统治大格局下的一部分。他注意到中国没有自由,在乎习俗和舆论。他的分析值得我们回味:

  如果我们认为极权主义就是国家及其执行机构和职能部门无一例外地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中国社会就是高度极权化的社会……没有私人计划,没有任何公共生活可以逃离官府的控制。国家意欲垄断了大量的事务,包括大宗消费品:盐、铁、茶、酒、外贸。教育也是垄断的,戒备森严。特别是对文字的垄断(我是想说,对出版的垄断):任何未经审查的非官方书写物,几乎都不可能到达民众手中。但是摩洛克政府(Moloch-State)的范围,官僚体系的权势却得到巨大的发展。当时对人们的服饰、对公共和私人建筑(房屋的尺寸)也有管制;一个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听什么音乐,过什么节日,所有这些都有管制。生有生的规矩,死有死的规矩。从生到死,人们一生中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国家的密切监视之下。这是一种充满文书和烦恼的政权,无尽的文书,无尽的烦恼。

  

  如果没有被政府的压制而窒息,曾经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丝绸、茶、瓷器、纸张、印刷——的中国人的聪明和创造力,无疑会让中国更富足,或许会把它带入现代工业社会。是政府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政府不仅把一切可能反政府或者触犯政府利益的事物扼杀在萌芽之中,而且还因为以国家利益为借口而强行灌输的习俗。这样一种恪守传统、固定不变、循规蹈矩的气氛,完全违背自由探索精神,使得任何创新、任何没有事先获得批准的计划都遭受质疑。

  

  简言之,回到Elvin(1973)的观点,中国人没能在已掌握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因是没有人尝试。怎么会尝试呢?中国人根本没有不受干扰的资源来反对官府的干涉和欺压,他们只能依靠与个人或家族间的协作取代商业上多变的或制度化的惯例。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之间的信任比法律条款更可靠。

  可见,中国与欧洲的对照是多么的鲜明。政权的分散性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迫使欧洲的统治者关注其国民,认可他们的权利,培植财源,而中国的统治者则没有这种压力。对此Elvin(1973,pp.22-225)有如下描述:

  

  ……是中国广大的国土面积使明朝统治者的可以采取这些政策。在中国处于诸侯割据的时候,例如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没有一个政府能闭关锁国,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后来变成地区间的经济依赖)会摒弃这种选择;对外交与军事联盟的需要以及对经由贸易获得的收入的需要也使孤立隔绝难以被接受。如果国家比较小,臣民与国家或统治者之间也可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利害关系,正如处于现代化早期阶段的西北欧。在现代化的通讯出现之前,王朝的辽阔阻止了民族主义的产生。

  

  无论各种因素如何相互作用,结果似乎一直是一种奇怪的格局,即与世隔绝的发展和徒劳的间断——上上下下,周而复始——社会好像被自我平衡的制动装置限制着,或是被一层蚕茧抑制着。其结果,如果不是初衷的话,只能是静止中的变化,或变化中的静止。创新只被允许到此为止,不能更远。

  欧洲人对这些干预知之甚少。实际上,在这几个世纪中,他们进入了令人兴奋的创新和竞争的世界,既得利益者受到挑战和诱惑,保守主义的势力受到限制。变化越来越多,新事物快速传播,新的进步和成就取代了对衰败的权威的尊敬。令人兴奋的自由观念影响着所有的领域。那些年,教堂里传播着新教新说,普遍的创新精神加速了宗教改革(现在我们看得更清楚了),新的语言和集体行动挑战着旧式的社会组织,也对其他政策形成威胁,新的做事方式使求新成为人的优点和快乐之源。

  所有这些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教堂在欧洲成为了知识的保护者和培养技工的学校。人们对教堂的印象可能是另一副样子:有组织的教会,强调祈祷和沉思默想,对技术没什么兴趣,将做工看作是对原罪的惩罚,不关心如何拯救劳工。但现在,每一件事情都是全然相反的:将牧师们从耗时的世俗工作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导致动力机器的引进和扩散,然后从十二世纪西多会修士开始,又导致雇佣俗家兄弟(lay brothers)来做繁重肮脏的工作,这又反过来引发了对这种繁重肮脏的工作的认识和对时间以及生产率的关注。所有这些最终都造成修道院的庄园里摆满了动力机器——设计好复杂的连接顺序,使大多数机器都能够使用水动力,并将水力输送到不同的工作地点。下面是对十二世纪中叶克莱尔沃(Clairvaux)修道院的这种多功能皮革加工过程的描述(引自White,1978,p.245-246):“晾晒、筛选、切割、搓揉、上水、冲洗、打磨、鞣革,我完全为他的这些技艺所折服。”作者显然很为他们的成就自豪,他还更进一步告诉读者说,他要调侃几句(这位中世纪的牧师说:“如果你们可以原谅我这样说的话”)。他说,纺锤看来已经免除了对漂洗工的原罪的惩罚;他认为,这样的发明减轻了男人们繁重的劳动,也使马省了力气,这要感谢上帝。

  为什么只有欧洲人能够在发现中获得快乐,因创新和改进而欢欣鼓舞,有这种在发明上的素养——或者像某些人所说的“发明之发明”?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典型的解释落脚于宗教价值。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犹太基督教对手工劳动的尊重,这体现在圣经的一系列训诫中。一个例子就足够了:当上帝警告诺亚洪水将要到来并告诉他他将被拯救的时候,拯救他的并不是上帝。“用香槐木造一个方舟”,上帝说;诺亚按神的旨意造方舟。第二个相关的原因是犹太基督教顺应人性。这种信仰与广为流传的万物有灵的信仰和习俗大相径庭,后者认为在神灵存在于每一棵树木、每一条溪流之中(所以才有水中女神和森林精灵)。这种万物有灵论信仰对今天的生态学家来说可谓正中下怀,但在基督教的欧洲,人们会对异教徒的自然崇拜充耳不闻。第三个解释来自犹太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其他社会认为时间是循环的,时间将回到从前,周而复始。线性时间观是进步的或退步的,它朝着更好的事物前进或从以前的一个快乐状态而后退。在当代欧洲,进步论占上风。

  但在最后的分析中,我要强调市场的作用:事实是,在欧洲企业是自由的,创新得以进行而且能够得到回报,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受到严格的限制,从而无法阻止或抑制创新。成功引发了模仿和仿效;还有几乎把人提升到神的层面的强力意识。古老的神话流传下来——被逐出伊甸园,飞得太高的伊卡尔斯,戴镣铐的普罗米修斯——警告世人不要骄傲自大。正是这一骄傲自大——无处不在的傲慢——证实了人们的自命不凡以及别人对他的努力约束。但是,行为者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二、第二个机会:向列强学习


  在欧洲人首次到达印度洋向中国进发的时候,这个神圣的帝国正像它的名称一样,是世界上首位的政体——至少在他们自己的眼里是这样的: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文化成就无可比拟,因其道德和精神的优越而镇定自若。⑤中国人自认为生活在宇宙的中心,周围的蛮夷小邦沐浴在它的光辉之中,并伸手向它索要阳光,只有通过依附和朝贡才能获得承认。中国的帝王是“天子”,是独一无二的神权的代表;少数可以觐见天子的人需叩首以示敬畏——要三跪九叩;对来自天子的任何东西——圣旨,皇帝的手谕,其他人都要向其叩首。他的手迹,他穿过的衣服,任何他触摸过的东西都称为圣物。西方的外交官默认了中国人强迫他们做这些姿势,他们认为这是“对外关系的朝贡制度的重要部分”(Spence,1998,p.42)。通过这样做,“西方人不自觉地助长了清王朝关于中国优越感的观念”(Spence引自Wills,1984)。

  那些代表帝王管理国家的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考试的内容是儒家文学与伦理。这些官员们是高层中国文化的化身,他们享有声望,浑身都散发着中国文化的综合性和无比的优越性。他们在下属面前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自负和傲慢,同样,在上司面前他们也表现出“令人吃惊的顺从”和自卑(Welsh,1993,p.16,他这里的引文没有注明出处)。没有什么比早朝更能表现官员们的竞相谦卑了,几百名朝臣半夜集合,无论是雨天、冷天还是晴天,站在露天地里,等着皇帝到来好行礼朝拜。他们并没有浪费时间,他们的时间是属于皇上的。他们不敢迟到,准时都还不够:提前到才能证明他们的热忱(Landes,1993,另见Huang,1981)。

  这种文化上的自负加上日益严重的苛政,使得中国尤其不善学习。有什么可学的呢?对新奇的和外来的事物的抵制使他们更想表现出自负,以证明他们所做的是对的。这就是高高在上的矛盾:这是一种不安全的表现。它本质上是脆弱的;培养它、需要它和依赖它的人也正是那些最害怕人家否认他的人。今天的法国人对他们的语言的优越性是如此自信,一想到外来词就风声鹤唳,特别是来自英语的外来词。明朝时的中国也一样:他们对自己的优势地位如此坚信,以至于在西方技术的挑战面前他们战栗了,而这些技术正是他们应该学习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批葡萄牙的来访者和天主教传教士正是利用西方技术的奇技淫巧诱开了中国的大门,机械钟表就是开门的钥匙。机械钟表是十九世纪晚期欧洲的重大发明,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在当时对时间度量和生产力的贡献,更体现在它对革新的敏感性以及它在仪器制造和机械技术上所发挥的先锋作用。相形之下,水钟笨拙不堪。对十六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机械钟表神奇莫测,不仅能计时,也充满趣味。有些钟表可以演奏音乐,有些还带有定时会有节奏地舞动的小雕像。于是,钟表就成了皇帝可能会喜欢看的东西,为了得到皇上的好感就必须呈给他看,而且有心的弄臣一定要先于他人呈献给皇上。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呈献给皇帝的并不仅仅是这种奇妙的装置。按照中国人的本能和习俗,外国人都应该被拒之门外,比如将之限制在像澳门那样的边远地区,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允许他们进入中原。然而,要见到十六世纪时的钟表,还必须见与钟表呆在一起的钟表匠和钟表持有人。

  中国人热爱钟和表。但他们不喜欢欧洲人。这里的问题是中国人对文化的整体认识,对事物、人与神之间的联系的认识。最先把这些美妙的机器带来的天主教牧师是特殊的推销商。他们试图让中国人昄依一个真正的上帝,罗马教会三位一体的上帝,钟表不仅是一张门票,也是基督教的优越性的论据。不正是这些人才能制造出这些东西吗?不正是这些人才掌握了各种特殊的天文地理知识吗?他们在最大的道德观念上不是很先进吗?他们的信仰还不是更真实、更理智吗?那些耶稣会士(Jesuits)准备好了这样的说辞,试图曲解当时教会的戒律和仪式以适合人们的假定,并获取那些心存疑虑的中国精英的同情(例如,将中国祖先的崇拜的象形文字变成基督徒弥撒的标志)。但是,欧洲的非教徒也有这样的说辞。既是数学家(微积分学的发明人之一)也是哲学家的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说(Landes,1983,p.45,引自大约写于1675年的一封信):

  当(波斯人和中国人)看到你们已经制造出的能在任何时候展现天国真实状况的这种完美的机器,他们会说什么呢?我相信他们会认识到人的心灵具有神性,而这种神性只与基督徒相通。这里我所说的这些东西是指天堂的奥秘、地球的巨大以及时间度量。

  

  这种论点,含蓄也好,直率也罢,有时的确有感染力。虽然天主教传教士们在劝说那些开明的“皈依者”只信奉一个宗教(除信奉“真正的”信仰外别无他念)方面遇到了困难,但他们还是小有收获。但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这些说辞的目的是:对中国人的道德优越性的攻击,对中国的自尊的伤害。

  其反应必然是对西方科学和技术的驳斥或贬低(Cipolla,1967;Lande,1983,第二章)。在追随西洋方式中思想最开放、求知欲最强、对传播西学最热心的皇帝康熙认为(根据Spence,1974,p.74翻译):“尽管西方的某些方法与我们的不同,甚至比我们的好,但是鲜有全新的东西。数学的原理全部来自易经,西方的方法还是源自中国……”

  这是一个温馨的神话。中国人,并不想放弃钟表,他们想要钟表,他们也意识到西方是钟表的始祖——还是这些人却又将钟表轻视为玩具(某些确实是),或是毫无作用的摆设,而多数人都买不起钟表,只能望表兴叹。前现代的中华帝国并不认为掌握时间知识是个人的权利。由官员负责报时,拥有钟表是一种鲜有的特权。结果,虽然皇家的官员建起了工厂制造钟表,也让耶稣会的表匠们来培训一些国内的人才,但是,中国的表匠一直没能达到西方钟表制造者的水平——因为缺少最好的老师,缺少商业竞争和模仿。中国皇朝一直也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开展钟表制造贸易。同样是这种自负决定了中国人对欧洲武器的反应。但这些东西绝不是玩具。大炮和毛瑟枪都是取人性命的武器,也是强权的象征,中国人有无数个理由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看看十七世纪明朝的逐渐灭亡以及来自北方的鞑靼人征服中国,中国人就更应该对西方的武器感兴趣。那是持续了几十年的战争,如果能得到欧洲的这些发明,这场实力角逐早就会出现重大的倾斜。

  然而,中国人从来没有学习制造现代武器。更糟糕的是,他们早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掌握而且使用过大炮,但是,他们把曾经掌握的技术几乎遗忘殆尽。他们的城墙和城门处都留有炮位,但是没有大炮。谁会需要大炮呢?中国的敌人没有大炮。然而,中国确实有敌人,来自内部的和来自外部的敌人,而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会因为敌人的虚弱妨碍了自己武器的发展;当敌人灭亡的时候,欧洲人总会从中渔利。欧洲的技术一直在前进,每一个成就都为下一次进步奠定了基础。中国所有的进步记录都伴随着退步,进一步,又退一步,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发展过程。据说,中国有句谚语:不进则退(见Peyrefitte,1992,p.157)。这句谚语显然是不幸言中。⑥

  于是在十七世纪,当葡萄牙人在澳门把三门大炮献给皇帝讨宠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派三名炮手一同前往。同样,中国人有时要雇佣葡萄牙炮手来给他们放几炮,他们还让耶稣会的神学技工来给他们造大炮。这些大炮看起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大炮,与那些铸造的大炮相比如此优越,以至于到了十九世纪有些还在使用,大约历经250年。如果多数中国武器没能存在这么久,那一定是因为它们臭名昭著地不可靠,对武器使用者的威胁比对敌人还要大。我们甚至还得到一份报告说,他们利用干泥块当炮弹。这至少还有一点价值,它总算让爆炸力从炮管口出去了。总体说来,当权者不赞成使用枪炮火器,或许是因为他们对下属的忠诚度存有疑虑。考虑到这些武器的效果如此之差,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担心的(见Cipolla,1966,特别是116-119页)⑦。也许其效果会在使用中改进吧。

  对习惯于手段-目的分析法的人而言,所有这些似乎都不合情理,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结果是不一样的。欧洲人或许会认为,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并取得胜利;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却不这样认为。下面是Mu Fu-sheng(1963,pp.76-77,Cipolla,1966,p.120中所引用的笔名)对该帝国观点的描述:

  

  ……军事失利是学习西方知识的技术理由,但也有心理原因导致西方技术没有得到学习。凭直觉,中国人更愿意承认军事失利而不愿意进入心理危机,军事失利是可以扭转的;人们可以忍受耻辱但是不能失去面子……官员们仅意识到中国文明所面临的威胁,而对经济和政治事务则不管不问,他们试图抵抗这种威胁,而不考虑经济和政治上的危险。过去,中国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外国的统治者总是采纳中国文明。因此,在他们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指导他们度过当代的危机。

  

  中国人对技术漠不关心,也没有被欧洲科学打动。耶稣会士和其他基督牧师们不仅带来了钟表,还有知识和观念(有是过时的)。朝廷对有些东西感兴趣,特别是天文和天象观测技术,对试图垄断历法并利用它对时间的控制来统治整个社会的皇帝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仅如此,耶稣会士还训练有天分的中国学生进行深入研究:数学家学习使用对数和三角学,天文学家试图绘制新的星系表。

  然而,这些都局限在北京,而且有些人因为掌握新知识而产生的骄傲很快遭到排外势力的反击,他们又去翻找那些早已遗忘的早期成就。这种“寻根”的领军人物之一是文廷(Wen-Ting,1635-1721),他查阅了宋朝(十至十三世纪)数学家写的教科书,并宣布,耶稣会士没什么创新。后来,他的孙子把他的手稿出版,取名《红河淘珠》(Pearls Recovered from the Red River)(正如Taton,1963-1966,Vol. 2,p. 592所论述的),题目比预期的更有雄辩力,到这个时期,中国多数的科学“研究”都采取了淤沙淘金的形式。

  同时,欧洲科学勇往直前,后来的牧师们把更好的知识(尽管远落后于前沿成就)带到中国。但是,这些神职人员也受到他们的使命的局限。基督教牧师们太过强调科学知识与宗教真理之间的联系,以至于科学知识的任何修订都意味着对宗教真理的否认。1710年,一位耶稣会的天文学家试图根据哥白尼理论使用新的行星表,他的上司不允许,因为担心“会让人家认为这是在指责我们的前辈苦费心机所以建立的东西,并引来对基督教的新一轮责难”(Taton,1963-1966,Vol. 2,p. 590)。

  回忆这些情节并不是要说明所有中国人都敌视欧洲人的观念。我们知道确有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而且至少有一位皇帝懂得学习新思想会使这个帝国受益良多。⑧然而,他们不仅仅因对毫无保障的优越感——也可以说是全面性⑨——的沾沾自喜而受挫,还因为宫廷中的权谋争斗而受阻,宫廷判断发明的标准是它们对权力平衡的影响。任何一项提议都可能遭到反对;任何一项新事物都会威胁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各种层次上,对遭受谴责(甚至更糟)的惧怕超过了对奖赏的期许。好主意会带给上司声望;错误则必定由下属承担。

  结果之一必然是谨小慎微、抗拒变革。问题的实质在于:对差异和变化的反应。基督教牧师Louis Le Comte(1655-1728)对这种保守主义深恶痛绝(正如Cipolla,1966,p.120所引用的):“他们宁愿喜欢残缺不全的古董,也不喜欢完美的现代品,这与我们(欧洲人)全然不同,欧洲人就喜欢新东西。” 曾在1792到1794年间任英国驻华使馆秘书的George Staunton,也因中国人对改善运河的建议的漠不关心深感沮丧(Macartney,1804,Vol. 6,p.6):“在这个国家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卓越无比的,改善的提议即使不遭谴责,也是多余的。”半个世纪以后,一位基督教的男修士Evariste Huc(1844-1846,Vol.6,p.81),或许是因为徒劳无功的传教工作感到气馁,绝望地写道:“想到自己的努力将要带来的不是奖赏而是惩罚,任何有天赋的人都立刻会失去勇气。”

  另一种结果是谎话连篇和误报蔓延:官员们只挑上司想听的事情汇报,或者是下属琢磨上司想听什么就汇报什么。⑩扼杀激情、培养虚伪,这是大型官僚机构的典型弱点,无论这些官僚机构是公立的还是私营的。这些机构由有名无实的官僚组成,这些人原本该齐心协力,但事实上却勾心斗角。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这个组织内部竞争,不是在思想的自由广场,而是在充满欺诈和权谋争斗的封闭世界中。这里,循规蹈矩者有优势,改革者和破坏分子则要小心。

  由于中国自身长期以来已经陷入一种技术科学惰性的体制中,对外国技术的抗拒就越发严重,它只能凭着先前发展的惯性而向前滑行,由于既得利益的不可避免的抵触以及将人才和财富都用于享乐,其前进速度必然逐步降低。有人认为,这种从斗争中的引退不会妨碍野心勃勃的新来者;反之,对快乐退场的期待会鼓励进入,一些人的离开也会给其他人腾出空间。但是,在多数贵族社会中,令人尊敬的职业的存在,向人们提供了提高社会地位的捷径,从而使有聪明才智的人不会去经商办厂。成功的商人退而转入土地经营和进入官场被看作是合乎逻辑的升迁,是合理的逃避。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出身(日本德川时代的商人)或信仰(英国新教的反对者)而被排斥于官场和贵族之外的人们的存在——换句话说,人才储备库的存在——反而成了一种对经济发展的强力贡献,否则,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三、中国为什么“失败”


  中国历史的一大谜团是为什么中国没能发生使欧洲成为世界主宰的技术和工业革命。几千年前,中国人比任何人都先进,当然也比欧洲人先进。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几百年的领先地位可以持续下去。那么,为什么中国“失败”了?

  某些中国学者试图通过比较委婉的说法来减轻刺痛,比如,在Fairbank & Reischauer(1960,p.291,转引自Oshima,1987,p.34)的书中写道:“中国社会尽管稳定,但绝不是静态不变的……,进展比较缓慢……变化的程度比较小……”{11}(这是对的,但仍有问题。)其他人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或是不合逻辑。说它没有答案是因为要解释一种消极的特性是不可能的。(这从逻辑上当然不成立,对大规模的失败或是成功的解释肯定是很复杂的,但是历史学就是进行这种解释的。)说它不合理上因为这种失败表现在哪里?这个词的使用是把非中国的标准和期望强加给中国(但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能期望中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感兴趣,对自然充满好奇并且希望了解它,希望用更少的劳动力做更多的事情?中国在这些方面过去的成功使得这些问题更为中肯、更加敏锐。)

  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如何?二者是否相互影响?毕竟,最初对欧洲工业革命作出主要贡献的并非科学,工业革命主要是建立在从业人员经验主义的技术进步之上的。那么,如果在十七世纪中国科学的发展已经缓慢至极,中国从业者的技术发展又会怎样呢?

  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中国和欧洲科学和技术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问题的同一种解决方法和经验的两种表现。每一种对新知识的反应都只是一部分,从一个方面看对新奇事务闭上眼睛的社会从另一个方面对新奇事物也同样是视而不见。

  另外,中国缺乏有利于发现和学习的积累过程的制度:学校、学术机构、学习型的社会、挑战和竞争。交流意识、站在巨人肩头的意识、集体成就和个人成就意识、继承前辈财产并不断创新的意识、前进的意识——所有这些意识在中国都很淡薄或者缺乏。这就形成了另一对矛盾。一方面,中国人形式上崇敬他们睿智的祖先,1734年皇帝曾下令要求朝廷的医师举行仪式,祭拜他们过世的前辈(Taton,1963-1966,Vol. 2,p.590);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显出一种可叹的倾向,听任每一代新人的新发现被遗忘、湮没,或许只能在后世的古文物研究和考古研究中被发现。{12}

  因此,中国的发展史是一部闪烁着光芒的历史,但是这些闪光点在时空上是分离的,没有反复的研究和测试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表述中的隐喻不清和故作深奥使得它们涵义模糊,传播扩散受到限制(没有一项技术扩散可以与欧洲印刷技术的传播相比)——从效果上看,就是蜉蝣演替(生命力极短)。多数技术词汇都是偶然发明的,但很快就被弃之不用;于是后世的学者再耗费大量的努力去解释本该熟悉的表意符号。很多流传下来的思想都陷入一种形而上的怀疑和思考之中。在这里,儒家学说充满了令人泄气的语言,它轻蔑科学研究,蔑视其为“干涉主义”和肤浅。十九世纪初,当时丞相的儿子本人也是一名高官,他在一首诗中警告说(转引自Taton,1963-1966,Vol. 2,p.593):“借助显微镜你看到的是事物的表面……可不要以为你正在观测事物本身。” {13}

  结果是对科学和技术的漠视与羞辱,对科学与技术的相互验证和支持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持续不断的知识交流和加强的要求,这种主观性,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解释科学收益的不确定性和动力的轻易流失。中国的专家无从知晓他们什么时候是正确的。要靠后来的研究,多数是西方人的研究,来发现和褒奖这些成就。

  中国人如此反对欧洲舶来品就不足为怪了。欧洲的知识不仅是怪异和无足轻重的,它热情洋溢,它兴奋刺激,它给人紧迫感,它具有竞争力,它探寻真理,它注重功效(耶稣会士除外),它与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大相径庭。 

  于是,几年过去了,几十年过去了,几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眼看着欧洲把自己远远地甩在后边。开始,中国不相信也不以为然。后来,它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失落。从要求到乞求,西方人变得坚持不懈、变得不耐烦。英国人派出两个使团到中国,寻求改善贸易关系:一个是1792年由George Macartney率领,另一个是1816年由William Pitt Amherst率领。根本的困难在于中国人很愿意把东西卖到英国去,但除了白银和鸦片,英国人很难把东西卖到中国。在一系列的外交和贸易对峙之后,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获胜导致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署,中国的港口向英国船只开放,中国削减对英国商品的关税,并且割让香港给英国。

“我们什么也不缺”

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荩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

(乾隆皇帝1793年就马戛尔尼使团觐见所作的诗)

  

  中国的帝制像古老、疯狂、一流的军舰,精明强干的官员们的幸运接替让这个帝国得以在过去的150年中顺利漂浮,以庞然大物般的表象威慑着邻国,但是当甲板上的人力不够用时,船上的安全和秩序就一去不复返了。她可能不会完全沉没;她的残骸可能会继续漂浮,然后在海岸边被撞成碎片。或许,它不会立刻沉没,它可以像失事的船只一样漂流一段时间,然后,在海岸边撞成碎片;但它永远也不可能在老船底上重建。(乔治·马戛尔尼日记,转引自Welsh,1993,p.33)

  

  中国漠视西方的政策可以从乾隆皇帝(统治时期为1736—1795年)给乔治三世的拒绝信中略见一斑,它拒绝了英国1793年提出的要求贸易权利和在北京设立长驻使节的要求:“我们从没有出卖奇巧东西的商铺,我们也不再需要你们国家的制造品。”他对待科学设备和技术装置的态度也一样。我认为这是很有力的言辞。在这几个接触频繁的世纪中(1550—1900年),绝不是仅有对外国艺术和工艺品的轻蔑拒绝和贬低。因此,乾隆皇帝的继任者1861年接见并送走马戛尔尼的继任者Amherst,直接让他死心:“我的王朝不认为国外来的产品有什么价值,你们国家巧妙的冶炼和新奇的陶器对我没有丝毫的吸引力。”(转引自Sahlins,1988,pp.10-11)这些直白的轻蔑的表述,就是来自皇帝本人,没有商谈的余地。史学家甚至辩论家都必须应对这些东西——正如英国人当时也不得不这样做(1839年他们开着战船回来了)。

  然而,我们需要提出这样的观点,即那些拒绝不是对西方知识的排斥,更像是国内消费的信息。那时统治中国的满洲王朝就是外国人,它的合理性是值得质疑的。通过承认缺乏自治和在另外的外国人面前自贬身份来滋长敌人的势力,这是它不能忍受的。(这种对屈服的恐惧——即把学习定义为懦弱无能!——在我看来正是文化的防御和内向性的表现。)事实上,本文坚持认为,那时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和制品是非常感兴趣的,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他们不想进口的是欧洲的意识形态,而这两者,技术和意识形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我们所看到的,天主教的牧师们就是这样做的,利用欧洲的技术和装置来显示欧洲宗教的优越性(见Waley-Cohen,1993)。但是,这种论点缺乏事实支持,逻辑上也不具说服性。

  事实是:中国人在使用炸药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无论是用于表演(焰火)还是用于武器。然而,一项对他们的武器的研究却显示,他们罕见地无法——也可以说是不感兴趣——提高其大炮和炮弹的杀伤力,因为它们对人的恐吓远大于破坏力。这些武器五花八门的名字令人生厌,更让人感到有名无实:有“九箭穿心魔毒火雷”,就是设计的一种管子,用来把一束箭向着敌人的方向发射。Joseph Needham(1979年)发现,这些箭射程不远,“因为火药的全部推进力不能完全发挥出来。”但是,他猜测,这种武器在近距离战斗中对付轻装甲和无装甲的士兵可能有些效果。还有“威风八面风火炮,”就是一种瓶状的射石炮,用来发射碎石和垃圾。可惜这些武器所要打击的人没有听到这些有力的、魔幻的、使人惧怕的名字;否则,他们当场就投降了。{14}

  我们也不能用耶稣会传教士的建议和技术被采用这样的偶然事例,来证明中国人对欧洲军事技术有持久的兴趣。为了传播福音,这些善良的传教士已经准备来教中国人如何制造和瞄准大炮(噢,主!以主的名义干着多么伟大的事情!)。Adam Schall为没落的明王朝制造了五百多门轻炮;他的接班人Ferdinand Verbiest用了15年以上的时间为满清制造了另外五百门(每月造二到三门)。这些小型的产品 ——所有的都比较小,因为这种武器有可能爆炸——断断续续地在发挥作用,直到二十世纪清朝灭亡,一直是帝国兵工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我们被告知,Schall与一名中国同事合著了一本关于重炮的书,1643年出版,在鸦片战争的时候被翻出来,1841年又再版(Waley-Cohen,1993,pp.1521-1532)。

  然而,这么长的使用期限表明了技术的停滞不前。换句话说,我们所知道的是这里的一种技艺,那里的一项成就,支离破碎的知识进口然后被弃之不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人系统地、坚持不懈地改进枪支和重炮制造,并获得了军人和科学家的支持;凸显出中国不仅仅是技术落后,更重要的是在态度和方法上的重大区别。{15}进一步说,中国人对欧洲武器的兴趣仅限于某种武器本身,对更广阔的知识没有好奇心。技术扩散的历史的共同之处在于,每一个统治者都对兵法感兴趣。土耳其人除了制造重炮没从西方学到什么别的东西,即使那样,他们还一直依赖欧洲的技术人员。在寻求制造和使用轻型跑的过程中,中国人做得要好一点,但只是因为他们引进的比较晚,那时欧洲人已经有更好的技术了。对西方钟表业的模仿也一样:中国复制技术一流,但是没有调适或改进。

  谈到逻辑:如果把局部、零散、时断时续地盗用欧洲已经陈旧了的知识技术,视为中国一直对科学技术抱有兴趣的证据却有断章取义之嫌——以偏概全。出于自我意识的考虑,对这一时期因占据科学技术的统治地位而产生的满足感和优越感的西方观察家们加以斥责也许确有必要。但是,这既不能改变西方统治科技的事实,也不能降低中国人自我满足的高昂代价。如果一个人要享受感优越,最好是真的优越;或退而求其次,认识到当前别人的优越。

  这种思想脉络发展的结果因意识形态问题而受到历史性的阻碍。它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在十八世纪末期西方的入侵带来急迫的军事改革之前,中国人对技术进步和西方必须提供的东西颇感兴趣。正在寻找这方面证据的欧洲人正好发现了这些证据。但在公开场合,中国基于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而否认这种兴趣。同样是受国内发展的影响,欧洲人把这种否认视为中国人全部思想态度的证据:根深蒂固的仇外和与之相伴的抵制进步。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这种态度自然导致了中国人是劣等民族的说法(见Waley-Cohen,1993,pp.1543-1544)。

  今天我们所了解的东西远超过了这种说法。即便如此,西欧追赶并超越中国、把它远远地抛在后面这个事实还是使许多亚洲专家悲愤不已。他们试图为中国失败的错误开脱,或者通过指责欧洲人(帝国主义罪行),或者通过否认(推迟)关于中国不足之处的判断,强调亚洲在许多技术和科学方面对欧洲文明的贡献。这个亲华学派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包括:Janet Abu-Lughod(1989)、Andre Gunder Frank(1998)、Kenneth Pomeranz(2000)、John Hobson(2004)。相反,我要推荐读者去读一本更切合实际的书:Joel Mokyr和Richard Duchesne(2006)。

  指出西方傲慢的不合情理是好的,但是,不能捏造或回避现实。一方面,欧洲人可能也曾经偶然流露出狂妄自大的一面,并随后为此付出代价。例如,就科学而言,法国人的自尊心就特别敏感,现在依然如此。{16}但总体说来,欧洲人倾向于靠业绩和成就说话。欧洲科学家很少拒绝学习或借鉴,面对事实,他们很快会修正自己的观点。(对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科学家根本不屑一顾)。欧洲的旅行者面对国外的成就也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说,欧洲人的判断可能太过依赖他们所痴迷的具体知识和成就,因此,他们在判断人时也往往根据人们使用和制造机器的能力。但是,经济学家今天还在利用这种判断方法对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和收入进行排名。中国可能也在使用这一些方法。

  所有这些都是为说明自尊绝对的重要性,以及自我认识所具备的歪曲和误导的力量。面对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这样一个近乎极端的案例,历史学家试图扮演安慰者的角色,轻抚自己的挚爱一如主人对自己的宠物。对宠物这种态度是可以的,因为宠物无需长大,但是,对国家则不然,国家必须发展壮大。

  中华帝国是开放思想、求知好奇的吗?绝不可能。

  (译 / 舒 萍,校 / 张清津)

  *此文原载: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ume 20, No. 2, Spring 2006, pp.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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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Khan(1998,p.328,n.122)进一步指出,阿拉伯语中缺乏工厂加工和机械的词汇。艾布·泰腊(Abu Talib)将机械称作“轮子和工具”。 ②Elvin(1973)给出的数字是“35000—40000吨到125000吨之间”,但他说更倾向于高一点的估计。这里他所依据的是日本专家Yushida Mitsukuni在1967年写的文章。Hartwell(1966,p.34)的研究也倾向于较高的数字。而到了Hall(1985,p.46),该数字则变成了“至少125000吨”。对此,Elvin(p.285)引用了Yen Juyu对陕鄂川边界地区炼铁的描述,说那里的鼓风炉有18英尺高,烧的是木炭,用人力风箱鼓风(需要十几个人替换工作),可以连续不断地工作。炼出的铁显然用于铸造,但没有迹象表明熟铁或钢等精练工艺。 ③皇权对海外贸易的态度也摇摆不定,一会赞同,一会取缔;这种摇摆不定本身对企业稳定和资本积累就是一种威胁。此外,即使政府态度缓和,也是因为贸易者被迫从事非法经营的情形已经出现。这样,前蒙古(元)王朝(1280-1368)所许可的自由企业,现在也不得不屈从于建立许可证制度的诱惑。这就使官员能够起到资本家的作用,投资于商业投机活动并与经营者三七开分成:七成归官员,三成归贸易经营者。相对于欧洲的五五分成,这有点太贪婪了。贸易经营者大概也可以隐瞒收入,但从长期来看这会损害贸易。 ④例如,马克斯·韦伯(1922[1951],正如Hall,1985,p.41所引用的)主张,行政管理机构配备不足,只有当变化发生后,政府才知道并作出反应。因而这只能是一种“间歇式、断断续续”的稳定干预格局。 ⑤十六世纪葡萄牙的水手肯定不是第一个去中国的欧洲人。首先访问中国的人,最著名的就是马克·波罗,他来自十三世纪的威尼斯,威尼斯当时是欧洲最富庶的城市,但与他在中国见到的城市相比,就像一个小镇一样。 ⑥学习中国科技史的学生们,特别是Joseph Needham和他的团队,历数了中国在发现和发明上的领先地位,这使一些重大技术和发明的时间大为提前,远早于它们在欧洲的出现。他们情有可原地认为这是(中国)罕见的创造力和早熟的标志,正如本文前面所讨论的,但如果他们再探究一下其后的退步和损失就更好了。 ⑦Cipolla(1966)不是一个汉学家,他不得不依赖欧洲人的文献,包括基督教传教士和旅行者的见闻,但他的“全球性视野”使他具有重要洞见,这是其他专家文献中所缺少的。《枪,帆船和帝国》是一部值得关注的著作。 ⑧但对外国人的诅咒仍然存在。耶稣会会士Van Bell在1640年1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西’这个词很不受欢迎,皇帝在他的敕令中只用‘新’字;事实上,当人们贬低我们时才用‘西’字(Taton,1963-1966,Vol. 2,p.589,n.1)。 ⑨关于对这一精神的论述,见Crone(1989,pp.172-173):“中国是成功文明的杰出典范……中国在到达了前工业条件下所可能达到的顶峰后就停止了:没有一种力量推动它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⑩这是Peyrefitte(1992)的著作的重要贡献之一。由于他有机会接触到中国人的档案,包括皇帝批阅的文件,Peyrefitte得以揭示官场中欺骗推诿的内在机制,并提供有价值的案例研究。 {11}的确,Faiebank和Reischauer(1960)认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原因“正是十三世纪所建立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组织的精致。”但与在不完美中折腾的欧洲的对比并不明显。 {12}尽管人们在努力搜集知识并把它编纂成百科全书,但这种下滑的趋势仍在持续。有一个项目,其实是一个人类学项目,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项目:80万页(见Spence,1990,p.86)。百科全书过滥是一个坏迹象:就像静止的照片,它们努力把知识固定在一个时间点上。作为教科书它们是有用的,特别是对历史学家,但它们阻碍了自由研究。 {13}当然,如果需要,人们可以引用儒学经典来支持另外的观点。这是权威著作的本质:人们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引用。 {14}中国人夸张地描述他们的武器似乎是一种传统,我们应该奉劝历史学家不要轻信。我们这里有一份报告来描述明朝后期的火器的爆炸力,它说“当它轰炸城墙时能将其瞬间夷为平地”,这是Elvin(1973,p.94)所引用的。事实上,如果Elvin想知道为什么中国起步很快然后逐渐降速,那他很可能对此持怀疑态度。 {15}不仅在大炮生产上有改进,而且在瞄准上也有改进。多才多艺的数学天才Leonhard Euler在通过月球距离来测量经度中起了重要作用。关于大炮的发展,参见Steele(1994)。 {16}参见Guerlac(1979)所论述的法国人迟迟不愿承认牛顿的物理学。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