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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的节目单和权威的混合本质

许慧文

  在思考中国国家的特性时,不论是对其遥远的过去还是其当下的现实,本刊五篇文章的作者从各自互不相同的学术视角出发,在一些重要问题的观察上达成了相当的共识,至少在我看来如此。这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反复强调,中国国家权威从形式上看,可能从最初建构的时候起,就一直是一个单一的权威。即,权威的授受被看做是来自于上面,并且归根结底出自于一个单一的,极端集中的、至高无上的来源。但在其日常的统治实践中,这些作者则主张在中国的体制中,国家的官员就像任何优秀的大型剧团的演员一样,很少会死守着一些单一的、统一的、事先规定的脚本来表现。{1}相反,他们通常会习惯性地准备好去扮演一组不同的角色,并随时运用各种看似很不相同的统治技巧,来满足不同的利益,变化的风习,和迫切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国家权威的理念或许总是单一的,超越的、和普遍的;但统治的现实,却总是多样的,实在的,和特殊的。学术研究要把握这些多样的声音的准确音色,要分析国家权威可能采取的多种表现形式之间的微秒的相互关系,毫不奇怪,就必须如本刊的文章那样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


康和韩论调节控制


  康晓光和韩恒从政治组织的角度提出问题,使他们建立了一套“分类控制”的精致类型学,他们认为这套办法是国家官员在统治社会的不同成分时深思熟虑的产物。他们采用的语言和社会视角把治理问题等同于对威胁的管理和社会控制,并从国家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相同逻辑出发,推测和阐明了国家控制“策略”的五个对应模式及其对八“类”社会组织的应用。他们进而争论说,做为特殊的统治技术,这种分类控制体系在中国出现于1990年代,当时“威权主义的”政府,由于“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愿推动改革”。根据他们提出的这个认识,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所有的能量和动力都显然来自国家。社会团体对国家的不同程度的威胁纯粹是不证自明的,或者是随定义而来的。而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则显得无能为力,只能接受国家施加于它们的各种控制方法。因此,康和韩所列举的治理的多样形式,或统治的多种策略和技术,完全出自于国家的议程,纯粹是国家自身的需要,是其实现对社会俘获(social capture)和反对派管理(opposition-management)的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机制。


王绍光论互动过程和重合


  与此不同,王绍光在讨论权威的多种形式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多种类型时,采用的视角是政治参与、表达、政策制定,和议程设置的政治学。他的分析的目的是要质疑在他看来被随意乱用的“威权主义国家”这一概念的有效性。他的分析同时意在反驳他认为是“西方的流行看法”,即中国的经济改革十分迅速,但真正的政治改革还没有发生。王指出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存在六种互动模式,它们并不相互排斥,可以采用来设置和治理社会政策制定的议程。他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国家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找到了各自的例证。他特别指出近年来浮现的“外压模式”在政府的议程设置中的作用,并讨论了现代媒体在表达民意和聚焦公众及政府对某些(而非其它)政策问题的关注时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变化。

  在王的观念中,国家可使用的和实际上所采用的统治技术,同样是多重的。但是这些技术所体现的任何现存的均衡不是固定的和静止的,而是在我们眼前不断变动的。虽然正式的国家权威在中国无疑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王并不认为政策变化原因只在国家一边。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并不仅仅是中立的或毫无反抗能力的,他们甚至也并不必然是特别屈从的。要实现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从早已贮存在任何国家的统治武库里的(被历史和文化遗产证明是有效的)全套统治节目中精心地选择和应用特别的统治技术。但是,王似乎争论说,治理的艺术,也常常要求国家的官员去做一些灵活的即兴发挥,去抛弃一些旧的成规,并开创国家与社会间新型的互动关系;或者对已经开始、但被视为是具有危险倾向的交换和互动的双向过程做路径重选。王指出,通过这种国家与社会间互动的明显改变,在今天的中国,真正的政策结果才得以产生,这种政策结果或许会达成“公众的优先议题”与“政府的优先议题”间或多或少的重合。

  政府的优先议题与公众的优先议题重合的程度会随时间的展开而逐步扩大和加深,王绍光对这一可能性的关心,值得我们认真考虑。把政府和公众间的这种重合做为一个目标来追求—这个目标或许已经在进行,或已部分实现了—就是建议某种可能性,即通过不断地扩大政治商讨和辩论,就可以从荆棘丛中走出一条实现更完全、更有效的民意代表制度的中国道路来;这条道路将通过国家与社会间无数重复的通融妥协来开辟;它与其它的路径不同,因为其它的路线追求的不是更为轻松舒适的重合,而是指向激烈竞争的多党政治和扩大直接的人民主权。


孙立平论理论和实践


  孙立平的方法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国家的权威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它们最近的变化。孙简单概述了以往的优秀社会科学家为发展社会变迁一般理论所做的一些尝试,并表达了他是不太满意这些理论的。为了批评的方便,他把这些理论分类归入“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他认为,这些理论及其方法对理解中国的现实帮助不大,因此他倡导发展新的,更贴近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机会和困境的理论来取代它们。孙强调,后社会主义社会向现代性转型,必然与其它社会的转型,如早期工业化社会,和在后殖民地时代为经济发展而斗争的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同,而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相同的转型。孙评论说,在后两种情况下,“现代化”与“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停留在“不发达”状态的经验)的经验,与民族形成和国家建构的社会经验同步发生并逐步会合。在我们称之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社会里,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同步发展起来,或正在发展,同时发生并做为这种发展一部分的是社会转型过程的展开。但是,孙认为,在所谓的“第二世界”,即今天的“后社会主义”社会,包括中国,转型过程必然是大异其趣的。因为,一方面经济需要扩展,但国家——对我们来说,似乎已经发展得过分——却必须收缩。至于中国社会,则必须并将完全“重建。”

  孙接着评论了对后社会主义转型做理论概括的一些尝试,这些理论尝试是学者们从俄罗斯和东欧和中欧的实践中勾勒出来的。与先前的理论一样,孙从这些晚近的理论建构努力中,同样看到了缺陷。因为与前苏联东欧集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国家在转型中保持了政权,而新的社会精英是在“渐进的市场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中逐步产生和崛起的。孙强调,共产党统治的维持和经济改革的渐进节奏,使得中国转型的政治社会学与发生在欧洲的转型大相径庭。

  直到文章的结尾孙才讨论了他对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做理论概括的见解和建议。他认为,中国的改革过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即“改革的推进者们”所采取的两个“策略”——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一个是关于正式的思想,或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另一个是非正式的实践,即普通大众试图应对他们的处境所采取的日常技巧和策略所构成的社会实践。

  首先,在官方政治思想和社会哲学的层面,中国的改革者努力避免了把“市场”及其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及其价值相互对立,以及在两者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他们逐步地、并精心地来模糊和混淆两者的界线,试图把与“市场”相关的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纳入到官方的、依然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去。其次,中国的改革者对民间机智的说法“打左灯向右转”所指的那一套十分在行。也就是说,他们给官方所不许可的、甚至禁止的经济、文化、和其它活动留下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不对它们进行官方的干预,也不对它们的存在做公开的报道。这样,“非正式的”——从技术上来说通常是非法的,而且肯定是政治上不正确的——实践,虽然人人心照不宣,但没有人公开地承认它和评论它,就有机会去证明它可能有的社会效用,使那些一开始可能敌视它的人变得更少排斥更多容忍,这些改革实践最终就可能被官方所接受并得到正式认可。{2}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为市场改革所要求的许多制度变迁和程序创新都是首先从私下开始的,如流行的捷径,滥用规则,故意曲解规则,在边际上长期作弊,或者如道德上有风险,但得到愿意承担一定责任的党政官员的同情认可,而进行的社会试验。如果这些宽容的官员日后因经济和政治形势被迫放弃他们私下的一些试验和行动,他们总是可以声称(如卡萨布兰卡中那段经常被人引用的台词那样)“震惊!震惊!瑞克咖啡店里竟然有人聚赌。”但是,如果(更经常的情况是如此)这些非正式的做法一直未被叫停,那么它们就会(很可能会)在转型的后来阶段受到赞扬并被官方正式接受,认可,甚至在当地或全国广泛受到官方的促进和推广。

  最后,孙受布迪厄的启发,提倡对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进行理论概括,认为应该从对实践的贴近研究出发,并特别关注普通大众的生存技术和策略。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理论上说的和实践上做的之间距离非常之大。因此对孙立平来说,在中国目前的后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可供政府使用的统治手段和治理技术绝不是事先给定的,而是有充分选择余地的。这些手段和技术绝对是多重的和灵活的,通常是那些掌握权势者精心造成这种状况的。这些手段和技术甚至包括政府戏剧性的沉默,或蓄意地暗示政府“不管”,或做出姿态表示政府赞成“无为而治”。但是,对孙来说,承认和重视“实践者”,即普通民众的活动,和他们为应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巨大变化而采取的无数的、累积的、和机巧的做法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应该成为分析和叙述中国社会转型故事的核心主题。从这个目标出发,通过区分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实践,正式的言辞和非正式的行动,等等这样二元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对孙来说是很有希望的。


黄宗智论矛盾和权力


  和孙立平一样,黄宗智在他讨论近年来关于清代地方治理的学术成果,以及他对清代地方治理的遗产及其对后来可能的经验教训时,同样倡导,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中国国家权威的实质的话,就应对实践——行政实践——做切近的研究。{3}他说:“我们必须区别政府的正式结构和治理的运作实际,政府制度和行政实践。”和孙一样,黄着重于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的区分,来说明清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进路——有了控诉才介入,并尽可能依赖民间调解和半正式程序——不仅运用于民法体系中,也广泛地运用于整个清代地方行政中。”黄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本质上的农业帝国,这种运用于政体底层的一般治理模式主要依赖不带薪酬的“准官员”来维持地方平安和实施差强人意的公正制度。无数这样的地方“半正式的”社会角色遍布全国,他们对社区的人和事的详细了解使得他们值得依赖,他们日积月累的贡献,使得长期实现黄所说的清代既矛盾而又抱合的治理理想成为可能,黄把这种治理理想称之为“集权的简约治理。”黄教授对他所认为的矛盾结合很感兴趣,除了这一个以外,他在本文中还讨论了另外几个:一个是由马克斯·韦伯首先提出的世袭君主制和官僚制的矛盾结合;Michael Mann最先提出的高专制权力与低基础渗透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矛盾结合;儒家和法家的矛盾结合;村庄社区的高度团结和国家对县以下行政的深入渗透(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某些乡村社区);甚至包括毛时代的政党国家“全能主义”与半正式的乡村治理的矛盾结合。

  像这样的杆格不入的杂交,充满内在自我矛盾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反复出现,在黄看来,这对我们的分析和描述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挑战。因此,黄创造了一些概念和名词来试图把握人们在这些制度底层参与治理活动时是如何,甚至在哪里(从抽象的空间意义上)工作的。他因此提出了“国家、社会之间”“重叠和合作的治理领域”;“一个存在于以依法判决为主的官方法庭体系和以妥协为主的民间社会调解机制之间”的第三领域。这个领域的活动角色具有“半正式”或“准官员”的身份。这是一个“灰色领域,”一个“巨大的领域”在其中“国家”(譬如,正式的官僚机构)和“社会”(譬如,自然村庄)二者相互重叠,协力运作。”多年来,黄为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做出了艰苦的努力,来把握中国政治中这个特别的“空间”,和辨析在这个领域的治理活动,以一种持续的学术努力来扩展我们概念化的能力,以“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建构,”即,国家与社会对立,正式与非正式对立。

  然而,我要在这里建议,这些似乎相悖的社会现象之所以看上去是悖论和自相矛盾的,一般说来,是因为它们产生于过于简单的理想类型或两极化的公式,这些公式至今仍在极大地支配和影响我们的思想。用正式和非正式来重构问题,以便为“半正式”腾出活动空间,似乎只是在二元之间做割裂,而不是去跨越和消弭这种二元对立。用“第三领域”来思考处于民间和官方之间的“准官员”的活动,好像只会在原有的概念分隔之间再加上一个空间,而这种概念分隔是我们都同意应该消除的。

  在中国研究的领域里,或许没有人像杜赞奇那样,在他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的精心讨论中,对我们在中国的治理经验中经常观察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结”做过更雄辩的表述。杜赞奇认为(1988:25,及各处),网络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制度、实践、和信仰等互动的框架,国家和社会的因素在其中互相混合,各自从这种相互联结中获取机会和权力;在这个框架中,通过结交在不同领域活动的有权有势的人物而得到的权威,可以在这里产生或得到强化,而国家与社会的力量也可以在这里得到象征性的和实际的结合。

  如果杜赞奇所说的,通过交际而造成的权威的颇为神秘的转换和创造仍旧太艰涩难懂的话,我愿意建议我的更简单的解释,对在中国场景中权威产生模式的本质可以这样来更好地把握,如果我们选择一个更为灵活的比喻来表达它。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看做是一个舞台,一个空间,甚至一个框架,或一个联结,而最好把它看做是一个混合体,一个把互不相干的元素调和在一起的一种混合物,在其中原先独立的成分丧失了它们的特点。为了让人对这个国家与社会因素混合的过程有更直观的理解,我有时用书法艺术来做比喻。在磨墨时我们要在砚台里加水,这样两种不同的元素相互混合,各自融入了对方,而在这个新的混合物中,两种元素各自原有的潜质都得到了强化。有了这个新的混合物——这个具有活力的湿和干、无色和有色的混合物——技巧圆熟的手就能创造出美妙的书画,艺术家和书法家的创造力就能得到发挥,他们就取得了对于对象的支配。与书法艺术一样,成功统治的艺术也是,如许多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所相信的那样,首先在于完善其技术,来混合正式与非正式,国家与社会的,就像磨墨一样。


汪晖论政体的多元性


  汪晖在本刊发表的文章非常不同,他几乎没有涉及国家与社会的问题。他所挑战的主要是一些同样凶猛的双头概念怪物,如二元对立的“帝国—国家。”因此,根据本评论至此为止的我所选择的主题,我将强调汪文提出的许多重要论点中的一个,即他所强调的清代统治制度的多疆域,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性质。在清代实施统治就是包容“帝国体制内的多元认同、多元政治/法律体制。”就是皇帝本人也是多重身份的“综合”,统治着汉人、蒙古人、满人、藏人、和回部,西南的土司,和边缘地区的不同藩属。{4}汪评论说,“清代政治的复杂性,”“与皇权本身的综合与演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清代国家的地方官员即使能够把他们的努力与地方实权人物很理想地结合起来,如我所建议的墨汁的比喻那样把他们的能力天衣无缝地混合在一起,在帝国的疆域内具体的统治技术仍然会有巨大的差异。清统治者就不得不用许多不同的脚本、道具、和演员来变魔术般地反复演练。

  如果帝国统治的语言、姿态、和实际的统治技术必然是多重的,我们就必须接受在清代国家被统治的经验决不会是同一的,甚至决不是统一的。清代的原则是在“从俗从宜”的同时,追求把官僚国家的权力与千差万别的地方宗教和文化精英的权力混合在一起,这只能在它的臣民中产生对国家性质及统治特点的极其多样的理解和评价。

  当然,即使在今天,中国国家的存在及其它的权威在全国的不同的地区和地点也是通过显著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来体现和贯彻的。在某些地方某些环境下看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健康有效的结合,并没有(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平均地遍布所有的地区和角落,就像奶油平均地涂满一片面包的四角一样。当然,这并不是中国政府独有的困境。任何现代国家权威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样分布不均的,必然会被一些民众所讨厌,而被另一些民众所喜欢。即使如此,中国国家实践中的被黄称之为“集权的简约主义”强烈倾向,以及故意取消国家—社会隔离的传统理想,以便通过地方权势人物的支持使国家权威深入到地方社区,这些做法使中国治理的地方特色甚于其它的统治体系。而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当有些人固执地希望社会和谐,希望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观点与关切一致,从而使中国领导人更贴近他们的“公众”时,总会招致另一些人的批评和嘲笑,他们倡导的毋宁是监督和制衡。


  (译 / 刘 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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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IHER, DANIEL (1992) Peasant Power in China: The Era of Rural Reform, 1979-1989.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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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CK, ELIZABETH R. (2004) Building Local States: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and Post-Mao Era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Asia Center.

THORNTON, PATRICIA M. (2007) Disciplining the State: Virtue, Violence and State-Making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Asi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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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莆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