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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万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路上*

——“一带一路”民间版二十年阶段性报告

陈光兴

【内容提要】 1955年于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历史性亚非高峰会议,改变了世界的格局,突破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垄断,正式开启了以亚非拉为想象的第三世界道路,今天的“一带一路”与六十年来的积累高度相关,延续着“和平共处”五原则。这个从第三世界出发改造世界的方案,对全球性学术思想界提出的挑战是,如何在知识上连结亚非拉、加勒比海各地逐步形成的批判传统,通过连带、相互学习,藉此瓦解(延续至今的)知识殖民世界。亚际书院于2015年推出了“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论坛,试图重新展开的正是这个延宕了六十年的知识计划。作为“一带一路”民间版的“亚际计划”,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二十余年实践摸索,成为重新嫁接第三世界国际主义思想路线的基础。本文是以2015年系列活动为中心的阶段性报告。

一、“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计划

  2016年7月14日是世界史上的转化点:美军在南海不战而退,宣告着美国世纪的结束、帝国主义的终结,一个世纪超英赶美的年代已然挥手告别,历史翻了一页。未来世界的走向将取决于此刻具有动能地区所卷动的浪潮,诸如印度尼西亚的新海洋计划、“一带一路”等,都意味着第三世界、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经过长期的隐忍、再生与复苏,从废墟中悄然升起,带动地球未来发展的新方向。相信像“一带一路”的大型计划如果能以万隆精神为依归——平等互惠──邀集第三世界的有志之士共同引领、决策,未来的世界会更为多元、平和、开放。

  为了恢复改变世界格局的1955年万隆会议的精神,亚际书院在亚洲各地推动“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计划,思考“第三世界”在过去一甲子之中的变化、当下的意义,探索其再生的可能性。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洲与非洲近三十个国家的领导人首次在没有欧美殖民帝国参与的情况下,聚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极具世界史意义的大会,以“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的形式团结起来,在美苏霸权之外另辟蹊径,开启了前殖民地区团结的道路。 

  万隆会议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产生了难以捕捉的力道,不被讨论但又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万隆会议一方面结束了美苏建立起的二元对立霸权结构,一方面也加速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化,最终导致苏联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地区的瓦解,这段历史需要被重新探究①。除此之外,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一是对会议主办国而言,印度尼西亚国父苏加诺凭借“打群架”的底气宣誓停止偿还殖民宗主国荷兰胁迫下的财政债务②,同时助长了左翼势力,最终导致以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利用冷战格局在1965年至1966年以苏哈托为代理人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共党人士,镇压了中国以外亚洲最大的左翼势力,直接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变动,使共产国际运动顿失主要支柱,是为“苏东波”的前提。

  二是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会议次年的1956年作出举世震惊的决定,将英法强权瓜分占领的苏黎世运河国有化,英法联军强势入侵,是为以英国新左派为代表诞生的直接因素:前/殖民地分子(如霍尔[Stuart Hall]、泰勒[Charles Taylor]等)介入伦敦左翼政治,左批苏联入侵匈牙利,右打英法占领埃及,开展出政党政治以外的民众运动空间③。

  三是对中国大陆而言,周恩来总理参与的万隆会议是中国在美苏两大势力之外试图联合、领导世界弱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重要事件,突破了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封锁,重新与世界接轨,成为第三世界长期的精神依托。

  四是对位居东南亚的新、马地区而言,万隆效应在于内部跨越种族差异的团结,创造了华人政治认同转向的契机,开始对当地国家效忠。

  五是对于非洲大陆整体而言,1963年非洲统合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成立,反殖民运动领导人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聚首,三天会议中决议抛开欧美殖民主切割出来民族国家的争议,以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的理念寻求更高层次的统合,经过38年努力在2001年正式成立非盟(African Union),成为非洲(目前还处于弱势状态)的中央政府。在大势无法阻挡的情况下,为干扰殖民地的独立,欧洲宗主国提出了偿还长期建设经费的战略,在经济层次上获取暴利,同时继续控制新政府,至今尚未终止。例如法国仍然在非洲大陆十四国收取殖民税,外表终结的殖民主义,所谓“切断脐带”(delinking)的后殖民世界转化成新殖民主义的政经遥控,殖民母国与殖民地的深层关系。④谁说殖民主义已经结束了呢?深受全球思想界推崇的法国理论家,又如何能够对殖民税置身事外?⑤第三世界学界又如何能如此轻易地崇拜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理论?

  六是欧盟的成立远远晚于非洲统合组织的构想,但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广泛散布下,人们以为只有欧洲具有超越的视野与气度,却忽略了它是欧洲“现代”世界观的一环,以个人主义为底座的自由主义制度安排呼应:自由、民主、科学成为第三世界代理人所散布的现代化良方。重新在民众生活中找回属于我们的多元世界观,仍是当前中文/亚洲/第三世界思想界的核心问题。

  七是港、澳、台地区与南韩、冲绳、日本本岛等地,在冷战初期被编入资本主义阵营,万隆效应在这些地方缺席,造成极为深远的影响。第三世界意识没法生长,半世纪形成“亲美反共”的冷战意识形态,阻绝了创造在世界范围内前/殖民地之间相互认同、相互支持的世界观的契机,特别是在学术思想上造成对美、欧体系的依赖,延续至今所形成的港台地区内在的自我殖民欧美中心主义,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如何在各地重建第三世界视野,在历经万隆会议灌溉土壤的国度,如印度尼西亚、印度、非洲、阿拉伯世界、中国大陆,重新唤起流失中的第三世界意识,再次关注万隆会议所开启而未完成的知识计划——将目光转向亚、非、拉、加勒比海地区,与各地的(民间)思想界交流、互动与学习——是我们推动重访万隆精神的基本动力。

  过去一年以来,我们把“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活动当成一种契机,不仅仅只是在理解过去影响世界变动的重要历史事件,也试图在新的语境中透过不同的聚集,碰撞出预料之外的可能性。

二、印度科钦双年展与民众生活

  2015年2月来到印度南部,亚际书院与科钦双年展合作举办了社会思想论坛,最后一场是以万隆会议为主题,算是“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的头一站。参与论坛的几位中生代讲者,大都将1955年万隆会议视为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结盟。如今早已脱离了当时的语境,可以做的是利用这个契机开展国家体制以外被忽视的新议题,如移工等,藉以突破万隆所留下的后遗症——民族国家想象的固化。

  此行饶具兴味的是置身科钦这个海湾城市,感受到它所承载的多层次历史痕迹。14世纪起,科钦成为以香料为主的贸易中心,16世纪初期被葡萄牙占领,成为欧洲在印度的第一批殖民地,尔后陆续为荷兰与英国占领。各种形式的过去并置于当下,形成了科钦特殊的城市风貌。由于物质资源与条件不是那样的丰厚,艺术双年展在这儿反而展现了不同的特性。除了以极为素朴的四面通风的帐幕作为论坛空间外,组织者尽其所能将展览与生活空间结合起来,展场遍布城市各个角落,不加修饰地融入既有的地景当中,保留了旧建筑的沧桑感。许多绘画如涂鸦一般镶嵌在街边颇有年岁的墙上;著名的装置艺术家与现场生态结合,生活广场上的大树成为作品悬置其中的脉络;海边的沙滩也成为布展的自然空间与背景。简言之,如何将所谓艺术融入民众生活,成为双年展的挑战与任务。举办方也就顺理成章与小学生的美术相结合,展出儿童的作品,将青少年带入一般认为高不可攀的艺术世界,重新赋予艺术更为生活的意义。

  与民众生活相结合的动力又何尝不是万隆在当下的遗产?20世纪50年代诸多国家领导人都是反帝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六十年间的关键变化正是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同样的,美术馆作为国家体制现代化工程中的一环,逐步成为艺术专业的空间,像科钦这样的双年展形式已经不在东北亚艺术高档化的世界观的想象范围中,所谓艺术早已脱离日常生活,成为少数人盘踞的中产阶级消费空间。而艺术在印度这个多元异质的复杂国度中却似乎无所不在,被广为唾弃的以宗教生活为底蕴的种姓制度还支撑着庞大的工匠体制。2011年我有幸置身加尔各答城市空间中提供祭祀仪式的各式神话雕塑用品的小区,像是走进了活生生的画廊、美术馆。印度具有丰厚历史的民众生活,多少抗拒着现代的诱惑与召唤,生活中的美学与情感不就是“第三世界”未经异化的艺术创作吗?为什么走到今天又必然要用“艺术”来框死更具生命力的事物呢?

  科钦之行让我们发现“万隆六十年”不仅仅只是历史的追寻,更是一种契机,在行走过程中思索,或许能够重新打开过往被固化的思想。

三、处于阿拉伯世界核心地位的贝鲁特

  2015年4月初我受邀至黎巴嫩贝鲁特参加去殖民问题的讨论会,很兴奋终于来到亚洲的“阿拉伯世界”。黎巴嫩1990年才结束内战,贝鲁特的战火虽已远去,但是破败遗迹还印刻在城市地景当中,加上湾区的石油经济,金融资本涌入,在城中心盖起大批特级高档住宅供国际投资客购置,守卫昂贵地产的是一批批手持步枪、穿着看似军用制服的安全警卫/民兵,搭配着海天景色,这一切构成了极为冲突、矛盾而又难以理解的复杂感受。

  会议的组织者安娜细德•埃尔-哈旦(Anaheed Al-Hardan)是位年轻学者⑥。她的巴勒斯坦身分与研究很自然让讨论问题的方向直指区域内的矛盾,而她主办会议的动力之一是透过比较的视野,将去/殖民议题带入阿拉伯世界的讨论。泛阿拉伯主义跟世界反殖民运动同步,以反殖民、反西方帝国主义为主轴,有强烈社会主义的色彩,在二战后的60年代达到高峰,最终因内部政治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外部国际势力的交互作用,分化成二十多个民族国家。但是,阿拉伯语基本上一直还是官方与民间的通用语言。1945年形成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横跨亚非大陆,总部设在埃及开罗。虽然阿拉伯语作为历史悠久文明的标识,甚至可能是前/殖民地区中最为“国际”的语种之一,且至今依然是最具主导性的学术语言,但是英语、法语的普及反映出英、法、美在区域史中长期的力道。在这个层面上,阿拉伯世界的状况与非洲重迭,相对于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阿拉伯世界,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的基本学术语言是英语、法语。相对来看,东北亚的状况显然不同,中、日、韩文基本上与20世纪以后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切线相一致。美国在二战后以各种方式进入东亚已经六十年,而英文(或是美语)在区域内介入的历史相对薄弱,并未成为学术语言,尽管官方近年大力推动,也没有成功。语言的统合与知识的统合没有必然的关系。在造访贝鲁特期间,我参访了阿拉伯社会科学委员会(Arab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cience, ACSS, 2008—),在对话中感受到知识连带的困难。知识界长期的互信不在,工作的同仁也都是在摸索中前进,试图将各地形成的知识网络连结,并逐步建立起阿拉伯世界的共同平台。⑦让人感叹的是,这样的自主性民间跨国组织,在东北亚乃至于整个亚洲大陆,并不存在。

  可以体会的是,作为古老文明又多元异质的伊斯兰世界,相较于其他地区,是受到殖民帝国主义重创的地带。⑧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一直到1967年以色列发动六日战争,它不仅饱受一波波欧美扩张性的暴力冲击,在90年代冷战对峙松动后又被美国霸权树立为新的假想敌,成为反恐“圣战”的核心地带。在长期的动荡中能够生存下来已经很难,在没有强而有力的区域性政治共同体的情况下,要协调内部不同的立场、利益,要抗拒强权的介入与分化,更属不易。从波斯湾的处境眺望东北亚,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风貌?离开贝鲁特前,会议的组织者请我一起午餐,语重心长地表示,对他们而言,韩国、台湾地区、香港、新加坡是完成现代化的第一世界,中国大陆也快速起来并影响全球政经,阿拉伯世界如果没有长期的内战与纷争,或许也可以有类似的成就吧。这样的对话其实很沉重,活在处境相对优渥的地域中,当然该扛起更多的责任,但是东北亚的冲突、矛盾与切割,又何尝不是与强权挂钩?冲绳基地、香港、两岸(三地)与两韩的状况,乃至于近来日本安保问题的分化,都意味着帝国主义日正当中,只是打着一把所谓民主阵营的阳伞罢了。

  从阿拉伯世界眺望东亚,我们进一步发现同样是使用阿拉伯语言的区域居然被切割成25个国家,显现的是“代理人政治”(proxy),英、美、法三大势力与内部各种形式的政治力量结合,破坏了泛阿的实质统合。这样的代理人政治不正是(大)东亚的基本格局吗?日本、南韩、台湾地区、菲律宾、新加坡是美国的新/次殖民地,美军基地遍布各地(奥巴马“重返亚洲”根本就是错误的命题,美国战后从来没有离开过),例外的只有冲绳战后庞大、震动世界的反基地运动,以及中国大陆。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中国取得了全面性的自主,但是学术思想界快速的美国化与崇美情结——“今天的美国是明天的中国”,让人唏嘘,把欧美自由主义教条化且马首是瞻的思想界的部分构成其实正是(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在后续与安娜细德的对话中出现的图景是:巴勒斯坦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建立欧洲“发明”的民族国家,而是推动追求整体阿拉伯世界的独立自主,才可能避免继续卷入殖民帝国主义设置的陷阱,也才能摆脱代理人政治;同样的,“亚洲的统一就是亚洲的独立”就是在建立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新政治想象,目标是追求“自主与尊严”,最先揭示这个方向的就是我们身边的冲绳思想界;“小地方出大思想家”足以再次让大国汗颜,加勒比海地区马丁尼克20世纪50年代只有20万人口,而西塞(Amie Cesair)与法农(Franz Fanon)的思想厚度不正是最佳的证言么?冲绳的思想家冈本惠德的“水平思考”是东亚区域内的体现。

四、聚首杭州

  带着这样的认识与心情离开贝鲁特,我们来到大伙花了很大力气筹办的“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2015年4月14日至16日开了两天会议,外加一天杭州的参访。能够与来自亚、非、拉、加勒比海的陌生友人坐在一起的身体感,是完全崭新的经验——“第三世界”不再是空洞的名词,也带来更大的挑战。回首20世纪90年代初期启动的“亚际转向”(Inter-Asia)计划,二十六年来我们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建立起初步的思想网络,以《亚际文化研究:运动》(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国际刊物为基地,积累了初步的学术“数据库”(archive),搭建起区域性学会(2006—)负责双年会议,延展出遍布二十几个大学所、系、中心的机构联合会(Consortium for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2010—),推动暑期班、跨国研究计划,设立讲座、师生互换等,并与上海双年展合作在2010年启动“西天中土”印中社会思想计划,延伸至2012年的“亚洲思想界论坛”,同年在香港注册成立亚际书院,展开“亚洲现代思想计划”,在东亚地区设立十个计划办公室,重新组合出落地的、属于亚洲自身的思想资源⑨。在上述近三十年的工作基础上建立多层次亚际网络,我们才能以“亚洲”与非、拉对接,在未来持续亚洲内部知识连带的同时,建立起第三世界的视野。

  为了准备杭州会议,我们做了些初步的功课,发现相对于亚际书院这个松散的民间知识群体,不仅有前面提到的由来自二十多个国家成员组成的阿拉伯社会科学委员会、由二十五国组成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委员会(Latin Americ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s, CLACSO, 1967—),还有非洲社会科学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Africa,CODESRIA, 1973—)。换句话说,在非洲与拉美,自六七十年代起就存在跨越民族国家、泛区域性的知识生产机制,能够积累出以区域整体自我定位的平台,对“外”以整体的形象面对世界的不同区块;对“内”整合,俯视各次区域,以跨国的洲际视野对迫切的问题进行论辩。这样“既内部又外部”的机制,可以在思想上开放高度情绪性的内部争议,如族群、种族暴力、民族主义等,共同面对后/殖民状态中的诸多未解之问题,这是与拉非地区互动的切入点。⑩

  由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担任第一任执行长,于1973年成立的CODESRIA扮演了非洲思想界平台的角色,取得了极为可观的学术思想成果。不仅如此,CODESRIA早已发展出“南-南”(south-south)之间第三世界连结的研究工作,以三大洲之间的连结为部分工作重点11。相对于非洲、拉美等地已经出现的跨越民族国家、连结毗邻区域的知识体系的出现,亚洲地区显得极端的四分五裂。这样的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待继续思考。无可否认的是,这些以“洲”为想象的知识平台及其积累,加速了我们“在亚洲思考”、“以亚洲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沟口雄三语)的迫切感,特别透视出东北亚知识状况的极大局限。因为历史,也因为政治因素,宽广的视野没有成长的土壤,从而落入普遍性的本土主义各自为政的陷阱,极可能在面对世界大势变动时无力进行有效的分析。

  上面的陈述不是无病呻吟、空穴来风。在杭州论坛中,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Mamdani)在第一天的讨论中就抛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在起来,中国人对未来世界有什么样的分析?有什么愿景?想要把世界改造成什么?带领到什么方向去?而在主办机构亚际书院看来,这样的问题不仅是所有中国人要直面的问题,也是亚际书院同仁作为思想团体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但是难处在于,要有效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要对中国内部有准确的分析,要对周边地区有深刻的认识,更要对亚、非、拉有内在的理解与“接地气”的看法,才可能提出打动人心的愿景,更别说要对固有国际强权的变化有精准的分析。思想界如果对世界没有有效的看法,就是对中国未来的想象放弃发言权,很容易被政治情势带着走。失语所投射出来的变化是,从万隆时代为了“世界革命”团结第三世界、反抗强权的国际主义世界观,到七八十年代后内缩为各自民族国家利益问题的民族主义视野。这似乎反映了以社会主义为手段克服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历史命运,亦即以反帝、反资、反封建为主轴的民族主义,在去殖民的历史进程中被化约、缩小焦距到“独立建国”的层面。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对抗的是资本主义体制,却无法有效处理“包括‘民族国家’在内都是殖民主义内在产物的陷阱”这样的问题。一旦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状态,“革命遗产”则得不到认真清理,更别说对殖民主义在知识、思想、精神上的梳理,结果很自然地就内缩、滑入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当中,延续着殖民主义体系所建立起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格局。

  或许把问题讲得太大,也似乎讲死了。万隆六十年不仅为我们展开了从历史纵深来眺望历史状况变化的契机,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体会到作为思想团体与知识人,万隆所开启的“亚非拉”想象在知识连带与互动的层面上几十年间几乎没有展开。我们依然沉溺在各自内部的情绪性感伤中,忽视了极为重要的外部参照体系——非洲、拉美、加勒比海已经有了对自身剖析的知识与提问——回看卡住我们的问题。或许,过去亚际连结的准备工作,是我们今天的资产,“第三世界”本来就存在于亚洲的延长线上,从亚洲通往亚非拉的第三世界,是通往世界史(无法回避)的必经之路,否则又会滑入“反/欧美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这是当前思想运动要紧抓的长期路线之一。

五、港澳台回归的“去殖民”问题

  2015年5月底在香港举办的东亚批判刊物会议以“殖民东亚”为题。处身雨伞运动的余波当中,会议中的“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圆桌论坛使我们看到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十八年后一步步浮现的冲突与矛盾,必须回到“去殖民”(清理、瓦解殖民主义整体在政经体制、精神、心灵、知识、思想各个层面所遗留的复杂的因素与结构)问题上来理解。正如陈清侨4月在杭州会议上响应曼达尼有关非洲大学体制的去殖民议题时指出的,香港九七意味着殖民主义的结束,但是殖民体制长存,去殖民工作没有展开。相对应来看,中国大陆(从官方体制到民间)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未能有步骤地重新清理香港过去150年作为殖民地所建立的(生活)体制,没有充分体认香港人已经养成的主客观生活方式。如此要如何与大陆已经形成的土壤重新接轨?从去殖民的视角来看,生活在台湾的我们不能置身事外。1945年后台湾“光复”、“回归”中国的脱殖民地过程,我们没有好好整理,没对去殖民历程方方面面的运作与困难进行系统的梳理。香港回归时,台湾经验没有能够成为香港脱离殖民地的参照。今天回过头来看,台湾的思想知识界有很大的责任。大陆呢?作为回归的母体,大陆思想界应该扮演至为关键的角色,积极研究、清理殖民主义对整体中国内部造成的祸害。然而在长期的交流中,我个人看到的是知识界对此问题毫无感觉,居然把殖民主义当成当下流行的后殖民理论,或是更进一步说中国没有被殖民过,港澳台、伪满洲国只是局部,不能老用殖民主义的框架来理解。如果说中国历经帝国主义的凌虐,前殖民地是中国身体的一部分,那么怎么能说大陆母体不受整体的影响?这样的(不)理解与(不)分析反而进一步将港澳台“满”特殊化,在助长“方法论”层次上的分离主义。大陆思想界的关键词是“(反)帝国主义”而不是“(反)殖民主义”,碰上“脱离殖民地回归母体”时就束手无策,只能说“回来就好了,让历史去淡化过去造成的伤痕”,不回应把前殖民区域继续特殊化、向外推。一旦放弃了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性思考,就放弃了对殖民知识的警觉,改革开放后欧美思想就像搭上高铁,快速进入书市、课堂、图书馆,造成大陆思想界内部自我殖民化的后果;延续中断三十年的精英启蒙主义(五四)精神,把现代性教条化的理念重新请回舞台的中央,与去历史、社会纵身的欧美、港台的平板自由主义思潮重新接轨,心甘情愿地接受把德先生、赛先生口号化的殖民。

  此外,香港与大陆十八年重新接轨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转化为两岸长期互动的核心参照。在此意义下,两岸四地的思想界必须形成相互联动的思想与知识网络,共同面对问题。

  上述问题不仅是两岸四地“中国人”的问题,放置在东亚近代史的语境与格局中,冲绳至今没有解决“复归”难题,南北韩没有摆脱超克分断的困境,可见殖民、冷战、帝国问题没有结束。1842年香港被割让,1879年“琉球处分”,1895年台湾沦为殖民地,1910年日本并吞韩半岛——今天的困境是在还历史的债,一个世纪前就已经设下了今天区域性纷争的构造,看似不相统属的分离状态是我们要共同面对的(殖民帝国主义)历史结构,都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思想界不面对殖民问题,不提出去殖民的积极方案,那么我们不过是在原地踏步,让未愈合的历史伤痕继续发脓腐烂。

六、作为非洲思想界的CODESRIA

  因为杭州聚会的缘分,亚际书院的同仁2015年6月初受善沐•莫犹(Sam Moyo)教授邀请前往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参加了CODESRIA三年一次的大会。此行可以说是对非洲批判性知识殿堂的进香吧。初次来到非洲,难免兴奋、紧张。四百多人的大会从6月8日起连开五天,早上九点到傍晚六七点,与会者认真严肃,相互论辩。不同世代、族群、国籍、性别、立场之间的交锋张力十足,尽管“学术语言”复杂多样(从头到尾必须挂着耳机听英语、法语之间的同步翻译)12,讨论却能保持基本的互信与尊重。这样的批判性知识社群的文化该是过去四十年逐渐形成的。我们访问了长期参与其中的核心组织者,也访谈了年轻世代的新进成员,发现CODESRIA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在不同层次广泛地影响了知识的生产。

  CODESRIA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思想社群,不仅持续存在、蜕变、传承,更难能可贵的是,它通过长期积累,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非洲现代知识传统的一支主干。

  会议当中,“中国在非洲”是一直出现的问题,也是CODESRIA成员长期关心的问题。他们看到的问题比非洲外部的所谓观察家复杂很多,正正负负,还在变动当中,不可妄下结论。13在非洲知识团体的语境中,中国在非洲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一同前往的来自东京的池上善彦也得一起面对。然而我们在现场也清楚地感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知识界与非洲思想界之间没有互动,更没有理解,在彼此陌生的状况下,根本不可能共同思考这些棘手的问题,更别说在论述上共同介入政经过程。另外,欧洲观察家聚焦中国在非洲,指责中国为殖民主义,但是我们要问:第一,抛开欧洲殖民主义在非洲惨无人道的戮杀历史不予清算,中国与亚洲诸国何时对非洲进行过同等的残暴宰制?第二,中国在非洲的争议在于将大量劳动力从大陆直接带到非洲工作,在工程建设完成后就离开,相比欧洲白人的大量移住民(settler)进入非洲大陆,以特权造成种族矛盾,又是在什么立场上可将中国称为殖民主义?第三,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长期在非洲投资,更别说最为大宗的投资来自于欧美,为何突出中国,进行无谓的攻击?第四,亚洲与第三世界资本近年进入非洲,提供给当地“讨价还价”的空间,对欧美资本造成竞争性的冲击——如果你欧美不能开出更好条件,我们就跟中国/第三世界合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欧美观察家难道不是在替自身所属的“民族资本”进行辩护吗?关键在于,欧洲、非洲、亚洲/中国的学者要有充分的发言权,必须对非洲各地进行落地的研究调查,对非洲工人、政府、资本进行访查,才可能厘清真相。14

  总之,开始建立非洲思想界与亚洲之间的连带,特别是与中国思想界的互动,是没有把握而又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亚际书院规划展开“亚洲在非洲,非洲在亚洲”行动方案。为了更有效、更广泛地让亚非两地的人们贴近真实,亚际书院将跨越传统学院的调查研究,请长期一起工作的韩国女性主义导演、学者金素荣掌舵,于2016年8月带着摄像机一起进入非洲,从亚的斯亚贝巴经过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到达南非角城。金素荣曾于2015年展出得奖纪录片《城市漂浮录》(Drifting City),连结了非洲人在香港、广州与南韩安山地区的生活状况。作为采拍的基础,之后或许会增加深度新闻采访报道的团队,让亚洲乃至世界各地的民众有深入认识“非洲在亚洲,亚洲在非洲”的机会15。

七、武藤一羊的东京讲座:从万隆到德班

  2015年7月底来到东京,配合着亚际书院年度讲座(板垣雄三教授主讲)与青年学者论坛的契机,东京办公室的同仁邀请到亚洲思想界、运动圈的前辈武藤一羊,针对万隆六十年主讲他个人50年代至今所参与的人民运动。16

  武藤的演讲拉开了一个历史的轴线,从1955年的万隆会议到2012年德班的反种族歧视会议。原来我一直认为坚持“人民运动”是像武藤这样的运动者一贯的理论与实践的立场,特别是在日本近代史的语境中运动圈对于战前、战后国家的不信任,是形成这一基本信念的天然土壤。但是我从他的演讲中认识到,他那一代人到了50年代深为万隆会议所触动,对于这些有巨大民众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站在一起挑战殖民主义的左翼反帝运动,有很深的期待。然而,万隆会议所带来的诸多效应中,资本主义阵营的反扑导致了整体世界的变化。1965年至1966年印度尼西亚的清共大屠杀是逆转的关键,从此东南亚区域右转,是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失去支干、逐步弱化的转折点。同时,参与万隆会议的原先左倾的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为独裁者,有的因不愿放弃权力而长期执政,使许多运动分子彻底失望(何以发生这样的现象还有待商榷),从此转向人民运动,武藤所代表的立场或许是这样才确立的。所以说,今天人民运动形成的基调,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简单理论立场的推演。我这一代人当初会接受“人民民主”的民众运动路线,其实已经有了历史的前身,只是知识短浅,没有跟过去接上线吧。

  武藤先生提出的过去五十年的变动,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人民运动的基本条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一直到80年代末期,他在亚洲各地推展活动时,能否入境是不可测的,到了论坛的现场,也普遍受到官方情治系统的监控,会议随时可能中止,运动分子遭到逮捕是经常发生的事。90年代以降,整体而言亚洲地区对运动高度压制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虽然越界的“政治活动”依然有其敏感度,但人民运动的空间大了很多。然而,相对于国家机器之间的结盟所形成的诸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或是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机制、民众运动的区域性连结依然相当薄弱,就算相对有连结上的积累,也没有强到可以脱离与国家、资本、公民社会(中产阶级与上层精英)的协商关系而实现相对自主。例如,日本民间小团体的长期积累、韩国的民众运动与市民组织的相对庞大,乃至于下面将看到的印度尼西亚崛起中的人民运动,都还处于自顾不暇的状态。要如何在民族国家管制下创造越界结盟的新条件,依然是很大的挑战。

  不可否认的是,在战后国家民族主义从50年代起逐步吞噬民众反殖民民族主义力量时,以武藤一羊为代表领导的“跨界民主”(trans border democracy)人民运动承接了万隆国际主义精神。在亚洲/第三世界的批判圈中备受尊重的武藤一羊先生从70年代起就开始游走于亚洲各地,开展连结的工作,在日本内部参与组建了不同的民间机构与团体,如AMPO杂志、亚太数据中心(Pacific Asia Resource Center)、自由学校,至今还活跃于共同创办的民众规划研究群(People’s Plan Study Group, PPSG)17,出版刊物与专书介入社会。80年代末期他发起民众对21世纪的规划(People’s Plan for 21st Century)的大规模连结,提出“跨界参与式民主”的方向,核心思想在于人民与人民之间(people to people)的直接互动18。武藤先生的工作横跨思想、社运与教育,纵跨五六十年,是东亚战后民间越界连带的开创性人物。未来以他为线索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分析是重要的工作,亚际书院核心成员、东京《现代思想》前总编辑池上善彦所参与的工作团队,正在认真落实整理工作。

八、万隆、牙律的人民运动

  1998年启动的亚际文化研究双年会(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Biennial Conference),至今已经是第九届了。这个团体组织相对松散,轮流在各地开会,大致都为支持当地朋友们正在建立起来的机构或学程(program)。负责筹办的单位有很大的自主空间,以在地的“文化”形式来组织会议。将近二十年下来,这个团体或多或少有了些积累,人脉关系不断扩展,而且有批老朋友会按时来聚会,所以不论到哪儿,总是有些回家的感觉。8月初我们到了印度尼西亚泗水的爱尔榔嘎大学也不列外,地方是陌生的,人情却是熟悉的。随着年岁的增长,不知不觉中会议也会出现些场次是以纪念的形式讨论刚刚过去的友人。包括2014年离开人世的Stuart Hall与澳洲女性主义人类学家金尼•马丁(Jeannie Martin),是很多圈内朋友的旧识,几场论坛是围绕他们二位的人格、风格与著作来讨论的。来到了印度尼西亚,重提“万隆/六十年”也顺理成章。亚际文化研究的圈子,特别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年轻朋友,不太可能轻易忘掉第三世界的连带。圆桌论坛招来四面八方很多关切万隆议题的与会者,特别是青年学子。或轻或重,议题的火苗得继续烧。

  结束了泗水的行程,我们一行十人在印度尼西亚朋友的安排下,来到了万隆地区。除了参观亚非博物馆外,还有缘走访了牙律地区的农村,看到农民联盟(SPP)的占领运动,并有机会与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联盟(简称“印民联”)交流。19令人震惊的是,我们走访的农民运动已经展开了二十多年,成果丰硕,却没有受到国际农运的瞩目。二十多年来,农盟通过在村子里建立民办中小学校的方式,与民众紧密结合,组织工作自然而然在生活中扎根。农村里的工作留住了劳动力,村民富了,精神生活恢复了,素朴的人际关系重新活络起来,农盟组织也逐步壮大了,并开始规划小区的医院。

  参访过程中也浮现出好些问题,最为明显的是农地占领运动。我个人对于土地问题没有研究,过去看到的是农地大量流失的现象,现在全球性资本以各种形式对土地进行掠夺,在非洲大陆表现为跨国资本对土地的争夺(scramble)20;不论是因为政治、经济的结构调整性因素还是由于国家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作用,“都市化”或是农村城镇化成为主导型的思想、规划与实践。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反抗的力量在第三世界各地大规模涌现21,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的土地占领运动或许可以在同一个脉络下来理解。然而,我们参访的牙律地区农村的动向似乎扭转了既有的印象,为我们提供了另类思考的可能性:农运不仅有效地与资本及国家对抗,更在农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法院、宗教机构等层次运作,同时建立起相互呼应的辅助系统(工会组织、农民学校、合作社、产销机制、研发出版,乃至进入政党、议会等),改变了农民的生计,农村也富庶起来,创造了农民留在农村生活与工作的条件。像这样能够在几乎所有相关的场域中建立阵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然,运动的危机在于土地长期使用的稳定性,一旦运动能量减弱,国家与资本的力量很可能借机反扑,吞噬已经取得的成果。因此关键在于当特定时空中国家的(阶级或是其他社会)属性有利于运动时,强劲的运动能否把握契机,将成果转化为建制化的设置,透过国家来正当化、合法化农民为求生存而有效使用(公有或是尚未使用的)土地的权利。无论如何,农民联盟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能够创造客观条件,农民、农村、农业是有前景的,都市化、工业化不是唯一的出路,特别是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地区,更要有前瞻性的思考。

  然而条件的创造不是凭空的,必须在既有社会生活的土壤中操作。这次参访让我们看到伊斯兰教发挥了积极正面的作用,这股宗教力量不能过度上纲作为解释的架构,但是也绝对不可轻视。村民的作息为每日的宗教仪式与连带的生活细节所结构,运动组织必须在这个结构中操作,并与之协调。如何更为积极地辨识伊斯兰教在社会机体中的动能,如何取得宗教机构的认可与支持,是成功的关键。

  接下来的参访中,我们发现农民联盟的运动是更大范围人民运动的一个环节,并强烈地感受到印度尼西亚整体的人民运动正在起来。印民联包括工、农、女性、原住民、渔民、环境等运动,组织已经从90年代末期开始走在一起,至今成员估计达到七八十万人。当然,我们看到的是结果,需要深究的是它能够聚合在一起的动力与轨迹。只有把握了结盟形成的历史纵深,才能展望它下一步可能会怎么走。估计佐科维新政权的上台会为运动的扩大发展提供滋养的土壤,但是过去亚洲地区政权更替的经验也难免让人担心:新政府是否会开始大量吸纳运动能量,造成日后运动的崩解,而印民联又将如何回应22?在政治关系上,它如何思考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它有可能在自身所处的历史条件中创造出新的政治形式吗?印民联的国际观与世界观是什么?万隆的第三世界精神对运动组织还具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吗?印民联的核心成员与领导人都是中生代,四十出头,草根基层干部也大都二十岁上下,更别说农民学校里的孩子们,后继有人,他们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我们这些外来者能够与农盟、印民联之间很快产生共振,主要是带着自身过去在各地活动的轨迹吧。大家没有公开谈,但是相信都立刻闻出印民联浓浓的左翼底色。1965年清共大屠杀后,左翼从此成为印度尼西亚社会的政治禁忌,至今组织共产党还是违宪的。过去五十年间,印民联成员的前辈们如果还活着,就得长期沉潜,最多只能在文化岗位上传承火种。我们碰到的中生代大概是在半地下的状态中匍匐前进。印民联能够在90年代末期冒出水面,应该得益于七八十年代的积累,同时也或多或少承继了1965年以前解放人类的想象。把问题颠倒过来问:1965年印共的力量庞大,是中共以外最强劲的左翼政党,如果没有当年的大屠杀,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东南亚乃至亚洲区域会是什么样的格局?武藤一羊先生2015年8月在东京讨论万隆会议时指出,1965年是重要的分水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1965年的屠杀事件制约了印度尼西亚及整体区域政治(乃至全球大局)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1965年没有过去,要了解世界现在的长相就没法不去了解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人民运动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同时发人深省。同样的扫红运动在亚洲各地展开,包括南韩、台湾地区、马来西亚等,相较之下,印度尼西亚左翼的清除规模最大,也最为惨烈。这难道可以解释它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的复苏吗?还是年轻一代早已丢掉左翼的包袱,在骨子里承继过去却又能开放地面对现实?而相较于其他地方,台湾地区左翼的力量是最为薄弱的,这又该如何解释?无论如何,这些地区没有被打开的左翼历史禁忌,看似孤立却是相互关联的,都脱离不了全球与区域冷战的构造。一旦跨越民族国家的框架,人民运动要越界连结,就必须重新开启那段被封存起来的共通历史,如此也才能充分解释走到今天的关键转折点。特别是从印度尼西亚内部的历史轨迹来看,1955年万隆会议与1965年大屠杀具有内在的联系。六十年后重返万隆,必须清理、面对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不可分割性,重新定位它们在区域史、世界史上的意义。

  万隆留下的资产或是所谓的万隆精神,既不是也不应该是由左翼思想所垄断的,1955年万隆标示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是以反殖民、反帝为基础的国际主义精神。当时各地形成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国际主义色彩,两者之间不相矛盾,在两者摆荡的张力中存在着更为宽广的第三世界前/殖民地之间团结的想象,也才跨越了左右的区隔。但是六十年后的今天,民族主义萎缩到民族国家的内部,国际主义团结连带的成分退位,而各自以自身的利益对世界发言。今天重访万隆,我们必须纳入参照的是非洲至今依然深入人心的泛非民族主义(Pan-African nationalism)。它的民族主义所指的不是非洲个别被殖民者切割出来的民族国家,而是深刻认识到民族国家是殖民者的发明,民族国家的各自独立是没有意义的,除非非洲能够团结起来。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没有泛非洲主义为前提是不成立的,所以提出以非洲作为整体、独立自主的要求23。可见泛非主义不是简单的区域主义,而同时是国际主义。如果民族主义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它还在人民运动中起着巨大的作用,那么要如何重新打开民族主义既有的国际主义面向,重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Third World nationalism),重提以亚非拉连带为想象的“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乃至于重新点燃当时存在其中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Third World socialism)精神,是万隆六十年对我们的召唤。藉此跨过以民族国家为本的民族主义,才可能摆脱困境,走出宽广的道路。

  对亚际书院的同仁而言,不仅要在“亚洲”的延长线上持续建立第三世界的视角,乃至于知识体系之间的参照,更要以CODESRIA、CLACSO、ACSS为学习的榜样,建立起亚洲次区域之间、跨越民族国家的知识视野,才可能透过逐渐形成的平台机制与知识连带网络,克服各种“内部”情绪制约,相互打开内部被遮蔽或是无法讨论的问题,创造出更具开放性、解释力、解放性的知识。

九、台北的天空

  活在台湾有着一种难以说清楚的无奈感,因为历史的交错,她跟第三世界意识失之交臂,1949年以后被绑入美国主导资本主义阵营的一方,与中国大陆陷入“汉贼不两立”的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中,只要有中共/大陆在场就不会有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1955年的万隆会议不只有美国的从中破坏,还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透过第三世界的支持重返世界舞台的一大步。面对如此重要的亚非前殖民地共同搭起的连带网络,台湾不仅丧失了参与其中的契机,更从此丢掉了第三世界的自我定位,就像冷战对峙中割掉了左眼那样,至今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前殖民地的连带与认同,少了这层视野,也就自自然然地形成依附强权的世界观。虽然70年中期起,零星的努力不断出现,但是四十年来台北批判圈从来没有正视、认真看待这个缺席对思想界造成的盲点。台北的天空如此亲美、亲日与反中,正是具体的表现。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试图透过台北论坛来灌溉土壤,让年轻一代有机会通过理解历史的万隆,或许在未来能够慢慢长出第三世界的眼睛。因此,这场论坛在规划上与前面所有的活动不同,讲者的主要构成是工作小组的年轻成员。尼拉•屋塔米(Nila Ayu Utami)将重点放在1955年万隆会议出现的动力与轨迹上,以印度尼西亚自身的历史处境为起点。由郭佳接棒拉开战后的国际环境,指出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内外所带来的有形无形的效应。我们请来了80年代中期进入《人间杂志》,后来长期推动民众剧场的钟乔,追溯台湾战后曾经出现的第三世界思想资源,透过他亲身参与具体的人事与当下重新接线。参与农运的小组成员陈莹恩报告了这次参访牙律地区对印民联的认识。我个人对这次系列活动中的学习与体会做了回顾。论坛的第二天下午由音乐人王明辉引领大家进入泰国70年代以后的政治运动所孕育出来的极具影响力的民众音乐。至于这样的论坛在台湾是否能延续、打开第三世界的视野,是艰难的挑战,我们只能是怀着撒种子的心情努力,承续着陈映真先生开启的第三世界道路继续前进24。我们当然也不会忘记沟口雄三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中国”的启发25。

十、冲绳基地斗争的日常生活化

  2005年11月来到那霸,跟过去一样,冲绳再度处于“紧急常态”。安倍政权不顾当地民众的反对,坚持开挖新基地,于是运动进入抗争动员状态,作为新基地建设预定地的边野古再次风声鹤唳。13日晚间,在西町水屋与运动组织者冈本由希子重逢,我没法抗拒地问她:这次外部力量庞大,美日联手在东亚区域内搞霸权,如果这次抗争输了会有什么长远的影响?她回答:我们从来没有输赢问题,斗争早已日常生活化,无论如何都还是得继续战斗!这就是冲绳的实况,也是不计成败的冲绳精神吧。

  这次冲绳论坛展开的方式,是以美术实践为媒介,正逢冲绳美术馆暨博物馆展出冲绳战后美术史。亚际书院那霸办公室的负责人若林千代藉此机会邀来了东亚各地对美术有研究的朋友,针对几位艺术家的作品展开讨论与比较,如台湾地区的吴耀忠、冲绳的平良孝七、中国大陆的农民年画与共产党革命时期的摄影队,在对照中拼贴出各地思想背景上不同的风貌,也开启了未来以美术为界面的区域性比较计划。

  在最后一场有关万隆的圆桌论坛中,值得一提的是老友白元淡从历史的爬梳中提出了“属于亚洲的亚洲”与“属于亚洲的第三世界”,在思想层次上重新挖掘早期国家领导人(尼赫鲁、苏加诺、毛泽东等)之间的连带、民众运动的联合,乃至于区域内资本运动在当下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音乐世界联动。只有把不同切面与碎片重新联系起来,万隆的现实意义才会浮现出来。

  行走至此,最为强烈的感受是,万隆会议在当时造成了至今无法捕捉的影响,它的感染力散布在许多角落那一代有心人身上,以不同的形式转化成大大小小的动力。随着那一代人的陨落,万隆效应似乎慢慢散去,但又如幽灵一般时不时以不同的面貌浮现。奇怪的是,它不构成一种乡愁,却又是一种依托,以永远没法到达、没法完成又没法抛开的进行式牵引着那些曾经被它感染的人们。至少对知识人而言,它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知识计划与思想方案,因为通往世界史的具有解释力的知识路径还没有出现。在此与这条道路上相知相惜的朋友们共勉。

十一、纪念先行者莫犹教授

  在2015年的游走行动中,我们结交了几个新朋友,准备在未来一起工作,推动不同的计划,其中包括津巴布韦的莫犹与乌干达的曼达尼教授。他俩是亲密的战友,也是CODESRIA前后任的主席。

  2015年11月22日很意外地收到曼达尼发来的简短邮件,告知莫犹当天在印度德里不幸因车祸离世。

  查看通联纪录,最后一次跟莫犹通信,是向他和曼达尼咨询亚际书院如何打开亚非之间思想界互动的管道。在很短的时间内莫犹就回了信,举出了一系列可以做的事,比如深化他正在做的事,如暑期班与研究生的互换项目,同时也表示可以把跟他有关的几本书翻译成中文,等等。曼达尼也回信说翻译该是双向的工作,也许我们该小范围地把一些人聚在一起,而他主持的马克雷雷(Markerere)社会研究所愿意提供场所。

  莫犹突然走了,正准备推进的一些计划没有了他的支持,我们也实在没有把握能落实多少他的想法。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少了一个有动力的人,该做的事就会停摆,但我们还是得尝试着在哀悼之余,把该做的事情做起来。

  亚际书院的朋友们都是在2015年4月的杭州会议上与他相识的。一旦相遇,大家就很投缘,变成了老朋友,很快建立起互信关系,成为一起工作的好同志。他热情,开朗,真诚,现场反应能力特强,温文儒雅,绝不气势凌人,再加上他热爱啤酒与香烟,在会场内外很快赢得人们的尊敬与友情。他很可能到世界各地参加学术活动,都跟这次到杭州一样,带着轻便的行李,飞机一旦落地,顾不上调整时差,就立刻投入工作。其实这次他受邀来杭州论坛时间很急迫。他百忙之中拔刀相助,代表CODESRIA出席,在会议中担当主讲与评论的角色,留下了他最后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思考,展现出大学者的气度与风范。通过会内聚餐、会后在西湖茶园与象山一带的参访,我们更近一步感受到他渊博的知识、对于民众生活的好奇心以及幽默感。

  离开杭州返回津巴布韦前,他主动邀请我们亚际书院的成员参加CODESRIA2015年6月初召开的三年一度的大会(前面提到的)。一个半月后,池上善彦与我来到了塞内加尔的达喀尔。这次的重逢位子互换,莫犹是主人,在非洲欢迎我们两个初次来访的亚洲人。大会开始前的6月7日傍晚,在他的旅馆房间里,我们做了一个深度的访谈。26他极具反思性地分析了CODESRIA的形成,也慷慨地为我们引介组织中的重要成员,让我们有机会在接下来的会议期间做更多深入的访谈。在持续五天从早到晚、强度极大的会议中,我们亲身感知了CODESRIA——“非洲思想界”的巨大成就。过去四十多年间,作为跨国的民间学术思想团体,CODESIRA坚持泛非主义,逐步建立起非洲的现代知识传统,不仅能够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与障碍,对非洲各地尖锐与棘手的问题进行分析,更能与全球知识社群进行对话。

  莫犹教授留下来的友谊,对我们这些活在亚洲却有幸与他成为工作伙伴的同仁而言,是一生都会珍惜的情感。更为重要的是,他所留下来的遗产——跨越第三世界三大洲的团队工作方式——他所代表的思想特征与知识路线,正是我们要接棒坚持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持续推进尚未完成的亚、非、拉连结的思想计划,相信他会面露笑容,与我们同在。

  为了弘扬莫犹的遗志,亚际书院初步提出的整合方案是“一个接地气的世界思想运动”,将邀请曼达尼担任亚际书院2016年年度讲座27,于2016年12月走访北京、杭州、上海,邀请印度籍女性大导演米菈•内尔(Mira Nair)在北京首映新片,同时陆续在上述各地举办回顾展、人文座谈,与思想界、文化界交流(届时将邀请戴锦华主持规划,邀约金素荣、侯孝贤、贾樟柯、黄志翔、李四端、王伟忠、刘大鸿、方方、王安忆等对谈),并推动在未来成立下列机构。一是 2016年底设立亚非拉研究院;二是规划设立异次元世界中心(Another World Center);三是联合各界建立批判性文创实验(工)场;四是设置“驳议圆桌”(Agon Roundtable),邀请上面提及的重要思想者,就世界各地社会、政治、文化、经济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建立具有民间公信力的纠错机制。

  我们的信念是:中国/亚洲崛起的意涵不在主导世界,而是搭建第三世界的平台,在互动、学习中提出世界未来的走向。我们的目的是:改造知识构造与气氛,走向更解放、更平等的世界。我们的思想路线是:以第三世界国际主义思想路线、路径的提出,取代已经走不下去的欧美中心主义。

  “超英赶美”的时代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在精神层面早已悄然离去。试问美国有几条高铁?挂零。近乎荒诞的希拉里与川普的竞选难道不正宣示着以政党政治为内核的民主体制与精神文明的危机吗?知识上科学的世界观在面临崩解,以演绎法为依归的西医体系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归纳法思维方式下形成的中医体系强调风土人情、历史变动,暗示的难道不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依然长存吗?被视作封建迷信的民间信仰并没有因为我们这些“现代进步”的外来霸权有所退缩,如南地所言,第三世界遍布各地的庙宇意味着我们在为地球的未来提供多元的选择28,正视农民生活世界及其世界观——人不过是万事万物中的一份子,其中神明所庇荫的芸芸众生才是民众主要的户籍制。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不能继续耽溺于与殖民知识的共谋,肤浅地眺望身边的世界,而是要由衷地发愿自我改造,放弃启蒙带领落后民众的无知想法,回到民众生活中重新学习,以此开启瓦解自我殖民的思想运动。

  提出“瓦解殖民地球:一个接地气的世界思想运动”(Decolonizing the Earth)的愿景,在于重回万隆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这跟中国大陆重新打开视域想象世界的“一带一路”的全球性大计划,也有着某种共振。我们有时会半开玩笑说,过去近三十年的工作不过是承继万隆精神的“一带一路”民间版。

  过去我们曾经在“西天中土”的实践中提出,当中国与印度站在一起的时候,世界会改变。超英赶美的时代像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而不复返了,我们要将眼光从对手放回到彼此关心的朋友们身上。除去印度之外,“一带一路”如果不只是过剩资本、劳动力的输出,而是真正与第三世界大大小小的伙伴携手前行,充分协商,取得共识,当那天来临时,不仅是中国/亚洲兴起的贡献,也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改变。

  一年中积累的行走笔记,在此献给莫犹教授,愿他在未来鞭策我们前进的路上安息。

  道路是崎岖的,未来是光明的,我们要坚守信念,步步为营,承继前辈开启的道路……

  *2015年12月22日初稿,2016年6月14日二稿于新竹宝山,2016年7月11日定稿于盱眙老家,感谢丁乃非、莫艾、唐晓林、刘雅芳、王晓明、贺照田的提点。


【注释】

①马来西亚经济学家、曾在联合国任助理秘书长掌管农业经济的九缪(Jomo K. S.),在2015年4月“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中提出这样的看法。 

②感谢陈奕麟提供信息:http://www.siliconafrica.com/france-colonial-tax/。马穆德•曼达尼提出“瓦解殖民世界”的命题,参见Kuan-Hsing Chen (ed.),Decolonizing the World: A Mahmood Mamdani Reader, Taipei: Fluer, 2016;陈光兴(编):《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读本》,台北:行人出版社2016年版。 

③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即是新左翼运动的延伸,参见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uondon:Routledge, 1996。 

④这个部分依据2016年4月27日夜间在台北陪同非洲友人琳•欧叟梅(Lyn Ossome)走访20世纪60年代外交部派驻非洲的丁懋时先生的对话。 

⑤2016年6月13日笔者与法国哲学家艾伦•波撒特(Alain Brossat)在新竹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公开论辩,发现法国的思维模式是将类似殖民税的问题划归为国家责任,与批判的知识界无关。追根究底,法国人的“个人主义”似乎不存在“父债子还”的道理。 

⑥参见Anaheed Al-Harden, Palestinians in Syria: Nakba Memories of Shattered Communitie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⑦Mohammed Bamyeh, “Forms of Presenc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Arab Region: Summary of the First Report,” Beirut: The Arab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ciences,2015。 

⑧Pankaj Mishra, From the Ruins of the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 London:Penguin, 2012. 

⑨Kuan-Hsing Chen, “Inter-Asia Journal Work,” Small Axe (Duke Up), No. 50, pp. 106-114(2016)。 

⑩Kuan-Hsing Chen and Ikegami Yoshihiko, “CODESRIA as a Pan-African Intellectual Community: An Interview with Prof. Sam Moyo,”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17, No. 1 (2016). 

11参与杭州论坛的莫犹教授是独立研究机构非洲农世研究所的主任、CODESRIA前任主席,是研究非洲土地问题的权威。从会前发给大家的阅读材料中可以看到,他近期的研究都是固定与一位巴西学者和一位印度学者共同完成的,例如Sam Moyo, Paris Yeros and Praveen Jha “Imperialism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otes on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 pp. 181-203 (2012)。 

12当然也会听到像是来自莫桑比克学者的抱怨,没法用葡萄牙语发言。 

13Sam Moyo, “Perspectives on South-South Relations: China’s Presence in Africa,”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17, No. 1 (2016); Phineas Bbaala, “Emerging Questions on the Shifting Sino-African Relations: ‘Win-Win’ or ‘Win-Lose’?” African Development, Vol. 40, No. 3, pp. 97-119 (2015); Tukumbi Lumumba-Kasongo,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BRICS) and Africa: New Projected Developmental Paradigms,”African Development, Vol. 40, No. 3, pp. 77-95(2015). 

14参见严海蓉、沙伯力:《中国在非洲:现实与话语》,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5先后担任台湾电视公司、TVBS新闻部经理的资深媒体友人李四端有意愿以独立制作方式加入工作行列,为未来亚非之间的互动搭建起媒体的桥梁。 

16武藤一羊先生2015年7月31日受亚际书院东京办公室邀请,在明治大学以“从万隆到德班:1950—1980年代个人参与的跨国人民运动经验”为题进行演讲。 

17参见http://www.jca.apc.org/ppsg/en/。 

18Muto Ichiyo(武藤一羊), “Alliance of Hope: Transborder Democracy”, in Kuan-Hsing Chen (ed.),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pp. 186-203, 1998。 

19参见陈光兴:《2015万隆地区参访笔记》,载《人间思想》(台北)2015年第11期;http://apcs.nctu.edu.tw/page1.aspx?no=280775&step=1&newsno=39693。 20Sam Moyo, Paris Yeros and Praveen Jha, “Imperialism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otes on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21Sam Moyo and Paris Yeros (eds.),Reclaiming the Land: The Resurgence of Rural Movements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Zed Books, 2005; Sam Moyo, African Land Questions, Agrarian Transitions and the State: Contradictions of Neo-liberal Land Reforms, Dakar: CODESRIA, 2008. 

22情势变化很快,邀我们参访的两位友人,亚际书院在印度尼西亚长期工作的伙伴农弋(Hilmar Farid)2015年年底成为文化部执行长,农运领袖、葛兰西派理论家拉其曼(Noe Rachman)进入总统办公室。 

23有关泛非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讨论,参见Thandika Mkandawire (ed.), African Intellectuals: Rethinking Politics, Language, Gender and Development, Dakar: CODESRIA Books, and London: Zed Books, 2005。 

24陈光兴:《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疯子/精神病篇》,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台北)第78期(2010年6月号);《陈映真的第三世界:50年代左翼份子的昨日今生》,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台北)第84期(2011年9月号);陈光兴、苏淑芬(主编):《陈映真思想与文学》上、下册,台北:唐山书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1年版。 

25陈光兴、孙歌、刘雅芳(主编):《重新思考中国革命——沟口雄三的思想方法》,台北:唐山/台社2010年版。 

26Kuan-Hsing Chen and Ikegami Yoshihiko “CODESRIA as a Pan-African Intellectual Community: An Interview with Prof. Sam Moyo.” 

27参见陈光兴:《导论:非洲当代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载《人间思想》2016年春季号;马穆德•曼达尼:《界而治之:作为政治身份的原住民》,田立年译,张志强校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陈光兴(编):《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读本》。 

28例如莆田地区有近3000座庙,且在逐年增长,盱眙有900多座庙,台南有10000座大大小小的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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