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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民主化*

Carles Boix & Susan C. Stokes

【内容提要】 作者指出,经济发展增加了一国发生民主化转变的可能性。他们的这一结论与Przeworski及其合作者的观点相抵触,后者认为,发展只能起到维持既存民主的作用,而无法促成民主化转变的发生。通过全面地处理样本选择及模型规范方面的问题,作者发现,经济增长的确导致了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化方向转变的发生。他们指出,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战前这百余年时间里,经济增长对于民主化转变发生可能性的影响十分明显,甚至比它在维持民主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同时,他们指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一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但仍由独裁政权统治的国家,发生民主化的几率会随着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例如,当一国人均收入达12000美元时,该国有望最快在三年之内实现民主化。

  两个独裁国家,富裕的一国是否比贫穷的一国更可能发生民主转型呢?1985年处于独裁政权统治下的智利,人均GDP为3400美元;而同是独裁国家的贝宁,该年的人均收入为1108美元,只有智利的1/3。不考虑两国之间的其他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是否使得民主化在智利比在贝宁更可能发生呢?

  对近来民主化研究现状比较熟悉的人,很可能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这种回答的根据来自Adam Przeworski 和 Fernando Limongi的《现代化:理论与现实》(Modernization:Theories and Facts)一文。Przeworski和Limongi当年的这一研究,有如一道闪电划过发展政治学的天空,迅速改变了该领域的概貌。①在这篇文章中,他们重新测试了“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这一经典论断,重点检验其中的一个难以定夺之处。为什么富国之中民主国家的比例比穷国中要高呢?如果是因为经济发展增加了穷国发生民主转变的可能性,他们称之为“内生”的民主化理论。反之,如果是因为经济发展使得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得以保持,而不易蜕变为独裁统治,他们则称之为“外生”的民主化理论。这一概念的界定很睿智。同时,Przeworski和Limongi的数据分析证明,外生理论成立而内生理论不成立。

  这一结论在学术界和政策分析界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Przeworski和Limongi后来出版的著作中(与Michael Alvarez和 Jose Antonio Cheibub合著),他们重申了对内生理论的否定态度。在对该著作的评论中,David Brown 写道:“作者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所谓的现代化理论(至少是其内生理论这一分支)并无实证基础。简单地说,一国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可能性不会因为其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②在政策方面,例如Juan Lopez 就曾主张美国继续对古巴实施禁运,而拒绝接受与其相反的观点,即和古巴进行贸易会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有助于古巴实现民主化。引证Przeworski和Limongi的观点,Lopez认为:“那些处于独裁政权统治下的国家,即使达到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化的可能性也不会因此而增加。”③

  本文中,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质疑Przeworski和Limongi对内生民主化理论的反驳。首先,我们指出,如果内生民主化和外生民主化是相互独立的话,那先要满足一个理论假设,即经济发展在民主社会里能够诱发某些因素,从而维持民主制度的稳定,但经济发展在专制社会中却不会诱发某些因素,以促成民主化的发生。我们认为,Przeworski和Limongi没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证明,经济发展只有在民主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才对民主的发展起作用。

  在对Przeworski和Limongi的理论基础提出质疑之后,我们又重新审视了他们用来反对内生民主化理论的实证案例。在1997年的那篇文章中,他们计算了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上(用离散型数据),独裁政权瓦解并转变为民主的可能性。他们发现这种可能性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单调上升,因此认定内生性民主化理论不成立。在之后与Alvarez 和 Cheibub合作的研究中,他们用计量经济学的算法,以大量观测数据集为基础,来计算收入水平对专制向民主转变和民主体制失败可能性的影响。④他们的计算发现了一个微小但却意义重大的内生作用:在较高的收入水平,民主化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加。然而,似乎是由于不愿接受这一结果,他们书中只关注于按收入水平分级之后(即离散型数据)各阶段上的民主化发生的可能性。

  我们对这些结果进行了重新分析,并且从三个方面对其可靠性进行了检验。首先我们证明了,在Przeworski和他的同事们所分析的样本中,对那些中等及偏下收入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增加了民主化发生的可能性。这其中,外生和内生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发展一方面使得民主化发生的可能性提高,另一方面也使得既存的民主持续下去。在收入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内生作用效果减弱了。但是,这种减弱并不能说明内生模型不正确,而只是反映了样本规模不够大,以及经济发展在较低收入水平上的积累效应。第二,我们把数据分析的对象上溯至十九世纪中叶,扩大了样本容量,从而纠正了他们先前在样本选择上存在的问题。在将早期西欧民主化进程也纳入进来进行重新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内生作用其实十分明显。由于Przeworski、Limongi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仅局限于1950年之后的案例,他们低估了经济发展对民主化过程的巨大的内生作用。第三,在加入其它一些相关的控制变量后,我们新建了一个计算模型。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控制变量反映出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很强的内生作用。


一、理论

  

  尽管Przeworski和Limongi的这篇文章几乎全是实证和概念化的内容,但还是包含了对民主与发展之间关系的简单的理论探讨。⑤我们将他们的“直觉理论(story)”全部引用如下:

  设想,就收入分配而展开角逐的政治势力可以选择遵从民主竞争的裁决,或者是冒险一搏以实现独裁统治。前一种情况下,各势力可以分得总收入中的一部分,而后一种情况虽然成本很高,但却可以使成功者独享全部收入。如果假设消费的边际效用在较高消费水平上相对较低,那么这种情况下赢得独裁统治所带来的收益也就较小。所以,如果资本的生产函数是边际效用递减的,那么在较低的财富水平上,在为了获得独裁统治而进行的争斗中,即使一部分收益受到破坏,重新弥补起来的速度相对在财富水平较高的水平上来说也是较快的。因此,在贫穷的国家里,成为一个独裁者所获得的价值更大,而破坏生产资本的累积成本却较低。相反,在比较富有的国家里,得到全部收入带来的收益要小于得到部分收入,并且从破坏中恢复过来也比较慢。因此,在贫穷的国家里,取得独裁统治就更具吸引力。⑥

  经济发展使得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更加稳固,但却不能增加独裁国家民主化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支持这一实证发现,那么理论模型中政权的初始状况就很重要。在Przeworski和Limongi的描述中,初始状态是一个制度不健全的民主政权,且处于蜕变为独裁政权的危险之中。而事实上,应该分两种情况,首先,设定一个民主政权,并且证明随着经济的增长,行为者坚守民主的可能性上升。第二,还要设定一个独裁政权,并且需要证明行为者选择民主的可能性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

  在图解方面,该理论必须能够支持图一中的函数曲线。该图中横坐标表示人均收入,纵坐标表示政权转变的可能性。民主政权瓦解的可能性(PDA)与人均收入呈负相关,而专制政权向民主转变的可能性(PAD)则不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在后面的附录中我们对这两种情况进行了模型分析。其中一种情况下,现状是独裁政权;在另一种情况下,现状则是民主政权。在第一种情况下,独裁者需要决定是进行选举还是继续保持独裁。如果独裁者不选择民主化(即继续独裁),那么反对派必须选择默许独裁者的统治,或者起来反抗推翻独裁政权。在民主的情况下,执政党决定是举行新一轮的选举还是谋求独裁权力。两种选择都会引发一场角逐:要么赢得选举,要么赢得夺取独裁权的斗争。按照Przeworski和Limongi的说法,我们假定在夺取独裁权的斗争中,双方都需要付出成本,并且他们从收入中得到的效用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⑦

  我们发现,当一国已经是民主国家时,收入水平的增长的确增强了民主的稳定性(至少在关于选举或战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在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如何分配的一些特定情况下是这样)。但是当一国处于独裁的情况下,结果同样如此。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当权者民主化的动因(与情况一所适用的条件完全相同)。可见,Przeworski和Limongi的直觉式的理论并没能为他们的观点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以证明经济发展对民主化只有外生而非内生方面的作用。

  上述分析说明,Przeworski和Limongi直觉式的理论实际上证明,无论初始状态是民主还是独裁,经济发展都将带来民主。在下一节,我们用事实来支持这一理论假设。经济发展既是民主产生的内生原因,又是它的外生原因。


二、事实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Przeworski和Limongi的结论:“没有依据可以让我们认为经济发展能够引发民主”。民主在高收入国家分布的频率较高,这一点完全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解释,即“民主建立起来之后,它在穷国中很容易夭折,而在富国中则更可能得以持续。”⑧在他们后来的研究中,Przeworski及其合作者就此所下的结论同样很决断:“‘为什么财富和民主总是结伴而行’,并不是因为处于独裁统治下的国家只要发展了,民主出现的可能性就增加,而是因为当民主产生之后更容易在发达国家中生存下来。”⑨

  本节中,我们指出他们的研究结果无法通过三个方面的可靠性检验。首先,在高收入水平上,他们在几乎没有观察到由专制向民主转变的例证的情况下,就推断出收入增加并不能引发民主化的结论。然而,事实上这一观察结果与内生民主化理论是一致、完全不矛盾的。第二,他们的研究存在样本选择方面的问题。第三,他们的分析遗漏了一些重要变量。

  (一)可靠性问题1:个案逐渐减少

  Przeworski及其合作者起初通过测试在两个不同的人均GDP水平上,由民主向独裁及由独裁向民主转变的可能性,来检验经济发展对民主的外生及内生作用。⑩图二是对《民主与发展》(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中的数据的一个图形表示。{11}

  原文中的表格和图形显示,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主崩溃的可能性降低。当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时,这一可能性为0.12;而当收入超过7000美元时,可能性几乎为0。{12}同时,民主化的可能性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在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中,这一可能性不到0.01;而在收入为6000至7000美元的国家中,可能性达到0.06。其中,在两个阶段独裁统治瓦解和民主化发生的可能性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第一个是当国家的人均收入从2000—3000美元区间向3000—4000美元移动时(从0.026降到0.015),而更突然的转变是在7000美元以上的区间(从最大值0.06下滑到0.029)。

  纯粹考虑统计原因,我们要谨慎对待在高发展水平上民主转型发生的可能性显得较低的情况。为了找到原因,让我们考虑以下分析。假设现代化理论在内生和外生方面都是正确的,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变得更富有,则独裁统治要向民主转变(内生性影响)。同时因为国家更富有,民主稳固的可能性更大(外生性影响)。在这样完美的情况下,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民主。等到世界变得非常富有的时候,残留的独裁统治数量就很少了。因为数量很少,可能从独裁向民主转变的个案也会很少。因此,在推断独裁政权瓦解的可能性时,我们就会被误导,因为转变数量上细微的变化将引起估计可能性方面的显著变化。举个极端的例子。假设到2050年,世界上只剩下一个独裁政权,它控制着一个人均收入为10000美元的国家,而世界上其它所有的独裁政权在达到这么高的收入水平之前都已经崩溃了。如果该独裁政权在这一收入水平上瓦解了,我们将推断,独裁政权在10000美元时瓦解的可能性为1(100%);如果该政权不瓦解,则统计分析结果就得出,专制政权在10000美元收入水平上发生民主化的可能性为0。所以,一个特例的两个不同结果,就造成我们得出非此即彼的极端化的结论。

  沿着同样的思路,Przeworski及其合作者认定,很少有独裁统治会因为富有了而推行民主转变。他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假设是,如果一个国家在独裁统治下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发展,所有现代化带来的后果得以累积,那么这个国家将会迎来民主。但是对大多数的独裁统治来说这个前提是空洞的:在123个独裁国家中,仅有19个确实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并且最终实现了‘现代性’”。{13}更值得一提的是,只有19个独裁国家达到了人均收入4115美元。根据他们的计算,在这个水平上成为民主国家的可能性为0.5。{14}在这19个中,一部分始终没有瓦解,另外一部分不是在他们越过0.5这个门槛的时候瓦解的,而是更晚一些,也有一部分就是在这一点上瓦解的。

  然而,从“很少有独裁国家变得富有然后实现向民主的转变”这个事实上,Przeworski和Limongi可能是得出了错误的推论。让我们再假设经济发展对民主的外生和内生机制都是有效的。那么在一个高收入水平上应该只有很少量的独裁国家,因为在某个较低收入水平时,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它们转变为民主国家(而且转型之后民主由于经济的发展已经得以维持)。如果只有当一个国家达到了很高的收入水平时才能算是经济发展了的话,那么外生现代化的前提就是“空洞的”。Przeworski和Limongi统计的“在独裁主义下发展并且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只包括人均收入达4115美元的国家。但是让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发展到2000美元,或者从2000美元发展到3000美元的国家就不叫发展呢?如果他们正在发展的过程中,独裁统治瓦解了,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独裁政权被民主代替了,那么这些样本的缺失不仅不能反驳,而是会支持内生现代化的理论。确实,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富有的独裁国家发生民主化的比例少并不是怪事。真正应当让人奇怪的是,尽管经历了长期经济的发展,一些独裁政权还是存活下来了。

  这一关系可以从下面的分析中看出。表一包括了每年的观测数,根据国民收入水平和政权类型进行分类。{15}可以注意到,收入水平高于7000美元的国家数量大约是总样本数的16%,其中只有5%是尚未民主化的。简而言之,在人均收入达到7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作用已经展现出来了:多少国家经济发展后带来和民主化,在它们还没有达到非常富裕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

  为了检验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我们重新检验了《民主与发展》(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一书中的分析,以确定经济发展与政权转型之间的关系。我们接着将这些结果进行了几个可靠性检验。为了评估经济发展对民主的影响,Przeworski和他的合作者们通过一个动态概率分析,同时检验了人均收入对平均每一年度发生民主化的概率的影响以及平均每一年度民主崩溃的概率影响。我们对他们的核心模型进行重新估算。我们的模型中包括了人均收入以及一组完整的控制变量:经济增长率;政治领导人的变动率(用一个政权存在的过程中政治领导人的变更次数除以该政权存在的年数来计算);宗教分裂指数(计算为一个关于一国国内宗教团体分裂程度的Hirsch-Herfindhal指数);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穆斯林的百分比;该国家是否曾经是殖民地;之前该国发生民主瓦解的次数;当年度世界各国中民主国家所占的比例。{16}

  我们重新计算后的结果见表二。我们的结果与他们的是非常相似的。(细微的差别也许是由于我们没有通过排除石油输出国而对样本加以限制。)我们的分析得出了两个系数:beta系数表示从民主向独裁转变的可能性,而alpha系数与beta系数的和共同反映了一个独裁政权保持不变的可能性。我们注意到,人均收入变量的这两个系数都是显著的。beta系数是负的:民主崩溃的可能性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下降。alpha系数与beta系数的和也是负的并且十分显著:尽管值比较小,它的负号还是表明了独裁政权的稳定性同样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简而言之,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民主化的可能性。{17}

  图三模拟了表二的结果。其它所有变量取为等于其平均值的常数,该图反映了当人均收入变化时政权转变的可能性。民主崩溃的可能性随着收入的增加急剧下降。而每一年中发生民主化的可能性则出现了一定的上升:从0.01%增加到了0.06%。

  (二)可靠性问题2:样本选择

  要理解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对样本进行更仔细的调查。表三根据这些国家是独裁(上半部)还是民主(下半部)进行分类。在每一个类别中,再根据他们第一次进入样本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我们最后观测到该国家年的年份时的人均收入水平将国家进一步细分。最后,该表反映了哪些国家在开始和结尾的时候政权类型保持未变,哪些发生了政权转型。

  与政权转型相关的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开始的时候,在1950年,政权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与人均收入高度相关的。在进入样本的人均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90个国家中,有72个处于独裁统治之下。与之相对的是,在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的20个国家里,有17个是民主国家。根据这个分布状况,如果不研究导致这个偏斜分布的动态因素,也不考虑高收入国家的民主化动态,我们就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民主化理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样本前推到没有民主存在的时点上,然后再来观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民主化进程。

  第二,经济增长的模式也不是随机分布的。在135个国家中,有57个国家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均收入都低于2000美元,有89个则开始和结束时人均收入都低于4000美元。我们知道在1800年前人均收入水平普遍很低。{18}直到十九世纪早期,一部分国家实现工业起飞之后,全球范围内才开始出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全面差异。

  所以,要反驳内生民主化理论,我们必须能够证明,在这些经济起飞于十九世纪的国家中,民主化与经济发展无关。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将研究的时间延伸到早期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

  因此,我们将Przeworski等人1950—1990年的数据与Boix和Rosato研究的1800到1949年之间全球政权变更的数据合在一起来进行分析。{19}合成后的数据库中,一国如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则被定义为民主国家:有自由和竞争性的选举;行政领导对公民负责(不管通过总统制下的选举还是通过议会制下的立法权);至少50%的男性选民有选举的权利。{20}为了测量人均收入,我们将以前的来自Summers和Heston的数据与Maddison报告的关于人均收入的数据进行了合并,并且作了调整,以使后者的数据能与前者具有可比性。{21}所有这些数据的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1850—1990年的6500个国家—年的观测值样本。

  为了强调在二战之前民主与发展的内生关系,我们首先报告关于两个单独时期的动态可能性估计结果:1950—1990年时段、1850—1949年时段(表四,模型1和2)。在1950年前的观测值中我们没有表二中所有的控制变量,因此只能利用人均收入来估计。在这些估计中民主被编码为1(Przeworski和他的合作者们编码为0)。在模型1中二战后的实际结果与表二中得到的关于人均收入的估计很相似:人均收入的提高能够轻微地提高民主化的可能性,而能够极大地减少民主崩溃的几率。但是在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战这段时间里,情况却是相反的。在这段时期,人均收入对民主化有显著的正影响(表四中模型2的beta系数)。与之相对的是,收入增长并没有降低民主崩溃的可能性——alpha系数不显著(尽管它是与beta系数进行的联合测试,也就是说,带有绝对影响)。

  为了更精确地确定在不同阶段发展怎样影响政权变动,避免由于样本的不完整造成的偏颇,我们在模型3中分三个阶段对全体样本进行估计: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截止到1924年,到该年度全球民主的国家达到了28个(占全部独立国家数量的2/5);从1925年到二战,其间民主国家的数目下降了一半;1945年后的时期。{22}

  图四(a、b)模拟了表四模型3的结果。三个时期发生民主化的可能性由图四(a)来描述,发生民主崩溃的可能性由图四(b)来描述。尽管在战后阶段,经济发展仅仅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发生民主化转变的可能性,但是在1925年以前,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在早期,对于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下的国家来说,向民主转变的年度可能性几乎是可以忽略的——每年不足5%。但是在3500美元的水平上,每年发生民主化的可能性讯速上升到了20%。与此相对的是,尽管民主崩溃的趋势被高水平的增长削弱了,人均收入的作用还是比战后时期小了很多,见图四(b)。

  简言之,经济发展对于民主化具有显著的内生作用。如果我们仅仅观察1950年以后的样本,这一事实是很不明显的。到1950年时,经济处于发达水平的国家,其实早已实现了民主化。并且大部分到1950年还没有得到足够经济发展的国家在接下来的10年里也没有实现民主化,或者是被一些外生变量阻止了民主化的进程(比如苏联的控制)。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图二,政权改变的可能性,尤其是民主化转变的可能性,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利用扩展的样本,表五显示了一个分段函数,我们可以用来估计民主化是怎样随着低、中、高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动态变化的——低于3000美元、介于3000美元和6000美元之间、高于6000美元。{23}有两个结果值得关注。第一,尽管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总是提高民主化的可能性,但是提高的速率是在下降的——换句话说,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具有边际递减的规律。结果显示对于低和中等经济发展水平来说,人均收入增加1000美元,民主化的可能性大约增加2%,而在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民主化转变的可能性仍然是增加的,但是人均收入增加1000美元只能引起大概0.5%左右的增长。第二,同样的边际递减效应也发生在经济发展对民主政权的巩固作用上。尽管民主崩溃的可能性在经济发展较低和中等水平时会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而迅速下降,但是在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国民收入的提高对民主巩固的边际影响是非常小的。

  (三)可靠性问题3:没有考虑的变量

  在本节中,我们通过引入Przeworski和他的合作者们在分析中遗漏的一些理论上合乎情理的自变量,来检验他们对内生民主化理论所进行的批驳是否可靠。

  Przeworski和Limongi认为:“如果现代化理论是准确的话,我们必然可以找出某个收入水平,在该收入水平上我们可以比较确定一国会抛弃独裁统治。但是我们很难找到这个收入水平。” {24}对于民主崩溃并蜕变为独裁而言,这样一个收入水平是可以找得到的: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6000美元时,民主崩溃的可能性为0。他们的研究指出,再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测算的民主与独裁存活的机会均等点之上,仍然有一些独裁政权存在,而还有另外一些独裁政权,虽然已经步入富国的行列里很久了,却仍然活得很好。

  但是从纯粹的统计观点来看,该模型对现实政治的预测功能可能比Przeworski和他的合作者们想像的要大一些。他们发现的独裁统治的生命力强的现象,不见得和内生性民主化模型有那么严重的背离。测量误差和遗漏的变量都可能造成任何模型里出现一些例外个案(outliers)。正如Cleary在相同情况下指出的一样,出现例外个案,不等于是出现了逻辑上的矛盾。{25}在我们目前的问题里,例外的个案其实为数并不多。回到Przeworski和Limongi的所罗列的单子,在19个人均收入超过4115美元的国家中,智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正好在两国转变为民主国家的概率刚好达到了0.5的那一年(1989年)结束了前政权。{26}在剩下的17个国家中,在越过了0.5的界限之后四年内经历了转变的超过5个。{27}而对东德和保加利亚我们没有人均收入的数据,这样就只剩下10个真正的例外情况。这还不到样本数的10%。除非我们的的理论预测是100%准确(deterministic)或者认定事物发展具有单一原因,我们才能根据这些不到10%的例外个案推翻内生民主化的推论。

  我们继续假设内生和外生民主化机制都在起作用。同时,我们假定经济发展只是决定独裁瓦解与民主持续的几个因素之一。如果除了经济发展还有其它因素才共同决定了独裁是否瓦解,那么一些富有国家的独裁统治能够持续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

  根据Boix的研究,除经济发展水平外,很可能一个决定民主化的因素是资本的流动性。{28}尽管一般来说,一国的经济水平越高,其资本的流动性就越高。但是也许有些富有的国家里,资本的流动性较低,比如石油生产国。{29}我们假设下面的方程表示了收入、固定资产和民主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

  P(t|a) = α + β1X1 + β2X2 + ε|a

  上式中,P(t|a)是一个独裁国家民主化的可能性,X1是该国家的人均收入,X2是该国资本资产非流动性程度。在一些国家里,即使该国已经变得非常富有了,但是由于X2非常大,以至于会抵消掉人均收入的影响。所有X2比较小的国家都已经民主化了,并且他们日益增长的财富也使得他们的民主政权更加稳固。在这些假设之下,我们可以预期经济发展能够产生我们所证明的它所具有的影响:大多数的国家实现了经济发展,而且成为了民主国家,但是另外一部分虽然国家财富已经相当可观,却仍然保持独裁政治。{30}

  在Przeworski和他的合作者们的测算中,没有考虑国际因素。而国际因素往往也可以解释一些相对富有的国家为什么仍保持独裁统治。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对他们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国家的内政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美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各国应当选择民主或独裁的倾向往往受到政治事件和美国政府变更的影响;而苏联在东欧施加了统一的压力抵制民主化,并且在Przeworski数据覆盖的整个时期都一直坚持这一做法。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影响构成了抵制民主化的力量,尽管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迅速。

  在表六中我们估算了与表二相同的动态可能性模型,但是排除了在苏联控制和统治下的国家(模型2)以及石油富国(模型3)。{31}每一个自变量的alpha和beta系数之和显示了改变量对某个独裁国家保持稳定的可能性估计值的影响。将包含了所有国家的模型系数和与排除了苏联控制国家的模型系数和相比较,发现后者仍然是负的,但是绝对值更大(-0.063与-0.032)。这说明,如果控制了国际政治方面的外生因素和国内经济结构的一些因素,经济增长对使民主化的影响会明显增大。

  这种影响可以从图五中看出。图五模拟了战后全部国家,苏联控制之外的国家,以及非石油生产国中,经济增长对民主化可能性的影响。对全体国家样本而言,当一个国家从最贫穷的收入水平发展到最富有的收入水平(从1000美元到12000美元)时,民主化的可能性增加了一倍多。对于那些苏联控制之外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收入增长会带来民主化可能性300%的增长,即从0.07增加到0.21。如果把苏联控制的国家和石油生产国都去掉的话,相应的民主化发生的可能性从0.06增长到0.33。这就是说,一个非石油生产、非苏联控制的国家如果达到了最高的收入水平,却仍处于独裁统治之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在达到最高收入12000美元后三年内,民主化将会发生。可见,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对民主的内生影响是深刻的。{32}

  (四)经济增长对民主化的内生式影响

  经济发展本身对政权类型可能是内生的。也就是说,经济成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民主体制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当在经济发达的国家看到更多的民主,因为民主程序的引入首先促进了发展。如果确是如此,那么经济增长对政权类型的内生性可能会使我们估计人均收入对政权变动的影响时产生偏差。再明确一点,如果民主比独裁更能带动经济增长的话,这将意味着我们的模型(在表二、四、六中估计的)夸大了经济水平在维持民主方面的影响。不过,就算民主对经济增长有利,这也不会削弱经济增长会促进民主化这一结论。

  研究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的文献大致分为几类。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理论家认为,民主制度因其基于普选权,会威胁私有财产权,因此会威胁资本主义的发展。战后,一些学者认为,独裁政体能够更有效地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而且可以更有效地避免政治精英寻租和谋求特殊利益。{33}然而,长期以来也一直有很多学者坚持认为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更加有利。民主政权限制了统治者将私人财富充公,并中饱私囊的欲望,从而能够确保私有财产权。民主制度增强了政治责任感,减少了腐败和浪费。还有,民主制度更能提供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各类公共产品。从实证研究来讲,关于政权类型能够影响经济发展的证据稍有不足。在回顾所有有关的研究后,Przeworski和Limongi发现有八项研究认为民主对经济增长更有利,另外八项研究发现专制体制对经济增长更有利,还有五项研究发现二者并无差异。{34}Barro发现,在中等发展水平上,民主对增长具有正面影响。{35}最近,Przeworski等人通过对1950年以来增长率和政权的系统分析,得出结论:“在所能观察到的样本中,并没有太多的证据证明独裁对经济增长更有利。”而且,“一旦将独裁和民主所存在的条件考虑进来后,这一微小差别也消失了”。{36}简言之,这些研究都置疑,经济增长和民主制度之间是否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endogeneity)。{37}


三、平等、发展、民主


  如果经济发展能够引发独裁向民主转变,而且使得民主持续下去,那么原因何在呢?Boix就发展与民主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解释。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平等。{38}收入平等意味着赢得民主支持的再分配方案(中间选民所支持的方案)对富人的剥夺程度,要比在收入分配高度不均的情况下中间选民支持的方案轻微得多。因此,富人们发现,当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富有时,民主的税收结构给他们带来损失较小,因而他们更愿意支持民主化。

  Boix指出,这个模型能够解释,不管初始状态是民主还是独裁,经济发展都能减少参与者选择独裁的动机。尽管对民主(或者非民主)政府的选择发生在实际对财产分配的投票过程之前,但是每一个政治参与者所做的选择是建立在其选择会带来的结果的预期的基础上的。富有的独裁国家中的资本家比贫穷的独裁国家中的资本家更有可能选择民主。同样,富有的民主国家中的资本家比贫穷的民主国家中的资本家更愿意支持民主持续下去。因此Boix的理论同时解释了经济发展对民主的持续性的影响和对民主化的影响。{39}

  我们的数据支持的结论是,民主不是由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所引起的,而是由其他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变化引起的,特别是收入平等。图四(a)支持了这一观点。我们注意到,1949年之前民主化发生时的人均收入水平远低于1950年之后。如果严格说来是人均收入水平引起政治转变的话,那么转变可能性的图形形状在整个过程中应该是相同的。

  图六中,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人均收入仅仅是其他原因的一个代表,该图描述了不同人均收入水平上民主政权的比例,包括了1950年后、1950年前以及1900年前的样本。战后,人均收入达4000美元的国家中,大约50%的是民主国家;而1950年前,这个比例是90%。有可能成为民主国家的最低界限为2500美元。如果是人均收入引起的民主化,那么关于最低界限的差别就不是上述样子了。

  Boix利用1850年到1980年的数据检验了形成民主化转变和民主稳定的经济变量,也就是包括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政治转变。{40}下面我们总结他的结果,来阐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因为二战前所有国家的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数据都不存在,Boix利用两个指示值很好地估计了当时得经济不平等性:农业财产的分布{41}和人力资本的质量。{42}对于1950年后的样本,经济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与家庭农场百分比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6(排除了社会主义经济)。{43}对于那些人均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国家,相关系数为-0.75。教育指数与Deininger and Squire报导的1950至1990年期间的基尼系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9。

  将这些数据合在一起,可以得到一个超过6100个国家—年度观测值的样本。引进其他变量后,样本数处于3300到4400之间。估计的结果(还是利用动态可能性模型)如表七所示。为了检验人均收入对这些额外变量的作用及灵敏度,表七报告了4个模型。模型1估计了从1850年到1990年整个时间段内,人均收入本身对民主化转变和稳定性的影响。模型2加入了家庭农场。模型3还包括了人力资本的程度。模型4加入了一个社会中职业多样化程度对政权转变的影响。这个变量,也是由Vanhanen提出的,由一国中从事非农生产的人口的比例和城市人口的比例的平均值衡量,其中城市人口是指居住于人口在20000以上的城市的居民。

  在模型1中,无论从统计学角度还是从实际角度来看,人均收入这一变量都非常显著。然而在接下来的测算中,它的解释力逐渐丧失。人均收入的统计显著性(不管是alpha系数还是beta 系数)在教育指数引进后就极大地弱化了。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考虑到教育因素后,人均收入对民主稳定性(alpha和beta的和)影响减少了一半。这一发现似乎表明,现代化理论文献中对战后以来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的研究,作为其主要自变量的人均收入,多是作为其他更基础的因素的一个代表。{44}

  和人均收入水平相对,经济的平等程度(在农村,用农场所有权和一般识字率来衡量)既增加了民主化转变的几率,也增加了民主政权稳定下去的机会。不过,一国变成民主的机制与造成一国民主崩溃的原因是略有不同的。农村财产分布的平均程度对民主化影响较小,但一旦经济变得更加多元化时,民主转变的机会随之大幅度增加:当城市居民和工业占经济总量不到四分之一时,每年发生民主转变的可能性不到1%;当超过四分之三的经济实现了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每年发生民主转变的可能性达到10%。

  相应地,经济结构和资产的评价程度都能影响民主能否成活。在高度不平等和欠发达国家里,任何一年民主崩溃的可能性都达到20%。不论是农村平等程度还是工业化水平的增长,出现独裁的威胁都会下降。对农业社会而言,如果一国从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如斯托雷平[Stolypin]改革和苏联巨变之前的俄罗斯、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的西班牙、大多数拉美国家等)变成高度分散的产权制度(如挪威、美国、加拿大及所有在二十世纪之交家庭农场占全部土地的3/5和4/5之间的国家)的话,民主崩溃的可能性减为0。即便当财产分布依然高度不平等,随着经济的工业化,从民主退步成独裁的机会也会消失。

  总之,在收入越来越平均的国家中,人均收入是上升的。导致一国民主化和维持民主的因素不是高收入而是收入平等。如果早期工业化国家比后起工业化国家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实现收入平等,那么可以解释为什么1950年之前经济增长对民主化的内生作用相对巨大,而1950年之后则变弱了。{45}


四、结论

  

  Przeworski和Limongi的研究,以及后来他们与Alvarezand和Cheibub的研究,对学者提出了需要回答的重要的问题。他们理清了一些事实,并力求解释这些事实。他们众多重要贡献中的一点是警示了我们,实现民主与维持民主的原理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他们提出的各个问题都是正确的。我们希望我们已经证明了,正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经济发展不能增加发生民主化的机会,虽然发展确实能使已经建立的民主得以持续。正确的问题应该是如下所述。第一,假设经济发展能影响民主化发生的概率和民主政权的稳定性,那么为什么在1950年后造成民主化发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升高了?换句话说,以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为什么一些国家可以更便宜地“买到”民主?(比如十九世纪后期的英国或者挪威获得民主时的人均收入水平比二十世纪后期的智利或者贝宁获得民主时的人均收入水平要低得多。)第二,为什么早期工业化国家中的专制君主比后起工业化的更容易受到经济增长的冲击,即为什么早期的专制政府更容易受经济发展的冲击变成选举式政体?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个世纪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是带来了民主,而在二战之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则在于使已经存在的民主存活下来?

  在本文的开始,我们问道,以1985年的智利和贝宁为例,后者的人均收入只有前者三分之一,则智利发生民主化的机会是不是比贝宁高?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已经证明,经济发展不仅引发民主,而且使民主得以持续。但是,关于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完整的答案需要我们去理解隐藏的机制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后果。


附录:民主化过程的博弈论模型


  (一)博弈模型一:现状为民主

  首先考虑两个派别在民主国家中竞争这种情形。当权派(设为F1)决定是坚持选举还是采取为“为赢得独裁而战”。如果F1坚持选举,它赢的概率为e,失败的概率为1-e。如果F1选择战斗,它赢的概率为r,失败的概率为1-r。如果是战斗的话,F1和F2都要为战争付出成本(w);战胜的一方将得到所有的收益(Y),而失败者将一无所有。如果举行选举,赢者将取得大部分(s)的收益,而失败者可以取得一小部分(1-s)。期望回报如图七的底部所示:

  根据的Przeworski和Limongi研究,我们假设收益的边际效用递减;具体而言,我们假设效用等于收益的平方根。F1选择民主当且仅当

  r(u(Y-w)) + (1-r)(u(-w))-e(u(sY))-(1-e)(u((1-s))Y) < 0 (1)

  通过对Y取u的一阶导数可以知道经济发展对民主的影响,经济发展会引发民主化时满足条件

  1/2 [r(Y-w)-1/2]-1/2 [e(Y)-1/2 s1/2]-1/2 [(1-e)(Y)-1/2(1-s)-1/2] < 0

  上式可以简化为

  r(Y-w)-1/2-Y-1/2 [e(s) 1/2 + (1-e)(1-s)1/2] < 0 (2)

  让我们来看不等式(2)左边的分母项(Y-w)-1/2和Y-1/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扩大了第二个表达式的值也就是扩大了民主化的概率。

  当然,战略选择会被其他参数所影响:一方面,受到统治集团赢得独裁战争的概率(r)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统治集团或者竞争对手赢得选举的概率(e,1-e)影响,还受到收益在选举获胜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分配(s,1-s)的影响。在其他一切因素一致的情况下,民主化的机会随着r的增加而减少,随着e和s的增加而增加。不过,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对e和s的有条件的影响并不太明确:也许与直觉不符,当权者赢得选举的概率越大,赢得选举后他所得的收益份额越大,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越小。不过这只是比较次要的关系,基本上被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正面影响盖过了。

  (二)博弈模型二:现状为独裁

  现在考虑集团F1是一个独裁者并且必须决定继续保持独裁还是进行民主化。在民主化的情况下F1仍然会以概率e赢得选举,并且得到收益Y的比例为s,或者以概率1-e输掉选举,并且得到收益Y的较小比例1-s。如果F1决定反对民主化,F2必须决定是接受还是为了取得独裁而战斗。如果它接受了,那么它得不到任何收益,F1将得到全部的收益。如果F2选择战斗,那么它以概率1-r得到所有收益减掉战争的成本(w),或者以概率r仅仅付出战争的成本。如图八所示。

  通过逆向推导可得,面临接受独裁还是对独裁开战,F2总是会选择战斗,除非不等式(3)的条件成立:

  r(u(-w)) +(1-r)(u(Y-w)) < 0 (3)

  如果这个不等式成立,F2总是会接受独裁,并且由于预料到F2会接受独裁,F1永远不会选择民主化。

  这个不等式让我们考虑比较选择战争但输掉战争造成的效用损失,并用独裁者获胜的概率进行加权;与选择战争并赢得战争带来的效用增加,并用现在不当权的集团获胜的概率来加权。如果后一个加权效用比前者大,那么民主化永远不会发生。

  假设不等式(3)不成立,由第一个选择节点处,F1将会选择民主化当且仅当

  r(u(Y-w)) + (1-r)(u(-w))-e(u(sY))-(1-e)(u((1-s))Y) < u(0)

  取u对Y的一阶导数(假设u(y)=Y1/2),我们可以得出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

  1/2[r(Y-w)-1/2]-1/2[e(s)1/2 + (1-e)(1-s)1/2(Y)-1/2] < 0

  化简后即:

  r(Y-w) -1/2-Y-1/2 [e(s)1/2 + (1-e)(1-s)1/2] < 0

  注意到这与博弈一中的式(2)是同样的不等式。当不等式(2)成立的时候,经济发展将鼓励独裁向民主转变。如果还是只看两个主要因子(即e和s),很显然,经济发展会增加民主化的概率。这就意味着,减小发动政变的动机的机制(即收入增长的边际效益递减)也同样适用于解释F1接受民主的情况。人均收入的增长不仅能够预示民主崩溃可能性的降低,同时还能够预示民主转变可能性的上升。总之,利用Przeworski和Limongi的参数,内生民主化理论是成立的:在经济发展的刺激下,独裁政权会实现民主化。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两个博弈模型不是非常成功。一些比较分析并不符合直觉。在第一个博弈模型中,对r(独裁者赢得独裁保卫战的概率)、e/(1-e)(世界上548个独裁者及其对手赢得选举的概率之比)和s/(1-s)(竞选胜利者和失败者得到的国民收入相对份额)的一些值而言,经济发展略微地减小了民主发生的几率。一个关于经济增长与民主化之间关系的更令人信服的理论模型,也许可以更清楚地预言增长会带来民主。但我们的核心观点是,这些模型并不能支持“经济发展能使民主更加稳定但不能引发民主化”这一观点。如果能从实证上讲,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是外生而不是内生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不同于上述博弈模型的理论基础。然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置疑这一经验主义观点,进而置疑是否有必要提供一种支持该立场的理论。

  *本文原载World Politics, 55(3), 2003, pp.517-549。作者十分感谢David Brown、José Antonio Cheibub、Matt Cleary、Jorge Domínguez、Stathis Kalyvas、David Laitin、Fernando Limongi、Luis Fernando Medina、Adam Przeworski、Joan Serra、Lisa Wedeen和Pete Wolfe的评论。

  (译 / 尚婵娟 王正绪)

【注释】

①Przeworski and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49 ( January 1997). ②Brown, “Review of Przeworski et al.’s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 (June 2001), p.576. ③López, “Sanctions on Cuba Are Good, but Not Enough”, Orbis 44 (Summer 2000), p.349. ④Adam Przeworski, Michael E. Alvarez, José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⑤Przeworski and Limongi (fn. 1); the version appearing in Przeworski et al. (fn. 4) drops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ltogether (chap. 2). ⑥Przeworski and Limongi (fn. 1), 166. See also Adam Przeworski, “Why Democracies Survive in Affluent Countries”,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Politics,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1996. ⑦Przeworski和Limongi认为,在第种情况下,能够减少民主在富国中瓦解的概率的原因,涉及到的是经济从战争中恢复的机制。如果一个国家较穷,那么经济受战争破坏后恢复到原有水平的速度相对在富国中要快。由此他们认为如果国家较富裕,政治人物就相对不会为了争夺权力而发动战争。尽管他们的这一推论完全符合经典Solowian增长模型(基于标准的边际回报递减的生产函数)的预测,但是他们的结论——较快的经济恢复速度使得在穷国中独裁的收益较大——是没有根据的。这中间,重要的不在于经济能多快恢复到原有水平,而在于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因为这决定了独裁者(expropriator)得到的总回报(收入流)的多少。因此,在富国中做独裁的收益应当更大(如果忽略边际收入递减的可能性的话)。 ⑧Przeworski and Limongi (fn. 1), p.167. ⑨Przeworski et al. (fn. 4), 106.总结了关于转变的一个多变量动态可能性分析的结果,Przeworski和他的助手认识到“人均收入的影响……对两种政权都是明显的,但是民主的数量更大一些是正常的”(p. 123)。但是,上述引用表明,他们很难接受收入增长会引起民主化这个事实。 ⑩本文中,按照Przeworski和他的合著者的术语,我们将“发展”等同于个人收入的增长。但是我们下面的讨论表明,其他方面的发展,特别是收入增长公平性也许是更相关的发展维度。和这些作者一样,我们也将“独裁统治”和“独裁主义”视为同义词,并将它们二者都等同于非民主。但是,在时间上将我们的分析前推,当包括君主制和有限公民权的议会制的政权面临民主化的危险时,非民主会成为一个更精确的名词,而这两者都不符合今天独裁统治的概念。 {11}Przeworski et al. (fn. 4), 第93页, table 2.3(表2.3)。 {12}所有的数字都是1985年的国际价格。 {13}Przeworski et al. (fn. 4), p.160. {14}In Przeworski et al. (fn. 4) 独裁国家的数目上升到了20个。 {15}数据来自 Przeworski et al. (fn. 4), 93, 表 2.3. {16}他们的估计见 Przeworski et al. (fn. 4), 124, 表 2.17. {17}在表 2.17 Przeworski et al. (fn. 4)中,作者用两列来展示系数:beta(转化到独裁的系数)在第一列;beta加上alpha(后者是剩下的原来是独裁现在仍然保持独裁的系数)。我们已经选择在单独的列显示beta和alpha。 {18}Paul Bairoch, 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 Myths and Paradox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chap. 9; Angus Maddison,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5. {19}Carles Boix and Sebastian Rosato, “A Complete Data Set of Political Regimes, 1800-1999”,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2001. {20}Boix and Rosato (fn. 19) report both a full discussion of the coding and the data set. {21}Maddison (fn. 18); Robert Summers and Alan Heston, “The Penn World Table (Mark 5): An Expanded Set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1950-198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May 1991). 尽管两组数据对人均收入的定义不同,他们的观测值确实是高度相关的。1950—1990年间的Summer-Heston数据和Maddison的关于人均收入数据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87。 {22}用不同时期的数据作同样的回归分析,不改变表四中模型3的主要结果。两次战争之间出现的哑变量已经被剔除以避免共线性。 {23}收入变量被定义为相应的在某一初始零点以上的人均收入。为了选择初始点,我们首先用单独的函数检验了不同的收入部分系数的方差。 {24}Przeworski and Limongi (fn. 1), 163. {25}Matthew Cleary, “Testing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Modernization The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lanta, September 2-5, 1999. {26}就像Przeworski和Limongi注意到的,智利曾两次超过4115美元的界限,但是只有在第二次的时候独裁统治才瓦解。 {27}人均收入达4115美元,并且发生民主化的国家有巴西(1980,1978),韩国(1985,1988),希腊(1970,1974),波兰(1985,1989),和葡萄牙(1973,1975)。括号中第一年是人均收入达到4115美元的年份,而第二个年份是民主化的年份。波兰在1974年也曾经达到极限收入,但是没有发生民主化。 {28}Carles Boix,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9}当我们把分析延伸到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其他的固定资产自动出现了。但是关键不仅在于一项资产是固定的并且它在一个国家的出口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它还为国家的GDP贡献了很大一部分。比如,十九世纪英国的煤炭行业就不符合这些标准。 {30}关于石油对民主化转变的负面影响参见Boix (fn. 28), chap. 3. {31}我们排除了所有苏联控制的国家(而不是用一个哑变量表示这些案例),因为测量哑变量对政体转变的条件影响的变量与对民主的影响的变量具有完全共线性。 {32}可能导致富国中民主化概率减少的变量有许多,我们不想伪称已经把所有遗漏的都穷尽了。第三种可能性是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独裁国家,它们有着不同的崩溃可能性。比如,就经济发展的影响来说,军事政权可能比文职军政府(civilian juntas)更缺乏弹性。我们非常感谢Adam Przeworski为我们提出的这种可能性。 {33}关于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方面的文献,可以参阅Walter Galenson, “Introduction,” in Galenson, ed., Labo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Wiley, 1959; Karl de Schweinitz, Jr., “Industrialization, Labor Controls and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7 ( July 1959);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关于隔绝的精英(insulated elites)的文献请参阅 Stepha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34}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Political Regimes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 (Summer 1993). {35}Robert Barro,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IT Press, 1997). {36}Przeworski et al. (fn. 4), p.178. {37}尽管民主对增长的影响可能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一些特殊的宪法结构会影响增长,比如,存在一些拥有独立立法权的自由主义结构。确实,越来越多的证据正表明,受到制约的行政权可以带来高水平的发展。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Bradford J. DeLong and Andrei Shleifer, “Princes and Merchants: European City Growth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6 (October 1993);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December 2001)。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认为,以竞争性选举和普选为表现的民主的引进,从根本上导致了西方的工业起飞。我们在下一部分中将要继续探究的一个似乎有道理的观点是,一旦某种自由主义机制被一种平衡社会和经济的力量所支持,就会促进增长,这会产生一些特殊状况,比如收入更平等,而收入平等反过来会促进民主机制的产生。 {38}Boix (fn. 28), Deininger and Squire收集的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最新数据包括692个可比较的观测值(其中587个有基尼系数),这些数据表明,在比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平等程度变化非常大。人均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国家,平均的基尼系数是42.5,区间范围是20.9到66.9,标准差为10.4。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平等发生的情况大大降低。人均收入高于10000美元(1985年的常数价格)的国家,平均的基尼系数是34.2,标准差为3.6。Klaus Deininger and Lyn Squire, “A New Data Set 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 (September 1996)。Boix的全面讨论也检验了经济增长对资本灵活性和资本灵活性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39}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平等的长期趋势表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存在其他一些似乎合理的联系。比如,将一个把穷人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的独裁国家设为起点,随着国家的发展,收入更加平等。如果随着他们的收入开始赶上富裕阶层(像Lipset很久前宣布的那样),穷人和中产阶级参政的意愿变得更强烈,并且他们的组织能力也增强了,那么镇压成本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升。在这个例子中(与Przeworski和Limongi相反),就算资本的边际收益保持稳定,发展也会引起民主化转变。 {40}Boix (fn. 28). {41}农业财产的分布是通过该地区家庭农场面积占全部面积的百分比来测量的。这种由Vanhanen收集和报告的测量方法将家庭农场界定为“为(包括家人在内)不超过4人提供就业机会……被持有者家庭本身所耕种的……为耕种家庭所拥有或被类似于物主的”那些农场;Tatu Vanhanen, Prospects of Democracy: A Study of 172 Countries, London: Routledge, 1997, p.48。这个定义,目的在于将家庭农场与主要由雇工耕耘的大农场区分开来,它不依赖于农场的实际大小——农场规模大小随着产品类型的不同,以及农业技术的不同而变化。家庭农场的百分比表示出了集中度,从而表示出了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权。每10年报导一次平均值,这样得到的数据集所涉及的时间段为1850年至1979年。它涵盖的国家从家庭农场百分比为0%到94%,样本的均值是30%,标准差为23%。更广泛的文献将土地的分配不均与不平衡的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 {42}为了衡量人力资本水平,Boix利用了vanhanen的“知识分配指数”,该指数存在于成人学者和“学生水平”百分比的算术平均数中。学生水平是每10万居民中学生的数量,标准化使得每10万名居民中有1000个学生相当于100%的水平。同样涵盖了从1850到1979年这一时间段的教育Vanhanen指数,在0.5%和99%之间变化,其平均值为29.2%,标准差为22.7%。 {43}Boix (fn. 28). {44}职业多样化程度(没有家庭农场和教育变量)指数的引进,仅仅减少了人均收入beta系数的统计显著性。这个估计值没有在表七中显示。 {45}1950年之前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数据过于缺乏,无法证实这一假设。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它们的代表变量,比如教育和土地财产的分配,在同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发达国家中的不平等状况没有发展中国家那么严重。例如,在我们的国家—年度观测值中,人均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国家中,发达国家的平均识字率指数为40%,发展中国家为20%;人均收入在2000美元到4000美元之间的国家中,发达国家的平均识字率指数为50%,发展中国家为41%。人均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国家中,家庭农场的平均百分比在发达国家为39%,在发展中国家为28%。对于人均收入在2000美元到4000美元之间的国家而言,这个差别变得更大:家庭农场平均百分比在发达国家为42%,在其他国家中为25%。一般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包括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