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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les damnés到“受苦人”:《国际歌》首句汉译的历史演变*

李放春

【内容提要】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国际歌》被译介到中国以后,这首经典革命歌曲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本文考察了《国际歌》首句中les damnés一词的汉译演变,并从文化史的角度揭示出它的翻译实际上是与中国革命叙事的主体性范畴——“受苦人”之间实现文化对接的过程。从les damnés到受苦人,体现了中国革命现代性实践中自外与自内两条文化线路的一次历史交汇。

Debout!les damnés de la terre

Debout! les for?ats de la faim 

——L'Internationale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国际歌》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国际歌》被翻译引荐进来,这首经典革命歌曲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它的译介本身也是革命文化史上一件颇引人回味的往事{1}。

  本文考察了《国际歌》首句中les damnés一词汉译的曲折演变,并尝试对其文化与政治内涵进行“知识社会学”式的挖掘与诠释。透过这样一个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我们或可管窥一段意味深长的历史。

  1887年11月6日,《国际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Eugène Pottier)在贫病交加中辞世。然而,这位革命诗人却在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伴着工人音乐家比尔·狄盖特(Pierre Digeyter)为《国际歌》谱写的乐曲,鲍狄埃这位被列宁誉为“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将他的革命理想传遍了全世界。{2}

  如果说《国际歌》是在世界上被最广泛传唱的歌曲,那么它的首句应算是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句。随着这首革命经典在全球的传播,诗人笔下所谓的les damnés也成为了全世界受压迫者的代名词。

  这个革命范畴本来有着它特殊的文化背景。法语词damné原本是一个基督教色彩浓重的神学术语,指受诅咒的灵魂。法语中有句俗语souffrir comme un damné,就是通过“受诅咒的灵魂”这一形象比喻来形容人们蒙受苦痛的深重。此外,damné一词的涵义也可引申为被社会抛弃的人或社会与政治体系中的“贱民”。《国际歌》中的les damnés指的就是尘世间的不幸者。{3}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刊出中共负责人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众所周知,瞿秋白是《国际歌》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这位才华横溢的革命文人,还首次为歌曲配译了乐谱。瞿译《国际歌》(不妨称之为“新青年本”)最为人称道之处是Internationale(俄文为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ом)一词的音译。在“新青年本”前出现的一些译本均采意译(如“第三国际党”),而瞿秋白则在副歌中采用“英德纳雄纳尔”(现为“英特纳雄耐尔”)的音译。这样一来,既保持了这首外来歌曲特有的神韵,又便利了汉语演唱,并且“令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4}。

  然而,les damnés一词的汉译所面临的问题则有所不同。它直接指涉的是“起来”这一声革命号召的对象,因此必须为中国革命的政治主体所认同与接受。换句话说,les damnés的汉译必须切合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境。因此,如何恰切地翻译这个洋范畴,关涉到它能否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5}。

  怎样翻译才既不脱离原意,又能引起(没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中国民众的精神共鸣?“受苦(的)人”成为les damnés的汉译对应词,或许正反映出这一文化翻译内在的政治要求。我们知道,“受苦人”是中国革命话语中受压迫者的表述范畴,在革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例如,著名歌剧《白毛女》中就有一句经典唱词——“永辈子的受苦人,今天要翻身”{6}。可以说,中国革命叙事中的历史主体就是“受苦人”{7}。

  由于瞿秋白在《国际歌》翻译上所作的开辟性工作,一般认为“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一句亦出自他的手笔。例如,维基百科有关《国际歌》的词条解释即反映了这一看法。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歌》“新青年本”的首节内容:

  起来,受污辱咒骂的!

  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

  满腔热血沸腾,

  拼死一战决矣。

  旧社会破坏得彻底,

  新社会创造得光华。

  莫道我们一钱不值,

  从今要普有天下。{8}

  原来,瞿秋白将проклятьем заклеймённый(les damnés的俄文对译)译为“受侮辱咒骂的”,而非“受苦的人”。因此,诸如瞿秋白高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慷慨就义之类的常见说法显然是讹谬之说。事实上,从les damnés 到“受苦的人”——这一文化“翻译”的实现,中间还要经历一番漫长的曲折。

  那么,“受苦的人”这个译法出自谁手?

  据诗人萧三回忆,他与陈乔年合作,几乎与瞿秋白同时翻译出了《国际歌》。当时,他们的译本首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上开始习唱。后来,随着这些学员归国派赴各地工作,萧陈版《国际歌》也就随之而传唱开来。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全国各地传唱的是这个译本。另外,萧三还提出了他们的译本与瞿译的不同之处。他认为,瞿秋白“完全是根据俄译再意译为汉文的”,而他与陈乔年“则主要是根据歌词的原文法文并参考俄译而意译为汉文的”。{9}对此,一些瞿秋白研究的专家则持不同看法{10}。

  我们且不去管这一争论。问题在于,“受苦的人”是否为萧三所译?

  中文维基百科公布了一份由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印发的《国际歌》传单,其上注明刊印时间为1926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因其在北伐的前夕印行,我们不妨名之为“北伐本”。这个译本的首节内容如下: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作一最后的战争!

  旧世界打他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

  我们要作天下的主人!

  根据萧三回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北伐本”就是萧三、陈乔年翻译的《国际歌》或者说主要在他们的翻译基础之上形成的版本{11}。

  萧、陈译本的首句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与瞿秋白译本中的“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一句类似。法语中 for?觭at直译为“囚犯”的意思,也可引申为“奴隶”,形容生活的苦难。例如,法语中有一句俗语travailler comme un for?觭at,意即“像奴隶般地劳作”。由此看来,萧、陈在翻译的时候可能将起首两句的前后顺序做了颠倒:les for?觭at de la faim一句的汉语对译是“饥寒交迫的奴隶”,而les damnés de la terre一句对应的才是“全世界的罪人”{12}。也就是说,萧、陈将les damnés(而非les for?觭ats)译成了“罪人”{13}。

  乍看起来,“罪人”这一译法固然显得比较简练,但从词义的准确性来看,它并不比“新青年本”中“受污辱咒骂的”更贴近法文原意。我们无法确知萧三采用“罪人”来翻译les damnés的初衷。在汉语中,“罪人”是一个具有佛教底蕴的生活范畴{14}。晚近以来,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生根,“罪人”也成为汉语基督教的重要语汇。或许,萧三在翻译时考虑到了“罪人”一词的基督教色彩?{15}

  对于本文而言重要的是,我们根据北伐本确知,当时萧三采用的汉语范畴是“罪人”,而非“受苦的人”。同时,不难看出,“全世界的罪人”也奠定了“全世界受苦的人”一句的修辞基础。

  1939年,适逢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之际,正在延安的萧三又在吕骥、冼星海的帮助下对《国际歌》译词进行了修改。据萧三回忆,这个修订本(不妨称之为“延安本”)一直沿用到建国以后很久{16}。不过,由于歌词的第一节已唱出很久,故萧三未做较大修改。“延安本”的首节内容如下: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

  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17}

  在这节新译词中,萧三仅将“天下”改为“新社会”,而起首两句则未作任何更动。

  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变成:是谁把“罪人”改译为“受苦的人”?

  萧三之后,最为重要的《国际歌》汉译者当推诗人兼翻译家沈宝基。

  1934年,沈宝基获得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此后,经年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1956年,他翻译了让·瓦尔鲁(Jean Varloo)为纪念巴黎公社八十周年而编注的《巴黎公社的诗人》(Les Poètes de la Commune)一书{18}。其中,收录了诗人鲍狄埃的《国际歌》。我们不妨将沈先生新译的《国际歌》名之为“公社本”。

  “公社本”是《国际歌》全文六节的第一个汉语全译本{19}。而且,沈宝基精通法语,他的译本也被广泛视为权威版本。那么,“受苦的人”是否出自他手?

  最近,一篇纪念沈宝基诞辰百年的短文中提到:诗人施蛰存曾透露,沈宝基将萧三所译的“罪人”改译为“受苦的人”,这样更贴近原意。施先生还说,沈宝基的这一改动得到了周总理的首肯{20}。

  绕是如此,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公社本”的首节内容:

  起来!全世界受罪的人!

  起来!饥饿的囚徒!

  真理象火山那样怒吼,

  喷发出最后的烈火。

  旧世界我们要彻底摧毁,

  奴隶们起来呀起来!

  世界要根本改变,

  无地位的人要做主人!{21}

  根据这节歌词,沈宝基将萧陈译本起首两句的顺序重又颠倒了回来,并且确实修改了“罪人”的译法。不过,他将les damnés改译为“受罪的人”,而非“受苦的人”。

  “受罪”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一个词汇。这个源自佛教地狱观的范畴,常被用来描述生活的磨难与不幸{22}。应该说,“受罪的人”这一汉译比“罪人”显得更为通俗,也较少歧义。它比较恰切地传达了法文原意,同时又非常切近中国大众的生活语境。实际上,这一新译亦得到萧三的认可与采纳。他在1962年10月写的“公社的歌声响遍全世界”一文可资为证。在这篇为纪念鲍狄埃诞辰125周年而写的漫谈中,萧三顺带公布了他新修订的《国际歌》第一节。内容如下: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世界受罪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做最坚决的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休看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23}

  在这节新译歌词中,萧三将“罪人”改成了“受罪的人”{24}。

  然而,在萧三推出他的新译之前,中国音乐家协会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联合公布了一个由“有关专家”修订的《国际歌》版本。这个修订本最初发布在《人民日报》1962年4月28日六版,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电台几次进行广播教唱。同年,《人民音乐》杂志12月号再次刊发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修订本,故名之为“人民音乐本”。这个新修订本的首节内容如下: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正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国际歌》的版本。“受苦的人”一词在这个版本中才首次亮相。

  12月1日,鲍狄埃逝世七十五周年暨狄盖特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诗人张光年(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在大会上所做报告中讲到:《国际歌》是一团烈火,“照亮了劳动者前进的道路,温暖了全世界受苦人的心”{25}。可见,“受苦人”成为了劳动者的代名词。

  当时,萧三也参加了纪念大会。然而,参与《国际歌》修订工作的“有关专家”中,并不包括萧三。纪念大会前后,萧三写了“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一文表示响应“人民音乐本”的推出。在这篇文章中,萧三悄然将“受罪的人”改为“受苦的人”{26}。萧三的两篇文章前后相隔不过月余,显然,这一改动并不是他的初衷。

  看来,“受苦(的)人”应是出自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有关专家”。但是,目前我们尚无从得知其具体人员组成。例如,我们不清楚“有关专家”里是否包括了沈宝基,以及(如果包括在内的话)他可能发挥了什么作用。不过,即使沈宝基包括在内,似乎也找不出理由来为什么他要提议将“罪人”改为“受苦的人”,而不是他自己曾采用的“受罪的人”。

  这条线索到此就中断了。

  幸运的是,一位曾亲历这次《国际歌》修订工作的当事人回忆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又为我们的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此人就是经济学家于光远。

  据于光远透露,他曾与闻过《国际歌》汉译的修订事宜。根据记忆,老先生将这次修订工作的起始时间大致锁定为1958年。他提到,当时讨论的时候,

  《国际歌》歌词第一段的第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没有人提出问题。第二句“起来!全世界的罪人!”,不少人认为不妥,说有各种各样的罪人,不能一般地号召罪人起来革命。{27}

  其时,沈宝基先生已经公布了他翻译的《国际歌》。因此,出现以上的议论完全在情理之中。不过,于光远先生对此则不以为然。他觉得“把‘全世界的罪人’改成‘全世界受苦的人’从文学方面来看是太笨拙了点,同时又只表达出生活困苦的一面,未表达出受压迫的一面,只有经济没有政治,也有缺点。”此处提及一下,于老先生回忆这段往事的初衷是与故人胡乔木打笔墨官司。他相信,胡乔木(时为毛泽东秘书)是这一改动的主要决策人{28}。

  于先生提到:法文歌词直译起来应是“起来,世上堕入了地狱的人(les damnés);起来,饥饿的苦役犯(les forcats)”。他认为,“罪人”和“受苦的人”两者译得都不好。“罪人”没有把“苦役犯”的意思表达出来,而“受苦的人”也没有“苦役犯”好。看来,老先生以为“受苦的人”是les forcats一词的汉译。这恐怕还是受了萧三译本(起首两句前后顺序颠倒)的误导。不过,就胡乔木的改动,当时于光远虽有不同看法,但又认为“这个争论不带什么原则性”。他忿忿不平的主要是胡乔木把“一钱不值”改成了“一无所有”,认为这一改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29}。

  我们且不去管这一争论。对于本文的问题而言,于光远先生的回忆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内幕性质的线索:胡乔木是将“罪人”改为“受苦的人”的操刀者。

  至此,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似已得到解决{30}。在发现更多史料之前,姑且让我们接受于光远的说法,即这一改动系出自胡乔木的意思。然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胡乔木为什么要坚持采用“受苦的人”,而不是沈宝基等法语专家已采用过的“受罪的人”或其它译法?对此,于先生在回忆中没有交代。

  我们知道,“受罪”与“受苦”这两个词都是中国民众常用的生活语汇,而且有着同样的文化渊源。因此,“罪”与“苦”(以及“受罪”与“受苦”)也常常被放到一起使用{31}。仅就文字翻译的准确性而言,“受苦的人”并不比“受罪的人”更贴近法文原意;而从文化翻译的情境感来看,“受罪的人”这一译法的通俗性也决不比“受苦的人”要差。

  然而,为什么最终却是“受苦的人”成为“钦定”译法?

  新近出版的一部纪实小说中写了一则有关朝鲜战场上毛岸英的轶事,恰好涉及《国际歌》中“罪人”的翻译改动。或许,这个故事能对我们有所启示,故摘录如下:

  有一次,警卫班要吸收新党员,准备在开支部大会时唱《国际歌》。毛岸英找来中文歌词,唱了几遍后发现不对劲,就一边唱一边琢磨。

  彭德怀看见毛岸英手里捧着一本书,嘴里哼着歌曲,不解地问:“岸英,你究竟是在看书还是在唱歌?”

  “彭总,我是在研究《国际歌》,有些歌词中文翻译得不准确。”

  “你小子,可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改《国际歌》!”彭德怀笑着说。

  “我觉得‘起来,全世界的罪人’,‘罪人’译得不得劲儿,也不准确。还有那‘我们一钱不值’,这不是把自己说扁了吗?”毛岸英说,“我觉得把‘罪人’改成‘苦人’好。”

  “改成‘受苦人’更顺口。”彭德怀思索着说。

  “‘我们一钱不值’,这句翻译过来,‘是我们一点财产也没有’,唱不上来呢!”

  “‘没有财产’太啰嗦,不如改成‘一无所有’。”

  “对对对,改成‘一无所有’好!”毛岸英满意地重唱一遍: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32}

  根据这段轶事,从“罪人”到“受苦人”的翻译改动竟是出自毛岸英的意愿,而经彭德怀提了出来。

  当然,不难看出,这段轶事有诸多杜撰成分。作者武立金把1962年才推出的“人民音乐本”挪到了毛岸英口中,将胡乔木与于光远关于“一钱不值”的争论改编为毛岸英与彭德怀的讨论。但是,如果毛、彭二人关于“罪人”的讨论有事实依据的话,我们则可进一步推断:胡乔木坚持的改动可能反映的是毛岸英的遗愿。

  权且搁下这一推测性的看法。也许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则轶事中,“受苦人”的译法是由彭德怀(而非毛岸英)提出来的。这就又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

  精通俄文的毛岸英感觉“罪人”译得不准完全在情理之中,而不通外文的彭德怀如何能提出les damnés的准确译法——“受苦(的)人”呢?

  彭德怀提出“受苦人”这一汉语对译来,当然不可能是由于他对法文或俄文有所精研。我们有充分理由再做一个推测:“受苦人”是这位湖南军人在陕北的革命岁月中从劳动人民那里习得的一个“土”说法。

  实际上,“受苦人”至今仍是陕北庄稼汉日用的自我指称范畴。当地人把下地劳动叫做“受苦”,而“务庄稼”的庄户人就是“受苦人”。我们知道,“受苦”是一个有着深厚佛教渊源的范畴{33}。而在陕北高原上,佛家文化一直有着广泛的影响。“受苦人”这一自我观念,或许正反映出以“众生受苦”为法的佛家觉悟对黄土地上的生存感受的深刻塑造。当然,笔者认为陕北的“受苦人”范畴不唯是佛家文化的体现,而且也融入了黄土地上根深蒂固的道家式“贵生”精神,从而得以转出“受苦”的积极意涵。不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已远远超出了本文的研究任务。

  “受苦人”的内涵与黄土地上的艰辛劳作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个乡土范畴,曾在陕北长期生活与战斗过的彭德怀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作家笔下的轶事虽不具有历史可靠性,倒也有相当的情境合理性。

  不过,在革命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本土扎根的过程中,一个(有着佛教渊源的)土说法与一个(有着基督教背景的)洋概念之间实现文化对接,恐怕不是由于哪个人灵机一动、脱口而出这么简单。实际上,在成为les damnés的汉语对应词之前,“受苦人”这一乡土性的集体自我范畴已经被逐步地挪用、改造成为中国革命叙事的主体性概念了。尤其是在革命文艺中,“受苦人”是频繁出现的语汇。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了前文曾提到的歌剧《白毛女》外,熟悉红色文艺的读者还会联想到民歌《翻身道情》、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小说《受苦人》、电影《苦菜花》、样板戏《杜鹃山》等等。对于“受苦人”这一地方性范畴的普适化(去乡村化、去地方化、去性别化等)过程,笔者将另行撰文考察,在此不再赘述。简言之,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革命文艺的宣传与普及,“受苦人”已经成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本土性革命话语范畴。

  1999年,诗人绿原(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重新翻译过法文版《国际歌》。对于他的翻译,老先生特别加以说明,他使用的都是“公约数式的汉语”。

  绿原译词的首节内容如下:

  起来!全世界的受苦人!

  起来!饥饿的囚犯们!

  这是最后的爆发,

  理性已从火山口发出轰鸣。

  把腐朽的一切扫除干净,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世界将从根本改变:

  我们一文不值,

  但要成为全才!{34}

  根据这段译词,绿原将les damnés译为“受苦人”——在这位湖北文人的词库中,“受苦人”具有了“公约数”性质,足见已多么地深入人心。

  写到这里,我们尚未能最终确定“受苦(的)人”到底出自谁手,而只是考察了几种可能性(包括彭德怀、沈宝基、胡乔木以及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有关专家”)。然而,或许我们已有理由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受苦人”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某种“社会需求”。这种“需求”是在中国革命的话语—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并构成les damnés一词汉译的内在政治要求。

  不妨再来回顾一下诗人施蛰存的“爆料”。据老先生透露,周恩来曾将“受苦(的)人”这一翻译改动誉为“重大贡献”。如果确有此事(不论是否针对沈宝基)的话,当然不会仅仅是由于这一汉语对应词比“受污辱咒骂的”、“罪人”等等更为准确地表达了les damnés的法文原意。实际上,“受苦人”恰恰没有拘泥于法文原意,而是一个食洋而化、落地生根的“翻译”。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对接”。因为“受苦人”这一带着浓浓土气的表述本身凝聚了中国革命的话语—历史性,而不仅仅是一个被抽掉了时间维度的汉语词汇。可以说,“受苦(的)人”这一范畴上所刻烙着的革命印记,才是它最终被采纳的深层原因。

  因此,从les damnés到“受苦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字翻译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对接的历史过程。它所展示的实际上是中国革命现代性实践中两条文化运动线路——即自外援入与自内发掘——的一次历史交汇。

  *赵丙祥、方静思在与笔者的讨论中提出启发良多的问题,他们的一些具体建议也使本文增色不少,故在此专致谢忱。文中不当之处,则悉由笔者负责。


【注释】

{1}关于《国际歌》的翻译引荐情况以及各种汉译版本的考证,参见培熙:“国际歌的故事”,《人民日报》1959年4月23日;高陶:“《国际歌》是怎样翻译过来的”,《翻译通讯》1983年第3期,第37-40页;李科文:“瞿秋白与《国际歌》”,《中国青年报》1992年4月12日;秦杰、沈路涛:“响彻寰球的永恒旋律:《国际歌》及其中文译者”,《解放日报》2001年7月4日;秦弓:“《国际歌》的中文翻译”,《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12-115页;北塔:“《国际歌》:到底谁是第一个汉译者?”,《中华读书报》(网络版)2006年2月27日;等等。尤其是高陶一文中首次公布了列悲、张逃狱、耿济之与郑振铎(合作)、瞿秋白等先后翻译的诸版本全文,弥足珍贵。 {2}参见列宁:《欧仁·鲍狄埃》(原载1913年1月3日《真理报》第2号),《人民音乐》1962年12月号,第5页。 {3}以上依据The Oxford-Hachette French Dictionary/Le grand dictionnaire Hachette-Oxford (Paris: Hachette Liv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和Le Robert & Collins super senior: grand dictionnaire fran?觭ais-anglais/anglais-fran?觭ais (Paris: Dictionnaires Le Robert; Glasgow: HarperCollins,2000)中的有关词条解释,以及Wikipedia(维基百科)所提供法语版《国际歌》的英文翻译。顺便说明一下,笔者不通法文、俄文,故本文中的相关讨论多依赖辞书(如多语种互译辞典Collins Online Dictionaries等),恕不逐一注明。 {4}在某种意义上,瞿秋白的这一改动与鸠摩罗什大师将梵语anuttara sammyak sambodhi的旧译“无上正真道”改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既保留了佛经唱诵时的梵韵,又避免了由于草率借用汉语范畴而扭曲经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5}如果将《国际歌》视为一部革命经典,则这一汉译问题与佛经汉译过程中一些重要范畴的汉译问题多少有些类似。例如,sūnyatā(大乘般若智慧的核心理念)一词的汉译就是在经历了一番曲折后才由罗什一锤定音,意译为“空”(亦译“空性”),为后世留下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的千古名句。 {6}参见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集体创作:《白毛女》(1950年修改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4页。 {7}我们不妨将《国际歌》首句的汉译与英译(Arise,ye workers,from your slumber)进行比较。当时,那位英国译者将les damnés意译为workers(劳动者或工人),恐怕也是为了唤起英国情境下的革命主体——工人阶级的精神共鸣吧? {8}转引自高陶:“《国际歌》是怎样翻译过来的”,《翻译通讯》,第38页。 {9}参萧三:“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纪念《国际歌》的作者鲍狄埃和狄盖特”(1962年11-12月),载《萧三文集》,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327-28页。 {10}例如,周永祥(瞿秋白年谱的编纂者)认为瞿秋白当年是根据俄、英、法等文本译出了《国际歌》新词(参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30页)。实际上,只要拿瞿译《国际歌》的起首两句与法文、俄文版的起首两句分别对照一下,即可推断出瞿秋白在翻译时参照过法文本。在俄文本起首两句中,“起来”这一呼语仅出现一次。而在瞿秋白的译本中,“起来”则出现两次,前后对仗,与法文本的结构相同。 {11}据萧三,他们的译词最初登载在1924年广州出版的《工人读本》以及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发行的刊物《工人之路》上(参陈冰夷、王政明编《萧三诗文集》(译文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第32页)。此后,中国广泛流传的就是他们的译本。不过,笔者疑心,北伐时期及此后流行的《国际歌》并非单纯的萧陈译本,而是萧陈本与瞿译本“合流”的版本。例如,诗人蒋光慈192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短裤党》是以《国际歌》结尾的,其所录歌词首句与萧陈译文相同,而“旧世界破坏一个彻底,新世界创造得光明”一句则与瞿译本更为近似(参《蒋光慈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303-04页)。而且,笔者认为萧陈本在瞿译本之后,并可能参照了瞿译本。仅以首节中“满腔的热血”一句为例:“热血”一词在法语版《国际歌》中原为“理性”(raison)(绿原先生注意到了这个重要问题)。笔者查对了俄语版《国际歌》,亦译为“理性”(разум)。此外,瞿译本之前的汉译版本中,除张逃狱译为“公理”外,其余均译为“理性”(参见高陶文中公布的有关版本)。“热血”是在瞿译本中首次出现的,可以说是瞿秋白在翻译中所做的一个重要改动。这一改动是否妥当,另当别论。问题在于,瞿译本之后才流传开来的萧陈译本中也将“理性”译为“热血”,这很难说成是偶然巧合。 {12}仅就这一点而言,萧、陈的翻译就不能说比瞿秋白的翻译更忠实于法文原版。令人费解的是,萧三从未对这一顺序颠倒的原因作过任何解释。不过,这样的顺序安排似乎也非离经叛道之举。例如,美国左翼出版商Charles Hope Kerr于1900年翻译的《国际歌》英文版起首两句(Arise,ye prisoners of starvation! Arise,ye wretched of the earth!)就与萧三版《国际歌》的起首两句顺序相同(参Little Red Songbook,31st edition,Chicago: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1964,p18)。 {13}当然,考虑到“罪人”亦有“罪犯”这一层司法涵义,我们也不完全排除萧、陈当时望文生义而将les for?觭ats译为“罪人”这一可能性。 {14}在中国文化中,“罪”的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最初传入至少可以上溯至东汉末期(参Wolfram Eberhard,Guilt and Sin i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17)。随着佛教的大众化,“罪人”也逐渐成为一个生活化了的范畴。在民间影响广泛的“佛门孝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疑伪经)中,“罪人”是与“地狱罪报”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范畴。例如,经中云:“或有地狱,取罪人舌,使牛耕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参见《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1964],以下简称《大正藏》,第13册第412经,第782页)在歌剧《白毛女》的早期版本中,佃农女喜儿被黄世仁奸污后生下了孩子,觉得无颜再见乡亲,曾为此而自责为“罪人”(参见《白毛女》[六幕歌剧本],香港海洋书屋1948年,第107页)。 {15}然而,作为宗教范畴的“罪人”,或许充当法文词汇pécheur/pécheresse(sinner)的对译词更为恰当一些。 {16}萧三:“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载《萧三文集》,第328页。 {17}参见萧三:“《国际歌》歌词修改说明”(1939年1月15日),载《萧三文集》,第317页。 {18}沈宝基将中译本更名为《巴黎公社诗选》(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这个全译本后来亦收入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沈译《国际歌》的一个显著的改动就是Internationale的音译:他将“英特纳雄纳尔”(贴近俄语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ом的发音)改为“因呆尔那西奥那尔”,使之更贴近法语发音。 {20}何振华:“百年沈宝基”,载《新民晚报》2007年11月13日。 {21}转引自《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第113页。 {22}例如,安息高僧安世高翻译的《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中描述了地狱中“受罪众生”的诸种苦痛(参见《大正藏》第17册第724经,第450-452页)。歌剧《白毛女》中,被黄世仁霸占的喜儿曾有“受罪的日子好难过啊,压折的树枝石头底下活”的唱段(参《白毛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页)。 {23}参见《萧三文集》,第322-23页。 {24}另外,萧三还将副歌中的“英特纳雄纳尔”改为“共产主义世界”(参《萧三文集》,第323页)。这一改动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 {25}张光年:“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在《国际歌》作词者鲍狄埃逝世七十五周年、作曲家狄盖特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音乐》1962年12月号,第10页。 {26}参见《萧三文集》,第330页。然而,后来萧三则表达过对《国际歌》“人民音乐本”中所作修订的强烈不满。1979年,他在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提纲中写道:“修改也不和我商量。其实基本上和原来没有大的不同。”“究竟哪里不‘确切’?!85—90%是原来的。”“‘一无所有’是我自己改的。……英特纳雄耐尔,改一个‘耐’字,实不可‘耐’!”(转引自《萧三诗文集》,第33页)可惜,从诗文集编者公布的这些文字片断中,我们没能找到萧三对“受苦的人”这一改动的任何评论。 {27}参见于光远:“二十多年前关于修订《国际歌》译文的一场争论”,载《随笔》(杜渐坤主编)2000年第4期,第50页。 {28}为此,于光远不无挖苦地评论道:“我知道胡乔木在清华学的是外国文学,本人也喜欢诗。我本以为他能够改出一两句好的歌词出来,那次修订我觉得他的本事也不过尔尔,多少有些失望。”(参于光远:“二十多年前关于修订《国际歌》译文的一场争论”,《随笔》,第51页)事实上,胡乔木在清华上的是历史系。后来,于先生专门纠正了这一失误(参于光远:“《国际歌》中译文改动真相——我和胡乔木的一场争论”,载《学术界》2001年总第86期,第114页)。 {29}于光远:“二十多年前关于修订《国际歌》译文的一场争论”,《随笔》,第51-54页。于先生可能并不知道,“一无所有”的译法其实是萧三提出来的(参见《萧三诗文集》,第33页)。 {30}当然,笔者认为这一内幕的可靠性尚值得推敲。于先生回忆的是1958年左右的争论,而“人民音乐本”直至1962年才正式公布。期间,胡乔木的政治生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1961年8月,他以病休方式离开了中国政坛(参见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0-52页)。 {31}例如,《地藏菩萨本愿经》中,佛说:“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参见《大正藏》第13册第412经,第780页)《白毛女》中,逃入深山的喜儿亦有“山洞里苦熬三年整,我受苦受罪白了头”的唱词(《白毛女》[1962年修改本],载《贺敬之文集·歌剧歌词卷》,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32}武立金:《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180-81页。 {33}除了“苦”(梵文duhkha)这一核心范畴外,佛教典籍中对“受”(梵文vedanā)及“受苦”等范畴的内涵亦有专门阐说。例如,《大乘五蕴论》中解说“受蕴”(参见《大正藏》第31册第1612经,第848页),曰:“受蕴。谓三领纳。一苦二乐三不苦不乐。乐谓灭时有和合欲。苦谓生时有乖离欲。不苦不乐谓无二欲。”《成唯识论》卷五中解说“三受”(参见《大正藏》第31册第1585经,第27页),曰:“领顺境相。适悦身心。说名乐受。领违境相。逼迫身心。说名苦受。领中容境相。于身于心。非逼非悦名不苦乐受。”《菩萨地持经》卷八提到:“从地狱乃至一切苦受相续。是名受苦。” (参见《大正藏》第30册第1581经,第937-38页)这是相对狭义的“受苦”。在更为广义上而言的“受苦”,则是佛家所谓“一受”(“一切诸受悉皆是苦”)或“一种苦”(“一切众生皆堕集苦”)。例如,佛教早期经典《杂阿含经》卷十七中就记载了尊者阿难等比丘罗汉问受的故事。佛在不同场合既讲过“三受”,也讲过“一受”、“二受”乃至“无量受”。所谓“一受”,佛说:“以一切行无常故。一切行变易法故。”(参见《大正藏》第2册第99经,第121页)另外,需要说明一下,“受苦”也是汉语基督教的重要语汇。例如,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翻译修订的汉语经书《天主教要》中曾描述四重地狱,其中已见“置之此狱受苦”的说法(参见梵蒂冈图书馆《天主教要》藏本,转引自张西平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不过,这显然是耶稣会士借用具有佛教底色的汉语范畴来表达其教义的结果。这种有意无意之间的“文化适应”更早则可上溯到景教(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借佛附佛”的传教模式,如其文献《序听迷诗所经》就是一个范例(参见龚天民著《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0年]的有关讨论)。十六世纪晚期,罗明坚、利玛窦等首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最初也是以(西天竺国)“僧人”面目登陆。他们在肇庆建立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名为“僊花寺”。后来,在瞿太素的点拨下,利玛窦改采“合儒”的策略,易儒服,称“道人”。同时,对佛家的态度则转为“辟佛”(参见罗光:《利玛窦传》,载《罗光全书》第28册,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33-38、65-67、179-93页;及前引张西平著,第186-95页)。为与释门划清界限,利子在其所著《天主实义》中阐述地狱罪报思想时刻意地尽量避免使用“受苦”,而采“受不息之殃”(上卷,第27页)、“受重祸灾”(下卷,第30页)、“受地狱常永之殃”(下卷,第32页)之类的表述(参见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重刻本,收录于【明】李之藻等编《天学初函》第一册,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版)。然而,这一权宜性的努力看来并不成功。同治元年(1862年)刊行的基督教通俗刻本《古今圣经问答》就是一个例子。书中关于“原罪”的解说提到,罪“生永死,就是下地狱,永受苦” (参见《古新圣经问答》,涂宗涛点校,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5页)。今日,“受苦”已是汉语基督教的核心语汇之一。《圣经》中所谓“受苦”,最初的希伯来文(《旧约》)为yasar、ana、sarar等,希腊文(《新约》)为anecho及pascho,法文则为souffrir(及souffrance)。《旧约》、《新约》中有关“受苦”的论述,请参阅唐崇平著《基督教信仰实义》(台北:真道之声出版社,1992年)中的“受苦”词条。 {34}参见绿原:“《国际歌》的几种文本的比较”,载《随笔》(杜渐坤主编),2000年第1期,第139页。

责任编辑: 曾德雄